大外交 第99节
罗斯福之所以如此没精打采道出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因为他认定他在德黑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四大警察的共识。他企图争取斯大林信任的手法之一，即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他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说：“温斯顿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
大搞清洗运动、不久前还与希特勒握手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了温和的人物。然而，罗斯福强调斯大林亲善的一面，并非是他个人偏好，而是充分显露他对人性善良面的信仰，超过了地缘政治分析。他把斯大林视为叔叔伯伯式的朋友，而不是极权主义的独裁者。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工具“共产国际”。此时，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苏联的最高优先目标，它也已经没有充分实力去推动它。但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委员，德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却赞扬斯大林此一举动是转向西方价值的基础，“俄国人多年来都在改革其经济，也趋向放弃共产主义，整个西方世界将乐见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堡垒《幸福》杂志亦以同样的口吻赞扬有加。
因此，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美国人民对罗斯福总统借评介斯大林赞扬会议成就，也就不会惊讶了。他说：
“我可以说和斯大林元帅相处甚好，他是一个兼具坚定决心、爱好幽默的人，我相信他是俄国心灵纯真的代表人；我也相信我们将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甚欢。”
1944年6月，盟军终于登陆诺曼底并向东推进，德国战败命运已定。情势反转有利之时，斯大林也逐渐抬高价码。1941年，他要求盟国接受1941年苏联国境线，也暗示不妨修正它。1942年，他开始对波兰流亡政府的组成有了抱怨。1943年，他干脆成立一个所谓自由卢布林委员会来与波兰流亡政府打对台。到了1944年底，他已承认共产党人掌控的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取缔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1941年，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划定国界；到了1945年，它已变成要使政治上掌控超过苏联边界以外的地区。
丘吉尔明白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情势。但是，英国已经变得太依赖美国来支持其政策主张。英国也不够强大足以独力反对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野心作为。1944年1月，丘吉尔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直接和斯大林磋商东欧的未来。丘吉尔到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90 010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90%的罗马尼亚和70010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刻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减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
英国的努力作为有几分哀婉凄美。过去从来没有以百分比来界定势力范围的事例，试问要以何种标准衡量遵行程度？又有何方法去执行它？势力大小唯有以军力谁强、谁先到达为准。因此，管它协议不协议，希腊落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他的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为例外）不论百分比怎么定，统统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家。即使南斯拉夫的自由行动，也不是出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协议，而是因为它只被苏联占领了很短一段时间，并且是靠自己打游击战争才自德国军事占领下获得解放。
到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丘吉尔、斯大林的协议已荡然无存。苏联军队已经占领所有争议之地区，使得边境问题大体上均悬而未决。甚至，它亦与所有被占领国家的内部安排大大交缠在一起。
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已经非常差，却必须长途跋涉，由马耳他飞到克里米亚半岛冰天雪地的沙基机场，再登车在覆雪、泥泞的路上颠簸5个小时到达90英里以外的雅尔塔，他的居室是莉娃迪亚王官的三室套房。（19世纪莉娃是沙皇喜爱的冬季王宫，187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此策划进袭巴尔干的计划；191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俯瞰黑海的悬崖上造了一座白色花岗岩王宫，正是三巨头开会的场所）。
会议场景虽换，与会者的战术却是一贯。丘吉尔急切要讨论战后的政治安排，但是罗、斯两人另有打算，否决了他。罗斯福则追求就联合国的表决程序取得协议，强行要商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非常乐意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时间花在讨论它们，就不会掉转来讨论东欧问题了。而且，他也渴望参加对日本作战（他并非如若干美国人研究指称的，勉强、不愿对日作战），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参与胜利国分享战利品。
丘吉尔最关切的是欧洲权力均衡问题。他希望把法国恢复到大国地位，反对瓜分德国，降低苏联狮子大开口索取赔偿的要求。在这三个议题上，丘吉尔都获致成果；可是，这三个议题与东欧问题之解决相比，重要性相形见绌；而东欧问题由于红军的行动几乎无法收拾了。罗斯福向斯大林诉说，苏联应该做点退步，以免他在美国受到政敌攻击，也就是利沃夫市应保留给波兰，以免美国的波兰裔百姓反弹。斯大林却准备好辩词，他原来乐于从命，可是也不能不顾忌国内的乌克兰人会兴风作浪。
最后，丘吉尔和罗斯福接受苏联的1941年国境线。丘吉尔接受这个要求，真是情何以堪！英国当年参战就是为了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他们并同意，波兰的西侧边境向奥得河与尼斯河移动，但由于尼斯河有两条，实际国境线也就没有解决。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接受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但是附加一条但书，它必须接纳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若干民主人士加入。
斯大林的让步是签署发表“解放欧洲共同声明”，保证在东欧举办自由选举及建立民主政府，斯大林显然认为他所答应的是“苏联版图的自由选举”，尤其是红军将可望立刻占领这些国家，届时摆摆样子即可，殊不知，他完全低估了美国人传统上对法律文件的认真、尊重。日后，美国决定组织起来反抗苏联扩张主义，其理由就是斯大林背信——自雅尔塔以来，事例众多。美国领袖和百姓都明白它。
斯大林对罗斯福吁请参加对日本作战的反应，显示出他对待结盟游戏的规则与罗斯福可谓大相径庭。在一次避开丘吉尔的讨论中（英国还是日本侵略的最早受害人之一），听不见盟国团结为重的声音，也昕不见避免政治议题以建立对四大警察构想有利的先决条件的主张。斯大林一点也不避讳地坚持特殊利益，且应以策略性目标酬谢他。他要求的这些代价都是自沙皇时代寡廉鲜耻的贪婪要求的复活。
斯大林主张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交给苏联，还算勉强可以跟苏联的安全和俄罗斯的历史扯上关系。但是，他要求大连和旅顺开放为自由港，苏联有权统管中国的满洲铁路，却是抄自本世纪之初沙皇帝国主义的教科书。在雅尔塔会议里竟以秘密协议方式，同意他的这些要求，等于是让莫斯科恢复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中国东北主宰者的地位。中共于1949年在北京建政后，苏联又失去此一地位。
雅尔塔会议后，大家皆大欢喜。罗斯福向国会报告时，强调就成立联合国的种种事宜达成协议，但绝口不提对欧洲或亚洲政治前途的决定。一个世代以来的第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自欧洲归国，宣告历史的终结。罗斯福说：
“雅尔塔会议应该宣示，过去数世纪以来尝试，却又终归失败的单边行动、排他性结盟、势力范围、权力均衡等制度，及其他种种权宜之计的终结。我们建议以全球组织来代替上述种种办法，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最后都有机会加入它。我深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接受这个会议的结果，作为永久和平的架构之开端。”
换言之，罗斯福把中国北方划给斯大林作为势力范围，来鼓励他参加一个将使得势力范围不具意义的世界新秩序。
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只闻庆祝战时团结一致的声音，日后将使之瓦解的种种裂隙，却无人注意到。当时希望依然很大，“乔大叔”也被看做是一位不复杂的伙伴，霍普金斯回顾起雅尔塔，还表示关切斯大林这个温和派会受到克里姆林官强硬分子的压力。他说：
“俄国人表现出他们的理想与远见，总统及他们心目中都没有疑虑，认为我们和他们和平相处至我们所能想象的久远，但是在此我也必须做个修正，我想我们脑海里都有保留：如果斯大林不测，我们不敢预言结果应是如何，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是我们永远不敢确信在克里姆林宫他背后的人是何种人？何种事？”
美国人此后种种推论中都抛不掉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克里姆林宫的现代老板本质是个爱好和平的温和派，需要施以援手克服他那些顽固的同僚。不论在克里姆林宫当家做主的是哪位苏联领袖，美国人一直延续着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还存在，首先是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接着又在叶利钦身上，都幻现出“温和派”身影。
美国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极重视领袖间的私交友谊，以及国家间的和谐关系。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他的第四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爱默生的话“要交朋友，先得做个好朋友”来描述他的做法。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有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跟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徒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
然而，斯大林是个纵横捭阖现实政治的大家，不是基督徒绅士。苏军节节胜利，他悄悄向当时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的吉拉斯透露：
“这场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不仅是占领了一片土地，亦将其社会制度加诸其上。每人都在其军力可及之处，建立其制度，绝对没有例外。”
斯大林的游戏规则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明确。1945年4月，丘吉尔力促当时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抢在苏军之前，先攻占柏林。美军参谋群不肯接受他这个要求，并利用它教训英国盟友，军事规划不能断断续续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他们解释说：“抢在俄国人前占领柏林，可能获致的心理和政治利益，不应该压过必要的军事考虑，以吾人之见，此处之军事考虑就是瓦解德国的武装部队。”
由于事实上已经没有德军主力让盟国摧毁，不接受丘吉尔吁请，分明就是美国参谋首长的原则问题。不错，这些军事参谋对其观点非常坚持，艾森豪威尔将军遂直接在1945年3月28日致函斯大林，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部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
身为将领却径自向一国元首致函，已经够令人讶异，更何况谈的主题又具政治重要性，斯大林也不是会把平白送上门的免费政治礼物退回去的人。4月1日，他回书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其评估；他也认为柏林的战略利益不是那么大，只会派少量苏联部队去进击。他也同意在德累斯顿附近易北河畔会师。既然艾森豪威尔送给他这份大礼，他也回报桃李，起码坦诚告诉艾氏他的政治优先顺序如何。然而，与他向艾森豪威尔的信誓旦旦截然相反，斯大林马上下令苏军地面主力攻势对准柏林。他诳骗艾森豪威尔，苏军攻击要在5月下半个月才能发动，实则命令朱可夫和科尼耶夫两位元帅，两星期内发起攻击！
1945年4月，距雅尔塔会议仅只两个月，斯大林违背解放欧洲共同声明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尤其在波兰方面更是肆无忌惮，恣意行动。丘吉尔已经无奈到只能写信，向“我友斯大林”恳切陈词，希其节制。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波兰新政府里头不得有对苏联具有敌意的人士，丘吉尔促请斯大林把合乎条件的伦敦之波兰流亡政府若干人士纳入。但是，斯大林这时已经不以“不具敌意”为满足，他要的是一个“完全”友好的波兰新政府。1945年5月5日，斯大林答复说：“我们恕难同意，在组织未来的波兰政府时，纳入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反苏’的人士；或者只排除你认为‘对俄国极其不友好’的人士，这两个标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将坚持，在进行筹组未来的波兰政府之咨商会议时，只邀请那些积极表示对苏联友好态度、诚实真心预备与苏联合作的人士参加。”此处形容诚如“积极”、“友好”当然指的是波兰共产党员，而且是完全臣服，听命于莫斯科的波共党员。四年之后，即使是一辈子忠贞的共产党员，若被怀疑具有国家意识，也将被逐出波兰政府。
然则我们要问，是否有别的代替战略可行？或者说，以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军事现实而言，民主国家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些问题不免常常游现脑海。因为，回想起来，每件事发生时似乎都无可避免。中间停顿越久，就越难想象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证明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历史又不能如同电影倒带，随意再来剪辑，弄出新的结局。
恢复1941年苏联国界已近乎无可避免。西方国家若能采取较机动的政策，本来或许可能获致某种修正，甚至让波罗的海诸小国恢复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许另以签订互助条约与苏联维持关系，并准许苏联设置军事基地。如果说有可能达成此一结果，时机应该只有1941或1942年那段时候，因为苏联依然濒临全面覆亡的危亡边缘。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不愿在此时让苏联决策者感受压力，得面临此一不太乐意的选择：因为此时美国尚未参战，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苏联随时可能崩溃。
斯大林格勒之役结束后，重提东欧前途问题并不会有苏联溃败或可与希特勒单独媾和之虞，盟国应该在此时设法解决毗邻苏联地区的政治结构，替这些国家取得类似芬兰的地位。
如果民主国家十分坚持，斯大林会与希特勒片面言和吗？斯大林从来没摆出这种威胁，但是却设法制造一种德、苏可能单独议和的印象。只有两段故事透露出斯大林可能曾考虑过单独议和。当德、苏战争爆发初期，情势危急，据说，斯大林、莫托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要求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试探，是否可能解决波罗的海诸小国、比萨拉比亚的问题，并愿割让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大体上就是退回到1938年的苏联国境线——但是，这位大使拒绝带话。希特勒当时也必然拒绝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军已全面扑向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早已跨越这个“和平方案”所提议的地区，纳粹打算把苏联逐退到远在莫斯科后方的阿尔汉格尔至阿特拉克汉( Archangel toAt，akhan)以东地区，并将该地区人口减少，设法奴役或歼灭。
第二则故事就更为隐讳，不甚明了。它发生在1943年9月，即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八个月，也是德军进袭装甲兵团几乎全军尽没的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两个月。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一则奇怪的故事，曾任苏联驻柏林大使的一位外交部次长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里宾特洛甫解读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探依1941年国境线和苏联单独言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此时苏军早已反攻，靠近其1941年国境线了。
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其外交部长说：“里宾特洛甫，你也晓得如果我今天跟俄国达成协定，我明天还是会攻打她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打她。”他也以同样的话告诉戈培尔，时机“完全不合适”，得先在战场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才可能谈判。直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深信只要他能击退盟军的第二战场攻势，他就可以回师征服俄国。
最重要的是，即使沿着1941年国境线德苏缔和，也不能解决斯大林或希特勒的问题，它会使得斯大林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德国，他日一旦德苏又爆发冲突，民主国家会不理睬苏联这个背信的伙伴。至于希特勒也会把它解读成为，准许苏联部队向德国挺进，可是并没有保障他们不会伺机恢复战争。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跟威尔逊更为广泛的集体安全构想，都遭到同样的困难：这四个大国的全球目标并不一致。斯大林把他的偏执狂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俄罗斯帝国主义混合在一起。他解释四大警察基本普遍共有的价值观念，不偏不倚执行世界和平乃是苏联趁火打劫的机会，要不就是资本主义者设下的陷阱。斯大林知道英国本身没有力量制衡苏联，因此有可能在苏联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形势。随即在日后有可能使得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身为第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认为美苏冲突恐怕势所难免）。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斯大林的路线很清楚：他将命令苏联部队尽力向西推进，一则是掌握更多的战利品，再则也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以待来日外交摊牌时派上用场。
美国本身也没准备好要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警察构想的结果。如果这个构想要能运作奏效，美国就要在和平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可是，罗斯福却不厌其烦再三告诉盟国，美国部队或美国资源都不会投入欧洲复兴计划，维持和平的任务必须由英国和苏联承担。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对其与会同僚说，美军在占领地驻留不会超过两年。
如果事实如此，苏联必然可以主宰中欧，英国也将陷入逃脱不出的窘境。一方面，英国已经不再强大到可以独力抗拒苏联去维持和平，另一方面，英国固然也会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却颇可能遭遇传统的美方反对，譬如说，1945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曾以秘函给丘吉尔，商量英国试图在希腊维持非共政府的事宜，根据此一报道，罗斯福清楚表示，美国对战后英美关系是否能合作无间，信心极脆弱。“英国人受到严正告知，获悉一旦美国人民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彼此敌对的斗争，美国民情可跟英国天气一样善变。”
但是，如果美国拒绝为保卫欧洲而介入，英国企图单独行动又被贴标签指为帝国主义行径，四大警察论势必走上20世纪30年代集体安全理论同样的覆辙，制造出同样的真空状态。除非美国人改变观点，否则即不可能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等到美国了解到这一危险，重新进入乱局时，它在战时极力避免的势力范围已然成立，而且国境线更为不利。毕竟，地缘政治无可避免，必然存在。美国又被拉回欧洲；日本和德国也复建，以便重建均势；苏联也展开为期四十五年的紧张对峙情形，而且其战略过度延伸终于导致其覆亡。
亚洲的问题又不一样。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低度开发国家。怎么可能担任世界警察？当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提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就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罗斯福以这样做有类似势力范围之虞，拒绝了这项建议。和平必须以全球为基础来保卫，否则就根本没有意义。
当我们把所有围绕着罗斯福的种种晦暗不明因素都澄清之后，不免要问：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毕竟，美国人更能相信，一个明确排斥民主原则的体系，可能会幡然转向，而不大能够从过去的和平方案中学到教训——在现实世界里，两者都得靠均势才得以滋长，也得靠道德共识才能长久存在。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证明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
罗斯福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下基础——但是，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作为。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观念可能过分乐观。但是从美国历史来看，如果美国希望克服前头的危机，这个立场几乎就确切代表着美国必须经历的一段过程。最后，罗斯福率领美国社会走过其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危机，如果他被灌输更多的历史相对论观点，他在从事这些努力时，必定就不会这么成功！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捉。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阵营。战后时期将成为一段漫长痛苦挣扎、以达成战争结束前即已困扰各国领袖的和解方案的时期。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杜鲁门其人及外交政策
罗斯福总统就像摩西，见到了乐土却可望而不可即；胜利在望，却赍志而殁。当他亡故时，盟军已深入德国境内，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奏冲绳岛战役也刚开始。
罗斯福死于1945年4月12日，噩耗传出，并不令人意外。元月间，他的医生发现总统的血压极不稳定，已经断定除非他能避免一切繁闹、紧张，否则难以活命，以总统职务日理万机的压力而言，医师此一评断无异于宣判他死定了。在这段疯狂时刻，已被围困在柏林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即将目睹德国历史书上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会历史重演，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是指七年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已兵临柏林城下，情势岌岌可危，俄皇突然亡故，继位的沙皇素来对德友善，腓德烈大帝因而免于覆亡这段故事。然而，历史于1945年并未重演。纳粹罪行令人发指，至少使得盟国同仇敌忾，决心一定要铲除纳粹毒孽。
纳粹德国崩溃，权力真空亟待填补，导致战时盟国伙伴关系解散。盟国的目标太过分歧：丘吉尔亟欲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斯大林则因苏军战胜，俄国人民英勇牺牲，希望在领土上能有所得作为报偿；杜鲁门初接任，有心努力维持罗斯福的做法，保持盟国合作关系；然而到了他的第一任任期届满前，战时和谐相处的任何迹象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苏两大强国在欧洲事务上已经相互对抗，互别苗头。
杜鲁门总统的出身背景与他伟大的前任罗斯福总统相比，可谓迥然不同。罗斯福是美国东北部世家子弟，杜鲁门则来自中西部农村中产阶级家庭。罗斯福受教于第一流的中学和大学，杜鲁门一辈子的最高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虽然艾奇逊曾敬佩地赞誉他的学力不逊于耶鲁毕业生）。罗斯福自幼即被培养要出人头地、做元首；杜鲁门则是堪萨斯城政治机器运作捧出来的人物。
罗斯福原本属意以贝尔纳斯为他的副总统，却因工会反对，不得不作罢，改以杜鲁门为副手。杜鲁门脱颖而出之前的政治经历，实在没有迹象预兆他会是个不寻常的总统。杜鲁门缺乏实质的外交政策经历，罗斯福亦未充分让他与闻涉外事务，杜鲁门承继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谈的协议已经行将瓦解，他却得独自负起结束这场大战、并且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
史实显示，杜鲁门在其任期内目睹冷战开始，发展出遏制政策，在日后亦以此赢得冷战。他引领美国成立第一个和平的军事结盟关系。在他的指导下，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理念被前所未有的一套同盟关系取代，这套关系是以后四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奉行美国的价值具有举世普遍性的信念，出身中西部的这位老实人，鼓励业已战败的敌人重新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他支持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投入美国的资源与技术、协助遥远的其他国家复苏与开发。
我只见过杜鲁门一次，时为1961年初，当时我还是哈佛大学新出道的教授。由于被邀请到堪萨斯城演讲，我借机到邻近的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去拜访这位前任总统，岁月流逝并未使得他飞扬的意兴稍挫。带领我参观了图书馆后，杜鲁门邀我进入仿他白宫时代椭圆形办公室布置的书房。听说我偶尔为肯尼迪总统提供顾问意见，他问我学到什么。我以华府社交界学来的标准应酬句子答复说，依我之见，官僚体系运作得有如政府的第四权，严重限制了总统的行动自由。杜鲁门不耐烦听这套“书生之见”，制止我说下去，然后对我说教，谈起他对总统角色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总统知道本身想要什么，任何官僚都不可能制止他的作为。身为总统必须知道何时停止接纳忠告地乾纲独断。”
谈话很快退回到我比较熟悉的学术领域后，我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他一点也不犹豫，立刻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稍后，他和我一道散步，穿过独立城的街道，到他居住的简朴房子，去见他太太贝丝。
我重述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表露出杜鲁门典型美国人的本质：他对总统职务的崇敬以及总统职责的看法；他对美国的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体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泉源的笃敬。
罗斯福谢世以前的声望已经到近乎神人的地步，杜鲁门必须在罗斯福的身影下走出来，建立他的施政风格。杜鲁门真心崇拜罗斯福，但是最后却必须与每位新任总统一样，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来重塑他的职位。
杜鲁门刚上台，对盟国团结一致的承诺就远比罗斯福轻微得多。对这位孤立主义的中西部弟子而言，盟国团结一致是种实际的选择，感情或道义需求的意味少得多，杜鲁门也不曾经历战时美苏同盟的那种意兴飞扬的情境，何况他一向对苏联持谨慎态度。当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时，担任参议员的杜鲁门视这两个独裁政权在道德上蛇鼠一窝，因此建议美国应该鼓励他们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他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他们都不是守信诺的人。”
尽管罗斯福健康情形日益恶化，在杜鲁门任职副总统的三个月期间，他却未曾被邀参与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甚至他从未被告知原来的原子弹开发计划！
杜鲁门面对的国际大环境，其分界线仍未确定，端视东、西双力军队前进至何位置而定。经盟国军队解放后的各国，其政治命运仍未解决。传统的大国大部分仍需调适其已经有变化的角色。法国国势已衰，英国虽然战胜却已疲弱，德国则遭瓜分为四块占领区1871年以来其势力一向令欧洲惴惴不安，但目前却因战败无力而使欧洲有陷入紊乱局势之虞。斯大林则借西欧衰弱、美军计划撤退的真空状态，挥师西向，把苏联国境向西推进600英里，直达易北河畔。
杜鲁门的第一个直觉是，与斯大林交好，特别是美军参谋首长依然热切盼望苏联能参与对日本作战。虽然他在1945年4月与莫洛托夫初次会面，即对俄方强悍态度颇为不豫，他却归因这是两国历史经验不同而生的性格不合现象。杜鲁门说：
“我们必须强硬对付俄国人，他们不知行止，好似水牛闯进瓷器店。他们建立政府只有21年，我们已逾100年，英国更是有数百年悠久历史。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如何知行知止。”
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想法。由和谐为上的角色出发，杜鲁门认为与苏联的歧义不是因为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起，而是因为俄国人“不知行止”、“政治的不成熟”所致。换言之，他相信可以把斯大林导人“正常”行为。美方逐渐了解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
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高级顾问群，接任伊始，也有意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1945年4月16日，在他接任后四天的一篇演讲中，杜鲁门比较世局和紊乱，认为除非采取全球集体安全体制，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杜鲁门重申信守罗斯福的信念，即战时盟国负有特殊义务维持团结一致，以便建立和维持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尤其是保卫国际争端不应借武力解决的原则。他说：
“有关未来世界和平最重要者，莫过于各国继续合作，集中一切力量，击败轴心国家统制世界的阴谋。而这些伟大的国家则有特殊责任去维持和平，其责任系根据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关系上除了护卫法律外不得使用武力的义务而来。”
杜鲁门的演讲词撰稿人显然认为不会有太多变化，也或许是他们认为此一标准演讲词无懈可击，不必再做更动，因此4月25日，杜鲁门在旧金山向联合国成立大会致词时，又重申同一论点。
分别会谈
尽管调子唱得高，地缘政治的铁的事实却界定了大环境条件。斯大林恢复他执行外交政策的旧方法，并且要求以他最看重的代价——领土，报偿他的胜利。他了解讨价还价，也可能愿意折冲议价，但是必须有确切的利益目标——譬如，西方愿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是以接受共产党势力在东欧若干限制，来交换大量巨额经济援助等确实利益。但是，超越这个有史以来最无道德原则的大国领导人理解范围的，乃是外交政策应以集体友善和国际法作为基础这个想法。斯大林认为，世界领袖面对面沟通或许可以反映出力量的相互作用，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权衡，但是并不能改变它。因此，他从来不对罗斯福或丘吉尔一再吁求的恢复战时同盟关系，有所回应。
以罗斯福享有的盛大声望或许可能使斯大林稍为节制其作为。斯大林最后将在“客观”事实之前做出让步；就他而言，外交乃是一种更广泛、无可避免的斗争，以定义势力关系而已。斯大林与美国领袖打交道，遇到的困难是，他根本不能了解在他们思考外交政策时为何那么看重道德性和合法性。斯大林的确不了解，为什么美国领袖对美国并无明显战略利益的东欧国家之国内结构如何，大做文章。美国人坚持原则立场，又不和任何战略利益有关联，实在有悖传统常情，使得斯大林认定美国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当时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哈理曼曾报告说：
“我担心斯大林现在不会，将来也绝不会了解我们为何把一个‘自由波兰’当做原则问题。他作为现实主义者很难理解我们对抽象原则的信仰。他很难了解我们为何会干预苏联的对波兰政策，波兰攸关俄国的安全。”
斯大林身为玩弄现实政治的高手，必然已预计到美国会反对因红军进驻欧洲大陆中心而树立的地缘政治新均势。然而，他又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会预先就做让步；他必然已思索过，最好是整合好手中已有的谈判筹码，紧紧掌握住他的猎物；然后静待盟国的动作。斯大林只会在意那些攸关危机、报偿后果的动作。盟国既未施加任何压力，斯大林当然相应不理。
斯大林对美国展示出他在1940年对付希特勒的同样态度。1945年的苏联，由于战争伤亡以千万人计，1/3的国土饱受战火蹂躏而衰弱不振，面对的美国是个夷然无损、具有原子弹独立优势的大国。1940年的苏联，面对的德国也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大片江山。面临这两种情境，斯大林并未做出退让，反而先整合苏联阵地，试图诈唬其潜在敌人，使他们误以为他可能向西挺进而非退却。不过，他一连两次都错估了对手的反应。1940年，莫洛托夫奉命访问柏林，使得希特勒坚定了入侵苏联的决定；1945年，同样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却造成美国的友好变成冷战对峙。
丘吉尔了解斯大林的外交盘算，采取两个动作反制苏联。他力促美英苏三国迅速举行高峰领袖会议，把问题摊开来谈，且要抢在苏联已稳固其势力范围前开会。会议召开前，他希望盟国能尽量掌握更多的谈判筹码。他见到盟军推进速度超过原先计划，与苏军会师之地更靠向东边，因此盟军掌握了分配给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约1/3，其中包括许多工业化地区。丘吉尔建议以这一部分领土，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作为谈判筹码。1945年5月4日，他致电即将在华府晋见杜鲁门的英国外相艾登，指示他：
“盟国不应该自目前的阵地撤退到占领线，除非下列问题获得满意答复：波兰，俄军占领德国系临时性质，多瑙河流域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各国，究竟是俄国化或俄国掌控的，条件如何确立。”
然而，美国新政府对英国的现实政治主张，却已不若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反感。因此，战时的形态又重新演出。美国领袖乐于同意在7月下半月于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高峰会谈。但是，杜鲁门还不愿意接纳丘吉尔的建议，丘吉尔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方法最好是有酬有罚，才能获致成效。杜鲁门政府也和其前任一样，要让丘吉尔明白搞均势外交的日子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6月底，距预定的高峰会议不到一个月，美军撤到原先协议的分界线，使得英国别无选择，也得依样撤军。甚至，就好像罗斯福过分高估英国的力量一般，杜鲁门也高估了自己能在英国与苏联之间做调解人的分量。另外，杜鲁门为了避免让人以为他和英国联手制俄的印象，也不顾丘吉尔的不豫，婉拒英国邀请他在前往波茨坦途中过境，以庆祝英美战胜。
然而，杜鲁门却不忌讳单独与斯大林会面。他以罗斯福总统安排白令海峡会谈时的同样借口（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与斯大林素未谋面），建议与这位苏联领袖单独会晤。但是，就跟杜鲁门的顾问忌讳让人产生华府与伦敦联手行动的印象一样，丘吉尔也非常敏感，生怕被排除在美、苏会谈门外，不得参与讨论。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透露，丘吉尔气呼呼地照会华府，他将拒绝参加一项杜、斯会谈延续性质的高峰会议。为了执行他的自命的调解人角色，与盟国领袖建立直接接触，杜鲁门决定分派特使前往伦敦与莫斯科。
罗斯福的亲信心腹霍普金斯，衔命前往莫斯科；派去见丘吉尔的特使，却似乎更适合去见斯大林，而不具备能力探测英国首相的心意。这位特使约瑟夫·戴维斯是战前的美国驻苏大使，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出使莫斯科纪闻》。
戴维斯是个投资银行家，在共产党的眼光中被列为大资本家；但是他却发展出美国多数使节（尤其是非职业外交官）都易染上的倾向，成为他们驻节国家的代言人。戴维斯著作的使俄回忆录，几乎在每一个想象得到的题目上都似鹦鹉学话，重复俄方的宣传话语，包括受到斯大林清算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等等。大战期间，有一回他奉罗斯福之命前往莫斯科，这位粗心大意至极的戴维斯竟然极其鲁钝地在美国大使馆内招待一群苏联领袖观赏依他的畅销书拍摄的影片。国务院的官方报告指出，这群苏联宾客“怏快不乐地狐疑地”望着银幕上展现出他们那些旧日同僚的种种罪行。（他们心中说不定暗自猜测，影片可能正是描绘着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吧！）因此，杜鲁门派他到唐宁街去了解丘吉尔对战后世局的观点，可谓失人之至。
戴维斯1945年5月底的伦敦之行，就和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衔命访问莫斯科一样虚幻不实。戴维斯关切持续美、苏伙伴关系之情，远胜于要想演化英、美关系。丘吉尔向这位美国特使详尽说明他担心斯大林意欲并吞中欧，也强调英、美应团结抵抗斯大林。针对丘吉尔分析苏联的挑衅情势，戴维斯却以讽刺的口吻反问这位老雄狮，是否“他和英国后悔没有支持希特勒，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主张的这套说法正是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过去四年一再的主张，希望能打破盟国团结，分享征服成果。”戴维斯认定东西外交只能根据斯大林的信守承诺才有前途，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
戴维斯回报杜鲁门，依他之见，丘吉尔固然伟大，却是彻头彻尾的伟大的英国人，对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远比对维持和平来得重视。原本是罗斯福的参谋首长，现在为杜鲁门留任的参谋首长海军上将莱希，证实了戴维斯的观点颇多人同感，他支持戴维斯的报告而宣称：“这与我方参谋对丘吉尔在整个战争期间态度之评估，完全吻合。”
这个事例正是美国对现实政治直接反应的最佳例证。戴维斯和莱希非常不满意英国首相只关心英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天经地义都会这么做），虽然丘吉尔的追求欧洲大陆均势，是英国300年来历史的具体表征，美国人却视之为异常之事，如此与追求和平的目标接触——好似手段与目标必然就不能两立，而非互补互成。
战时曾数度衔命访问莫斯科的霍普金斯则发现此行气氛非常融洽。然而，气氛融洽是一回事，他与斯大林的会谈却可能在无意间深化了双方在东欧的僵局，并且加速了冷战的发生，因为霍普金斯依然遵循他的战时老套，强调双方应和谐，不宜对立。他无法正颜告诉斯大林，俄国一意孤行势将与已被激起的美国民众，发生严重争端。霍普金斯一辈子的外交经历，使他认为一切的不同意见可在了解与善意的气氛下化解——而这个范畴都是斯大林根本不理解的东西。
斯大林在5月底、6月初的这段期间，与霍普金斯做了六次谈话。斯大林运用他的谈话惯技，把对话人置于防御地位，先发制人地抱怨美国终止了租借法案的援助，而且美苏关系亦已冷却下来。他又警告称，苏联决不向压力低头——当谈判人寻找保持颜面的方法，以决定不透露他的底限所可能接纳的让步时，经常用上这招外交伎俩。斯大林声称他实在不了解美国为何关心波兰是否举行自由选举这档事。意大利、比利时，也还都未举行选举，苏联也没有说话呀！西方国家为什么独独关切波兰和多瑙河流域国家这些与苏联边境紧邻的地区呢？
大搞清洗运动、不久前还与希特勒握手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了温和的人物。然而，罗斯福强调斯大林亲善的一面，并非是他个人偏好，而是充分显露他对人性善良面的信仰，超过了地缘政治分析。他把斯大林视为叔叔伯伯式的朋友，而不是极权主义的独裁者。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工具“共产国际”。此时，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苏联的最高优先目标，它也已经没有充分实力去推动它。但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委员，德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却赞扬斯大林此一举动是转向西方价值的基础，“俄国人多年来都在改革其经济，也趋向放弃共产主义，整个西方世界将乐见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堡垒《幸福》杂志亦以同样的口吻赞扬有加。
因此，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美国人民对罗斯福总统借评介斯大林赞扬会议成就，也就不会惊讶了。他说：
“我可以说和斯大林元帅相处甚好，他是一个兼具坚定决心、爱好幽默的人，我相信他是俄国心灵纯真的代表人；我也相信我们将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甚欢。”
1944年6月，盟军终于登陆诺曼底并向东推进，德国战败命运已定。情势反转有利之时，斯大林也逐渐抬高价码。1941年，他要求盟国接受1941年苏联国境线，也暗示不妨修正它。1942年，他开始对波兰流亡政府的组成有了抱怨。1943年，他干脆成立一个所谓自由卢布林委员会来与波兰流亡政府打对台。到了1944年底，他已承认共产党人掌控的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取缔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1941年，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划定国界；到了1945年，它已变成要使政治上掌控超过苏联边界以外的地区。
丘吉尔明白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情势。但是，英国已经变得太依赖美国来支持其政策主张。英国也不够强大足以独力反对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野心作为。1944年1月，丘吉尔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直接和斯大林磋商东欧的未来。丘吉尔到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90 010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90%的罗马尼亚和70010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刻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减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
英国的努力作为有几分哀婉凄美。过去从来没有以百分比来界定势力范围的事例，试问要以何种标准衡量遵行程度？又有何方法去执行它？势力大小唯有以军力谁强、谁先到达为准。因此，管它协议不协议，希腊落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他的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为例外）不论百分比怎么定，统统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家。即使南斯拉夫的自由行动，也不是出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协议，而是因为它只被苏联占领了很短一段时间，并且是靠自己打游击战争才自德国军事占领下获得解放。
到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丘吉尔、斯大林的协议已荡然无存。苏联军队已经占领所有争议之地区，使得边境问题大体上均悬而未决。甚至，它亦与所有被占领国家的内部安排大大交缠在一起。
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已经非常差，却必须长途跋涉，由马耳他飞到克里米亚半岛冰天雪地的沙基机场，再登车在覆雪、泥泞的路上颠簸5个小时到达90英里以外的雅尔塔，他的居室是莉娃迪亚王官的三室套房。（19世纪莉娃是沙皇喜爱的冬季王宫，187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此策划进袭巴尔干的计划；191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俯瞰黑海的悬崖上造了一座白色花岗岩王宫，正是三巨头开会的场所）。
会议场景虽换，与会者的战术却是一贯。丘吉尔急切要讨论战后的政治安排，但是罗、斯两人另有打算，否决了他。罗斯福则追求就联合国的表决程序取得协议，强行要商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非常乐意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时间花在讨论它们，就不会掉转来讨论东欧问题了。而且，他也渴望参加对日本作战（他并非如若干美国人研究指称的，勉强、不愿对日作战），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参与胜利国分享战利品。
丘吉尔最关切的是欧洲权力均衡问题。他希望把法国恢复到大国地位，反对瓜分德国，降低苏联狮子大开口索取赔偿的要求。在这三个议题上，丘吉尔都获致成果；可是，这三个议题与东欧问题之解决相比，重要性相形见绌；而东欧问题由于红军的行动几乎无法收拾了。罗斯福向斯大林诉说，苏联应该做点退步，以免他在美国受到政敌攻击，也就是利沃夫市应保留给波兰，以免美国的波兰裔百姓反弹。斯大林却准备好辩词，他原来乐于从命，可是也不能不顾忌国内的乌克兰人会兴风作浪。
最后，丘吉尔和罗斯福接受苏联的1941年国境线。丘吉尔接受这个要求，真是情何以堪！英国当年参战就是为了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他们并同意，波兰的西侧边境向奥得河与尼斯河移动，但由于尼斯河有两条，实际国境线也就没有解决。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接受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但是附加一条但书，它必须接纳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若干民主人士加入。
斯大林的让步是签署发表“解放欧洲共同声明”，保证在东欧举办自由选举及建立民主政府，斯大林显然认为他所答应的是“苏联版图的自由选举”，尤其是红军将可望立刻占领这些国家，届时摆摆样子即可，殊不知，他完全低估了美国人传统上对法律文件的认真、尊重。日后，美国决定组织起来反抗苏联扩张主义，其理由就是斯大林背信——自雅尔塔以来，事例众多。美国领袖和百姓都明白它。
斯大林对罗斯福吁请参加对日本作战的反应，显示出他对待结盟游戏的规则与罗斯福可谓大相径庭。在一次避开丘吉尔的讨论中（英国还是日本侵略的最早受害人之一），听不见盟国团结为重的声音，也昕不见避免政治议题以建立对四大警察构想有利的先决条件的主张。斯大林一点也不避讳地坚持特殊利益，且应以策略性目标酬谢他。他要求的这些代价都是自沙皇时代寡廉鲜耻的贪婪要求的复活。
斯大林主张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交给苏联，还算勉强可以跟苏联的安全和俄罗斯的历史扯上关系。但是，他要求大连和旅顺开放为自由港，苏联有权统管中国的满洲铁路，却是抄自本世纪之初沙皇帝国主义的教科书。在雅尔塔会议里竟以秘密协议方式，同意他的这些要求，等于是让莫斯科恢复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中国东北主宰者的地位。中共于1949年在北京建政后，苏联又失去此一地位。
雅尔塔会议后，大家皆大欢喜。罗斯福向国会报告时，强调就成立联合国的种种事宜达成协议，但绝口不提对欧洲或亚洲政治前途的决定。一个世代以来的第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自欧洲归国，宣告历史的终结。罗斯福说：
“雅尔塔会议应该宣示，过去数世纪以来尝试，却又终归失败的单边行动、排他性结盟、势力范围、权力均衡等制度，及其他种种权宜之计的终结。我们建议以全球组织来代替上述种种办法，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最后都有机会加入它。我深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接受这个会议的结果，作为永久和平的架构之开端。”
换言之，罗斯福把中国北方划给斯大林作为势力范围，来鼓励他参加一个将使得势力范围不具意义的世界新秩序。
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只闻庆祝战时团结一致的声音，日后将使之瓦解的种种裂隙，却无人注意到。当时希望依然很大，“乔大叔”也被看做是一位不复杂的伙伴，霍普金斯回顾起雅尔塔，还表示关切斯大林这个温和派会受到克里姆林官强硬分子的压力。他说：
“俄国人表现出他们的理想与远见，总统及他们心目中都没有疑虑，认为我们和他们和平相处至我们所能想象的久远，但是在此我也必须做个修正，我想我们脑海里都有保留：如果斯大林不测，我们不敢预言结果应是如何，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是我们永远不敢确信在克里姆林宫他背后的人是何种人？何种事？”
美国人此后种种推论中都抛不掉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克里姆林宫的现代老板本质是个爱好和平的温和派，需要施以援手克服他那些顽固的同僚。不论在克里姆林宫当家做主的是哪位苏联领袖，美国人一直延续着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还存在，首先是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接着又在叶利钦身上，都幻现出“温和派”身影。
美国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极重视领袖间的私交友谊，以及国家间的和谐关系。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他的第四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爱默生的话“要交朋友，先得做个好朋友”来描述他的做法。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有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跟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徒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
然而，斯大林是个纵横捭阖现实政治的大家，不是基督徒绅士。苏军节节胜利，他悄悄向当时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的吉拉斯透露：
“这场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不仅是占领了一片土地，亦将其社会制度加诸其上。每人都在其军力可及之处，建立其制度，绝对没有例外。”
斯大林的游戏规则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明确。1945年4月，丘吉尔力促当时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抢在苏军之前，先攻占柏林。美军参谋群不肯接受他这个要求，并利用它教训英国盟友，军事规划不能断断续续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他们解释说：“抢在俄国人前占领柏林，可能获致的心理和政治利益，不应该压过必要的军事考虑，以吾人之见，此处之军事考虑就是瓦解德国的武装部队。”
由于事实上已经没有德军主力让盟国摧毁，不接受丘吉尔吁请，分明就是美国参谋首长的原则问题。不错，这些军事参谋对其观点非常坚持，艾森豪威尔将军遂直接在1945年3月28日致函斯大林，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部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
身为将领却径自向一国元首致函，已经够令人讶异，更何况谈的主题又具政治重要性，斯大林也不是会把平白送上门的免费政治礼物退回去的人。4月1日，他回书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其评估；他也认为柏林的战略利益不是那么大，只会派少量苏联部队去进击。他也同意在德累斯顿附近易北河畔会师。既然艾森豪威尔送给他这份大礼，他也回报桃李，起码坦诚告诉艾氏他的政治优先顺序如何。然而，与他向艾森豪威尔的信誓旦旦截然相反，斯大林马上下令苏军地面主力攻势对准柏林。他诳骗艾森豪威尔，苏军攻击要在5月下半个月才能发动，实则命令朱可夫和科尼耶夫两位元帅，两星期内发起攻击！
1945年4月，距雅尔塔会议仅只两个月，斯大林违背解放欧洲共同声明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尤其在波兰方面更是肆无忌惮，恣意行动。丘吉尔已经无奈到只能写信，向“我友斯大林”恳切陈词，希其节制。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波兰新政府里头不得有对苏联具有敌意的人士，丘吉尔促请斯大林把合乎条件的伦敦之波兰流亡政府若干人士纳入。但是，斯大林这时已经不以“不具敌意”为满足，他要的是一个“完全”友好的波兰新政府。1945年5月5日，斯大林答复说：“我们恕难同意，在组织未来的波兰政府时，纳入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反苏’的人士；或者只排除你认为‘对俄国极其不友好’的人士，这两个标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将坚持，在进行筹组未来的波兰政府之咨商会议时，只邀请那些积极表示对苏联友好态度、诚实真心预备与苏联合作的人士参加。”此处形容诚如“积极”、“友好”当然指的是波兰共产党员，而且是完全臣服，听命于莫斯科的波共党员。四年之后，即使是一辈子忠贞的共产党员，若被怀疑具有国家意识，也将被逐出波兰政府。
然则我们要问，是否有别的代替战略可行？或者说，以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军事现实而言，民主国家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些问题不免常常游现脑海。因为，回想起来，每件事发生时似乎都无可避免。中间停顿越久，就越难想象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证明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历史又不能如同电影倒带，随意再来剪辑，弄出新的结局。
恢复1941年苏联国界已近乎无可避免。西方国家若能采取较机动的政策，本来或许可能获致某种修正，甚至让波罗的海诸小国恢复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许另以签订互助条约与苏联维持关系，并准许苏联设置军事基地。如果说有可能达成此一结果，时机应该只有1941或1942年那段时候，因为苏联依然濒临全面覆亡的危亡边缘。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不愿在此时让苏联决策者感受压力，得面临此一不太乐意的选择：因为此时美国尚未参战，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苏联随时可能崩溃。
斯大林格勒之役结束后，重提东欧前途问题并不会有苏联溃败或可与希特勒单独媾和之虞，盟国应该在此时设法解决毗邻苏联地区的政治结构，替这些国家取得类似芬兰的地位。
如果民主国家十分坚持，斯大林会与希特勒片面言和吗？斯大林从来没摆出这种威胁，但是却设法制造一种德、苏可能单独议和的印象。只有两段故事透露出斯大林可能曾考虑过单独议和。当德、苏战争爆发初期，情势危急，据说，斯大林、莫托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要求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试探，是否可能解决波罗的海诸小国、比萨拉比亚的问题，并愿割让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大体上就是退回到1938年的苏联国境线——但是，这位大使拒绝带话。希特勒当时也必然拒绝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军已全面扑向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早已跨越这个“和平方案”所提议的地区，纳粹打算把苏联逐退到远在莫斯科后方的阿尔汉格尔至阿特拉克汉( Archangel toAt，akhan)以东地区，并将该地区人口减少，设法奴役或歼灭。
第二则故事就更为隐讳，不甚明了。它发生在1943年9月，即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八个月，也是德军进袭装甲兵团几乎全军尽没的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两个月。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一则奇怪的故事，曾任苏联驻柏林大使的一位外交部次长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里宾特洛甫解读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探依1941年国境线和苏联单独言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此时苏军早已反攻，靠近其1941年国境线了。
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其外交部长说：“里宾特洛甫，你也晓得如果我今天跟俄国达成协定，我明天还是会攻打她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打她。”他也以同样的话告诉戈培尔，时机“完全不合适”，得先在战场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才可能谈判。直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深信只要他能击退盟军的第二战场攻势，他就可以回师征服俄国。
最重要的是，即使沿着1941年国境线德苏缔和，也不能解决斯大林或希特勒的问题，它会使得斯大林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德国，他日一旦德苏又爆发冲突，民主国家会不理睬苏联这个背信的伙伴。至于希特勒也会把它解读成为，准许苏联部队向德国挺进，可是并没有保障他们不会伺机恢复战争。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跟威尔逊更为广泛的集体安全构想，都遭到同样的困难：这四个大国的全球目标并不一致。斯大林把他的偏执狂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俄罗斯帝国主义混合在一起。他解释四大警察基本普遍共有的价值观念，不偏不倚执行世界和平乃是苏联趁火打劫的机会，要不就是资本主义者设下的陷阱。斯大林知道英国本身没有力量制衡苏联，因此有可能在苏联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形势。随即在日后有可能使得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身为第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认为美苏冲突恐怕势所难免）。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斯大林的路线很清楚：他将命令苏联部队尽力向西推进，一则是掌握更多的战利品，再则也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以待来日外交摊牌时派上用场。
美国本身也没准备好要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警察构想的结果。如果这个构想要能运作奏效，美国就要在和平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可是，罗斯福却不厌其烦再三告诉盟国，美国部队或美国资源都不会投入欧洲复兴计划，维持和平的任务必须由英国和苏联承担。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对其与会同僚说，美军在占领地驻留不会超过两年。
如果事实如此，苏联必然可以主宰中欧，英国也将陷入逃脱不出的窘境。一方面，英国已经不再强大到可以独力抗拒苏联去维持和平，另一方面，英国固然也会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却颇可能遭遇传统的美方反对，譬如说，1945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曾以秘函给丘吉尔，商量英国试图在希腊维持非共政府的事宜，根据此一报道，罗斯福清楚表示，美国对战后英美关系是否能合作无间，信心极脆弱。“英国人受到严正告知，获悉一旦美国人民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彼此敌对的斗争，美国民情可跟英国天气一样善变。”
但是，如果美国拒绝为保卫欧洲而介入，英国企图单独行动又被贴标签指为帝国主义行径，四大警察论势必走上20世纪30年代集体安全理论同样的覆辙，制造出同样的真空状态。除非美国人改变观点，否则即不可能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等到美国了解到这一危险，重新进入乱局时，它在战时极力避免的势力范围已然成立，而且国境线更为不利。毕竟，地缘政治无可避免，必然存在。美国又被拉回欧洲；日本和德国也复建，以便重建均势；苏联也展开为期四十五年的紧张对峙情形，而且其战略过度延伸终于导致其覆亡。
亚洲的问题又不一样。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低度开发国家。怎么可能担任世界警察？当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提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就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罗斯福以这样做有类似势力范围之虞，拒绝了这项建议。和平必须以全球为基础来保卫，否则就根本没有意义。
当我们把所有围绕着罗斯福的种种晦暗不明因素都澄清之后，不免要问：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毕竟，美国人更能相信，一个明确排斥民主原则的体系，可能会幡然转向，而不大能够从过去的和平方案中学到教训——在现实世界里，两者都得靠均势才得以滋长，也得靠道德共识才能长久存在。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证明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
罗斯福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下基础——但是，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作为。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观念可能过分乐观。但是从美国历史来看，如果美国希望克服前头的危机，这个立场几乎就确切代表着美国必须经历的一段过程。最后，罗斯福率领美国社会走过其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危机，如果他被灌输更多的历史相对论观点，他在从事这些努力时，必定就不会这么成功！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捉。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阵营。战后时期将成为一段漫长痛苦挣扎、以达成战争结束前即已困扰各国领袖的和解方案的时期。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杜鲁门其人及外交政策
罗斯福总统就像摩西，见到了乐土却可望而不可即；胜利在望，却赍志而殁。当他亡故时，盟军已深入德国境内，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奏冲绳岛战役也刚开始。
罗斯福死于1945年4月12日，噩耗传出，并不令人意外。元月间，他的医生发现总统的血压极不稳定，已经断定除非他能避免一切繁闹、紧张，否则难以活命，以总统职务日理万机的压力而言，医师此一评断无异于宣判他死定了。在这段疯狂时刻，已被围困在柏林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度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即将目睹德国历史书上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会历史重演，所谓勃兰登堡王朝奇迹是指七年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已兵临柏林城下，情势岌岌可危，俄皇突然亡故，继位的沙皇素来对德友善，腓德烈大帝因而免于覆亡这段故事。然而，历史于1945年并未重演。纳粹罪行令人发指，至少使得盟国同仇敌忾，决心一定要铲除纳粹毒孽。
纳粹德国崩溃，权力真空亟待填补，导致战时盟国伙伴关系解散。盟国的目标太过分歧：丘吉尔亟欲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斯大林则因苏军战胜，俄国人民英勇牺牲，希望在领土上能有所得作为报偿；杜鲁门初接任，有心努力维持罗斯福的做法，保持盟国合作关系；然而到了他的第一任任期届满前，战时和谐相处的任何迹象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苏两大强国在欧洲事务上已经相互对抗，互别苗头。
杜鲁门总统的出身背景与他伟大的前任罗斯福总统相比，可谓迥然不同。罗斯福是美国东北部世家子弟，杜鲁门则来自中西部农村中产阶级家庭。罗斯福受教于第一流的中学和大学，杜鲁门一辈子的最高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虽然艾奇逊曾敬佩地赞誉他的学力不逊于耶鲁毕业生）。罗斯福自幼即被培养要出人头地、做元首；杜鲁门则是堪萨斯城政治机器运作捧出来的人物。
罗斯福原本属意以贝尔纳斯为他的副总统，却因工会反对，不得不作罢，改以杜鲁门为副手。杜鲁门脱颖而出之前的政治经历，实在没有迹象预兆他会是个不寻常的总统。杜鲁门缺乏实质的外交政策经历，罗斯福亦未充分让他与闻涉外事务，杜鲁门承继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谈的协议已经行将瓦解，他却得独自负起结束这场大战、并且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
史实显示，杜鲁门在其任期内目睹冷战开始，发展出遏制政策，在日后亦以此赢得冷战。他引领美国成立第一个和平的军事结盟关系。在他的指导下，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理念被前所未有的一套同盟关系取代，这套关系是以后四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奉行美国的价值具有举世普遍性的信念，出身中西部的这位老实人，鼓励业已战败的敌人重新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他支持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投入美国的资源与技术、协助遥远的其他国家复苏与开发。
我只见过杜鲁门一次，时为1961年初，当时我还是哈佛大学新出道的教授。由于被邀请到堪萨斯城演讲，我借机到邻近的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去拜访这位前任总统，岁月流逝并未使得他飞扬的意兴稍挫。带领我参观了图书馆后，杜鲁门邀我进入仿他白宫时代椭圆形办公室布置的书房。听说我偶尔为肯尼迪总统提供顾问意见，他问我学到什么。我以华府社交界学来的标准应酬句子答复说，依我之见，官僚体系运作得有如政府的第四权，严重限制了总统的行动自由。杜鲁门不耐烦听这套“书生之见”，制止我说下去，然后对我说教，谈起他对总统角色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总统知道本身想要什么，任何官僚都不可能制止他的作为。身为总统必须知道何时停止接纳忠告地乾纲独断。”
谈话很快退回到我比较熟悉的学术领域后，我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他一点也不犹豫，立刻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稍后，他和我一道散步，穿过独立城的街道，到他居住的简朴房子，去见他太太贝丝。
我重述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表露出杜鲁门典型美国人的本质：他对总统职务的崇敬以及总统职责的看法；他对美国的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体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泉源的笃敬。
罗斯福谢世以前的声望已经到近乎神人的地步，杜鲁门必须在罗斯福的身影下走出来，建立他的施政风格。杜鲁门真心崇拜罗斯福，但是最后却必须与每位新任总统一样，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来重塑他的职位。
杜鲁门刚上台，对盟国团结一致的承诺就远比罗斯福轻微得多。对这位孤立主义的中西部弟子而言，盟国团结一致是种实际的选择，感情或道义需求的意味少得多，杜鲁门也不曾经历战时美苏同盟的那种意兴飞扬的情境，何况他一向对苏联持谨慎态度。当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时，担任参议员的杜鲁门视这两个独裁政权在道德上蛇鼠一窝，因此建议美国应该鼓励他们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他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他们都不是守信诺的人。”
尽管罗斯福健康情形日益恶化，在杜鲁门任职副总统的三个月期间，他却未曾被邀参与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甚至他从未被告知原来的原子弹开发计划！
杜鲁门面对的国际大环境，其分界线仍未确定，端视东、西双力军队前进至何位置而定。经盟国军队解放后的各国，其政治命运仍未解决。传统的大国大部分仍需调适其已经有变化的角色。法国国势已衰，英国虽然战胜却已疲弱，德国则遭瓜分为四块占领区1871年以来其势力一向令欧洲惴惴不安，但目前却因战败无力而使欧洲有陷入紊乱局势之虞。斯大林则借西欧衰弱、美军计划撤退的真空状态，挥师西向，把苏联国境向西推进600英里，直达易北河畔。
杜鲁门的第一个直觉是，与斯大林交好，特别是美军参谋首长依然热切盼望苏联能参与对日本作战。虽然他在1945年4月与莫洛托夫初次会面，即对俄方强悍态度颇为不豫，他却归因这是两国历史经验不同而生的性格不合现象。杜鲁门说：
“我们必须强硬对付俄国人，他们不知行止，好似水牛闯进瓷器店。他们建立政府只有21年，我们已逾100年，英国更是有数百年悠久历史。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如何知行知止。”
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想法。由和谐为上的角色出发，杜鲁门认为与苏联的歧义不是因为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起，而是因为俄国人“不知行止”、“政治的不成熟”所致。换言之，他相信可以把斯大林导人“正常”行为。美方逐渐了解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
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高级顾问群，接任伊始，也有意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1945年4月16日，在他接任后四天的一篇演讲中，杜鲁门比较世局和紊乱，认为除非采取全球集体安全体制，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杜鲁门重申信守罗斯福的信念，即战时盟国负有特殊义务维持团结一致，以便建立和维持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尤其是保卫国际争端不应借武力解决的原则。他说：
“有关未来世界和平最重要者，莫过于各国继续合作，集中一切力量，击败轴心国家统制世界的阴谋。而这些伟大的国家则有特殊责任去维持和平，其责任系根据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关系上除了护卫法律外不得使用武力的义务而来。”
杜鲁门的演讲词撰稿人显然认为不会有太多变化，也或许是他们认为此一标准演讲词无懈可击，不必再做更动，因此4月25日，杜鲁门在旧金山向联合国成立大会致词时，又重申同一论点。
分别会谈
尽管调子唱得高，地缘政治的铁的事实却界定了大环境条件。斯大林恢复他执行外交政策的旧方法，并且要求以他最看重的代价——领土，报偿他的胜利。他了解讨价还价，也可能愿意折冲议价，但是必须有确切的利益目标——譬如，西方愿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是以接受共产党势力在东欧若干限制，来交换大量巨额经济援助等确实利益。但是，超越这个有史以来最无道德原则的大国领导人理解范围的，乃是外交政策应以集体友善和国际法作为基础这个想法。斯大林认为，世界领袖面对面沟通或许可以反映出力量的相互作用，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权衡，但是并不能改变它。因此，他从来不对罗斯福或丘吉尔一再吁求的恢复战时同盟关系，有所回应。
以罗斯福享有的盛大声望或许可能使斯大林稍为节制其作为。斯大林最后将在“客观”事实之前做出让步；就他而言，外交乃是一种更广泛、无可避免的斗争，以定义势力关系而已。斯大林与美国领袖打交道，遇到的困难是，他根本不能了解在他们思考外交政策时为何那么看重道德性和合法性。斯大林的确不了解，为什么美国领袖对美国并无明显战略利益的东欧国家之国内结构如何，大做文章。美国人坚持原则立场，又不和任何战略利益有关联，实在有悖传统常情，使得斯大林认定美国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当时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哈理曼曾报告说：
“我担心斯大林现在不会，将来也绝不会了解我们为何把一个‘自由波兰’当做原则问题。他作为现实主义者很难理解我们对抽象原则的信仰。他很难了解我们为何会干预苏联的对波兰政策，波兰攸关俄国的安全。”
斯大林身为玩弄现实政治的高手，必然已预计到美国会反对因红军进驻欧洲大陆中心而树立的地缘政治新均势。然而，他又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会预先就做让步；他必然已思索过，最好是整合好手中已有的谈判筹码，紧紧掌握住他的猎物；然后静待盟国的动作。斯大林只会在意那些攸关危机、报偿后果的动作。盟国既未施加任何压力，斯大林当然相应不理。
斯大林对美国展示出他在1940年对付希特勒的同样态度。1945年的苏联，由于战争伤亡以千万人计，1/3的国土饱受战火蹂躏而衰弱不振，面对的美国是个夷然无损、具有原子弹独立优势的大国。1940年的苏联，面对的德国也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大片江山。面临这两种情境，斯大林并未做出退让，反而先整合苏联阵地，试图诈唬其潜在敌人，使他们误以为他可能向西挺进而非退却。不过，他一连两次都错估了对手的反应。1940年，莫洛托夫奉命访问柏林，使得希特勒坚定了入侵苏联的决定；1945年，同样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却造成美国的友好变成冷战对峙。
丘吉尔了解斯大林的外交盘算，采取两个动作反制苏联。他力促美英苏三国迅速举行高峰领袖会议，把问题摊开来谈，且要抢在苏联已稳固其势力范围前开会。会议召开前，他希望盟国能尽量掌握更多的谈判筹码。他见到盟军推进速度超过原先计划，与苏军会师之地更靠向东边，因此盟军掌握了分配给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约1/3，其中包括许多工业化地区。丘吉尔建议以这一部分领土，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作为谈判筹码。1945年5月4日，他致电即将在华府晋见杜鲁门的英国外相艾登，指示他：
“盟国不应该自目前的阵地撤退到占领线，除非下列问题获得满意答复：波兰，俄军占领德国系临时性质，多瑙河流域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各国，究竟是俄国化或俄国掌控的，条件如何确立。”
然而，美国新政府对英国的现实政治主张，却已不若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反感。因此，战时的形态又重新演出。美国领袖乐于同意在7月下半月于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高峰会谈。但是，杜鲁门还不愿意接纳丘吉尔的建议，丘吉尔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方法最好是有酬有罚，才能获致成效。杜鲁门政府也和其前任一样，要让丘吉尔明白搞均势外交的日子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6月底，距预定的高峰会议不到一个月，美军撤到原先协议的分界线，使得英国别无选择，也得依样撤军。甚至，就好像罗斯福过分高估英国的力量一般，杜鲁门也高估了自己能在英国与苏联之间做调解人的分量。另外，杜鲁门为了避免让人以为他和英国联手制俄的印象，也不顾丘吉尔的不豫，婉拒英国邀请他在前往波茨坦途中过境，以庆祝英美战胜。
然而，杜鲁门却不忌讳单独与斯大林会面。他以罗斯福总统安排白令海峡会谈时的同样借口（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与斯大林素未谋面），建议与这位苏联领袖单独会晤。但是，就跟杜鲁门的顾问忌讳让人产生华府与伦敦联手行动的印象一样，丘吉尔也非常敏感，生怕被排除在美、苏会谈门外，不得参与讨论。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透露，丘吉尔气呼呼地照会华府，他将拒绝参加一项杜、斯会谈延续性质的高峰会议。为了执行他的自命的调解人角色，与盟国领袖建立直接接触，杜鲁门决定分派特使前往伦敦与莫斯科。
罗斯福的亲信心腹霍普金斯，衔命前往莫斯科；派去见丘吉尔的特使，却似乎更适合去见斯大林，而不具备能力探测英国首相的心意。这位特使约瑟夫·戴维斯是战前的美国驻苏大使，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出使莫斯科纪闻》。
戴维斯是个投资银行家，在共产党的眼光中被列为大资本家；但是他却发展出美国多数使节（尤其是非职业外交官）都易染上的倾向，成为他们驻节国家的代言人。戴维斯著作的使俄回忆录，几乎在每一个想象得到的题目上都似鹦鹉学话，重复俄方的宣传话语，包括受到斯大林清算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等等。大战期间，有一回他奉罗斯福之命前往莫斯科，这位粗心大意至极的戴维斯竟然极其鲁钝地在美国大使馆内招待一群苏联领袖观赏依他的畅销书拍摄的影片。国务院的官方报告指出，这群苏联宾客“怏快不乐地狐疑地”望着银幕上展现出他们那些旧日同僚的种种罪行。（他们心中说不定暗自猜测，影片可能正是描绘着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吧！）因此，杜鲁门派他到唐宁街去了解丘吉尔对战后世局的观点，可谓失人之至。
戴维斯1945年5月底的伦敦之行，就和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衔命访问莫斯科一样虚幻不实。戴维斯关切持续美、苏伙伴关系之情，远胜于要想演化英、美关系。丘吉尔向这位美国特使详尽说明他担心斯大林意欲并吞中欧，也强调英、美应团结抵抗斯大林。针对丘吉尔分析苏联的挑衅情势，戴维斯却以讽刺的口吻反问这位老雄狮，是否“他和英国后悔没有支持希特勒，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主张的这套说法正是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过去四年一再的主张，希望能打破盟国团结，分享征服成果。”戴维斯认定东西外交只能根据斯大林的信守承诺才有前途，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
戴维斯回报杜鲁门，依他之见，丘吉尔固然伟大，却是彻头彻尾的伟大的英国人，对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远比对维持和平来得重视。原本是罗斯福的参谋首长，现在为杜鲁门留任的参谋首长海军上将莱希，证实了戴维斯的观点颇多人同感，他支持戴维斯的报告而宣称：“这与我方参谋对丘吉尔在整个战争期间态度之评估，完全吻合。”
这个事例正是美国对现实政治直接反应的最佳例证。戴维斯和莱希非常不满意英国首相只关心英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天经地义都会这么做），虽然丘吉尔的追求欧洲大陆均势，是英国300年来历史的具体表征，美国人却视之为异常之事，如此与追求和平的目标接触——好似手段与目标必然就不能两立，而非互补互成。
战时曾数度衔命访问莫斯科的霍普金斯则发现此行气氛非常融洽。然而，气氛融洽是一回事，他与斯大林的会谈却可能在无意间深化了双方在东欧的僵局，并且加速了冷战的发生，因为霍普金斯依然遵循他的战时老套，强调双方应和谐，不宜对立。他无法正颜告诉斯大林，俄国一意孤行势将与已被激起的美国民众，发生严重争端。霍普金斯一辈子的外交经历，使他认为一切的不同意见可在了解与善意的气氛下化解——而这个范畴都是斯大林根本不理解的东西。
斯大林在5月底、6月初的这段期间，与霍普金斯做了六次谈话。斯大林运用他的谈话惯技，把对话人置于防御地位，先发制人地抱怨美国终止了租借法案的援助，而且美苏关系亦已冷却下来。他又警告称，苏联决不向压力低头——当谈判人寻找保持颜面的方法，以决定不透露他的底限所可能接纳的让步时，经常用上这招外交伎俩。斯大林声称他实在不了解美国为何关心波兰是否举行自由选举这档事。意大利、比利时，也还都未举行选举，苏联也没有说话呀！西方国家为什么独独关切波兰和多瑙河流域国家这些与苏联边境紧邻的地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