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00节
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各说各话，没有结论，霍普金斯一直没能传达给斯大林明确的讯息：美国人对东欧自决的议题极为看重。的确，霍普金斯展现出绝大多数美国谈判代表的作风，即使在陈述其最为坚持的立场时也避免显示出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们总是心存希望可以妥协，因此设法给谈话对象预留台阶。这套做法的反面就是，一旦美方谈判代表对另一方的信誉失去信心，他们就断然掉头而去，甚至还会极其僵硬，毫无通融转圜余地。
霍普金斯谈判风格的弱点因美方基于战时结盟而对斯大林及苏联过分礼遇，益发扩大。1945年6月，斯大林已经片面划定波兰的东边国境线和西边国境线，强硬地扶植亲苏的傀儡政府，并且悍然违背他在雅尔塔许下的举办自由选举的承诺。尽管如此，霍普金斯觉得还是可以把苏美之间的分歧，形容为“围绕着波兰问题而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事项”。他依旧以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谈和雅尔塔会议时的战术，要求斯大林修正他对东欧的要求，帮助杜鲁门政府缓和国内所受的压力。
斯大林声称愿接纳建议，使得波兰新政府合乎美国的原则。他请霍普金斯推荐四、五位民主人士以备加入华沙政府，他声称苏联基于军事需要的迫切性只得先成立华沙政府。当然，允许民主人士象征性地加入共产党政府，并非关键议题，是否举办自由选举才是问题所在。而且，共产党亦已展示出它摧毁联合政府的技术出众。总而言之，霍普金斯承认他口袋里没有人选可以推荐加入新政府，正足以让斯大林认为美国对波兰局势并不十分认真对待。
波茨坦会议与冷战揭幕
斯大林依循俄罗斯传统做法，坚持他在邻国地区可以自由行动。从俄罗斯200年前出现在国际舞台起，俄罗斯在与邻国发生争执时，总是习惯双边协商解决，不愿提到国际会议上解决。1820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30年之后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以及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不了解英国为何要介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纠纷。在这些事例及其后的各个事例中，俄罗斯领袖的立场是他们在与邻邦交往时有权自由运作，如果受阻，他们就倾向于诉诸武力。一旦诉诸武力，他们就决不退却，除非有爆发战争之虞才会节制。
总之，杜鲁门分派特使走访伦敦和莫斯科，证明了他们在下列两条道路上不知如何取舍：一是遵循罗斯福政策，维持和平，可是在这条路上美国并没有伙伴同行；一是他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日益动怒，或是在这方面他还没有良好政策。杜鲁门还未预备好面对由战胜而带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状况，或者放弃罗斯福的世界秩序由四大警察来管理的观点。同时，美国也尚未承认势力均衡是国际秩序的必要，而不是欧洲外交的怪胎。
波茨坦会议自1945年7月17日进行到8月2日，罗斯福四大警察的构想至此告终。美英苏三个领袖在德国最后一位王储的旧邸，隐蔽在大公国内的一栋英国式别墅中开会。选择波茨坦作为会议地点是因为它属于苏联占领区，又有铁路可通（斯大林非常厌恶坐飞机），可由苏联安全部队防卫。
美国代表团抵达之时，原本仍抱持战时对世界新秩序的观点。作为美国代表团讨论提示用的国务院简报资料，仍然认为建立势力范围将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份简报资料引用威尔逊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势力范围“代表最纯粹的权力政治，带来各式各样伴随而来的不利。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去除让各国觉得需要以此势力范围建立其安全的原因，而不是协助一国建立实力去对付另一国”。国务院并未说明，在没有权力政治运作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励斯大林妥协，或者说如果不是利益相悖，又有什么原因造成冲突呢？无所不在的戴维斯也随团与会，担任总统顾问，他似乎挺满意自己的意见（有时已近乎宽容斯大林）颇受杜鲁门重视、接纳。例如，在激烈交谈后，戴维斯递条子给杜鲁门，建议说：“我认为斯大林的感情受伤害，请对他好一些。”
娇惯别人，尤其是娇惯共产党人，根本不合杜鲁门的作风。然而，他还是勉为其难去试。起初，他宁可欣赏斯大林的简慢作风，而不喜欢雅致的雄辩滔滔。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上提到，“丘吉尔老是说个不停，斯大林则咕哝几句，但你能了解他的意思。”杜鲁门日后告诉戴维斯，7月21日的一次私下晚餐中，他与斯大林坦诚交谈，“……我想劝服他相信，我们跟他坦白无讳，志在和平与世局稳定，对他们毫无敌意；我们也毫无所得，只希望我们国家安全、友善睦邻的和平，而且这项工作有待双方合作去做，我特别强调它，也认为他相信我这一席肺腑之言。”不幸的是，斯大林的思考范围内根本没有：谈判对手声称对交涉议题没有利害瓜葛考虑这一回事。
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三国领袖力图避免重蹈凡尔赛和会覆辙，受组织问题的困扰，陷入细枝末节，且在时间受限制之下协商。因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只处理大原则，让三国外交部长去和战败的轴心国及其盟友磋商签订和约的细节。
即使已经做了如此的限制，波茨坦会议的议程仍然极广，包括赔偿，德国的未来，以及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等等德国盟友的地位问题。斯大林还不满足，又重提莫洛托夫1940年向希特勒提出、且在次年又向艾登再度提出的要求清单。这些额外要求包括：改善苏联船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行权，准许苏联在博斯普鲁斯设置军事基地，并要求分享意大利的殖民地。这么广泛的议题岂是这些问题重重的领袖在两星期内可以完全解决的？
波茨坦会议很快就变成聋子的对话，与会者各说各话，没有交流，斯大林坚持要巩固他的势力范围，杜鲁门以及丘吉尔则极力为其原则辨明（只是后者程度较轻微）。斯大林想以苏联承认意大利，来换取西方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扶植成立的政府。同时，斯大林全力抗阻民主国家提议东欧各国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
最后是双方各自祭出否决权，不让对手意志得逞。美国和英国拒绝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德国赔偿200亿美元的要求（其中一半由苏联取得），或者准许以美、英占领区内的资产做抵偿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亦继续演化东欧各地共产党的地位。
斯大林更利用雅尔塔协议对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规定含糊不明，把波兰的国界往西推进。雅尔塔会议中决定以这两条河作为波兰和德国的分界线，但是似乎没有人察觉事实上有两条河川都叫做尼斯河，丘吉尔以为靠东边的那条尼斯河是界河。但是，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透露，他已把东、西两条尼斯河中间的地图划给波兰，斯大林已经清楚估算过，如果波兰占领历史上属于德国的领土（包括日耳曼古城在内），并且把500多万名德国人驱离这片地域，波兰和德国的仇恨将不共戴天。美国和英国领袖默认斯大林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附了一则毫无意义的但书说，他们将保留其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到正式和平会议时来敲定。然而，这个保留态度只会让波兰更倾向依靠苏联撑腰，而且由于涉及的是德国人被驱离的土地，这无非亦只是摆个空姿态罢了。
丘吉尔来到波茨坦开会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已告吃紧。果然，会议在1945年7月25日必须中断，英国代表者要求休会以便回国，等候英国自1935年以来第一次大选的结果揭晓。丘吉尔在此次大选中惨败，再也没有回到波茨坦，接替他的首相职位者是艾德礼，新任外相贝文。
波茨坦会议有建树者少，斯大林的许多要求都被拒斥掉，诸如在博斯普鲁斯设置苏联军事要地，苏联担任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的托管人，以及四国共管鲁尔地区，西方承认莫斯科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扶植的政府等等，都未能如愿以偿。杜鲁门的若干建议也被阻挠。最显著的就是多瑙河国际化这个方案胎死腹中。不过，三国领袖也设法洽妥若干协议。为了处理德国问题，成立四国委员会。杜鲁门也成功地促使斯大林接受他对赔偿问题提出的构想，即各国各自在其占领区内向德国取得赔偿。波兰西侧国界这个重大问题则搁置不谈——美国和英国默认斯大林划下的奥得河——尼斯河界线，但保留权利在以后斟酌是否修订。最后，斯大林也同意参加对日本作战。含糊不明、待解决的问题有不少是国家领袖不便敲定，就把这些棘手问题留给外交部长们继续去讨论。
或许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正式议程上根本未列入的事项。有一天，杜鲁门把斯大林拉到一边，告诉他美国已在研究原子弹，即将有成果。斯大林由他的间谍那里早已获得此一情报；事实上，他比杜鲁门更早知道此事。以他的偏执幻想，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杜鲁门这番话，分明就是恫吓他。他故意摆出对此一技术若无其事的样子，刻意压抑住好奇心。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下：“这位俄国总理没有显示出特别兴趣。他只淡淡地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苏联在它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以前，一直保持此一战术，不动声色。
后来丘吉尔则说，如果他当时当选连任，他就会在波茨坦把问题摊开来谈，企图逼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有何腹案。事实上，斯大林是可以被诱导来和解，但是必得施以极大的胁迫，而且他还会硬撑到最后一分钟才会点头。丘吉尔的渴求得到通盘解决，正道出美国的两难困局：没有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发出丘吉尔盼望的这一类的威胁或压力，而这类压力却又是针对斯大林的心理非施加不可的。美国领袖也尚未了解到现实，亦即容许斯大林有越多时间在东欧建立一党制国家，就越难让他改弦更张，转变政策。到了战争末期，美国民众已经普遍厌战，盼望把子弟带回本国。美国还不预备就东欧是否建立多党政治体制，或其边界如何界定这类问题，发言不惜以对抗来挟制苏联，当然更不会以发动核战争来恫吓苏联。全体一致抗拒共产主义进逼，与全体一致认同再历战争危机，两者可谓紧密相关。
而且和斯大林对峙可不是茶会的小事，斯大林在筹谋其外交攻势时的深思熟虑，在葛罗米柯于1989年退休后与我的一场谈话中，令我大有所悟。退休后的葛罗米柯变得圆融多了，他回答我说，若干顾问也曾向斯大林表达关切，但是斯大林却基于三点理由认为问题不足为虑：第一，他认为，美国决不会就柏林使用核武器；第二，如果美国真的企图通过陆路派出护送部队进入柏林，红军会予以抵抗；第三，如果美国可能将在全线发动进攻，斯大林腹中自有玄机、方案。那就是：在此一时刻，他预备妥协了。
波茨坦会议的实际结果就是欧洲开始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而这正是美国战时领袖最渴望避免的一幕。不足为奇的是，外长会议也不会比高峰领袖会议更有成就，他们的权限较小，当然回旋的弹性也小得多。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得靠他严格恪守斯大林的指示才能继续下去。
第一次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和10月初在伦敦召开，其目的在于起草针对德国的盟友，如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和约。波茨坦会议后，美国和苏联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举行自由选举，但是莫洛托夫不肯接受，贝尔纳斯原本希望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展示出可怕的威力后，可以强化美国的谈判地位。可是，莫洛托夫跟往常一样暴乱无秩序，不好驾驭，在会议结束前，情势已经很清楚，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使苏联更加合作——起码，在外交上它是没有效用的。贝尔纳斯对他的前任国务卿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俄国，与一年前打交道的那个俄国全然不同。当他们在战时亟需我们施以援手，我们也提供供应品，我们的关系就不错；但是现在战争已结束，他们对政治领土问题采取侵略性的态度，那就说不过去了。”
四大警察的构想因此寿终正寝。1945年10月27日，也就是外长会议中断后不到几周，杜鲁门在海军节庆典上演说，畅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论调，并且吁请苏、美合作。他说，美国既不追求领土，也不追求建立军事基地，“不要拿属于其他国家的东西”。美国外交政策反映着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坚强地以正当、公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并且“拒绝与邪恶妥协”。鉴于美国传统上对公、私道德并重，杜鲁门保证“我们决不松懈将此一黄金律导人世界国际事务的努力”，杜鲁门以强调外交政策的道德为楔子，来吁求苏美和解。杜鲁门宣称两个战时盟国之间“并没有绝望的、不可调和的”歧见；战胜国之间“无根深蒂固的利害冲突以致无法解决”。
事实并非如此。下一次的外长会议在1945年12月间举行，产生了苏联的某种“让步”。斯大林于12月23日接见贝尔纳斯，建议西方三个民主国家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向当地政府就如何扩大内阁，邀请民主人士入阁一事提供意见。当然够讽刺的是，斯大林做此建议反映出他深信共产党对其傀儡政府的掌控已经够强，而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民主政治的真实。乔治·凯南也洞悉斯大林的伎俩，因此嘲讽斯大林做此让步是“以民主程序的无花果叶，遮掩斯大林独裁统治的赤裸丑态”。
然而，贝尔纳斯却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斯大林承认雅尔塔协定需要某种民主姿势，因此他先斩后奏就承认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未与他们先签和约，杜鲁门对贝尔纳斯的先斩后奏接受了妥协方案，大为震怒。几经考虑之后，杜鲁门只好接受贝尔纳斯的决定，然而总统与其国务卿嫌隙已出，终于导致贝尔纳斯在一年之内就挂冠了。
1946年内另有两次外长会议，分别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各项附属条约，但是也目击了斯大林将东欧转变为苏联的政治、经济附庸而日增的紧张局势。
美、苏领袖的文化差距助长了冷战的兴起。美国谈判代表似乎认为只要一再重复他们的法律和道德权利，就应该产生他们意欲的结果。但是，要让斯大林改变政策方向，需要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当杜鲁门大谈天经地义的黄金律时，他的美国听众心领神会，视为当然并且真正相信世界是由法律规范治理的。在斯大林听来，杜鲁门这套话即使不是诡词诈语，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他心目中的国际新秩序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泛斯拉夫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异议分子吉拉斯，回忆他与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谈话，斯大林说：“如果斯拉夫人能团结一致，将来没有任何人敢动根指头！”斯大林为了强调语气，还以食指比天做势。
矛盾的是，冷战竟会因为斯大林了解他的国家有多衰弱而加剧。苏联在莫斯科以西的国土已经一片残破，因为败军撤退（先是俄军往东撤，后来战事反转，变成德军往西撤）的标准做法就是焦土战术，把每一根烟囱统统炸毁，让追兵无法取暖避寒以抗拒苏联的恶劣天候。苏联估算它在战时死亡的军民超过2000万人。此外，斯大林的各项整肃运动，监狱、强迫集体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荒，也致死2000万人。在古拉格劳改营中监禁、劳动，幸未丧生者达1500万人。现在这个凋敝残破的国家却突然面对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大突破，这是否代表斯大林长久以来担忧的时刻终于到来，资本主义世界将能得逞？经历了这么多年以俄国极端暴政的标准也算是不人道的痛苦，难道除了资本主义占上风以外，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以近乎莽撞的虚矫勇气，选择了假扮苏联极为强大的行动，而掩饰其国势虚弱。斯大林认为，主动表示让步等于承认本身衰弱，而承认衰弱极可能招致对手提出新要求和施加压力，因此他把军队部署在欧洲中心地带，并在此一地区逐步扶植设立亲苏联的傀儡政府。他甚至更进一步摆出穷凶极恶的姿态，让许多人以为他会挥师直趋英吉利海峡——这种姿态被后人视为荒诞不经。
斯大林不但虚张声势，夸大苏联实力和摆出好战姿势，他还有系统地故意看轻美国的力量，尤其对原子弹的威力刻意贬抑。譬如说，杜鲁门告诉他美国已有原子弹，他故意不在乎。共产党的宣传加上本意善良的学界人士，纷纷探讨原子弹的来临并未改变军事战略的规则，而且战略轰炸也不会有何效果等等。1946年，斯大林定出官式说法：“原子弹意在吓唬神经弱的人，但是它们不能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在苏联的公开文告里，斯大林的话立刻被引申为战略因素可分为“一时性”和“永久性”两种，而原子弹可列入一时性的现象。1949年，苏联空军元帅维辛尼撰文称：“战争贩子极端夸大了空军的角色，……认为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会被所谓的‘原子战争’或‘按钮战争’惊吓。”
通常一位领袖在他领导的社会饱受战火摧残，而且战前还经历一长段不人道的压榨后，他会选择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但是苏联这位总书记却不让他的人民休息；他盘算过（说不定他是对的）：如果他准许苏联社会喘息休养，说不定百姓就会开始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基础提出质疑。1945年5月，欧境停战后不久，斯大林召集麾下红军司令员讲话，他最后一次以战时的情绪性言词演讲。他以“我的朋友、我的同胞”称呼听众。他描述1941年和1942年苏军大撤退情形说：
“也许其他国家国民可能会对政府说：‘你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滚开；我们将成立新政府，与德国媾和，让我安静过日子。’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有信心。谢谢诸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因为你们的信赖。”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承认也有犯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政府首长身份对俄国人民讲话。（有趣的是，斯大林在演讲中只赞扬俄罗斯人民，而未推崇苏维埃帝国里的其他民族。）过了几个月，斯大林又回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向苏联人民致词讲话时，恢复共产党的标准称呼法“同志”，强调苏联战胜是共产党的功劳。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另一场重要演讲中，为战后阶段下达动员令。他说：
“现在，胜利表明，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赢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已成功地经受战火考验，证明了它的完全活力，……苏维埃社会制度已证明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具活力、更加稳定，……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秀的社会组织之形式。”
在描述战争的起因时，斯大林又求助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说，战争并不是希特勒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使然：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隐藏了危机和战争的因子，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遵循稳定、均衡的路线前进，而是通过危机和灾难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均发展终将造成其关系的极端骚乱，并且自认为原料供应不足和出口市场不足的一群国家，通常会尝试改变此一情形，且以武力的方式企图做对彼等有利的改变。”
如果斯大林的分析正确无误，希特勒与战时对抗希特勒的盟国之间，并无基本差异。一场新的大战迟早无法避免，苏联现在经历的停战，不是真正的和平。斯大林为苏联订下的任务和战前所要求的任务相同：要强大起来到足以将此一无可避免的冲突，转化成为资本主义者的内战，远离对共产主义祖国的攻击。盼望和平会舒缓苏联人民日常命运的想法，一定要抛弃。苏联要强调重工业，继续农业集体化，也要镇压内部反对势力。
斯大林的演讲以标准的战前方式表达出来——如有一本教义谕示，由他自问自答，定下规范律令。听在他的听众耳里，不由寒气上升，因为他话语里的限制实在太熟悉了：他警告尚未认出的敌人，只要试图破坏社会主义蓝图必予歼灭。依照几乎是每个苏联公民的个人经验来看，没人敢把这类声明视为虚词恫吓。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定下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生铁生产量要增加10倍，钢产量要增加15倍，石油产量要增加4倍。“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国家才能保证不遭到任何可能的不利影响。或许需要实施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达成上述目标。但是势在必行，也必能成功。”三个五年计划，意味着好不容易熬过整肃活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劫后余生的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
斯大林发表这项演说时，战胜的盟国之外交部长们依然定期开会，美军正迅速撤离欧洲，丘吉尔则还未发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铁幕”演讲。斯大林亦正重建与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他深切了解，他塑造的共产党不可能在一个致力于和平共存的国际或国内环境中自我存活下去。
我个人相信，斯大林可能并没有那么坚定非要建立被称为卫星国的傀儡政权，以强化他应付虚声挑战。关键是这些政权自己从来没有能以斯大林不敢掉以轻心的危机去挑战他。因此，苏联得以将军事占领变为卫星政权网。
西方国家对自己独占核优势的反应，也深化了东西僵局，可讽刺的是，矢志避免核战争的科学家们开始采取一项惊人的立论，认为核武器并未改变所谓自二次大战学来的教训——也就是说，战略轰炸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此同时，克里姆林官亦大肆宣传未曾改变的战略环境，此一宣传亦广泛得到接受，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军事理论之所以会迎合此一观点，与其官僚体制动力关系有关联。借着不去确认某一武器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各军种的首长可以使其部门显然必不可少。他们因此发展出一种观念，根据二次大战的经验，视核武器在整体战略中只是一种更具威力的炸弹而已！在民主国家相对实力最大的时期，这种观念导致一般误解，认为苏联军力占上风，是因为它的传统兵力庞大。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已经只是在野党领袖身份的丘吉尔，试图唤醒民主国家。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苏联已经在每个经红军占领的国家，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建立亲共政府——他明确指出，最有用的一部分德国占领区还是美国交给苏联的。最后，这将“使得战败的德国有力量把自己放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去拍卖”，再做孰轻孰重的考虑。
丘吉尔认为美国与英联邦必须结盟去应付目前的：即刻的威胁。然而，长期的解决方案是欧洲团结，“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再遭到永久被摒弃”。丘吉尔这个20世纪30年代率先反对德国的政治家，因而变成在20世纪40年代率先支持对德和谐的政治家。然而，丘吉尔的中心论点是，对民主国家而言，时间已刻不容缓，必须紧急寻求全面的和解。他说：我不认为苏联希望爆发战争，他们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无限制地扩张其权力与理论。但是今天事不宜迟，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永远防止战争爆发，并且迅速在所有的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环境。闭目不视并不能去除我们的困难和危险，枯坐以待也不能去除它们，绥靖政策更不能去除它们。我们需要的是和解，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困难就会越大，我们的危险亦将更大。
先知在他们本国很少受人尊崇，是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远远超越时人的经验和想象力的范围。只有在其远见被转为时人的经验时，他们才受到承认——总而言之，此时想要因其远见而受惠，为时已太迟。丘吉尔的命运即是如此，只有一段短暂时期当英国人生存面临危险时才接纳他，20世纪30年代，他呼吁英国武装起来，时人却主张谈判；20世纪40年代，他主张外交上摊牌，他的同时期政治人物却因自以为实力衰弱，而一心只想自行增强其实力。
最后，苏联的卫星国就在没人管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乔治·凯南分析斯大林号召推动三个五年计划的演讲词之后，在他那篇著名的“长电报”中写下斯大林对外国压力的严肃看法是：“针对苏联的干预，虽然发动的国家也将遭受灾难，却将再使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进展受到延滞，因此必须不惜代价予以遏阻。”斯大林不可能一方面重建苏联，同时一方面又冒险与美国对抗。一再张扬的苏联侵入西欧之说乃是幻想；比较有可能的是斯大林在和美国严重对抗之前，将会退却——当然他会先虚张声势，测验西方国家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斯大林能在东区划定国境线而未遭逢重大危机，是因为苏军业已占领这些地区。但是一旦要在这些地区树立苏维埃式的政权，他却十分谨慎。战后头两年内，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成立共产党政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五个后来成为苏联卫星的国家，只有联合政府，虽然共产党势力最强，却多少还有他党牵制。其中捷克和匈牙利两国，在战后第一年即办理选举，产生真正的多党体制。可以这么说，针对非共产党的政党的确有系统的骚乱，尤其以波兰为甚，但是苏联仍未全力予以镇压。
到了1947年9月，一度被视为斯大林最亲信的安德烈·日丹诺夫( Andrei Zhdanov)把东欧他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国家分为两大类。他在宣布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演说中，称呼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为“新民主国家”（捷克被列入，有点奇怪，因为此时捷共夺权政变还未发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被列入另一类，但尚未贴上明确标签。（原按：共产党情报局是全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正式集合，取代解散多年的共产国际。）
这是否代表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态度，与他之看待芬兰一样呢？——只要尊重苏联的利益，可以准她成立民主政府？在苏联档案犹未公开之前，我们只得揣测！然而，我们却的确知道，虽然斯大林在1945年告诉霍普金斯，他希望波兰能成立友好政府，但未必是共产党主导控制的政府，他的将领执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安排。两年之后，也就是美国承诺给予希腊、土耳其援助之后，正在将西方三强的德国占领区合组成日后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详见第十八萱）之时，斯大林与美国另一位国务卿有一段交谈。1947年4月，也；尤是四强外长会议历经18个月争执不断的僵局，而且，苏联一连串威胁与单方面行动之后，斯大林邀请马歇尔长谈，并强调称他非常重视与美国全面达成协议。斯大林声称：僵局与冲突“只不过是侦察部队的小接触、小冲突而已！”斯大林又说，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可能妥协，而且“必须要有耐心，不要悲观”。
如果斯大林这番话有诚意，这一回他可估算错了。因为，一旦美国人认为他的信誉已经扫地，就不可能再相信他。斯大林已经走得太过头，因为他不了解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心理。结果是：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同盟，以及西方国家强化军力，凡此种种都远远超出斯大林游戏计划的想象。
丘吉尔几乎说得一点也不错——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斯大林当时是否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当时提给他的方案之内容，以及拒而不受的后果将是如何而定，时机和严重性将迫使他正视，越是在战争结束后快谈，以最小代价达成妥协的机会就越大。当美军撤出欧洲的速度加快，西方的谈判地位也加快衰减——起码一直要到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继出现，才算止住。
斯大林和马歇尔1947年谈话之前，这位苏联独裁者已经玩火过头。美国人此时对他的不信赖感，就跟从前善意接纳他一样深刻，即使说美国人由纯粹友善一转而不分青红皂白都予怀疑，有点过当，这也是反映了国际情势的新事实。理论上来说，或许民主国家可以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一方面亦与苏联就全面和解进行磋商谈判，但是，美国领袖及其西欧同僚却认为，西方的团结与士气太脆弱，不足以撑持双轨策略之模糊与歧异。此时，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共产党是第二大政党。正在筹组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也在争议是否应以宣布中立换取国家统一；英国和美国境内也都发生和平运动，挑战新起的遏制政策。
4月28日，马歇尔国务卿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方的对苏政策已经越过一个“不归之点”，他拒绝斯大林暗示愿妥协之议，因为“我们不能再蹉跎时间”。“欧洲的复兴进度大大落后；分化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病人已垂危，医师犹在争辩如何施医。因此我相信，行动已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毫不拖延，立刻采取行动，应付这些迫切问题。”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它不能冒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结束对立的条件
1945年底，美国的决策者可谓进退维谷。波茨坦会议和其后的外长会议并无成果。斯大林似乎并不顾念美国对民主政体的尊重，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外交官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再遭遇到苏联的强悍蛮横作为。在业已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方面，莫斯科似乎已经浑然忘了“伙伴”这个词汇的意思。美国决策者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1946年春天，杜鲁门总统开始面对此一严重问题采取强硬政策，成功地要求苏联退出阿塞拜疆。但是他的做法不脱威尔逊主义的模式。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不愿采取权力均势的政策，也不愿以安全为词为美方行动辩解；他尽力以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共通原则，以及吻合新签订的联合国宪章之精神，来替美国行动解释。杜鲁门认定未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与竞赛，与政治势力范围无涉。
然而，不管美国政治家爱怎么称呼它们，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出现，而且还持续存在达40余年，以迄苏联阵营覆没为止。在美国领导下，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统合起来，而苏联则将东欧国家纳为其附庸。原先轴心国家阵营的意大利、日本，以及1949年以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渐渐趋向于和美国结盟。虽然苏联借华沙合约强化它在东欧的霸权，它这个名义上的同盟显然是借由高压手段凑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官方面在希腊鼓动游击战争，并且煽动西欧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法共和意共）大规模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西方的团结。
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必须抵御苏联进一步扩张。但是，如何给抵御行动找到合理的基础？美国受其国家传统限制，无法以传统的权力均势作为诉求。美国领袖之所以如此，并非伪善。当他们终于承认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宁可把这项发展诠释为：这是迈向本质上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的一种暂时挫折。这一来，他们遭遇到哲学上的挑战。苏联蛮横是否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华府可以耐心等候它？美国人是否如同其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等人所称，因为未曾妥当地把美方要求和意愿与斯大林沟通，不智地使得苏联觉得惊惶？斯大林是否果真拒绝在战后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合作？他真的不想做美国友人吗？
华府最高决策圈斟酌这些问题时，年轻的外交官乔治·凯南( Geoge Kennan)由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以俄国问题专家身份送到一份文件，预备提供哲学和理念上的架构来解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份报告改变了华府当局的世界观，后来习称它为“长电” ( LongTelegram)。凯南认为，美国不应以苏联蛮横而自谴，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他主张说，苏联外交政策本质上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
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斯大林世界观的中心。斯大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无可挽回的大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龃龉因此并非是华府和莫斯科之间有误会，或沟通不良所致，而是随着苏联对外在世界的观点与生俱来。他说：
“这个（共产主义的）教条里，基于利他的目的，他们为其本能地惧怕外在世界寻找理由，因为独裁者没有这份理由就不知如何去统治，他们的暴行使他们必须以此解说，他们的牺牲也令他们必须有所交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目，在其手段和战术上牺牲了每一项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不能抛弃它。它是一张无花果叶，遮掩住他们的道德和知性责任。没有它（遮羞），他们将站在历史上受审判，至多也只不过与俄罗斯一连串残暴不仁的统治者蛇鼠一窝，暴虐压迫国家，追求军力新高峰，以便对内部脆弱的政权求得外部安全的保障。”
凯南指称，很久以来，沙皇就追求扩张领土。他们试图征服波兰，把它变为附庸国。他们把保加利亚视为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禁区。他们也在地中海寻找不冻港，并且力图控制黑海海峡。“但是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则又加上了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而且凯南认为，这乃是苏联的本旨，美国无论如何甘言美语，也改变不了它。凯南主张，美国必须预备从事长期斗争；美国与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无法调和。
国务院1946年4月1日向跨部门委员会提出一份备忘录，首度有系统地陈述出美国的新对策。这份备忘录执笔人是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 Freeman Matthews)，它试图把凯南本质上强于哲理的观察，转化为可行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来的特征。莫斯科必须被说服，“先以外交手法，必要时即以军力分析方式让它相信：它的现行外交政策路线只会把苏联带上灾祸之路。”
这些大胆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满一年即已出现，是否代表美国将防御圈绕在苏联辽阔的周边地区每一个受其威胁的地方？马休士在这里略有退却，加上两个条件。他认为，美国掌握海、空优势，苏联是陆上霸权。马休士备忘录提醒决策者注意“我军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无力可施”，因此美国军力只限于用在“美国及其潜在盟国的海军，两栖部队和空军力量，能够起码以守势对抗苏联陆军”的地区。第二个条件则警告美国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最好、最不会招致抨击的方法，美国可借此施行反对苏联实质扩张的主张。”
但是，这两个条件适用在哪些地方？马休士文件举出下列国家或地区相当危险：芬兰、斯堪的那维亚、东欧、中欧、东南欧、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的新疆和东北。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在美国相关军力能及的范围之内。陈述出美国持续高估英国实力的情况后，这份备忘录力求美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而这正是美国领导人仅仅数年前激烈反对的路线（见本书第十六章）：
“如果要遏阻苏联独霸欧洲，英国就必须作为主要大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在西欧继续存在。因此，美国应该给予英国一切可能的政治、经济支持，必要时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亦应给予军事支持。”
马休士备忘录并没有说明，英国的战备力量为何可以超过美国，而且第二个条件也不见得容易吻合。国际联盟在它短暂、无功的生命期间，已经显示出它几近无能来组织集体行动对付一个大国。何况，马休士文件设想的这个构成安全重大威胁的国家，还是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且享有否决权。如果说联合国不会有所举措，美国不能有所动作，那么英国的角色也只能是聊胜于无吧！
克拉克柯立福( Clark Clifford)在他长久的总统顾问亲信生涯中，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消除马休士备忘录的含糊不清之处和限制条件。柯立福在1946年9月24日的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采取此一观点：只有在苏联力量受到制衡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才会改弦更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
现在，他这项见解已经成为人人接纳的看法。但是，柯立福以它为跳板，进而宣称美国的环球安全任务，涵盖了“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何谓“民主”，意义并不明确。这个条件是否局限了美国仅只防卫西欧？或是它也会把任何受到威胁的地区一视同仁，让美国同时保护东南亚的丛林、中东的沙漠，和人烟稠密的中欧？其后随着时间演进，后一说法成为主流。
柯立福不认为这项新起的围堵政策和传统的外交手法之间有任何雷同之处。在他的观点中，苏、美冲突并不是因两者国家利益冲突而起（此处如何界定尚有讨论余地），而是因为苏联领导层道德缺失而起。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改变苏联社会的意味重于恢复势力均衡。有如1917年威尔逊总统决定对德国宣战，归咎于德国皇帝，而不是以德国威胁到美国安全做题目；柯立福现在也把苏、美紧张归咎于“一小撮统治阶层，而不是苏联人民”。只有苏联彻底改变心意，甚至可能还得有一批崭新的领导人出现，苏、美全面协议才有希望达成。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苏联这些新领导人将“觉察到我们强大到无法制服，坚强到无法威吓，此时就会和我们获致公正、平等的解决”。
柯立福和其后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在讨论冷战时都没有提出结束对立的明确条件，也没有主动作为，以谈判来谋求美苏和解。只要苏联维持其意识形态，谈判即无任何意义。一旦苏联回心转意，和解几乎可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因此之故，事先列举和解的条件被认为会限制住美国的行动自由——同样的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被用来回避讨论战后世局如何处理。
美国现在有了理念架构，足以正当主张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即遵循俄罗斯的历史模式四处扩张。苏联已经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希腊境内游击战争战火炽烈，他们获得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亚的苏联傀儡的支援。苏联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也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立海军基地——这和斯大林1940年11月25日向希特勒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详见本书十四章）。
击败苏联的策略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就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援希腊和土耳其。1946—1947年的冬天，英国艾德礼政府照会华府，它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责任。杜鲁门预备接替英国历来阻挡俄罗斯前进地中海的角色，但是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还不能赞同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必须依照以严格自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为基础出发的原则为准绳。
这项转折出现在1947年2月2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中。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和艾奇逊助理国务卿，极力向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为首的一个国会代表团进言，力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重要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传统、持孤立主义观点的共和党人此时在国会两院均居多数党。
马歇尔首先冷静地分析了援助方案和美国利益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招致共和党人老套的不满之词，抱怨美国若是插手，不啻是“替英国火中取栗”，美国参与势力均衡是不义之举，援外负担沉重等等。艾奇逊发觉政府方面落居下风，悄悄问马歇尔是否可以插口陈述？获得国务卿允准后，艾奇逊侃侃陈词。他大胆地向与会人士提出一份黯淡的未来景象——共产势力将占上风：
“目前世界上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我们已经到达史无前例的时刻。自从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时刻出现这种权力两极化的现象。美国采取措施以强化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这也就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它就是保护自由！”
当艾奇逊的一番说辞明显打动国会代表时，政府方面即坚守此一立论基础。从此之后，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即被描绘成民主与独裁全球斗争的一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的演说，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他在演说中脱去艾奇逊的战略分析，以传统的威尔逊主义来形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
“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
甚至，美国保卫独立国家就等于代表民主和世界，即使苏联可以借由否决权的运作阻止联合国正式支持，“协助自由、独立国家保持其自由，美国将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苏联领袖若是了解美国历史，他们就应该察觉杜鲁门这一席话预示的意义。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此后，美苏冲突解决之道只有苏联改变其宗旨，或苏联制度败亡，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杜鲁门把他的主张称为“美国支持自由人抵抗武装的少数或外来压力企图征服的一种政策”。无可避免的，来自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对于保护民主这个目标，都有批评；有人抗议，美国保护的国家不论有多么重要，在道德上殊为可议；有些人则反对，认为美国已承诺去保护一些未必攸关美国安全的社会，姑不论他们是否自由国家。这项模糊歧义不是那么容易消失，到今天为止几乎在美国涉及的每一项危机中，仍然激起热切辩论，迄无定论。从此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在两种攻击之间进行：一派抨击它超乎道德，一派则指责它通过宣扬道德主义而超越国家利益。
一旦共产主义挑衅被界定为攸关民主国家前途，美国就不能坐待内战爆发（如希腊的局势），美国的性格就是试图先行诊治。六月五日，距杜鲁门主义宣示不到三个月，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公开宣布美国将致力于根绝招惹侵略的社会、经济因素。他宣布：美国将援助欧洲复兴重建，以避免“政治骚乱”和“绝望”，重振世界经济，并且培养自由体制。因此，“我深信，任何政府乐于协助复兴工作，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换言之，参加马歇尔计划也对苏联的卫星国家政府开放——这个暗示立刻受到华沙和布拉格的接纳，也立刻被斯大林压制下去。
霍普金斯谈判风格的弱点因美方基于战时结盟而对斯大林及苏联过分礼遇，益发扩大。1945年6月，斯大林已经片面划定波兰的东边国境线和西边国境线，强硬地扶植亲苏的傀儡政府，并且悍然违背他在雅尔塔许下的举办自由选举的承诺。尽管如此，霍普金斯觉得还是可以把苏美之间的分歧，形容为“围绕着波兰问题而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事项”。他依旧以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谈和雅尔塔会议时的战术，要求斯大林修正他对东欧的要求，帮助杜鲁门政府缓和国内所受的压力。
斯大林声称愿接纳建议，使得波兰新政府合乎美国的原则。他请霍普金斯推荐四、五位民主人士以备加入华沙政府，他声称苏联基于军事需要的迫切性只得先成立华沙政府。当然，允许民主人士象征性地加入共产党政府，并非关键议题，是否举办自由选举才是问题所在。而且，共产党亦已展示出它摧毁联合政府的技术出众。总而言之，霍普金斯承认他口袋里没有人选可以推荐加入新政府，正足以让斯大林认为美国对波兰局势并不十分认真对待。
波茨坦会议与冷战揭幕
斯大林依循俄罗斯传统做法，坚持他在邻国地区可以自由行动。从俄罗斯200年前出现在国际舞台起，俄罗斯在与邻国发生争执时，总是习惯双边协商解决，不愿提到国际会议上解决。1820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30年之后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以及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不了解英国为何要介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纠纷。在这些事例及其后的各个事例中，俄罗斯领袖的立场是他们在与邻邦交往时有权自由运作，如果受阻，他们就倾向于诉诸武力。一旦诉诸武力，他们就决不退却，除非有爆发战争之虞才会节制。
总之，杜鲁门分派特使走访伦敦和莫斯科，证明了他们在下列两条道路上不知如何取舍：一是遵循罗斯福政策，维持和平，可是在这条路上美国并没有伙伴同行；一是他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日益动怒，或是在这方面他还没有良好政策。杜鲁门还未预备好面对由战胜而带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状况，或者放弃罗斯福的世界秩序由四大警察来管理的观点。同时，美国也尚未承认势力均衡是国际秩序的必要，而不是欧洲外交的怪胎。
波茨坦会议自1945年7月17日进行到8月2日，罗斯福四大警察的构想至此告终。美英苏三个领袖在德国最后一位王储的旧邸，隐蔽在大公国内的一栋英国式别墅中开会。选择波茨坦作为会议地点是因为它属于苏联占领区，又有铁路可通（斯大林非常厌恶坐飞机），可由苏联安全部队防卫。
美国代表团抵达之时，原本仍抱持战时对世界新秩序的观点。作为美国代表团讨论提示用的国务院简报资料，仍然认为建立势力范围将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份简报资料引用威尔逊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势力范围“代表最纯粹的权力政治，带来各式各样伴随而来的不利。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去除让各国觉得需要以此势力范围建立其安全的原因，而不是协助一国建立实力去对付另一国”。国务院并未说明，在没有权力政治运作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励斯大林妥协，或者说如果不是利益相悖，又有什么原因造成冲突呢？无所不在的戴维斯也随团与会，担任总统顾问，他似乎挺满意自己的意见（有时已近乎宽容斯大林）颇受杜鲁门重视、接纳。例如，在激烈交谈后，戴维斯递条子给杜鲁门，建议说：“我认为斯大林的感情受伤害，请对他好一些。”
娇惯别人，尤其是娇惯共产党人，根本不合杜鲁门的作风。然而，他还是勉为其难去试。起初，他宁可欣赏斯大林的简慢作风，而不喜欢雅致的雄辩滔滔。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上提到，“丘吉尔老是说个不停，斯大林则咕哝几句，但你能了解他的意思。”杜鲁门日后告诉戴维斯，7月21日的一次私下晚餐中，他与斯大林坦诚交谈，“……我想劝服他相信，我们跟他坦白无讳，志在和平与世局稳定，对他们毫无敌意；我们也毫无所得，只希望我们国家安全、友善睦邻的和平，而且这项工作有待双方合作去做，我特别强调它，也认为他相信我这一席肺腑之言。”不幸的是，斯大林的思考范围内根本没有：谈判对手声称对交涉议题没有利害瓜葛考虑这一回事。
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三国领袖力图避免重蹈凡尔赛和会覆辙，受组织问题的困扰，陷入细枝末节，且在时间受限制之下协商。因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只处理大原则，让三国外交部长去和战败的轴心国及其盟友磋商签订和约的细节。
即使已经做了如此的限制，波茨坦会议的议程仍然极广，包括赔偿，德国的未来，以及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等等德国盟友的地位问题。斯大林还不满足，又重提莫洛托夫1940年向希特勒提出、且在次年又向艾登再度提出的要求清单。这些额外要求包括：改善苏联船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行权，准许苏联在博斯普鲁斯设置军事基地，并要求分享意大利的殖民地。这么广泛的议题岂是这些问题重重的领袖在两星期内可以完全解决的？
波茨坦会议很快就变成聋子的对话，与会者各说各话，没有交流，斯大林坚持要巩固他的势力范围，杜鲁门以及丘吉尔则极力为其原则辨明（只是后者程度较轻微）。斯大林想以苏联承认意大利，来换取西方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扶植成立的政府。同时，斯大林全力抗阻民主国家提议东欧各国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
最后是双方各自祭出否决权，不让对手意志得逞。美国和英国拒绝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德国赔偿200亿美元的要求（其中一半由苏联取得），或者准许以美、英占领区内的资产做抵偿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亦继续演化东欧各地共产党的地位。
斯大林更利用雅尔塔协议对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规定含糊不明，把波兰的国界往西推进。雅尔塔会议中决定以这两条河作为波兰和德国的分界线，但是似乎没有人察觉事实上有两条河川都叫做尼斯河，丘吉尔以为靠东边的那条尼斯河是界河。但是，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透露，他已把东、西两条尼斯河中间的地图划给波兰，斯大林已经清楚估算过，如果波兰占领历史上属于德国的领土（包括日耳曼古城在内），并且把500多万名德国人驱离这片地域，波兰和德国的仇恨将不共戴天。美国和英国领袖默认斯大林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附了一则毫无意义的但书说，他们将保留其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到正式和平会议时来敲定。然而，这个保留态度只会让波兰更倾向依靠苏联撑腰，而且由于涉及的是德国人被驱离的土地，这无非亦只是摆个空姿态罢了。
丘吉尔来到波茨坦开会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已告吃紧。果然，会议在1945年7月25日必须中断，英国代表者要求休会以便回国，等候英国自1935年以来第一次大选的结果揭晓。丘吉尔在此次大选中惨败，再也没有回到波茨坦，接替他的首相职位者是艾德礼，新任外相贝文。
波茨坦会议有建树者少，斯大林的许多要求都被拒斥掉，诸如在博斯普鲁斯设置苏联军事要地，苏联担任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的托管人，以及四国共管鲁尔地区，西方承认莫斯科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扶植的政府等等，都未能如愿以偿。杜鲁门的若干建议也被阻挠。最显著的就是多瑙河国际化这个方案胎死腹中。不过，三国领袖也设法洽妥若干协议。为了处理德国问题，成立四国委员会。杜鲁门也成功地促使斯大林接受他对赔偿问题提出的构想，即各国各自在其占领区内向德国取得赔偿。波兰西侧国界这个重大问题则搁置不谈——美国和英国默认斯大林划下的奥得河——尼斯河界线，但保留权利在以后斟酌是否修订。最后，斯大林也同意参加对日本作战。含糊不明、待解决的问题有不少是国家领袖不便敲定，就把这些棘手问题留给外交部长们继续去讨论。
或许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正式议程上根本未列入的事项。有一天，杜鲁门把斯大林拉到一边，告诉他美国已在研究原子弹，即将有成果。斯大林由他的间谍那里早已获得此一情报；事实上，他比杜鲁门更早知道此事。以他的偏执幻想，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杜鲁门这番话，分明就是恫吓他。他故意摆出对此一技术若无其事的样子，刻意压抑住好奇心。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下：“这位俄国总理没有显示出特别兴趣。他只淡淡地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苏联在它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以前，一直保持此一战术，不动声色。
后来丘吉尔则说，如果他当时当选连任，他就会在波茨坦把问题摊开来谈，企图逼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有何腹案。事实上，斯大林是可以被诱导来和解，但是必得施以极大的胁迫，而且他还会硬撑到最后一分钟才会点头。丘吉尔的渴求得到通盘解决，正道出美国的两难困局：没有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发出丘吉尔盼望的这一类的威胁或压力，而这类压力却又是针对斯大林的心理非施加不可的。美国领袖也尚未了解到现实，亦即容许斯大林有越多时间在东欧建立一党制国家，就越难让他改弦更张，转变政策。到了战争末期，美国民众已经普遍厌战，盼望把子弟带回本国。美国还不预备就东欧是否建立多党政治体制，或其边界如何界定这类问题，发言不惜以对抗来挟制苏联，当然更不会以发动核战争来恫吓苏联。全体一致抗拒共产主义进逼，与全体一致认同再历战争危机，两者可谓紧密相关。
而且和斯大林对峙可不是茶会的小事，斯大林在筹谋其外交攻势时的深思熟虑，在葛罗米柯于1989年退休后与我的一场谈话中，令我大有所悟。退休后的葛罗米柯变得圆融多了，他回答我说，若干顾问也曾向斯大林表达关切，但是斯大林却基于三点理由认为问题不足为虑：第一，他认为，美国决不会就柏林使用核武器；第二，如果美国真的企图通过陆路派出护送部队进入柏林，红军会予以抵抗；第三，如果美国可能将在全线发动进攻，斯大林腹中自有玄机、方案。那就是：在此一时刻，他预备妥协了。
波茨坦会议的实际结果就是欧洲开始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而这正是美国战时领袖最渴望避免的一幕。不足为奇的是，外长会议也不会比高峰领袖会议更有成就，他们的权限较小，当然回旋的弹性也小得多。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得靠他严格恪守斯大林的指示才能继续下去。
第一次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和10月初在伦敦召开，其目的在于起草针对德国的盟友，如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和约。波茨坦会议后，美国和苏联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举行自由选举，但是莫洛托夫不肯接受，贝尔纳斯原本希望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展示出可怕的威力后，可以强化美国的谈判地位。可是，莫洛托夫跟往常一样暴乱无秩序，不好驾驭，在会议结束前，情势已经很清楚，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使苏联更加合作——起码，在外交上它是没有效用的。贝尔纳斯对他的前任国务卿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俄国，与一年前打交道的那个俄国全然不同。当他们在战时亟需我们施以援手，我们也提供供应品，我们的关系就不错；但是现在战争已结束，他们对政治领土问题采取侵略性的态度，那就说不过去了。”
四大警察的构想因此寿终正寝。1945年10月27日，也就是外长会议中断后不到几周，杜鲁门在海军节庆典上演说，畅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论调，并且吁请苏、美合作。他说，美国既不追求领土，也不追求建立军事基地，“不要拿属于其他国家的东西”。美国外交政策反映着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坚强地以正当、公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并且“拒绝与邪恶妥协”。鉴于美国传统上对公、私道德并重，杜鲁门保证“我们决不松懈将此一黄金律导人世界国际事务的努力”，杜鲁门以强调外交政策的道德为楔子，来吁求苏美和解。杜鲁门宣称两个战时盟国之间“并没有绝望的、不可调和的”歧见；战胜国之间“无根深蒂固的利害冲突以致无法解决”。
事实并非如此。下一次的外长会议在1945年12月间举行，产生了苏联的某种“让步”。斯大林于12月23日接见贝尔纳斯，建议西方三个民主国家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向当地政府就如何扩大内阁，邀请民主人士入阁一事提供意见。当然够讽刺的是，斯大林做此建议反映出他深信共产党对其傀儡政府的掌控已经够强，而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民主政治的真实。乔治·凯南也洞悉斯大林的伎俩，因此嘲讽斯大林做此让步是“以民主程序的无花果叶，遮掩斯大林独裁统治的赤裸丑态”。
然而，贝尔纳斯却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斯大林承认雅尔塔协定需要某种民主姿势，因此他先斩后奏就承认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未与他们先签和约，杜鲁门对贝尔纳斯的先斩后奏接受了妥协方案，大为震怒。几经考虑之后，杜鲁门只好接受贝尔纳斯的决定，然而总统与其国务卿嫌隙已出，终于导致贝尔纳斯在一年之内就挂冠了。
1946年内另有两次外长会议，分别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各项附属条约，但是也目击了斯大林将东欧转变为苏联的政治、经济附庸而日增的紧张局势。
美、苏领袖的文化差距助长了冷战的兴起。美国谈判代表似乎认为只要一再重复他们的法律和道德权利，就应该产生他们意欲的结果。但是，要让斯大林改变政策方向，需要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当杜鲁门大谈天经地义的黄金律时，他的美国听众心领神会，视为当然并且真正相信世界是由法律规范治理的。在斯大林听来，杜鲁门这套话即使不是诡词诈语，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他心目中的国际新秩序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泛斯拉夫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异议分子吉拉斯，回忆他与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谈话，斯大林说：“如果斯拉夫人能团结一致，将来没有任何人敢动根指头！”斯大林为了强调语气，还以食指比天做势。
矛盾的是，冷战竟会因为斯大林了解他的国家有多衰弱而加剧。苏联在莫斯科以西的国土已经一片残破，因为败军撤退（先是俄军往东撤，后来战事反转，变成德军往西撤）的标准做法就是焦土战术，把每一根烟囱统统炸毁，让追兵无法取暖避寒以抗拒苏联的恶劣天候。苏联估算它在战时死亡的军民超过2000万人。此外，斯大林的各项整肃运动，监狱、强迫集体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荒，也致死2000万人。在古拉格劳改营中监禁、劳动，幸未丧生者达1500万人。现在这个凋敝残破的国家却突然面对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大突破，这是否代表斯大林长久以来担忧的时刻终于到来，资本主义世界将能得逞？经历了这么多年以俄国极端暴政的标准也算是不人道的痛苦，难道除了资本主义占上风以外，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以近乎莽撞的虚矫勇气，选择了假扮苏联极为强大的行动，而掩饰其国势虚弱。斯大林认为，主动表示让步等于承认本身衰弱，而承认衰弱极可能招致对手提出新要求和施加压力，因此他把军队部署在欧洲中心地带，并在此一地区逐步扶植设立亲苏联的傀儡政府。他甚至更进一步摆出穷凶极恶的姿态，让许多人以为他会挥师直趋英吉利海峡——这种姿态被后人视为荒诞不经。
斯大林不但虚张声势，夸大苏联实力和摆出好战姿势，他还有系统地故意看轻美国的力量，尤其对原子弹的威力刻意贬抑。譬如说，杜鲁门告诉他美国已有原子弹，他故意不在乎。共产党的宣传加上本意善良的学界人士，纷纷探讨原子弹的来临并未改变军事战略的规则，而且战略轰炸也不会有何效果等等。1946年，斯大林定出官式说法：“原子弹意在吓唬神经弱的人，但是它们不能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在苏联的公开文告里，斯大林的话立刻被引申为战略因素可分为“一时性”和“永久性”两种，而原子弹可列入一时性的现象。1949年，苏联空军元帅维辛尼撰文称：“战争贩子极端夸大了空军的角色，……认为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会被所谓的‘原子战争’或‘按钮战争’惊吓。”
通常一位领袖在他领导的社会饱受战火摧残，而且战前还经历一长段不人道的压榨后，他会选择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但是苏联这位总书记却不让他的人民休息；他盘算过（说不定他是对的）：如果他准许苏联社会喘息休养，说不定百姓就会开始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基础提出质疑。1945年5月，欧境停战后不久，斯大林召集麾下红军司令员讲话，他最后一次以战时的情绪性言词演讲。他以“我的朋友、我的同胞”称呼听众。他描述1941年和1942年苏军大撤退情形说：
“也许其他国家国民可能会对政府说：‘你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滚开；我们将成立新政府，与德国媾和，让我安静过日子。’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有信心。谢谢诸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因为你们的信赖。”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承认也有犯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政府首长身份对俄国人民讲话。（有趣的是，斯大林在演讲中只赞扬俄罗斯人民，而未推崇苏维埃帝国里的其他民族。）过了几个月，斯大林又回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向苏联人民致词讲话时，恢复共产党的标准称呼法“同志”，强调苏联战胜是共产党的功劳。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另一场重要演讲中，为战后阶段下达动员令。他说：
“现在，胜利表明，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赢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已成功地经受战火考验，证明了它的完全活力，……苏维埃社会制度已证明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具活力、更加稳定，……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秀的社会组织之形式。”
在描述战争的起因时，斯大林又求助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说，战争并不是希特勒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使然：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隐藏了危机和战争的因子，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遵循稳定、均衡的路线前进，而是通过危机和灾难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均发展终将造成其关系的极端骚乱，并且自认为原料供应不足和出口市场不足的一群国家，通常会尝试改变此一情形，且以武力的方式企图做对彼等有利的改变。”
如果斯大林的分析正确无误，希特勒与战时对抗希特勒的盟国之间，并无基本差异。一场新的大战迟早无法避免，苏联现在经历的停战，不是真正的和平。斯大林为苏联订下的任务和战前所要求的任务相同：要强大起来到足以将此一无可避免的冲突，转化成为资本主义者的内战，远离对共产主义祖国的攻击。盼望和平会舒缓苏联人民日常命运的想法，一定要抛弃。苏联要强调重工业，继续农业集体化，也要镇压内部反对势力。
斯大林的演讲以标准的战前方式表达出来——如有一本教义谕示，由他自问自答，定下规范律令。听在他的听众耳里，不由寒气上升，因为他话语里的限制实在太熟悉了：他警告尚未认出的敌人，只要试图破坏社会主义蓝图必予歼灭。依照几乎是每个苏联公民的个人经验来看，没人敢把这类声明视为虚词恫吓。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定下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生铁生产量要增加10倍，钢产量要增加15倍，石油产量要增加4倍。“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国家才能保证不遭到任何可能的不利影响。或许需要实施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达成上述目标。但是势在必行，也必能成功。”三个五年计划，意味着好不容易熬过整肃活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劫后余生的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
斯大林发表这项演说时，战胜的盟国之外交部长们依然定期开会，美军正迅速撤离欧洲，丘吉尔则还未发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铁幕”演讲。斯大林亦正重建与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他深切了解，他塑造的共产党不可能在一个致力于和平共存的国际或国内环境中自我存活下去。
我个人相信，斯大林可能并没有那么坚定非要建立被称为卫星国的傀儡政权，以强化他应付虚声挑战。关键是这些政权自己从来没有能以斯大林不敢掉以轻心的危机去挑战他。因此，苏联得以将军事占领变为卫星政权网。
西方国家对自己独占核优势的反应，也深化了东西僵局，可讽刺的是，矢志避免核战争的科学家们开始采取一项惊人的立论，认为核武器并未改变所谓自二次大战学来的教训——也就是说，战略轰炸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此同时，克里姆林官亦大肆宣传未曾改变的战略环境，此一宣传亦广泛得到接受，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军事理论之所以会迎合此一观点，与其官僚体制动力关系有关联。借着不去确认某一武器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各军种的首长可以使其部门显然必不可少。他们因此发展出一种观念，根据二次大战的经验，视核武器在整体战略中只是一种更具威力的炸弹而已！在民主国家相对实力最大的时期，这种观念导致一般误解，认为苏联军力占上风，是因为它的传统兵力庞大。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已经只是在野党领袖身份的丘吉尔，试图唤醒民主国家。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苏联已经在每个经红军占领的国家，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建立亲共政府——他明确指出，最有用的一部分德国占领区还是美国交给苏联的。最后，这将“使得战败的德国有力量把自己放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去拍卖”，再做孰轻孰重的考虑。
丘吉尔认为美国与英联邦必须结盟去应付目前的：即刻的威胁。然而，长期的解决方案是欧洲团结，“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再遭到永久被摒弃”。丘吉尔这个20世纪30年代率先反对德国的政治家，因而变成在20世纪40年代率先支持对德和谐的政治家。然而，丘吉尔的中心论点是，对民主国家而言，时间已刻不容缓，必须紧急寻求全面的和解。他说：我不认为苏联希望爆发战争，他们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无限制地扩张其权力与理论。但是今天事不宜迟，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永远防止战争爆发，并且迅速在所有的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环境。闭目不视并不能去除我们的困难和危险，枯坐以待也不能去除它们，绥靖政策更不能去除它们。我们需要的是和解，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困难就会越大，我们的危险亦将更大。
先知在他们本国很少受人尊崇，是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远远超越时人的经验和想象力的范围。只有在其远见被转为时人的经验时，他们才受到承认——总而言之，此时想要因其远见而受惠，为时已太迟。丘吉尔的命运即是如此，只有一段短暂时期当英国人生存面临危险时才接纳他，20世纪30年代，他呼吁英国武装起来，时人却主张谈判；20世纪40年代，他主张外交上摊牌，他的同时期政治人物却因自以为实力衰弱，而一心只想自行增强其实力。
最后，苏联的卫星国就在没人管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乔治·凯南分析斯大林号召推动三个五年计划的演讲词之后，在他那篇著名的“长电报”中写下斯大林对外国压力的严肃看法是：“针对苏联的干预，虽然发动的国家也将遭受灾难，却将再使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进展受到延滞，因此必须不惜代价予以遏阻。”斯大林不可能一方面重建苏联，同时一方面又冒险与美国对抗。一再张扬的苏联侵入西欧之说乃是幻想；比较有可能的是斯大林在和美国严重对抗之前，将会退却——当然他会先虚张声势，测验西方国家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斯大林能在东区划定国境线而未遭逢重大危机，是因为苏军业已占领这些地区。但是一旦要在这些地区树立苏维埃式的政权，他却十分谨慎。战后头两年内，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成立共产党政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五个后来成为苏联卫星的国家，只有联合政府，虽然共产党势力最强，却多少还有他党牵制。其中捷克和匈牙利两国，在战后第一年即办理选举，产生真正的多党体制。可以这么说，针对非共产党的政党的确有系统的骚乱，尤其以波兰为甚，但是苏联仍未全力予以镇压。
到了1947年9月，一度被视为斯大林最亲信的安德烈·日丹诺夫( Andrei Zhdanov)把东欧他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国家分为两大类。他在宣布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演说中，称呼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为“新民主国家”（捷克被列入，有点奇怪，因为此时捷共夺权政变还未发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被列入另一类，但尚未贴上明确标签。（原按：共产党情报局是全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正式集合，取代解散多年的共产国际。）
这是否代表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态度，与他之看待芬兰一样呢？——只要尊重苏联的利益，可以准她成立民主政府？在苏联档案犹未公开之前，我们只得揣测！然而，我们却的确知道，虽然斯大林在1945年告诉霍普金斯，他希望波兰能成立友好政府，但未必是共产党主导控制的政府，他的将领执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安排。两年之后，也就是美国承诺给予希腊、土耳其援助之后，正在将西方三强的德国占领区合组成日后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详见第十八萱）之时，斯大林与美国另一位国务卿有一段交谈。1947年4月，也；尤是四强外长会议历经18个月争执不断的僵局，而且，苏联一连串威胁与单方面行动之后，斯大林邀请马歇尔长谈，并强调称他非常重视与美国全面达成协议。斯大林声称：僵局与冲突“只不过是侦察部队的小接触、小冲突而已！”斯大林又说，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可能妥协，而且“必须要有耐心，不要悲观”。
如果斯大林这番话有诚意，这一回他可估算错了。因为，一旦美国人认为他的信誉已经扫地，就不可能再相信他。斯大林已经走得太过头，因为他不了解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心理。结果是：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同盟，以及西方国家强化军力，凡此种种都远远超出斯大林游戏计划的想象。
丘吉尔几乎说得一点也不错——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斯大林当时是否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当时提给他的方案之内容，以及拒而不受的后果将是如何而定，时机和严重性将迫使他正视，越是在战争结束后快谈，以最小代价达成妥协的机会就越大。当美军撤出欧洲的速度加快，西方的谈判地位也加快衰减——起码一直要到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继出现，才算止住。
斯大林和马歇尔1947年谈话之前，这位苏联独裁者已经玩火过头。美国人此时对他的不信赖感，就跟从前善意接纳他一样深刻，即使说美国人由纯粹友善一转而不分青红皂白都予怀疑，有点过当，这也是反映了国际情势的新事实。理论上来说，或许民主国家可以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一方面亦与苏联就全面和解进行磋商谈判，但是，美国领袖及其西欧同僚却认为，西方的团结与士气太脆弱，不足以撑持双轨策略之模糊与歧异。此时，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共产党是第二大政党。正在筹组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也在争议是否应以宣布中立换取国家统一；英国和美国境内也都发生和平运动，挑战新起的遏制政策。
4月28日，马歇尔国务卿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方的对苏政策已经越过一个“不归之点”，他拒绝斯大林暗示愿妥协之议，因为“我们不能再蹉跎时间”。“欧洲的复兴进度大大落后；分化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病人已垂危，医师犹在争辩如何施医。因此我相信，行动已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毫不拖延，立刻采取行动，应付这些迫切问题。”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它不能冒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结束对立的条件
1945年底，美国的决策者可谓进退维谷。波茨坦会议和其后的外长会议并无成果。斯大林似乎并不顾念美国对民主政体的尊重，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外交官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再遭遇到苏联的强悍蛮横作为。在业已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方面，莫斯科似乎已经浑然忘了“伙伴”这个词汇的意思。美国决策者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1946年春天，杜鲁门总统开始面对此一严重问题采取强硬政策，成功地要求苏联退出阿塞拜疆。但是他的做法不脱威尔逊主义的模式。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不愿采取权力均势的政策，也不愿以安全为词为美方行动辩解；他尽力以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共通原则，以及吻合新签订的联合国宪章之精神，来替美国行动解释。杜鲁门认定未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与竞赛，与政治势力范围无涉。
然而，不管美国政治家爱怎么称呼它们，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出现，而且还持续存在达40余年，以迄苏联阵营覆没为止。在美国领导下，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统合起来，而苏联则将东欧国家纳为其附庸。原先轴心国家阵营的意大利、日本，以及1949年以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渐渐趋向于和美国结盟。虽然苏联借华沙合约强化它在东欧的霸权，它这个名义上的同盟显然是借由高压手段凑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官方面在希腊鼓动游击战争，并且煽动西欧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法共和意共）大规模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西方的团结。
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必须抵御苏联进一步扩张。但是，如何给抵御行动找到合理的基础？美国受其国家传统限制，无法以传统的权力均势作为诉求。美国领袖之所以如此，并非伪善。当他们终于承认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宁可把这项发展诠释为：这是迈向本质上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的一种暂时挫折。这一来，他们遭遇到哲学上的挑战。苏联蛮横是否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华府可以耐心等候它？美国人是否如同其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等人所称，因为未曾妥当地把美方要求和意愿与斯大林沟通，不智地使得苏联觉得惊惶？斯大林是否果真拒绝在战后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合作？他真的不想做美国友人吗？
华府最高决策圈斟酌这些问题时，年轻的外交官乔治·凯南( Geoge Kennan)由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以俄国问题专家身份送到一份文件，预备提供哲学和理念上的架构来解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份报告改变了华府当局的世界观，后来习称它为“长电” ( LongTelegram)。凯南认为，美国不应以苏联蛮横而自谴，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他主张说，苏联外交政策本质上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
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斯大林世界观的中心。斯大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无可挽回的大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龃龉因此并非是华府和莫斯科之间有误会，或沟通不良所致，而是随着苏联对外在世界的观点与生俱来。他说：
“这个（共产主义的）教条里，基于利他的目的，他们为其本能地惧怕外在世界寻找理由，因为独裁者没有这份理由就不知如何去统治，他们的暴行使他们必须以此解说，他们的牺牲也令他们必须有所交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目，在其手段和战术上牺牲了每一项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不能抛弃它。它是一张无花果叶，遮掩住他们的道德和知性责任。没有它（遮羞），他们将站在历史上受审判，至多也只不过与俄罗斯一连串残暴不仁的统治者蛇鼠一窝，暴虐压迫国家，追求军力新高峰，以便对内部脆弱的政权求得外部安全的保障。”
凯南指称，很久以来，沙皇就追求扩张领土。他们试图征服波兰，把它变为附庸国。他们把保加利亚视为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禁区。他们也在地中海寻找不冻港，并且力图控制黑海海峡。“但是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则又加上了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而且凯南认为，这乃是苏联的本旨，美国无论如何甘言美语，也改变不了它。凯南主张，美国必须预备从事长期斗争；美国与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无法调和。
国务院1946年4月1日向跨部门委员会提出一份备忘录，首度有系统地陈述出美国的新对策。这份备忘录执笔人是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 Freeman Matthews)，它试图把凯南本质上强于哲理的观察，转化为可行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来的特征。莫斯科必须被说服，“先以外交手法，必要时即以军力分析方式让它相信：它的现行外交政策路线只会把苏联带上灾祸之路。”
这些大胆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满一年即已出现，是否代表美国将防御圈绕在苏联辽阔的周边地区每一个受其威胁的地方？马休士在这里略有退却，加上两个条件。他认为，美国掌握海、空优势，苏联是陆上霸权。马休士备忘录提醒决策者注意“我军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无力可施”，因此美国军力只限于用在“美国及其潜在盟国的海军，两栖部队和空军力量，能够起码以守势对抗苏联陆军”的地区。第二个条件则警告美国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最好、最不会招致抨击的方法，美国可借此施行反对苏联实质扩张的主张。”
但是，这两个条件适用在哪些地方？马休士文件举出下列国家或地区相当危险：芬兰、斯堪的那维亚、东欧、中欧、东南欧、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的新疆和东北。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在美国相关军力能及的范围之内。陈述出美国持续高估英国实力的情况后，这份备忘录力求美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而这正是美国领导人仅仅数年前激烈反对的路线（见本书第十六章）：
“如果要遏阻苏联独霸欧洲，英国就必须作为主要大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在西欧继续存在。因此，美国应该给予英国一切可能的政治、经济支持，必要时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亦应给予军事支持。”
马休士备忘录并没有说明，英国的战备力量为何可以超过美国，而且第二个条件也不见得容易吻合。国际联盟在它短暂、无功的生命期间，已经显示出它几近无能来组织集体行动对付一个大国。何况，马休士文件设想的这个构成安全重大威胁的国家，还是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且享有否决权。如果说联合国不会有所举措，美国不能有所动作，那么英国的角色也只能是聊胜于无吧！
克拉克柯立福( Clark Clifford)在他长久的总统顾问亲信生涯中，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消除马休士备忘录的含糊不清之处和限制条件。柯立福在1946年9月24日的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采取此一观点：只有在苏联力量受到制衡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才会改弦更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
现在，他这项见解已经成为人人接纳的看法。但是，柯立福以它为跳板，进而宣称美国的环球安全任务，涵盖了“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何谓“民主”，意义并不明确。这个条件是否局限了美国仅只防卫西欧？或是它也会把任何受到威胁的地区一视同仁，让美国同时保护东南亚的丛林、中东的沙漠，和人烟稠密的中欧？其后随着时间演进，后一说法成为主流。
柯立福不认为这项新起的围堵政策和传统的外交手法之间有任何雷同之处。在他的观点中，苏、美冲突并不是因两者国家利益冲突而起（此处如何界定尚有讨论余地），而是因为苏联领导层道德缺失而起。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改变苏联社会的意味重于恢复势力均衡。有如1917年威尔逊总统决定对德国宣战，归咎于德国皇帝，而不是以德国威胁到美国安全做题目；柯立福现在也把苏、美紧张归咎于“一小撮统治阶层，而不是苏联人民”。只有苏联彻底改变心意，甚至可能还得有一批崭新的领导人出现，苏、美全面协议才有希望达成。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苏联这些新领导人将“觉察到我们强大到无法制服，坚强到无法威吓，此时就会和我们获致公正、平等的解决”。
柯立福和其后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在讨论冷战时都没有提出结束对立的明确条件，也没有主动作为，以谈判来谋求美苏和解。只要苏联维持其意识形态，谈判即无任何意义。一旦苏联回心转意，和解几乎可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因此之故，事先列举和解的条件被认为会限制住美国的行动自由——同样的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被用来回避讨论战后世局如何处理。
美国现在有了理念架构，足以正当主张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即遵循俄罗斯的历史模式四处扩张。苏联已经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希腊境内游击战争战火炽烈，他们获得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亚的苏联傀儡的支援。苏联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也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立海军基地——这和斯大林1940年11月25日向希特勒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详见本书十四章）。
击败苏联的策略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就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援希腊和土耳其。1946—1947年的冬天，英国艾德礼政府照会华府，它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责任。杜鲁门预备接替英国历来阻挡俄罗斯前进地中海的角色，但是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还不能赞同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必须依照以严格自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为基础出发的原则为准绳。
这项转折出现在1947年2月2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中。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和艾奇逊助理国务卿，极力向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为首的一个国会代表团进言，力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重要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传统、持孤立主义观点的共和党人此时在国会两院均居多数党。
马歇尔首先冷静地分析了援助方案和美国利益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招致共和党人老套的不满之词，抱怨美国若是插手，不啻是“替英国火中取栗”，美国参与势力均衡是不义之举，援外负担沉重等等。艾奇逊发觉政府方面落居下风，悄悄问马歇尔是否可以插口陈述？获得国务卿允准后，艾奇逊侃侃陈词。他大胆地向与会人士提出一份黯淡的未来景象——共产势力将占上风：
“目前世界上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我们已经到达史无前例的时刻。自从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时刻出现这种权力两极化的现象。美国采取措施以强化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这也就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它就是保护自由！”
当艾奇逊的一番说辞明显打动国会代表时，政府方面即坚守此一立论基础。从此之后，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即被描绘成民主与独裁全球斗争的一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的演说，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他在演说中脱去艾奇逊的战略分析，以传统的威尔逊主义来形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
“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
甚至，美国保卫独立国家就等于代表民主和世界，即使苏联可以借由否决权的运作阻止联合国正式支持，“协助自由、独立国家保持其自由，美国将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苏联领袖若是了解美国历史，他们就应该察觉杜鲁门这一席话预示的意义。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此后，美苏冲突解决之道只有苏联改变其宗旨，或苏联制度败亡，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杜鲁门把他的主张称为“美国支持自由人抵抗武装的少数或外来压力企图征服的一种政策”。无可避免的，来自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对于保护民主这个目标，都有批评；有人抗议，美国保护的国家不论有多么重要，在道德上殊为可议；有些人则反对，认为美国已承诺去保护一些未必攸关美国安全的社会，姑不论他们是否自由国家。这项模糊歧义不是那么容易消失，到今天为止几乎在美国涉及的每一项危机中，仍然激起热切辩论，迄无定论。从此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在两种攻击之间进行：一派抨击它超乎道德，一派则指责它通过宣扬道德主义而超越国家利益。
一旦共产主义挑衅被界定为攸关民主国家前途，美国就不能坐待内战爆发（如希腊的局势），美国的性格就是试图先行诊治。六月五日，距杜鲁门主义宣示不到三个月，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公开宣布美国将致力于根绝招惹侵略的社会、经济因素。他宣布：美国将援助欧洲复兴重建，以避免“政治骚乱”和“绝望”，重振世界经济，并且培养自由体制。因此，“我深信，任何政府乐于协助复兴工作，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换言之，参加马歇尔计划也对苏联的卫星国家政府开放——这个暗示立刻受到华沙和布拉格的接纳，也立刻被斯大林压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