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98节

大西洋宪章将战后的安全问题完全套上威尔逊的模式，丝毫没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在内。“在彻底摧毁纳粹暴政之后”，自由国家将宣示放弃使用武力，对带来“侵略威胁”的国家实施永久裁军。这将鼓励使用“所有其他可行的措施，减轻各爱好和平民族不胜负荷的军备负担”。世界各国将分成两类：侵略国（明显是指德、意、日），将永远被解除武装；“爱好和平国”，将可保留军力，但希望数量上能大幅减少。而这个新世界秩序的基石是民族自决原则。
自英国为结束拿破仑战争所提出的皮特计划与大西洋宪章之间的差别可以看出，在英美关系中英国的地位已如何地反主为客。大西洋宪章中完全没有提及新的国际均势，而皮特计划里却是满纸的均势，别无其他。这不是由于英国在刚打了有史以来最悲观的战争后，便忘记了均势；而是丘吉尔已意识到，美国参战这个举动的本身便会改变均势，而且是对英国有利的变化。此外，为了眼前的需要他不得不暂时不考虑英国长远的目标，这也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从不觉得有必要做的牺牲。
大西洋宪章公布时，德军正接近莫斯科，日军正准备向东南亚进发。丘吉尔最关切的是如何去除美国参战的障碍，因为他非常清楚，单靠英国的力量，即使有苏联的参与及美国的物质支援，仍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更何况，苏联可能溃败，而希特勒与斯大林还是有可能达成某种妥协，使英国有再度陷于孤立的危险。丘吉尔认为在战争会不会结束还无把握前，没有必要为战后的架构而辩论。
1941年9月美国迈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罗斯福下令将德国潜艇的位置报告给英国海军。1941年9月4日，美国驱逐舰葛瑞尔号( Greer)向英国战机发出某艘德国潜艇所在位置的信号时，遭水雷攻击。9月11日罗斯福在没有说明事件背景的情况下，谴责德国的“海盗行为”。他将德国潜艇比做作势准备出击的响尾蛇，并下令美国海军在美国先前宣布一直延伸到冰岛的防御区内，“一发现”德国或意大利的潜艇，即予以击沉。基于实际需要，美国已在海上与轴心国作战。
同时罗斯福也接下与日本对抗的挑战。针对日本1941年7月占领中南半岛，他废止美日通商条约，禁止出售废金属给日本，并鼓励荷兰流亡政府停止将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日印尼）的石油输往日本。这些压力促成了在1941年10月展开的对日谈判。罗斯福指示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美国过去拒绝“承认”日本侵略行动的宣示，据以要求日本放弃一切征服的领土，包括满洲。
罗斯福想必知道日本不可能接受。1941年12月7日，日本仿效日俄战争的模式偷袭珍珠港，并摧毁了一大部分的美国太平洋舰队。12月11日，已与日、意缔结三国条约的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希特勒为什么要这么做，使罗斯福得以放手地将美国的主要作战目标放在他一向视为主要敌人的德国身上，这一点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美国参战意味着一位伟大而勇敢的领袖，其了不起的外交努力终于形成最后的结果。在不到三年内，罗斯福将坚决拥护孤立主义的人民带向世界大战。直至1940年5月，仍有64u/o的美国人认为，保持和平比打倒纳粹更重要。一年半后，在1941年12月，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不久，正反的比例便对调过来，主张和平更胜于阻止纳粹获胜的民意只剩下32%。
罗斯福以耐心沉着地达成他的目标，在每个阶段一步步教导人民他们所需面对的问题。大众对于他的呼吁，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加以筛选。虽然他们知道到最后冲突在所难免，却不一定了解他最终的目的是战争。其实，罗斯福也不是非战不可，他更在意的是打倒纳粹；只是情势演变到后来，唯有美国参战才能打败纳粹。
对美国民众而言，战争来得如此突然，主要有三个因素：美国人从没有为西半球以外地区的安全而战的经验；许多人认为欧洲民主国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获胜；很少人知道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或希特勒急于对美宣战前，曾有过一番如何的外交运作。要到珍珠港被轰炸后，美国才投入太平洋的战事；在欧洲则是希特勒向美宣战，而非美国对德宣战，由此可见孤立主义在美国有多么深植于人心。
轴心国先表现出敌意，替罗斯福解决了如何让美国人民肯走上战场的棘手难题。若日本只集中攻击东南亚，希特勒也不向美国宣战，那罗斯福要说服人民接受他的观点，这个任务或许要复杂得多。自他公开宣示的道德与战略信念来看，他迟早会设法让美国加入他认为对自由的前途及对美国的安全关系重大的斗争中。
此后美国人对总统这个行政首脑，在行事完全公开上有更高的要求。但罗斯福跟林肯总统一样，他意识到国家的存亡及价值观正面临关键时刻，而且他必须为自己一手促成的行动的后果负起历史责任。而也跟林肯的境遇一样，各自由国家的人民多亏他领导有方才得享自由，但他当年所表现的大智大慧现在却被轻易地视为理所当然。
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如何创造新均势
希特勒进袭苏联时，发动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即使以过去欧洲一切战争的残酷来比，也是史无前例空前恐怖的。这是一场种族大斗争，是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战争，德军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俄罗斯时，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使得一场欧洲战争变成全球大战。德军蹂躏了俄罗斯，却不能给予彻底重挫。1941年冬天，德军被阻于莫斯科近郊。然后，在1942~1943年的冬天，针对南俄罗斯的德军攻势，几至停顿。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一场恶斗，希特勒折损了整个第六军。德国的作战气势为之大挫。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位盟国领袖，终于可以开始想想胜利以及未来世界的大格局了！
每一位胜利者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经验发言。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的势力均衡体制。这代表着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势力抗衡。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却是，以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他认为最有可能为非作歹的是德国），这个观点即是“四大警察”论。斯大林的主张则反映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之结合，他决心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把俄国影响力伸人欧洲中部，并且预备把苏联军队征服的国家，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国，防止未来德国入侵。
罗斯福预睹希特勒得逞获胜，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安全，可谓独具慧眼的先见之明。但是他不肯接纳传统的欧洲外交世局观点，却又与其国人无殊。当他坚信纳粹获胜将威胁至美国时，他并不是要号召美国人以恢复欧洲均势为己任。就罗斯福而言，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希特勒这个障碍，以和谐而非均势为基础来建立国际合作秩序。
因此，罗斯福对于宣称融和历史教训的这一派老生常谈，非常不耐烦。他不接受德国若是被彻底击败将产生真空状态，苏联可能乘虚而人的想法。他也拒绝鼓励以某种机制防止战胜国战胜后可能又互相为敌，因为这样做代表又得重建均势，而事实上他又一心想摧毁这种均势体制。他认为，和平可以借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而集体安全体系又要靠战时盟国协同行动，以及相互善意和警觉来维持。
既然不需要维持均势，而是建立全球和平状态，罗斯福决定，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美国应将其军力撤回国内。罗斯福毫无意愿把美军长期部署在欧洲，更不想以驻军欧洲来制衡苏联，因为他认为美国民众决不会支持他这么做。1944年2月29日，美军还未踏上法国国土之前，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你千万别要求我把美军留在法国。我办不到！我必须把他们全都带回国。就如我以前说过，我谴责、也抗议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父权做法。你必须教养、带好自己的子弟。鉴于他们在将来可能成为你的堡垒，你起码现在就得为他们付些学费！”换言之，英国必须担负起防卫欧洲的任务，不能仰赖美国。
基于同样的精神，罗斯福也不以为美国有任何责任要承担欧洲的经济重建。他说：“我不要美国在战后有再造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重担。这不是远在3500多英里以外的我们之责任。这必然是英国的职责，因为英国在其中的利益远比我们大得多。”
罗斯福可谓过度高估了英国在战后的实力，才会要求它同时承担欧洲的防务和重建工作。英国在这个构想中的角色被过分膨胀，也是因为罗斯福打从心里看不起法国的缘故。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是同盟国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有一天，罗斯福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丘吉尔也不看看法国有何分量，想把法国培养成为强国之一。好似此事愚蠢到不值得一谈，他嘲弄丘吉尔的动机乃是企图在法国的东部国境建立一道防线，一旦有警，英国可以在这道防线后方集结兵力。而这个时候，这项做法凑巧是唯一可以奏效的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
罗斯福并不预备让美国承担永久的角色，他要求战胜的盟国来监督德国的裁军和瓜分，以及把其他国家纳入他们的掌握之下（最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把法国也列入应被接管的国家之一）。早在1942年春天，在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罗斯福即大略提出他的“四大警察”理论来执行战后世界和平体系。霍普金斯致函丘吉尔，报导罗斯福此一构想的内容是：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到一种制度，只准许英国、美国、苏联以及或许中国等大国可以拥有武装。这些“警察”将合作来维持和平。最后，罗斯福也决心终止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他说：当我们赢了大战，我将全力以赴绝不让美国被甘词美语诱惑，以免接纳促进法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也决不接纳协助或煽动大英帝国的帝国野心的方案。
罗斯福的政策可谓糅合了传统的美国主义、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以及他自己对美国人心理的敏锐观察，冶为一炉。美国人一般较倾向于普遍目标，而不是依赏与罚的衡量合计而做事。丘吉尔又是太成功，制造出假相，让他们觉得英国依然是个大国强权，足以独力抗拒苏联的扩张行为。也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何罗斯福主张的世界新秩序，其基础是：美军由海外撤退回国，德国解除武装，法国亦降为第二等国家，而苏联面前却留下一个大真空状况。战后时期因而变成教导美国了解它所忽视的新均势的一段时刻。
罗斯福以四大警察促成及保证全球和平的构想，代表着丘吉尔的传统均势做法，与罗斯福的顾问（尤其是国务卿赫尔为代表人物）的不加限制的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妥协。罗斯福决心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再犯国际联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订立的制度的失败错误。他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经验又知道集体安全需要有执法人，而这个角色正是要由四大警察来担任。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事实上其架构和梅特涅的神圣同盟相似，只是美国的自由派一想及此恐怕就要吓坏了。每个体系都反映出企图通过有共同价值观的胜利者同盟，来维持和平。梅特涅的体系能奏效，是因为它保障了真正的权力均衡，体系内的主要国家实际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虽然偶尔会捣乱，但多少还能和大家合作。罗斯福构想不能实施，是因为没有从战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力平衡，因为斯大林一旦去掉德国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毫无顾忌要推进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与其昔日战时盟国反目对峙。
罗斯福没有说清楚，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扮演分派给它的角色时，情形会是如何？尤其如果这个不合群的警察，凑巧就是苏联时。在这种情形下，为人鄙夷的权力均衡就必须整个重新建构了。传统的均势的因素被摒弃得越彻底，创造新均势的任务就要变得越加艰巨。战时三巨头
罗斯福寻遍天下也很难找到一个交涉对象，像斯大林这样与他大大不同，罗斯福想要推行威尔逊式的国际和谐理念，斯大林视外交政策行为完全就是旧世界现实政治那一套。波茨坦会议期间，一位美军将领为了向斯大林示好，说：“真高兴见到俄军开入柏林。”斯大林却冷峻地答说：“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挥军直抵巴黎咧！”
斯大林界定的和平条件与数百年来的俄罗斯政治家完全一脉相承——环绕在苏联广泛的边境，建立一条最宽广的安全地带。他欢迎罗斯福强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因为这样一来轴心国家就不能参加和平会议讨价还价，并且还能防止在和平会议上出现像塔列兰那样杰出的德国政治家。
意识形态更强化了传统信念，身为共产党员，斯大林拒绝承认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有何不同。虽然他毫无疑问，认为民主国家没有那么残暴，甚至或许没有那么强悍难胜。斯大林根本不具备一种观念架构，使他能以信誉放弃领土，或者暂时搁置“客观”事实。因此，他要向其民主国家盟友提出一年多以前，他曾向希特勒提出的同一建议案，斯大林之与希特勒合作并非出于同情纳粹主义，后来与民主国家结盟也没能使他了解自由体制的可贵。他会借外交手段从每个临时伙伴那里拿走可以到手的东西，如果不能免费拿到，亦不惜武力抢来——只要不会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的话。他的最高指导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套句帕默斯顿勋爵的话，他没有朋友，只是唯利益是图。
斯大林唯有在其军事处境最困难之时，才显示最乐意谈判战后的目标。当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他才在1941年12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做了些表示；其后在1942年5月，他派莫洛托夫先后走访伦敦和华府。然而，这些努力由于罗斯福激烈反对在此时详细讨论和平目标而告失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斯大林越来越有把握，战争结束时苏联将拥有大多数领土。鉴于由谈判桌上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有收获，斯大林把战后世界版图如何划定，交给他的军队能推进到哪里去决定。
若是丘吉尔就会在斯大林占领有利位置之前，就和斯大林开始谈判战后欧洲秩序。毕竟，像斯大林这样的扩张主义的盟友，英国历史上已经遭遇过不少，也都克服过不少。若是英国国势更强大，丘吉尔必然也会从斯大林那里挤出实际的妥协，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别国施援——就好像远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已经从盟国得到承诺，在战后将允许低地国家得到自由。


丘吉尔比他的两位盟友参与战事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40年6月法国沦亡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独撑反希特勒大局，也陷入无法思索战后目标的情境。挣扎求生存已经耗掉它的全部精力，并且战争的结果会是胜是负，一点都不确定，即使美国已经提供大量物资援助，英国也未必能够得胜。如果美国和苏联不参战，英国终究会被迫妥协或遭到失败。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数日之后，希特勒也对美国宣战；情势如此发展，保证了英国将站在胜利的阵营，虽然战事可能还要拖延，牺牲依然不可避免，丘吉尔从这个时候起才能够实际地去思索战时目标。他必须在英国毫无判例的状况下去思索。当大战继续下去，情势越来越明显，英国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传统角色已经逐渐淡出，加上针对德国要求它无条件投降，苏联势将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尤其是如果美国把部队班师回国后，更是英消苏长的局面。
因此，丘吉尔的战时外交就是在两大国之间运作——这两大国都威胁到英国的地位，只是来自不同方向而已。罗斯福主张全世界的自决运动，是对大英帝国的挑战；斯大林企图将苏联势力伸入欧洲中心，则有危及英国安全之势。
丘吉尔夹在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和俄罗斯扩张主义之间，只得尽其所能，从英国全面相对弱势的地位去辨明英国古老的政策最合适——那就是，如果世界不是听任最强大、最蛮横的国家恣意横行，和平就必须以某种均势为基础。他也清楚了解到了战争终止时，英国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全靠自己去防卫其重大利益，当然更谈不上去监督权力的均衡了。不管外表上是如何自信满满的样子，丘吉尔内心十分明白（他的美国朋友却还相信英国将能单独去维持欧洲均势），英国战时角色将是它最后一次以真正独立的世界大国身份去演出。因此，丘吉尔明白，盟国外交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过于交好美国，巩固英美关系，将来英国才不需要单独去面对战后的世界残局。这正是他日后大体上都对美国的主张礼让、接受的原因——只不过他也经常成功地说服美国接受，华府的战略利益与伦敦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
这项工作的确十分艰巨，罗斯福和他的部属对英国的动机深怀疑虑，尤其认为丘吉尔可能只关心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帝国利益，以及加强权力均衡，而不大顾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想法。
其他国家绝大多数都会视英国追求其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美国领袖却认为这代表英国人的瑕疵。珍珠港事变后不久，罗斯福在一场私人宴会上说：
“我们普遍对此一角色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够客观——尤其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那正是美国的普遍看法。我也一再试图告诉他（丘吉尔），他应该考虑到它。这是深植在美国传统里，这种对英国不信赖、不喜欢，甚至仇恨的心态。”
由于罗斯福不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前讨论战时目标，斯大林又宁可让战争来决定战后的政治结果，绝大多数战时对战后秩序应是如何的主意都来自丘吉尔。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可以国务卿赫尔在1943年11月的一段话传达得最入神。他以极度贬抑的口吻谈到英国的传统作风是：
“今后将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过去不幸的岁月里，各国通过这些安排去确保其安全或促进其利益，今后统统不要了。”
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甚至比他和任何美国人都来得亲近，然而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他对丘吉尔的严酷态度远比对斯大林要厉害，他从丘吉尔身上找到了一位战时亲密战友；在斯大林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位维持战后和平的伙伴。
美国人对英国的矛盾感情集中在三个议题上，美国本身反殖民主义的传统；战时策略的性质；以及战后欧洲的版图划分。不错，俄罗斯过去也是个大帝国，但是它的殖民地与其领土毗邻接壤，而且俄罗斯帝国主义对美国良知的冲击也不像英国帝国主义那样深重。丘吉尔或许抱怨罗斯福拿当年十三州殖民地与英国在20世纪的殖民属地相比较，是拿每一物质真相几乎都已不同的、相隔数个世纪的事情来做类比。然而，罗斯福志不在做历史类比，而是要定下美国的基本原则。在他第一次会见丘吉尔，两大领袖公布订定“大西洋宪章”时，罗斯福就坚持大西洋宪章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全世界各地，包括被殖民地区在内。他说：
“我深信如果我们要达成稳定和平，就必须让落后国家开发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作战，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英国战争内阁则断然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它说：“大西洋宪章是针对我们希望救离纳粹暴政的欧洲国家而发，不是用以处理大英帝国的内政事务，也不是用以处理美国与其殖民地，例如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英国方面故意提到菲律宾，乃是伦敦当局认为美国逾越本分，须予反制，要让美国领袖了解，如果他们的主张太过度，本身也会有损失。然而它却没有了解，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把它宣扬的这套理想付诸实行，一俟战争结束就要让它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
美、英两国对殖民主义的辩论一时不会中止，1942年国殇日（即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演说中，罗斯福的亲信、老友、助理国务卿威尔斯( Sumner Welles)重申美国历来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他说：
“如果这场大战事实上是为解放人民而战，它就必须使得全世界以及美洲世界的人民的主权平等。我们的胜利必须带进全体人民解放的列车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完结。”
罗斯福接着给国务卿赫尔下一张条谕，告诉他说：威尔斯的声明是权威性的谈话——这种姿势决非强化国务卿和其副手感情的好方法，因为它不啻暗示说，助理国务卿与总统的关系更为密切。赫尔后来终于设法把威尔斯挤走。
罗斯福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可谓是先见之明。他要美国带头领导无可避免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免得让追求自决的运动演变成种族斗争。罗斯福曾经对他的顾问查尔斯·陶希格( Charles Taussig)表达过看法：总统说，他很关心东方的黄种人。他说，黄种人人数达11亿。许多东方国家里，他们受到一小撮白人的统治，令他们仇恨不已。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协助他们得到独立11亿的潜在敌人真危险啊！有关殖民主义的争辩不到战争结束不会有实际结果，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罗斯福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有关策略之争却有立即的影响，反映出两国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理念大大不同。美国领袖倾向相信，军事胜利就是一个目标；英国领袖却寻求把军事行动和战后世界的外交计划联结来考虑。
美国最主要的军事经验就是自己的南北战争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场战争都以全面胜利告终。以美国人的想法，外交政策和战略可分段，成为分期的国家政策一部分。美国人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官不涉及策略，军事人员则在外交互动开始时，已经完成其任务——这个观点使得美国日后在朝鲜战争与越战中付出惨重代价。
相对地，丘吉尔则认为战争策略和外交政策关系密切。由于大英帝国的资源远逊于美国，英国的战略家一向必须重视目标，也不能不重视手段。何况，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打怕了，英国领袖决心要避免又一次同样的惨剧。任何战略如果有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他们都有兴趣。
几乎在美国一参战之时，丘吉尔就建议进攻他称之为轴心国最脆弱的小腹部——南欧，到了战争末期，他一再坚持，一再不被接纳，他力促艾森豪威尔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就丘吉尔而言，这些目标之所以吸引他主张出兵，既不是因为巴尔干半岛敌军势力薄弱（事实上当地地形非常险恶），也不是因为这些中欧国家首都具备军事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约战后苏联的影响力。
美国军方领袖对丘吉尔的种种建议，显得非常不耐烦，只差没有暴发怒气。他们认为进袭南欧小腹部的战略，无非又是英国想把美国扯进去替英国利益打前阵的做法，他们遂以这是次要目标，不值得牺牲生命为由拒绝它。打从联合规划开始，美国司令员即力主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美方认为，前线位置在那里无关紧要，只要战争能全面胜利就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德军主力引出来，投入战场。1942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英国反抗他的第二战场计划，大为光火，威胁要掉转一年前所做的“ABC1号”决定（亦即欧洲战场优先的决议），把美国集中到太平洋战场作战。
罗斯福此时拿出了魄力，一如他带领美军参战一样，以战时强势领袖之姿，针对马歇尔的做法，罗斯福提醒这些吵架的将领，决定要以击败德国为优先，是基于美国利益的决定，不是对英国示惠。他说：“至关紧要的是我们了解，击败日本并未击败德国，并且美国在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增加了德国完全掌握欧洲和非洲的机会，只有击败德国才是击败日本，而且可能不发一枪、不牺牲一命即可挫败日本。”罗斯福大体上都接纳丘吉尔的战略，只在奠基巴尔干半岛这件事上划下界限。罗斯福支持1942年11月登陆北非之役，以及征服地中海北岸之后，于1943年春天登陆意大利，击溃意军，使它退出战局，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之役，要到1944年6月才发动，此时德军已经气势衰竭，以后盟军伤亡人数大为降低，胜利亦指日可待。
斯大林热切拥护开辟第二战场之情，不逊于美国军事领袖，但是他的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军事因素着眼，在1941年，他毫无疑问急于把德军引离俄罗斯前线。事实上他渴望军事援助之情已经气急败坏，因而邀请英国派遣远征军进入高加索。1942年，德军向南俄罗斯推进之际，他继续不断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但已不再提盟国派遣远征军的主意。
斯大林在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告终，象征着苏军开始逆转失利之后，依然争取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斯大林发现第二战场的可爱之处是在于它远离东欧、中欧和巴尔干，而在这些地方西方与苏联的利益极可能会冲突。并且，开辟第二战场也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在其中毫发不伤。妙的是，斯大林坚持在盟国的西线甚有发言权，却决不让民主国家对苏联的计划有丝毫接触，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可以允许它们稍稍知情。
结果，在斯大林要求盟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时（他一再要求能吸引30—40个师的德军兵力），盟军果然吸引了约33个师的德军投入意大利战场。然而，斯大林升高他反对采取自南翼进击的战略之声浪。他认为，此案主要缺陷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包含靠近苏联野心有意染指的国家。斯大林在1942年、1943年力促开辟第二战场，其要因正跟丘吉尔刻意想要拖延阻滞的目标相同——因为它会把盟国引离政治上有争端的地区。
在辩论冷战的起源时，若干杰出的批评家提出说，盟军未能早日开辟第二战场，造成斯大林在东欧强悍不妥协。根据这一推理，迟迟才开辟第二战场，远比其他任何原因更让苏联生气。然而，此说不足信是因为，刚与希特勒签德苏公约、协商要瓜分世界的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在现实政治中如此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搞整肃、屠杀的人，会因此一战略决定就生气，而把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混为一谈，他玩这套第二战场把戏与别人并无两样——冷静、仔细盘算和实事求是。
美国联合参谋首长只不过反映着美国领袖的信念而已。此一信念即是：胜利达成之前，不做任何有关战后世局的讨论。这是影响战后世界数国划分的致命决定，也造成冷战无法避免。
一般而言，争取稳定与均势的国家应在战争犹仍进行期间，就竭尽所能去达成其基本的和平条件。只要敌人们在火线上交战中，它的力量间接强化了较和平一方的力量。如果此一原则被忽略，主要问题拖到和平会议召开前仍未解决，则最坚持一国终将夺得战果，只有通过大对立才能消解。
盟国对战后目标取得协议，或至少也就此进行讨论，在二次大战中尤其有需要；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元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公布了要求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做此建议。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意见分歧，并且他希望盟国集中一切精力先打赢大战再说，他也急于向犹陷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焦局的斯大林担保，决不单独对德国议和。但是，最基本的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有一批德国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止了战争！
可是，罗斯福拒绝在战争进行期间讨论战后世界秩序，却使得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只是去支撑一种欠缺均势或任何政治解决基准等重要因素的结果。然而，以威尔逊主义和谐至上的假设出发，罗斯福却扮演主要角色来影响战后世界的样态，在他的支持下，盟国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探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合作方式之蓝图：譬如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提出联合国的构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了世界财政金融体系，在温泉会议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商讨救济和重建问题，在芝加哥会议商讨民航问题等等。但是他却坚定不移，不肯讨论战争目标，或者是冒着与苏联对此议题见解不一的风险去碰触它。


起初，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回避以地缘政治层面来讨论战后之解决方案，是一种手法，试图利用苏联军事困难取得优势。就他而言，战局发展已经将由轴心国家即将瓦解而留下的真空状态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更有利于苏联的权力均衡关系。斯大林太熟谙传统的纵横捭阖手法，估计西方最后的和平条件会完全依军事作战结果而定，因此在1941年12月，甚至德军还长驱直人，直叩莫斯科近郊时，他仍试图与艾登商谈战后方案。斯大林在这次交谈中的开场白，明白显示出他指的不是大西洋宪章。他说，宣布原则有如代数学，太深奥了，他宁可搞些实际的算术。斯大林不想浪费时间去搞抽象观念，宁可以互惠让步做交换，最好就是以领土划分来进行。
斯大林脑海里的想法就是老式的现实政治。德国应该被瓜分，波兰边界应向西移。苏联将恢复1941年的疆域，换言之，承认苏波边境以寇松线划定，加以保有波罗的海诸小国——这是明显违背大西洋宪章所揭示的自决原则。交换条件是，苏联将支持英国对于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等国择地设立基地的要求，这些国家是英国的盟国！斯大林对局势的看法，与18世纪任何一位君主都无异：胜利者有权分享战利品！
另一方面而言，斯大林还未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任何要求，他也对波兰国界问题略为示意可以有弹性。不过，英国总不能在大西洋宪章才宣布三个月就完全违背它的精神，美国领袖也不会考虑他们认为是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外交的这类秘密协议。即使是如此，斯大林此时的提案姑不论多么蛮悍，毕竟仍比战后实际出现的情形好得多——而且，经过磋商谈判，结果说不定更好。艾登为了避免弄僵谈不下去，答应会把他和斯大林的谈话内容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报告，日后再来继续这项问题的对话。
尽管他的军事局势极端吃紧（说不定也正是因为军情告急），斯大林于1942年春天重提这个话题，丘吉尔早已准备好一谈，查出苏联究竟要以什么来换取承认1941年的国境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依然倾向避免让人以为有类似权力均衡的安排之印象，拒绝讨论战后议题。国务卿赫尔代表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道：
“如果要放弃我们对政策、原则和实务所做的广泛基本宣示，将是不智之举。如果在一两个重要事例土（类似你刚建议的事例），这些原则被违背了，则贵我两国的任何一方都将站不住脚，也不会有稳定的规则去规范，或去坚持其他政府应遵循不渝。”
斯大林又在1942年5月派莫洛托夫走访伦敦，摊开来讨论。四月间，为安排莫洛托夫到访事宜而讨论时，苏联大使伊凡·麦斯基( Ivan Maisky)重提四个月前斯大林提出的条件。苏联现在又要求在战后，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签订互助条约。考虑到德军依然深入苏联国境，斯大林此时再度提它，正透露出他的长期目标来——尽管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时此议就范围或内容来讲，都还极为遥远，距战后因没有协议而产生的卫星国家而言，也有差距。
华府方面对丘吉尔进行这类对话，强烈反对。赫尔指称，英苏会谈违背了大西洋宪章，藐视美国历史传统反对以武力变更领土的主张，也是倒退回臭名昭彰的过去权力政治的反转。罗斯福亦以大体相似的理论，向斯大林提出他的看法，斯大林复以一封简短信函，表示接到罗斯福的信息，但不置一语评论，明显表示对此一函件并不诚心接纳。斯大林同时驰书给丘吉尔，力促丘吉尔别理会“美国人的干预”。
战争初起时，斯大林明显希望能就1941年国界线达成协议，他不会迂腐到不提出某种交换代价。斯大林愿意付出何种代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罗斯福邀请莫洛托夫直接来华府一谈，而中止了英苏对话。
艾登1941年12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曾暗示他对波兰边界线问题可以有弹性并称之为“开放的问题”。以事后的猜测，斯大林说不定会同意，以盟国承认苏联恢复1941年的国境线，换取他接受东欧各国流亡政府的地位（在此之前他尚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且同意波罗的海小国恢复1940年独立状态，同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这或许有可能导致东欧国家采取芬兰模式——尊重苏联的安全，但是维持民主政府，也可自由进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样的结果当然比实际发生的状况，对东欧人民的福祉更好，甚至在最后，亦对苏联有利。
所有这一切种种可能在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底抵达华府后，统统消失了。因为美国要求苏联的不是政治协商，而是要就如何达成世界新秩序建立协议。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出了替代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势力范围构想的美方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通过四大警察观念的修正，恢复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体制。罗斯福认为，这样的安排将可提供苏联远胜于传统的权力均衡所能给的安全。
罗斯福为何相信才向丘吉尔提出这么马基雅维里式权谋之议的斯大林，会接受世界政府的方案？原因并不清楚，或许他认为，在最糟的情势下是斯大林坚持保有苏军已占领的领土，此时他在国内易于默认此一既成事实，而不是在军事结果尚不确定之下就同意斯大林的要求。
罗斯福在殖民地问题上就明确多了。他提议“基于我们自己的安全，把取自弱国的”旧殖民地，交付国际托管。（他把法国也列入弱国）并且邀请苏联担任托管理事会的发起会员。
如果莫洛托夫是个哲学家，可能会讶然历史竟然绕了一圈又重演，就在18个月之内，两个相互对立的同盟都来争取苏联加盟——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拉拢苏联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罗斯福则来邀请参加与美、英、中同盟。在这两个场合中，德、美都以南方土地为饵，争取莫洛托夫；柏林愿意划中东给苏联，华府则愿意请苏联担任殖民地托管理事。然而，莫洛托夫在两个情形中，皆不允许自己偏离追求在苏军范围内唾手可得的目标。
莫洛托夫也不认为有必要因谈话对象易人而调整其战术，他在华府采取和在柏林同样的做法，原则同意参加拟议的盟约，加入四大警察行列，就等于成为18个月前邀他人盟的三国轴心之大敌。他对此转折，一点也不觉得困扰，莫洛托夫跟在柏林一样，他的原则同意并不代表要放弃斯大林在欧洲的领土野心，在华府，亦跟在柏林一样，莫洛托夫坚持苏联恢复1941年国境线，要求苏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有绝对影响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亦有特殊权利。在柏林和华府，他都把殖民地问题拖延到日后再来讨论。
当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在战争犹在进行中时华府不肯讨论政治解决方案，斯大林从各种可能性里，怎么也料不到自己有此好运。因为这代表，只要德军还在战场作仗，他就不需要做任何让步。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一旦了解美国要等到战后再洽商政治解决方案，他就放弃了不断诈唬的作风，绝口不再谈起这个问题。盟国步步趋向战胜，斯大林因为政治讨论迟迟不展开，而且竭力独吞战利品，获利最大；至少也可利用这些战利品在和平会议上为谈判筹码。没有人比斯大林更深刻了解先占先赢这句古训。
罗斯福不愿因太早讨论战争目标而伤害到在战后与苏联的合作关系，除了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原因之外，可能还出于战略原因。罗斯福或许已察觉苏联在战后有可能搞扩张活动，但也已觉得陷于美国人民的信念，以及战祸恐将不免这一两难困局里。为了维持作战努力，罗斯福一定必须争取美国人理念上的认同，而美国人正是最懊恼势力范围、权力均衡这一套。毕竟，国会才刚在几年前热切通过中立法，支持中立法的那些想法依然还在。罗斯福可能认为，不管苏联有何意图，他的最高战略就是让斯大林珍惜其信誉。只有在这一背景之下，他才会有机会动员美国人，起而反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看法。他声称罗斯福已准备好一旦苏美关系恶化后的后退阵地，如“一支大军，一个海外基地网，和平时期的全面军事训练计划，以及英美独占原子弹技术”等等，皆已整备妥当。
不错，罗斯福已经备妥以上种种工具，但是，他集结这些工具的动机是为了强化对轴心国家的战力，不是用来抗拒苏联的扩张主义的，美国取得这些基地是为了可以把驱逐舰转交给英国；发展原子弹是为了对付纳粹和日本；一切迹象都指出，罗斯福在战争告一段落时，将会迅速将军队复员，调回本国——他也的确在许多场合做此声明。不错，一旦罗斯福认定斯大林背信弃义，他会是一位技巧娴熟、决心坚定的反苏联扩张主义领袖，也会运用上述种种工具制俄。然而我们却没有太多证据说他已经做此判断，或已以可能与苏联对峙来评估美国的军事力量。
战争接近尾声时，罗斯福曾表示不满斯大林的伎俩。然而，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的确前后一致坚持美、苏合作，并且视克服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感为最重要工作。沃尔特·李普曼对罗斯福的评语相当深刻，他说，“他不信任任何人。他认为他能做的就是比斯大林聪明。”如果说他有心如此做，他并没有成功。
罗斯福刻意与斯大林建立私交，丘吉尔则不会如此做。希特勒进攻苏联，丘吉尔在解释英国为何决定支持斯大林时，说了一句不涉及个人信念或道义支持的话，丘吉尔说： “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丘吉尔）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罗斯福就没有这种保留态度，美国参战后不久，他就企图排除丘吉尔，安排与斯大林在白令海峡会面，这将是“你我之间非正式、完全单纯的几天盘桓会面”以促成“心意沟通”。罗斯福将只允许霍普金斯、一名译员和一名速记员与会，让海豹、海鸥来见证这场历史性的会谈。
白令海峡会谈从来未能举行。但是，有两场高峰领袖会议确实召开了——一是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一是1945年2月4日~ 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两次会议，斯大林都刻意电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不急于开会；甚至会议地点也是精心安排力图使英美可以依从他。德黑兰离苏联国境只有数百英里，雅尔塔则在苏联境内。两次，西方领袖都得迢迢千里与会。对于罗斯福的残疾之身，参加德黑兰会议已经备尝艰辛，不堪负荷；到了雅尔塔会议时，他已经病势笃重，勉强抱病赴会。
雅尔塔背负瓜分战后世界版图的千古骂名。然而，当会议召开时，苏联军队已经跨越1941年的全部国境线，取得了可以对东欧其他国家予取予求，片面施加苏联政治掌控的有利地位。如果说战后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哪个高峰会议谈判，最适当的时机应是15个月以前的德黑兰会议。在此之前，苏联挣扎苦战，力图避免战败；到了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由苏军获胜，战争胜利已经确定在望，德苏个别言和也非常不可能。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本来打算住在美国大使馆里，与苏联大使馆、英国大使馆（两者背对背毗邻）有段距离。安全人员一直顾虑，罗斯福在前往英、苏大使馆开会的路途难保没有纳粹向路人掷炸弹暗杀，因此，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后，斯大林邀请罗斯福住到苏联大使馆区内一栋别墅，罗斯福欣然接受，这栋别墅由苏联装潢，富丽堂皇，无疑地也装有窃听设备。
罗斯福接受邀请，住进苏联大使馆，传递出信赖、友善的讯息不可谓不强。然而，这个友善姿态对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重大影响，他还是一再抨击丘吉尔和罗斯福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喜欢将谈话对手逼在劣势地位。在这个事例上，大举开辟第二战场之论也好比“围魏救赵”，把问题集中在远离某一将有争议的地点以外的地区去。他诱出美英正式保证在1944年春天以前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三国就德国全面非军事化，以及如何分区占领德国亦达成协议。某次，斯大林力促将德国5万名军官统统处死，丘吉尔愤而退席，斯大林追出去，解释说那只是开玩笑的话，丘吉尔才肯回去继续开会——鉴于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下令屠杀波兰军人的卡廷事件( Katyn Massacre)真相，他并不是开玩笑说说而已。接着，罗斯福在一次私下会面时向一肚子狐疑的斯大林，勾绘他的四大警察理念。
凡此种种议题的讨论挤掉了时间，有关战后安排的议题就只好留到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罗斯福同意斯大林把波兰国界向西移的计划，也暗示他不会在波罗的海问题上对斯大林施加压力。他说，如果苏联军队占领波罗的海诸小国，美国与英国都不会“翻脸”，不过他也建议举行公民投票。事实是，罗斯福此时依然不愿全盘讨论战后世局，就跟18个月前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他的立场一模一样。因此他在谈到斯大林对东欧的战后方案时，语气不肯定，似乎有几分歉意。罗斯福吁请斯大林注意，美国国内有六百万波兰裔选民，对翌年他竞选连任的选情，举足轻重。虽然他个人同意斯大林元帅认为波兰复国的看法，他乐见“波兰”东边国境线向西推移，西边国境也再推移至奥得河。然而，他也希望斯大林元帅了解，基于上述政治理由，他不能在德黑兰或甚至明年冬天，参与就此问题之任何决定，他在目前也不能公开号称参与任何类似的安排。这可能是向斯大林表达，你看片面行动将冒重大风险？的确，这不啻暗示，美国的同意只是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