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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 第9节



式的保证,或是这种保证对一般的常识判断会有多大的助益。但150
年来饱受战争所苦的中欧各国,却坚持要有明文的保证。
尤其是奥地利所面临的危险,英国不太能体会。奥国乃中世纪之
产物,是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在其位于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据
点,聚集着多瑙河盆地的众多民族。奥国有感于有动摇国本之虞的自
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令人反感,便设法撒下道德约束之
网,以抑制轻举妄动。梅特涅最高明的手法在于能说服大国自异中求


同。塔列兰曾指出如此有所节制对化解歧见是多么重要:
“若最小的反抗力量与最大的攻击力量相当,则可取得
平衡。但实际情况仅允许人为的非稳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
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
维也纳会议后,均势及正统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份文件中:四
国同盟( the Quadruple Alliance),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
组成;神圣同盟( the Holy Alliance),仅由被称为东方三强(Eastern
Courts)的普、奥、俄三国组成。19世纪初各国对法国的疑惧,无异
于20世纪大家对德国的观感,都视之为虎视眈眈,包藏祸心。因此
集会维也纳的政治领袖组成四国同盟,以压倒性的武力,不容法国的
侵略野心有一点出头的空隙。1918年凡尔赛和会上的战胜国若也曾组
成类似的联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
神圣同盟则完全不同。自近200年前斐迪南二世退下神圣罗马帝
国皇位后,欧洲就未曾见到这类的文件。它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
出。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情于自诩的伟大使命:重整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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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每个参与国。1804年,皮特所倡议的建立各国自由体制的圣战无
疾而终;到1815年,亚历山大自信满满,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尽
管此次他所号召的圣战与他11年前所拥护的正好相反。如今他独尊
宗教及保守思想,他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改革,其大前提也改变了:
“诸强国过往对彼此相互关系所遵之方向,须彻底改变,
且亟须以我主永恒之信仰之崇高真理,重建此秩序。”
奥国皇帝曾笑言,他一时之间不知该在部长会议上,还是该在告
解室内讨论这些事。但他很清楚,自己既不能加入沙皇圣战的行列,
也不能加以驳斥,以免给亚历山大自行其是的借口,仅留下奥地利面
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孤军奋战。因此梅特涅将亚历山大
的草案转变为后世所称的神圣同盟,以缔约国有责任维持欧洲内部现
状为各国的宗教义务。这是近代史上,欧洲列强首次赋予本身一个共
同的使命。


英国的政治领袖绝无可能加入一个赋予一国干预他国内政的权
力,或应说是义务的组织。卡斯尔雷称神圣同盟为“满纸冠冕堂皇莫
测高深之荒唐事”。梅特涅却视此为让沙皇保证维持正统统治,尤其
是防范其独断专行地抒发其宗教热忱的一个机会。神圣同盟将保守的
国君聚在一起对抗革命,但也要求他们必须协同行动,这无异于让奥
地利在理论上对强邻俄罗斯的妄动享有否决权。所谓的欧洲协调
( Concert of Europe)是指,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对影响整体
安定的事务要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
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人道德的限
制。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
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走上的冲突之路。
但以为各国体制相容,便可保证处于和平的均势,不免太过一厢


情愿。18世纪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
同道合。但他们有种使命感,正因为对本身的制度感到自豪而彼此争
战不断。
一国国内的制度会决定其在国外的行为,威尔逊不是第一个提出
此主张的人。梅特涅有同样的想法,却是基于截然不同的前提。威尔
逊认为民主国家就一定爱好和平,讲道德。梅特涅却认为民主国家很
危险,不可捉摸。他眼见行共和政体的法国给欧洲带来如此大的祸
害,因此认为唯有合法正统的政权才能带来和平。他冀望各古老王朝
戴着冠冕的国君即使不是维护和平,也至少会保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
构。由此政权的正统性便成为巩固国际秩序的凝聚力量。
区别威尔逊及梅特涅对国内正义与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对了解
美国与欧洲呈对比的观念十分重要。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推动他认为具
革命性的新观念。梅特涅则力图将他视为古老的观念制度化。威尔逊
领导的是刻意为追求自由而建立的国家,他深信民主价值可形诸法
律,并深植于全新的世界组织中。梅特涅代表体制演进缓慢,几乎不


被人知觉的古国,他根本不相信权利可经由立法来创造。在他看来
“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法律或宪法上是否有规定仅属技术问题,
与是否能带来自由无关。梅特涅认为权利还需保障便是矛盾:“理所
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客观之存在当做立法对
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却反受束缚。”
梅特涅有些论点是为无法适应新国际形势的奥地利帝国的行为自
圆其说。但亦反映出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法律与权利自然存在,非
来自君王的命令。他成长的背景适逢法国大革命,以高唱人权为始,
却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为终。威尔逊的美国经验比这好多
了,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要再过15年才开始,因此他不会想到民意会
出轨。
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
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
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潮流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
德国的地位,俄罗斯虎视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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