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86节
里，因为他们起先认为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工于心计的人不是他们的
对手。希特勒以超乎常人的坚持精神令僚属唯有俯首听命。斯大林则
凭借不断的暗中运作累积实力。
希特勒将其狂放不羁的工作习气及善变的个性转用于决策上，使
其政府政策无法一贯，偶尔还带些一知半解的性质。斯大林将他早年
在宗教训练中学到的严格诘难法，应用于冷酷地演绎俄共世界观，并
将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希特勒借助于大众的拥戴而地位
日益巩固。斯大林个性过于偏执，不可能采取如此强调个人魅力的做
法。他极在乎最后的胜利，远超过对一时掌声的期待，而且宁愿以一
一摧毁所有潜在敌人的方式达到目的。
希特勒的野心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在言谈之间他只代表自
己。斯大林同样妄自尊大，但他自视为历史真理的仆人。他跟希特勒
不同，他有无比的耐心。他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的领袖，他是时时刻刻
不忘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
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
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
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
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
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
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
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
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
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
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
除以上的心理层面外，斯大林的个性中还有重要的哲学成分，这
使他几乎令西方领袖无从捉摸。身为老共产党员，在掌权前的几十年
里他曾因信仰坐牢、流亡，备尝艰辛。苏联共产党人自诩为对历史演
变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助一臂之力。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差异，近似于科
学家与门外汉的对比。科学家分析物理现象，但并不能真正制造这些
现象；由于他们了解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委，因此得以偶尔操控其间的
过程，但也仅能依照现象本身的定律加以操控。同理，苏联共产党人
自认为是历史科学家，其任务在于彰显历史的演进动力，甚至于可能
包括加速其演进，但决不可改变历史必然的方向。
苏共领袖表现出冷酷坚持，不讲温情，对其历史使命坚定不移，
也决不为传统的理念，尤其是非共产党所提的传统主张而动摇。他们
觉得自己在外交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对手还了解对手本身
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让步”的可能，也只能对“客观现
实”让步，决不可被一起谈判的外交官说服而退让。由此可知，外交
是现有秩序终将被推翻的过程中的一环；究竟要以和平共存的外交运
作或是以军事冲突来加以推翻，则取决于评估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为可疑的
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
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
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
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
斯大林并不在道德上区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力颂扬全球和
平之可贵的国家，他真正的感想可自1928年他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
定的反应中看出：
“他们奢谈和平主义，高唱欧洲各国和平。白里安与
（奥斯汀）张伯伦彼此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我们从欧洲
历史可以知道，每逢为下次战争重新铺排各方势力所签订的
条约，他们都称之为和约，（虽然）签订这些和约的目的是
在记述未来战争的新组合。”
斯大林最恐惧的梦魇，当然就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同时进攻
苏联。1927年斯大林以与10年前列宁相同的说法解释苏联的战略：
“……极为……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展延与资本主义世界注定会发生的
战争……直至……资本主义者开始自相残杀……”为助长这种情势，
苏联与德国于1922年达成拉巴洛协定，于1926年签订柏林中立条约
并于1931年续约，明白保证不介入资本主义战争。
在斯大林心目中，希特勒辱骂共产主义的言论，并非是与德国保
持良好关系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希特勒开始掌权时，斯大林立刻摆出
亲善的姿态。他在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会上说：
“本党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毫不热衷。问题不在于法西斯
主义，意大利便是个好例子，其法西斯主义无碍于苏维埃共
和国联邦与该国建立绝佳之关系。本党过去与现在的着眼点
都在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也只在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若
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利益要求与无意于扰乱和平的某国修
好，本党将毫不犹豫地加以实行。”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
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
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
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
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
民主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时机一到，斯大林的确加入了
反希特勒的阵营，但是在他向纳粹德国示好被拒后，才十分不情愿地
加入。在斯大林终于相信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论调很可能是认真的
以后，他便使尽全力要建立最大规模的联盟来包围纳粹。这个新策略
在1935年7、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大会上显
现出来。此次大会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组成联合阵线，这表示共
产党已放弃20世纪20年代的战术，当时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使各国的
对手。希特勒以超乎常人的坚持精神令僚属唯有俯首听命。斯大林则
凭借不断的暗中运作累积实力。
希特勒将其狂放不羁的工作习气及善变的个性转用于决策上，使
其政府政策无法一贯，偶尔还带些一知半解的性质。斯大林将他早年
在宗教训练中学到的严格诘难法，应用于冷酷地演绎俄共世界观，并
将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希特勒借助于大众的拥戴而地位
日益巩固。斯大林个性过于偏执，不可能采取如此强调个人魅力的做
法。他极在乎最后的胜利，远超过对一时掌声的期待，而且宁愿以一
一摧毁所有潜在敌人的方式达到目的。
希特勒的野心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在言谈之间他只代表自
己。斯大林同样妄自尊大，但他自视为历史真理的仆人。他跟希特勒
不同，他有无比的耐心。他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的领袖，他是时时刻刻
不忘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
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
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
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
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
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
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
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
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
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
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
除以上的心理层面外，斯大林的个性中还有重要的哲学成分，这
使他几乎令西方领袖无从捉摸。身为老共产党员，在掌权前的几十年
里他曾因信仰坐牢、流亡，备尝艰辛。苏联共产党人自诩为对历史演
变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助一臂之力。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差异，近似于科
学家与门外汉的对比。科学家分析物理现象，但并不能真正制造这些
现象；由于他们了解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委，因此得以偶尔操控其间的
过程，但也仅能依照现象本身的定律加以操控。同理，苏联共产党人
自认为是历史科学家，其任务在于彰显历史的演进动力，甚至于可能
包括加速其演进，但决不可改变历史必然的方向。
苏共领袖表现出冷酷坚持，不讲温情，对其历史使命坚定不移，
也决不为传统的理念，尤其是非共产党所提的传统主张而动摇。他们
觉得自己在外交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对手还了解对手本身
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让步”的可能，也只能对“客观现
实”让步，决不可被一起谈判的外交官说服而退让。由此可知，外交
是现有秩序终将被推翻的过程中的一环；究竟要以和平共存的外交运
作或是以军事冲突来加以推翻，则取决于评估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为可疑的
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
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
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
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
斯大林并不在道德上区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力颂扬全球和
平之可贵的国家，他真正的感想可自1928年他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
定的反应中看出：
“他们奢谈和平主义，高唱欧洲各国和平。白里安与
（奥斯汀）张伯伦彼此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我们从欧洲
历史可以知道，每逢为下次战争重新铺排各方势力所签订的
条约，他们都称之为和约，（虽然）签订这些和约的目的是
在记述未来战争的新组合。”
斯大林最恐惧的梦魇，当然就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同时进攻
苏联。1927年斯大林以与10年前列宁相同的说法解释苏联的战略：
“……极为……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展延与资本主义世界注定会发生的
战争……直至……资本主义者开始自相残杀……”为助长这种情势，
苏联与德国于1922年达成拉巴洛协定，于1926年签订柏林中立条约
并于1931年续约，明白保证不介入资本主义战争。
在斯大林心目中，希特勒辱骂共产主义的言论，并非是与德国保
持良好关系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希特勒开始掌权时，斯大林立刻摆出
亲善的姿态。他在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会上说：
“本党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毫不热衷。问题不在于法西斯
主义，意大利便是个好例子，其法西斯主义无碍于苏维埃共
和国联邦与该国建立绝佳之关系。本党过去与现在的着眼点
都在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也只在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若
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利益要求与无意于扰乱和平的某国修
好，本党将毫不犹豫地加以实行。”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
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
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
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
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
民主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时机一到，斯大林的确加入了
反希特勒的阵营，但是在他向纳粹德国示好被拒后，才十分不情愿地
加入。在斯大林终于相信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论调很可能是认真的
以后，他便使尽全力要建立最大规模的联盟来包围纳粹。这个新策略
在1935年7、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大会上显
现出来。此次大会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组成联合阵线，这表示共
产党已放弃20世纪20年代的战术，当时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使各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