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74节
任何反苏的联盟。
苏联明白他的暗示。在洛迦诺后不到一年，1926年4月，德苏便
在柏林签订中立条约。双方同意在另一方受攻击时保持中立；也同意
不加入任何针对另一方而来的政治结盟或经济抵制，原则上不论所牵
涉的问题为何。实质上，这意味着集体安全原则不适用于德苏两国的
相互关系。而德国又已获豁免于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德苏因对波兰
共同的敌意而结合，正如总理沃斯( Wirth)对驻莫斯科大使布洛克
道夫·兰泽( Ulrich von Brockdorff Rantzau)的训示：“有一件事可以
坦白对你说，波兰务必要除掉。我不会缔结任何可能助长波兰的条
约。”
然而法国的领袖，尤其是白里安，均认为顺应政策仍是法国唯一
切乎实际的选择。万一法国最恐惧的情况发生，德国恢复好战的政
策，此刻若法国被加上破坏和解的罪名，则最后争取到英国支持及维
持美国善意态度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
欧洲的重心逐渐移往柏林。出人意料的是，事后想起来，史特瑞
斯曼在国内的人望在这段期间一直走下坡。全国散漫的民族主义自德
国对杨格计划( Young Plan)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这是1929年道威斯
计划五年届满时盟国所提议的后续计划。它再把德国赔款金额降低，
并设定一个截止日期，不过是很久以后。1924年道威斯计划在德国保
守派的支持下为德国所接受；1929年时，杨格计划的条件虽更加有
利，却遭到有新窜起的纳粹党以及以共产党为后盾的保守派猛烈抨
击。最后德国国会仅以20票之差通过这个计划。
几年之间，所谓的洛迦诺精神代表着一次大战中的敌对国家寻求
和好的心态。但德文“精神”这个字也有“鬼魂”的意思，到20世
纪20年代末期，德国民族主义圈子内渐渐流行开洛迦诺“鬼魂”的
玩笑。这种奚落凡尔赛国际秩序根本精神的态度，即使在经济大恐慌
尚未激化德国政治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前，即德国经济复苏的承平时
期便已然存在。
史特瑞斯曼死于1929年10月3日。之后便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因为德国找不出聪明才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因为德国的复原及欧洲的平静，有极大部分应归功于西方列强对他个
人人格的信任。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普遍认为史特瑞斯曼集所有
“欧洲好人”的特质于一身。就这一点来说，他应可说是伟大的阿登
纳( Konrad Adenauer)总理的前辈，阿登纳意识到在德法历史宿仇的
鸿沟之上，其实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
但是当史特瑞斯曼的文件对外公开时，其内容似乎与外界对他良
好的评价相抵触。文件中透露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现实政治奉行者，
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坚持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在他以为，这些
利益十分明确：使德国恢复到1914年前的地位，解除赔款造成的财
政负担，取得与英法对等的军事待遇，修改德东的边界，完成奥地利
与德国的统一。他的助理史特恩·鲁巴斯( Edgar Stern Rubarth)对史
特瑞斯曼的目标有如下的说明：
“史特瑞斯曼曾对我坦承他最终的希望是：使莱茵区重
获自由，收复欧本和马尔梅迪与萨尔区，完成与奥地利的统
一，以及用托管或其他方式在非洲取得一块殖民地，以保证
重要热带物资不虞匮乏，也为年轻人用不完的精力开创出
路。”
由此可见以二次大战后的用语来说，史特瑞斯曼并非“欧洲的好
人”，但在当年尚欠缺这种观念。西方政治家多与他有相同的看法，
即凡尔赛和约需要修正，尤其是西边的国界，而洛迦诺仅是其间的一
个阶段。对法国而言，在经过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后，还不得不与重
新站起来的德国相往来，当然是痛苦难当。但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新的
权力版图。史特瑞斯曼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
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
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
他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批评的，而且与纳粹的作风正好相反，他
是靠着耐心、妥协及欧洲各国取得共识的有利环境，达到他的目标。
心思敏捷使他能够以文字上的让步，尤其是在敏感而具象征意义的赔
偿问题上，以此换取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及促成长远的变革，这些
变革必然能使德国居于日益重要的枢纽地位。不过他与民族主义分子
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无需做大幅的更动。
史特瑞斯曼之所以有机会推行其政策，全拜德国资源丰富与实力
十足之赐。战争并未使德国实力瘫痪，凡尔赛和约反而增强其地缘政
治地位。就连二次大战更惨痛许多的失败，也难以泯灭德国在欧洲的
影响力。我们不应认为纳粹对西方价值观的攻击是延续自他，比较正
确的看法应当是，纳粹激进的作风打断了史特瑞斯曼以渐进且几乎必
然是和平的方式，逐步使其国家达成在欧洲的决定性地位的轨迹。
久而久之，史特瑞斯曼的战术很可能转变成战略，权宜之计可能
变成信念。在当代，埃及总统萨达特( Sadat)最初与以色列和解的
动机，几可确定是为了瓦解西方对阿拉伯人好战的印象，使以色列居
于心理战的守势。他跟史特瑞斯曼一样，想要在敌人与其盟友间制造
裂痕。他满足以色列合理的要求，希望借此软化以国对拒绝归还阿拉
伯尤其是埃及领土的坚持。但时间一久，萨达特真的成为和平的提倡
者与国际嫌隙的弥合者，而原先他很可能只是摆个姿态。到后来，追
求和平与和解已不再是萨达特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变成独立存在
的价值观。史特瑞斯曼当年是否也走向同样的道路？他出师未捷身先
死，使这个疑问成为历史上未解的悬案之一。
史特瑞斯曼死时，赔偿问题已即将要获得解决，德国的西界也已
确立。德国仍想修改东边国界及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想以占领其
领土来向德国施压的做法被证明无效，洛迦诺改良式集体安全的安排
苏联明白他的暗示。在洛迦诺后不到一年，1926年4月，德苏便
在柏林签订中立条约。双方同意在另一方受攻击时保持中立；也同意
不加入任何针对另一方而来的政治结盟或经济抵制，原则上不论所牵
涉的问题为何。实质上，这意味着集体安全原则不适用于德苏两国的
相互关系。而德国又已获豁免于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德苏因对波兰
共同的敌意而结合，正如总理沃斯( Wirth)对驻莫斯科大使布洛克
道夫·兰泽( Ulrich von Brockdorff Rantzau)的训示：“有一件事可以
坦白对你说，波兰务必要除掉。我不会缔结任何可能助长波兰的条
约。”
然而法国的领袖，尤其是白里安，均认为顺应政策仍是法国唯一
切乎实际的选择。万一法国最恐惧的情况发生，德国恢复好战的政
策，此刻若法国被加上破坏和解的罪名，则最后争取到英国支持及维
持美国善意态度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
欧洲的重心逐渐移往柏林。出人意料的是，事后想起来，史特瑞
斯曼在国内的人望在这段期间一直走下坡。全国散漫的民族主义自德
国对杨格计划( Young Plan)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这是1929年道威斯
计划五年届满时盟国所提议的后续计划。它再把德国赔款金额降低，
并设定一个截止日期，不过是很久以后。1924年道威斯计划在德国保
守派的支持下为德国所接受；1929年时，杨格计划的条件虽更加有
利，却遭到有新窜起的纳粹党以及以共产党为后盾的保守派猛烈抨
击。最后德国国会仅以20票之差通过这个计划。
几年之间，所谓的洛迦诺精神代表着一次大战中的敌对国家寻求
和好的心态。但德文“精神”这个字也有“鬼魂”的意思，到20世
纪20年代末期，德国民族主义圈子内渐渐流行开洛迦诺“鬼魂”的
玩笑。这种奚落凡尔赛国际秩序根本精神的态度，即使在经济大恐慌
尚未激化德国政治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前，即德国经济复苏的承平时
期便已然存在。
史特瑞斯曼死于1929年10月3日。之后便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因为德国找不出聪明才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因为德国的复原及欧洲的平静，有极大部分应归功于西方列强对他个
人人格的信任。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普遍认为史特瑞斯曼集所有
“欧洲好人”的特质于一身。就这一点来说，他应可说是伟大的阿登
纳( Konrad Adenauer)总理的前辈，阿登纳意识到在德法历史宿仇的
鸿沟之上，其实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
但是当史特瑞斯曼的文件对外公开时，其内容似乎与外界对他良
好的评价相抵触。文件中透露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现实政治奉行者，
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坚持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在他以为，这些
利益十分明确：使德国恢复到1914年前的地位，解除赔款造成的财
政负担，取得与英法对等的军事待遇，修改德东的边界，完成奥地利
与德国的统一。他的助理史特恩·鲁巴斯( Edgar Stern Rubarth)对史
特瑞斯曼的目标有如下的说明：
“史特瑞斯曼曾对我坦承他最终的希望是：使莱茵区重
获自由，收复欧本和马尔梅迪与萨尔区，完成与奥地利的统
一，以及用托管或其他方式在非洲取得一块殖民地，以保证
重要热带物资不虞匮乏，也为年轻人用不完的精力开创出
路。”
由此可见以二次大战后的用语来说，史特瑞斯曼并非“欧洲的好
人”，但在当年尚欠缺这种观念。西方政治家多与他有相同的看法，
即凡尔赛和约需要修正，尤其是西边的国界，而洛迦诺仅是其间的一
个阶段。对法国而言，在经过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后，还不得不与重
新站起来的德国相往来，当然是痛苦难当。但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新的
权力版图。史特瑞斯曼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
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
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
他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批评的，而且与纳粹的作风正好相反，他
是靠着耐心、妥协及欧洲各国取得共识的有利环境，达到他的目标。
心思敏捷使他能够以文字上的让步，尤其是在敏感而具象征意义的赔
偿问题上，以此换取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及促成长远的变革，这些
变革必然能使德国居于日益重要的枢纽地位。不过他与民族主义分子
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无需做大幅的更动。
史特瑞斯曼之所以有机会推行其政策，全拜德国资源丰富与实力
十足之赐。战争并未使德国实力瘫痪，凡尔赛和约反而增强其地缘政
治地位。就连二次大战更惨痛许多的失败，也难以泯灭德国在欧洲的
影响力。我们不应认为纳粹对西方价值观的攻击是延续自他，比较正
确的看法应当是，纳粹激进的作风打断了史特瑞斯曼以渐进且几乎必
然是和平的方式，逐步使其国家达成在欧洲的决定性地位的轨迹。
久而久之，史特瑞斯曼的战术很可能转变成战略，权宜之计可能
变成信念。在当代，埃及总统萨达特( Sadat)最初与以色列和解的
动机，几可确定是为了瓦解西方对阿拉伯人好战的印象，使以色列居
于心理战的守势。他跟史特瑞斯曼一样，想要在敌人与其盟友间制造
裂痕。他满足以色列合理的要求，希望借此软化以国对拒绝归还阿拉
伯尤其是埃及领土的坚持。但时间一久，萨达特真的成为和平的提倡
者与国际嫌隙的弥合者，而原先他很可能只是摆个姿态。到后来，追
求和平与和解已不再是萨达特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变成独立存在
的价值观。史特瑞斯曼当年是否也走向同样的道路？他出师未捷身先
死，使这个疑问成为历史上未解的悬案之一。
史特瑞斯曼死时，赔偿问题已即将要获得解决，德国的西界也已
确立。德国仍想修改东边国界及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想以占领其
领土来向德国施压的做法被证明无效，洛迦诺改良式集体安全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