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64节
些教训可资参考。凡尔赛和会后的政治家，既认为军备是造成情势紧
张的原因，而非情势紧张的结果，也相信若以善意代替传统外交的猜
忌，或可消弭国际冲突。虽然大战使他们备尝孤立无援之苦，但欧洲
领袖们应该意识到，只要世上三个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苏联不
包括在内，即使克服所有障碍，普遍的集体安全原则仍永远行不通
的。美国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德国是被禁止加入，苏联则因被视为
化外之民而蔑视它。
最不幸的“战胜国”——法国
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遭遇最不幸的是“战胜国”法国。法国领袖知
道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无法令德国永远处于弱势。在前一次欧战即
19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虽为战胜国，却只能维持和约
中的军事条款不到20年。在拿破仑战争后，只经过三年法国即成为
欧洲协调不折不扣的一分子。凡尔赛和约后，即使法国的军力似乎在
欧洲所向无敌，但法国与德国相形之下的衰弱已日渐明显。战胜国法
国主帅福煦( Marshal Ferdinand Foch)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真确：
“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20年。”
到1924年，英国地面部队的参谋人员也有同样的看法，并预测
德国会因“仅是重演使我们卷入上一场大战的情况”，而再度与英国
开战。他们指出，凡尔赛和约设下的限制，在德国自认具有足够政治
力量，摆脱凡尔赛的束缚后，顶多只能使德国的再度武装延后9个
月。他们颇有先见之明的预估，德国很可能在10年内便具备这种实
力。至于法国，他们除同意英方的分析外还预言，除非在这段期间能
与“一流强国”结为军事联盟，否则法国将陷于无力抵抗的窘境。
然而当时唯一可选择的强国便是英国，英国政治领袖又不接受军
方的看法。他们的政策反而是根据错误的想法而来，认为法国已经太
强，根本不需要与英国结盟。这些领袖视已失去斗志的法国为有可能
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所以需要加以制衡，视战后境遇不满欲翻案的德
国为受委屈的一方，需加以安抚。这两个假设，即法国军力独大及德
国未受到善待，就短期而言是正确的，但自长期看，以此作为英国政
策的前提将带来祸害。政治家对大势所趋的看法可成就他们的事业，
也可使他们一败涂地。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领袖们未能明察摆在眼前的
长期威胁。
法国迫不及待要与英国缔结军事盟约，以填补因美国参议院拒绝
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失效的安全保证。英国过去从未与它所认定的欧洲
最强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现在英国领导人又认为法国正重演称霸欧
陆的历史威胁。1924年英国外交部中央司( the Central Department)
将法国占领莱茵区，断定为“入侵中欧的起点”，这与当时法国的心
态完全相反。在外交部这份备忘录中，更无知的是把占领莱茵区当做
是包围比利时，以致造成“对施海尔德( Scheldt)及须得海(Zuider
Zee)区的直接威胁，因此是对我国的间接威胁”。海军总部对法国的
猜忌不下于外交部，由直接得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或拿破仑战争等战
事的结论提出检讨：“莱茵区掌控着荷兰及比利时诸港口，这些港口
遭控制将严重损及英国皇家海军针对与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
英国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来源是法国，而法国的外交政策其实近乎
饥不择食，那么，这些只为抵挡又一次德国侵略的国家，想要维持欧
洲的均势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确，仿佛是历史的反射作用，此时英国
有许多人想到以德国来制衡法国。例如英国驻柏林大使阿柏侬子爵
( Viscountd Abernon)在报告中建议，以德国作为平衡法国的力量符合
英国利益。他在1923年写道：“只要德国团结统一，欧洲便可维持或
多或少的均势。”若德国分裂，法国将“以其军队及军事同盟，享有
不可一世的军事与政治掌控权”。此言固然不假，但这绝非未来一二
十年内英国外交所可能面临的状况。
英国向来主张，胜利后要重建国际秩序就必须让先前的敌人重返
国际社会，这一点十分正确。但只要均势不断地向德国这一方倾斜，
安抚德国的不满情绪无助于恢复稳定。一维持欧洲均势的最后一线生机
有待于英法之间能否团结，但这两国却无法理解彼此的想法，只有无
奈地望着对方，而对均势真正构成威胁的德国及苏联，则不屑一顾，
袖手旁观。英国太过高估法国的实力，法国则太过高估可利用凡尔赛
和约弥补对德日益恶化的劣势。英国担心法国可能称霸欧陆，可笑之
至，法国以为可以以压制德国为目标推行其外交政策，是别无他法才
出此下策。
英国不愿与法国结盟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英国领导人觉得凡尔
赛和约不公平，尤其是有关东欧的安排，他们担心一旦与法国结盟，
法国与东欧各国又有盟约，可能使英国卷入不该插手的冲突，维护不
该维护的国家。劳合·乔治表达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
“英国人民将不愿涉入因波兰或上西里西亚的但泽
( Danzig)而起的争执。英国人民觉得欧洲那个部分的人口
性情不稳，又易于受挑拨，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动手，而争
执中的谁是谁非可能极难以解决。”
英国领袖抱持着这种态度，因此在讨论会不会与法国结盟时，主
要是战术性的运用，借以减轻法国对德国施压，而不是真正想对国际
安全有所贡献。
于是法国继续徒劳无功地设法压抑德国，英国则设法找出既可安
抚法国的疑虑，又不必令英国做出承诺的安全协议。两者永远不可能
有交集，因为英国不可能给予法国能使它对德国采取较理性较和缓的
外交政策的保证，亦即全面的军事同盟。
法国总理白里安（Briand）在1922年，有感于英国国会决不会认
可正式的军事承诺，便想比照1904年的友好协议( Entente Cordiale)，
英法外交合作，但不涉及军事。然而1904年时，英国感觉得到德国
发展海军及不断耀武扬威的威胁。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
张的原因，而非情势紧张的结果，也相信若以善意代替传统外交的猜
忌，或可消弭国际冲突。虽然大战使他们备尝孤立无援之苦，但欧洲
领袖们应该意识到，只要世上三个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苏联不
包括在内，即使克服所有障碍，普遍的集体安全原则仍永远行不通
的。美国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德国是被禁止加入，苏联则因被视为
化外之民而蔑视它。
最不幸的“战胜国”——法国
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遭遇最不幸的是“战胜国”法国。法国领袖知
道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无法令德国永远处于弱势。在前一次欧战即
19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虽为战胜国，却只能维持和约
中的军事条款不到20年。在拿破仑战争后，只经过三年法国即成为
欧洲协调不折不扣的一分子。凡尔赛和约后，即使法国的军力似乎在
欧洲所向无敌，但法国与德国相形之下的衰弱已日渐明显。战胜国法
国主帅福煦( Marshal Ferdinand Foch)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真确：
“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20年。”
到1924年，英国地面部队的参谋人员也有同样的看法，并预测
德国会因“仅是重演使我们卷入上一场大战的情况”，而再度与英国
开战。他们指出，凡尔赛和约设下的限制，在德国自认具有足够政治
力量，摆脱凡尔赛的束缚后，顶多只能使德国的再度武装延后9个
月。他们颇有先见之明的预估，德国很可能在10年内便具备这种实
力。至于法国，他们除同意英方的分析外还预言，除非在这段期间能
与“一流强国”结为军事联盟，否则法国将陷于无力抵抗的窘境。
然而当时唯一可选择的强国便是英国，英国政治领袖又不接受军
方的看法。他们的政策反而是根据错误的想法而来，认为法国已经太
强，根本不需要与英国结盟。这些领袖视已失去斗志的法国为有可能
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所以需要加以制衡，视战后境遇不满欲翻案的德
国为受委屈的一方，需加以安抚。这两个假设，即法国军力独大及德
国未受到善待，就短期而言是正确的，但自长期看，以此作为英国政
策的前提将带来祸害。政治家对大势所趋的看法可成就他们的事业，
也可使他们一败涂地。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领袖们未能明察摆在眼前的
长期威胁。
法国迫不及待要与英国缔结军事盟约，以填补因美国参议院拒绝
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失效的安全保证。英国过去从未与它所认定的欧洲
最强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现在英国领导人又认为法国正重演称霸欧
陆的历史威胁。1924年英国外交部中央司( the Central Department)
将法国占领莱茵区，断定为“入侵中欧的起点”，这与当时法国的心
态完全相反。在外交部这份备忘录中，更无知的是把占领莱茵区当做
是包围比利时，以致造成“对施海尔德( Scheldt)及须得海(Zuider
Zee)区的直接威胁，因此是对我国的间接威胁”。海军总部对法国的
猜忌不下于外交部，由直接得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或拿破仑战争等战
事的结论提出检讨：“莱茵区掌控着荷兰及比利时诸港口，这些港口
遭控制将严重损及英国皇家海军针对与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
英国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来源是法国，而法国的外交政策其实近乎
饥不择食，那么，这些只为抵挡又一次德国侵略的国家，想要维持欧
洲的均势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确，仿佛是历史的反射作用，此时英国
有许多人想到以德国来制衡法国。例如英国驻柏林大使阿柏侬子爵
( Viscountd Abernon)在报告中建议，以德国作为平衡法国的力量符合
英国利益。他在1923年写道：“只要德国团结统一，欧洲便可维持或
多或少的均势。”若德国分裂，法国将“以其军队及军事同盟，享有
不可一世的军事与政治掌控权”。此言固然不假，但这绝非未来一二
十年内英国外交所可能面临的状况。
英国向来主张，胜利后要重建国际秩序就必须让先前的敌人重返
国际社会，这一点十分正确。但只要均势不断地向德国这一方倾斜，
安抚德国的不满情绪无助于恢复稳定。一维持欧洲均势的最后一线生机
有待于英法之间能否团结，但这两国却无法理解彼此的想法，只有无
奈地望着对方，而对均势真正构成威胁的德国及苏联，则不屑一顾，
袖手旁观。英国太过高估法国的实力，法国则太过高估可利用凡尔赛
和约弥补对德日益恶化的劣势。英国担心法国可能称霸欧陆，可笑之
至，法国以为可以以压制德国为目标推行其外交政策，是别无他法才
出此下策。
英国不愿与法国结盟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英国领导人觉得凡尔
赛和约不公平，尤其是有关东欧的安排，他们担心一旦与法国结盟，
法国与东欧各国又有盟约，可能使英国卷入不该插手的冲突，维护不
该维护的国家。劳合·乔治表达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
“英国人民将不愿涉入因波兰或上西里西亚的但泽
( Danzig)而起的争执。英国人民觉得欧洲那个部分的人口
性情不稳，又易于受挑拨，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动手，而争
执中的谁是谁非可能极难以解决。”
英国领袖抱持着这种态度，因此在讨论会不会与法国结盟时，主
要是战术性的运用，借以减轻法国对德国施压，而不是真正想对国际
安全有所贡献。
于是法国继续徒劳无功地设法压抑德国，英国则设法找出既可安
抚法国的疑虑，又不必令英国做出承诺的安全协议。两者永远不可能
有交集，因为英国不可能给予法国能使它对德国采取较理性较和缓的
外交政策的保证，亦即全面的军事同盟。
法国总理白里安（Briand）在1922年，有感于英国国会决不会认
可正式的军事承诺，便想比照1904年的友好协议( Entente Cordiale)，
英法外交合作，但不涉及军事。然而1904年时，英国感觉得到德国
发展海军及不断耀武扬威的威胁。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