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63节
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传统结盟是针对特定的威胁，由特定国家因同
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
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
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
一国发动或威胁的对象是谁。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
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
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
利益或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
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因
此军队的集结必须视个案情形，由对“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具
共同利益的各国出兵，每一次的组合可能都不一样。
结盟是为了建立比分析国家利益更能预期更为明确的权利义务。
集体安全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反。它是待事情发生后，再视情况决定如
何适用其原则，因而无形中十分需要仰仗当时的气氛及各国的意愿。
唯有在全体国家至少是与集体防御有关的各国，都对眼前威胁的
性质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且均不考虑各自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而
愿依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决定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此时集体安全才
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形下，国际组织才能进行制裁
或担任国际事务的仲裁者。1918年9月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对集
体安全的看法是：
“国家目的逐渐退居次要，文明人类共同的目的已取而
代之。各地老百姓的智慧变得比高高在上深谙权谋者更为单
纯率直且一致，在上位者却仍陷溺于争权夺利的游戏而且不
惜一切代价。”
以上这一段话反映出威尔逊和欧洲传统对国际冲突起因的解释，
两者间有着基本的差异。欧洲式外交是假设国家利益原本就易于起磨
擦，因此把外交视做调和各国利益的手段；但威尔逊却认为国际争端
是起于“观念不清”，而不是反映着利益真正有所冲突。在现实政治
的实际运作上，是由政治家负起责任，以维持赏罚间的平衡使得个别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为一体。而威尔逊却认为政治家必须将普遍性原则
应用到每个个案上。而且他往往视政治家为引起冲突的原因，因为他
认为是政治家莫测高深且自私自利的算计，扭曲了人类爱好和谐的
本性。
出席凡尔赛议和的政治家，大多数人的言行都辜负了威尔逊的期
望。他们个个强调国家利益，留下威尔逊独自一人为整体的目的辩
护，其实美国在此次和会的领土议题上没有（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利
益。先知们在遭遇现实的阻力时，都有尽力宣扬其预言，不轻言放弃
的本性。威尔逊在凡尔赛遇到的阻碍，并未使他对自己的新理念是否
可行产生怀疑。反而这些障碍加强了他坚持到底的信念。他深信国际
联盟及国际舆论的力量，会改正和约中许多不符合其原则的条款。
的确，威尔逊理想的威力展现在对均势政策发源地英国的影响
上。英国官方对国联盟约发表的评论中说：“最终极最有效的制裁必
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塞西尔爵士( Lord Cecil)在下议院则主
张：“我们所依恃的是民意，若我们对民意的看法错误，那就没有对
的事了。”
皮特、坎宁、帕默斯顿及迪斯累里的后人，似乎不可能凭一己的
想法便得出这个结论。起先他们是为了确保美国会参战才附和威尔逊
的原则。后来威尔逊的原则又赢得英国民众的支持。到20世纪20年
代、30年代，英国为集体安全辩护已不再是战术的运用。威尔逊主义
已真正获得英国人民的信服。
但是集体安全也败在其基本前提的弱点上，即所有国家在对抗每
一次侵略上均有相同的利益，也愿意冒同样的风险。经验证明这些基
本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凡涉及大国的侵略行为，从没有依集体安全原
则而被击溃的例子。每逢这种情形，国际社会或是不肯将其视作是侵
略，要不就是对如何制裁才恰当无法达成共识。即使实施制裁，必然
也是各国所能同意的最低程度，常难以发挥效果，反而得不偿失。
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时，国际联盟没有实行制裁的机制。后来这
个缺失被改正，但当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时，国联虽
投票通过制裁，也有“除战争外的一切制裁”的口号，却未断绝石油
的供应。当奥地利被迫与德国统一，捷克失去自由时，国联根本毫无
反应。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相继退出后，国际联盟最后的一项作为
是在1939年苏联进攻芬兰后驱逐了苏联。但此举丝毫不影响苏联的
行动。
冷战期间，联合国对每个涉及强国侵略的事件，同样是一筹莫
展，有时是因为共产国家在安理会加以否决，有时是因为小国不愿为
它们认为事不关己的问题而冒险。联合国在柏林危机、苏联介入匈牙
利、捷克及阿富汗时，不是徒劳无功，便是袖手旁观。在古巴导弹危
机时，直到美苏两国同意和解，联合国才使得上力。1950年美国之所
以能抬出联合国的权威对抗北朝鲜的行动，还多亏苏联代表退席杯葛
安理会，且联合国大会仍由急于拉拢美国以防苏联侵略欧洲的国家所
主导。联合国的确提供一个方便外交官会面的场所，也是交换意见的
好地方。它还有若干重要的技术性功能。但它未能实现集体安全的基
本前提——防止战争及共同抵抗侵略。
即使在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也未能发挥这个作用。1991年的海湾
战争，联合国固然认可美国的行动，但对伊拉克的制裁不能说是出于
集体安全原则。因为美国等不及国际取得共识，就先片面派出大批远
征军。其他国家要想影响美国的行动，就只有加入这场其实是美国一
手主导的行动；如果想否决，难免会起冲突。同时苏联与中国国内的
情形，也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想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海湾
战争期间，集体安全只是用来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合理化，而不是被用
来取代美国的领导。
当然在当时无知的年代，集体安全的观念刚提出来时，还没有这
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
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
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
一国发动或威胁的对象是谁。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
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
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
利益或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
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因
此军队的集结必须视个案情形，由对“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具
共同利益的各国出兵，每一次的组合可能都不一样。
结盟是为了建立比分析国家利益更能预期更为明确的权利义务。
集体安全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反。它是待事情发生后，再视情况决定如
何适用其原则，因而无形中十分需要仰仗当时的气氛及各国的意愿。
唯有在全体国家至少是与集体防御有关的各国，都对眼前威胁的
性质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且均不考虑各自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而
愿依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决定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此时集体安全才
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形下，国际组织才能进行制裁
或担任国际事务的仲裁者。1918年9月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对集
体安全的看法是：
“国家目的逐渐退居次要，文明人类共同的目的已取而
代之。各地老百姓的智慧变得比高高在上深谙权谋者更为单
纯率直且一致，在上位者却仍陷溺于争权夺利的游戏而且不
惜一切代价。”
以上这一段话反映出威尔逊和欧洲传统对国际冲突起因的解释，
两者间有着基本的差异。欧洲式外交是假设国家利益原本就易于起磨
擦，因此把外交视做调和各国利益的手段；但威尔逊却认为国际争端
是起于“观念不清”，而不是反映着利益真正有所冲突。在现实政治
的实际运作上，是由政治家负起责任，以维持赏罚间的平衡使得个别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为一体。而威尔逊却认为政治家必须将普遍性原则
应用到每个个案上。而且他往往视政治家为引起冲突的原因，因为他
认为是政治家莫测高深且自私自利的算计，扭曲了人类爱好和谐的
本性。
出席凡尔赛议和的政治家，大多数人的言行都辜负了威尔逊的期
望。他们个个强调国家利益，留下威尔逊独自一人为整体的目的辩
护，其实美国在此次和会的领土议题上没有（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利
益。先知们在遭遇现实的阻力时，都有尽力宣扬其预言，不轻言放弃
的本性。威尔逊在凡尔赛遇到的阻碍，并未使他对自己的新理念是否
可行产生怀疑。反而这些障碍加强了他坚持到底的信念。他深信国际
联盟及国际舆论的力量，会改正和约中许多不符合其原则的条款。
的确，威尔逊理想的威力展现在对均势政策发源地英国的影响
上。英国官方对国联盟约发表的评论中说：“最终极最有效的制裁必
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塞西尔爵士( Lord Cecil)在下议院则主
张：“我们所依恃的是民意，若我们对民意的看法错误，那就没有对
的事了。”
皮特、坎宁、帕默斯顿及迪斯累里的后人，似乎不可能凭一己的
想法便得出这个结论。起先他们是为了确保美国会参战才附和威尔逊
的原则。后来威尔逊的原则又赢得英国民众的支持。到20世纪20年
代、30年代，英国为集体安全辩护已不再是战术的运用。威尔逊主义
已真正获得英国人民的信服。
但是集体安全也败在其基本前提的弱点上，即所有国家在对抗每
一次侵略上均有相同的利益，也愿意冒同样的风险。经验证明这些基
本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凡涉及大国的侵略行为，从没有依集体安全原
则而被击溃的例子。每逢这种情形，国际社会或是不肯将其视作是侵
略，要不就是对如何制裁才恰当无法达成共识。即使实施制裁，必然
也是各国所能同意的最低程度，常难以发挥效果，反而得不偿失。
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时，国际联盟没有实行制裁的机制。后来这
个缺失被改正，但当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时，国联虽
投票通过制裁，也有“除战争外的一切制裁”的口号，却未断绝石油
的供应。当奥地利被迫与德国统一，捷克失去自由时，国联根本毫无
反应。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相继退出后，国际联盟最后的一项作为
是在1939年苏联进攻芬兰后驱逐了苏联。但此举丝毫不影响苏联的
行动。
冷战期间，联合国对每个涉及强国侵略的事件，同样是一筹莫
展，有时是因为共产国家在安理会加以否决，有时是因为小国不愿为
它们认为事不关己的问题而冒险。联合国在柏林危机、苏联介入匈牙
利、捷克及阿富汗时，不是徒劳无功，便是袖手旁观。在古巴导弹危
机时，直到美苏两国同意和解，联合国才使得上力。1950年美国之所
以能抬出联合国的权威对抗北朝鲜的行动，还多亏苏联代表退席杯葛
安理会，且联合国大会仍由急于拉拢美国以防苏联侵略欧洲的国家所
主导。联合国的确提供一个方便外交官会面的场所，也是交换意见的
好地方。它还有若干重要的技术性功能。但它未能实现集体安全的基
本前提——防止战争及共同抵抗侵略。
即使在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也未能发挥这个作用。1991年的海湾
战争，联合国固然认可美国的行动，但对伊拉克的制裁不能说是出于
集体安全原则。因为美国等不及国际取得共识，就先片面派出大批远
征军。其他国家要想影响美国的行动，就只有加入这场其实是美国一
手主导的行动；如果想否决，难免会起冲突。同时苏联与中国国内的
情形，也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想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海湾
战争期间，集体安全只是用来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合理化，而不是被用
来取代美国的领导。
当然在当时无知的年代，集体安全的观念刚提出来时，还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