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48节
战争，德国仍警告奥地利，德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英国也向俄国施
压，要俄国在为巴尔干联盟出头时适可而止。这个由塞尔维亚领导的
联盟十分浮躁且动向难测。在1913年的伦敦会议上，英国出力阻止
塞尔维亚并吞阿尔巴尼亚，否则奥地利必不会坐视。
然而伦敦会议也是一次大战前最后一次国际体系得以缓和冲突。
塞尔维亚对俄罗斯不甚热心的支持感到不满，俄国则对英国摆出公正
仲裁者的姿态及法国明显不愿卷入战争，颇有微词。奥匈帝国眼看就
要因俄罗斯及南部斯拉夫人的压力而解体，也不满于德国的支持不够
积极。塞尔维亚、俄罗斯及奥地利都期待其盟邦能给予更大的支援；
英、法、德则担心，如果再发生危机时不对盟邦提供更大的支援，说
不定就会失去这个盟友。
伦敦会议后，各国突然之间都恐慌起来，唯恐采取和解的立场会
被视为软弱、不可靠，盟邦会离它而去，剩下自己单独一国面对敌对
的同盟。各国开始将各种与传统国家利益或合理的长期战略目标无关
的风险揽上身。黎塞留的箴言“手段必须配合目的”，几乎天天都遭
到违背。德国愿意冒世界大战的风险，以表现赞同奥国对南部斯拉夫
民族的政策，虽然其中不涉及德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也愿意冒与德
国决战到底的危险，以证明它是塞尔维亚最忠实的盟友。德、俄彼此
之间并无重大冲突；它们是因盟国而对立。
1912年法国新任总统普恩加来( Raymond Poincare)针对巴尔干
向俄国大使表示：“若俄罗斯走上战场，法国也会如此，因我们明白
在此问题上德国乃奥国之后盾。”俄国大使欣喜地回报这“崭新的法
国观点”，即“奥地利掠夺领土影响全欧之均势，因而亦波及法国之
利益。”同年英国外交部次官( Undersecretary)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holson)致函英国驻俄大使：“不知尚可持续多久当前小心
翼翼之平衡政策，而不致被迫采取明确之立场。余与汝受相同之恐惧
所困——但愿俄罗斯不致对我厌倦，从而与德达成协议。”
勇往直前不落人后的德皇在1913年向奥地利保证，再发生危机
时若有必要，德国会追随奥国走上战场。1914年7月7日，德国首相
说明这个政策，而四天后它果然导致真正的战争发生：
“若鼓励其（奥地利）放手一搏，则它会说是德国推他
们上战场的；若加以劝阻，那又会变成德国坐视他们的危难
不管。他们便会投向西欧盟国，西欧正求之不得，而德国将
失去最后的盟友，就是如此。”
至于奥地利与三国协约联盟会有什么好处就不得而知了。更何况
奥地利不太可能加入有俄国在内的同盟，俄国是一心想动摇奥国在巴
尔干的地位。历史上，同盟总是为加强一国在战时的力量，但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却成了巩固同盟是求战的基本动机。
各主要强国的领袖们全然不知道，任他们运用的战争技术富有什
么含意，也不懂他们不顾一切建立的联盟有何意义。他们似乎已忘了
还不算太久以前的美国内战，伤亡有多么惨重，以为可以速战速决。
他们从未想到，未能配合理性的政治目标来结盟，可导致他们所认为
的文明惨遭毁灭。每一个同盟都牵连到太多利害关系，以致传统的欧
洲协调外交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列强所制造出来的外交末日机
制( diplomatic doomsday machine)，不过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还
蒙在鼓里。
第八章 卷入战争漩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惊讶之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最后引发全球大灾难
的是一桩与先前众多的危机相比显得单纯的事件，而在于它居然拖延
许久才发生。1914年时，德国与奥匈帝国一边，三国协约一边，双方
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家所共同促成的外交
毁灭机制，造成每发生一次外交危机解决起来就越发困难。其军事参
谋人员又火上加油，所拟出的战略计划将可供决策的时间压缩得更
短。由于他们的军事计划讲究速度，而外交运作向来是旷时费日，因
此在极大的时间压力下是不可能化解危机的。更糟的是将领们未将其
计划的涵义向政治领袖充分说明。
军事策划此时实际上已自行其是。其独立的第一步是在1892年，
法俄谈判军事同盟期间。在以往这类谈判主要是讨论“开战原因
( casus belli)”，即敌对国有哪一种行动时，结盟的各国有义务投入战
争。通常这几乎一定是取决于哪一方被视为率先挑起敌意。
1892年5月，俄国谈判代表军务大臣欧布鲁契夫( Adjutant Gen
eral Nikolai Obruchev)致函外相吉尔斯，说明传统确立“开战原因”
的做法，已被现代科技所取代的原因。欧布鲁契夫说，现在的症结在
于谁先动员，而不是谁先开第一枪：“动员之行为不得再视为和平行
动，反而它代表最确切之战争行为。”
迟不动员的一方将失去结盟的优势，使敌人得以将对手各个击
破。因此全体盟国必须同时动员成为欧洲各国领袖的第一要务，使重
大的外交活动全以此为重心。结盟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在开战后能获得
支援，而是保证各盟国能与敌国同样快速的动员，甚至于比敌国快一
步。当如此建构的同盟相互对峙时，一旦以动员为要挟便无法回头，
因为半途中止动员的后果比根本没有开始更不堪设想。若有一方先停
手，另一方却继续，则优劣的差距会一天大于一天。若双方有意同时
休兵，但技术上很难办到，几乎必然是外交人员尚未有定论，动员便
早已完成。
这种自寻死路的做法使“开战原因”不再受政治因素所左右。每
一个危机都可能升级为战争，即决定动员，而每一次战争都必然会走
向全面化。
压，要俄国在为巴尔干联盟出头时适可而止。这个由塞尔维亚领导的
联盟十分浮躁且动向难测。在1913年的伦敦会议上，英国出力阻止
塞尔维亚并吞阿尔巴尼亚，否则奥地利必不会坐视。
然而伦敦会议也是一次大战前最后一次国际体系得以缓和冲突。
塞尔维亚对俄罗斯不甚热心的支持感到不满，俄国则对英国摆出公正
仲裁者的姿态及法国明显不愿卷入战争，颇有微词。奥匈帝国眼看就
要因俄罗斯及南部斯拉夫人的压力而解体，也不满于德国的支持不够
积极。塞尔维亚、俄罗斯及奥地利都期待其盟邦能给予更大的支援；
英、法、德则担心，如果再发生危机时不对盟邦提供更大的支援，说
不定就会失去这个盟友。
伦敦会议后，各国突然之间都恐慌起来，唯恐采取和解的立场会
被视为软弱、不可靠，盟邦会离它而去，剩下自己单独一国面对敌对
的同盟。各国开始将各种与传统国家利益或合理的长期战略目标无关
的风险揽上身。黎塞留的箴言“手段必须配合目的”，几乎天天都遭
到违背。德国愿意冒世界大战的风险，以表现赞同奥国对南部斯拉夫
民族的政策，虽然其中不涉及德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也愿意冒与德
国决战到底的危险，以证明它是塞尔维亚最忠实的盟友。德、俄彼此
之间并无重大冲突；它们是因盟国而对立。
1912年法国新任总统普恩加来( Raymond Poincare)针对巴尔干
向俄国大使表示：“若俄罗斯走上战场，法国也会如此，因我们明白
在此问题上德国乃奥国之后盾。”俄国大使欣喜地回报这“崭新的法
国观点”，即“奥地利掠夺领土影响全欧之均势，因而亦波及法国之
利益。”同年英国外交部次官( Undersecretary)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holson)致函英国驻俄大使：“不知尚可持续多久当前小心
翼翼之平衡政策，而不致被迫采取明确之立场。余与汝受相同之恐惧
所困——但愿俄罗斯不致对我厌倦，从而与德达成协议。”
勇往直前不落人后的德皇在1913年向奥地利保证，再发生危机
时若有必要，德国会追随奥国走上战场。1914年7月7日，德国首相
说明这个政策，而四天后它果然导致真正的战争发生：
“若鼓励其（奥地利）放手一搏，则它会说是德国推他
们上战场的；若加以劝阻，那又会变成德国坐视他们的危难
不管。他们便会投向西欧盟国，西欧正求之不得，而德国将
失去最后的盟友，就是如此。”
至于奥地利与三国协约联盟会有什么好处就不得而知了。更何况
奥地利不太可能加入有俄国在内的同盟，俄国是一心想动摇奥国在巴
尔干的地位。历史上，同盟总是为加强一国在战时的力量，但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却成了巩固同盟是求战的基本动机。
各主要强国的领袖们全然不知道，任他们运用的战争技术富有什
么含意，也不懂他们不顾一切建立的联盟有何意义。他们似乎已忘了
还不算太久以前的美国内战，伤亡有多么惨重，以为可以速战速决。
他们从未想到，未能配合理性的政治目标来结盟，可导致他们所认为
的文明惨遭毁灭。每一个同盟都牵连到太多利害关系，以致传统的欧
洲协调外交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列强所制造出来的外交末日机
制( diplomatic doomsday machine)，不过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还
蒙在鼓里。
第八章 卷入战争漩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惊讶之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最后引发全球大灾难
的是一桩与先前众多的危机相比显得单纯的事件，而在于它居然拖延
许久才发生。1914年时，德国与奥匈帝国一边，三国协约一边，双方
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家所共同促成的外交
毁灭机制，造成每发生一次外交危机解决起来就越发困难。其军事参
谋人员又火上加油，所拟出的战略计划将可供决策的时间压缩得更
短。由于他们的军事计划讲究速度，而外交运作向来是旷时费日，因
此在极大的时间压力下是不可能化解危机的。更糟的是将领们未将其
计划的涵义向政治领袖充分说明。
军事策划此时实际上已自行其是。其独立的第一步是在1892年，
法俄谈判军事同盟期间。在以往这类谈判主要是讨论“开战原因
( casus belli)”，即敌对国有哪一种行动时，结盟的各国有义务投入战
争。通常这几乎一定是取决于哪一方被视为率先挑起敌意。
1892年5月，俄国谈判代表军务大臣欧布鲁契夫( Adjutant Gen
eral Nikolai Obruchev)致函外相吉尔斯，说明传统确立“开战原因”
的做法，已被现代科技所取代的原因。欧布鲁契夫说，现在的症结在
于谁先动员，而不是谁先开第一枪：“动员之行为不得再视为和平行
动，反而它代表最确切之战争行为。”
迟不动员的一方将失去结盟的优势，使敌人得以将对手各个击
破。因此全体盟国必须同时动员成为欧洲各国领袖的第一要务，使重
大的外交活动全以此为重心。结盟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在开战后能获得
支援，而是保证各盟国能与敌国同样快速的动员，甚至于比敌国快一
步。当如此建构的同盟相互对峙时，一旦以动员为要挟便无法回头，
因为半途中止动员的后果比根本没有开始更不堪设想。若有一方先停
手，另一方却继续，则优劣的差距会一天大于一天。若双方有意同时
休兵，但技术上很难办到，几乎必然是外交人员尚未有定论，动员便
早已完成。
这种自寻死路的做法使“开战原因”不再受政治因素所左右。每
一个危机都可能升级为战争，即决定动员，而每一次战争都必然会走
向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