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45节
求之不得。
这几个如意算盘事后证明全都落空，因为各国对德国的疑惧高于
其他考虑。在友好协约首次遭到挑战时，英国支持法国到底，且在法
国点头前始终不肯附和德国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奥地利与意大利也
不愿冒挑起战争的风险。但德国领袖却在日益激烈的摩洛哥争议上投
下了极大的声誉赌注，他们的想法是若不能获得证明友好协约无效的
外交胜利，后果将不堪设想。威廉二世在位期间一直是只知道制造危
机，而不懂得如何收场。他觉得戏剧性的冲突相当刺激，但又没胆量
面对长期的对立。他与其左右亲信估计得不错，法国的确还不打算走
上战场。但事实证明他们本身也不求战。他们真正达成的不过是造成
法国外长德尔卡塞( Delcasse)下台，这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德尔卡
塞很快又重返政坛，且位居要津。至于争议的本身，德国领袖只懂得
虚张声势，缺乏实际举措，居然也同意了半年后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
拉斯( Algeciras)召开会议。当一国曾扬言不惜一战，后来却退缩到
愿接受半年后才召开的会议，其威胁自然而然无法再令人相信。半世
纪后西方民主国家也以同样的做法化解了赫鲁晓夫( Khrushchev)的
柏林最后通牒。
德国自我孤立的程度在1906年元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揭幕后显
现无遗。英国新上任的自由党政府外相格雷( Edward Grey)警告德
国驻英大使，一旦发生战争英国会站在法国那一边：
“一日．因摩洛哥协议而引起德攻法，英格兰之舆论势将
强至英国政府无法保持中立之地步。”
德国领袖感情用事，又未能确立长期的目标，使德国在此次会议
上吃了外交大败仗。美、英、俄、意都拒绝与德国立场一致。于是首
次摩洛哥危机的结果恰与德国领袖原想达成的目标相反。不但没有破
坏英法友好协约，反而促成法俄军事合作，也为1907年英俄协约助
了一臂之力。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后，英国结束多年来的排斥，同意与欧陆强国
军事合作。英法海军将领展开协商。英内阁对此偏离传统的新政策不
曾感到不安。格雷曾致函法国驻英大使康邦( Paul Cambon)，希望为
英国保留些余地：
“双方已同意，专家之协商不是亦不可视为一约定，令
任一方之政府承诺为尚未发生及可能永不发生之意外采取行
动。”
这是英国传统的规避辞令，以避免受法律束缚在特定情况下“有
义务”采取军事行动。法国接受英国为安抚国会而做此表态，因为法
国相信无论有没有法律的约束，军方人员的谈判自会发挥其作用。15
年来，德国领袖一直拒绝让英国保有此种自由空间。法国人却有如此
的政治智慧，愿意让英国保持模糊态度，但深信一种道德义务正油然
而生，一旦发生危机反而可能派上用场。
1907年英、法、俄集团出现后，欧洲外交只剩下两股势力：三国
协约( Triple Entente)及德、奥的同盟。包围德国已大功告成。英俄
协约与英法协约相同，都是源于殖民地协定。经过几年，英俄渐次平
息了彼此间的殖民地争议。日本于1905年战胜俄国，有效地制止了
俄国对远东地区的野心。至1907年夏，英国已感觉安全，可在阿富
汗及波斯问题上给俄罗斯较慷慨的待遇，于是波斯（即现今的伊朗）
被瓜分为三个势力范围：俄罗斯获得北部；中部被宣称为中立；英国
则控制波斯南部。阿富汗也属于英国的范围。英俄关系在十年前因遍
及全球三分之一，由君士坦丁堡到韩国的殖民地争议而交恶，如今总
算平静下来。英国在乎德国的程度可由一件事看出，即英国为确保俄
罗斯的合作，甚至情愿放弃不让俄国走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心。外相
格雷曾说：
“与俄保持良好关系意味旧时对其关闭海峡，及于任何
列强会议上对其全力反对之政策，务必放弃。”
有史学家曾主张三国协约其实是两个走样了的殖民地协议，英国
其实是为了保护其帝国，不是为包围德国。不过有一个名为“克劳备
忘录( Crowe Memorandum)”的历史文件，令人无从怀疑英国之所以
加入三国协约，旨在阻挠它所担忧的德国有征服世界的野心。1907年
1月1日，英国外务部著名的分析专家克劳爵士( Sir Eyre Crowe)说
明了为什么他认为不可能讨好德国，为什么与法国签订协约是唯一的
选择。克劳备忘录的分析之精辟，在俾斯麦后的德国找不到出其右
者。他分析当时是一场策略和实力之间的斗争。除非实力悬殊，而当
时情形并非如此，否则策略专家便会占上风，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在
计划之中，而只有实力的对手却只能被动的应战。他承认英国与法、
俄有许多重大歧见，但估量可以达成妥协，因为这些歧见均反映确切
因而是有限度的目标。而德国的外交如此令人感到威胁，正因为其无
休止的全球挑衅范围之广，可远至南非、摩洛哥及远东，而背后却看
不出明确的动机。此外德国积极建立海上势力，“与大英帝国之存续
相违”。
克劳以为德国的任性而为势必造成冲突：“最强之军力与最大之
海权结合于一国手中，将迫使世人为除去此一梦魇而结合。”
他的主张颇符合现实政治信条。他指出决定稳定与否的是结构而
非动机：德国的意图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其能力。他提出两个假设：
“德国或明确以整体政治霸权及海上优势为目标，威胁
着邻国的独立，最终并危及英国之生存；抑或以其居国际列
强之一，德国可自在运用其合法地位及影响力，设法促进其
海外商业，传播德国文化之优点，展延其发挥国力之范围，
并随时随地善用和平之机会于全世界创造德国之新利益。”
克劳却亟力认为如此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德国实力不断增长
势必带来野心的诱惑，到最后野心必会凌驾这两种情形之上：
这几个如意算盘事后证明全都落空，因为各国对德国的疑惧高于
其他考虑。在友好协约首次遭到挑战时，英国支持法国到底，且在法
国点头前始终不肯附和德国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奥地利与意大利也
不愿冒挑起战争的风险。但德国领袖却在日益激烈的摩洛哥争议上投
下了极大的声誉赌注，他们的想法是若不能获得证明友好协约无效的
外交胜利，后果将不堪设想。威廉二世在位期间一直是只知道制造危
机，而不懂得如何收场。他觉得戏剧性的冲突相当刺激，但又没胆量
面对长期的对立。他与其左右亲信估计得不错，法国的确还不打算走
上战场。但事实证明他们本身也不求战。他们真正达成的不过是造成
法国外长德尔卡塞( Delcasse)下台，这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德尔卡
塞很快又重返政坛，且位居要津。至于争议的本身，德国领袖只懂得
虚张声势，缺乏实际举措，居然也同意了半年后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
拉斯( Algeciras)召开会议。当一国曾扬言不惜一战，后来却退缩到
愿接受半年后才召开的会议，其威胁自然而然无法再令人相信。半世
纪后西方民主国家也以同样的做法化解了赫鲁晓夫( Khrushchev)的
柏林最后通牒。
德国自我孤立的程度在1906年元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揭幕后显
现无遗。英国新上任的自由党政府外相格雷( Edward Grey)警告德
国驻英大使，一旦发生战争英国会站在法国那一边：
“一日．因摩洛哥协议而引起德攻法，英格兰之舆论势将
强至英国政府无法保持中立之地步。”
德国领袖感情用事，又未能确立长期的目标，使德国在此次会议
上吃了外交大败仗。美、英、俄、意都拒绝与德国立场一致。于是首
次摩洛哥危机的结果恰与德国领袖原想达成的目标相反。不但没有破
坏英法友好协约，反而促成法俄军事合作，也为1907年英俄协约助
了一臂之力。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后，英国结束多年来的排斥，同意与欧陆强国
军事合作。英法海军将领展开协商。英内阁对此偏离传统的新政策不
曾感到不安。格雷曾致函法国驻英大使康邦( Paul Cambon)，希望为
英国保留些余地：
“双方已同意，专家之协商不是亦不可视为一约定，令
任一方之政府承诺为尚未发生及可能永不发生之意外采取行
动。”
这是英国传统的规避辞令，以避免受法律束缚在特定情况下“有
义务”采取军事行动。法国接受英国为安抚国会而做此表态，因为法
国相信无论有没有法律的约束，军方人员的谈判自会发挥其作用。15
年来，德国领袖一直拒绝让英国保有此种自由空间。法国人却有如此
的政治智慧，愿意让英国保持模糊态度，但深信一种道德义务正油然
而生，一旦发生危机反而可能派上用场。
1907年英、法、俄集团出现后，欧洲外交只剩下两股势力：三国
协约( Triple Entente)及德、奥的同盟。包围德国已大功告成。英俄
协约与英法协约相同，都是源于殖民地协定。经过几年，英俄渐次平
息了彼此间的殖民地争议。日本于1905年战胜俄国，有效地制止了
俄国对远东地区的野心。至1907年夏，英国已感觉安全，可在阿富
汗及波斯问题上给俄罗斯较慷慨的待遇，于是波斯（即现今的伊朗）
被瓜分为三个势力范围：俄罗斯获得北部；中部被宣称为中立；英国
则控制波斯南部。阿富汗也属于英国的范围。英俄关系在十年前因遍
及全球三分之一，由君士坦丁堡到韩国的殖民地争议而交恶，如今总
算平静下来。英国在乎德国的程度可由一件事看出，即英国为确保俄
罗斯的合作，甚至情愿放弃不让俄国走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心。外相
格雷曾说：
“与俄保持良好关系意味旧时对其关闭海峡，及于任何
列强会议上对其全力反对之政策，务必放弃。”
有史学家曾主张三国协约其实是两个走样了的殖民地协议，英国
其实是为了保护其帝国，不是为包围德国。不过有一个名为“克劳备
忘录( Crowe Memorandum)”的历史文件，令人无从怀疑英国之所以
加入三国协约，旨在阻挠它所担忧的德国有征服世界的野心。1907年
1月1日，英国外务部著名的分析专家克劳爵士( Sir Eyre Crowe)说
明了为什么他认为不可能讨好德国，为什么与法国签订协约是唯一的
选择。克劳备忘录的分析之精辟，在俾斯麦后的德国找不到出其右
者。他分析当时是一场策略和实力之间的斗争。除非实力悬殊，而当
时情形并非如此，否则策略专家便会占上风，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在
计划之中，而只有实力的对手却只能被动的应战。他承认英国与法、
俄有许多重大歧见，但估量可以达成妥协，因为这些歧见均反映确切
因而是有限度的目标。而德国的外交如此令人感到威胁，正因为其无
休止的全球挑衅范围之广，可远至南非、摩洛哥及远东，而背后却看
不出明确的动机。此外德国积极建立海上势力，“与大英帝国之存续
相违”。
克劳以为德国的任性而为势必造成冲突：“最强之军力与最大之
海权结合于一国手中，将迫使世人为除去此一梦魇而结合。”
他的主张颇符合现实政治信条。他指出决定稳定与否的是结构而
非动机：德国的意图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其能力。他提出两个假设：
“德国或明确以整体政治霸权及海上优势为目标，威胁
着邻国的独立，最终并危及英国之生存；抑或以其居国际列
强之一，德国可自在运用其合法地位及影响力，设法促进其
海外商业，传播德国文化之优点，展延其发挥国力之范围，
并随时随地善用和平之机会于全世界创造德国之新利益。”
克劳却亟力认为如此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德国实力不断增长
势必带来野心的诱惑，到最后野心必会凌驾这两种情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