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4节
在黎塞留所开启的世界中，各国不再受制于形式上的道德规范。
假设国家利益即代表最高的价值，则统治者的职责便在于扩大及发扬
国家的荣耀。强者势必想要主宰大局，弱者则会团结起来，以壮大本
身的声势，以对抗侵略者。如果弱国的同盟足以制衡侵略者，均势便
会出现；反之，则必有一国会取得霸权。由于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绝对
的，因此经常需要诉诸战争来加以确定。在一开始时，法国或德国称
霸的可能性与建立均势的可能性不相上下。此即欧洲花费百年的时
间，才得以建立明确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原因。最初均势几乎
完全是偶然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
奇怪的是，这却非当时的哲学家的看法。他们是启蒙时期( the
Enlightenment)的产物，反映的是18世纪的思想，即相信在各种不同
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下，自然而然会出现和谐与公平。而均势的观念不
过是这种寻常见解的延伸。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一国独霸，维持国际
秩序；其出发点不在于避免冲突，而是使冲突减至最少。对18世纪
务实的政治家而言，要完全？肖弭冲突（野心或贪婪）只是梦想，应设
法约束或节制人性中的黑暗面，才是长久之计。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把宇宙看成是变动不已，有如一座运转不息的
大钟，而且必然是越变越好。1751年，伏尔泰( Voltaire)对“基督
教欧洲”( Christian Europe)的描述是：
“由若干国家( states)组成的某种共和体(republic)，
其中有些是王国，有些是混合政体，‘但彼此全都和谐相处，
全都奉行相同的公共与政治规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前所
未见的。’这些国家‘尤其一致同意奉行尽可能维持彼此间
的平等均势这个明智的政策。’”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也曾论及这个主题。他认为均势是自异
中求同的结果：
“欧洲之情形为各国均相互依恃……欧洲为由数省组成
之单一国度。”
在这些主张提出的同时，18世纪已经历了两次西班牙王位继承
战，一次波兰继承战及一连串奥地利继承战。
出于同样的理念，历史哲学家华泰尔( Emmerich de Vattel)，在
七年战争的第二年（1758年）写道：
“不断进行之谈判使现代欧洲成为某种共和体，其成员
各自独立，但因共同利益而结合，为维持秩序，保卫自由而
团结。此即众所周知之均势原则兴起之背景，其宗旨为对国
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
他国之上。”
这些哲学家们是倒果为因。整个18世纪中，欧洲各国打过数不
清的战争，却看不出一点是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而战的迹象。
正当国际关系开始讲权力而非道德之际，许多新因素纷纷出现，使各
国越来越难以衡量本身的情势。
于是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在此过
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
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完全未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
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
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
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
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
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
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
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
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
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
帝( 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重
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时，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 Silesia)，
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其显著优于邻
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
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
必不能坐视，因此朕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妒朕之获
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
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
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
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
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
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他为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而夺
取西里西亚。他心目中唯一考虑的阻碍是来自强国的抗拒，而非道德
戒律。他分析的是风险与报偿如何：倘若征服西里西亚，别国是否会
报复或要求补偿？
他所得的结论是此举对其本身有利。他并吞西里西亚的行动，使
普鲁士跻身强国之林，但也因各国须应对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而引发
一连串的战事。最先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一1748年。普鲁士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
( Bavaria)及萨克森(Saxony)为盟国，英国则支持奥地利，萨克森
于1743年投入英、奥这一阵营。接着是七年战争( 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年，交战国也有变化。奥地利此次与俄罗斯、法
假设国家利益即代表最高的价值，则统治者的职责便在于扩大及发扬
国家的荣耀。强者势必想要主宰大局，弱者则会团结起来，以壮大本
身的声势，以对抗侵略者。如果弱国的同盟足以制衡侵略者，均势便
会出现；反之，则必有一国会取得霸权。由于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绝对
的，因此经常需要诉诸战争来加以确定。在一开始时，法国或德国称
霸的可能性与建立均势的可能性不相上下。此即欧洲花费百年的时
间，才得以建立明确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原因。最初均势几乎
完全是偶然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
奇怪的是，这却非当时的哲学家的看法。他们是启蒙时期( the
Enlightenment)的产物，反映的是18世纪的思想，即相信在各种不同
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下，自然而然会出现和谐与公平。而均势的观念不
过是这种寻常见解的延伸。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一国独霸，维持国际
秩序；其出发点不在于避免冲突，而是使冲突减至最少。对18世纪
务实的政治家而言，要完全？肖弭冲突（野心或贪婪）只是梦想，应设
法约束或节制人性中的黑暗面，才是长久之计。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把宇宙看成是变动不已，有如一座运转不息的
大钟，而且必然是越变越好。1751年，伏尔泰( Voltaire)对“基督
教欧洲”( Christian Europe)的描述是：
“由若干国家( states)组成的某种共和体(republic)，
其中有些是王国，有些是混合政体，‘但彼此全都和谐相处，
全都奉行相同的公共与政治规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前所
未见的。’这些国家‘尤其一致同意奉行尽可能维持彼此间
的平等均势这个明智的政策。’”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也曾论及这个主题。他认为均势是自异
中求同的结果：
“欧洲之情形为各国均相互依恃……欧洲为由数省组成
之单一国度。”
在这些主张提出的同时，18世纪已经历了两次西班牙王位继承
战，一次波兰继承战及一连串奥地利继承战。
出于同样的理念，历史哲学家华泰尔( Emmerich de Vattel)，在
七年战争的第二年（1758年）写道：
“不断进行之谈判使现代欧洲成为某种共和体，其成员
各自独立，但因共同利益而结合，为维持秩序，保卫自由而
团结。此即众所周知之均势原则兴起之背景，其宗旨为对国
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
他国之上。”
这些哲学家们是倒果为因。整个18世纪中，欧洲各国打过数不
清的战争，却看不出一点是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而战的迹象。
正当国际关系开始讲权力而非道德之际，许多新因素纷纷出现，使各
国越来越难以衡量本身的情势。
于是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在此过
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
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完全未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
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
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
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
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
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
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
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
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
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
帝( 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重
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时，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 Silesia)，
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其显著优于邻
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
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
必不能坐视，因此朕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妒朕之获
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
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
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
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
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
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他为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而夺
取西里西亚。他心目中唯一考虑的阻碍是来自强国的抗拒，而非道德
戒律。他分析的是风险与报偿如何：倘若征服西里西亚，别国是否会
报复或要求补偿？
他所得的结论是此举对其本身有利。他并吞西里西亚的行动，使
普鲁士跻身强国之林，但也因各国须应对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而引发
一连串的战事。最先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一1748年。普鲁士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
( Bavaria)及萨克森(Saxony)为盟国，英国则支持奥地利，萨克森
于1743年投入英、奥这一阵营。接着是七年战争( 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年，交战国也有变化。奥地利此次与俄罗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