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33节
Rumelia)。理论上在土耳其总督统治之下的这个自治实体将受一个欧
洲委员会的监督（20世纪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的前身）；保加利亚其
余的部分仍回归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则减少。
在另外的密约中，英国向奥地利保证将支持其占据波斯尼亚的黑塞哥
维纳( Bosnia Herzegovina)，并向苏丹保证将保障土耳其的亚洲领土。
苏丹则报以允许英国使用塞浦路斯为海军基地。
到柏林会议实际开议时，促使俾斯麦同意主办会议的战争危机已
大部分消除。此次会议的主要功能便是对已达成的协议给予全欧洲的
认可。早知道会有如此结果，俾斯麦会不会肯担起可能两面不讨好的
调停者角色，的确是个疑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会议即将召开，使得
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
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
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
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
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
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
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
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
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
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
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
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
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
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
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
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
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
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
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
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
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
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
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
到其他国家。
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
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
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
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
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
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
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
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
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
“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
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
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
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
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
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
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
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
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
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
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
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
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
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
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
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
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
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
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
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
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
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
满足的替罪羔羊。
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
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
“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
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
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
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
泄。”
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
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
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
洲委员会的监督（20世纪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的前身）；保加利亚其
余的部分仍回归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则减少。
在另外的密约中，英国向奥地利保证将支持其占据波斯尼亚的黑塞哥
维纳( Bosnia Herzegovina)，并向苏丹保证将保障土耳其的亚洲领土。
苏丹则报以允许英国使用塞浦路斯为海军基地。
到柏林会议实际开议时，促使俾斯麦同意主办会议的战争危机已
大部分消除。此次会议的主要功能便是对已达成的协议给予全欧洲的
认可。早知道会有如此结果，俾斯麦会不会肯担起可能两面不讨好的
调停者角色，的确是个疑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会议即将召开，使得
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
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
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
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
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
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
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
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
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
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
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
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
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
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
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
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
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
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
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
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
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
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
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
到其他国家。
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
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
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
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
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
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
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
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
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
“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
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
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
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
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
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
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
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
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
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
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
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
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
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
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
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
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
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
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
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
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
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
满足的替罪羔羊。
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
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
“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
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
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
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
泄。”
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
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
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