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21节
名，从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一团纷乱的目标，其中有
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
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拿破仑三世视梅特涅体系为法国之耻辱，也是对法国对外扩张的
野心的限制。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制造分裂，
成功地破坏了神圣同盟。但他不知该如何善用成功的果实。1853~
1871年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欧洲秩序在重整中。这段期间
结束后，德国一跃而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保守君王团结在
一起的正统原则，曾调和梅特涅时代均势体系的紧张，如今却变成空
洞的口号。而对这所有的发展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难辞其咎。他高估法
国的实力，鼓动每一次的争战，误以为法国可以从中渔利。
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
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其间始
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的政策。拿破仑三世
在位期间，他屡次呼吁召开欧洲会议改写欧洲地图不成，便是理想与
实力无法配合的例证。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1859年意大利战争
前，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1866年普奥战争
前，他都曾呼吁各国领袖集会，每次均希望在会议桌上改写各国的疆
界，却从不曾明言究竟要如何改写，也不肯为此矢志一战。他的难题
在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坚持己见，他的构想又太激进难以获得共识。
法国倾向于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是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法
国外交政策中一贯的要素。由于与英、德、俄或美国结盟无法占上
风，又以屈居次要与堂堂大国及济弱扶贫的国家形象不合，法国便思
与次要国家结合以取得领导地位，如在19世纪与萨丁尼亚、罗马尼
亚及中等规模的德国诸邦，在两次大战期间与捷克、南斯拉夫及罗马
尼亚。
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政策。普法战争100
年后，实力强大的德国始终是法国的梦魇。法国很勇敢地选择了与这
个可畏又可敬的邻国交好。然而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
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
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
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甚至不惜付出让德
国最终称霸欧洲的代价。在现代史上，法国有时的行为犹如反美国领
导的国会反对派，试图将欧洲共同体( the European munity)’擘划
为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并与它能够主导或自认为能够主导的国家
结盟。
自拿破仑三世去位后，法国一直欠缺足够的力量，实践其得自法
国大革命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也没有合适的场合供其发挥兼善天下的
热情。百余年来，法国始终难以接受的事实，即黎塞留所建立的让法
国独大的客观条件，在欧洲各国完成国家统一后便告消失。法国的外
交作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
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首创国家至上观念的国度，
居然在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均致力于挣扎着使愿望与实力能够旗
鼓相当，的确相当讽刺。
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大工程，在俾斯麦手中完
成。俾斯麦以对1848年自由革命持强硬保守反对立场而在政坛大放
异彩。他也是率先在欧洲实行男性普选权的领袖。在前后60年间堪
称欧洲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出于他的手笔。1848年他费尽心机
反对民选的国会决议将德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就在刚过20
年之后，他却在反自由主义原则下，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
德国的统一大业后，亲手将皇位交到普王手上。这惊人的成就将国际
秩序又带回18世纪毫无节制的竞赛局面，而此刻更因工业技术的精
进及国家可动员的庞大资源，使此种角力更加危险。没有人再提起正
统王朝的团结，或欧洲各古国的和谐相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
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
“铁血宰相”俾斯麦
俾斯麦的成就与他的个性一样出人意表。这位“铁血宰相”能写
文字极为简练优美的散文，喜爱诗，曾在日记中一页页地抄录拜伦
( Byron)的作品。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
大权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
怎样才算革命家？这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否则能成功的
革命家就不多了。因为革命家刚起步时必然是处于弱势，但革命家的
胜算在于既有势力又对本身的弱点总缺乏自知之明。尤其当革命的挑
战不是以向巴士底狱( the Bastille)进攻等激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披
着保守的外衣时，这个道理更是正确。社会既有秩序对于表面上看来
是要保护它的人很少会起戒心。
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涯开始于梅特涅体系最蓬勃的时
代。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三个要素：欧洲均势；德国内部普奥相安无
事；因保守理念而结合的联盟体系。在维也纳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
国际情势紧张的程度相当低，因各国都相信彼此有祸福与共的利害关
系，而普、奥、俄这三个所谓的东方王朝也认同彼此的意识形态。
俾斯麦一一破解这三个前提。他相信普鲁士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
一邦，也不需要神圣同盟作为与俄罗斯的桥梁。他认为共同的国家利
益已足以使国与国之间结合在一起，且普鲁士标榜的现实政治可取代
保守势力的同盟。他视奥地利为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障碍而非伙伴。他
的看法几近于与所有当时的领袖相反，或许只有皮耶芒首相加富尔是
例外，因为他不把拿破仑三世不按牌理出牌的外交看做是威胁，反而
当做是可善加利用的机会。
185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于德国的统一须以建立议会式机构为
前提的普遍想法大加挞伐，拥护他的保守人士起先还未领悟，他演讲
内容的重点是反梅特涅体系的前提：
“普鲁士之荣誉非取决于全德各地，为唯恐其宪政招致
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
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拿破仑三世视梅特涅体系为法国之耻辱，也是对法国对外扩张的
野心的限制。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制造分裂，
成功地破坏了神圣同盟。但他不知该如何善用成功的果实。1853~
1871年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欧洲秩序在重整中。这段期间
结束后，德国一跃而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保守君王团结在
一起的正统原则，曾调和梅特涅时代均势体系的紧张，如今却变成空
洞的口号。而对这所有的发展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难辞其咎。他高估法
国的实力，鼓动每一次的争战，误以为法国可以从中渔利。
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
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其间始
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的政策。拿破仑三世
在位期间，他屡次呼吁召开欧洲会议改写欧洲地图不成，便是理想与
实力无法配合的例证。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1859年意大利战争
前，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1866年普奥战争
前，他都曾呼吁各国领袖集会，每次均希望在会议桌上改写各国的疆
界，却从不曾明言究竟要如何改写，也不肯为此矢志一战。他的难题
在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坚持己见，他的构想又太激进难以获得共识。
法国倾向于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是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法
国外交政策中一贯的要素。由于与英、德、俄或美国结盟无法占上
风，又以屈居次要与堂堂大国及济弱扶贫的国家形象不合，法国便思
与次要国家结合以取得领导地位，如在19世纪与萨丁尼亚、罗马尼
亚及中等规模的德国诸邦，在两次大战期间与捷克、南斯拉夫及罗马
尼亚。
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政策。普法战争100
年后，实力强大的德国始终是法国的梦魇。法国很勇敢地选择了与这
个可畏又可敬的邻国交好。然而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
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
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
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甚至不惜付出让德
国最终称霸欧洲的代价。在现代史上，法国有时的行为犹如反美国领
导的国会反对派，试图将欧洲共同体( the European munity)’擘划
为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并与它能够主导或自认为能够主导的国家
结盟。
自拿破仑三世去位后，法国一直欠缺足够的力量，实践其得自法
国大革命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也没有合适的场合供其发挥兼善天下的
热情。百余年来，法国始终难以接受的事实，即黎塞留所建立的让法
国独大的客观条件，在欧洲各国完成国家统一后便告消失。法国的外
交作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
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首创国家至上观念的国度，
居然在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均致力于挣扎着使愿望与实力能够旗
鼓相当，的确相当讽刺。
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大工程，在俾斯麦手中完
成。俾斯麦以对1848年自由革命持强硬保守反对立场而在政坛大放
异彩。他也是率先在欧洲实行男性普选权的领袖。在前后60年间堪
称欧洲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出于他的手笔。1848年他费尽心机
反对民选的国会决议将德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就在刚过20
年之后，他却在反自由主义原则下，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
德国的统一大业后，亲手将皇位交到普王手上。这惊人的成就将国际
秩序又带回18世纪毫无节制的竞赛局面，而此刻更因工业技术的精
进及国家可动员的庞大资源，使此种角力更加危险。没有人再提起正
统王朝的团结，或欧洲各古国的和谐相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
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
“铁血宰相”俾斯麦
俾斯麦的成就与他的个性一样出人意表。这位“铁血宰相”能写
文字极为简练优美的散文，喜爱诗，曾在日记中一页页地抄录拜伦
( Byron)的作品。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
大权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
怎样才算革命家？这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否则能成功的
革命家就不多了。因为革命家刚起步时必然是处于弱势，但革命家的
胜算在于既有势力又对本身的弱点总缺乏自知之明。尤其当革命的挑
战不是以向巴士底狱( the Bastille)进攻等激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披
着保守的外衣时，这个道理更是正确。社会既有秩序对于表面上看来
是要保护它的人很少会起戒心。
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涯开始于梅特涅体系最蓬勃的时
代。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三个要素：欧洲均势；德国内部普奥相安无
事；因保守理念而结合的联盟体系。在维也纳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
国际情势紧张的程度相当低，因各国都相信彼此有祸福与共的利害关
系，而普、奥、俄这三个所谓的东方王朝也认同彼此的意识形态。
俾斯麦一一破解这三个前提。他相信普鲁士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
一邦，也不需要神圣同盟作为与俄罗斯的桥梁。他认为共同的国家利
益已足以使国与国之间结合在一起，且普鲁士标榜的现实政治可取代
保守势力的同盟。他视奥地利为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障碍而非伙伴。他
的看法几近于与所有当时的领袖相反，或许只有皮耶芒首相加富尔是
例外，因为他不把拿破仑三世不按牌理出牌的外交看做是威胁，反而
当做是可善加利用的机会。
185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于德国的统一须以建立议会式机构为
前提的普遍想法大加挞伐，拥护他的保守人士起先还未领悟，他演讲
内容的重点是反梅特涅体系的前提：
“普鲁士之荣誉非取决于全德各地，为唯恐其宪政招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