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4节
英国政治家对自主权相当坚持，对任何形式的集体安全一律排
斥。后世所称的“光荣孤立”( splended isolation)正反映出英国人深
信结盟弊多于利的观念。有能耐奉行如此无动于衷的策略的国家，必
然实力雄厚足以自立，也不预期会遭遇须向外求援的危险，任何可能
威胁到它的极端发展，对其可能结盟的对象威胁一定更大。英国身为
维持欧洲均势的关键国，使其领袖们享有一切需要或想要的选择自
由。这个政策对欧洲没有任何领土的要求，因此可以持久；英国对欧
洲除均势外别无所求（虽然其对海外殖民地极贪得无厌），因此可主
动选择要干预欧洲哪一个争端。
尽管如此，“光荣孤立”并未阻止英国针对特殊事件与他国临时
结盟。英国为海权国家，缺少大规模常备陆军，偶尔会需要与某一欧
陆盟国合作，但它总是宁愿事到临头才选择合作的对象。每逢这种时
刻，英国领袖们均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弹性。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
的过程中，帕默斯顿先是扬言，若法国企图掌控刚独立的比利时，，英
国将向其宣战。数年后，他又主动提议与法国结盟，以保障比利时的
独立：“英格兰独力难以于欧陆行其政策，势须借重别国之助力。”
当然与英国短暂结盟的各国也各有其目标，通常都是为了扩大在
欧洲的影响力或疆域。一旦其作为超出英国认为恰当的限度，英国便
会转向或组织为维持均势而对抗旧盟友的新联盟。这般铁面无私，坚
决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为英国赢得“老奸巨猾的英国( Perfidious
Albion)”之喻。这种外交形态或许称不上如何崇高，但确实保持了
欧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体制的边缘逐渐出现破绽后。
19世纪英国的影响力到达巅峰。英国自信满满，也当之无愧。它
是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皇家海军更称霸四海。在各国内部波涛汹
涌之际，英国的内政却十分太平。在面对19世纪的重大问题时，干
预或不干预，维持现状还是与变革者合作，英国的领袖们毫不受教条
所拘束。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战争中，英国同情希腊脱离奥斯
曼统治而独立的意愿，只要这不致加大俄罗斯的影响力，以致威胁英
国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即可。但到1840年，英国选择干预以便阻
止俄国扩张，因而转为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1848年匈牙利革命期
间，英国正式的立场虽为不干预，其实却欢迎俄国恢复现状之举。19
世纪50年代意大利反抗哈布斯堡的统治，英国虽同情却未插手。为
维护均势，英国既不能归类于干预主义，也不能说是不干预主义；既
不是维也纳旧秩序的守护者，也不是改革派的拥护者。其作风极其务
实，决不带感情，英国人民则深以能全身而退为傲。
任何务实政策，应该说尤其是务实政策，都必须以某种固定的原
则为基础，以免乱枪打鸟，漫无目标。无论英国是否公开承认，其外
交政策的固定原则即英国愿扮演均势维护者的角色，通常这个原则的
含意是指支持弱者对抗强者。到帕默斯顿上任后，均势已成为英国理
所当然的外交政策原则，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解；无论在任何时刻
要行何种政策，必须都会以保护均势为着眼点。在几个固定切实的目
标之外则是无比的弹性。比方说，各低地国家不得落入强国之手这个
政策，自威廉三世在位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均未改变。1870年迪
斯累里再度肯定此一政策：
“吾国政府素来以为，自敦刻尔克( Dunkirk)及奥斯坦
德( Ostend)迄北海诸岛之欧洲沿岸诸国，应为自由兴旺之
社群所有，行和平之道，享自由之权，为有益人类文明之商
业活动，不得落入军事强权之手，如此始符合英格兰之利
益。”
1914年英国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反应是对德宣战，却大出德国意
料之外，由此可见德国领袖是多么昧于时局。
直到进入19世纪多年，英国仍认为维护奥地利是一重要目标。
18世纪时，马伯洛（Marlborough）、卡特雷及皮特曾参与过几场战
争，以阻止法国削弱奥国。虽然奥国在19世纪所感受到的法国的侵
略威胁不再如此强烈，但它仍被英国视为对俄罗斯向黑海两个海峡扩
张有用的制衡力量。眼见1848年的革命可能使奥国解体，帕默斯顿
曾这么说：
“奥地利居欧洲核心，可左抵蚕食右挡鲸吞。以吾之见，
欧洲政治独立自由全在于彼仍居列强之林，享领土主权完
整；因此之故，或有意或无意，但使之积弱不振，甚或由一
等强国沦为二流小国，对欧洲必为害甚巨，且英人必群起而
攻之，阻挡之。”
但1848年革命之后，奥地利日趋衰颓，政策摇摆不定，使其在
英国东地中海政策上的作用大减。
英国政策的焦点在于防止俄罗斯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俄奥两j国的
对立多半与俄国图谋奥地利的斯拉夫省份有关，这一点与英国的关系
不大，但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亦非奥国的重要利益。于是英国开始
认为奥地利不是制衡俄国的合适筹码。这便是奥国在意大利皮耶芒
( Piedmont)被击败，在与普鲁士角逐德国领导地位时败北，英国均
无动于衷的原因。此种冷漠态度在上一代是难以想象的。至20世纪
初，对德国的疑惧成为英国政策的主轴，而奥地利为德国盟国，于是
首度被英国视为敌对的力量。
19世纪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英国会与俄罗斯结盟。帕默斯顿认
为，俄罗斯正推行“全方位普遍性的侵略政策，部分成因于沙皇尼古
拉之性格，部分源自政府长期之政策”。25年后，克拉瑞登爵士
( Lord Clarendon)也附和这种看法，他曾说克里米亚战争是“文明对
野蛮之战”。19世纪英国主要致力于钳制俄罗斯兼并波斯，向君士坦
丁堡及印度进发的野心。此后要再经过数十年德国的穷兵黩武，目中
无人，英国才将主要的安全考虑转向德国，直至20世纪后这疑虑才
真正成为事实。
斥。后世所称的“光荣孤立”( splended isolation)正反映出英国人深
信结盟弊多于利的观念。有能耐奉行如此无动于衷的策略的国家，必
然实力雄厚足以自立，也不预期会遭遇须向外求援的危险，任何可能
威胁到它的极端发展，对其可能结盟的对象威胁一定更大。英国身为
维持欧洲均势的关键国，使其领袖们享有一切需要或想要的选择自
由。这个政策对欧洲没有任何领土的要求，因此可以持久；英国对欧
洲除均势外别无所求（虽然其对海外殖民地极贪得无厌），因此可主
动选择要干预欧洲哪一个争端。
尽管如此，“光荣孤立”并未阻止英国针对特殊事件与他国临时
结盟。英国为海权国家，缺少大规模常备陆军，偶尔会需要与某一欧
陆盟国合作，但它总是宁愿事到临头才选择合作的对象。每逢这种时
刻，英国领袖们均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弹性。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
的过程中，帕默斯顿先是扬言，若法国企图掌控刚独立的比利时，，英
国将向其宣战。数年后，他又主动提议与法国结盟，以保障比利时的
独立：“英格兰独力难以于欧陆行其政策，势须借重别国之助力。”
当然与英国短暂结盟的各国也各有其目标，通常都是为了扩大在
欧洲的影响力或疆域。一旦其作为超出英国认为恰当的限度，英国便
会转向或组织为维持均势而对抗旧盟友的新联盟。这般铁面无私，坚
决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为英国赢得“老奸巨猾的英国( Perfidious
Albion)”之喻。这种外交形态或许称不上如何崇高，但确实保持了
欧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体制的边缘逐渐出现破绽后。
19世纪英国的影响力到达巅峰。英国自信满满，也当之无愧。它
是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皇家海军更称霸四海。在各国内部波涛汹
涌之际，英国的内政却十分太平。在面对19世纪的重大问题时，干
预或不干预，维持现状还是与变革者合作，英国的领袖们毫不受教条
所拘束。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战争中，英国同情希腊脱离奥斯
曼统治而独立的意愿，只要这不致加大俄罗斯的影响力，以致威胁英
国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即可。但到1840年，英国选择干预以便阻
止俄国扩张，因而转为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1848年匈牙利革命期
间，英国正式的立场虽为不干预，其实却欢迎俄国恢复现状之举。19
世纪50年代意大利反抗哈布斯堡的统治，英国虽同情却未插手。为
维护均势，英国既不能归类于干预主义，也不能说是不干预主义；既
不是维也纳旧秩序的守护者，也不是改革派的拥护者。其作风极其务
实，决不带感情，英国人民则深以能全身而退为傲。
任何务实政策，应该说尤其是务实政策，都必须以某种固定的原
则为基础，以免乱枪打鸟，漫无目标。无论英国是否公开承认，其外
交政策的固定原则即英国愿扮演均势维护者的角色，通常这个原则的
含意是指支持弱者对抗强者。到帕默斯顿上任后，均势已成为英国理
所当然的外交政策原则，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解；无论在任何时刻
要行何种政策，必须都会以保护均势为着眼点。在几个固定切实的目
标之外则是无比的弹性。比方说，各低地国家不得落入强国之手这个
政策，自威廉三世在位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均未改变。1870年迪
斯累里再度肯定此一政策：
“吾国政府素来以为，自敦刻尔克( Dunkirk)及奥斯坦
德( Ostend)迄北海诸岛之欧洲沿岸诸国，应为自由兴旺之
社群所有，行和平之道，享自由之权，为有益人类文明之商
业活动，不得落入军事强权之手，如此始符合英格兰之利
益。”
1914年英国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反应是对德宣战，却大出德国意
料之外，由此可见德国领袖是多么昧于时局。
直到进入19世纪多年，英国仍认为维护奥地利是一重要目标。
18世纪时，马伯洛（Marlborough）、卡特雷及皮特曾参与过几场战
争，以阻止法国削弱奥国。虽然奥国在19世纪所感受到的法国的侵
略威胁不再如此强烈，但它仍被英国视为对俄罗斯向黑海两个海峡扩
张有用的制衡力量。眼见1848年的革命可能使奥国解体，帕默斯顿
曾这么说：
“奥地利居欧洲核心，可左抵蚕食右挡鲸吞。以吾之见，
欧洲政治独立自由全在于彼仍居列强之林，享领土主权完
整；因此之故，或有意或无意，但使之积弱不振，甚或由一
等强国沦为二流小国，对欧洲必为害甚巨，且英人必群起而
攻之，阻挡之。”
但1848年革命之后，奥地利日趋衰颓，政策摇摆不定，使其在
英国东地中海政策上的作用大减。
英国政策的焦点在于防止俄罗斯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俄奥两j国的
对立多半与俄国图谋奥地利的斯拉夫省份有关，这一点与英国的关系
不大，但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亦非奥国的重要利益。于是英国开始
认为奥地利不是制衡俄国的合适筹码。这便是奥国在意大利皮耶芒
( Piedmont)被击败，在与普鲁士角逐德国领导地位时败北，英国均
无动于衷的原因。此种冷漠态度在上一代是难以想象的。至20世纪
初，对德国的疑惧成为英国政策的主轴，而奥地利为德国盟国，于是
首度被英国视为敌对的力量。
19世纪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英国会与俄罗斯结盟。帕默斯顿认
为，俄罗斯正推行“全方位普遍性的侵略政策，部分成因于沙皇尼古
拉之性格，部分源自政府长期之政策”。25年后，克拉瑞登爵士
( Lord Clarendon)也附和这种看法，他曾说克里米亚战争是“文明对
野蛮之战”。19世纪英国主要致力于钳制俄罗斯兼并波斯，向君士坦
丁堡及印度进发的野心。此后要再经过数十年德国的穷兵黩武，目中
无人，英国才将主要的安全考虑转向德国，直至20世纪后这疑虑才
真正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