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3节

的前途而起冲突，也总有一天会想要打倒奥地利帝国。
维也纳方案之所以能行之50年，就在于东欧三强（普鲁士、俄
罗斯、奥地利）视其团结是对抗革命乱象及法国主宰欧洲的主要屏
障。但克里米亚战争中（塔列兰称之为“欧洲贵族院”的），奥地利
却与急于将其赶出意大利的拿破仑三世，不愿涉入纷争的英国，结为
不甚协调的盟友。它因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国、普鲁士，
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其国家利益。普鲁士要奥地利付
出的代价是强迫奥国撤出德国，而俄罗斯在巴尔干逐渐升高的敌意，
后来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也导致奥匈帝国最后的崩溃。
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
面对权力政治的现实时，奥国可惜未能认识到，其生存全仰赖欧
洲各国矢志维护政治的正统。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
界，因此有缓和权力政治冲突的作用。民族主义有相反的作用，它唯
国家利益是图，激化对立，增加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不堪一击的
奥地利由此让自己身陷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中。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五年内，意大利民族英雄加富尔( Camillo
Cavour)展开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的工作，在与法国结盟，俄国默许
的情况下，挑起对奥国的战事，这两种状况在过去都是令人无法想象
的。再过五年，俾斯麦在一场争夺德国盟主的战争中打败奥国。俄国
再次袖手旁观，法国虽不情愿但也未插手。在梅特涅时代，遇到此种
情势欧洲协调必会集会讨论，对这些乱事加以控制。但此后，外交更
仰赖赤裸裸的权力，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平又持续了50年，但
每过十年，紧急情势便加倍，武器竞赛也加剧。
英国在以权力政治为本的国际秩序中，另有一番局面。一则它从
不依赖欧洲会议制度保障其安全；再者，这新的国际关系形态对英国
来说反而是常态。在19世纪中，英国成为主导欧洲的国家。它有足
够的力量独善其身，有地理上的屏障不必介入欧陆的乱事。它有历任
领导人持续冷静地追求国家利益，也是英国的优势之一。
卡斯尔雷之后的英国领导人，对欧洲的了解的确不及他。但他们
对基本国家利益的认知却比卡斯尔雷更透彻，他们以高超的技巧与锲


而不舍的精神追求这个利益。继他之后出任外相的乔治·坎宁
( Gee Canning)，立即切断了卡斯尔雷对欧洲会议制度仍有影响力
的最后几个渠道，不管它们是多么的间接。1821年，在他继任卡斯尔
雷前一年，坎宁呼吁“言行均保持中立”的政策，并说：“不要为愚
蠢的浪漫情绪所惑，误以为我们只手便可重建欧洲。”正式出任外相
后，他明白宣示以国家利益为基本方针，这在他看来是与长期介入欧
洲相冲突的：
“我国与欧洲系统关系虽言密切，但并非意指每有状况
我国便须应邻国之关切召请，而致涉入纷扰之中。”
换句话说，英国要保留视不同情形选择本身策略的权利，且一切
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在此政策之下，盟国仅是辅助性质，甚至根本无
此必要。
帕默斯顿在1856年解释英国国家利益的定义时说：“凡有人问何
谓政策，唯有答以视个别情形之发生，求最佳之对策，以吾国之利益
为方针。”半世纪后，官方对英国外交政策仍没有更确切的说法，如
外相艾德华爵士( Sir Edward Grey)的这番话：“英国外相素来遵循
的乃是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不做太详细的盘算。”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此的说法难免被讥为了无新意。我们认为
好的就是上策。在英国这些话却会被看做再明白不过了；很少有呼声
要求对经常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加以定义。帕默斯顿说过：“没
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英国不需要正式的策略，因为领


导人对国家利益均心知肚明，牢记在心，碰到任何状况自然知道该如
何应对，也有信心会获得国人的支持。套句帕默斯顿的话：“国家利
益恒久不变，你我有义务加以遵循。”
英国的领导人可能对什么不该做，比对事先洞悉战争的因由更清
楚。他们更不肯明白说出有何积极的目标，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现状很
满意。由于自信对国家利益可以掌握得很好，这些领导人认为没有必
要事先加以说明。它们宁可等事件发生，这是欧陆国家办不到的，因


为欧陆国家就是这些事件本身。
英国对安全的看法跟美国孤立主义者所见略同，即英国仅对惊天
动地的大事会有反应。但英美对和平与国内政治结构的关系，则各有
主张。英国的领袖丝毫没有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以推广代议政治为达
成和平的关键，他们对有别于本身的政治体制也不以为意。
帕默斯顿曾在1841年为英国驻圣彼得堡( St Pertersberg)大使说
明，在哪种情况下英国会出兵抵抗，及为什么英国不会抵制纯属内务
的变局：
“女王陛下政府于处理英格兰与他国关系时，其行为准
则愿遵循的大原则之一，即外国对其内部宪法及政府形式有
意做何种变革，应被视为英格兰无由以武力干预之事。
但一国企图夺取侵吞属他国之领土则另当别论；因此类
企图将扰乱既有均势，改变各国相对实力，而可能为其他强
国制造危险；因而此类企图，英国政府享有予以制裁之充分
自由。”
英国外相无一例外，最在乎的都是保有国家的行动自由。1841
年，帕默斯顿重申英国对抽象事件敬谢不敏：
“英格兰少有参与介入尚未实际发生或非即将发生
之事。”
近30年后，格拉史东在上维多利亚女王书里提出同样的原则：
“英格兰应完全掌握就各项事端评量其应负义务之主动；
不应就他国实际或假设之利益而向彼等有所宣示，使之自视
为至少具有共同阐释权，以致减损吾国选择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