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14节

报告指出，在应付苏联时，美国政策将以确切了解苏联制度的性质为基础，既不低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念之深度，也不幻想共产党领袖“业已放弃或正要放弃其信仰”，美国也不能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依赖对苏关系而决定政策走向。进步的标准就是以明确的协定表达出来，反映出相互利益而不是只有气氛而已。总而言之，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在宽广的阵线上去展开：
“我们看待我们的共产主义敌手，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也追求自身利益一般。我们将以其行为去评判他们，正如我们期待依照我们的行为而被人评判。明确的协定，及其建构的和平结构，将来自务实地容忍相互冲突之利益。”
1971年的外交报告亦重申同样的调子：
“苏联的内部体制不是吾人政策的目标，然而我们亦不讳言不能接受其许多特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视其国际行为而定。”
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受到保守派人士强烈抨击；尤其在越战结束，由国际紧张局势释脱出来的压力减退之际。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批评者所指责的尼克松过分倚靠苏联领导人（只要了解到尼克松强调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就知道此说不确），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最适合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尼克松相信，在越南乱局之中，国家利益是抵抗共产主义扩张活动、维持民众支持的最佳判断标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乃是一种精神上的解除武装。
在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扩张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观点与先前的艾奇逊、杜勒斯所见无异，与其后的里根亦难以区分。越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尼克松政府对下列诸项苏联的地缘政治或战略性威胁，都苦于应对：1970年，苏联在古巴兴建海军基地事件，苏联地对空导弹移调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叙利亚入侵约旦事件；1971年，苏联在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时之角色；1973年，就勃列日涅夫暗示将出兵干预以阿战争之反应等等。直到福特政府时期，针对古巴派兵到安哥拉事件之反应，其态度依然如昔。
同时，尼克松政府对待遏制政策亦有异于艾奇逊和杜勒斯的作风，不把苏联社会转型作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尼克松与遏制之父在此分道扬镳，选择一条类似丘吉尔曾采取的途径——丘吉尔在1953年斯大林谢世后，主张与莫斯科会谈。尼克松相信，谈判的过程，加上长时期的和平竞争，会加速苏联制度的转型，并强化民主国家。
尼克松揭示的谈判时代，作为一种战略，使美国得以在越战依然进行中，可重新取得外交主动。尼克松的目标是把和平运动局限在越南问题上，不让它使美国外交政策每一方面都瘫痪了。尼克松的方式基本上亦非战术性质。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两个核大国在紧张缓和之状态下，很可能有暂时性的利益交集。核均势似乎正趋某种稳定状况，或者说可以由单方面努力或武器控制谈判，去达成稳定均势。美国需要有喘息空间以便自越南抽身，并且替越战战后时期建构新的外交政策；同时，苏联或许也有更强烈的理由寻求喘息机会。苏联在中苏边境线部署重兵，暗示着苏联在相距数千英里的两个前线面临紧张局势，或许也已预备与美国试探政治解决之道，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在对中国开放方面获得成功的话——对中国开放是尼克松策略的基石。姑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为何，苏联领导人或许已在对西方国家关系上发展了相当的利害关系，而不想对峙冲突。在吾人观念里，苏联与西方的对峙冲突越是迟迟不发作，要把苏联帝国拼凑在一起的任务就越难以料理，尤其在其政治问题因经济迟滞而越复杂之条件下。换言之，尼克松及其顾问们相信，时间站在美国这边，而不是共产主义世界那边。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观点比他的前任更加精细。他没有把美苏关系看做“全然或全无”的命题，而是一组解决程度各异的问题之混合。他致力把超级大国关系之间所有许多因素拼组起来，求取一个整体的解决之道，既不像“神学派”主张的那么全然冲突对峙，也不像“精神病学派”主张的那般全然调和妥协。他想要强调有可能合作的范畴，利用合作的杠杆来修正苏联在两国不和睦范畴之行为。这乃是尼克松政府给“缓和”( detente)下的定义，而不是对日后争辩的讽刺漫画。
这个“联系”( linkage)政策是以某一范畴之合作与另一范畴之进步相联结，它有许多障碍。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迷恋武器管制之情，就是暗礁之一。20年代的裁军谈判，即以把武器裁缩到不具威胁性之程度为标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这个目标到了核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核武器的“安全”程度，根本就是完全矛盾的提法。我们也无法想象，如何在像苏联这么广袤的国家境内，去查验武器已裁至既定水准。要到了冷战行将结束之际，才算真正达成裁军目标。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裁军是附属在减低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这个目标之下；所谓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其中最显著者即是防止突袭发生——这一切摆在“武器管制”名目下去开展。
决策者并未预料到减低突袭之风险，会在武器管制谈判中成为关键问题。常识似乎指出，超级大国均具有庞大的毁灭力量，可以消灭对方，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对方施加无法忍受的损害。然而，1959年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分析家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提出可谓冷战时期最具创意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常识不足以指导核关系。核武器是由集中在相对稀少的基地之飞机所装载，因此就技术而言，在敌方发动之前有可能将其战略兵力摧毁掉。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或许可以把对手的反击减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进而可以遂行自己的意志。同理推论，害怕受到突袭，可能诱发先下手为强的心理——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受到突袭，就要先发制人。
照沃尔斯泰特的看法，核均势事实上相当不稳定。所谓先下手为强的第一击和反制而发之第二击，其间有何差异，成为国防分析家和武器管制专家争辩不休的议题。因此就又出现“双方可能有兴趣谈判，安排自保，免遭终极危险”的想法。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出现许多学术研讨会，探讨武器管制和战略稳定之理论与实务方案，让此后20年的决策者参考择用。
沃尔斯泰特这篇论文在战略分析的贡献，和凯南1947年以X笔名发表的论文，对政府分析之贡献，可以前后辉映。从此以后，武器管制的外交谈判集中在限制核力量的组织及运作性质，借以将突袭的诱因降低到最低程度。
但是，武器管制本身就已经经纬万端，异常复杂。这个题目相当奥妙难解，令决策者和一般大众都十分焦虑。譬如，它过分简化了问题的性质。决定发动核战争的人，不会是熟悉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如果他们的了解略有误估，即使不摧毁了整个文明，也可以摧毁其社会；决策者将是不胜烦忧的政治领导人。何况，两大超级大国对此一新技术也都没有实战经验，因此为了要在核战争中占上风，势必得同时发射数千枚核弹头。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从来没有一次同时试射三颗以上的导弹，美国则从来不曾自发射井发射过导弹。（这是因为美国的发射井，位于美国中部地区，华府担心如果试射导弹掉到地面，会引发森林大火。你瞧，信心只有这么大。）
因此，突袭之危险事实上受到目标相互冲突的两组人马之夸大：一派希望扩大国防预算，以免遭到突袭；一派则激发对突袭之恐惧，作为缩减国防预算的理由。由于此一议题错综复杂，在陈述技巧上就大有学问。而且，情感因素纠缠极深，我们不易判别，专家是否因科学研究而获致其结论，抑或他们借科学之名来支持其预设结论——往往后者情形居多。遗憾的是，决策者必须受制于意见极为分歧的科学家们之建议；而科学家们又花了成年累月的时间去研究核议题，而政治家却只有数小时去思考它们。就脆弱性、准确性和可估算性等奥妙题目的辩论，已经达到中古时期对神学争议不休的地步；事实上，这些长久不止的哲学上之歧义见解，可以远溯到遏制政策出现之最早阶段。
20世纪70年代对武器管制争辩最激烈的时期，保守派批评者警告说，苏联领导人不可靠，苏联意识形态敌意十足。主张武器管制的一方却强调，武器管制协定有助于关系和缓之整体气氛，未必就逊于实际获致协定的贡献。这又是神学派和精神病学派昔日的辩论，披上技术之外衣重新出现。
起初，武器管制直接附属在遏制理论上面。依赖实力地位与武器管制论并存，以求使遏制较不危险。随着时间进展，武器管制很明显使得遏制越来越成为常态。政治解决之议很少有人提起，两大阵营也几乎不去尝试谈判政治解决之道。的确，在武器管制派人士觉得世界越来越安全之时，政治人物越来越没有理由离开熟悉的位置，投向政治解决此一情况未明的怒海。
危机来了又去。事件由东南亚发展到加勒比海和中欧，但是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对手在历史演变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自行溃败。在某一方的历史演变观明显占上风之前的时段，借着武器管制谈判，生活可以差堪容忍。这似乎是僵持的大环境：政治论（遏制）解决不了军备竞赛，战略论（武器管制）也解决不了政治冲突。
尼克松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执政，加上受到国会与新闻媒体的压力，于是迅速与苏联进行武器管制谈判。他很不情愿在苏联部队占领捷克还不到六个月的时候，就装做若无其事地进行外交交涉。最起码，他要防止武器管制被错误判断为苏联扩张主义的安全阀。尼克松政府决定要判别，苏联力图让比其前任强硬的——换言之，对苏联利益威胁较大——美国政府镇静下来，这一点是否可以用来争取苏联合作，借以消除对柏林的威胁，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并且最重要的是，终止越南战争。这套方法被称为“联系”，引起极大争议。
身为政治人物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了解何种主题真正互有关联，可用来互相补充。大体而言，决策者在这方面的判择不大；毕竟，是现实把事件连接起来，而不是政策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政治人物的角色就是在关系存在时认识到它的存在——换句话说，要创造出诱因与惩罚网络，以产生有利的结果。
尼克松在1969年2月4日，也就是接任两周之后，在一封给内阁阁员的信中陈述他的国家安全观点如下：
“我深信，在甲地有危机或对峙冲突，在乙地却又真实合作，不能长久并存。我体会到前任政府的观点是：当我们在甲议题上发觉与苏联有共同利益，我们就力求获致协议，试图尽可能把它与另一处的冲突之上下波动隔离开来。这在文化或科学交流等许多双边实质问题上，可能相当稳健。但是，在当前的重大议题上，我相信我们必须寻求广泛推进，明白显示我们认为政治与军事议题之间有关联。”
有关联系原则的争论就是要把尼克松的基本前提由单纯化为模糊。冷战乃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尼克松坦率地指出：选择某一地区关系去改善，却又在所有其他地区继续对峙，实在荒唐。在尼克松及其策士们看来，选择性的缓和紧张关系乃是必定会伤害民主国家的策略。根本没有道理把武器管制如此复杂、奥妙的题目，用以考验和平是否有希望，可是同时又听任苏联的武器暗助中东冲突，以至于在越南杀戮美国人。
联系的观念在外交决策圈遇到若干风雨波折。美国外交政策官僚体系大部分是由一些热诚的人组成，他们献身于美国社会也视外交决策为其正统的行业，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对美好新世纪的见解，付诸实现。舒尔茨国务卿日后曾喟叹官僚体系斗争永远休止之时，这些外交官员的意见也就在这个体系中备受熬炼。美国外交政策受限于人事流动、时间变迁，及针对高度特定问题提出对策等因素，很少以整体观念去思考。临时针对局部事项处理，发言的人很多，谈到整体策略，则根本乏人问津。必须要有一位异常坚毅的总统，且又深谙华府官场之道，才能打破此一旧习。
尼克松企图把开启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与政治议题之进展结合来谈，遭到武器管制派与克里姆林官问题专家两方之反对。前者只想设法达成武器管制，后者只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应该设法在克里姆林宫鹰派和鸽派的政策争端中，协助鸽派抬头。官僚体系故意玩弄手段，破坏尼克松总统致阁员函件中揭示的政策，向新闻媒体泄漏，说武器管制本身就应是政策目标。虽然未经“批准”就对外泄漏消息，可也从来没人出面否认此一说法。1969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官员”形容对苏武器协定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标”。4月22日，《纽约时报》又披露，“美国外交官”预测六月间可以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5月13日，《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人士的话，指出5月29日以前应可就开始谈判之日期达成协议。针对尼克松宣示武器管制应与政治议题联系的立场，这些官僚不正面对抗，而是逐步增加压力去修正它，每天拿出一些评论，技巧地把政策推向他们采取的立场。
政府之外的分析人员不久也发动他们的批评。1969年6月3日，《纽约时报》称美国把贸易限制与其他议题扯在一起，是“自己打自己”，是“冷战政策”，“与尼克松政府宣示的由对抗转为谈判、合作时代之政策相抵触”。《华盛顿邮报》也深入探讨此一论证。它在4月5日说：“现实十分错综复杂，很难让任何一位总统相信，他能把如此多的鸭子排列整齐。武器管制有其价值和紧迫性，完全与政治议题地位不相干。”尼克松有意以迟滞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为手段，来扩大与莫斯科之对话。官僚的动力，加上哲学观点的殊异，消耗掉尼克松可以节省下来的资产。
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方法立刻成功，1969年4月，美国派出未来的国务卿万斯到莫斯科，授权他同时就战略武器限制和越南问题进行谈判，都告失败。这两个议题太难拿来对比：战略武器谈判的结果，太不确定；河内领导人太倔强难缠；每一个议题的谈判都将旷日持久，实在太难同时并进。
但是，到最后，尼克松及其顾问们还是设法使各个不同的政策互相扶持支援，并且开始奏效。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和缓创造出重大诱因。棋赛里，大家都知道抢夺越多地盘的人，选择就越大，而对方相形之下就会觉得限制重重。同理，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就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
一旦苏联不能再仗恃世界最强的国家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长久对立——即使中、苏被视为已开始合作——苏联强悍不妥协的空间就会大为缩小，甚至消失。苏联若是持续摆出威胁姿态，可能反而会强化中美合作关系，因而不能不略为修正态度，在60年代末期的环境下，改善中美关系成为尼克松政府对苏策略的关键因素。
美国传统的对华友善在1949年因中共赢得内战并于次年介入朝鲜战争而结束。代之而行的是蓄意把中共统治者孤立在北京的政策。代表此一心态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即是1954年日内瓦中南半岛和会时，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那一幕17年之后，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在北京接见我，还记得这段往事，问我是否也是不肯和中共领导人握手的美国人。两方之间唯有靠彼此驻华沙的大使，保持唯一的外交接触，他们不定期会晤，互相拌嘴吵架。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驻埃及大使之外（原因不明），中共所有驻外大使悉数奉召回国，中止了华沙会谈，华府和北京的外交或政治接触也全部中断。


有趣的是，最早察觉中苏分裂有机可乘的领袖是欧洲外交政坛两个老人：阿登纳和戴高乐。阿登纳根据一本他刚读完的书，在1957年左右就开始谈到此一话题，不过当时的西德根本不够分量推行全球政策。戴高乐就不觉得有此限制，他在60年代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苏联在中苏广大的边境上问题严重，这会使得中、苏都要寻求与西方国家有较为合作的关系。戴高乐因而相信，这个事实将加速法、苏和解。由于莫斯科的中国问题，莫斯科和巴黎可望谈判打开铁幕，实现戴高乐提倡的“由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大一统目标。但是，戴高乐的法国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实行这样的外交革命。莫斯科没把巴黎当做可以平起平坐谈和解的对手。然而，虽然戴高乐的政策规划因为由法国本位一厢情愿的思考而有所扭曲，但他的分析观察可谓颇有先见之明。美国的决策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定见所限制，未能体会到中苏不和，是西方国家的战略大良机。
美国的对华观点因而依照冷战的熟悉模式而分裂。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把不和认为是心理因素，他们促请美国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交给北京，并且通过广泛接触缓和紧张局势，来处理中国的不满。然而，绝大部分的意见则认定，中共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意识形态狂热偏执，倔强地坚持要搞世界革命。美国之所以已经卷入中南半岛战争，不容讳言是因为中共为首的共产党阴谋占领整个东南亚所致。传统的认识是，远比苏联的案例更甚，在可以考虑谈判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先改造。
这个观点从另一批没料想到的人士那里得到声援。十多年来力主与莫斯科维持长久性质对话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华态度上却反对对话。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一群前驻苏联大使，为了华府首次对北京发出示好信号而不安，向尼克松提出警讯。他们力称，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睦十分偏执，因此美国企图与北京改善关系，会导致与苏联冲突的无法接受之危险。
尼克松政府不认同此一国际关系观点。把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去运作。我们相信，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尼尔逊·洛克菲勒1968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替他起草一份政策声明，提到：“我将开始与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府、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我们加强对她们两者之选择，也就增进了与任何一者互相包容的可能性。”尼克松则更早就提出一模一样的观点，其用词吻合美国传统的世界共同体观点。1967年10月，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说：
“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况下生活。”
尼克松在争到总统候选提名后不久，就变得更加明确。1968年9月，接受某杂志专访时，他声称：
“我们必须不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变化，我们也必须寻求机会制造变化。”
到最后，尼克松达成其目标，不过中共之所以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出于害怕遭过去的盟友苏联攻击的心理，大于计及与美国会谈或许有利的因素。尼克松政府没有立即了解到中、苏关系此一方面，还是因为苏联本身的行动才被提醒注意。苏联外交政策弄巧成拙，把克里姆林官最担心害怕的事助长起来，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69年春天，中、苏部队在乌苏里江双方边境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华府最初视之为这一定又是中共偏激领导人挑起这些争端。但是，苏联外交手法拙劣，引起美国重新评估。苏联外交官把苏联版的事件经过，向华府仔细通报，并且追询：如果冲突升级，美国持何种态度？
美国对此一议题上显示不特别关切，苏联却破天荒地急切要咨询华府态度如何；这使得我们自问：苏方向我们巨细靡遗地详做通报，可能不只是意在筹谋对中国发动攻击那么简单。由于苏联的简报激发美方做情报研究，更增强了此一疑虑，因为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个形态令人不免启疑，判断苏联部队实际上先动手侵略。其他证据也加强此一分析的可信度，因为苏联迅速沿中、苏4000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40个师的兵力。
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正确无误，一项重大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晓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共实施军事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之征兆，也是50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思考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
这样的考虑导致尼克松在1969年夏天，做了两项不寻常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抛开构成现存的中美对话之全部议题。华沙会谈定下的议程十分复杂，耗费时间。各方都强调本身的愤懑：中共要谈台湾的前途，以及被冻结在美国的资产等问题；美国方面则寻求中共宣布放弃对台湾动武、中国加入限制武器谈判，并且解决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经济权利主张。
中、苏、美三角关系
尼克松决定集中在中国对与美对话的态度这个较为广泛的议题。优先重点摆在确认中、苏、美三角关系的牵连范畴。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他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如果关系能在此一基础上改善，传统的议程悬案自然水到渠成，会有解决；如果关系不能改善，传统的议程也就依然不得解决。换言之，实质议题会因中美关系修好而解决，不是替如何修好定下限制。
为了实施把两极对峙的世界转化为战略性的三角关系之策略，美国在1969年7月宣布一系列的单方面主动议案，来显示态度已有转变。原先不准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禁令取消；美国人可以携带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物品进入美国；也准许在某一限量之内的美国货物输往中国。这些措施本身都不算太具重大意义，但是旨在传达美国有了新作风。
罗杰斯国务卿在尼克松许可下，于一项重要演说中透露这些信号。他在1969年8月8日于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欢迎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太平洋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如果中共领导人放弃他们内省式的“世界观”i美国将“开启沟通渠道”。罗杰斯的谈话是二十年来美国历任国务卿，对中国最温和的谈话。他吁请各方注意，美国在经济领域单方面采取若干主动，旨在“提醒中国大陆人民，我们对他们之历史性友谊关系”。
但是，如果1969年夏天真正有苏联进犯中国之险，就不会有充分时间让这些复杂局势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尼克松采取或许是他任内最大胆的措施，向苏联提出警告，如果她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不管中国即时对美国持何态度，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中国的独立是维持全球均势不可少的因素，也认为与中国的外交接触，攸关美国外交弹性。尼克松向苏联提出警告，也是具体表示出他的政府新策略将使美国政策以仔细评估分析国家利益作为基础。
尼克松关切苏联沿着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批准在1969年9月5日发表一份措词强硬的双边声明，声称美国“深为关切”中苏爆发战争。副国务卿理查得逊( Elliot Richardson)奉命传递此一讯息；理查得逊的职位可以令苏方明白他是代表总统发言，同时也不致让美国正面向苏联的挑战过于明显：
“我们不会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求取利益。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意识形态的歧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深为关切，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当一个国家宣称放弃利用另外两方之间的冲突求利，事实上也就是宣示它有能力这么做，另两者最好节制自己以保持此一中立态势。同理，当一个国家表示她“深为关切”军事行动之可能性，也就是传达她将会帮助他确定的侵略行动之受害人——虽然帮助的方式尚未明白表示。尼克松因此可谓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他表露出：预备支持一个20年来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他的政府迄今与这个国家亦无任何层次的接触交往，甚至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一有机会就痛诋美国“帝国主义”。它揭示出美国又回到现实政治的世界来了。
为了强调新作风，每一年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都要强调美、中关系改善之重要性。1970年2月——华府与北京之间出现任何直接接触之前——外交咨文呼吁与中国展开务实谈判，并且强调美国不会与苏联勾结，对付中国。这当然是向莫斯科警告的反面说法；它暗示，华府在情势逼迫下有其选择考虑。1971年的咨文重申美国愿意与中国建立接触，并且再向中国担保，美国没有不良意图：
“我们预备与北京建立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或者共产主义中国必然在亚洲施展霸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对中国施加一种国际立场，否定了它的合法国家利益。”
这份咨文再次重申美国在两大共产主义中心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
“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去激化此一冲突，也不会去鼓励它，认为我们会与一方勾结，去对付另一方，乃是荒谬的想法。同时，我们也不能允许共产中国或苏联指挥我们的政策，去对付另一方。我们对中国、对苏联，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一再声称放弃与任何～个共产主义巨人勾结，等于是邀请他们都与华府改善关系，也等于是向他们警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后果自行负责。就某一程度而言，中国与苏联都计算到他们需要美国的善意，也担心美国偏向其敌手，因此他们都有诱因改善对美关系。两者也都被明白告知——的确，信息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明白读到——与华府拉近关系的先决条件就是节制，不得威胁美国的重大利益。
事情的发展显示，要界定对华关系新架构容易，要实现它却不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孤立十分彻底，彼此都不知道如何与对方接触，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共同语言沟通，可以向对方担保：修好并非陷阱。
中国方面的困难更大，部分原因是北京的外交十分妙微与间接，大部分超越我们在华府的官员。1969年4月1日，也就是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两个多月之后，即将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不再用在此之前美国是中国头号大敌的说法。林彪形容苏联同样对中国有重大威胁，这一来，三角外交关系的基本先决条件已经完备。林彪亦重申毛泽东1965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 Edgar Snow)讲过的话——中国在其国境之外没有任何部队，并且除非中国领土受到侵犯，也无意对外掀起战争。
毛泽东的信息未受到注意，部分是因为中共过分高估斯诺在美国的重要性。斯诺是长期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北京领导人认为他在美国对中国问题享有特殊的可信度。然而，华府认为斯诺是共产党的工具，不预备相信他享有的秘密。毛泽东故意在1970年10月1日中共国庆日观礼台上，把斯诺安排在他身边，美方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意义。毛泽东1970年12月接受斯诺访问时，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以访客身份或以美国总统身份，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信息，美方也未予重视。虽然毛泽东还指示译员把笔记递给斯诺过目（以示具诚心邀请），华府从来不知道有此一邀请，直到数个月之后通过其他渠道已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一段公案。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在1969年12月于华沙恢复外交接触。但是，与过去一样，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尼克松指示十分干练的、谨慎的美国驻华沙大使斯托赛尔( Walter Stoessel)，利用社交场合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邀请他恢复大使级会谈。斯托赛尔的机会在1969年12月3日到来，场合挺怪异的——南斯拉夫借华沙文化官举办时装表演。中国代办完全没有得到北京的训令，指示一旦遭到美国外交官接触时应该如何对应。斯托赛尔好不容易堵住其译员，这个信息才得以传递出去。到了12月11日，中共代办终于接到指示，知道如何与美方交涉，才邀请斯托赛尔到中国大使馆，恢复华沙会谈。
但是，双方几乎立刻发生僵局。双方的标准议程都没有可以探究地缘政治根本问题的空间——根据尼克松的观点，后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也有同感，中、美未来关系的发展有待于这些地缘政治根本问题如何解决。甚至，这些问题在美方而言，还得通过向国会及主要盟国咨商的繁冗过程，如果能有何进展，这些进展也必然缓不济急，且人人有成见。


结果是，华沙会谈在美国政府内部制造的争议，更大于双方在会谈中的争端。因此，尼克松和我在1970年5月，听到中共以抗议美军攻击柬埔寨越共庇护基地为借口，中止大使级会谈的消息时，反而如释重负。此后，双方都试探是否还有比较具弹性的接触渠道。巴基斯坦政府满足了此一需求。双方接触步调加快，在1971年7月我秘密访问北京时，达到最高潮。
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毛泽东见到尼克松，开口就说：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
中国领导人所要的是，美国担保不会与克里姆林宫合作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尼克松所要的是，想知道中国是否可能与美国合作，对付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攻势。每一方的目标本质上都是观念性质，不过，迟早这些观念都必须化为务实的外交做法上。双方提出其世界观后的说服力，出现某种共同利益的感觉——尼克松在这方面十分拿手。
基于这些原因，中美对话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协调观念与基本方法上。毛泽东、周恩来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周恩来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详细分析的传统，也是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为常经，何时应权变。
他们的谈判作风与苏联领导人大异其趣。苏联的外交官几乎绝口不谈观念问题，他们的战术是，选定莫斯科当下关切的一个问题，纠缠不休，旨在令对手疲乏而不是被说服，而获致一项决议。苏联谈判代表的坚持与死硬，强调苏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反映出其纪律严酷，也透露出苏联政治的内部张力，把政策变成累死人的零售叫卖，葛罗米柯就是这一派人士的典型。
中国领导人代表着在感情上远为安全的社会。他们比较不在意计较小地方，而着重建立信心。尼克松与毛泽东会谈时，毛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就向尼克松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台湾），等个一百年吧！”对美国人想了20年的这个担保，毛泽东没要求美国回报。
我在和周恩来起草上海公报时，一度建议拿掉中方版本中一句话，换上美方版本，可又担心周恩来可能反对它。他说：“这样子谈不出结果的。如果你能说服我，为什么我们的字句不妥，我就听你的。”
周恩来的态度里不是出于抽象地表示善意，而是因为他确实把握住长期的优先秩序。当时，中国需要重振信心，斤斤计较这些小节，有违其利益。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的安全威胁是苏联：“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的侵略，都是小问题；因此，你要把部分军队撤退回国，我们则是不要派兵出国。”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怕美国，甚至也不怕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她不会向美国的重大利益挑战（不管美国在越南要怎么办），只关切来自苏联的威胁（日后又衍生出来自日本的威胁）。为了强调他重视全球均势，毛泽东还说他自己那些反帝主张是“空弹”。
这个方式先谈观念、回避实质问题，缓和了我们初期的接触。1972年2月，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替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提供蓝图。上海公报有个破天荒的特征：它有一半以上是双方各自表述在意识形态、国际事务、越南和台湾问题上面的不同观点。奇妙的是，双方见解不一的部分却给双方有同感的主题赋予重要意义。它们确认：
——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之进展，符合全体国家的利益。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彼此都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也都反对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建立类似之霸权。
——彼此都不预备代表任何第三者谈判，或针对其他国家，彼此达成协议或了解。
抛开外交辞令，这些协议表示，最低程度上，中国不会有任何举动加剧中南半岛或朝鲜的局势，中国和美国都不会与苏联集团合作，并且两国都反对任何国家想主宰亚洲的企图。由于有能力主宰亚洲的另一国家就是苏联，因此可以说中美已心照不宣地结盟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与英、法在1904年以及英、俄在1907年达成的协约没有不同）。
一年之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了解，更加明白，也更加全球化：1973年2月双方才公布一份公报，中国与美国同意将“共同”（由上海公报中的“个别承诺”升级）“抵抗”（由“反对”升级）任何国家在“世界”（由“亚洲”升级）建立霸权的企图。仅只一年半的时间内，中、美关系由尖锐对立、孤立的情形，进展到实质结盟共御头号大敌。
上海公报及促成公报之外交折冲，夸大一点来说，使得尼克松政府能够建立崭新的和平架构。美国一公布对中国开放，国际关系的模式就起了戏剧性大变化。日后，西方国家常称对华关系是“打中国牌”，仿佛紫禁城里的中国领导人之政策，可以在华府设计似的。事实上，“中国牌”从来不曾打过，也不存在。美国政策的作用是，建立一个架构，在国家利益相合时能够彼此支持。
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的分析里，只要中国恐苏大于恐美，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就会与美国合作。同理，中国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虽然吻合美国与中国之利益，绝不是对美国施惠加恩。尼克松对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思路清晰，大为折服。周恩来一点也不要求美国在中、苏冲突上明明白白选择立场。美国借着与两大共产主义巨人都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谈判地位反倒最坚强。
美国对中国开放，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个案去研究外交决策者之个性。后来视为新转折点的，通常是来自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很难分辨何者是蓄意去抉择。由于中、美关系是在20年的完全孤立之后才发展，每件事情都是全新的，因此对日后发展都有影响。双方是基于需要而修睦，不管谁在各自国家内当家主政，都得相互修好。但是，中、美关系进展之顺利、迅速与范围广泛，都得归功于双方领导人的坚持和精明；就美方而言，更是因为它破天荒地强调国家利益之分析。
毛泽东以上承中国3000年世代相袭的大一统而自信心十足。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此刻正要在中国外交政策上注入若干务实做法。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治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
尼克松不介意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他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重新主动。尼克松追求他所谓的美苏“谈判时代”的来临以克服越南乱局，他不依靠个人关系，也不靠苏联回心转意，而是依靠平衡诱因，使苏联能更有弹性。
美国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在两个阵线上受到挑战——西有北约组织，东有中共。就另一方面而言，在苏联的自信达到最高点、美国的自信沉沦之际，尼克松政府设法重新洗牌。这让苏联明白，全面战争对苏联风险太大。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即使发出非全面战争的压力，也变得非常危险，因为这有可能加速中、美修好的速度。一旦美国对中国开放，苏联的最佳选择变成寻求它自身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基于她可能比中国有更多东西可与美国交换的理论，克里姆林官甚至想象，它可以影响美国和苏联成立对付中共的准结盟关系——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和1974年两度向尼克松如此建议。
美国基于新的外交政策做法，不预备在任何势力均衡态势中，去支持强者对付弱者。作为一个最有能力扰乱和平的国家，苏联应受激励去缓和已有的危机，并且避免在两面受敌之情势下再惹出新危机。中国也有能力打破亚洲均势，基于需要美国的善意对待，也应受到节制，而可以对苏联之冒进达成抑制之效。通过上述做法，尼克松政府试图与苏联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与中国就全球范围维持对话关系。
虽然许多苏联事务专家警告尼克松，与中国改善关系，不利美苏关系发展，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我秘密访问中国之前，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高峰会谈这件事上就拖了一年多，迟不安排。它提出一大堆条件，才肯安排高峰会议。可是，我密访北京后一个月内，克里姆林宫就改变主意，邀请尼克松到莫斯科会谈。苏联领导人放弃逼美国单方面让步的作为后，美、苏所有的谈判就开始加速进行。
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这个做法的缺点是，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起不了情感共鸣作用。虽然尼克松经常提到和平的架构，架构却是一种工具，本身不会使社会的心灵激发出承诺——尤其是被灌输了美国例外论的社会。国家利益，也不像历次总统外交政策咨文所陈述的那么明白易懂。因为缺乏长久建立的传统，美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这个观念，就没有英国、法国或中国领导人那么放心。即使在最合适、最宁静的条件下，要建构尼克松式的外交政策传统也要花掉一个总统四年任期的绝大部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