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13节
“此一新方案正是尼克松总统本人所提议者：停火、终战、释俘与撤军。……我们亦提出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原则。你们也有此提议。我们应交给南越各方去解决这些问题。”
日后的种种悲剧和争论都不能抵消我们这些制定美国政策的人士当时感受的振奋，因为经过整整四年的痛苦努力，总算成果在望，并且美国不必抛弃曾经仰赖她的人民。尼克松曾在许多场合宣称，倘若他的条件得到接受，他会迅速和解。1972年8月14日，我曾经告诉阮文绍，如果河内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方案，不打折扣，美国将迅速签订一项协定。我们有责任信守承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守信。如果我方拖延，河内将会公布其议案，迫使美国政府说明为何出尔反尔，不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引起国会表决中止经费拨款。
河内接受它过去一再拒斥的方案，有以下若干因素：由于针对北越港口布雷，造成其补给供应品耗竭；1970、1971年美军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庇护所轰炸奏效；北越1972年春天发动攻势失败；尼克松政府恢复轰炸北越，莫斯科与北京并未出面支持北越；加上担心一旦尼克松当选连任，将大力推动摊牌。
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在评估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河内谨慎的评估人有了重大的错误判断。河内似乎相信，尼克松胜券在握，必然以压倒优势赢得连任，将使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全力施为。尼克松政府明白，新选出的国会不会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友善，甚至可能对他个人更加仇视。国会里已有几十个决议案要求停止拨付战争费用，其中的一个有可能获得通过——很可能就被附加在1973年初必须批准的追加经费法案中，这个追加经费法案是支付1972年击败北越春季攻势的开销。
我很高兴看到和平在望，也希望它能使美国开始国家融合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形成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共识。和平运动总算可以达成他们要和平的目标，坚持要有光荣结局的人士也能满意其耐心坚忍得到的成果。我在阐述最后协定的条件之简报中，向四年来在美国国内争辩不休的敌手指出：“现在情势终于明朗，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方独占痛苦；在这场争辩中没有一方独占道德上风；现在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协议中，美国并没有越俎代庖要求盟国接受政治前途，而且这场协定也保持了各方的尊严与自尊；在中南半岛疗伤止痛之际，我们亦可在美国开始疗伤止痛。”
国家团结的一切希望，却在柬埔寨问题上彻底破灭。由于柬埔寨是美国在中南半岛各战场中，唯一不是尼克松继承自其前人的战场，它特别激发党同伐异的辩论，使得这些辩论变成越战期间最尖锐的争议。
我无意在这里重启这些争议，其中细节在我其他著作里已有讨论。基本上，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指责可以归纳为两大点：尼克松无缘无故把战火延伸到柬埔寨境内，因此之故，美国的政策要为红色高棉( Khmer Rouge)共产党在1975年胜利后推行种族大屠杀，负起主要责任。
指责尼克松轻率扩大战争，乃是1961。1962年间为老挝局势所产生的战略性误解的再版。换言之，批评者认为即使河内在中南半岛三个国家都从事作战，战争仍可局限在南越境内进行。北越陆军已经在毗邻南越国境的柬埔寨边界建立庇护所网络，可以借由这些基地针对美军和南越部队，发动师级兵力的攻击。这些庇护所的补给供应，由借道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而来，或者由柬埔寨的海港西哈努克维尔而来——都已经公然违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美军加速撤退行动之际，如果这个后勤补给网路安然无损，越来越少的美军对付兵力不减的北越部队，挟无限制外来供应之助，则南越与美军的军事据点必然难以扼守。尼克松政府因而做下战术决定，于1969年针对这些庇护所发动空中攻击，于1970年又发动地面攻击。空中攻击是反击北越对南越发动的一波波之攻击，在北越的攻势中每周有四百名美军阵亡，而且它亦违反了1968年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河内与约翰逊总统的“理解”；美军的地面攻击则是保护美军部队撤离（每年达到十五万人）的一种策略。
不挑战北越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的撤军策略就不会奏效。在这两项决策上，柬埔寨当局都欢迎美国人发动的攻击，视之为确保柬埔寨中立地位的行动；毕竟，没有人邀请北越进入柬埔寨建立据点。
但是，美国这两项军事行动都在国内成为非常情绪化的议题，激起远超过军事策略层面的剧烈辩论。柬埔寨问题立刻被纳入有关越战的大辩论当中。政府的政策反映出战略需求；批评者的焦点则是战事本身的道德性瑕疵。由于美国人不能彻底明白革命意识形态的性质与残暴，更加激发了反战的态度。所有的证据显示，红色高棉的领袖早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巴黎时期，就是狂热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人物；他们矢志消灭柬埔寨现有的社会，要消灭任何略具“布尔乔亚”教育背景的人，以建立一个狂热的乌托邦。那种声称他们是因美国军事行动才变成血手屠夫，因而情有可原的说法，与说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浩劫，乃是美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而致，一样荒诞不经。
我无意利用本篇裁判何种情绪为何如此高涨的是非功过。但是，美国人自己必须反省认识，不论对美国决定介入柬埔寨是否明智有何最后裁判，可堪浩叹的是，红色高棉是下手的屠夫，而柬埔寨人民却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而付出代价。反战人士使得美国无法继续支援柬埔寨政府的抵抗红色高棉屠杀行为，反战人士不曾了解在他们力主、最后亦促成的断绝美援之后，势必继而发生流血悲剧。不错，他们也为事后的悲剧大为震骇。但是他们对进行种族屠杀的屠夫的判断错误，在他们日后检讨时的反省中，却仍未痛加针砭，反倒推之于自己的同胞。
对一个社会的大考验即是，它在追求共同目标时能否捐弃歧见；以及它是否谨记，社会繁荣进步是因为能调和成见，而不是冲突斗争。美国在中南半岛这个考验上败得很惨。
伤痕深重，以致和平亦无足喜悦。冀望协定能成为全国融合契机的希望淡化了，因为草约达成至实际订约中间隔了三个月之久，尤其是在1972年12月下半月还发生美军轰炸机空袭河内事件。虽然民间损失十分有限，因此而爆发的反战示威风潮却使得协定虽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仍产生一丝疲惫的松弛感。
就反战人士而言，河内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并未使他们缓和下来。他们担心，如果尼克松的光荣和平理念确立，美国或许有朝一日还会再涉人同样的国际行动，过度干预；就他们看来，越南不折不扣是个令人鄙夷的象征。因此，他们迎接和平协定时的怀疑心态，就与他们对战争与外交的行为一样半信半疑。反战人士纷纷声称此一协定是一出政治戏目，同样的条件四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它出卖了阮文绍——却不曾检讨，要求阮文绍下台，正是和平运动多年来的重要主张。
没有一种说法可以比指称美国与河内签订协定是为了影响国内大选，更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尼克松曾计划在大选前签订协议将弊大于利；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之势已经无可撼动，若是激辩和平条件反会破坏其优势。他决定接受协议的动机，恰恰与批评者所指称的完全不同：他一再向美国人民担保，只要政府揭示的条件获得北越接纳，立刻就愿意签订协定，他不愿意以大选考虑来阻止协定的成立。
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还有另一项持续得更久的神话，它指称尼克松没有必要把战争拖了四年之久，因为同样的和平条件在四年前就可以得到了。此说的缺陷在于它完全忽视一切已知的事实真相。历史记录一面倒地呈现，美国的条件在四年前一再被北越拒绝接受，当它们一被接受，美方立即接纳。
当然，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努力到了1975年尽付流水；如果美国早就放弃其目标，同样的溃败可能提早出现。但是，美国政府与人民都没有要投降认输；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所有的候选人都主张妥协，而非投降，1972年的大选，主张投降认输的候选人遭到彻底惨败。即使如此，读者还是可以有自由在回顾中下结论，认为在1969年应该以投降认输为目标。不过，在1968年的政治大选中，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人民或政党支持类似的结果。
但是，痛苦并不因为巴黎协定签字而告终。战事刚告结束，争议立刻转移到美国执行和平的权利何在这个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高级官员无不明白这个协定相当不可靠。我们已照尼克松一再宣示的，尽最大可能让步，可是国内的动乱使得政府没有太多回旋余地。
不过，尼克松和我，以及政府里许多高级官员都相信，如果北越恪守协定及禁止再行渗透的规定，凭协定里有关军事、经济问题之条款，南越即可抵拒来自北越可以预见的压力。然而，尼克松一直承认，北越可能违背协定，若无美国援助，其违规事实可能无法遏阻或抵抗。他预备提出经济援助的方案，以鼓励北越加入国际社会，如果以上种种措施都失败，在尼克松政府成员的脑子里，或在其公开发言里，都没有排除运用空中武力，以执行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战事结束，美国政府即准备接受再一次实力考验，因为经验告诉它，在执行协定时很可能必须以实力做后盾。我们认为，在五万名美国子弟以身相殉后得到的协定，我们天经地义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护卫它。如果不是如此，任何美国对外签订的和平协定，只会是法定的投降文书。不去护卫和平的条件，等于是投降屈服。如果一个国家不被允许去执行和平条件，它不如放胆公开放弃其主张算了。尼克松和其主要顾问在许多场合一再宣示其防卫协定的意向——譬如，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在其年度外交政策报告里宣示：“类似的（大规模违背协定）行为将危害到在中南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它将产生与我方重生对峙的风险。我们已在公开、私下场合正告河内，我们不会容忍违背协定的行径。”
过去五年的事态又重新出现。若是新当选连任的总统没有受到伤害，或许能坚持随时采取尖锐的军事措施以执行和平协定；但是，水门事件已经伤害到总统，此时已经没有可能强势运作。即使数千计的北越卡车穿越胡志明小道，将近五万名北越部队进入南越，北越拖拖拉拉不肯对作战中失踪的美军之生死下落做出确切交代——凡此皆是违背协定的重大行径——反对派仍坚持尼克松没有权力执行协定，不论北越违约行径有多么严重。他们把这项协定视同他们一向主张的片面撤军协议。1973年6月，国会否决在8月15日以后，继续拨款“让美国部队在柬埔寨、老挝、北越和南越，直接或间接支持战斗活动”，空中侦察也列入禁止项目。1973年7月，情势明白显示，国会不支持以经济援助北越的方案。
巴黎和平协定不会自行履行，从来没有一项协定会自动履行。北越依然以在其统治之下统一越南为目标，光凭在巴黎签署一份文件，不会使河内改变其永久目标。巴黎协定使得美国可以自越南的军事冲突抽身；但是，南越的命运有待于美国的支持。国会必须裁定，美军退出中南半岛后，是否继续维持遏制式的政策。不幸，国会决定不这么做。
即使对南越的经援也遭到遏阻。1972年，美国国会表决以20亿美元经援南越；1973年，数额降为14亿美元，到了1974年，即使石油价格涨了四倍，经援数额又减半。到了1975年，国会讨论给予最后一笔赠款，约6亿美元。柬埔寨则一文也分不到，理由是这可以有助于保护人民性命——这是绝情抛弃的饰词；在其后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之后，更成为冷酷的大笑话。1975年，柬埔寨和南越在两周之内，相继被共产党攻陷，结束了美国人情感上的悲情，但是中南半岛的悲情才刚刚开始。
美国的理想主义，对战后世界秩序启发良多，却以自己的武器击败自己。四位总统曾经界定越南攸关美国安全。两位不同党派的总统曾经认定美国的光荣，就是决不放弃信赖美国言语的人们。尼克松在1972年得以破竹之势赢得大胜而连任，即是以此立场为基础。就越南政策辩论的两方，依照美国的古典方式，都以道德绝对论自扰，从未寻求方法沟通双方歧见。
即使事隔20年，美国此一大辩论仍未得出客观论点，依然责备他人大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共产党获胜迅速解决了越战时期一个长久的辩论——决策者是否借口一旦共产党得胜必然会爆发血腥屠杀，而继续作战不已。
当然，柬埔寨发生种族大屠杀，新统治者屠杀了全国至少15%的人口。南越的悲剧没那么惨烈，然而，仍有数十万的南越人被赶进“再教育营”（集中营的美称）。1977年初，共产党当局承认关了约五万名政治犯，不过绝大多数独立的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数字接近20万人。至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多年来在西方国家被宣传是民主的联合政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子，等到北越征服后，却显现出它另有打算。1969年，民族解放阵线摇身一变，成为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两个月，临时革命政府“内阁”开会，决定有限度地恢复南越境内金融机构的运作；成立顾问委员会，延揽反对阮文绍的若干非共产党政客加入，协助治理国务；临时革命政府与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河内根本不想要一个独立的南越出现，即使是共产党执政的南越也不行，必须防患于未然，以免产生铁托主义。“内阁”决议立即被宣告作废，顾问委员会不得运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们一个也没派出国履任。南越政府由北越共产党干部和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掌握。1975年6月，河内领导人和报章发动呼吁国家早日统一——换言之，早日正式兼并南越——不到一年，南北越就归于一统。
虽然就严格的意义来讲，跟着倒下的骨牌只有柬埔寨和老挝，全球其他地方许多反西方的革命分子却开始大受鼓舞。如果不是美国被认为已在中南半岛崩溃、因水门事件而民心士气涣散，并且因而退缩畏怯，大概卡斯特罗也不至于介入安哥拉、苏联也不会干预埃塞俄比亚。同时，还有一个言之凿凿的说法，认为若是南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沦陷的话，印尼共产党在1965年企图发动的功败垂成的政变，或许就会推翻苏加诺政府，而肇致另一个战略灾祸。
美国为了她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付出了与其可能的收获不成比例的重大代价。很明显，在如此一个难以自我界定的方向上投注偌大成本，绝对不智。美国一开始之所以介入，是因为它把原先在欧洲运作成功的政策，运用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迥然不同的地区所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允许有文化畛域，可是集体安全的理论却是，安全不可分割，只要有一股线被抽离，整个国际秩序也会解体。
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著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缠结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
或许由于越战而倒下的骨牌，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也断送了。美国的理想主义深深影响着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当这个乐观的想法瓦解，且情势显示越南距民主十分遥远时，无可避免就出现失望之情绪。另外针对军事问题还有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错误见解。由于缺乏评断的标准，官员经常误解问题，因此对问题陈述有误。当这些官员声称已在隧道末端见到光明在望时，事实上他们只是自以为如此；因而，评估有误，也就等于自欺欺人。
通常，能够上达到高级决策人士的问题，也都是复杂的问题；单纯、没有争议性的事情在下层政府已有共识而解决了。可见，一旦做成决定，不管内心有多大的怀疑，决策者变成完全承诺；因此，他显示出的确定、自信表情，可能产生相当误导。甚至，这些错误的假象还经常因为官僚有自我表功的倾向而更深化。
揭发政府行政部门故意的误导言行，是新闻媒体和议会的重要职责，蓄意误导绝对不可取。但是，声称越南的基本问题会受到所谓信用差距的影响，此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美国是光明正大地进入越南，绝对没有偷偷摸摸溜进去。国会很清楚美国投入的程度，而且年复一年批准拨款。我们或许可以说，想要制止共产党占领一个新兴国家，乃是天真的想法，但是决不能像全国大辩论那样，集中火力抨击美国的核心价值。
这些激烈争论继续混淆了中南半岛的实际状况，在二十年里，历经两党四位总统的期间，产生了一段认识的真空期。美国唯有开始借由这段痛苦经验，汲取两党各自的教训，才能自越战煎熬中恢复。
第一，美国承诺投入战争之前，应该对它将面对的威胁之性质，以及它能实际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理解。它必须有清楚的军事战略，并对何谓成功的政治结果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第二，当美国承诺而投入军事行动，它就别无选择要争取胜利，一如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所说：“胜利是无可替代的。”匆促执行不能缓和疑惧；迟疑拖延会腐蚀耐心，从而伤害美国民众的意志。这就需要仔细评估政治目标，并且在决定参战前先评估达成目标的军事策略。
第三，如果民主国家内部互相争战的各党各派，不能有最低限度的自制，就没有办法执行严肃的外交政策。一旦战胜国内敌对人士成为政策的唯一目标，团结的希望将十分渺茫。尼克松深信，身为总统，责无旁贷必须保卫国家利益，即使违逆国内最激烈的异端分子也义无反顾——或许在当时，尤其需要有此勇气。可是，越南事例表明，总统也不能凭其行政命令进行战争。面对各方暴乱示威，面对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倾向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尼克松应该在其任内尽早对国会陈述其战略，要求毫不含糊地支持其政策。如果他得不到国会支持，他应该要求国会表决来清理这场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责任。
诚如前文所述，尼克松不肯接受此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这是放弃行政部门责任的行为，历史不会原谅这么做所肇致的骇人结果。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但是，依照美国的制衡制度，尼克松一肩挑起的重责大任，决非一人所能承担。
在越战期间，美国有必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美国在其长久历史上，超人一等的思想使它自命道德优于他人，而也由于国家物资丰厚，得天独厚而有此思想。但是在越南，美国发现它介入一场道德上模糊的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物质丰厚与否却派不上用场。20世纪50年代电视荧幕上出现的和睦家庭，正是在文化上支持杜勒斯的高度道德标准，以及肯尼迪的理想主义之团体。在这些期盼中受挫，美国开始反躬自省。的确，没有其他社会对其最终的团结凝聚，有可以与美国匹敌的信心，因此它才不惜裂解开来省视，确信必能吻合复原。也没有其他民族像它这样英勇，为求更新而肯冒险犯难。就即时的结果而言，国内这一出戏剧乃是悲剧；然而，就长期而言，这个痛苦可以作为美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便将过去迭有伟大作为的道德完美主义，拉回到认识远比过去较不和善、较为复杂的国际新环境中来。
越战经验依然深深镌刻在美国人心上，而历史却似乎仍对若干最动人的教训有所保留。美国经过内省检讨之后，恢复了自信；苏联，尽管表面上坚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过分伸张而付出死亡的代价。经过一段扩张主义的阶段后，苏联发现自身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终致覆亡。
这些发展激起美国人对历史教训性质的一些嘲讽式的反思。美国介入越战，冀望制止她所认为的幕后指使的共产党阴谋的野心，但是失败了。从美国的失败中，莫斯科得出一项结论；这项结论认为历史的相对力量已变得对它有利，使得主张骨牌理论人士为之大骇。莫斯科因此试图扩张，伸至也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最后进入阿富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地缘政治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有局限性。事实上，由于欠缺弹性，苏联的过度扩张，不是产生美国遇到的异化作用，而是土崩瓦解。
问题仍然无解：如果美国保持被动，听任历史进展去解决共产主义的挑衅，事情是否仍会照同一方向发展？或者由于美国此一不作为，使得共产世界获得推动力，坚信必能得胜，因而足以延迟，或者甚至制止苏联的覆亡？
姑不论学理上做出何种解答，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不作为政策原则。他或许可以在评估中学习修正其信心，为未可估计的因素预留余地；但是依赖时间来使威胁力量十足的敌手终必覆亡，乃是对数百万受害人无法慰藉的政策，也使决策变成凭直觉冒险的不负责任行为。
美国在越战问题上的痛苦，乃是对其道德意识彷徨踌躇留下的特殊之证明，它本身也对美国经验在伦理上有何意义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答案。经过一小段中断，美国人又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寻回其意义。到了90年代，全球自由国家的人民再次企望美国导引，以重建一个国际新秩序。他们最大的忧虑不是美国傲慢自负介入世界事务，而是它的退出。这也正是为何我们应保持对中南半岛的悲伤记忆，以提醒我们：美国人的团结不仅是责任，也是世界希望之所在。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尼克松其人及观点
就尼克松而言，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问题。即使没有这段煎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再评估也有其必要，因为美国几近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也接近尾声了。美国的核优势正在式微，美国的经济独霸地位亦受到欧洲和日本蓬勃成长的挑战，而欧洲和日本乃是因美国资源而复兴，也因美国安全保障而受到庇荫。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角色的迫切时机，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
就另一方面而言，整个冷战时代共产主义阵营被视为坚若磐石，亦已出现严重缝隙，因此美国外交亦出现新机会。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不仁，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都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的分裂更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有相当的空间可供新的外交弹性转圜运作。
20年来，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领袖能以传教士般的活力去扮演其世界领袖角色。但是，60年代末期的美国，外则受困于中南半岛局势，内则因国内冲突而分裂，需要对其国际事务有更复杂、更清晰的界定。威尔逊领导的国家，对国际事务很陌生，但自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尼克松继承的社会却为挫折所困遏，国家的前途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建构可以达致的远程目标，以及面对拂逆是否不会自我怀疑还能维持这些目标。
尼克松继承的是几近内战的局势。尼克松本人对既存体制有深刻猜疑，相对地又受到许多既存体制的代表人物的不信赖，他却坚持其信念，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民主国家领袖，不能放弃其责任，也不能在命运前面退缩。美国少有其他总统像尼克松这么复杂：羞涩，可又有决断；缺乏安全感，可又意志坚定；不信赖知识分子，私底下却爱深思；谈话、声明偶尔冲动莽撞，可是在策略规划上又耐心且具远见。尼克松发现自己处于必须领导美国由独行其是过渡到领导世界的地位。尼克松在言谈上经常表现得气度狭窄，也不善表现出个人的和善可亲，可是却在最艰巨的情形下通过了对领导者的严峻考验，把美国由熟悉的环境引领走向她素来陌生的崭新世界。
没有其他总统比他对国际事务具备更丰富的知识。除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外，没人比他更多地到国外旅行，或努力以更多的真诚去了解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尼克松对历史的研究与认知，与丘吉尔或戴高乐不属于同一流派。他往往只略为涉猎某个国家的历史，足以理解当前状况的事实真相实貌即可——甚至往往还未必知道这么多。可是他具有一种禀赋，能够掌握他注意的任何国家之政治动态。他对地缘政治现实的了解亦确实不简单。尼克松在处理国内政治时，偶尔或许由于野心或个人欠缺安全感而扭曲，谈到外交政策方面，他强大的分析技巧和独到的地缘政治直觉，却能永远鲜明地以美国利益为重。
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国家之间的和谐可由集体安全得以维持；尼克松并未接受这种看法。威尔逊认为世界潮流无可抵挡，奔向和平与民主；美国的任务是协助世界向前进展。尼克松则认为世界上有友有敌；有合作领域，也有利害冲突。在尼克松的认知里，和平、和谐不是事物之本然，而是在扰攘不安的世界里偶见之绿洲，要靠十足的努力才能维持安定。
尼克松试图以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来领航——这个论点为许多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厌恶。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能依理性、可预料地去追求其自身利益，尼克松相信——依据18世纪启蒙时期的精神——在利益相互冲突中可以出现均势。尼克松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但与20世纪的其他美国总统不同，他依靠势力均衡去制造稳定，认为美国强大攸关全球均衡。
这两个观点在当时都不合时宜。尼克松在1972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专访中表示：
“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和平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同时，尼克松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本质矛盾——迫切需要被人视为冷静精明，可是又得仰赖从传统理想主义中汲取内在力量。说来也矛盾，尼克松最敬佩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可是他自己的信条则一点儿也不具威尔逊色彩。每一位新任总统就职后可以挑选内阁会议室要悬挂一些前任总统的画像，尼克松挑了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的画像。当他下令把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摆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好笑的是，白宫经办人员抬进来的，并不是威尔逊总统的桌子，而是格兰特总统的副手亨利·威尔逊副总统的桌子。
尼克松经常爱用威尔逊的论调，他说：“我们命运中有责任赋予世界不仅只是范例，其他国家过去也都能给予这些范例，我们要给的是精神领导与理想主义，并不是物质力量或军事力量所能提供者。”的确，他心目中拟追求的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
一位总统宣扬利他主义，可又几乎同时坚持世界未来应由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五大强国去决定，这就代表美国经验的神妙综合。尼克松非常执著地认同美国理想主义，可谓深信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美国之责无旁贷。但是他也同样认为有责任把美国的使命与他认知的世界如何实际运转，综合以观。即使尼克松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威尔逊的价值，他也痛苦地了解到命运赋予他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美国曾派军队到世界各地宣扬、护卫这些价值，他却必须执行撤退任务。
尼克松的出发点也是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过他广泛结识的外国领袖让他了解到，这些外国领袖中能有利他精神者乃是凤毛麟角；坦白地说，他们绝大多数宁可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只有若干程度的可靠性，并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比起利他主义更为可靠。这也正是尼克松何以宁愿同时采取两条路线的缘故：一面引述威尔逊论调以说明目标，一方面又诉诸国家利益以利其战术做法。
足够讽刺的是，尼克松对美国在追求世界和平时之角色的信念，却使他与许多同一世代的美国精英并不相同；这些人原先认同威尔逊主义，现在却支持尼克松认为背弃美国的国际角色之政策。尼克松深深明白他自己的美国全球责任观，并不少于其前任总统，因此认为自己有职责要替理想主义的美国，在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界定出可行的角色——也就是在尼克松心目中，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能整合为一。
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把美国投入到每一次国际危机的第一线；肯尼迪时期高唱旧调，替美国定下物质与精神力量皆力所未逮的目标。因此，美国的正义凛然变成自我仇恨，批评大肆运用国力，导致畏缩自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尼克松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要正确看待越南经验。美国的动态依然攸关国际稳定，但是美国亦无法再维持没有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比如没有求胜的战略就在中南半岛投入50万的美国兵力。人类的生存最终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如何，但是世界和平有待于：美国是否能分辨美国的角色是帮忙，还是不可或缺？或者美国能否在本身不分裂之状态下，维持本身不可或缺的地位。
尼克松选择一个不太寻常的场合，透露他对这些难题的答案。1969年7月25日，他首次抵达关岛，展开其由东南亚转赴罗马尼亚做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行程。那天早些时候，他目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后在附近太平洋中约翰斯顿岛( Johnston Island)返回地球的历史镜头。现代新闻，即使在这个最神奇的历史大剧里也要力求突出，要求每个新闻周期都得有重大新事件可资报道。尤其是总统出访，更是不能冷场。关岛与太空人返回地点在国际时差变更线上不同边，因此此一历史事件被记录为发生于7月24日，也因此它算是另一个新闻周期的事件。
有鉴于此，尼克松选择这个时间揭示美国国际关系新的指导原则。虽然尼克松及其顾问经常讨论新途径，但从来没谈到计划在这个特定场合公开发表它。因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人人都吃了一惊，尼克松会在海外宣布美国新政策。此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政策，后来在1969年11月一项演讲，以及1970年2月尼克松首次提出总统外交政策年度咨文里，分别加以阐释。外交政策咨文也是尼克松首创，借此列举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
尼克松主义处理了美国战后两度介入战事（朝鲜战争与越战）的矛盾。因为美国在未有正式承诺的国家作战，在技术上未有任何同盟含义的地区作战。针对这些地区，为了不要过分伸张势力，也不要放弃职守，尼克松主义订立美国干涉有三大标准：
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
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到与吾人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吾人视其生存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
第三，一旦涉及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
然而，事实不是那么容易被纳入正式的标准的。美国担保会信守承诺，乃是烫手的芋头；由于不可能在事件发生前宣告要食言，承诺的可信度相当有限。总而言之，核时代的关键问题不是信守承诺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加以界定、诠释的问题。尼克松主义对盟国有关核战略的下述争议，并未提出指南针：核武器是否会动用？甚至残酷地说，在谁的领土上运用核武器？盟国是否将发动全面核战（主要将影响到超级大国），或只采取“弹性反应”（主要将威胁到受侵略国家之领土）?
所谓“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若是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保护，此一条款有两点歧义不明之处：如果美国只针对攸关其安全之国家受到核大国威胁，提供保护，试问：如果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被非核大国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当它受到核大国不以核武器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如果面临核威胁时，美国的支持多少已属自动发生的性质，试问是否必须先建立正式的盟约关系？
尼克松主义也要求受威胁国家，承担起本身传统防务的更大责任。但是如果受威胁国家寄希望于美国一定会支援，而不肯分担防务责任——尤其是面临核大国之压力时，试问：美国要怎么做？够讽刺的是，尼克松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却提供诱因让受威胁国家不多尽力、增强防务努力。因为，如果美国的确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则它就必须防卫攸关其安全的任何地区，而不问受害国是否值得施援，或对共同防卫有何贡献。因此，所有这些难题日后都在“盟国分担负担”这个大题目下出现。
因此，尼克松主义主要涉及不受正式盟约保护、但受到苏联代理人威胁之地区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为数极少。尼克松政府试图设计一套“主义”以避免类似越南的另一冲突，但却发展出主要适用于类似越南情势的主义，可是这类危机又是美国已矢志不再重复者。
不过，在尼克松接任之时，东西方关系已明显需要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冲突促使美国涉入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而在越南乱局之后，美苏冲突之战略亟待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之所以难，在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是以典型的不计算地缘政治之美国模式进行：一方视外交政策为神学范围，另一方却视外交政策为精神病学的范畴。
艾奇逊、杜勒斯等遏制政策之父，对国际事务深具经验，基本上以神学角度来看待其规划。由于他们认定苏联有称霸世界的癖性，因此除非克里姆林官放弃其意识形态，苏联领袖不会是合适的谈判对手。兼以美国外交政策以促成推翻苏联为主要任务，全面进行谈判或甚至只在外交上提出全面谈判蓝图，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具意义的，除非美国能以“实力位置”迫使苏联改变其宗旨。
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曾体验到冲突不能解决的困境，又深信可以妥协来解决争议，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如此僵硬的路线。许多相信艾奇逊和杜勒斯道德前提的人士，为了加速谈判的时程，声称苏联制度业已有了转型，或即将转型。美国民心亟盼结束对峙，使得强硬的遏制派也不能不注意到气氛之转变。杜勒斯仍为国务卿时，所谓的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即反映出此种新氛围。
照“精神病学派”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和平的需求，与美国人并无差异。他们之所以毫不让步，部分是因为美国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这一派人士因而力促耐心，以便强化苏联领导人中的爱好和平派之立场；据他们说，苏联领导人分为鸽派、鹰派，与美国政府一样。美国全国大辩论逐渐转向所谓苏联内部变迁的强度，却未能解决那原始的困难；所谓原始的困难，即遏制政策明白在对峙与维持现状之间别无中间立场，从未解答要交涉什么的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派学者说都遭到一种新激进主义的挑战。40年代的亨利·华莱士方式复活，并贴上新的签，在遏制政策上提出更加骇人的论调。它不仅如其前辈主张的一样，主张美国没有道德权利去反对共产主义，还断言反对共产主义只会助长共产主义。根据这派新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被遏制，而需要存活。因为，最终如果它该覆亡，历史本身就会击溃它。
小说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描绘华盛顿一次示威游行时，主张美国无条件自越南撤军，就归纳了这种观点：
“如果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就会出现分化、宗派。因此，美国退出亚洲也正好就是获致势力均衡。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的问题就越庞大，忙于料理其征服的世界就使它越软弱。共产主义扩张，就是它自身的遏制。”
新激进主义主张，击溃共产主义最好是依靠其自身的胜利，甚至可能也只有依靠其自身的胜利而达成，而不是经由美国反抗以达成；它等于是宣扬遏制政策的反面主张。过于扩张是共产主义衰弱的根源，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就更加必然溃亡。美国放弃抵抗共产主义，就种下战胜共产主义的种子，这的确是小说家自相矛盾的说法。
梅勒的诗意得到更世故的学院分析师不露形迹的附和。学界重镇加尔布雷思( John Kenh Galbraith)等主张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事实上坚持，美国没有意义冒巨大风险去反共产主义，因为两个社会注定在自然发展中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东西方关系也已走到死胡同。传统的遏制观念已导致外交僵局。它的主要替代方案乃一种异端主张，要求抛弃一个世代的承诺中所有的假设前提。但是，没有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可以把其国家命运交给所谓历史的力量，迦太基遭到罗马征服者蹂躏后数百年，罗马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这对迦太基人又有何可告慰之处？
尼克松完全不接受这三派学说，决定以国家利益为美国长远的外交政策之基本标准。这种作为的最重要工具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自1970年起，他一连四年发表其美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由笔者本人率同部属起草，反映出总统的观点，并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与所有类似的文件一样，作者是谁并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总统承担起一切责任。虽然这些报告提出新政府的观念途径，它们在这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媒体只顾追逐事件、不重观念；除了有关越南的部分之外，把它们的大部分都视而不见。外国领袖则把它们当做是出于幕僚之手的作品，当报告所述及的情势的确发生时，再来重视它也不迟。
不过，就研究当时世局的人士而言，这些是了解尼克松时期外交政策最佳的地图；就新闻记者和外国领袖而言，也的确如此，这些人在注意外交函电往来和日常事物之际，错失掉许多显著的暗示。报告的主要基调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此后将以国家利益之分析为依据；美国将依政治目标，而非法律原则之诠释而决定是否介入。尼克松总统1970年2月18日提出第一次的外交政策年度咨文，表述下列观点：
“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政策越是以切实评估吾人及他人之利益为基础，我们的世界角色就可以越有效。我们不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介入；我们有承诺是因为我们已介入。我们的利益必须影响我们承诺之形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在英国或法国的国家文件里，这类陈述会被当做陈词滥调，不需要特别注意它。在美国，总统政策说明是基于国家利益，却属空前。尼克松在本世纪的每个前任总统，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都把美国的理想主义视为居于许多因素之上，或者不以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看待未来，而是就事论事。
日后的种种悲剧和争论都不能抵消我们这些制定美国政策的人士当时感受的振奋，因为经过整整四年的痛苦努力，总算成果在望，并且美国不必抛弃曾经仰赖她的人民。尼克松曾在许多场合宣称，倘若他的条件得到接受，他会迅速和解。1972年8月14日，我曾经告诉阮文绍，如果河内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方案，不打折扣，美国将迅速签订一项协定。我们有责任信守承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守信。如果我方拖延，河内将会公布其议案，迫使美国政府说明为何出尔反尔，不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引起国会表决中止经费拨款。
河内接受它过去一再拒斥的方案，有以下若干因素：由于针对北越港口布雷，造成其补给供应品耗竭；1970、1971年美军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庇护所轰炸奏效；北越1972年春天发动攻势失败；尼克松政府恢复轰炸北越，莫斯科与北京并未出面支持北越；加上担心一旦尼克松当选连任，将大力推动摊牌。
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在评估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河内谨慎的评估人有了重大的错误判断。河内似乎相信，尼克松胜券在握，必然以压倒优势赢得连任，将使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全力施为。尼克松政府明白，新选出的国会不会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友善，甚至可能对他个人更加仇视。国会里已有几十个决议案要求停止拨付战争费用，其中的一个有可能获得通过——很可能就被附加在1973年初必须批准的追加经费法案中，这个追加经费法案是支付1972年击败北越春季攻势的开销。
我很高兴看到和平在望，也希望它能使美国开始国家融合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形成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共识。和平运动总算可以达成他们要和平的目标，坚持要有光荣结局的人士也能满意其耐心坚忍得到的成果。我在阐述最后协定的条件之简报中，向四年来在美国国内争辩不休的敌手指出：“现在情势终于明朗，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方独占痛苦；在这场争辩中没有一方独占道德上风；现在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协议中，美国并没有越俎代庖要求盟国接受政治前途，而且这场协定也保持了各方的尊严与自尊；在中南半岛疗伤止痛之际，我们亦可在美国开始疗伤止痛。”
国家团结的一切希望，却在柬埔寨问题上彻底破灭。由于柬埔寨是美国在中南半岛各战场中，唯一不是尼克松继承自其前人的战场，它特别激发党同伐异的辩论，使得这些辩论变成越战期间最尖锐的争议。
我无意在这里重启这些争议，其中细节在我其他著作里已有讨论。基本上，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指责可以归纳为两大点：尼克松无缘无故把战火延伸到柬埔寨境内，因此之故，美国的政策要为红色高棉( Khmer Rouge)共产党在1975年胜利后推行种族大屠杀，负起主要责任。
指责尼克松轻率扩大战争，乃是1961。1962年间为老挝局势所产生的战略性误解的再版。换言之，批评者认为即使河内在中南半岛三个国家都从事作战，战争仍可局限在南越境内进行。北越陆军已经在毗邻南越国境的柬埔寨边界建立庇护所网络，可以借由这些基地针对美军和南越部队，发动师级兵力的攻击。这些庇护所的补给供应，由借道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而来，或者由柬埔寨的海港西哈努克维尔而来——都已经公然违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美军加速撤退行动之际，如果这个后勤补给网路安然无损，越来越少的美军对付兵力不减的北越部队，挟无限制外来供应之助，则南越与美军的军事据点必然难以扼守。尼克松政府因而做下战术决定，于1969年针对这些庇护所发动空中攻击，于1970年又发动地面攻击。空中攻击是反击北越对南越发动的一波波之攻击，在北越的攻势中每周有四百名美军阵亡，而且它亦违反了1968年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河内与约翰逊总统的“理解”；美军的地面攻击则是保护美军部队撤离（每年达到十五万人）的一种策略。
不挑战北越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的撤军策略就不会奏效。在这两项决策上，柬埔寨当局都欢迎美国人发动的攻击，视之为确保柬埔寨中立地位的行动；毕竟，没有人邀请北越进入柬埔寨建立据点。
但是，美国这两项军事行动都在国内成为非常情绪化的议题，激起远超过军事策略层面的剧烈辩论。柬埔寨问题立刻被纳入有关越战的大辩论当中。政府的政策反映出战略需求；批评者的焦点则是战事本身的道德性瑕疵。由于美国人不能彻底明白革命意识形态的性质与残暴，更加激发了反战的态度。所有的证据显示，红色高棉的领袖早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巴黎时期，就是狂热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人物；他们矢志消灭柬埔寨现有的社会，要消灭任何略具“布尔乔亚”教育背景的人，以建立一个狂热的乌托邦。那种声称他们是因美国军事行动才变成血手屠夫，因而情有可原的说法，与说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浩劫，乃是美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而致，一样荒诞不经。
我无意利用本篇裁判何种情绪为何如此高涨的是非功过。但是，美国人自己必须反省认识，不论对美国决定介入柬埔寨是否明智有何最后裁判，可堪浩叹的是，红色高棉是下手的屠夫，而柬埔寨人民却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而付出代价。反战人士使得美国无法继续支援柬埔寨政府的抵抗红色高棉屠杀行为，反战人士不曾了解在他们力主、最后亦促成的断绝美援之后，势必继而发生流血悲剧。不错，他们也为事后的悲剧大为震骇。但是他们对进行种族屠杀的屠夫的判断错误，在他们日后检讨时的反省中，却仍未痛加针砭，反倒推之于自己的同胞。
对一个社会的大考验即是，它在追求共同目标时能否捐弃歧见；以及它是否谨记，社会繁荣进步是因为能调和成见，而不是冲突斗争。美国在中南半岛这个考验上败得很惨。
伤痕深重，以致和平亦无足喜悦。冀望协定能成为全国融合契机的希望淡化了，因为草约达成至实际订约中间隔了三个月之久，尤其是在1972年12月下半月还发生美军轰炸机空袭河内事件。虽然民间损失十分有限，因此而爆发的反战示威风潮却使得协定虽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仍产生一丝疲惫的松弛感。
就反战人士而言，河内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并未使他们缓和下来。他们担心，如果尼克松的光荣和平理念确立，美国或许有朝一日还会再涉人同样的国际行动，过度干预；就他们看来，越南不折不扣是个令人鄙夷的象征。因此，他们迎接和平协定时的怀疑心态，就与他们对战争与外交的行为一样半信半疑。反战人士纷纷声称此一协定是一出政治戏目，同样的条件四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它出卖了阮文绍——却不曾检讨，要求阮文绍下台，正是和平运动多年来的重要主张。
没有一种说法可以比指称美国与河内签订协定是为了影响国内大选，更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尼克松曾计划在大选前签订协议将弊大于利；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之势已经无可撼动，若是激辩和平条件反会破坏其优势。他决定接受协议的动机，恰恰与批评者所指称的完全不同：他一再向美国人民担保，只要政府揭示的条件获得北越接纳，立刻就愿意签订协定，他不愿意以大选考虑来阻止协定的成立。
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还有另一项持续得更久的神话，它指称尼克松没有必要把战争拖了四年之久，因为同样的和平条件在四年前就可以得到了。此说的缺陷在于它完全忽视一切已知的事实真相。历史记录一面倒地呈现，美国的条件在四年前一再被北越拒绝接受，当它们一被接受，美方立即接纳。
当然，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努力到了1975年尽付流水；如果美国早就放弃其目标，同样的溃败可能提早出现。但是，美国政府与人民都没有要投降认输；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所有的候选人都主张妥协，而非投降，1972年的大选，主张投降认输的候选人遭到彻底惨败。即使如此，读者还是可以有自由在回顾中下结论，认为在1969年应该以投降认输为目标。不过，在1968年的政治大选中，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人民或政党支持类似的结果。
但是，痛苦并不因为巴黎协定签字而告终。战事刚告结束，争议立刻转移到美国执行和平的权利何在这个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高级官员无不明白这个协定相当不可靠。我们已照尼克松一再宣示的，尽最大可能让步，可是国内的动乱使得政府没有太多回旋余地。
不过，尼克松和我，以及政府里许多高级官员都相信，如果北越恪守协定及禁止再行渗透的规定，凭协定里有关军事、经济问题之条款，南越即可抵拒来自北越可以预见的压力。然而，尼克松一直承认，北越可能违背协定，若无美国援助，其违规事实可能无法遏阻或抵抗。他预备提出经济援助的方案，以鼓励北越加入国际社会，如果以上种种措施都失败，在尼克松政府成员的脑子里，或在其公开发言里，都没有排除运用空中武力，以执行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战事结束，美国政府即准备接受再一次实力考验，因为经验告诉它，在执行协定时很可能必须以实力做后盾。我们认为，在五万名美国子弟以身相殉后得到的协定，我们天经地义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护卫它。如果不是如此，任何美国对外签订的和平协定，只会是法定的投降文书。不去护卫和平的条件，等于是投降屈服。如果一个国家不被允许去执行和平条件，它不如放胆公开放弃其主张算了。尼克松和其主要顾问在许多场合一再宣示其防卫协定的意向——譬如，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在其年度外交政策报告里宣示：“类似的（大规模违背协定）行为将危害到在中南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它将产生与我方重生对峙的风险。我们已在公开、私下场合正告河内，我们不会容忍违背协定的行径。”
过去五年的事态又重新出现。若是新当选连任的总统没有受到伤害，或许能坚持随时采取尖锐的军事措施以执行和平协定；但是，水门事件已经伤害到总统，此时已经没有可能强势运作。即使数千计的北越卡车穿越胡志明小道，将近五万名北越部队进入南越，北越拖拖拉拉不肯对作战中失踪的美军之生死下落做出确切交代——凡此皆是违背协定的重大行径——反对派仍坚持尼克松没有权力执行协定，不论北越违约行径有多么严重。他们把这项协定视同他们一向主张的片面撤军协议。1973年6月，国会否决在8月15日以后，继续拨款“让美国部队在柬埔寨、老挝、北越和南越，直接或间接支持战斗活动”，空中侦察也列入禁止项目。1973年7月，情势明白显示，国会不支持以经济援助北越的方案。
巴黎和平协定不会自行履行，从来没有一项协定会自动履行。北越依然以在其统治之下统一越南为目标，光凭在巴黎签署一份文件，不会使河内改变其永久目标。巴黎协定使得美国可以自越南的军事冲突抽身；但是，南越的命运有待于美国的支持。国会必须裁定，美军退出中南半岛后，是否继续维持遏制式的政策。不幸，国会决定不这么做。
即使对南越的经援也遭到遏阻。1972年，美国国会表决以20亿美元经援南越；1973年，数额降为14亿美元，到了1974年，即使石油价格涨了四倍，经援数额又减半。到了1975年，国会讨论给予最后一笔赠款，约6亿美元。柬埔寨则一文也分不到，理由是这可以有助于保护人民性命——这是绝情抛弃的饰词；在其后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之后，更成为冷酷的大笑话。1975年，柬埔寨和南越在两周之内，相继被共产党攻陷，结束了美国人情感上的悲情，但是中南半岛的悲情才刚刚开始。
美国的理想主义，对战后世界秩序启发良多，却以自己的武器击败自己。四位总统曾经界定越南攸关美国安全。两位不同党派的总统曾经认定美国的光荣，就是决不放弃信赖美国言语的人们。尼克松在1972年得以破竹之势赢得大胜而连任，即是以此立场为基础。就越南政策辩论的两方，依照美国的古典方式，都以道德绝对论自扰，从未寻求方法沟通双方歧见。
即使事隔20年，美国此一大辩论仍未得出客观论点，依然责备他人大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共产党获胜迅速解决了越战时期一个长久的辩论——决策者是否借口一旦共产党得胜必然会爆发血腥屠杀，而继续作战不已。
当然，柬埔寨发生种族大屠杀，新统治者屠杀了全国至少15%的人口。南越的悲剧没那么惨烈，然而，仍有数十万的南越人被赶进“再教育营”（集中营的美称）。1977年初，共产党当局承认关了约五万名政治犯，不过绝大多数独立的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数字接近20万人。至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多年来在西方国家被宣传是民主的联合政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子，等到北越征服后，却显现出它另有打算。1969年，民族解放阵线摇身一变，成为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两个月，临时革命政府“内阁”开会，决定有限度地恢复南越境内金融机构的运作；成立顾问委员会，延揽反对阮文绍的若干非共产党政客加入，协助治理国务；临时革命政府与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河内根本不想要一个独立的南越出现，即使是共产党执政的南越也不行，必须防患于未然，以免产生铁托主义。“内阁”决议立即被宣告作废，顾问委员会不得运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们一个也没派出国履任。南越政府由北越共产党干部和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掌握。1975年6月，河内领导人和报章发动呼吁国家早日统一——换言之，早日正式兼并南越——不到一年，南北越就归于一统。
虽然就严格的意义来讲，跟着倒下的骨牌只有柬埔寨和老挝，全球其他地方许多反西方的革命分子却开始大受鼓舞。如果不是美国被认为已在中南半岛崩溃、因水门事件而民心士气涣散，并且因而退缩畏怯，大概卡斯特罗也不至于介入安哥拉、苏联也不会干预埃塞俄比亚。同时，还有一个言之凿凿的说法，认为若是南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沦陷的话，印尼共产党在1965年企图发动的功败垂成的政变，或许就会推翻苏加诺政府，而肇致另一个战略灾祸。
美国为了她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付出了与其可能的收获不成比例的重大代价。很明显，在如此一个难以自我界定的方向上投注偌大成本，绝对不智。美国一开始之所以介入，是因为它把原先在欧洲运作成功的政策，运用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迥然不同的地区所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允许有文化畛域，可是集体安全的理论却是，安全不可分割，只要有一股线被抽离，整个国际秩序也会解体。
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著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缠结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
或许由于越战而倒下的骨牌，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也断送了。美国的理想主义深深影响着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当这个乐观的想法瓦解，且情势显示越南距民主十分遥远时，无可避免就出现失望之情绪。另外针对军事问题还有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错误见解。由于缺乏评断的标准，官员经常误解问题，因此对问题陈述有误。当这些官员声称已在隧道末端见到光明在望时，事实上他们只是自以为如此；因而，评估有误，也就等于自欺欺人。
通常，能够上达到高级决策人士的问题，也都是复杂的问题；单纯、没有争议性的事情在下层政府已有共识而解决了。可见，一旦做成决定，不管内心有多大的怀疑，决策者变成完全承诺；因此，他显示出的确定、自信表情，可能产生相当误导。甚至，这些错误的假象还经常因为官僚有自我表功的倾向而更深化。
揭发政府行政部门故意的误导言行，是新闻媒体和议会的重要职责，蓄意误导绝对不可取。但是，声称越南的基本问题会受到所谓信用差距的影响，此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美国是光明正大地进入越南，绝对没有偷偷摸摸溜进去。国会很清楚美国投入的程度，而且年复一年批准拨款。我们或许可以说，想要制止共产党占领一个新兴国家，乃是天真的想法，但是决不能像全国大辩论那样，集中火力抨击美国的核心价值。
这些激烈争论继续混淆了中南半岛的实际状况，在二十年里，历经两党四位总统的期间，产生了一段认识的真空期。美国唯有开始借由这段痛苦经验，汲取两党各自的教训，才能自越战煎熬中恢复。
第一，美国承诺投入战争之前，应该对它将面对的威胁之性质，以及它能实际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理解。它必须有清楚的军事战略，并对何谓成功的政治结果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第二，当美国承诺而投入军事行动，它就别无选择要争取胜利，一如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所说：“胜利是无可替代的。”匆促执行不能缓和疑惧；迟疑拖延会腐蚀耐心，从而伤害美国民众的意志。这就需要仔细评估政治目标，并且在决定参战前先评估达成目标的军事策略。
第三，如果民主国家内部互相争战的各党各派，不能有最低限度的自制，就没有办法执行严肃的外交政策。一旦战胜国内敌对人士成为政策的唯一目标，团结的希望将十分渺茫。尼克松深信，身为总统，责无旁贷必须保卫国家利益，即使违逆国内最激烈的异端分子也义无反顾——或许在当时，尤其需要有此勇气。可是，越南事例表明，总统也不能凭其行政命令进行战争。面对各方暴乱示威，面对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倾向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尼克松应该在其任内尽早对国会陈述其战略，要求毫不含糊地支持其政策。如果他得不到国会支持，他应该要求国会表决来清理这场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责任。
诚如前文所述，尼克松不肯接受此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这是放弃行政部门责任的行为，历史不会原谅这么做所肇致的骇人结果。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但是，依照美国的制衡制度，尼克松一肩挑起的重责大任，决非一人所能承担。
在越战期间，美国有必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美国在其长久历史上，超人一等的思想使它自命道德优于他人，而也由于国家物资丰厚，得天独厚而有此思想。但是在越南，美国发现它介入一场道德上模糊的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物质丰厚与否却派不上用场。20世纪50年代电视荧幕上出现的和睦家庭，正是在文化上支持杜勒斯的高度道德标准，以及肯尼迪的理想主义之团体。在这些期盼中受挫，美国开始反躬自省。的确，没有其他社会对其最终的团结凝聚，有可以与美国匹敌的信心，因此它才不惜裂解开来省视，确信必能吻合复原。也没有其他民族像它这样英勇，为求更新而肯冒险犯难。就即时的结果而言，国内这一出戏剧乃是悲剧；然而，就长期而言，这个痛苦可以作为美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便将过去迭有伟大作为的道德完美主义，拉回到认识远比过去较不和善、较为复杂的国际新环境中来。
越战经验依然深深镌刻在美国人心上，而历史却似乎仍对若干最动人的教训有所保留。美国经过内省检讨之后，恢复了自信；苏联，尽管表面上坚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过分伸张而付出死亡的代价。经过一段扩张主义的阶段后，苏联发现自身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终致覆亡。
这些发展激起美国人对历史教训性质的一些嘲讽式的反思。美国介入越战，冀望制止她所认为的幕后指使的共产党阴谋的野心，但是失败了。从美国的失败中，莫斯科得出一项结论；这项结论认为历史的相对力量已变得对它有利，使得主张骨牌理论人士为之大骇。莫斯科因此试图扩张，伸至也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最后进入阿富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地缘政治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有局限性。事实上，由于欠缺弹性，苏联的过度扩张，不是产生美国遇到的异化作用，而是土崩瓦解。
问题仍然无解：如果美国保持被动，听任历史进展去解决共产主义的挑衅，事情是否仍会照同一方向发展？或者由于美国此一不作为，使得共产世界获得推动力，坚信必能得胜，因而足以延迟，或者甚至制止苏联的覆亡？
姑不论学理上做出何种解答，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不作为政策原则。他或许可以在评估中学习修正其信心，为未可估计的因素预留余地；但是依赖时间来使威胁力量十足的敌手终必覆亡，乃是对数百万受害人无法慰藉的政策，也使决策变成凭直觉冒险的不负责任行为。
美国在越战问题上的痛苦，乃是对其道德意识彷徨踌躇留下的特殊之证明，它本身也对美国经验在伦理上有何意义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答案。经过一小段中断，美国人又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寻回其意义。到了90年代，全球自由国家的人民再次企望美国导引，以重建一个国际新秩序。他们最大的忧虑不是美国傲慢自负介入世界事务，而是它的退出。这也正是为何我们应保持对中南半岛的悲伤记忆，以提醒我们：美国人的团结不仅是责任，也是世界希望之所在。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尼克松其人及观点
就尼克松而言，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问题。即使没有这段煎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再评估也有其必要，因为美国几近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也接近尾声了。美国的核优势正在式微，美国的经济独霸地位亦受到欧洲和日本蓬勃成长的挑战，而欧洲和日本乃是因美国资源而复兴，也因美国安全保障而受到庇荫。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角色的迫切时机，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
就另一方面而言，整个冷战时代共产主义阵营被视为坚若磐石，亦已出现严重缝隙，因此美国外交亦出现新机会。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不仁，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都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的分裂更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有相当的空间可供新的外交弹性转圜运作。
20年来，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领袖能以传教士般的活力去扮演其世界领袖角色。但是，60年代末期的美国，外则受困于中南半岛局势，内则因国内冲突而分裂，需要对其国际事务有更复杂、更清晰的界定。威尔逊领导的国家，对国际事务很陌生，但自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尼克松继承的社会却为挫折所困遏，国家的前途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建构可以达致的远程目标，以及面对拂逆是否不会自我怀疑还能维持这些目标。
尼克松继承的是几近内战的局势。尼克松本人对既存体制有深刻猜疑，相对地又受到许多既存体制的代表人物的不信赖，他却坚持其信念，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民主国家领袖，不能放弃其责任，也不能在命运前面退缩。美国少有其他总统像尼克松这么复杂：羞涩，可又有决断；缺乏安全感，可又意志坚定；不信赖知识分子，私底下却爱深思；谈话、声明偶尔冲动莽撞，可是在策略规划上又耐心且具远见。尼克松发现自己处于必须领导美国由独行其是过渡到领导世界的地位。尼克松在言谈上经常表现得气度狭窄，也不善表现出个人的和善可亲，可是却在最艰巨的情形下通过了对领导者的严峻考验，把美国由熟悉的环境引领走向她素来陌生的崭新世界。
没有其他总统比他对国际事务具备更丰富的知识。除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外，没人比他更多地到国外旅行，或努力以更多的真诚去了解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尼克松对历史的研究与认知，与丘吉尔或戴高乐不属于同一流派。他往往只略为涉猎某个国家的历史，足以理解当前状况的事实真相实貌即可——甚至往往还未必知道这么多。可是他具有一种禀赋，能够掌握他注意的任何国家之政治动态。他对地缘政治现实的了解亦确实不简单。尼克松在处理国内政治时，偶尔或许由于野心或个人欠缺安全感而扭曲，谈到外交政策方面，他强大的分析技巧和独到的地缘政治直觉，却能永远鲜明地以美国利益为重。
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国家之间的和谐可由集体安全得以维持；尼克松并未接受这种看法。威尔逊认为世界潮流无可抵挡，奔向和平与民主；美国的任务是协助世界向前进展。尼克松则认为世界上有友有敌；有合作领域，也有利害冲突。在尼克松的认知里，和平、和谐不是事物之本然，而是在扰攘不安的世界里偶见之绿洲，要靠十足的努力才能维持安定。
尼克松试图以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来领航——这个论点为许多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厌恶。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能依理性、可预料地去追求其自身利益，尼克松相信——依据18世纪启蒙时期的精神——在利益相互冲突中可以出现均势。尼克松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但与20世纪的其他美国总统不同，他依靠势力均衡去制造稳定，认为美国强大攸关全球均衡。
这两个观点在当时都不合时宜。尼克松在1972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专访中表示：
“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和平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同时，尼克松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本质矛盾——迫切需要被人视为冷静精明，可是又得仰赖从传统理想主义中汲取内在力量。说来也矛盾，尼克松最敬佩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可是他自己的信条则一点儿也不具威尔逊色彩。每一位新任总统就职后可以挑选内阁会议室要悬挂一些前任总统的画像，尼克松挑了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的画像。当他下令把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摆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好笑的是，白宫经办人员抬进来的，并不是威尔逊总统的桌子，而是格兰特总统的副手亨利·威尔逊副总统的桌子。
尼克松经常爱用威尔逊的论调，他说：“我们命运中有责任赋予世界不仅只是范例，其他国家过去也都能给予这些范例，我们要给的是精神领导与理想主义，并不是物质力量或军事力量所能提供者。”的确，他心目中拟追求的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
一位总统宣扬利他主义，可又几乎同时坚持世界未来应由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五大强国去决定，这就代表美国经验的神妙综合。尼克松非常执著地认同美国理想主义，可谓深信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美国之责无旁贷。但是他也同样认为有责任把美国的使命与他认知的世界如何实际运转，综合以观。即使尼克松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威尔逊的价值，他也痛苦地了解到命运赋予他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美国曾派军队到世界各地宣扬、护卫这些价值，他却必须执行撤退任务。
尼克松的出发点也是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过他广泛结识的外国领袖让他了解到，这些外国领袖中能有利他精神者乃是凤毛麟角；坦白地说，他们绝大多数宁可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只有若干程度的可靠性，并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比起利他主义更为可靠。这也正是尼克松何以宁愿同时采取两条路线的缘故：一面引述威尔逊论调以说明目标，一方面又诉诸国家利益以利其战术做法。
足够讽刺的是，尼克松对美国在追求世界和平时之角色的信念，却使他与许多同一世代的美国精英并不相同；这些人原先认同威尔逊主义，现在却支持尼克松认为背弃美国的国际角色之政策。尼克松深深明白他自己的美国全球责任观，并不少于其前任总统，因此认为自己有职责要替理想主义的美国，在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界定出可行的角色——也就是在尼克松心目中，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能整合为一。
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把美国投入到每一次国际危机的第一线；肯尼迪时期高唱旧调，替美国定下物质与精神力量皆力所未逮的目标。因此，美国的正义凛然变成自我仇恨，批评大肆运用国力，导致畏缩自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尼克松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要正确看待越南经验。美国的动态依然攸关国际稳定，但是美国亦无法再维持没有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比如没有求胜的战略就在中南半岛投入50万的美国兵力。人类的生存最终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如何，但是世界和平有待于：美国是否能分辨美国的角色是帮忙，还是不可或缺？或者美国能否在本身不分裂之状态下，维持本身不可或缺的地位。
尼克松选择一个不太寻常的场合，透露他对这些难题的答案。1969年7月25日，他首次抵达关岛，展开其由东南亚转赴罗马尼亚做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行程。那天早些时候，他目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后在附近太平洋中约翰斯顿岛( Johnston Island)返回地球的历史镜头。现代新闻，即使在这个最神奇的历史大剧里也要力求突出，要求每个新闻周期都得有重大新事件可资报道。尤其是总统出访，更是不能冷场。关岛与太空人返回地点在国际时差变更线上不同边，因此此一历史事件被记录为发生于7月24日，也因此它算是另一个新闻周期的事件。
有鉴于此，尼克松选择这个时间揭示美国国际关系新的指导原则。虽然尼克松及其顾问经常讨论新途径，但从来没谈到计划在这个特定场合公开发表它。因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人人都吃了一惊，尼克松会在海外宣布美国新政策。此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政策，后来在1969年11月一项演讲，以及1970年2月尼克松首次提出总统外交政策年度咨文里，分别加以阐释。外交政策咨文也是尼克松首创，借此列举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
尼克松主义处理了美国战后两度介入战事（朝鲜战争与越战）的矛盾。因为美国在未有正式承诺的国家作战，在技术上未有任何同盟含义的地区作战。针对这些地区，为了不要过分伸张势力，也不要放弃职守，尼克松主义订立美国干涉有三大标准：
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
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到与吾人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吾人视其生存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
第三，一旦涉及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
然而，事实不是那么容易被纳入正式的标准的。美国担保会信守承诺，乃是烫手的芋头；由于不可能在事件发生前宣告要食言，承诺的可信度相当有限。总而言之，核时代的关键问题不是信守承诺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加以界定、诠释的问题。尼克松主义对盟国有关核战略的下述争议，并未提出指南针：核武器是否会动用？甚至残酷地说，在谁的领土上运用核武器？盟国是否将发动全面核战（主要将影响到超级大国），或只采取“弹性反应”（主要将威胁到受侵略国家之领土）?
所谓“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若是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保护，此一条款有两点歧义不明之处：如果美国只针对攸关其安全之国家受到核大国威胁，提供保护，试问：如果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被非核大国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当它受到核大国不以核武器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如果面临核威胁时，美国的支持多少已属自动发生的性质，试问是否必须先建立正式的盟约关系？
尼克松主义也要求受威胁国家，承担起本身传统防务的更大责任。但是如果受威胁国家寄希望于美国一定会支援，而不肯分担防务责任——尤其是面临核大国之压力时，试问：美国要怎么做？够讽刺的是，尼克松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却提供诱因让受威胁国家不多尽力、增强防务努力。因为，如果美国的确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则它就必须防卫攸关其安全的任何地区，而不问受害国是否值得施援，或对共同防卫有何贡献。因此，所有这些难题日后都在“盟国分担负担”这个大题目下出现。
因此，尼克松主义主要涉及不受正式盟约保护、但受到苏联代理人威胁之地区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为数极少。尼克松政府试图设计一套“主义”以避免类似越南的另一冲突，但却发展出主要适用于类似越南情势的主义，可是这类危机又是美国已矢志不再重复者。
不过，在尼克松接任之时，东西方关系已明显需要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冲突促使美国涉入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而在越南乱局之后，美苏冲突之战略亟待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之所以难，在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是以典型的不计算地缘政治之美国模式进行：一方视外交政策为神学范围，另一方却视外交政策为精神病学的范畴。
艾奇逊、杜勒斯等遏制政策之父，对国际事务深具经验，基本上以神学角度来看待其规划。由于他们认定苏联有称霸世界的癖性，因此除非克里姆林官放弃其意识形态，苏联领袖不会是合适的谈判对手。兼以美国外交政策以促成推翻苏联为主要任务，全面进行谈判或甚至只在外交上提出全面谈判蓝图，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具意义的，除非美国能以“实力位置”迫使苏联改变其宗旨。
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曾体验到冲突不能解决的困境，又深信可以妥协来解决争议，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如此僵硬的路线。许多相信艾奇逊和杜勒斯道德前提的人士，为了加速谈判的时程，声称苏联制度业已有了转型，或即将转型。美国民心亟盼结束对峙，使得强硬的遏制派也不能不注意到气氛之转变。杜勒斯仍为国务卿时，所谓的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即反映出此种新氛围。
照“精神病学派”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和平的需求，与美国人并无差异。他们之所以毫不让步，部分是因为美国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这一派人士因而力促耐心，以便强化苏联领导人中的爱好和平派之立场；据他们说，苏联领导人分为鸽派、鹰派，与美国政府一样。美国全国大辩论逐渐转向所谓苏联内部变迁的强度，却未能解决那原始的困难；所谓原始的困难，即遏制政策明白在对峙与维持现状之间别无中间立场，从未解答要交涉什么的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派学者说都遭到一种新激进主义的挑战。40年代的亨利·华莱士方式复活，并贴上新的签，在遏制政策上提出更加骇人的论调。它不仅如其前辈主张的一样，主张美国没有道德权利去反对共产主义，还断言反对共产主义只会助长共产主义。根据这派新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被遏制，而需要存活。因为，最终如果它该覆亡，历史本身就会击溃它。
小说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描绘华盛顿一次示威游行时，主张美国无条件自越南撤军，就归纳了这种观点：
“如果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就会出现分化、宗派。因此，美国退出亚洲也正好就是获致势力均衡。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的问题就越庞大，忙于料理其征服的世界就使它越软弱。共产主义扩张，就是它自身的遏制。”
新激进主义主张，击溃共产主义最好是依靠其自身的胜利，甚至可能也只有依靠其自身的胜利而达成，而不是经由美国反抗以达成；它等于是宣扬遏制政策的反面主张。过于扩张是共产主义衰弱的根源，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就更加必然溃亡。美国放弃抵抗共产主义，就种下战胜共产主义的种子，这的确是小说家自相矛盾的说法。
梅勒的诗意得到更世故的学院分析师不露形迹的附和。学界重镇加尔布雷思( John Kenh Galbraith)等主张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事实上坚持，美国没有意义冒巨大风险去反共产主义，因为两个社会注定在自然发展中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东西方关系也已走到死胡同。传统的遏制观念已导致外交僵局。它的主要替代方案乃一种异端主张，要求抛弃一个世代的承诺中所有的假设前提。但是，没有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可以把其国家命运交给所谓历史的力量，迦太基遭到罗马征服者蹂躏后数百年，罗马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这对迦太基人又有何可告慰之处？
尼克松完全不接受这三派学说，决定以国家利益为美国长远的外交政策之基本标准。这种作为的最重要工具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自1970年起，他一连四年发表其美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由笔者本人率同部属起草，反映出总统的观点，并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与所有类似的文件一样，作者是谁并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总统承担起一切责任。虽然这些报告提出新政府的观念途径，它们在这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媒体只顾追逐事件、不重观念；除了有关越南的部分之外，把它们的大部分都视而不见。外国领袖则把它们当做是出于幕僚之手的作品，当报告所述及的情势的确发生时，再来重视它也不迟。
不过，就研究当时世局的人士而言，这些是了解尼克松时期外交政策最佳的地图；就新闻记者和外国领袖而言，也的确如此，这些人在注意外交函电往来和日常事物之际，错失掉许多显著的暗示。报告的主要基调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此后将以国家利益之分析为依据；美国将依政治目标，而非法律原则之诠释而决定是否介入。尼克松总统1970年2月18日提出第一次的外交政策年度咨文，表述下列观点：
“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政策越是以切实评估吾人及他人之利益为基础，我们的世界角色就可以越有效。我们不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介入；我们有承诺是因为我们已介入。我们的利益必须影响我们承诺之形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在英国或法国的国家文件里，这类陈述会被当做陈词滥调，不需要特别注意它。在美国，总统政策说明是基于国家利益，却属空前。尼克松在本世纪的每个前任总统，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都把美国的理想主义视为居于许多因素之上，或者不以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看待未来，而是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