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11节
艾森豪威尔的见解此刻被证明的确高明。如果中南半岛的确一如华府领袖十多年来所声称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安全的基石，老挝比越南更适合来保卫中南半岛；它的确可能是唯一能守住中南半岛的地方。即使老挝是个偏远的内陆国家，北越人作为受畏惧、被仇恨的外国人，无法在老挝领土内进行游击战。美国可以在老挝打一场美军受训、精准的传统战争，泰国部队也几乎必然会支援美国。面临这种可能的状况，北越或许会撤退，静待另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这么冷静的战略分析在大体上以意识形态来衡量的冲突中，被认为并不适合（我在当时也持这样的见解）。十年来，美国领袖一再主张防守越南，因为它代表亚洲防卫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突然间修正此一战略，而认为一个偏远、落后的山地王国是骨牌理论的关键，可能扰乱国内的共识。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肯尼迪和其策士认为，必须力守南越以保卫中南半岛，因为共产党在南越肆行侵略。这对美国人而言还有意义，却没顾到已注定这项任务在军事上几乎无法达成。因为不仅通过老挝的补给线畅通无阻，而且柬埔寨那位机智、善变的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默许共产党沿着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建立基地。这一来又替美国人制造一个两难局面：如果昕任柬埔寨境内共产党基地存在，北越可以进攻南越，然后退到安全地带休整，使得南越保卫战无从打起；如果攻击这些基地，南越和其盟国又会被人谴责，指为对“中立”国家进行“侵略”。
。因为柏林危机，肯尼迪不愿在老挝——这个处在中国边境并且不为哪怕百分之一的美国人所知道的国家作战，乃是可以理解的。替代方案就是彻底放弃中南半岛，则从来未列入考虑。肯尼迪不愿意去转变十年来两党已有共识的承诺，尤其是在猪湾事件后。撤退也代表着美国承认制服共产党游击战新战略的努力彻底失败。最重要的是，肯尼迪深信他得到的建议是对的，即美国的协助能让南越军力击败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个年代，两党领袖没有任何人料想到美国正在走向泥淖，难以自拔。
肯尼迪关于中南半岛局势的公开言论中有一个从未放弃的思想：单凭武力不足以遏阻共产主义；美国的反共盟友必须建立政治基础，始有胜算：
“制止共产主义南进，固然有道理，却不能仅凭武器的力量。应在这些地区建立强大的本土的反共心理，并且依赖它作为防卫先锋，而不是仰仗拉特里将军（法国中南半岛总司令）( General de Lattre)的兵团。”
1954年4月，杜勒斯奔走号召联合行动以拯救奠边府之际，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言，只要中南半岛仍是法国殖民地，他就反对美国介入。1956年，法国已退出，南越亦获致独立，肯尼迪终能加入当时盛行的正统主张：“这是我们的产物——我们不能放弃它。”在同一时候，他重申这项冲突不只是军事性质，也是政治、道德的挑战，“在那认为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在那敌人不是隔着17度线的凶顽，而是人们身在其中的贫穷与饥馑的国家，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们的是一场革命一一一场远胜过共产党能供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受到考验的不仅是美国的可信度：
“如果这场革命在威胁其存在的种种灾祸，如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穷等等之前失败，美国就难辞其咎，我们在亚洲的声誉将跌入新低点。”
肯尼迪似乎是说，秘诀在于让受害人不要向侵略卑躬屈膝，这个办法流行一个过去外交词汇里没见过，而且今天还在使用的新观念了一“国家建设”的观念。肯尼迪偏好的策略是强化南越，让他们自己能够抵抗共产党。这项策略强调民间行动和内政改革；也把官方论调修正为，是美国声誉和可信度，而未必是美国的安全，在越南受到考验。
每一届新政府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时，似乎都越来越深陷泥淖。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建立军事援助计划；肯尼迪强调改革，导致美国越来越深涉南越的内部政治。问题是，改革和国家建设，在南越将需数十年始能开花结果。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对于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欧洲古国，提供马歇尔计划经援，借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予以补强。但是越南是个全新的国家，没有既有体制可为凭借去建国。两难局势的焦点变成，美国拟在南越引进稳定民主政治的政治目标，未能及时达成，去遏阻游击队得胜，而后者乃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势必得对其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择一加以修正。
肯尼迪就职之时，南越境内的游击战激烈程度已足以阻碍吴庭艳政府的巩固，但是未达到令人怀疑它能否支撑下去的地步。游击活动似乎进入稳定时期，使得肯尼迪政府有了幻觉，认为稍微加把劲，就能获致完全胜利。然而，这短暂的平静期，主要是因为河内忙着在老挝建立基地，它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旦打开借道老挝的新补给线，南越境内的游击战争又再次加剧，美国的两难局面也越来越无可救药。
肯尼迪政府陷入越南泥淖可谓始于1961年5月，副总统约翰逊衔命率团访问西贡，以便“评估”局势。这种代表团必定传递出信号，使外人相信决策已拍板定案。没有一位副总统能在两、三天的访问行程里，就能够针对纠缠十多年的游击战做出独立的评断。虽然他通常能够广泛接触情报和使馆报告电文（视总统决定给他多大空间而定），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幕僚从事广泛分析，更没有幕僚能够追随后续发展。副总统出国访问通常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声望，或对业已达成的决定提供可信度。
约翰逊的越南行是这些规则可以编入教科书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在宣布约翰逊即将访问南越之前，先会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暗示美军可能必须派驻越南和泰国。富布赖特答应，若是相关国家本身要求援助，他一定支持。富布赖特的答复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对。若是黎塞留、帕默斯顿或俾斯麦，就会问这项措施吻合何种国家利益。富布赖特却只关心美国的法律立场和道德立场。
就在约翰逊出发之同时，国家安全会议在5月11日有一份指令，确认制止共产党统治南越为美国的国家目标。美国的策略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秘密行动，“在该国建立一个亲民主并且日益民主的社会”，遏制变成建国。
约翰逊报告说，中南半岛最大的危险不是共产党的挑衅（他没有举出理由说明，只说是“短暂”现象），而是饥馑、无知、贫穷与疫病。约翰逊评价吴庭艳是可敬之人，却与人民“颇有隔阂”；他说，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支持吴庭艳，否则只有撤出南越。美国若是迅速、果断动作，南越就有救。约翰逊并没有说明，何以美国能在对付游击战争的同一时段里，也可以扑灭饥馑、贫穷和疫病。
既然宣布了原则，肯尼迪政府接下来就得订定政策。然而，此后三个月它却忙着处理柏林危机。到了1961年秋天，当它有暇处理南越问题时，当地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到唯有美国军力以某种形式介入才能缓和的地步。
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泰勒( Maxwell Taylor)将军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罗斯托( Walt Rostow)衔命到越南考察，研订妥当政策。泰勒和罗斯托，都和约翰逊不同，他们是肯尼迪的亲信顾问；但是他们和约翰逊一样，在他们还没由华府出发之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已有定见。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判定美国应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模，增加介入越南的程度。
旷日持久，胜负难决
后来，泰勒和罗斯托建议，在越南各层级的政府机关大规模扩增美国的顾问角色。美国即将派出一支8000人的所谓军事后勤部队，表面上的任务是协助湄公河防洪工程，却配备充足的战斗补给可以自卫；他们另外亦建议大量增加文职顾问人数。
这项结果事实上乃是两派意见的折中，一派是肯尼迪政府中的人士力主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仅局限于顾问角色，另一派则赞同立刻派出作战部队。后者对于美国作战部队的任务究竟应如何，却又莫衷一是；亦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估计，如果照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建议，投入4万人的作战部队，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由于游击战是非胜即败，根本不存在胜与败之间的中途点，“掌握事态发展”当然只是迟滞大混乱，并且是以美国的全球可信度赌博。邦迪亦颇有先知之明地补充，他所谓的三成失败机会，其后果可能与法国在1954年所示的败绩相似。在此同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河内和北京公然介入，需要动用205000名的美军才有胜算。事后证明，单是对付河内介入，美国最后投入的兵力就不只两倍于这个数字。
官僚体系的折中妥协通常反映了下意识地希望能发生某些因素，使得问题自己解决。但是在越南这个个案上，却没有可信服的基础去抱持类似希望。官方估计低者是投入4万人的兵力才保持对峙之局，高者需派出205000人的兵力才会获胜，肯尼迪政府于是把投入八千人的部队当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者是美国大举介入的第一期付款而已。虽然说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听来很诱人，可是也必须拿来与一旦失败，可能遭到法国曾蒙受的败绩会对全球均势有何冲突，作个比较评估。
由于肯尼迪并未改变他的评估意见，整个动向朝着追加兵力投入的方向走。1961年11月14日，他对幕僚提到，美国对共产党“侵略”的反应，必须“在铁幕两侧检验，……以衡量政府的意图和决心”。如果美国选谈判而非增兵，它可能“事实上被判定比在处理老挝局势更加软弱”。他拒绝鲍尔斯( Chester Bowles)和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所提通过“谈判”以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建议，认为这只是放弃在南越努力的委婉说辞罢了。
如果不肯谈判，而且增兵又势在必行，要避免不断增援南越，唯有由河内让步。然而，即使为了让河内后退，美方还是需要一次大举增兵，而不是每次略加一点。美国此刻还不能痛下决心，要么就全面投入，否则就撤退，最危险的路线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程度。
不幸，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的程度。不要过度运用武力而制止侵略，它的大目的就是不让军事规划脱离政治决定的掌控，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逐步反应早先被视为一种核战争的战略——逐步升级，以免发生全面大浩劫。这套战略用在游击战上面，却有不断升高的危险。每一次有限度的投入可能被诠释为犹豫踌躇而不是坚决不移，反倒鼓励敌方继续用武，唯有风险事实上已经变得无法承受，他或许才会运用理智去思索。
密切注意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河内领导人不会因为美国不传之秘的战略理论而放弃野心，他们也有克服西方先进技术的天分，而且民主政治不是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他们向往的制度。和平建设之乐趣根本诱惑不了这些曾被法国监禁良久、数十年从事游击战的硬汉，美国版的改革进而激起他们蔑视。他们一辈子忍辱、作战、为的是建立统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并且驱除外国势力。革命战争是他们唯一的专业。美国人找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北越更难缠的敌人。
根据当时担任国务院情报暨研究局局长的希尔斯曼( Roger Hilsman)的说法，美国的目标是把越共贬抑为“一群饥饿、四处打劫的暴徒，花尽力气只求生存”。但是历史上有何先例可说游击战必然导致此后果？在马来亚，英国人动用8万人的部队和两倍于此的马来亚部队，花了13年工夫才敉平不到1万人的马共游击队，而且马共还没有充分的外来支援和安全的通讯路线，也没有太多机会增添兵员。在越南，游击队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北越也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斗争的大后方，沿着数百英里的边境地区修建许多基地，而且一直保有主动，一旦游击队遭到太多压力，立刻投入经验丰富的北越部队干预。
美国若是依照邦迪的估计投入4万人的兵力（这还大大不够），最多也只是胜负难分的格局。当肯危迪总统就职之时，越南境内美国军事人员人数接近900人。到了1961年底，人数增加到3164人；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时，数字已增加为13263人，此后还不断增加。1960年美国人死了5人，1961年为16人，1963年123人；1964年是美国投入战斗部队之前一年的和平时期，死亡人数已逾200人。然而，军事情势并未明显改善。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角色越是扩张，美国就越是强调政治改革。而且，华府越是坚持南越内部改变，它就越把吴庭艳美国化。1961年3月28日，肯尼迪首度发表国防检讨时，重申其主要论点：不管美国的战略武器多么强大，它还是会在周边地区“遭到颠覆、渗透、挑衅、离间或非公开的侵略势力，国内革命，外交敲诈、游击战争等等”逐步侵蚀——这种危险到头来只有以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克服它，使得潜在的被害人能自立自助。
肯尼迪政府的论调后来成为中南半岛许许多多难解的两难困局之一，那就是坚持同时要达成政治改革和军事胜利，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在广泛范围内，游击队能够决定战事的激烈与否，因此安全的程度以短期而言，与改革的步调无涉。越是不安全，西贡政府就越变得心狠手辣。只要华府认为游击队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归咎是改革迟滞没有进展，河内就可以兴风作浪，让美国对于她亟欲推翻的西贡政府施加压力。吴庭艳陷身在河内狂热的意识形态和华府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做法转为僵硬迟滞，最后终于覆亡。
即使是不像吴庭艳那样出身官宦世家传统的政治领袖，也会觉得在游击战争之中，想在宗教、会党和民族分裂的社会中建立多元民主体制，是很艰难的工作。美国整个布局具有信用差距，未必全是因为美国领袖欺骗群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欺骗自己，高估自己的能力，包括自以为本身熟悉的体制很容易就能够移植到其他的文化中去。基本上，肯尼迪政府执行的是威尔逊的假设。威尔逊相信对民主政治和外交的理念，能够以十四点计划的形式加诸欧洲；肯尼迪政府也想授予越南美式规则，让他们用以治理自己。如果南越的暴君能被推翻，并且建立民主制度，中南半岛纷扰的冲突必然会缓和下来。
每一届美国新政府都在增加对南越援助时，将其改革绩效为先决条件。1954年艾森豪威尔是如此；肯尼迪于1961年更加坚持，非得南越答应在所有各阶层政府都聘美国人当顾问的前提之下，才肯大规模增加美援。可以料想得到，吴庭艳立刻拒绝。独立斗争的领袖很少能接受训政指导。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1962年底访问越南，扭转他自己早先的判断（详见本书第二十五章），并且同意吴庭艳政府“显得不像向全民负责、有效能的政府”的说法。
这个判断正确无误。不过，关键问题是这些状况有多少是因政府无能，因美、越之间文化差距，或因游击队肆虐所致？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关系在1963年一年里日益恶化。发自西贡的媒体报道在此之前还都支持美国介入，现在也开始有了敌意。批评的言论此时尚未质疑美国的目标（日后就会），只是质疑在南越拥护吴庭艳这样的高压领导人，能够促成民主、非共的政体吗？吴庭艳甚至被怀疑在考虑与河内妥协——怪的是若干年之后，阮文绍总统却被谴责不肯跟北越妥协！
最后美国与西贡决裂是因为南越佛教徒与吴庭艳之间爆发冲突而导致的，冲突起于吴庭艳政府颁布命令，禁止会党、宗教团体或政党树起任何旗帜。为了贯彻执行这道命令，部队在1963年5月8日于顺化，朝抗议的佛教僧侣示威者开枪，造成若干示威者死亡。抗议群众的确冤屈难伸，立刻被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不过，越南缺乏民主却不在报道热点之列。佛教僧侣和吴庭艳一样充满威权性格，拒绝列出任何条件与吴庭艳谈判。总而言之，问题不在民主与否，而是权力作祟。吴庭艳一则受困于游击队猖獗，一则因本身无能，拒绝做任何退让。华府对吴庭艳增大压力迫他退让，并且力促吴庭艳将其主掌南越自欺而相信美国能与吴庭艳的后任一起赢得胜利。从政变之后种种事态发展来看，美国听任吴庭艳因无能而垮台，自己也借势退出，或者至少别去碍着吴庭艳涉嫌计划与河内谈判，是最容易的事。肯尼迪经分析后，拒绝谈判，因为谈判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共产党掌控南越，这项分析也正确无误，问题是美国既不预备面对困局，拿出解放方案，放手一搏，又不预备听任事态自由发展，去接受其可能的结果。
若干曾经供职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在1964年总统大选后说，他们的总统有意撤出美军（这个议题当时还在争论不休）。且有同等地位的其他人士曾否认这个说法。我们对此只能说，此后连续每次增兵到越南，都使他越来越难做抉择，并且不管是要投入或撤军，其后果都更痛苦、代价也更高。时间月复一月地流逝，美国起初只是军事代价益增，后来连美国的国际名声也赔进去。
肯尼迪遇刺，使得美国更难退出越南。如果肯尼迪的确因为体会到美国已走上无法久撑的路线之痛楚，他只需要反转自己下的决定即可；可是，约翰逊就必须抛弃一位受敬爱的前任之政策！尤其是，他接收自肯尼迪的策士没有人劝他撤军，特别叫他为难——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是例外，但是他并非肯尼迪内圈亲信。一位领袖必须具备格外的自信和知识，才能在刚接任不久就做出这么大规模的撤退。但是一谈到外交政策，约翰逊对自己又格外没有自信。
回想起来，约翰逊总统应该好好分析：美国已经投资偌大努力的军事、政治目标是否能达成、用什么方法可以达成、要花多少时间去达成——也就是美国做下这些种种承诺的假设前提是否正确？除了约翰逊发现他继承自肯尼迪的这些前朝策士一致赞同在越南力求胜利的事实（鲍尔是例外）之外，我们很怀疑，即使做了这些分析，结果会有何重大区别。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和邦迪的白宫幕僚，都是搞分析的高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士。他们只缺如何去评估与美国经验、美国意识形态大异其趣的挑战之标准。
美国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是因为顾虑到越南一旦沦陷将导致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会覆灭、日本也会接受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分析，保卫南越，美国等于是为本身安危而战，也不管南越是否是民主国家或是否可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然而这样的分析就美国人而言太以地缘政治和权力角度出发，不久就被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取代。一个又一个的政府试图兼顾双重任务。可是每项任务本身都很难单独成功：要想击溃在广泛的周边地区建有安全基地的游击部队，岂是易事？毫无多元主义传统的社会，要建立民主化，谈何容易？
在越南这个大热锅里，美国得到即使最神圣的信念也有其限制的教训，被迫要承认权力与原则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也正因为美国不愿接受与其历史经验相反的教训，它在必须壮士断腕时会那么痛苦。因此，伴随着这两项挫折的痛苦，乃是其最佳特质而非最糟特质的后果。美国不肯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使它在道德汪洋中浮沉，不得其解。
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 Maddox)据信受到北越攻击，导致美国对北越展开报复攻击，参议院更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通过所谓“东京湾决议案”(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支持报复。这项决议案认定数月前的空袭报复是合法行为。1965年2月，越南中央高原城市波来古的美军顾问营区遭到攻击，引发美国对北越报复攻击，后来升级为有系统的空袭行动，密码代号是“滚雷” ( RollingThunder)行动。到了1965年7月，美军作战部队已完全投入，美军人数日益上升，到了1969年初，总数已达543000人。
接下来，约翰逊政府就麦道克思号遭攻击事件是否向美国百姓说了实话，变成日益炽热的有关越南的大辩论之一部分。有人用它来攻讦东京湾决议案和美国参与作战。坦白地说，即使允许因为战斗难免的混乱因素，东京湾决议案也不是基于充分的事实报告所做的决议。但是这已经都不是美国介入地面战斗的主要因素。鉴于美国所有主要领导人的信念，它只是美国迟早必走的命运之路的一小步而已。
用以获致东京湾决议案通过的方法，在今天已经不复可能，因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更有进步。同时，容我们说，约翰逊的权术或坦诚与罗斯福造成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玩的手法，没有重大区别——美国在1941年介人大西洋海战，用的理由是驱逐舰葛丽尔号( Greer)遭到鱼雷攻击，罗斯福并未完全坦诚地交代实情。这两个案例里，总统都是片面界定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事：20世纪40年代是不容德国胜利；20世纪60年代则不容中南半岛沦陷。两位总统都准备把美国的军力置于险地，一旦他们遭到伤害就立予攻击。这两个案例里，最后决定参战的依据的考虑都远超过当前即时的事件。
越南之所以成为梦魇，不是美国参战的方式，而是美国为何不再更仔细评估可能的代价与结果就投入战争。一个国家不应该派出五十多万青年子弟到遥远的大陆作战，或拿其国际地位和国内的团结冒险，除非其领袖能说清楚其政治目标，并且提出达成目标的务实策略——布什总统日后在海湾战争时，就做到这一点。华府应该问自己两个基本问题：可能同时建立民主体制和达成军事胜利吗？历任总统和策士们，把美军投入越南地面战斗，因为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殆无疑义。
游击战争要成功，需要灵活地混合运用军事和政治策略。然而，美国军事领袖从来就不太乐意以军事为政治目标效劳。整个越战期间，手段根本不足以达成既定目标，而且倘若想达成目标，必须承担的风险又是华府还未必预备接受！
朝鲜战争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旷日持久、胜负难决的战争会粉碎美国国内共识。可是，华府却似乎在收集正好相反的教训——朝鲜战争挫折的源头是麦克阿瑟挥师进军到鸭绿江畔，并且想争取全面胜利。因此，朝鲜战争的结果被重新诠释为成功地阻止了中共胜利。美国介入越南战局也是清醒地局限在一个相同的目标：在不要刺激中共介入之前提下，向北越展示，绝不允许它占领南越，因此，北越的唯一选择是谈判。但是谈判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当前的敌人把妥协视同战败，抵死不从！美国领袖显然忘掉，朝鲜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麦卡锡时期，已经几乎把不耐久战未决的美国社会扯烂了！
理论上，只有两种策略在游击战中有机会奏效。第一是基本上采取守势，设法不使敌人掌控老百姓。这个策略要求替尽可能多数的百姓建立完整的安全，使得游击队在其余百姓中之所获，不足供给其政治基地需求。泰勒将军似乎有此一策略，他建议建立一系列村落，由美军保护，至于南越部队就不必日日夜夜守住每一村镇，可以出动扫荡，阻止越共切实建立共产党基地地区。第二个策略是攻游击队必守的目标，如他们的庇护所、补给站和本土基地——譬如，借由地面部队封锁胡志明小道，并且封锁为这些庇护所服务的北越、柬埔寨港口。这项策略，至少在观念上或许可以催生美国军方渴望的相当快速的消耗战，迫使双方谈判。约翰逊与圣安东尼方式
不会有效的策略却成为美方事实上奉行的办法：幻想在百分之百的领土上建立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以扫荡战来耗竭游击队。不管远征军兵力多雄厚，都不足以剿灭补给逃躲在越南境外、并且具有大量的庇护所和强悍的意志之敌人。1966年底，北越总理范文同告诉《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理( Harrison Salisbury)：虽然美国军事上强过北越太多，最后却必输无疑，因为愿意为越南捐躯的越南人远多于美国人，而且更有决心要耗下去打一场持久战。他的评估完全正确。
约翰逊非常坚定，拒绝“扩大”战争。华府认为，中南半岛四个国家是四个单独的实体，可是共产党20年来把她们视为一个单一战场，在她们国境内进行着协同作战的策略。甚至，华府对整体国际脉络的评估，也过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这段话。毛泽东也对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重述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在自己国境之外没有驻军，除非本身领土受到侵犯，也没有意愿与任何人作战。因此可以说，在相隔十五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因为不把中共的话当真而付出代价：在朝鲜，美国没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进军，惹来中共参战；在越南，美国又不理会中共声言不介入的保证，使得美国错失唯一可能达成胜利的策略。
既担心中共介入，又决心维持与苏联纾缓紧张，更盼望对国内“伟大社会”政策凝聚共识，约翰逊样样采取折中办法，赔上的美国的国际地位却未达成已宣明的目标。美国既想击溃全球大阴谋，又盼望避免全球大冲突，想两全其事，只使得自己显得笨拙愚蠢。
如果游击队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地作战，消耗战就不会有效。针对北越实施空袭，旨在使它痛苦加剧，此计也没有效果；因为北越的交通系统本来就只略具雏形，没什么好破坏的，也派不上用场，不能以它为神经中枢目标加以痛击。僵持停滞最合河内的意思——尤其是局限在南越境内僵持，造成美军重大伤亡最好。以上种种挫折，导致美国国内反战之风大盛——反战之声起初以中止轰炸北越为诉求重点，而轰炸北越原本目的是要让河内明了，它毫无胜算。
华府力图证明侵略得不偿失，而且游击战不会是未来新潮流。但是它却不了解其敌人如何计算其成本效益。约翰逊认为，解套之道是展示出温和立场，向河内再次保证，并且提出折中妥协方案。可是，这些特质反倒都鼓励河内抗拒不从，这个过程告诉美国人，以温和立场而败，不会有好结果。约翰逊以如下的谈话解释美国的目标：
“我们不是要消灭北越。我们也不是要改变他们的政府。我们也不是试图在南越建立永久基地。……我们之所以雀那儿，因为我们想使北越共产党不再开枪射击邻人，……展示由一国煽动去攻打另一国的游击战争，决不会成功，……我们必须持久下去，直到北越共产党体会到侵略的代价太高——要么就得同意和平解决，要么就中止其作战。”他希望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能从中了解：
“啊，你了解军事胜利已经不可能，你就会放弃运用武力，你也将发现我们乐意回报互惠。……我们只要越南光荣和平。你手中掌握着和平的钥匙。你只需要稍为扭转一下即可。”
约翰逊不应当遭到那般的仇恨与讪笑。他只是重申传统的美国真理罢了。但是，约翰逊和美国社会都没有了解，敌人把这种信誓旦旦的保证认为太可笑；甚至，敌人把美国人界定的妥协，认为是招降的呼声！
就河内的强悍、死硬的领导人而言，安定的观念毫无意义。他们成年以后一辈子都在为胜利而作战，起先是对付法国，现在则和一个超级大国对抗。以信奉共产主义的名义，他们已经给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别去招惹邻国的事”绝非河内领导人能做的事。俾斯麦曾经说，德国统一决不能靠谈出来，必须透过“铁与血”；河内看待越南统一问题也的确具同样观点。
美国各派主张的人士不断吁请河内接受某种民主的结果，绞尽脑汁要设计可行的大选方案。然而，美国国际事务思想的主干，毫无任何部分能吸引河内注意，除了想以它为工具去混淆美国人民的视听之外。既然已建立起全世界最严厉的独裁政权，河内政治局决不会接受屈居南越众多政党中之一员的地位。没有任何可令河内信服的诱因去使它停止使用武力；毕竟，只要它不输，挺下去就必然会赢；而且很显然，它还未居劣势——的确，美国的策略明明白白是以求僵持为目标，河内怎么会输？约翰逊建议，大规模的重建计划，人人都可以纳入，包括北越亦不例外，而北越来个充耳不闻。河内要胜利，不要开发援助，因此摆出它那套傲慢跋扈的态度，仿佛它根本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美国舆论浪潮转向反战之后，批评约翰逊的人士更加大肆抨击他在外交上陷入僵局，毫无作为。这些指摘称约翰逊不愿谈判，此说并不公允。约翰逊之渴望谈判，已经明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河内因而认为，再延宕下来或许可能引出更宽厚的条件。约翰逊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暂停空袭北越（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一共提到16次），使人毫不怀疑他已经不惜代价，只盼望早早谈判；河内当然处心积虑要让美国付出越高越好的代价。
我个人参与到一项和平议案里，这个故事一则显示出约翰逊政府渴望谈判，一则显示出河内利用美国渴望心理以服务其目的的技巧，已是炉火纯青。我自己涉人越南有关的过程，可谓逐步演进。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集中在欧洲问题与核战略问题上面。肯尼迪政府延揽了许多我敬佩的人士，我对它的中南半岛政策，没有深入思考，但大体上持赞同立场。我开始认真思考越南问题，是在1965、1966年，三度访问越南回国之后。当时我是以洛奇大使绥靖事务顾问的身份往访，借此机会我得以踏遍南越许多省份，并且有机会与大使馆派到各省的所谓报道员讨论——这是一群散布在全国不同地区，能干、忠勤任事的青年外交官，这几次行程令我相信，越战无法用压倒性战略取胜，美国必须与河内谈判才能脱身；不过，我对谈判究应具备何种内容，尚无明确概念。
1967年夏天，我参加一项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科学家会议。两位与会人士听说我曾经访问过南越，向我提出一个听来相当吸引人的建议。雷蒙·奥布雷克( Raymond Oubrac)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胡志明在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时，曾下榻他家，两人因而结识。奥布雷克有心由和平运动另一位科学家赫伯特·马柯维奇( Herbert Marcovich)作陪，前往河内，亲自呼吁胡志明接受谈判。我立刻向已出任助理国务卿的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此事。他们鼓励这两位科学家成行，只要两位以私人身份前往河内，并且不声称代表美国官方观点即可。
奥布雷克和马柯维奇前往河内，也得到胡志明接见。胡志明重弹旧调，谴责美国“侵略”之后，暗示：若是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 Mai Van Bo)被指定做正式的接触联络人。
后来，透过一套复杂、刻意非外交程序的手法，进行几次接触。由于河内不肯在中止轰炸之前与华府直接打交道，我以平民老百姓身份做了中间人。即使如此，河内还是深藏不露，不肯授权其代表与一个不具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讯息由华府（通常由麦克纳马拉亲交）交代给我，然后我传递给上述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再传递给马文保——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看不到的对手那里得到任何暗示（再细微也无妨），使他能够推动以谈判得出结果的路线。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在一次会议中研订出美国的最后方案，我参加了部分的会议议程。这是一个悲伤的经验，约翰逊的直觉一再反对中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狐疑不定，他仍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怀疑以单方面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然而，一方面他已疲于应付国内的批评议论，一方面也不愿推翻急欲试用外交手段的亲信之建议。约翰逊终于让步了！结果，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拟定出所谓“圣安东尼方式”( San Antonio Formula)，由约翰逊总统1967年9月29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
“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一切空中、海上轰炸行动，只要能迅速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productive discussion)。当然，我们也假定讨论进行当中，北越不会趁轰炸中止或限制而占便宜。”
圣安东尼方式是越战有决断性影响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以军事行动对付北越——一项明确的义务——换取“有成果的”讨论，只要求不要借轰炸中止而占便宜。何谓“有成果”或“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可是，河内已经显示出颇有能力操控美国国内辩论，当然也十分明白，美国若想中止轰炸，势必惹起争议，还会迁延时日。不借中止轰炸占便宜，显然不会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原本已在做的动作；最多只能说，这项规定指的是，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
河内谈判战术的特性是，即使这么一面倒的提议也要加以拒绝。河内利用这项提议当保护网，保护它即将发动的全面军事行动。不到几天，我和河内的联络渠道中断。北越了解到美国中止轰炸的代价的确很高，在坐下来思考美方方案前，试图增加对约翰逊的压力。春节攻势在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
河内正确地察觉到，美国人越来越不满，对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将和朝鲜战争拖延良久一样，不会再容忍。不过，美国国内这两项争议，性质上有差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从未受人质疑；不满，是针对如何求胜的措施意见不一。至于越战，原先广泛支持美国政策的共识，突然间消失了。在朝鲜方面，批评政府的人士要求美国再加把劲；他们不满杜鲁门的政策，提出替代方案是麦克阿瑟战局升级的战略。在越南方面，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却力促美国减少努力——及时完全地放弃它；他们的主张从修正美国战略，到无条件撤出，无所不包。在朝鲜战场，如果反对派占了上风，敌人势将面对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在越南方面，当美国国内争执闹得如此明显，河内立刻明白，外交停滞，加上军事压力，对河内有利。僵持之局会使得约翰逊政府被攻讦缺乏外交主动，美国子弟持续伤亡将导致呼吁减少军事行动，甚至还会酝酿放弃越战之声音。
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之批评，开始时相当传统式，理性地质疑越战能否打赢，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1968年3月11日，李普曼把他业已著名的批评遏制政策之矛头，指向越南。他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defeated)。”
为了凸显传统的思想类型对越南根本不配套，李普曼把“被击败”这个字加上引号，以示越南与美国安全根本不相干。根据这个观点，撤出越南只会强化美国整体的地位。
同样的观点1966年富布赖特参议员已经提出过，他批评美国屈从于“权力的傲慢”，把“权力与道德，主要责任与全球任务”混为一谈。不到两年前，富布赖特曾经谴责戴高乐，因建议越南中立化而“弄混了情势”。当时，富布赖特曾警告说：这样的路线或许会“激出无法预见的连锁事件，因为她（法国）在远东既非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非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不太可能能够掌控或大为影响它的倡议所促发的事件”。1964年，富布赖特只认识两个实际的选择方案：“扩大冲突，或重新努力强化南越人的能力，使之能以目前规模成功地进行战争。”
究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何种情势，使得富布赖特参议员把越南的地位，由重大降级为周边呢？为什么这反映出约翰逊政府在同时执行富布赖特两项建议时，具备之傲慢心态呢？美国领袖遵从美国国家传统，不愿把美国援助越南摆在安全理由之上，若是这么做，迟早可能对成本、效益产生争辩。把问题摆在于东南亚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在进退之间的合理的停止点。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从事战争的领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人士把结论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但是，反战人士也是同一个美国理想主义的产品，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战；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因此之故，一个差不多享有普遍支持的政策在两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即演变成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很幸运，不需要在其道德信念和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刻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抵抗侵略扩张。然而，南越再怎么牵强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接替吴庭艳上台的所有政府，都感到被包围；南越将领在此之前于群众心目中并无赫赫声名；一点儿也无心举办选举，试验自身受欢迎的程度。或许有人会说，西贡新统治者比起河内那帮人高压欺凌百姓少一点。事实上，这个主张经常被人提出，但没人把它当真。道德相对主义论，就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而言，根本不能接受。
批评者日益主张，如果西贡不能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他们的心底早已明白，西贡根本做不到——就怨不得被彻底抛弃。时日一久，将近20年来防卫南越所依据的安全前提“骨牌理论”，先是被抛弃，接着遭讪笑。耶鲁大学教授任斐德( Richard Renfield)提出一份极为透彻的论文。把李普曼批评美国战略上过分扩张以及越战双边在道德上的半斤八两，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因此，结论是战争毫无意义。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心情，绝没有它支持保守势力对付社会变迁来得强。
批评者指出西贡许多不当之处，以凸显美国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968年，赖斯顿问起一个许多美国人深受其扰的问题：“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成合情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1972年，富布赖特宣布，约翰逊从来不了解“议题不在‘自由人’和‘集权政府’之间，而是在互相为敌的集权政权之间；事实上，（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战，直接或间接都谈不上，而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后来转为内战。”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数千万名观众，绝大多数普通媒体记者原先一辈子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受众。电视还拥有视觉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民众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它有心做好，也不能经常保持平衡观点，何况技术上也不可能采访到越共在其控制地区犯下的暴行。电视新闻主播变成政治人物，好比总统那样可触及众多百姓，受人注目，甚至总统出现在百姓面前的频率也比不上他。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领袖的号召，牺牲奉献去协助偏远的国家。在越南，对战后复兴给予极大动力的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认为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种信仰——开始攻击自身，采取道德的焦土政策。随着战争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美国在全球的作为。失去斗志的高层
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与否的攻讦之所以特别尖锐，是因为它们大都源自大学校园与知识界，涉及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许多知识界领袖被肯尼迪延揽加入政府决策阶层，当他遇刺身亡，新边疆突然中止，他们大为震撼，后来更因为他们的学生反战示威，而更受惊骇。以何种形式撤出越南，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受到自己学生的压力，许多教授逐渐趋向单方面、无条件撤退。
作为对20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对越战的激进派人士嘲讽反共是过时的观念；林德( Staughton Lynd)和海登( Tom Hayden)这两位跑到河内的反战分子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摩根索( Hans Menthau)也转而宣称美国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
就生长在冷战的理论基本上未受挑衅的时代的领袖而言，上述攻讦反对声浪着实令他们惊骇。约翰逊本身是战后两党达成共识的主要参与人士之一，对于他夙所敬仰的知识界的攻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跟学界沟通。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到了1966年也一变尖锐批评越战，但稍早他本人曾说：“越南是（美国）全球承诺正正当当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全世界仅有五六个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是那么重要，可能值得我方做更大的承诺。”
约翰逊的反应是求助于由杜鲁门以迄肯尼迪诸位前任总统的正统论。但是反战人士而言，这些正统论听来已经过时，甚至言不及义了。他提议无条件谈判，河内领袖置之不理；河内太精明，才不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反对浪潮，约翰逊逐渐修正他的谈判立场，原先是要求在美国中止敌对行为前，北越必须先撤军，改为采取圣安东尼方式，美方在谈判之前即先中止轰炸行动；从原先拒绝和河内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 ( the National LiberationFront)谈判，改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更让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身份参加谈判。他甚至还以对整个中南半岛提供经济援助，来诱使北越软化立场。这些行动，每一样都被河内视为不充分而加以拒斥，也被美国国内多数反战人士斥为不够诚意。美国国内大辩论变成在求胜与撤退两者之间两极化；求胜，缺乏战略，撤退，却无政策。
针对约翰逊政府还有一派较温和的批评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则主张，以谈判求妥协。然而，真正的障碍不在华府，而是河内。北越共产党斗争了一辈子，不是要以分享权力或减少游击战（他们最有效的施压手段）来求取妥协。北越共产党和一个世代以前的斯大林一样不理解，谈判如何脱离均势去进行？也不能理解，单是谈判又能谈出什么结果？约翰逊一再担保他会有弹性，他不会顽固闭塞，在河内看来，除了言不及义之外，未免太天真！
令人讽刺的是，美国为了妥协要付的代价，跟它为了求胜要付的代价并无不同。河内只有在自认太弱，无法战胜之时才会接受妥协——换言之，要在它被击败之后才会接受妥协。美国只能在战争过后表现温和宽大，不能在战争进行中表现温和宽大。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派批评人士提出来的所有的标准“解决方案”，在河内不屈不挠的决心下，都没有扣住关键。停火，美国人看来是结束杀戮的良策，到了河内的角度来看，却将失去使美国人撤离越南的诱因。成立联合政府，在河内领袖看来，是否终究会走上共党接管，尚不得而知，但必然会使西贡政权苟延残喘。
美国真正能选择的不是胜利与妥协，而是胜利与失败。北越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河内掌握住现实，约翰逊或温和派批评人士都不肯承认现实。河内这帮现实政治的信徒认为越南的命运将以地面军力之均势去解决，不是在会议桌上谈定。
回顾起来，不会有人质疑美国要开启谈判可以不必付出代价。河内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决定谈判，只不过想让美国两党都承诺接受谈判结果。但是河内领袖必须在进入谈判之前，先在军事上发动作为争取上风。这项增进其谈判地位的行动，就是1968年的春节总攻势。每年阴历新年，1968年也没有例外，交战双方都同意在这段期间停火。然而，这一年的1月30日，共军针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由于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在西贡境内占领若干重要目标，甚至攻打美国大使馆和斯威特摩兰将军总司令部。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共军据守25天之久。
然而，这么冷静的战略分析在大体上以意识形态来衡量的冲突中，被认为并不适合（我在当时也持这样的见解）。十年来，美国领袖一再主张防守越南，因为它代表亚洲防卫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突然间修正此一战略，而认为一个偏远、落后的山地王国是骨牌理论的关键，可能扰乱国内的共识。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肯尼迪和其策士认为，必须力守南越以保卫中南半岛，因为共产党在南越肆行侵略。这对美国人而言还有意义，却没顾到已注定这项任务在军事上几乎无法达成。因为不仅通过老挝的补给线畅通无阻，而且柬埔寨那位机智、善变的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默许共产党沿着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建立基地。这一来又替美国人制造一个两难局面：如果昕任柬埔寨境内共产党基地存在，北越可以进攻南越，然后退到安全地带休整，使得南越保卫战无从打起；如果攻击这些基地，南越和其盟国又会被人谴责，指为对“中立”国家进行“侵略”。
。因为柏林危机，肯尼迪不愿在老挝——这个处在中国边境并且不为哪怕百分之一的美国人所知道的国家作战，乃是可以理解的。替代方案就是彻底放弃中南半岛，则从来未列入考虑。肯尼迪不愿意去转变十年来两党已有共识的承诺，尤其是在猪湾事件后。撤退也代表着美国承认制服共产党游击战新战略的努力彻底失败。最重要的是，肯尼迪深信他得到的建议是对的，即美国的协助能让南越军力击败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个年代，两党领袖没有任何人料想到美国正在走向泥淖，难以自拔。
肯尼迪关于中南半岛局势的公开言论中有一个从未放弃的思想：单凭武力不足以遏阻共产主义；美国的反共盟友必须建立政治基础，始有胜算：
“制止共产主义南进，固然有道理，却不能仅凭武器的力量。应在这些地区建立强大的本土的反共心理，并且依赖它作为防卫先锋，而不是仰仗拉特里将军（法国中南半岛总司令）( General de Lattre)的兵团。”
1954年4月，杜勒斯奔走号召联合行动以拯救奠边府之际，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言，只要中南半岛仍是法国殖民地，他就反对美国介入。1956年，法国已退出，南越亦获致独立，肯尼迪终能加入当时盛行的正统主张：“这是我们的产物——我们不能放弃它。”在同一时候，他重申这项冲突不只是军事性质，也是政治、道德的挑战，“在那认为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在那敌人不是隔着17度线的凶顽，而是人们身在其中的贫穷与饥馑的国家，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们的是一场革命一一一场远胜过共产党能供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受到考验的不仅是美国的可信度：
“如果这场革命在威胁其存在的种种灾祸，如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穷等等之前失败，美国就难辞其咎，我们在亚洲的声誉将跌入新低点。”
肯尼迪似乎是说，秘诀在于让受害人不要向侵略卑躬屈膝，这个办法流行一个过去外交词汇里没见过，而且今天还在使用的新观念了一“国家建设”的观念。肯尼迪偏好的策略是强化南越，让他们自己能够抵抗共产党。这项策略强调民间行动和内政改革；也把官方论调修正为，是美国声誉和可信度，而未必是美国的安全，在越南受到考验。
每一届新政府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时，似乎都越来越深陷泥淖。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建立军事援助计划；肯尼迪强调改革，导致美国越来越深涉南越的内部政治。问题是，改革和国家建设，在南越将需数十年始能开花结果。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对于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欧洲古国，提供马歇尔计划经援，借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予以补强。但是越南是个全新的国家，没有既有体制可为凭借去建国。两难局势的焦点变成，美国拟在南越引进稳定民主政治的政治目标，未能及时达成，去遏阻游击队得胜，而后者乃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势必得对其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择一加以修正。
肯尼迪就职之时，南越境内的游击战激烈程度已足以阻碍吴庭艳政府的巩固，但是未达到令人怀疑它能否支撑下去的地步。游击活动似乎进入稳定时期，使得肯尼迪政府有了幻觉，认为稍微加把劲，就能获致完全胜利。然而，这短暂的平静期，主要是因为河内忙着在老挝建立基地，它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旦打开借道老挝的新补给线，南越境内的游击战争又再次加剧，美国的两难局面也越来越无可救药。
肯尼迪政府陷入越南泥淖可谓始于1961年5月，副总统约翰逊衔命率团访问西贡，以便“评估”局势。这种代表团必定传递出信号，使外人相信决策已拍板定案。没有一位副总统能在两、三天的访问行程里，就能够针对纠缠十多年的游击战做出独立的评断。虽然他通常能够广泛接触情报和使馆报告电文（视总统决定给他多大空间而定），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幕僚从事广泛分析，更没有幕僚能够追随后续发展。副总统出国访问通常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声望，或对业已达成的决定提供可信度。
约翰逊的越南行是这些规则可以编入教科书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在宣布约翰逊即将访问南越之前，先会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暗示美军可能必须派驻越南和泰国。富布赖特答应，若是相关国家本身要求援助，他一定支持。富布赖特的答复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对。若是黎塞留、帕默斯顿或俾斯麦，就会问这项措施吻合何种国家利益。富布赖特却只关心美国的法律立场和道德立场。
就在约翰逊出发之同时，国家安全会议在5月11日有一份指令，确认制止共产党统治南越为美国的国家目标。美国的策略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秘密行动，“在该国建立一个亲民主并且日益民主的社会”，遏制变成建国。
约翰逊报告说，中南半岛最大的危险不是共产党的挑衅（他没有举出理由说明，只说是“短暂”现象），而是饥馑、无知、贫穷与疫病。约翰逊评价吴庭艳是可敬之人，却与人民“颇有隔阂”；他说，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支持吴庭艳，否则只有撤出南越。美国若是迅速、果断动作，南越就有救。约翰逊并没有说明，何以美国能在对付游击战争的同一时段里，也可以扑灭饥馑、贫穷和疫病。
既然宣布了原则，肯尼迪政府接下来就得订定政策。然而，此后三个月它却忙着处理柏林危机。到了1961年秋天，当它有暇处理南越问题时，当地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到唯有美国军力以某种形式介入才能缓和的地步。
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泰勒( Maxwell Taylor)将军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罗斯托( Walt Rostow)衔命到越南考察，研订妥当政策。泰勒和罗斯托，都和约翰逊不同，他们是肯尼迪的亲信顾问；但是他们和约翰逊一样，在他们还没由华府出发之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已有定见。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判定美国应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模，增加介入越南的程度。
旷日持久，胜负难决
后来，泰勒和罗斯托建议，在越南各层级的政府机关大规模扩增美国的顾问角色。美国即将派出一支8000人的所谓军事后勤部队，表面上的任务是协助湄公河防洪工程，却配备充足的战斗补给可以自卫；他们另外亦建议大量增加文职顾问人数。
这项结果事实上乃是两派意见的折中，一派是肯尼迪政府中的人士力主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仅局限于顾问角色，另一派则赞同立刻派出作战部队。后者对于美国作战部队的任务究竟应如何，却又莫衷一是；亦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估计，如果照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建议，投入4万人的作战部队，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由于游击战是非胜即败，根本不存在胜与败之间的中途点，“掌握事态发展”当然只是迟滞大混乱，并且是以美国的全球可信度赌博。邦迪亦颇有先知之明地补充，他所谓的三成失败机会，其后果可能与法国在1954年所示的败绩相似。在此同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河内和北京公然介入，需要动用205000名的美军才有胜算。事后证明，单是对付河内介入，美国最后投入的兵力就不只两倍于这个数字。
官僚体系的折中妥协通常反映了下意识地希望能发生某些因素，使得问题自己解决。但是在越南这个个案上，却没有可信服的基础去抱持类似希望。官方估计低者是投入4万人的兵力才保持对峙之局，高者需派出205000人的兵力才会获胜，肯尼迪政府于是把投入八千人的部队当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者是美国大举介入的第一期付款而已。虽然说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听来很诱人，可是也必须拿来与一旦失败，可能遭到法国曾蒙受的败绩会对全球均势有何冲突，作个比较评估。
由于肯尼迪并未改变他的评估意见，整个动向朝着追加兵力投入的方向走。1961年11月14日，他对幕僚提到，美国对共产党“侵略”的反应，必须“在铁幕两侧检验，……以衡量政府的意图和决心”。如果美国选谈判而非增兵，它可能“事实上被判定比在处理老挝局势更加软弱”。他拒绝鲍尔斯( Chester Bowles)和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所提通过“谈判”以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建议，认为这只是放弃在南越努力的委婉说辞罢了。
如果不肯谈判，而且增兵又势在必行，要避免不断增援南越，唯有由河内让步。然而，即使为了让河内后退，美方还是需要一次大举增兵，而不是每次略加一点。美国此刻还不能痛下决心，要么就全面投入，否则就撤退，最危险的路线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程度。
不幸，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的程度。不要过度运用武力而制止侵略，它的大目的就是不让军事规划脱离政治决定的掌控，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逐步反应早先被视为一种核战争的战略——逐步升级，以免发生全面大浩劫。这套战略用在游击战上面，却有不断升高的危险。每一次有限度的投入可能被诠释为犹豫踌躇而不是坚决不移，反倒鼓励敌方继续用武，唯有风险事实上已经变得无法承受，他或许才会运用理智去思索。
密切注意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河内领导人不会因为美国不传之秘的战略理论而放弃野心，他们也有克服西方先进技术的天分，而且民主政治不是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他们向往的制度。和平建设之乐趣根本诱惑不了这些曾被法国监禁良久、数十年从事游击战的硬汉，美国版的改革进而激起他们蔑视。他们一辈子忍辱、作战、为的是建立统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并且驱除外国势力。革命战争是他们唯一的专业。美国人找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北越更难缠的敌人。
根据当时担任国务院情报暨研究局局长的希尔斯曼( Roger Hilsman)的说法，美国的目标是把越共贬抑为“一群饥饿、四处打劫的暴徒，花尽力气只求生存”。但是历史上有何先例可说游击战必然导致此后果？在马来亚，英国人动用8万人的部队和两倍于此的马来亚部队，花了13年工夫才敉平不到1万人的马共游击队，而且马共还没有充分的外来支援和安全的通讯路线，也没有太多机会增添兵员。在越南，游击队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北越也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斗争的大后方，沿着数百英里的边境地区修建许多基地，而且一直保有主动，一旦游击队遭到太多压力，立刻投入经验丰富的北越部队干预。
美国若是依照邦迪的估计投入4万人的兵力（这还大大不够），最多也只是胜负难分的格局。当肯危迪总统就职之时，越南境内美国军事人员人数接近900人。到了1961年底，人数增加到3164人；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时，数字已增加为13263人，此后还不断增加。1960年美国人死了5人，1961年为16人，1963年123人；1964年是美国投入战斗部队之前一年的和平时期，死亡人数已逾200人。然而，军事情势并未明显改善。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角色越是扩张，美国就越是强调政治改革。而且，华府越是坚持南越内部改变，它就越把吴庭艳美国化。1961年3月28日，肯尼迪首度发表国防检讨时，重申其主要论点：不管美国的战略武器多么强大，它还是会在周边地区“遭到颠覆、渗透、挑衅、离间或非公开的侵略势力，国内革命，外交敲诈、游击战争等等”逐步侵蚀——这种危险到头来只有以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克服它，使得潜在的被害人能自立自助。
肯尼迪政府的论调后来成为中南半岛许许多多难解的两难困局之一，那就是坚持同时要达成政治改革和军事胜利，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在广泛范围内，游击队能够决定战事的激烈与否，因此安全的程度以短期而言，与改革的步调无涉。越是不安全，西贡政府就越变得心狠手辣。只要华府认为游击队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归咎是改革迟滞没有进展，河内就可以兴风作浪，让美国对于她亟欲推翻的西贡政府施加压力。吴庭艳陷身在河内狂热的意识形态和华府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做法转为僵硬迟滞，最后终于覆亡。
即使是不像吴庭艳那样出身官宦世家传统的政治领袖，也会觉得在游击战争之中，想在宗教、会党和民族分裂的社会中建立多元民主体制，是很艰难的工作。美国整个布局具有信用差距，未必全是因为美国领袖欺骗群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欺骗自己，高估自己的能力，包括自以为本身熟悉的体制很容易就能够移植到其他的文化中去。基本上，肯尼迪政府执行的是威尔逊的假设。威尔逊相信对民主政治和外交的理念，能够以十四点计划的形式加诸欧洲；肯尼迪政府也想授予越南美式规则，让他们用以治理自己。如果南越的暴君能被推翻，并且建立民主制度，中南半岛纷扰的冲突必然会缓和下来。
每一届美国新政府都在增加对南越援助时，将其改革绩效为先决条件。1954年艾森豪威尔是如此；肯尼迪于1961年更加坚持，非得南越答应在所有各阶层政府都聘美国人当顾问的前提之下，才肯大规模增加美援。可以料想得到，吴庭艳立刻拒绝。独立斗争的领袖很少能接受训政指导。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1962年底访问越南，扭转他自己早先的判断（详见本书第二十五章），并且同意吴庭艳政府“显得不像向全民负责、有效能的政府”的说法。
这个判断正确无误。不过，关键问题是这些状况有多少是因政府无能，因美、越之间文化差距，或因游击队肆虐所致？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关系在1963年一年里日益恶化。发自西贡的媒体报道在此之前还都支持美国介入，现在也开始有了敌意。批评的言论此时尚未质疑美国的目标（日后就会），只是质疑在南越拥护吴庭艳这样的高压领导人，能够促成民主、非共的政体吗？吴庭艳甚至被怀疑在考虑与河内妥协——怪的是若干年之后，阮文绍总统却被谴责不肯跟北越妥协！
最后美国与西贡决裂是因为南越佛教徒与吴庭艳之间爆发冲突而导致的，冲突起于吴庭艳政府颁布命令，禁止会党、宗教团体或政党树起任何旗帜。为了贯彻执行这道命令，部队在1963年5月8日于顺化，朝抗议的佛教僧侣示威者开枪，造成若干示威者死亡。抗议群众的确冤屈难伸，立刻被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不过，越南缺乏民主却不在报道热点之列。佛教僧侣和吴庭艳一样充满威权性格，拒绝列出任何条件与吴庭艳谈判。总而言之，问题不在民主与否，而是权力作祟。吴庭艳一则受困于游击队猖獗，一则因本身无能，拒绝做任何退让。华府对吴庭艳增大压力迫他退让，并且力促吴庭艳将其主掌南越自欺而相信美国能与吴庭艳的后任一起赢得胜利。从政变之后种种事态发展来看，美国听任吴庭艳因无能而垮台，自己也借势退出，或者至少别去碍着吴庭艳涉嫌计划与河内谈判，是最容易的事。肯尼迪经分析后，拒绝谈判，因为谈判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共产党掌控南越，这项分析也正确无误，问题是美国既不预备面对困局，拿出解放方案，放手一搏，又不预备听任事态自由发展，去接受其可能的结果。
若干曾经供职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在1964年总统大选后说，他们的总统有意撤出美军（这个议题当时还在争论不休）。且有同等地位的其他人士曾否认这个说法。我们对此只能说，此后连续每次增兵到越南，都使他越来越难做抉择，并且不管是要投入或撤军，其后果都更痛苦、代价也更高。时间月复一月地流逝，美国起初只是军事代价益增，后来连美国的国际名声也赔进去。
肯尼迪遇刺，使得美国更难退出越南。如果肯尼迪的确因为体会到美国已走上无法久撑的路线之痛楚，他只需要反转自己下的决定即可；可是，约翰逊就必须抛弃一位受敬爱的前任之政策！尤其是，他接收自肯尼迪的策士没有人劝他撤军，特别叫他为难——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是例外，但是他并非肯尼迪内圈亲信。一位领袖必须具备格外的自信和知识，才能在刚接任不久就做出这么大规模的撤退。但是一谈到外交政策，约翰逊对自己又格外没有自信。
回想起来，约翰逊总统应该好好分析：美国已经投资偌大努力的军事、政治目标是否能达成、用什么方法可以达成、要花多少时间去达成——也就是美国做下这些种种承诺的假设前提是否正确？除了约翰逊发现他继承自肯尼迪的这些前朝策士一致赞同在越南力求胜利的事实（鲍尔是例外）之外，我们很怀疑，即使做了这些分析，结果会有何重大区别。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和邦迪的白宫幕僚，都是搞分析的高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士。他们只缺如何去评估与美国经验、美国意识形态大异其趣的挑战之标准。
美国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是因为顾虑到越南一旦沦陷将导致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会覆灭、日本也会接受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分析，保卫南越，美国等于是为本身安危而战，也不管南越是否是民主国家或是否可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然而这样的分析就美国人而言太以地缘政治和权力角度出发，不久就被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取代。一个又一个的政府试图兼顾双重任务。可是每项任务本身都很难单独成功：要想击溃在广泛的周边地区建有安全基地的游击部队，岂是易事？毫无多元主义传统的社会，要建立民主化，谈何容易？
在越南这个大热锅里，美国得到即使最神圣的信念也有其限制的教训，被迫要承认权力与原则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也正因为美国不愿接受与其历史经验相反的教训，它在必须壮士断腕时会那么痛苦。因此，伴随着这两项挫折的痛苦，乃是其最佳特质而非最糟特质的后果。美国不肯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使它在道德汪洋中浮沉，不得其解。
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 Maddox)据信受到北越攻击，导致美国对北越展开报复攻击，参议院更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通过所谓“东京湾决议案”(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支持报复。这项决议案认定数月前的空袭报复是合法行为。1965年2月，越南中央高原城市波来古的美军顾问营区遭到攻击，引发美国对北越报复攻击，后来升级为有系统的空袭行动，密码代号是“滚雷” ( RollingThunder)行动。到了1965年7月，美军作战部队已完全投入，美军人数日益上升，到了1969年初，总数已达543000人。
接下来，约翰逊政府就麦道克思号遭攻击事件是否向美国百姓说了实话，变成日益炽热的有关越南的大辩论之一部分。有人用它来攻讦东京湾决议案和美国参与作战。坦白地说，即使允许因为战斗难免的混乱因素，东京湾决议案也不是基于充分的事实报告所做的决议。但是这已经都不是美国介入地面战斗的主要因素。鉴于美国所有主要领导人的信念，它只是美国迟早必走的命运之路的一小步而已。
用以获致东京湾决议案通过的方法，在今天已经不复可能，因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更有进步。同时，容我们说，约翰逊的权术或坦诚与罗斯福造成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玩的手法，没有重大区别——美国在1941年介人大西洋海战，用的理由是驱逐舰葛丽尔号( Greer)遭到鱼雷攻击，罗斯福并未完全坦诚地交代实情。这两个案例里，总统都是片面界定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事：20世纪40年代是不容德国胜利；20世纪60年代则不容中南半岛沦陷。两位总统都准备把美国的军力置于险地，一旦他们遭到伤害就立予攻击。这两个案例里，最后决定参战的依据的考虑都远超过当前即时的事件。
越南之所以成为梦魇，不是美国参战的方式，而是美国为何不再更仔细评估可能的代价与结果就投入战争。一个国家不应该派出五十多万青年子弟到遥远的大陆作战，或拿其国际地位和国内的团结冒险，除非其领袖能说清楚其政治目标，并且提出达成目标的务实策略——布什总统日后在海湾战争时，就做到这一点。华府应该问自己两个基本问题：可能同时建立民主体制和达成军事胜利吗？历任总统和策士们，把美军投入越南地面战斗，因为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殆无疑义。
游击战争要成功，需要灵活地混合运用军事和政治策略。然而，美国军事领袖从来就不太乐意以军事为政治目标效劳。整个越战期间，手段根本不足以达成既定目标，而且倘若想达成目标，必须承担的风险又是华府还未必预备接受！
朝鲜战争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旷日持久、胜负难决的战争会粉碎美国国内共识。可是，华府却似乎在收集正好相反的教训——朝鲜战争挫折的源头是麦克阿瑟挥师进军到鸭绿江畔，并且想争取全面胜利。因此，朝鲜战争的结果被重新诠释为成功地阻止了中共胜利。美国介入越南战局也是清醒地局限在一个相同的目标：在不要刺激中共介入之前提下，向北越展示，绝不允许它占领南越，因此，北越的唯一选择是谈判。但是谈判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当前的敌人把妥协视同战败，抵死不从！美国领袖显然忘掉，朝鲜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麦卡锡时期，已经几乎把不耐久战未决的美国社会扯烂了！
理论上，只有两种策略在游击战中有机会奏效。第一是基本上采取守势，设法不使敌人掌控老百姓。这个策略要求替尽可能多数的百姓建立完整的安全，使得游击队在其余百姓中之所获，不足供给其政治基地需求。泰勒将军似乎有此一策略，他建议建立一系列村落，由美军保护，至于南越部队就不必日日夜夜守住每一村镇，可以出动扫荡，阻止越共切实建立共产党基地地区。第二个策略是攻游击队必守的目标，如他们的庇护所、补给站和本土基地——譬如，借由地面部队封锁胡志明小道，并且封锁为这些庇护所服务的北越、柬埔寨港口。这项策略，至少在观念上或许可以催生美国军方渴望的相当快速的消耗战，迫使双方谈判。约翰逊与圣安东尼方式
不会有效的策略却成为美方事实上奉行的办法：幻想在百分之百的领土上建立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以扫荡战来耗竭游击队。不管远征军兵力多雄厚，都不足以剿灭补给逃躲在越南境外、并且具有大量的庇护所和强悍的意志之敌人。1966年底，北越总理范文同告诉《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理( Harrison Salisbury)：虽然美国军事上强过北越太多，最后却必输无疑，因为愿意为越南捐躯的越南人远多于美国人，而且更有决心要耗下去打一场持久战。他的评估完全正确。
约翰逊非常坚定，拒绝“扩大”战争。华府认为，中南半岛四个国家是四个单独的实体，可是共产党20年来把她们视为一个单一战场，在她们国境内进行着协同作战的策略。甚至，华府对整体国际脉络的评估，也过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这段话。毛泽东也对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重述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在自己国境之外没有驻军，除非本身领土受到侵犯，也没有意愿与任何人作战。因此可以说，在相隔十五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因为不把中共的话当真而付出代价：在朝鲜，美国没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进军，惹来中共参战；在越南，美国又不理会中共声言不介入的保证，使得美国错失唯一可能达成胜利的策略。
既担心中共介入，又决心维持与苏联纾缓紧张，更盼望对国内“伟大社会”政策凝聚共识，约翰逊样样采取折中办法，赔上的美国的国际地位却未达成已宣明的目标。美国既想击溃全球大阴谋，又盼望避免全球大冲突，想两全其事，只使得自己显得笨拙愚蠢。
如果游击队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地作战，消耗战就不会有效。针对北越实施空袭，旨在使它痛苦加剧，此计也没有效果；因为北越的交通系统本来就只略具雏形，没什么好破坏的，也派不上用场，不能以它为神经中枢目标加以痛击。僵持停滞最合河内的意思——尤其是局限在南越境内僵持，造成美军重大伤亡最好。以上种种挫折，导致美国国内反战之风大盛——反战之声起初以中止轰炸北越为诉求重点，而轰炸北越原本目的是要让河内明了，它毫无胜算。
华府力图证明侵略得不偿失，而且游击战不会是未来新潮流。但是它却不了解其敌人如何计算其成本效益。约翰逊认为，解套之道是展示出温和立场，向河内再次保证，并且提出折中妥协方案。可是，这些特质反倒都鼓励河内抗拒不从，这个过程告诉美国人，以温和立场而败，不会有好结果。约翰逊以如下的谈话解释美国的目标：
“我们不是要消灭北越。我们也不是要改变他们的政府。我们也不是试图在南越建立永久基地。……我们之所以雀那儿，因为我们想使北越共产党不再开枪射击邻人，……展示由一国煽动去攻打另一国的游击战争，决不会成功，……我们必须持久下去，直到北越共产党体会到侵略的代价太高——要么就得同意和平解决，要么就中止其作战。”他希望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能从中了解：
“啊，你了解军事胜利已经不可能，你就会放弃运用武力，你也将发现我们乐意回报互惠。……我们只要越南光荣和平。你手中掌握着和平的钥匙。你只需要稍为扭转一下即可。”
约翰逊不应当遭到那般的仇恨与讪笑。他只是重申传统的美国真理罢了。但是，约翰逊和美国社会都没有了解，敌人把这种信誓旦旦的保证认为太可笑；甚至，敌人把美国人界定的妥协，认为是招降的呼声！
就河内的强悍、死硬的领导人而言，安定的观念毫无意义。他们成年以后一辈子都在为胜利而作战，起先是对付法国，现在则和一个超级大国对抗。以信奉共产主义的名义，他们已经给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别去招惹邻国的事”绝非河内领导人能做的事。俾斯麦曾经说，德国统一决不能靠谈出来，必须透过“铁与血”；河内看待越南统一问题也的确具同样观点。
美国各派主张的人士不断吁请河内接受某种民主的结果，绞尽脑汁要设计可行的大选方案。然而，美国国际事务思想的主干，毫无任何部分能吸引河内注意，除了想以它为工具去混淆美国人民的视听之外。既然已建立起全世界最严厉的独裁政权，河内政治局决不会接受屈居南越众多政党中之一员的地位。没有任何可令河内信服的诱因去使它停止使用武力；毕竟，只要它不输，挺下去就必然会赢；而且很显然，它还未居劣势——的确，美国的策略明明白白是以求僵持为目标，河内怎么会输？约翰逊建议，大规模的重建计划，人人都可以纳入，包括北越亦不例外，而北越来个充耳不闻。河内要胜利，不要开发援助，因此摆出它那套傲慢跋扈的态度，仿佛它根本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美国舆论浪潮转向反战之后，批评约翰逊的人士更加大肆抨击他在外交上陷入僵局，毫无作为。这些指摘称约翰逊不愿谈判，此说并不公允。约翰逊之渴望谈判，已经明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河内因而认为，再延宕下来或许可能引出更宽厚的条件。约翰逊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暂停空袭北越（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一共提到16次），使人毫不怀疑他已经不惜代价，只盼望早早谈判；河内当然处心积虑要让美国付出越高越好的代价。
我个人参与到一项和平议案里，这个故事一则显示出约翰逊政府渴望谈判，一则显示出河内利用美国渴望心理以服务其目的的技巧，已是炉火纯青。我自己涉人越南有关的过程，可谓逐步演进。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集中在欧洲问题与核战略问题上面。肯尼迪政府延揽了许多我敬佩的人士，我对它的中南半岛政策，没有深入思考，但大体上持赞同立场。我开始认真思考越南问题，是在1965、1966年，三度访问越南回国之后。当时我是以洛奇大使绥靖事务顾问的身份往访，借此机会我得以踏遍南越许多省份，并且有机会与大使馆派到各省的所谓报道员讨论——这是一群散布在全国不同地区，能干、忠勤任事的青年外交官，这几次行程令我相信，越战无法用压倒性战略取胜，美国必须与河内谈判才能脱身；不过，我对谈判究应具备何种内容，尚无明确概念。
1967年夏天，我参加一项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科学家会议。两位与会人士听说我曾经访问过南越，向我提出一个听来相当吸引人的建议。雷蒙·奥布雷克( Raymond Oubrac)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胡志明在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时，曾下榻他家，两人因而结识。奥布雷克有心由和平运动另一位科学家赫伯特·马柯维奇( Herbert Marcovich)作陪，前往河内，亲自呼吁胡志明接受谈判。我立刻向已出任助理国务卿的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此事。他们鼓励这两位科学家成行，只要两位以私人身份前往河内，并且不声称代表美国官方观点即可。
奥布雷克和马柯维奇前往河内，也得到胡志明接见。胡志明重弹旧调，谴责美国“侵略”之后，暗示：若是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 Mai Van Bo)被指定做正式的接触联络人。
后来，透过一套复杂、刻意非外交程序的手法，进行几次接触。由于河内不肯在中止轰炸之前与华府直接打交道，我以平民老百姓身份做了中间人。即使如此，河内还是深藏不露，不肯授权其代表与一个不具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讯息由华府（通常由麦克纳马拉亲交）交代给我，然后我传递给上述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再传递给马文保——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看不到的对手那里得到任何暗示（再细微也无妨），使他能够推动以谈判得出结果的路线。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在一次会议中研订出美国的最后方案，我参加了部分的会议议程。这是一个悲伤的经验，约翰逊的直觉一再反对中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狐疑不定，他仍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怀疑以单方面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然而，一方面他已疲于应付国内的批评议论，一方面也不愿推翻急欲试用外交手段的亲信之建议。约翰逊终于让步了！结果，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拟定出所谓“圣安东尼方式”( San Antonio Formula)，由约翰逊总统1967年9月29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
“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一切空中、海上轰炸行动，只要能迅速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productive discussion)。当然，我们也假定讨论进行当中，北越不会趁轰炸中止或限制而占便宜。”
圣安东尼方式是越战有决断性影响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以军事行动对付北越——一项明确的义务——换取“有成果的”讨论，只要求不要借轰炸中止而占便宜。何谓“有成果”或“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可是，河内已经显示出颇有能力操控美国国内辩论，当然也十分明白，美国若想中止轰炸，势必惹起争议，还会迁延时日。不借中止轰炸占便宜，显然不会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原本已在做的动作；最多只能说，这项规定指的是，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
河内谈判战术的特性是，即使这么一面倒的提议也要加以拒绝。河内利用这项提议当保护网，保护它即将发动的全面军事行动。不到几天，我和河内的联络渠道中断。北越了解到美国中止轰炸的代价的确很高，在坐下来思考美方方案前，试图增加对约翰逊的压力。春节攻势在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
河内正确地察觉到，美国人越来越不满，对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将和朝鲜战争拖延良久一样，不会再容忍。不过，美国国内这两项争议，性质上有差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从未受人质疑；不满，是针对如何求胜的措施意见不一。至于越战，原先广泛支持美国政策的共识，突然间消失了。在朝鲜方面，批评政府的人士要求美国再加把劲；他们不满杜鲁门的政策，提出替代方案是麦克阿瑟战局升级的战略。在越南方面，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却力促美国减少努力——及时完全地放弃它；他们的主张从修正美国战略，到无条件撤出，无所不包。在朝鲜战场，如果反对派占了上风，敌人势将面对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在越南方面，当美国国内争执闹得如此明显，河内立刻明白，外交停滞，加上军事压力，对河内有利。僵持之局会使得约翰逊政府被攻讦缺乏外交主动，美国子弟持续伤亡将导致呼吁减少军事行动，甚至还会酝酿放弃越战之声音。
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之批评，开始时相当传统式，理性地质疑越战能否打赢，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1968年3月11日，李普曼把他业已著名的批评遏制政策之矛头，指向越南。他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defeated)。”
为了凸显传统的思想类型对越南根本不配套，李普曼把“被击败”这个字加上引号，以示越南与美国安全根本不相干。根据这个观点，撤出越南只会强化美国整体的地位。
同样的观点1966年富布赖特参议员已经提出过，他批评美国屈从于“权力的傲慢”，把“权力与道德，主要责任与全球任务”混为一谈。不到两年前，富布赖特曾经谴责戴高乐，因建议越南中立化而“弄混了情势”。当时，富布赖特曾警告说：这样的路线或许会“激出无法预见的连锁事件，因为她（法国）在远东既非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非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不太可能能够掌控或大为影响它的倡议所促发的事件”。1964年，富布赖特只认识两个实际的选择方案：“扩大冲突，或重新努力强化南越人的能力，使之能以目前规模成功地进行战争。”
究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何种情势，使得富布赖特参议员把越南的地位，由重大降级为周边呢？为什么这反映出约翰逊政府在同时执行富布赖特两项建议时，具备之傲慢心态呢？美国领袖遵从美国国家传统，不愿把美国援助越南摆在安全理由之上，若是这么做，迟早可能对成本、效益产生争辩。把问题摆在于东南亚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在进退之间的合理的停止点。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从事战争的领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人士把结论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但是，反战人士也是同一个美国理想主义的产品，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战；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因此之故，一个差不多享有普遍支持的政策在两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即演变成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很幸运，不需要在其道德信念和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刻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抵抗侵略扩张。然而，南越再怎么牵强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接替吴庭艳上台的所有政府，都感到被包围；南越将领在此之前于群众心目中并无赫赫声名；一点儿也无心举办选举，试验自身受欢迎的程度。或许有人会说，西贡新统治者比起河内那帮人高压欺凌百姓少一点。事实上，这个主张经常被人提出，但没人把它当真。道德相对主义论，就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而言，根本不能接受。
批评者日益主张，如果西贡不能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他们的心底早已明白，西贡根本做不到——就怨不得被彻底抛弃。时日一久，将近20年来防卫南越所依据的安全前提“骨牌理论”，先是被抛弃，接着遭讪笑。耶鲁大学教授任斐德( Richard Renfield)提出一份极为透彻的论文。把李普曼批评美国战略上过分扩张以及越战双边在道德上的半斤八两，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因此，结论是战争毫无意义。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心情，绝没有它支持保守势力对付社会变迁来得强。
批评者指出西贡许多不当之处，以凸显美国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968年，赖斯顿问起一个许多美国人深受其扰的问题：“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成合情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1972年，富布赖特宣布，约翰逊从来不了解“议题不在‘自由人’和‘集权政府’之间，而是在互相为敌的集权政权之间；事实上，（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战，直接或间接都谈不上，而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后来转为内战。”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数千万名观众，绝大多数普通媒体记者原先一辈子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受众。电视还拥有视觉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民众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它有心做好，也不能经常保持平衡观点，何况技术上也不可能采访到越共在其控制地区犯下的暴行。电视新闻主播变成政治人物，好比总统那样可触及众多百姓，受人注目，甚至总统出现在百姓面前的频率也比不上他。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领袖的号召，牺牲奉献去协助偏远的国家。在越南，对战后复兴给予极大动力的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认为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种信仰——开始攻击自身，采取道德的焦土政策。随着战争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美国在全球的作为。失去斗志的高层
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与否的攻讦之所以特别尖锐，是因为它们大都源自大学校园与知识界，涉及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许多知识界领袖被肯尼迪延揽加入政府决策阶层，当他遇刺身亡，新边疆突然中止，他们大为震撼，后来更因为他们的学生反战示威，而更受惊骇。以何种形式撤出越南，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受到自己学生的压力，许多教授逐渐趋向单方面、无条件撤退。
作为对20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对越战的激进派人士嘲讽反共是过时的观念；林德( Staughton Lynd)和海登( Tom Hayden)这两位跑到河内的反战分子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摩根索( Hans Menthau)也转而宣称美国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
就生长在冷战的理论基本上未受挑衅的时代的领袖而言，上述攻讦反对声浪着实令他们惊骇。约翰逊本身是战后两党达成共识的主要参与人士之一，对于他夙所敬仰的知识界的攻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跟学界沟通。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到了1966年也一变尖锐批评越战，但稍早他本人曾说：“越南是（美国）全球承诺正正当当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全世界仅有五六个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是那么重要，可能值得我方做更大的承诺。”
约翰逊的反应是求助于由杜鲁门以迄肯尼迪诸位前任总统的正统论。但是反战人士而言，这些正统论听来已经过时，甚至言不及义了。他提议无条件谈判，河内领袖置之不理；河内太精明，才不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反对浪潮，约翰逊逐渐修正他的谈判立场，原先是要求在美国中止敌对行为前，北越必须先撤军，改为采取圣安东尼方式，美方在谈判之前即先中止轰炸行动；从原先拒绝和河内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 ( the National LiberationFront)谈判，改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更让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身份参加谈判。他甚至还以对整个中南半岛提供经济援助，来诱使北越软化立场。这些行动，每一样都被河内视为不充分而加以拒斥，也被美国国内多数反战人士斥为不够诚意。美国国内大辩论变成在求胜与撤退两者之间两极化；求胜，缺乏战略，撤退，却无政策。
针对约翰逊政府还有一派较温和的批评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则主张，以谈判求妥协。然而，真正的障碍不在华府，而是河内。北越共产党斗争了一辈子，不是要以分享权力或减少游击战（他们最有效的施压手段）来求取妥协。北越共产党和一个世代以前的斯大林一样不理解，谈判如何脱离均势去进行？也不能理解，单是谈判又能谈出什么结果？约翰逊一再担保他会有弹性，他不会顽固闭塞，在河内看来，除了言不及义之外，未免太天真！
令人讽刺的是，美国为了妥协要付的代价，跟它为了求胜要付的代价并无不同。河内只有在自认太弱，无法战胜之时才会接受妥协——换言之，要在它被击败之后才会接受妥协。美国只能在战争过后表现温和宽大，不能在战争进行中表现温和宽大。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派批评人士提出来的所有的标准“解决方案”，在河内不屈不挠的决心下，都没有扣住关键。停火，美国人看来是结束杀戮的良策，到了河内的角度来看，却将失去使美国人撤离越南的诱因。成立联合政府，在河内领袖看来，是否终究会走上共党接管，尚不得而知，但必然会使西贡政权苟延残喘。
美国真正能选择的不是胜利与妥协，而是胜利与失败。北越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河内掌握住现实，约翰逊或温和派批评人士都不肯承认现实。河内这帮现实政治的信徒认为越南的命运将以地面军力之均势去解决，不是在会议桌上谈定。
回顾起来，不会有人质疑美国要开启谈判可以不必付出代价。河内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决定谈判，只不过想让美国两党都承诺接受谈判结果。但是河内领袖必须在进入谈判之前，先在军事上发动作为争取上风。这项增进其谈判地位的行动，就是1968年的春节总攻势。每年阴历新年，1968年也没有例外，交战双方都同意在这段期间停火。然而，这一年的1月30日，共军针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由于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在西贡境内占领若干重要目标，甚至攻打美国大使馆和斯威特摩兰将军总司令部。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共军据守25天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