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09节
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因为双方都彼此有深刻的误解，似乎从来就话不投机。虽然他们大体上都不是虚夸自大的人，美国领袖倾向于对其务实观点过于自信。法国人民在太多的热情破碎、太多的梦想粉碎之后，已变得狐疑多心，戴高乐认为有必要以一种高傲、甚至骄恣的态度来弥补长期以来民心的不安全感。美国领袖个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两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由于华府认为西方盟国的利益理所当然会一致，认为稍有意见不同，彼此咨商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美国人的观点，同盟就好比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力要反映每一人的所有权比重，应该以一个国家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比例来计算。
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执行外交的传统，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自黎塞留以来，法国的外交主动无不出自评估风险与报偿。出自异样的传统，戴高乐较少关切咨商机制的性质，比较重视汇集各种方案以备意见不一时可拿出来应变。戴高乐认为这些不同的方案会决定相对的交涉议价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健全与否，视利害评估而定，不是看发生争端是否有正式的解决程序而定。他不认为和平不是常态，而是必须自利害冲突中挣脱出来的东西：
“人‘受其天资所限’，可是‘欲求却无穷’，世界因而充满着相互抗拮的力量。当然人的智慧经常成功地制止这种对抗蜕变成为残酷的冲突。但是，竞争的努力就是生命的环境。……就最终的分析而言，永远是在均衡中找到和平。”
我和戴高乐有短暂的交往，好生领教了他的原则。我们初次见面是尼克松1969年3月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一场盛大宴会，一名助理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是戴高乐想和我谈话。我带着敬畏之情，走近这个高身材的总统。一见到我，他立刻屏退周遭的人，没有一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撤退？”我有点腼腆地答道，单方面撤退会伤害到可信度。戴高乐不为所动，又问所谓可信度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一指出中东地区，他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地评论说：“真奇怪。我认为正好是在中东地区，你的敌人才有可信度的问题！”
翌日，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戴高乐不喜欢和助理辩论，或者说要辩论也不愿当着助理的面去辩论。我却莽莽撞撞地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通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
专心致志于追求法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戴高乐的冷漠孤高，以及外交上毫不妥协的作风。美国领袖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却强调国家有责任照料自己的安全。华府希望把整个任务的一部分摊派给盟国每个会员承担，戴高乐却认为这样的分工会把法国贬抑到附属地位，并且摧毁了法国的认同感：
“大国不可能容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统合后的国家失去对其国防的关注，因为它不再负责防务。”
这个说法解释了戴高乐近乎标准化的外交程序，以最少的说辞提出方案，如果方案被拒，干脆就单方面付诸实施。就戴高乐而言，万事莫如法国人自认为和被外人视为，一切都以法国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为最重要。戴高乐把1940年的战败羞辱视为短暂挫败，有待严正、不妥协的领导人来加以克服。以他的思维方式，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丝一毫屈从附属他国的表象，即使对它又畏又敬的友邦美国也不能显露出屈从迹象：
“至于美国，富裕、活跃和强大，（法国）发现本国对她居于依赖的地位。法国持续需要她的援助以避免金融危机，从美国取得武器，配备士卒。法国的安全完全依赖她的保护。这种说法出自统合的姿态，自动地把服从美国的权势视为当然。这就是所谓超乎国家的欧洲之理念，在这个构想下，法国就消失了。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没有经济动力、没有防卫能力的欧洲，因而在面对苏联集团时，注定成为那个自身有政策、经济和国防的强大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
戴高乐原则上并不反美，他认为，只要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真正吻合一致，他很愿意合作。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美国官员对戴高乐全力支持美方立场，大吃一惊——这是所有盟国领袖之中，最无条件支持美方立场的国家。他也反对各种中欧退出的方案，最主要原因是这将使美军离得太远、苏军又靠得太近： “这种‘摆脱’或‘退出’本身对吾人而言不具任何价值。如果解除军备的地区不能既包含大西洋也包含乌拉尔山在内的话，法国又如何获得保障？一旦发生冲突，又将如何防止侵略者长驱直入德国这个无人之境呢？”
如果戴高乐不把他主张独立的立场与若干实质上将挫弱美国在欧洲的角色之构想相结合，这些坚持也只不过留在理论层面。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仗恃美国会无限期地留驻在欧洲。欧洲必须在法国领导下，准备独力面对未来前途。戴高乐并没有声言他赞同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似乎也忘记这个假设前提或许会变成自夸自诩的预言。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时，开门见山地请教戴高乐：“你为什么怀疑美国会将其命运与欧洲命运视为一体？”在艾森豪威尔的苏伊士危机做法之后，这是个奇怪、自以为是的问题。戴高乐客气地以历史上较遥远的实例作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三年的人命牺牲浩劫之后，美国才出兵援救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在法国遭纳粹占领后，美国才参战。若是在核时代，这两次的美国介入都太迟了！
戴高乐抓住每个机会展示，在特定议题上面，美国的判断没有法国那么重视欧洲；他也毫不客气地利用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的时机。戴高乐希望波恩政府把法国视为比美国更加可靠的盟国，逐渐以法国取代美国。当美国单方面主动将若干在此之前不可侵犯的西方战后柏林政策之教条，列入外交议程之时，阿登纳越来越不安，这却对法国构成既是危险，又是机会的情势。说它是危险，是因为“如果德国人民改变立场，欧洲均势将为之大乱，也可能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说它是机会，是因为德国的害怕或许反倒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戴高乐构想中的欧洲是依据俾斯麦的德国之路线所组成——也就是以国家为基础团结起来，其中的一个国家（法国）将扮演主导角色，其作用就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一样。每个国家在戴高乐重新界定的黎塞留的法国称霸旧梦中，都有角色可以扮演：苏联将要求德国分裂；美国希望西欧有防堵苏联的能力；法国则希望把德国的民族意识导向为欧洲统一。但是，法国与普鲁士不同，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它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它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这种意见不一或许可以因时间流逝而解决，尤其因为阿登纳热切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所有的德国领袖也深悉法国与美国之间实力悬殊，他们不可能拿美国的核保护去换取法国在政治议题上的灵敏、清醒。
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两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由于核武器的威力毫无先例可以比拟，历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制订军事战略。每位政治人物在评估新技术对政策和战略有何冲击时，都很盲目；在这方面的结论出自那些没有实证的经验或资料的不切实际的理论。
核时代：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战后头十年，核垄断似乎使得美国的无所不能的论调成真。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情势转逆明显，两个核大国都即将能让对方经受从前社会无法料想的大灾祸，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
这种体会乃是即将改变国际关系性质的一种革命之核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虽然武器日益发展、日益精确化，其杀伤力仍相当有限。战争需要大量动员资源和人力，这需要时间去征集和集结。伤亡则是逐步增加。理论上，一场战争在失控之前当可制止。
由于武力只能相对少量地增加，认为国家拥有太多力量以致无法达到理性的政治目的，这种说法显得荒谬。然而，这正是核时代发生的事情。超级大国主张集中控制核战略力量，面临的两难局势变成不是如何增加额外的力量，而是如何把这么多的核武器只限于自己使用。两边都没有设法解决这个挑战。过去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紧张，却因为害怕发生核灾难而抑制下来，形成一个危机阈值，而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局势也产生一种政治挫折感，使得非核的挑衅更似合理、更加频繁。超级大国和无核武力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过去从未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受重视。北朝鲜和北越都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力吓阻，而不追求自身目标；甚至还挺身与美国军力对抗；阿富汗游击队也没有被苏联的核武力所吓阻。
历史上第一度出现，核时代使得可以借由完全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发展，来改变权力均衡。单一国家取得一枚原子弹改变的均势，远大于过去取得领土的程度。然而，除了以色列1981年袭击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为唯一例外，整个冷战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曾诉诸武力去制止敌国力量的增加。
核时代把战略变为威慑，而威慑变成神秘的智力活动。由于吓阻的效果只能做逆向测试，也就是以“未曾”发生的事件来测度它的功效，也因为根本不可能展示为什么某事不曾发生，因此非常难评估现有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或只是勉强有效的政策。甚至，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威慑，因为不可能去证明敌手是否原本就有心要攻击。这种难以估量的特性引起国际间和国内对核事务的激烈辩论，其范围包罗万象，有主张和平绥靖主义，也有主张强悍对敌，不能让步；有因怀疑而进退失据，也有过度自信势力强盛可以恫吓对方者；有无从验证的国防理论，也有无从证明的军备控制理论。
任何同盟潜在的紧张关系——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差异，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而加剧。历史上，国家一般（当然不是永远）都固守同盟，因为背弃盟国的结果被认为比履行己方义务的结果更加危险。在核时代，这条定律就未必正确；背弃盟国必须冒“最后”遭受灾祸之险，但是坚守盟约而以核武力作战，却保证“即刻”灾祸临头。
为了强化核威慑，美国和其盟国相互激励，强调一旦遭到挑衅必定强烈反击。为了强化这句威胁的可信度，同时为了一旦威慑失效也得降低灾害程度，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设法让核战争更能被预估、较少灾害。美国防卫策略家中流行精选攻击目标、集中管制和指挥核武力，以及机动反应策略等等。然而，美国的盟国却抵制这些措施，因为她们担心，核战争若是更能被预估，较能被忍受，相对地核侵略也就越可能发生。于是乎，到了最后关头，美国或许在动用其核武器之前就退缩了，这一来欧洲岂非陷入两头落空的最恶劣状况：威慑力减弱、战略根本未能实现。
这种担忧绝非无关紧要。同时，美国领袖担心法、英有自主的核武力，会造成多国有能力控制核按钮，也绝非小事一桩。如果欧洲盟国去攻击苏联，美国可能被卷进核战争。因为苏联非常可能先对美国攻击，以防止美国借苏联受伤害而渔翁得利。不过，更可能的一幕场景是，苏联对美国盟友施以最猛烈的反击，因而产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坐视其最亲密盟国遭受重大打击？
美国领袖因而决心避免在违背自己意志下，被扯进核战争中。冒着本身受摧毁之风险做决定，已经够可怕了，不需要再因盟国自由行动而牵连自己。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国针对此一两难局面的“解决方案”，就是剥夺盟国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却与欧洲历史上的大梦魇不能相容。欧洲领袖耳熟能详，为了比不上核灾祸这么严重的理由，就可以背弃盟国或被盟国抛弃，史例历历可考。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要靠尽最大可能，不让美国在面临核战关头时有选择可与欧洲分开；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也得自己有一支核武力可自行调度，作为一种再保险。
美国与欧洲对核战略的见解有别，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英国和法国渴望对影响其国家命运的决定能保有若干控制，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其历史发展。美国希望借由盟国统一步调，以免加剧核时代祸难的心理，也同样有道理。以威慑的观点看，英国和法国决心增建决策中心，有若干优点；侵略者因为得考虑到另有独立的核武力存在，其思虑不能不更加审慎。至于从进行作战较可忍受这个战略去看，美国坚持统一管控核武力则十分有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无从调和，反映出各国在史无前例的情境下，面对着无法想象的危险，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努力。美国面对这个两难局面，试图去“解决”它；戴高乐则认为它已不可能解决，设法强化法国的独立。
美国的政策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着在职总统的性格。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力劝刚愎的戴高乐，法国没有必要发展独立的核武力，并且视法国建军之举为不信赖美国的表征。艾森豪威尔以美国人地道的法理和理想主义的兼具特性，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化解美国人深恐由其盟国不昕节制惹出核战争的梦魇。1959年访问巴黎时，他请教戴高乐：同盟之内各国核武力如何能够整合成立一个单一的军事计划？此时，法国已经宣布发展核武力计划，但尚未试爆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发问，得到一个他没有准备能接受的答案。戴高乐认为，整合核武力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的鸿沟，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了解。戴高乐在一年前提出一项建议时已经透露其答案了。艾森豪威尔努力找战略方案，戴高乐则想找到政治方案。艾森豪威尔主要关切一旦战争发生，如何形成有效率的指挥结构。戴高乐对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较无兴趣（他认为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人人都输，没有赢家），只想借维持法国在任何战争之“前”的行动自由来强化其外交方略。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曾交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架构的看法。他建议在大西洋同盟内成立一个政治理事会，以美、英、法三国政府首长组成之。这个理事会定期集会，成立联合国参谋本部，规划共同策略，尤其着重在北约组织地区以外的危机：
“具世界重要性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应该交给由美、英、法组成的新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就影响世界安全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做共同决策；也负责草拟战略计划，在必要时把它付诸行动，尤其是涉及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它也应该负责组织个别作战地区，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防务。这些必要时可以再加细分。”
戴高乐为了表示他对这项建议的认真，还附带暗示法国有意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要挟。他指出：
“法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全组织为不可缺少的设计。因此，它目前参加北约组织的整个发展是以此为根据的。”
就某一层面而言，戴高乐要求法国的地位要与美国对待英国的特殊关系平等。就更深一层而言，他提议的安全设计与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计划相似，只是以法国取代苏联成为其中之一——这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全球集体安全的观念，只不过，此时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刚萌芽而已！
戴高乐直接切人核问题的核心：在核时代，不会有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来确保各方协调合作。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潜在危险都极大，以致要回避危险就会使得各国高度地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想有共同行动，唯一希望是形成亲密的政治关系，使得参加在咨商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把他们视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之间又是最难达成，而且依照戴高乐的外交作风又是几乎不可能达成。
戴高乐是否把这个政治理事会当做权宜之计，让法国核武力可以强大到能自主行动？或者他旨在建立史无前例的新的合作机制，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能居于特殊的领导地位？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对这项建议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反应都非常冷淡。英国不预备冲淡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美国则不希望以成立一个仅限核大国参加的理事会（更不用说，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在萌芽阶段而已），反倒鼓舞了棱武器的扩散；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也不能接受会员分两等的想法——有核武力的国家高人一等，没有核武力的国家就默默追随。美国领袖也宁可把大西洋同盟当做单一个体来交往——最近才因为苏伊士和柏林危机发生歧见，如何去调停则尚未明朗。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官式反应则回避重点。习惯了第四共和国易于驾驭、且任期极其短暂的总理们，基本上以官僚作风来应付戴高乐，希望时间会使戴高乐的主张淡化。他们接受定期咨商的原则，但设法把咨商层次限于低于政府首长的级别，并且表达希望议程仅限于军事议题。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这套避重就轻，想借程序掩饰具体实质的做法，只有在假设戴高乐是夸夸其言、崇尚浮华的领袖，而且已日薄西山、行将下台之际，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都错得十分离谱。戴高乐所提案不获回应，就转而以他独树一帜的办法，让他的对手方明白，他另有对策。他下令美国核武力退出法国领土、法国舰队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体系，更于1966年决定法国整个退出北约组织军事体系。但是在戴高乐走上最后不可挽回的这一步之前，他会与美国年轻、充满活力的肯尼迪总统交手、冲突。
肯尼迪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袖。他们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曾指挥战事；他们支持战后秩序的建设，但不是新秩序的创造者。肯尼迪的前人曾投入极大的精力维护他们建立的事物。肯尼迪政府则努力要建设新的建筑。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大西洋同盟的宗旨就是抵抗苏联侵略；肯尼迪则希望再造大西洋社区共同体，促成日后称为世界新秩序的先声。
肯尼迪政府为追求此一目标，发展一套双管齐下的做法，试图找出合理运用核武器的方法，并同时演进所谓大西洋联盟共同体的政治定义。肯尼迪对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报复军事理论所能带来的巨灾祸难，大为震骇。在他杰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领导下，美国发展了一套战略，创造出既非大决战，也非投降的军事方略。肯尼迪政府增强对传统武器的重视，也设法对运用核武器增加许多限制。苏联核武力日强，美国相对越来越脆弱去面对苏联核攻击，使得美国产生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 Strategy of flexibleresponse)，设计出一套指挥体系和多重选择方案，能够让美国决定（某种程度下需敌手合作）战争要如何打，以何种武器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罢手结束战争。
可是这套战略要奏效，核武器就必须纳入集中（也就是美国人）管控。肯尼迪指责法国的核计划对北约组织“有害”，他的国防部长更以一堆带尖刺的形容词，谴责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意图发展核武力，乃是“危险”、“耗费不赀”、“易于老旧过时”和“缺乏可信度”。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也说：“通往核扩散的道路没有合逻辑的终止点。”
因此，肯尼迪政府呼吁“统一”北约组织所有的核武力，提出“北约组织多边部队”（the NATO Multilateral Force，简称MLF）的计划以达成这个目标。它预备把数百枚射程在1500~2000英里的中程导弹，部署在由北约组织指挥的船舰上。为了强调这支部队是由北约组织指挥的性质，船员由各参与国家征集配组而成。但是由于美国保持否决权，MLF并没有解决北约组织基本的核困境；它既累赘，又没效用。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颁布了他那高尚的“美国与联合欧洲相互依赖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a United Europe)。政治、经济上统合的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共同承担世界领袖的重担与责任。稍后，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伯尔茨克切（Paulskirche，这是1848年自由的德意志国民大会集会之地）演讲时，又阐释这个象征，把大西洋伙伴与欧洲整合结合来提：
“唯有完全团结的欧洲才能保护我们大家，不使同盟瓦解。唯有这样的欧洲才会在面对大西洋议程时，允许隔着大西洋完全互惠待遇。也唯有这样的欧洲成立了，我们才能有完全平等的取予关系，平等分摊责任，以及平等的牺牲奉献。”
肯尼迪的号召无法推动，因为欧洲此刻是经济力量日增、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却有深厚的无力感，犹在两难之间，美国的呼吁也引起北约组织盟国的怀疑。这个灵活反应战略的实际结果是，它将使得华府在决定是否作战上获得更大的政治选择自由——这也正是戴高乐刻意发展法国核武力，终于在1960年才成功，亟欲以此加以制限的目标。美国如此渴望的慎重与弹性的性质，反倒使得法国更强化其论点，认为更需要具备核武力自立以防美国碰上危机时却另有盘算。虽然美国的目标就是以加强核威胁的可信度来加强威慑力量，大多数盟国却宁以相反的路线为基础强化威慑力量——他们坚持大规模报复的战略，不计最后结果可能是生灵涂炭，以此增加敌国风险幅度。如果诈唬无效，下一步要怎么做，则未有讨论，当然投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讨论军事整合，有若干神学性质在内。在和平时期，所谓北约组织总司令部主要是作战策划参谋本部：在作业方面，各个盟国的兵力还是由各国司令部节制，撤出军力之权也说得含含糊糊，从来也没人去质疑它。例证不少，如法军调到阿尔及利亚作战，美军在一系列中东危机时也抽调兵力投入干预，如1958年黎巴嫩事件，1973年阿以战争，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争辩“整合”的神学性与利弊得失时，美国与法国都未曾界定清楚，在“整合”的招牌下能采取的共同行动，为何在法国居下风的“合作”概念下就不能做。没有任何一种指挥体系的安排能够解决戴高乐如此分析的政治问题：
“我们的盟国和友人，美国人，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单独拥有核武力。只要他们单独拥有此一核武力，只要他们表示一旦欧洲遭到攻击他们有心立刻运用此一武力，美国人若是照这样做，法国就几乎不会提起侵略与否的问题，因为攻击已经超乎所有可能性。但是后来苏联也获得核武力，而且其核武力也强大到足可危害每个美国人的性命。当然，我不是在做评估——好似可能在某种程度的死亡和另一种程度的死亡之间，可以找出关联——但是这个崭新、巨大的事实已在眼前，不容我们不正视。”
天雷导弹事件令人想到这些种种可能的冲突，戴高乐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反对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在他观念里，这正好象征英国具有与美国同等的大国地位，却把法国贬抑到次等地位去。肯尼迪提议给予法国导弹计划的援助，与他给英国的援助完全一样，但是，在戴高乐看来，美国的整合论和他的合作论之间差异虽不大，却界定了真正独立政策的本质。何况拿骚协定是美、英领袖去磋商洽定，然后通过媒体公开传讯给戴高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然不会接受它。他也不可能把法国的核力量结合在一种随时可能遭到取消的技术（如天雷导弹）之上。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肯尼迪的建议。他以同样公开的姿态冷冷地答说：“当然，我只就这项提议与协定发表谈话，因为它们已经公布了，也因为它们的内容大家都晓得。”
一方面划定界限，戴高乐同时也利用这个场合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且驳斥了肯尼迪认为两极的欧洲这一端，必须以超乎国界的方式去组织起来：
“任何制度若是包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高高在上的国际组织，就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与责任不合。而且，这样的制度毫无疑问会发现，没有力量去驱使人民——法国人民不会答应——进入令其灵肉受考验的领域。”
戴高乐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在几天后达到高潮。戴高乐和阿登纳签署一份共同友好条约，规定在所有的主要议题上固定地咨商：两国政府就所有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攸关共同利益的问题，在任何决定之前将互相咨商，期待能尽可能获致相同的立场。
这项条约的实质内容并无可观之处。事实上，它只是一艘空船，法、德领袖日后可以视形势发展予以填充。然而，在象征意义上，它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自从1890年俾斯麦告老退隐以来，法国与英国在一切国际危机上都与德国作对，可是，当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强大压力，力阻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却是由一位德国总理出面，不使法国陷于孤立。法国或许不够强大到足可让别人接受它的方案，但是在德国支持之下，它却强大到足可阻止他人的方案得以遂行。
归结到底，问题乃是国与国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为当然，所以重点摆在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增强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这种信念正是20世纪60年代核管制问题的争议重点；也是戴高乐不接受超国界欧洲主张的根本重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是否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而激辩时，它又出现了。没错，戴高乐还有比较不具哲学意义的动机。身为黎塞留的信徒，他认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霸主地位，将因英国人会受到威胁，一则是因为英国的分量，一则是因为英国与美国关系太亲密。
然而，不论戴高乐如何私心自用，他的问题直扣美国国际角色（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核心。美国还有一课最难学的教训有待学习，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肯尼迪的大西洋伙伴观是以美国和欧洲做两根支柱，撑起一片共同的屋顶，它受到戴高乐的抵拒。戴高乐另提一套更加复杂的主张。这两套观念各自反映出其国家的历史与价值。肯尼迪的主张是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总统主张的现代版；戴高乐的主张则是传统欧洲均势的复杂版本，它的立论基础是：德国分裂，西德经济占优势，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占政治主导地位，并且以美国的核保护做保险。
然而，戴高乐的主张最后却栽在他自身强力鼓动的旧式国家利益之上。聪明的政治家不做力不从心之事，戴高乐的睿智分析遭挫，因为他没有计算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容许它与美国唱反调，以致美国可能退出欧洲——起码在实力未减损之前，但是法国从来未曾强大到能号召各国接受它的方案。
姑且不论戴高乐昧于事实，或是过分骄傲不能承认这个事实，他经常把基本上是哲学性的主张转换成对美国用心之抨击，仿佛在大西洋同盟中播下系统性不信赖的种子，乃是法国政策的根本要旨似的。在这个过程中，戴高乐自己毁了自己的设计。他认为，战与和的决定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的确有道理；他建议成立政治理事会，也正确地让盟国注意到调和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大西洋同盟不包括的地区之政治目标，迫切需要。
戴高乐却有倾向把有力的立论弄得太极端，以至耽误了目的。排斥使得协定具约束力的结构，并且设法不使程序手段阻碍自主行动，固然是一件大事，以欧洲和美国永久对峙的方式展开大西洋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他的强硬作风与美国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尤其是看待盟国的关系，截然不同，也与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的态度不相吻合，一旦这些会员国被迫要在华府和巴黎之间做选择，肯定会偏向华府。
这个情况在法国对德国关系上，尤其明显。戴高乐把法、德合作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虽然他获得德国支持其柏林政策，也相当同情他对核管制的观点，但是却有一个限制，德国政治人物不肯也不能超越雷池而与美国破裂。不论他们对美国个别政策有何不满，德国领袖却没有意愿落单，只有法国撑腰去面对苏联的威胁。姑不论德国领袖对英、美之核管制问题或欧洲整合问题有何评估，他们没有人可能偏向仰赖法国的小兵力而不依靠美国庞大的核武力，或者宁取法国的政治支持而不要美国的撑腰。因此，戴高乐采取反美路线的成就，有其限制；他想要阻止德国的国家主义重新兴起，却有着风险会诱使德国民族主义蠢蠢欲动。
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特征就是它们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1958~1963年的柏林危机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欧洲利益正面挑衅。1960—1966年大西洋盟国龃龉危机之后，北约组织问题逐渐退潮，成为美国和法国主张和平共处之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欧洲年”的号召，拟以比较温和的方案为基础，恢复肯尼迪做法的精神，它遭到戴高乐派同样理由的反对而滞碍难行。法国三番两次试图创立真正独立的一支欧洲军力，但是由于美国的保留态度和德国的矛盾犹豫，这些计划未能具体推行。数十年的时间流逝，美、法主张都过时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美、法这两个老冤家都发现身处的环境，已使得他们最终的合作成为大西洋与欧洲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之关键。威尔逊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与分工合作为基础运作，适合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特征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外来威胁极严重，美国的核武力具有近乎独占垄断的优势，经济实力更是独步全球。但是，单一、统一的威胁消失了，苏联及其阵营崩溃了，加上经济实力分配的更加均匀，对国际秩序产生需要更精心地追求国家利益与地域利益之平衡。苏联果真如凯南、艾奇逊和杜勒斯的预测崩溃了。可是，守候在道路末端的并非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世界，而是威尔逊及其信徒称之为“旧式”的国家主义。戴高乐若是见到这个新世界，一定不会震惊。毫无疑问，他也必然不会认定它是“新”世界。他必然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只是被两极霸权这个短暂现象的薄纱略为遮住罢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也推翻了戴高乐的多数假设。戴高乐事事迟疑，只对法国国际角色信心十足，他过分高估了法国纯以自力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新世界秩序”对戴高乐梦想法国在欧洲政治地位独尊，并不曾给予顺利条件，对美国想居于全球而不受挑战，也未予厚爱，统一后的德国不再需要盟国认可她的正统性强过东德。在苏联原先那些东欧附庸现在也成为剧中一角色时，法国发现自己不能纯靠本身力量去组建新的欧洲均势。法国传统上以与俄罗斯修好来围堵德国的做法，也基于前苏联的发展必会产生的两种情形而失去效用：如果俄罗斯变成混乱不堪，它将太弱，无法制衡德国；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又恢复集中制，这个新国家仍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它又可能太强大而不会成为法国的伙伴。何况这个国家是否会看得上法国，也未可知。它说不定觉得与美国或德国结盟，还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想要包围德国的作为，将会唤醒德国领袖迄今尚能抑止的民族主义兴起，而这正是法国持续迄今的噩梦。因此，美国还是法国最可靠的伙伴，只是理念上说不定最难缠而已！也是法国与德国友好政策的唯一再保险。
因此，在这条道路上的末端，戴高乐原先的规划是不再需要事事仰承美国意旨，美国则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把法国整合进入北约组织，这两个长期友好冤家之间的合作（类似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却成为均势的关键。就跟两代人以前的情势相仿佛，当时威尔逊在法国出现，把旧世界救出困境，并把它的眼界提升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境界。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潭，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
一切作为最初的立意都极为善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把欧洲和日本重建起来，也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韩国迎接苏联的挑战并把它压制下去，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在大伞庇护下的国家享受着和平、繁荣与稳定。
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20世纪的国际经验，那种它在价值与成就之间经常享有的直接、适宜的关系，第一次开始遭到损坏。过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也不禁质疑起他们是如何把这种价值观带进越南的？美国人认定美国的国家经验与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妥协折中、含混不清两者之间，出现了裂缝。在越南的严酷考验中，美国的与众不同却反噬了它自己。美国社会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去辩论其政策实务上的缺陷，却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求“任何”国际角色，越南大辩论的这种取向造成的创痛既深且巨，难以痊愈。
很少有一个国家行动的结果，却与其原始本意如此大相径庭。美国在越南忘却了黎塞留三个世纪前曾经揭示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
为配合国家利益分析的地缘政治方法，会分辨何者是战略性重要者，何者只具周边性质。它必然会问：1948年中共征服中国大陆，斩获甚巨，为什么认为坐视不救是安全之举，可是却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一个蕞尔小国等同来看，而且这个国家在过去150年里从未独立，也从来没有在其现有版图上独立过1
19世纪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发现他的两个最亲密盟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为了距德国边界仅有数百英里之遥的巴尔干半岛严重失和，他先表明：德国不会为巴尔干问题介入战争；以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牺牲一个士兵的生命！美国并没有以同样的算术来做评估。19世纪，精通外交政策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提醒美国人别跑到外国去追索“远方恶徒”。可是威尔逊派看待外交政策，却不分要剿灭的恶徒有何不同。威尔逊主义看待世界秩序是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不去分辨不同国家有何相对的重要性。美国只问谁是正义一方，即为它而战，不去过问当地局势，也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到了20世纪，美国总统一个接一个宣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即令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主要的国际目标是举世和平与进步。本着此精神，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大方地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不必去论这些国家是否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以更加激越高尚的用词，重弹此论调。他描绘的新世界是王位被推翻、大帝国被倾覆，而新国家崛起。在这一个骚乱中，命运要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自由的重责大任，不受地理因素限制，也不计国家利益。艾森豪威尔亦申明，如果有此种考虑就违背了价值体系，在美国传统理念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应一视同仁；“深信保卫自由，就和自由本身一样，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我们对所有的国家与民族都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我们不能接受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次人一等，可以牺牲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描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美国道德责任的延伸，不是斟酌风险与报酬而产生的事物。美国政策衡量的不是可行性如何（这已被视为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而是其价值：“历史不会长久把保护自由的负担交给软弱、胆怯之徒。”身为领袖就是奖酬，美国的好处就是享有特权协助别人去自立自助。所信奉的利他主义，没有政治或地理的疆域界限。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扬美国的无私和对世界的职责。肯尼迪宣称他这一代人乃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嫡系血缘，并且以激越的言词保证其政府，不会“允许人们一向坚持，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慢慢侵凌。我们要让每一个国家，不分敌友，都明白：我们愿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重荷、迎接一切艰难、支持一切友人、抵抗一切敌人，来确保自由长存与成功。”对全球的普遍承诺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无关，也不会把任何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肯尼迪动人的结论，恰恰与帕默斯顿首相的名言截然不同。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美国在追求自由时，却没有利益，只有朋友。
到了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1月20日就职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衍生的对外承诺，已经完全泯除所谓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的分野。约翰逊保证，在美国心目中，不分亲疏，一视同仁：
“我们从前称为外来的恐怖危险和麻烦，现在已持续存在我们生命中。如果美国子弟的生命必须牺牲在陌生的地域，财富必须抛撒在那里，那也是我们基于信念必须支付的代价。”
此后，这类谈话常被引为例证，指责美国犯了强权自大症，或者是追求霸权而伪善地借口掩饰。类似的轻下断语的嘲讽，误解了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并且由这份天真朴实中产生动力做经常的努力。多数国家走上战场去抵抗对其安全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本世纪里，美国投入战争（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大体上都是以集体安全代理人的身份，挑起道义责任去抵抗侵略或不公正。
这份承诺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慕尼黑悲剧的这一代美国领袖身上，特别明白。深深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教训就是，不论侵略发生在哪里我们都将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下去抵抗它。从赫尔以降，美国历任国务卿都重申此一论点。这是艾奇逊和杜勒斯都同意的一点。根据地缘政治观点去分析共产党征服某一遥远国家会带来何种特定危险，被认为不及下列两句口号重要：理论上要抵抗侵略，以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获胜，更加强了美国决策领袖的信念，认为不能再容忍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
这一段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声明显示这个信念大体上没人质疑。1950年2月，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前，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即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揭示着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诞生；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预测，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缅甸和泰国即将不保，并且“东南亚的局势将陷入重大危险”。1951年1月，腊斯克宣称：“对我们尽力追求现行路线的忽视，将对我们在中南半岛利益造成灾祸，结果亦将波及我们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利益。”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官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官。”
但是，这份文件暗示，每次共产党得逞就是克里姆林宫又扩大了地盘，这句话正确吗？尤其是考虑到铁托主义的经验时，这句话还能成立吗？若是中南半岛又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就会推翻全球均势，这句话对吗？由于这些问题没被提起，美国从未认真处理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发展到对全球承诺过分延伸的地步——这正是李普曼早先曾提醒要小心的（详见本书第十八章）。
事实上，威胁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来自次等大国，它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代理人，而且苏联对它的掌握也颇有问题。事实上，当越战一步一步演进，美国是在和代理人的代理人作战，每一个代理人又对它背后的大老板有深刻的猜忌，而按照美国人的分析，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而北京据信则由莫斯科在背后掌握。在欧洲，美国为保卫历史古国而战；在中南半岛，美国打交道的社会正在他们的范围内第一次要建国。欧洲国家有长期以来建立的传统，知道如何合作以保护均势。在东南亚，国家初建，对均势的观念仍然陌生，而且在既有的国家之中也没有合作的先例。
欧、亚地缘政治之间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利益的重大差异，都被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外交政策方式所掩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试爆原子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获胜、南韩遭到北朝鲜攻击等等，美国领袖把她们统统归纳在一起，当做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一种集中掌控的全球滋事阴谋。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就会设法把朝鲜战争局限在最狭窄的颈部地带；可是美国的善恶二元论，却另有主张。杜鲁门赋予韩国全球性的重要地位，不仅在韩境派出大批美军部队，还对法国扩大军援，支持法国在中南半岛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当时的名称是“越盟”），而且调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美国决策领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同时分头出击，与莫斯科和北京在1950年的分路夹击，等同来看，只是把德国换成苏联，让中共取代日本的角色而已。到了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援助。
由于华府认为西方盟国的利益理所当然会一致，认为稍有意见不同，彼此咨商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美国人的观点，同盟就好比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力要反映每一人的所有权比重，应该以一个国家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比例来计算。
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执行外交的传统，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自黎塞留以来，法国的外交主动无不出自评估风险与报偿。出自异样的传统，戴高乐较少关切咨商机制的性质，比较重视汇集各种方案以备意见不一时可拿出来应变。戴高乐认为这些不同的方案会决定相对的交涉议价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健全与否，视利害评估而定，不是看发生争端是否有正式的解决程序而定。他不认为和平不是常态，而是必须自利害冲突中挣脱出来的东西：
“人‘受其天资所限’，可是‘欲求却无穷’，世界因而充满着相互抗拮的力量。当然人的智慧经常成功地制止这种对抗蜕变成为残酷的冲突。但是，竞争的努力就是生命的环境。……就最终的分析而言，永远是在均衡中找到和平。”
我和戴高乐有短暂的交往，好生领教了他的原则。我们初次见面是尼克松1969年3月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一场盛大宴会，一名助理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是戴高乐想和我谈话。我带着敬畏之情，走近这个高身材的总统。一见到我，他立刻屏退周遭的人，没有一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撤退？”我有点腼腆地答道，单方面撤退会伤害到可信度。戴高乐不为所动，又问所谓可信度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一指出中东地区，他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地评论说：“真奇怪。我认为正好是在中东地区，你的敌人才有可信度的问题！”
翌日，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戴高乐不喜欢和助理辩论，或者说要辩论也不愿当着助理的面去辩论。我却莽莽撞撞地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通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
专心致志于追求法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戴高乐的冷漠孤高，以及外交上毫不妥协的作风。美国领袖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却强调国家有责任照料自己的安全。华府希望把整个任务的一部分摊派给盟国每个会员承担，戴高乐却认为这样的分工会把法国贬抑到附属地位，并且摧毁了法国的认同感：
“大国不可能容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统合后的国家失去对其国防的关注，因为它不再负责防务。”
这个说法解释了戴高乐近乎标准化的外交程序，以最少的说辞提出方案，如果方案被拒，干脆就单方面付诸实施。就戴高乐而言，万事莫如法国人自认为和被外人视为，一切都以法国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为最重要。戴高乐把1940年的战败羞辱视为短暂挫败，有待严正、不妥协的领导人来加以克服。以他的思维方式，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丝一毫屈从附属他国的表象，即使对它又畏又敬的友邦美国也不能显露出屈从迹象：
“至于美国，富裕、活跃和强大，（法国）发现本国对她居于依赖的地位。法国持续需要她的援助以避免金融危机，从美国取得武器，配备士卒。法国的安全完全依赖她的保护。这种说法出自统合的姿态，自动地把服从美国的权势视为当然。这就是所谓超乎国家的欧洲之理念，在这个构想下，法国就消失了。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没有经济动力、没有防卫能力的欧洲，因而在面对苏联集团时，注定成为那个自身有政策、经济和国防的强大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
戴高乐原则上并不反美，他认为，只要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真正吻合一致，他很愿意合作。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美国官员对戴高乐全力支持美方立场，大吃一惊——这是所有盟国领袖之中，最无条件支持美方立场的国家。他也反对各种中欧退出的方案，最主要原因是这将使美军离得太远、苏军又靠得太近： “这种‘摆脱’或‘退出’本身对吾人而言不具任何价值。如果解除军备的地区不能既包含大西洋也包含乌拉尔山在内的话，法国又如何获得保障？一旦发生冲突，又将如何防止侵略者长驱直入德国这个无人之境呢？”
如果戴高乐不把他主张独立的立场与若干实质上将挫弱美国在欧洲的角色之构想相结合，这些坚持也只不过留在理论层面。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仗恃美国会无限期地留驻在欧洲。欧洲必须在法国领导下，准备独力面对未来前途。戴高乐并没有声言他赞同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似乎也忘记这个假设前提或许会变成自夸自诩的预言。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时，开门见山地请教戴高乐：“你为什么怀疑美国会将其命运与欧洲命运视为一体？”在艾森豪威尔的苏伊士危机做法之后，这是个奇怪、自以为是的问题。戴高乐客气地以历史上较遥远的实例作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三年的人命牺牲浩劫之后，美国才出兵援救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在法国遭纳粹占领后，美国才参战。若是在核时代，这两次的美国介入都太迟了！
戴高乐抓住每个机会展示，在特定议题上面，美国的判断没有法国那么重视欧洲；他也毫不客气地利用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的时机。戴高乐希望波恩政府把法国视为比美国更加可靠的盟国，逐渐以法国取代美国。当美国单方面主动将若干在此之前不可侵犯的西方战后柏林政策之教条，列入外交议程之时，阿登纳越来越不安，这却对法国构成既是危险，又是机会的情势。说它是危险，是因为“如果德国人民改变立场，欧洲均势将为之大乱，也可能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说它是机会，是因为德国的害怕或许反倒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戴高乐构想中的欧洲是依据俾斯麦的德国之路线所组成——也就是以国家为基础团结起来，其中的一个国家（法国）将扮演主导角色，其作用就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一样。每个国家在戴高乐重新界定的黎塞留的法国称霸旧梦中，都有角色可以扮演：苏联将要求德国分裂；美国希望西欧有防堵苏联的能力；法国则希望把德国的民族意识导向为欧洲统一。但是，法国与普鲁士不同，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它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它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这种意见不一或许可以因时间流逝而解决，尤其因为阿登纳热切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所有的德国领袖也深悉法国与美国之间实力悬殊，他们不可能拿美国的核保护去换取法国在政治议题上的灵敏、清醒。
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两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由于核武器的威力毫无先例可以比拟，历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制订军事战略。每位政治人物在评估新技术对政策和战略有何冲击时，都很盲目；在这方面的结论出自那些没有实证的经验或资料的不切实际的理论。
核时代：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战后头十年，核垄断似乎使得美国的无所不能的论调成真。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情势转逆明显，两个核大国都即将能让对方经受从前社会无法料想的大灾祸，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
这种体会乃是即将改变国际关系性质的一种革命之核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虽然武器日益发展、日益精确化，其杀伤力仍相当有限。战争需要大量动员资源和人力，这需要时间去征集和集结。伤亡则是逐步增加。理论上，一场战争在失控之前当可制止。
由于武力只能相对少量地增加，认为国家拥有太多力量以致无法达到理性的政治目的，这种说法显得荒谬。然而，这正是核时代发生的事情。超级大国主张集中控制核战略力量，面临的两难局势变成不是如何增加额外的力量，而是如何把这么多的核武器只限于自己使用。两边都没有设法解决这个挑战。过去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紧张，却因为害怕发生核灾难而抑制下来，形成一个危机阈值，而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局势也产生一种政治挫折感，使得非核的挑衅更似合理、更加频繁。超级大国和无核武力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过去从未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受重视。北朝鲜和北越都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力吓阻，而不追求自身目标；甚至还挺身与美国军力对抗；阿富汗游击队也没有被苏联的核武力所吓阻。
历史上第一度出现，核时代使得可以借由完全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发展，来改变权力均衡。单一国家取得一枚原子弹改变的均势，远大于过去取得领土的程度。然而，除了以色列1981年袭击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为唯一例外，整个冷战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曾诉诸武力去制止敌国力量的增加。
核时代把战略变为威慑，而威慑变成神秘的智力活动。由于吓阻的效果只能做逆向测试，也就是以“未曾”发生的事件来测度它的功效，也因为根本不可能展示为什么某事不曾发生，因此非常难评估现有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或只是勉强有效的政策。甚至，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威慑，因为不可能去证明敌手是否原本就有心要攻击。这种难以估量的特性引起国际间和国内对核事务的激烈辩论，其范围包罗万象，有主张和平绥靖主义，也有主张强悍对敌，不能让步；有因怀疑而进退失据，也有过度自信势力强盛可以恫吓对方者；有无从验证的国防理论，也有无从证明的军备控制理论。
任何同盟潜在的紧张关系——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差异，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而加剧。历史上，国家一般（当然不是永远）都固守同盟，因为背弃盟国的结果被认为比履行己方义务的结果更加危险。在核时代，这条定律就未必正确；背弃盟国必须冒“最后”遭受灾祸之险，但是坚守盟约而以核武力作战，却保证“即刻”灾祸临头。
为了强化核威慑，美国和其盟国相互激励，强调一旦遭到挑衅必定强烈反击。为了强化这句威胁的可信度，同时为了一旦威慑失效也得降低灾害程度，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设法让核战争更能被预估、较少灾害。美国防卫策略家中流行精选攻击目标、集中管制和指挥核武力，以及机动反应策略等等。然而，美国的盟国却抵制这些措施，因为她们担心，核战争若是更能被预估，较能被忍受，相对地核侵略也就越可能发生。于是乎，到了最后关头，美国或许在动用其核武器之前就退缩了，这一来欧洲岂非陷入两头落空的最恶劣状况：威慑力减弱、战略根本未能实现。
这种担忧绝非无关紧要。同时，美国领袖担心法、英有自主的核武力，会造成多国有能力控制核按钮，也绝非小事一桩。如果欧洲盟国去攻击苏联，美国可能被卷进核战争。因为苏联非常可能先对美国攻击，以防止美国借苏联受伤害而渔翁得利。不过，更可能的一幕场景是，苏联对美国盟友施以最猛烈的反击，因而产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坐视其最亲密盟国遭受重大打击？
美国领袖因而决心避免在违背自己意志下，被扯进核战争中。冒着本身受摧毁之风险做决定，已经够可怕了，不需要再因盟国自由行动而牵连自己。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国针对此一两难局面的“解决方案”，就是剥夺盟国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却与欧洲历史上的大梦魇不能相容。欧洲领袖耳熟能详，为了比不上核灾祸这么严重的理由，就可以背弃盟国或被盟国抛弃，史例历历可考。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要靠尽最大可能，不让美国在面临核战关头时有选择可与欧洲分开；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也得自己有一支核武力可自行调度，作为一种再保险。
美国与欧洲对核战略的见解有别，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英国和法国渴望对影响其国家命运的决定能保有若干控制，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其历史发展。美国希望借由盟国统一步调，以免加剧核时代祸难的心理，也同样有道理。以威慑的观点看，英国和法国决心增建决策中心，有若干优点；侵略者因为得考虑到另有独立的核武力存在，其思虑不能不更加审慎。至于从进行作战较可忍受这个战略去看，美国坚持统一管控核武力则十分有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无从调和，反映出各国在史无前例的情境下，面对着无法想象的危险，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努力。美国面对这个两难局面，试图去“解决”它；戴高乐则认为它已不可能解决，设法强化法国的独立。
美国的政策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着在职总统的性格。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力劝刚愎的戴高乐，法国没有必要发展独立的核武力，并且视法国建军之举为不信赖美国的表征。艾森豪威尔以美国人地道的法理和理想主义的兼具特性，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化解美国人深恐由其盟国不昕节制惹出核战争的梦魇。1959年访问巴黎时，他请教戴高乐：同盟之内各国核武力如何能够整合成立一个单一的军事计划？此时，法国已经宣布发展核武力计划，但尚未试爆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发问，得到一个他没有准备能接受的答案。戴高乐认为，整合核武力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的鸿沟，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了解。戴高乐在一年前提出一项建议时已经透露其答案了。艾森豪威尔努力找战略方案，戴高乐则想找到政治方案。艾森豪威尔主要关切一旦战争发生，如何形成有效率的指挥结构。戴高乐对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较无兴趣（他认为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人人都输，没有赢家），只想借维持法国在任何战争之“前”的行动自由来强化其外交方略。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曾交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架构的看法。他建议在大西洋同盟内成立一个政治理事会，以美、英、法三国政府首长组成之。这个理事会定期集会，成立联合国参谋本部，规划共同策略，尤其着重在北约组织地区以外的危机：
“具世界重要性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应该交给由美、英、法组成的新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就影响世界安全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做共同决策；也负责草拟战略计划，在必要时把它付诸行动，尤其是涉及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它也应该负责组织个别作战地区，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防务。这些必要时可以再加细分。”
戴高乐为了表示他对这项建议的认真，还附带暗示法国有意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要挟。他指出：
“法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全组织为不可缺少的设计。因此，它目前参加北约组织的整个发展是以此为根据的。”
就某一层面而言，戴高乐要求法国的地位要与美国对待英国的特殊关系平等。就更深一层而言，他提议的安全设计与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计划相似，只是以法国取代苏联成为其中之一——这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全球集体安全的观念，只不过，此时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刚萌芽而已！
戴高乐直接切人核问题的核心：在核时代，不会有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来确保各方协调合作。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潜在危险都极大，以致要回避危险就会使得各国高度地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想有共同行动，唯一希望是形成亲密的政治关系，使得参加在咨商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把他们视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之间又是最难达成，而且依照戴高乐的外交作风又是几乎不可能达成。
戴高乐是否把这个政治理事会当做权宜之计，让法国核武力可以强大到能自主行动？或者他旨在建立史无前例的新的合作机制，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能居于特殊的领导地位？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对这项建议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反应都非常冷淡。英国不预备冲淡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美国则不希望以成立一个仅限核大国参加的理事会（更不用说，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在萌芽阶段而已），反倒鼓舞了棱武器的扩散；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也不能接受会员分两等的想法——有核武力的国家高人一等，没有核武力的国家就默默追随。美国领袖也宁可把大西洋同盟当做单一个体来交往——最近才因为苏伊士和柏林危机发生歧见，如何去调停则尚未明朗。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官式反应则回避重点。习惯了第四共和国易于驾驭、且任期极其短暂的总理们，基本上以官僚作风来应付戴高乐，希望时间会使戴高乐的主张淡化。他们接受定期咨商的原则，但设法把咨商层次限于低于政府首长的级别，并且表达希望议程仅限于军事议题。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这套避重就轻，想借程序掩饰具体实质的做法，只有在假设戴高乐是夸夸其言、崇尚浮华的领袖，而且已日薄西山、行将下台之际，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都错得十分离谱。戴高乐所提案不获回应，就转而以他独树一帜的办法，让他的对手方明白，他另有对策。他下令美国核武力退出法国领土、法国舰队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体系，更于1966年决定法国整个退出北约组织军事体系。但是在戴高乐走上最后不可挽回的这一步之前，他会与美国年轻、充满活力的肯尼迪总统交手、冲突。
肯尼迪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袖。他们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曾指挥战事；他们支持战后秩序的建设，但不是新秩序的创造者。肯尼迪的前人曾投入极大的精力维护他们建立的事物。肯尼迪政府则努力要建设新的建筑。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大西洋同盟的宗旨就是抵抗苏联侵略；肯尼迪则希望再造大西洋社区共同体，促成日后称为世界新秩序的先声。
肯尼迪政府为追求此一目标，发展一套双管齐下的做法，试图找出合理运用核武器的方法，并同时演进所谓大西洋联盟共同体的政治定义。肯尼迪对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报复军事理论所能带来的巨灾祸难，大为震骇。在他杰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领导下，美国发展了一套战略，创造出既非大决战，也非投降的军事方略。肯尼迪政府增强对传统武器的重视，也设法对运用核武器增加许多限制。苏联核武力日强，美国相对越来越脆弱去面对苏联核攻击，使得美国产生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 Strategy of flexibleresponse)，设计出一套指挥体系和多重选择方案，能够让美国决定（某种程度下需敌手合作）战争要如何打，以何种武器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罢手结束战争。
可是这套战略要奏效，核武器就必须纳入集中（也就是美国人）管控。肯尼迪指责法国的核计划对北约组织“有害”，他的国防部长更以一堆带尖刺的形容词，谴责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意图发展核武力，乃是“危险”、“耗费不赀”、“易于老旧过时”和“缺乏可信度”。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也说：“通往核扩散的道路没有合逻辑的终止点。”
因此，肯尼迪政府呼吁“统一”北约组织所有的核武力，提出“北约组织多边部队”（the NATO Multilateral Force，简称MLF）的计划以达成这个目标。它预备把数百枚射程在1500~2000英里的中程导弹，部署在由北约组织指挥的船舰上。为了强调这支部队是由北约组织指挥的性质，船员由各参与国家征集配组而成。但是由于美国保持否决权，MLF并没有解决北约组织基本的核困境；它既累赘，又没效用。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颁布了他那高尚的“美国与联合欧洲相互依赖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a United Europe)。政治、经济上统合的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共同承担世界领袖的重担与责任。稍后，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伯尔茨克切（Paulskirche，这是1848年自由的德意志国民大会集会之地）演讲时，又阐释这个象征，把大西洋伙伴与欧洲整合结合来提：
“唯有完全团结的欧洲才能保护我们大家，不使同盟瓦解。唯有这样的欧洲才会在面对大西洋议程时，允许隔着大西洋完全互惠待遇。也唯有这样的欧洲成立了，我们才能有完全平等的取予关系，平等分摊责任，以及平等的牺牲奉献。”
肯尼迪的号召无法推动，因为欧洲此刻是经济力量日增、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却有深厚的无力感，犹在两难之间，美国的呼吁也引起北约组织盟国的怀疑。这个灵活反应战略的实际结果是，它将使得华府在决定是否作战上获得更大的政治选择自由——这也正是戴高乐刻意发展法国核武力，终于在1960年才成功，亟欲以此加以制限的目标。美国如此渴望的慎重与弹性的性质，反倒使得法国更强化其论点，认为更需要具备核武力自立以防美国碰上危机时却另有盘算。虽然美国的目标就是以加强核威胁的可信度来加强威慑力量，大多数盟国却宁以相反的路线为基础强化威慑力量——他们坚持大规模报复的战略，不计最后结果可能是生灵涂炭，以此增加敌国风险幅度。如果诈唬无效，下一步要怎么做，则未有讨论，当然投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讨论军事整合，有若干神学性质在内。在和平时期，所谓北约组织总司令部主要是作战策划参谋本部：在作业方面，各个盟国的兵力还是由各国司令部节制，撤出军力之权也说得含含糊糊，从来也没人去质疑它。例证不少，如法军调到阿尔及利亚作战，美军在一系列中东危机时也抽调兵力投入干预，如1958年黎巴嫩事件，1973年阿以战争，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争辩“整合”的神学性与利弊得失时，美国与法国都未曾界定清楚，在“整合”的招牌下能采取的共同行动，为何在法国居下风的“合作”概念下就不能做。没有任何一种指挥体系的安排能够解决戴高乐如此分析的政治问题：
“我们的盟国和友人，美国人，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单独拥有核武力。只要他们单独拥有此一核武力，只要他们表示一旦欧洲遭到攻击他们有心立刻运用此一武力，美国人若是照这样做，法国就几乎不会提起侵略与否的问题，因为攻击已经超乎所有可能性。但是后来苏联也获得核武力，而且其核武力也强大到足可危害每个美国人的性命。当然，我不是在做评估——好似可能在某种程度的死亡和另一种程度的死亡之间，可以找出关联——但是这个崭新、巨大的事实已在眼前，不容我们不正视。”
天雷导弹事件令人想到这些种种可能的冲突，戴高乐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反对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在他观念里，这正好象征英国具有与美国同等的大国地位，却把法国贬抑到次等地位去。肯尼迪提议给予法国导弹计划的援助，与他给英国的援助完全一样，但是，在戴高乐看来，美国的整合论和他的合作论之间差异虽不大，却界定了真正独立政策的本质。何况拿骚协定是美、英领袖去磋商洽定，然后通过媒体公开传讯给戴高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然不会接受它。他也不可能把法国的核力量结合在一种随时可能遭到取消的技术（如天雷导弹）之上。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肯尼迪的建议。他以同样公开的姿态冷冷地答说：“当然，我只就这项提议与协定发表谈话，因为它们已经公布了，也因为它们的内容大家都晓得。”
一方面划定界限，戴高乐同时也利用这个场合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且驳斥了肯尼迪认为两极的欧洲这一端，必须以超乎国界的方式去组织起来：
“任何制度若是包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高高在上的国际组织，就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与责任不合。而且，这样的制度毫无疑问会发现，没有力量去驱使人民——法国人民不会答应——进入令其灵肉受考验的领域。”
戴高乐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在几天后达到高潮。戴高乐和阿登纳签署一份共同友好条约，规定在所有的主要议题上固定地咨商：两国政府就所有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攸关共同利益的问题，在任何决定之前将互相咨商，期待能尽可能获致相同的立场。
这项条约的实质内容并无可观之处。事实上，它只是一艘空船，法、德领袖日后可以视形势发展予以填充。然而，在象征意义上，它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自从1890年俾斯麦告老退隐以来，法国与英国在一切国际危机上都与德国作对，可是，当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强大压力，力阻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却是由一位德国总理出面，不使法国陷于孤立。法国或许不够强大到足可让别人接受它的方案，但是在德国支持之下，它却强大到足可阻止他人的方案得以遂行。
归结到底，问题乃是国与国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为当然，所以重点摆在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增强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这种信念正是20世纪60年代核管制问题的争议重点；也是戴高乐不接受超国界欧洲主张的根本重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是否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而激辩时，它又出现了。没错，戴高乐还有比较不具哲学意义的动机。身为黎塞留的信徒，他认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霸主地位，将因英国人会受到威胁，一则是因为英国的分量，一则是因为英国与美国关系太亲密。
然而，不论戴高乐如何私心自用，他的问题直扣美国国际角色（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核心。美国还有一课最难学的教训有待学习，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肯尼迪的大西洋伙伴观是以美国和欧洲做两根支柱，撑起一片共同的屋顶，它受到戴高乐的抵拒。戴高乐另提一套更加复杂的主张。这两套观念各自反映出其国家的历史与价值。肯尼迪的主张是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总统主张的现代版；戴高乐的主张则是传统欧洲均势的复杂版本，它的立论基础是：德国分裂，西德经济占优势，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占政治主导地位，并且以美国的核保护做保险。
然而，戴高乐的主张最后却栽在他自身强力鼓动的旧式国家利益之上。聪明的政治家不做力不从心之事，戴高乐的睿智分析遭挫，因为他没有计算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容许它与美国唱反调，以致美国可能退出欧洲——起码在实力未减损之前，但是法国从来未曾强大到能号召各国接受它的方案。
姑且不论戴高乐昧于事实，或是过分骄傲不能承认这个事实，他经常把基本上是哲学性的主张转换成对美国用心之抨击，仿佛在大西洋同盟中播下系统性不信赖的种子，乃是法国政策的根本要旨似的。在这个过程中，戴高乐自己毁了自己的设计。他认为，战与和的决定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的确有道理；他建议成立政治理事会，也正确地让盟国注意到调和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大西洋同盟不包括的地区之政治目标，迫切需要。
戴高乐却有倾向把有力的立论弄得太极端，以至耽误了目的。排斥使得协定具约束力的结构，并且设法不使程序手段阻碍自主行动，固然是一件大事，以欧洲和美国永久对峙的方式展开大西洋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他的强硬作风与美国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尤其是看待盟国的关系，截然不同，也与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的态度不相吻合，一旦这些会员国被迫要在华府和巴黎之间做选择，肯定会偏向华府。
这个情况在法国对德国关系上，尤其明显。戴高乐把法、德合作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虽然他获得德国支持其柏林政策，也相当同情他对核管制的观点，但是却有一个限制，德国政治人物不肯也不能超越雷池而与美国破裂。不论他们对美国个别政策有何不满，德国领袖却没有意愿落单，只有法国撑腰去面对苏联的威胁。姑不论德国领袖对英、美之核管制问题或欧洲整合问题有何评估，他们没有人可能偏向仰赖法国的小兵力而不依靠美国庞大的核武力，或者宁取法国的政治支持而不要美国的撑腰。因此，戴高乐采取反美路线的成就，有其限制；他想要阻止德国的国家主义重新兴起，却有着风险会诱使德国民族主义蠢蠢欲动。
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特征就是它们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1958~1963年的柏林危机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欧洲利益正面挑衅。1960—1966年大西洋盟国龃龉危机之后，北约组织问题逐渐退潮，成为美国和法国主张和平共处之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欧洲年”的号召，拟以比较温和的方案为基础，恢复肯尼迪做法的精神，它遭到戴高乐派同样理由的反对而滞碍难行。法国三番两次试图创立真正独立的一支欧洲军力，但是由于美国的保留态度和德国的矛盾犹豫，这些计划未能具体推行。数十年的时间流逝，美、法主张都过时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美、法这两个老冤家都发现身处的环境，已使得他们最终的合作成为大西洋与欧洲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之关键。威尔逊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与分工合作为基础运作，适合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特征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外来威胁极严重，美国的核武力具有近乎独占垄断的优势，经济实力更是独步全球。但是，单一、统一的威胁消失了，苏联及其阵营崩溃了，加上经济实力分配的更加均匀，对国际秩序产生需要更精心地追求国家利益与地域利益之平衡。苏联果真如凯南、艾奇逊和杜勒斯的预测崩溃了。可是，守候在道路末端的并非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世界，而是威尔逊及其信徒称之为“旧式”的国家主义。戴高乐若是见到这个新世界，一定不会震惊。毫无疑问，他也必然不会认定它是“新”世界。他必然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只是被两极霸权这个短暂现象的薄纱略为遮住罢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也推翻了戴高乐的多数假设。戴高乐事事迟疑，只对法国国际角色信心十足，他过分高估了法国纯以自力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新世界秩序”对戴高乐梦想法国在欧洲政治地位独尊，并不曾给予顺利条件，对美国想居于全球而不受挑战，也未予厚爱，统一后的德国不再需要盟国认可她的正统性强过东德。在苏联原先那些东欧附庸现在也成为剧中一角色时，法国发现自己不能纯靠本身力量去组建新的欧洲均势。法国传统上以与俄罗斯修好来围堵德国的做法，也基于前苏联的发展必会产生的两种情形而失去效用：如果俄罗斯变成混乱不堪，它将太弱，无法制衡德国；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又恢复集中制，这个新国家仍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它又可能太强大而不会成为法国的伙伴。何况这个国家是否会看得上法国，也未可知。它说不定觉得与美国或德国结盟，还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想要包围德国的作为，将会唤醒德国领袖迄今尚能抑止的民族主义兴起，而这正是法国持续迄今的噩梦。因此，美国还是法国最可靠的伙伴，只是理念上说不定最难缠而已！也是法国与德国友好政策的唯一再保险。
因此，在这条道路上的末端，戴高乐原先的规划是不再需要事事仰承美国意旨，美国则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把法国整合进入北约组织，这两个长期友好冤家之间的合作（类似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却成为均势的关键。就跟两代人以前的情势相仿佛，当时威尔逊在法国出现，把旧世界救出困境，并把它的眼界提升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境界。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潭，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
一切作为最初的立意都极为善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把欧洲和日本重建起来，也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韩国迎接苏联的挑战并把它压制下去，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在大伞庇护下的国家享受着和平、繁荣与稳定。
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20世纪的国际经验，那种它在价值与成就之间经常享有的直接、适宜的关系，第一次开始遭到损坏。过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也不禁质疑起他们是如何把这种价值观带进越南的？美国人认定美国的国家经验与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妥协折中、含混不清两者之间，出现了裂缝。在越南的严酷考验中，美国的与众不同却反噬了它自己。美国社会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去辩论其政策实务上的缺陷，却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求“任何”国际角色，越南大辩论的这种取向造成的创痛既深且巨，难以痊愈。
很少有一个国家行动的结果，却与其原始本意如此大相径庭。美国在越南忘却了黎塞留三个世纪前曾经揭示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
为配合国家利益分析的地缘政治方法，会分辨何者是战略性重要者，何者只具周边性质。它必然会问：1948年中共征服中国大陆，斩获甚巨，为什么认为坐视不救是安全之举，可是却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一个蕞尔小国等同来看，而且这个国家在过去150年里从未独立，也从来没有在其现有版图上独立过1
19世纪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发现他的两个最亲密盟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为了距德国边界仅有数百英里之遥的巴尔干半岛严重失和，他先表明：德国不会为巴尔干问题介入战争；以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牺牲一个士兵的生命！美国并没有以同样的算术来做评估。19世纪，精通外交政策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提醒美国人别跑到外国去追索“远方恶徒”。可是威尔逊派看待外交政策，却不分要剿灭的恶徒有何不同。威尔逊主义看待世界秩序是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不去分辨不同国家有何相对的重要性。美国只问谁是正义一方，即为它而战，不去过问当地局势，也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到了20世纪，美国总统一个接一个宣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即令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主要的国际目标是举世和平与进步。本着此精神，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大方地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不必去论这些国家是否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以更加激越高尚的用词，重弹此论调。他描绘的新世界是王位被推翻、大帝国被倾覆，而新国家崛起。在这一个骚乱中，命运要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自由的重责大任，不受地理因素限制，也不计国家利益。艾森豪威尔亦申明，如果有此种考虑就违背了价值体系，在美国传统理念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应一视同仁；“深信保卫自由，就和自由本身一样，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我们对所有的国家与民族都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我们不能接受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次人一等，可以牺牲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描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美国道德责任的延伸，不是斟酌风险与报酬而产生的事物。美国政策衡量的不是可行性如何（这已被视为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而是其价值：“历史不会长久把保护自由的负担交给软弱、胆怯之徒。”身为领袖就是奖酬，美国的好处就是享有特权协助别人去自立自助。所信奉的利他主义，没有政治或地理的疆域界限。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扬美国的无私和对世界的职责。肯尼迪宣称他这一代人乃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嫡系血缘，并且以激越的言词保证其政府，不会“允许人们一向坚持，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慢慢侵凌。我们要让每一个国家，不分敌友，都明白：我们愿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重荷、迎接一切艰难、支持一切友人、抵抗一切敌人，来确保自由长存与成功。”对全球的普遍承诺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无关，也不会把任何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肯尼迪动人的结论，恰恰与帕默斯顿首相的名言截然不同。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美国在追求自由时，却没有利益，只有朋友。
到了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1月20日就职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衍生的对外承诺，已经完全泯除所谓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的分野。约翰逊保证，在美国心目中，不分亲疏，一视同仁：
“我们从前称为外来的恐怖危险和麻烦，现在已持续存在我们生命中。如果美国子弟的生命必须牺牲在陌生的地域，财富必须抛撒在那里，那也是我们基于信念必须支付的代价。”
此后，这类谈话常被引为例证，指责美国犯了强权自大症，或者是追求霸权而伪善地借口掩饰。类似的轻下断语的嘲讽，误解了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并且由这份天真朴实中产生动力做经常的努力。多数国家走上战场去抵抗对其安全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本世纪里，美国投入战争（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大体上都是以集体安全代理人的身份，挑起道义责任去抵抗侵略或不公正。
这份承诺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慕尼黑悲剧的这一代美国领袖身上，特别明白。深深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教训就是，不论侵略发生在哪里我们都将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下去抵抗它。从赫尔以降，美国历任国务卿都重申此一论点。这是艾奇逊和杜勒斯都同意的一点。根据地缘政治观点去分析共产党征服某一遥远国家会带来何种特定危险，被认为不及下列两句口号重要：理论上要抵抗侵略，以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获胜，更加强了美国决策领袖的信念，认为不能再容忍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
这一段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声明显示这个信念大体上没人质疑。1950年2月，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前，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即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揭示着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诞生；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预测，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缅甸和泰国即将不保，并且“东南亚的局势将陷入重大危险”。1951年1月，腊斯克宣称：“对我们尽力追求现行路线的忽视，将对我们在中南半岛利益造成灾祸，结果亦将波及我们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利益。”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官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官。”
但是，这份文件暗示，每次共产党得逞就是克里姆林宫又扩大了地盘，这句话正确吗？尤其是考虑到铁托主义的经验时，这句话还能成立吗？若是中南半岛又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就会推翻全球均势，这句话对吗？由于这些问题没被提起，美国从未认真处理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发展到对全球承诺过分延伸的地步——这正是李普曼早先曾提醒要小心的（详见本书第十八章）。
事实上，威胁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来自次等大国，它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代理人，而且苏联对它的掌握也颇有问题。事实上，当越战一步一步演进，美国是在和代理人的代理人作战，每一个代理人又对它背后的大老板有深刻的猜忌，而按照美国人的分析，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而北京据信则由莫斯科在背后掌握。在欧洲，美国为保卫历史古国而战；在中南半岛，美国打交道的社会正在他们的范围内第一次要建国。欧洲国家有长期以来建立的传统，知道如何合作以保护均势。在东南亚，国家初建，对均势的观念仍然陌生，而且在既有的国家之中也没有合作的先例。
欧、亚地缘政治之间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利益的重大差异，都被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外交政策方式所掩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试爆原子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获胜、南韩遭到北朝鲜攻击等等，美国领袖把她们统统归纳在一起，当做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一种集中掌控的全球滋事阴谋。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就会设法把朝鲜战争局限在最狭窄的颈部地带；可是美国的善恶二元论，却另有主张。杜鲁门赋予韩国全球性的重要地位，不仅在韩境派出大批美军部队，还对法国扩大军援，支持法国在中南半岛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当时的名称是“越盟”），而且调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美国决策领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同时分头出击，与莫斯科和北京在1950年的分路夹击，等同来看，只是把德国换成苏联，让中共取代日本的角色而已。到了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