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08节
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最后一幕，在1961年8月13日凌晨上演。西柏林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等于成为牢中囚徒。东德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和另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立起铁丝网，隔离起来，另外还围绕整个柏林修盖起围墙。围墙两边的家庭从此各自一方。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柏林围墙日益增强；水泥盖墙、布上地雷，派出猎犬防守，这都成了东西柏林分裂、极权主义惨无人道的象征。东德政权无法让自己的公民留住在自己国家之内的破产形象，自此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过，共产党领导人堵住了苏联阵营大堤上的一个漏洞！——至少暂时堵住了！
柏林围墙使得民主国家又得正视柏林的两难局面。他们有心为保卫柏林自由，对抗公然侵略，但是对公然侵略应该如何反应于未然，却尚未决定；或者可以说还未确定要如何界定侵略。肯尼迪几乎立刻就决定，建起柏林墙并不符合美国对侵略的定义，因此不预备以军事方式去挑战它。美国企图不夸大柏林墙的严重性，可以由围墙建立的第一天，肯尼迪驾船出游、腊斯克国务卿去观赏棒球赛这个事实做证明。在华府根本没有危机气氛。
实际上，肯尼迪在军事上可选择的方案也十分有限。如果美军把占领区界限边的篱障拆了，他们可能会见到退后数百码，东德又盖一座围墙。试问这时候他们要不要进入东柏林，把它拆了？西方民意会支持为柏林“之内”自由活动的目的而战吗？——实际上，东柏林早早已被承认是东德共产卫星附庸的首都了。
当情势显示美国不会以武力抗拒兴建柏林墙时，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的震撼无以名状，被迫要正视那下意识很清楚、却又害怕承认的事实。经过匈牙利革命事件之后，很明显，西方国家不会以军力挑战现有的势力范围。勃兰特日后宣称，他的导致承认东德政府的东进政策( Ostpolitik)，即因对美国针对柏林墙兴建之反应，彻底地失望而形成的。然而，若是因为拆除柏林围墙而爆发战争，德国人的震撼必然还会更大。即使是阿登纳也告诉艾奇逊说，他并不希望以核战争来防卫柏林，因为他也深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护柏林。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施展浑身解数，想摸清对方的承诺和限制。7月，肯尼迪大幅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召集后备部队，增调部队赴欧洲。1961年8月，在柏林墙建起之后，肯尼迪调派1500人的部队取道苏联占领区的陆上通路赴西柏林，看看苏军敢不敢制止他们的行进。这支部队一路不受阻碍地抵达西柏林，受到已先行登机抵达的副总统约翰逊之热烈欢迎。不久之后，1948年柏林受封锁时的英雄克莱( Lucius Clay)将军，被委派为柏林总统私人代表。肯尼迪在柏林的自由这个问题上拿美国的可信度冒险。
赫鲁晓夫再次自作聪明，自己走进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相同的死巷里。他的狂妄恫吓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应，他又不敢去挑战。根据美国潜伏在苏联军方的大间谍潘考夫茨基上校( Oleg Penkosky)的报告，苏联高层军官十分明白他们欠缺准备，经常私底下抱怨赫鲁晓夫的莽撞。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就看穿赫鲁晓夫的狂言恫吓，告诉一位访客说，一旦爆发战争，他担心美国本身武器的核落尘之为害，远胜于担心苏联报复反击。肯尼迪一接任总统，也很快就了解到在整体战略力量上，苏联低弱多了。
形势有利于想要维持现状的一方。在此同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还更明显，不愿为柏林而轻易冒核战争之险。他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高峰会议后回国途中，陷入沉思：
“为了通路权的争议或因为德国人想要德国再统一，而冒一百万美国人丧命之险，真是蠢极了。如果我要以核战争要挟俄国，必须有比它更大、更重要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的策略来自当初的遏制理论。他努力在苏联向西方挑衅的每个地方加以防堵。肯尼迪的目标则更加宏远。他希望通过超级大国直接谈判，一劳永逸地结束美、苏冲突——可以利用柏林危机作为转折点。因此，肯尼迪的白宫极力推动在柏林问题上比较弹性的外交，必要时可以片面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问题是一项挑战，必须坚忍对付，熬到胜利；就肯尼迪而言，它只是通往他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驿站而已。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会找出公式去化解某种特定威胁；肯尼迪则要清除通往和平的永久大障碍。
这两位总统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也不一样。艾森豪威尔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欧洲指挥盟国联军，肯尼迪则在太平洋服役，而太平洋战场的美国比较片面，只涉本国兵力。肯尼迪不预备让盟国对谈判有否决权，实际上也宁愿与苏联直接交涉。1961年8月21日，柏林墙竖立起来一星期之后，他对腊斯克国务卿发出一道总统令：
“谈判的日程以及西方立场的实质内容，都还没有敲定，我也不再相信单凭四强会谈就能有满意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努力在这两个领域强化美国立场，并且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否定。我们本星期应向我们的三个盟国明白告知，这是我们的决定，他们必须追随配合，否则就不要插话。”
腊斯克遵奉这道指令，放弃四强会谈方案，转而采取与莫斯科直接对话的方式。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当年秋天在联合国见了几次面。其他的对话则由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进行。然而，苏联并不是轻易就同意就柏林问题谈判的议程。
问题出在彼此都发现自己陷入核时代特有的两难之局。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核武力来保卫自身生存，但是这些武器却不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转型。不论理论上可以估算出享有多少核优势，核战危机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以达致的目标。即使估算核战风险只有五成，若是代价是一方社会之全然摧毁，也是无法容忍的大风险——尤其这是攸关文明之存亡问题。因此，每一方都在战争风险之前退缩了。
在此同时，每一方也都不可能以外交代替强权。尽管紧张上升，赞同维持现状的论调一向总是胜过想打破现状的冲动。就民主国家这一方而言，盟国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共识；就东方阵营而言，赫鲁晓夫的夸口大话可能已使其同僚期望太高，即使西方预备做出重大让步，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还认为不够。最后，赫鲁晓夫孤注一掷，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企图打破僵局；这个例子显示出，在军事力量可以影响外交交涉之前，筹码必须押多么高。
这种停滞不前的趋势，也破坏了肯尼迪政府以外交主动打破僵局的努力。任何让步若是赫鲁晓夫能接受，必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任何方案若是民主国家可以容忍，也会挫弱赫鲁晓夫。
肯尼迪政府想从苏联的要求清单中找出任何没有风险就能餍足它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61年8月28日，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 McGee Bundy)在一份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白宫的想法如下：“目前在规划我方谈判立场详细内容的人士之主轴思想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大幅转向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河边界线、互不侵犯公约，甚至分别缔结两项和约的想法。”备忘录没有指出，美国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做回报。
这种态度使得华府无可避免地逐渐与阿登纳分道扬镳。9月22日，政府方面漏出来的一则讯息清楚说出：“美国政府某权威人士今天呼吁西德，以自己利益，接受两个德国存在的‘事实”’，“这位人士说，西德‘与东德交谈’，而不是不予理会，将有更好机会达成德国再统一”。
1961年12月，邦迪再度向波恩当局担保，谈到美国“基本”目的是确使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为信赖美国而遗憾”。同时，他也警告称，不能把这项担保误加诠释成为空白支票：“我们不能让德国对西方政策有否决权——也没有任何德国政治家做此要求。自由人的伙伴关系不能只以一人之需要而行动。”
事实上，这种修好的词语把彼此都消解了。由于美国和西德已宣示的立场无法调和，而且由于德国得完全仰赖美国来防卫柏林，不让波恩享有否决权，其后果不外乎下列两者之一：为一个肯尼迪政府已明说并不相信的目标，冒战争风险；或者强制波恩接受德国领袖已经拒绝的观点。前者的目标在美国国会或舆论中，不会获得支持；后者则会摧毁德国对西方的承诺，以及大西洋盟国的团结一致。
华府和波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国务院既害怕美苏僵局，又害怕与阿登纳破裂，逡巡不前数个月，没有执行肯尼迪的命令，推动与莫斯科直接谈判——或者应该说，进行会谈却了无新意。如果赫鲁晓夫有感觉，他或许可以感觉到这是确定西方国家各种不同暗示，何者可以对其具有政治利益的良机。然而，他不仅此图，却又加高赌注，避免谈判。
在这段外交停顿、盟国内部龃龉的时期，我也以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身份，略为涉及白宫的决策。虽然我知道当时正在辩论的议题，也知道围绕着总统身侧的种种不同流派主张，不过我个人可没有参与到最后决定。艾奇逊虽然言词刻薄，却没有失宠，此时依然担任政府体制外的顾问，不时提供意见。像艾奇逊这样力主北约同盟的传统派，根本不愿谈判。至于戴高乐和阿登纳，他们看不到新的柏林交通程序会有什么改善余地，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也恐怕只会产生激烈争辩。
我虽然敬佩阿登纳，却不相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策略可以持久。每当赫鲁晓夫有选择而动，他就可以迫使西方谈判；哪怕戴高乐也好，没有一个西方领袖能够不先向百姓说明已经竭尽一切能事犹未奏效，就直接表示必须与敌对方摊牌决战。考虑到依照苏联议程谈判的危险，我认为先发制人至关重要，可以先提出美方对德国前途的方案。如果把决定留给会议去裁定，或听任截止时限到来再匆匆决定，我真替盟国的团结担心。就程序而言，我赞同谈判；就实质而言，我比较接近阿登纳和艾奇逊的传统派立场。
我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短暂的兼职期间，有几次与阿登纳相见。这使我很痛苦地看到，柏林危机在原先亲密盟国之间产生的不信赖感之深。1958年，拙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 Nuclear Weapons andForeign Policy)出书不久，虽然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教授，阿登纳邀请我前往一晤。在那次谈话中，阿登纳坚定地告诉我，千万别被共产阵营由波罗的海直抵东南亚这种表面现象唬住。他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无可避免，迟早会决裂。他说，他希望当中苏决裂之时，民主国家能够准备好借势运作。
我过去从来没听过这种推论，也不相信这个论点。阿登纳必定是把我吃惊的静默，当做是默示同意，因为三年后他和肯尼迪会面，谈话终结时重提中苏必将分裂之说，又提到我也有同感。稍后，我得到肯尼迪的口信，希望此后我对地缘政治有何高见，不仅要能和西德总理分享，也要能向美国总统提供。
或许由于阿登纳与肯尼迪这一席对话，我被认为与阿登纳关系不浅。白宫在1962年初要我出面向他解释肯尼迪政府的柏林政策。我奉命要向阿登纳简报美国对谈判的做法、为柏林拟订的军事应变计划，甚至特别要简报美国的核实力，我被告知：除了英国之外，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盟国曾知其详情。
这的确是一桩艰巨的任务。我才刚开口做简报，阿登纳就打断我的话头。“他们在华府已经都告诉过我了。当时我没有动容。为什么现在他们认为我会接受呢？”我回敬他，我不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只是受命拜访他，缓和他的忧虑，他应该先听我讲完再做结论。
阿登纳当场窘住。他问我，我兼差担任白宫顾问，花掉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大约是25%的时间。他平静地说：“那我可以假定你告诉我75%的实情。”这句话是当着美国大使道林(Walter C．Dowling)的面冒出来；照阿登纳的算式，道林大使岂非无时无刻不在说谎话？
但是即使在德、美关系陷于如此低潮时，阿登纳还是显示出诚信君子的道德风范。虽然核战略不是他最有兴趣的范围，他深为感谢华府通过我向他简报核实力，由此显示出对他的信赖。我在大约25年以前在15岁上就由德国移民到美国，不以为我的德语词汇足敷商谈核武器这类话题，因此以英语发言。我们的译员是阿登纳的一名幕僚。事隔25年，这位译员已经相当上了年纪，且已退休，他写信给我说，他曾经把那次核实力简报做成纪录，呈交给阿登纳。阿登纳的反应是，他曾经保证对简报内容保密，因此即使在档案里留下一纸谈话记录，也有违承诺。他下令把我们的那段谈话记录全部销毁。
然而，1962年4月，德、美关系还是失控。4月21日，美国有一项计划，想成立一个国际交通管理局( International Access Authority)控制进出柏林之一切交通。这个管理局将有五个西方理事（三个西方占领国，加上联邦共和国、西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五个东方理事（苏联、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以及三个中立国理事（瑞典、瑞士和奥地利）。至于统一问题则由东、西德各派出等量的代表，组成一系列委员会去磋商、推动。
一点也不意外，阿登纳强烈反对成立一个交通管理局，尤其是东、西德在其中地位平等。甚至，东、西柏林都派出官员参加进来，更会削弱柏林原本已经脆弱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更强化东德的角色。由于共产阵营的代表人数与民主国家的代表人数相同，届时三个并不强大的中立国家在苏联挟制下，岂非有了决定性的声音？阿登纳认为这是糟糕的方案。
阿登纳决心刺破水泡，采取他前所未有的措施，公开抨击他的主要盟国。1962年5月7日的记者会上，他强烈指斥国际交通管理局的构想：
“在我看来，这整个计划无法推行。你们都知道，由于东、西方代表的票数可能势均力敌，到头来，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就会有决定性的声音。我可要请教诸位，如果这些国家被问到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角色，他们会给予肯定的答案吗？我可不以为会。”
为了强调他的不痛快，阿登纳特地讽刺肯尼迪政府把发展中国家置于施政优先位置的做法：
“我也反对殖民地，并且全心支持开发援助。但是我亦要求（东德）一千六百万德国人能被允许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告诉我们的友人和敌人。
这些歧见从来没获得解决。1962年7月17日，肯尼迪还对苏联新任大使多勃雷宁( Anataly Dobrynin)说：“或许还有其他议题，我们愿意再对德国人施压，譬如说，交通管理局的结构。”由于阿登纳已经公开详述他反对这个管理局的组成与功能，赫鲁晓夫应该已经知道，他把握着可以让大西洋同盟内部爆发重大危机的关键。
奇怪的是，就在苏联的成功已经在望之时，赫鲁晓夫又转变行进方向。为了把过去三年苦苦追求的突破能够毕全功于一击，赫鲁晓夫把苏联的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境内。他显然估算到，如果部署成功，他在迟早要进行的柏林会谈上的交涉地位，就会强大莫比。基于同样的理由，肯尼迪也不能容许苏联的战略武力深入到西半球来。肯尼迪大胆、技巧地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不仅迫使赫鲁晓夫撤回苏联导弹，也在这个过程中，让赫鲁晓夫的柏林外交手法仅余的可信度，彻底破灭。
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失去所有的有利因素，于1963年1月宣布柏林墙的“成功”，已经使得为柏林问题单独达成和约一事，不再有必要。柏林危机终于过去，它整整持续了五年。整个过程里，盟国在所有最基本问题上坚守立场——虽然有许多次踌躇摇摆。就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成就无非是垒了一堵围墙，使得不情愿被共产党统治的东德人民，无法逃出东德这个乌托邦罢了。
西方国家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赫鲁晓夫竟然玩过头而失手，因为盟国已经危险到濒于瓦解的边缘。美国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位总统任期内的立场，都是以美国传统信念为基础，美国反对以武力要挟去改变，但并不反对改变。作为学理上的表述，这是不许有例外的，前提是要有一共同理解：危机的结果要以实质去判断，不是以方法去评断。
就实质内容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内部斟酌的种种不同方案，都极具危险。它们全都有个缺陷，即是依照苏联的方向去变更现有架构。当然不可能不这么做，毕竟苏联发动这个危机也不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地位。每一种交换条件的方案都是以苏联放弃它原本就不应发出的胁迫，换得东德附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对既有的柏林交通程序之修正。阿登纳的两个梦魇，一个是东德共产政权可能得到方法可以利用柏林的脆弱性施压，另一个是在波恩对盟国的义务和其渴望国家统一的目标之间，可能会产生差距。这两者都潜伏在每一个谈判方案中。
艾奇逊对这个局势有清楚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参与创建”了战后同盟体制。1961年9月21日他致函杜鲁门，预测西方国家在柏林失败受辱，“却装出新秩序时期的政治家风范”。艾奇逊认为，如果失败不可避免，西方同盟的前途就坐视谁来为此混乱负起责任。他在1962年1月致函克莱将军说：“最好是让追随者跟着领袖而去，别让领袖跟着追随者走。谁来收拾残局？谁来受命领导，重新出发？”这是和戴高乐策略完全不同的主张。
柏林危机的过程中，德国的重点优先秩序变了。战争结束以来，阿登纳主要唯美国马首是瞻。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一年之后，情势完全变了。1959年8月26日国务院有一份情报指出，阿登纳为盟国之间缺乏共识忧愁。根据这份报告，阿登纳仍然希望盟国恢复团结。但是，如果“美、英的结合显示出倾向于与赫鲁晓夫取得谅解，阿登纳将被迫把他的主要后台转向法国”。
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起手势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研读外交记录后，我们很难了解为何赫鲁晓夫对于被提议、辩论、且经常暗示的种种谈判方案，却毫无试探动作。这些方案包括交通管理局、两个和约，以及“受保障城市”观念等等。最后，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在自己订的截止时限有所动作，或者按照种种方案让西方盟国来坐下来谈判。经过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垒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赫鲁晓夫陷入自己编织的罗网里，他发现不动武没有希望达成他的要求，要战他又从来没有十足的准备，可又不敢接受西方提议的和谈，怕被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和中共责备，接受太低的让步。赫鲁晓夫乏力于引导“鸽派”走上更加强悍对峙之路，又对自己的地位太没把握，不敢对“鹰派”的要求让步，两难之下就尽量延宕不决，然后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冀图孤注一掷。
柏林危机，加上作为高潮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当时人们未这么认为而已。如果民主国家未因内部争端而分散注意力，他们可能就能正确诠释柏林危机的意义——证明苏联潜在的弱势。到头来，赫鲁晓夫必须接受西方有个据点深入在苏联阵营里的事实，也未能达成他发动危机之初扬言的任何目标。因此，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再次获得确认，犹如匈牙利1956年革命一般。此后双方都抱怨局势，却再也不试图以武力改变版图。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除了1973年中东战争末期一度碰撞出火花之外。虽然苏联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远程导弹兵力，克里姆林宫从来不觉得他们可以发动直接威胁，向美国的既得权益挑战。苏联军力转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等发展中世界，去支持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苏联此后十年，未再阻碍柏林对外交通，柏林继续照原有程序与外界交通。在这期间，东德政权逐渐得到外交承认，这是出于西德的决策，且获得西德所有主要政党支持，并非由美国发起。盟国利用苏联渴望东德获得承认的心理，坚持苏联必须遵循几个先决条件：确认柏林交通程序，承认柏林四强分治地位。苏联在1971年的四方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条件。直到1989年柏林墙倾覆，德国实现统一，柏林或其对外交通都没有再受到挑战。遏制政策终于奏效！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大西洋共同体面临观点整合
柏林危机象征着两大势力过去近20年沿着欧洲大陆分界线的相互碰撞，进入最后的稳定期。这对峙碰撞过程的第一阶段(1945—1948年)，斯大林建立苏联势力范围，把东欧国家化为卫星附庸国家，隐藏着对西欧的威胁。第二阶段（1949~1956年），西方国家以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对策，把他们的占领区统合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且发起西欧整合的过程。
在整合期间，每个阵营间或都有企图打破对方势力范围的动作。但是这些计谋都没有成功。斯大林1952年提出和平通告，企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阵营，却铩羽而归——部分原因是斯大林去世，政策无以为继。杜勒斯的“解放”东欧策略，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中证实纯属空话。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柏林最后通牒，代表着再一次企图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西方分化的努力。但是到最后，苏联必须罢手，尽量牢牢紧握住东德卫星政权。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集中力量渗透发展中世界。结果导致欧洲两极稳定。1958年，法国大哲学家、政治学家雷蒙·阿兰( Raymond Aron)曾经这样概述这个矛盾的性质：
“欧洲现状是不正宗，或荒谬的，但是它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人都知道分界线在哪里，没人太害怕会有不测后果。如果在铁幕的另一边发生事故——我们一年前即经验及此——这一边可没事！因此，欧洲清清楚楚的分立，莫辨对错地被认为比起其他安排来较少危险。”
也正好就是这种稳定感，使得所谓大西洋共同体( Atlantic munity)内部潜在的歧见得以浮现出来。紧接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关于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问题彼此相异的观点。
麦克米伦：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
麦克米伦是英国第一位必须面对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的痛苦事实的首相。丘吉尔在和美国、苏联打交道时是平起平坐。即使他的地位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均势情形，丘吉尔以他的才具以及英国战时的英勇奋战，能够弥补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当丘吉尔在二次大战刚告结束，以英国在野党领袖身份呼吁盟国与莫斯科谈判，以及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又以英国首相身份主张对苏谈判，他是以一个大国发言人身份讲话。英国虽然不再是前排老大，依然能够影响其他所有国家的评估。整个苏伊士危机事件中，艾登依然以一个相当能自主的大国政府首长身份，周旋于国际间，也有能力单方面行动。到了麦克米伦面临柏林危机时，英国本身仍有能力改变超级大国战略思考的假象已经无法维持。
麦克米伦是一位温文尔雅、气质高尚的怀疑论者，代表最后一代的老式保守党人。他生长在英王爱德华时代，当时英国是全球第一霸权，英国国旗在世界每个角落都飘扬。虽然麦克米伦具有狡黠的幽默感，他亲眼见到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由强权巅峰逐步式微的历史，却又不免有几分挥不去的忧愁。麦克米伦曾伤感地回忆在牛津大学教堂里同班同学只剩下四人还活着的校友重逢情景。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麦克米伦辞去公职已经将近20年，他告诉我说：他虽然非常敬重撒切尔夫人，也能理解她的做法，他却绝对做不到与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派上战场、舍身奋战的战士之子弟，做殊死决战。
麦克米伦是在英国强权式微的分水岭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被推选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麦克米伦以极度的矜持与华饰来扮演其首相角色。以财政大臣的出身，他十分明白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走下坡，英国的军力也永远赶不上核超级大国的庞大实力。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刚创议时，就拒绝加入。张伯伦1938年提到捷克时，称之为一个遥远的小国家，英国对它所知不深，正是精确道出英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在世界另一端大打殖民战争，却对仅有数百英里路之遥的欧洲的那份生疏、不相干的漠然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再也不能以远距离观察欧洲，视欧洲为英国军队偶尔必须干预以制止一个暴君崛起的地方。麦克米伦因此一反过去漠不关心欧洲的政策，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munity）。并且，尽管苏伊士事件令英国神伤，麦克米伦的最大关切仍是培养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英国并不自认为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却来自大西洋的彼岸。麦克米伦不接受戴高乐的立论，戴高乐认为欧洲与美国不要结盟，安全度才会加强。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英国可能至少也和法国一样愿为柏林而战，但是其动机可能未必出于为盟国占领权这个模糊观念辩护，而是出于支持美国认为全球均势已受到威胁的评估。
苏伊士事件之后，法国与英国对于遭到美国羞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加速它的独立，英国则选择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英、美结盟的观念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也受到鼓舞，早在1935年，英国首相鲍德温( Sfanley Baldwin)就在艾伯特大厅的演说中提出这个概念：
“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是欧洲或东方，抵御战争最大的安全将是大英帝国与关利坚合众国的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达致期待的目标，机会也可能永远不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梦想，我展望未来，看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合作，我不禁想起，即使人类不能公开拥护它，将来的某日某时，追随我们的人将可以看到它。……”
美梦成真并没有花100年的时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和美国就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需要是通过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积累而成的。
两国能够铸成坚强的结合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英国具备配合变动环境而调适的不寻常能力。艾奇逊的评语或许没错，他指出：英国紧抱帝国的幻象太长久，未能替自己当前在欧洲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在它与华府的关系上，英国几乎是每天都展现出，虽然是个老大帝国，决不在基本问题上自欺。英国领袖仔细评估过他们不再能够以传统的利益、风险平衡法去影响美国政策，选择（尤其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以缓和方式扩大影响力。英国两党领袖设法使得美国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倚重他们的意见，不仅不认为咨询伦敦的看法是对较弱的盟国示惠，还认为是自己统治上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
然而，英国并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以哲学观而言，英国领袖大体上都认同霍布斯的性恶论。明白人类的罪恶，就很少会对人性失望。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
要具备这样的观念，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心以及天生高人一等的感觉。19世纪，有一位法国外交官告诉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说，法国已经习惯帕默斯顿在最后一分钟才由袖里掏出外交牌，这位勇气十足的英国首相竟然答说：“上帝把牌摆在那儿！”不过，英国把国家自我本性置于实务运用时，却直觉地以温和态度去做，因此它自认可以代表一般利益，倒也经常没错。
在麦克米伦执政时期，英国完成了由实力变为影响力的过渡。他决定把英国政策依附在美国政策之上，并且技巧地处理对华府的关系，以扩大英国的选择范围。麦克米伦从未争辩哲学论点或观念性论点，也很少向美国主要政策公开挑战。他把中央舞台让给美国，退到幕后试图操控整出戏的内容。戴高乐经常吵吵闹闹，让人不理会他会有痛苦；麦克米伦则使美国轻轻松松地来征求英国意见，以致不这么做反倒不好意思。
麦克米伦在柏林危机时期的战术就接近这种手法，他认为不值得为柏林交通问题打一场核战争；另一方面，丢失和美国的关系可就十分严重了。他愿意与美国站在同一边，即使面对核战大摊牌也无怨无悔，这就远胜过其他盟国所作的保证。然而，在他必须面对这个最后大抉择之前，麦克米伦决心试探是否尚有其他对策。他义无反顾地以西方鼓手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制止美国鲁莽行事，也向英国民众显示“他们领袖已竭尽全力去促成了解与协议”。
手段很快就变成目的。麦克米伦对自己的手腕灵活极具信心，自认有把握以纯熟的技术掌控谈判来拔除挑衅的针刺。在麦克米伦看来，外交程序本身可能可以卸解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胁迫，一个接一个没有结论的谈判能使冲动的赫鲁晓夫把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延再延。在阿登纳极端恼火的情况下，麦克米伦于1959年2月底3月初到苏联访问11天，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数度重申他最早的最后通牒。麦克米伦此行并未获致具体成效，赫鲁晓夫却借着他在场重复胁迫言词。但是，麦克米伦依然不屈不挠地追求安排一系列会议的目标，认为这是避过赫鲁晓夫期限最务实的手段。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忧心忡忡地推动以一系列会议，一点一点稳步走向‘和平共处’（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话来说）的观念，即使不是和平，至少和平共处也能在世界不受挑衅。”
然而，当和谈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只能听任有心破坏谈判的一方的牵制，或起码摆出随时可以不谈的姿态也能占了上风。因此，赫鲁晓夫发现他能够界定什么事“可以谈判”。为了让对话能持续，麦克米伦用尽心智想在苏联的议程上找出若干项目，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交涉。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收到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正式通牒的翌日，麦克米伦曾致函其外相劳埃德( SelwynUoyd)说：
“我们不能回避谈判，如何去执行它？这一定会导致谈判统一的德国之前途，以及脱离计划( Disengagement Plans)吗？”
各种不同的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在中欧建立有限度武装的地区（指的是德国、波兰和捷克），并且核武器由这些国家撤出。就麦克米伦而言，以及较低程度下就美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主要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核战略必须仰赖的核武器实力（绝大多数的美国核武器并未部署在欧洲大陆），与苏联讨论脱离计划，在麦克米伦看来乃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无害的方法。
阿登纳反对所有这些办法，因为一旦美国核武器撤出德国，它们势必撤回到美国境内，这势必中断阿登纳认为的欧、美核防务极其重要的政治关联。他的推理，或至少他的国防专家的推理是，只要这些核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苏联必然投鼠忌器，不摧毁核武器，就不敢冒险进攻中欧。加上要进攻中欧就得发动核攻击，美国必定会加以反击。
然而，如果美国撤回核武器，德国就有可能受到传统武器的攻击。阿登纳不敢确定，一旦德国受到毁灭性打击，美国领袖是否将以发动核战争做反应。因此就柏林问题探索出谈判方案，就代替了继续争辩大西洋同盟的军事策略。
每当麦克米伦或艾森豪威尔两者之一采取任何具体的外交主动，另一方的反应就必然印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虚荣心，彼此要互别苗头。虽然两人私交甚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为了麦克米伦径赴莫斯科访问，甚为恼火；同年秋天，麦克米伦获悉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戴维营进行会谈，大大发作一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了吻合美国要集中控制核战略的条件，英国同意把这五艘潜水艇“指派”交给北约组织调度指挥，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之际则不在此限。
英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却变成徒具虚文的规定。由于只要基于“国家最高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潜水艇，加上由于照定义而言，除非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根本不会考虑用到核武器，拿骚协定实质上是把法国人极力以对峙企图争取的行动自由，给了用咨商方式来交涉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对于核武器态度的差异在于，英国预备牺牲形式、只要内容，可是戴高乐却极力要重振法国声威，把形式和内容等同来看待。
当然，法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它一点也没想要获取和英国相同的对美国决策之影响力。因此，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提起大西洋合作的性质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总要争取欧洲的盟主地位，至于美国却要借此重新认识欧洲外交的历史作风。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以过去其他国家未曾得有的方式，主导世界事务。美国人口并不算多，却产出全世界1/3的物品和服务，加上它在核科技上享有极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远胜过任何可能的敌手。
数十年来，美国由于得天独厚，她的领袖忘记了，受战祸蹂躏、暂时无力且软弱的欧洲曾独领风骚主导世界事务历两百年的那份叱咤风云的威势。他们忘记了欧洲生龙活虎地发起工业革命，也忘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忘记了欧洲式外交的繁复的权力均衡体制运作了近三百年。欧洲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复苏，它的若干传统外交模式就会再生，尤其是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现代统治术即源生于法国。
戴高乐：重振欧洲雄风
没有人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振欧洲雄风之意识。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与美国争端迭出最高潮之际，流行的看法是指责这位法国总统仍然偏执自大。殊不知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法国不像美国那样日益超级强大，也不像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是整体的、学习的经验。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和平并未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的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有稳定的政府、全面战胜更强化了她的自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其价值认定的任务。戴高乐则统领着一个遭受一个世代的冲突、数十年的败战羞辱的国家，他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
柏林围墙使得民主国家又得正视柏林的两难局面。他们有心为保卫柏林自由，对抗公然侵略，但是对公然侵略应该如何反应于未然，却尚未决定；或者可以说还未确定要如何界定侵略。肯尼迪几乎立刻就决定，建起柏林墙并不符合美国对侵略的定义，因此不预备以军事方式去挑战它。美国企图不夸大柏林墙的严重性，可以由围墙建立的第一天，肯尼迪驾船出游、腊斯克国务卿去观赏棒球赛这个事实做证明。在华府根本没有危机气氛。
实际上，肯尼迪在军事上可选择的方案也十分有限。如果美军把占领区界限边的篱障拆了，他们可能会见到退后数百码，东德又盖一座围墙。试问这时候他们要不要进入东柏林，把它拆了？西方民意会支持为柏林“之内”自由活动的目的而战吗？——实际上，东柏林早早已被承认是东德共产卫星附庸的首都了。
当情势显示美国不会以武力抗拒兴建柏林墙时，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的震撼无以名状，被迫要正视那下意识很清楚、却又害怕承认的事实。经过匈牙利革命事件之后，很明显，西方国家不会以军力挑战现有的势力范围。勃兰特日后宣称，他的导致承认东德政府的东进政策( Ostpolitik)，即因对美国针对柏林墙兴建之反应，彻底地失望而形成的。然而，若是因为拆除柏林围墙而爆发战争，德国人的震撼必然还会更大。即使是阿登纳也告诉艾奇逊说，他并不希望以核战争来防卫柏林，因为他也深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护柏林。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施展浑身解数，想摸清对方的承诺和限制。7月，肯尼迪大幅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召集后备部队，增调部队赴欧洲。1961年8月，在柏林墙建起之后，肯尼迪调派1500人的部队取道苏联占领区的陆上通路赴西柏林，看看苏军敢不敢制止他们的行进。这支部队一路不受阻碍地抵达西柏林，受到已先行登机抵达的副总统约翰逊之热烈欢迎。不久之后，1948年柏林受封锁时的英雄克莱( Lucius Clay)将军，被委派为柏林总统私人代表。肯尼迪在柏林的自由这个问题上拿美国的可信度冒险。
赫鲁晓夫再次自作聪明，自己走进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相同的死巷里。他的狂妄恫吓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应，他又不敢去挑战。根据美国潜伏在苏联军方的大间谍潘考夫茨基上校( Oleg Penkosky)的报告，苏联高层军官十分明白他们欠缺准备，经常私底下抱怨赫鲁晓夫的莽撞。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就看穿赫鲁晓夫的狂言恫吓，告诉一位访客说，一旦爆发战争，他担心美国本身武器的核落尘之为害，远胜于担心苏联报复反击。肯尼迪一接任总统，也很快就了解到在整体战略力量上，苏联低弱多了。
形势有利于想要维持现状的一方。在此同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还更明显，不愿为柏林而轻易冒核战争之险。他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高峰会议后回国途中，陷入沉思：
“为了通路权的争议或因为德国人想要德国再统一，而冒一百万美国人丧命之险，真是蠢极了。如果我要以核战争要挟俄国，必须有比它更大、更重要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的策略来自当初的遏制理论。他努力在苏联向西方挑衅的每个地方加以防堵。肯尼迪的目标则更加宏远。他希望通过超级大国直接谈判，一劳永逸地结束美、苏冲突——可以利用柏林危机作为转折点。因此，肯尼迪的白宫极力推动在柏林问题上比较弹性的外交，必要时可以片面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问题是一项挑战，必须坚忍对付，熬到胜利；就肯尼迪而言，它只是通往他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驿站而已。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会找出公式去化解某种特定威胁；肯尼迪则要清除通往和平的永久大障碍。
这两位总统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也不一样。艾森豪威尔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欧洲指挥盟国联军，肯尼迪则在太平洋服役，而太平洋战场的美国比较片面，只涉本国兵力。肯尼迪不预备让盟国对谈判有否决权，实际上也宁愿与苏联直接交涉。1961年8月21日，柏林墙竖立起来一星期之后，他对腊斯克国务卿发出一道总统令：
“谈判的日程以及西方立场的实质内容，都还没有敲定，我也不再相信单凭四强会谈就能有满意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努力在这两个领域强化美国立场，并且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否定。我们本星期应向我们的三个盟国明白告知，这是我们的决定，他们必须追随配合，否则就不要插话。”
腊斯克遵奉这道指令，放弃四强会谈方案，转而采取与莫斯科直接对话的方式。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当年秋天在联合国见了几次面。其他的对话则由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进行。然而，苏联并不是轻易就同意就柏林问题谈判的议程。
问题出在彼此都发现自己陷入核时代特有的两难之局。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核武力来保卫自身生存，但是这些武器却不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转型。不论理论上可以估算出享有多少核优势，核战危机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以达致的目标。即使估算核战风险只有五成，若是代价是一方社会之全然摧毁，也是无法容忍的大风险——尤其这是攸关文明之存亡问题。因此，每一方都在战争风险之前退缩了。
在此同时，每一方也都不可能以外交代替强权。尽管紧张上升，赞同维持现状的论调一向总是胜过想打破现状的冲动。就民主国家这一方而言，盟国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共识；就东方阵营而言，赫鲁晓夫的夸口大话可能已使其同僚期望太高，即使西方预备做出重大让步，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还认为不够。最后，赫鲁晓夫孤注一掷，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企图打破僵局；这个例子显示出，在军事力量可以影响外交交涉之前，筹码必须押多么高。
这种停滞不前的趋势，也破坏了肯尼迪政府以外交主动打破僵局的努力。任何让步若是赫鲁晓夫能接受，必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任何方案若是民主国家可以容忍，也会挫弱赫鲁晓夫。
肯尼迪政府想从苏联的要求清单中找出任何没有风险就能餍足它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61年8月28日，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 McGee Bundy)在一份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白宫的想法如下：“目前在规划我方谈判立场详细内容的人士之主轴思想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大幅转向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河边界线、互不侵犯公约，甚至分别缔结两项和约的想法。”备忘录没有指出，美国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做回报。
这种态度使得华府无可避免地逐渐与阿登纳分道扬镳。9月22日，政府方面漏出来的一则讯息清楚说出：“美国政府某权威人士今天呼吁西德，以自己利益，接受两个德国存在的‘事实”’，“这位人士说，西德‘与东德交谈’，而不是不予理会，将有更好机会达成德国再统一”。
1961年12月，邦迪再度向波恩当局担保，谈到美国“基本”目的是确使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为信赖美国而遗憾”。同时，他也警告称，不能把这项担保误加诠释成为空白支票：“我们不能让德国对西方政策有否决权——也没有任何德国政治家做此要求。自由人的伙伴关系不能只以一人之需要而行动。”
事实上，这种修好的词语把彼此都消解了。由于美国和西德已宣示的立场无法调和，而且由于德国得完全仰赖美国来防卫柏林，不让波恩享有否决权，其后果不外乎下列两者之一：为一个肯尼迪政府已明说并不相信的目标，冒战争风险；或者强制波恩接受德国领袖已经拒绝的观点。前者的目标在美国国会或舆论中，不会获得支持；后者则会摧毁德国对西方的承诺，以及大西洋盟国的团结一致。
华府和波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国务院既害怕美苏僵局，又害怕与阿登纳破裂，逡巡不前数个月，没有执行肯尼迪的命令，推动与莫斯科直接谈判——或者应该说，进行会谈却了无新意。如果赫鲁晓夫有感觉，他或许可以感觉到这是确定西方国家各种不同暗示，何者可以对其具有政治利益的良机。然而，他不仅此图，却又加高赌注，避免谈判。
在这段外交停顿、盟国内部龃龉的时期，我也以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身份，略为涉及白宫的决策。虽然我知道当时正在辩论的议题，也知道围绕着总统身侧的种种不同流派主张，不过我个人可没有参与到最后决定。艾奇逊虽然言词刻薄，却没有失宠，此时依然担任政府体制外的顾问，不时提供意见。像艾奇逊这样力主北约同盟的传统派，根本不愿谈判。至于戴高乐和阿登纳，他们看不到新的柏林交通程序会有什么改善余地，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也恐怕只会产生激烈争辩。
我虽然敬佩阿登纳，却不相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策略可以持久。每当赫鲁晓夫有选择而动，他就可以迫使西方谈判；哪怕戴高乐也好，没有一个西方领袖能够不先向百姓说明已经竭尽一切能事犹未奏效，就直接表示必须与敌对方摊牌决战。考虑到依照苏联议程谈判的危险，我认为先发制人至关重要，可以先提出美方对德国前途的方案。如果把决定留给会议去裁定，或听任截止时限到来再匆匆决定，我真替盟国的团结担心。就程序而言，我赞同谈判；就实质而言，我比较接近阿登纳和艾奇逊的传统派立场。
我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短暂的兼职期间，有几次与阿登纳相见。这使我很痛苦地看到，柏林危机在原先亲密盟国之间产生的不信赖感之深。1958年，拙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 Nuclear Weapons andForeign Policy)出书不久，虽然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教授，阿登纳邀请我前往一晤。在那次谈话中，阿登纳坚定地告诉我，千万别被共产阵营由波罗的海直抵东南亚这种表面现象唬住。他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无可避免，迟早会决裂。他说，他希望当中苏决裂之时，民主国家能够准备好借势运作。
我过去从来没听过这种推论，也不相信这个论点。阿登纳必定是把我吃惊的静默，当做是默示同意，因为三年后他和肯尼迪会面，谈话终结时重提中苏必将分裂之说，又提到我也有同感。稍后，我得到肯尼迪的口信，希望此后我对地缘政治有何高见，不仅要能和西德总理分享，也要能向美国总统提供。
或许由于阿登纳与肯尼迪这一席对话，我被认为与阿登纳关系不浅。白宫在1962年初要我出面向他解释肯尼迪政府的柏林政策。我奉命要向阿登纳简报美国对谈判的做法、为柏林拟订的军事应变计划，甚至特别要简报美国的核实力，我被告知：除了英国之外，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盟国曾知其详情。
这的确是一桩艰巨的任务。我才刚开口做简报，阿登纳就打断我的话头。“他们在华府已经都告诉过我了。当时我没有动容。为什么现在他们认为我会接受呢？”我回敬他，我不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只是受命拜访他，缓和他的忧虑，他应该先听我讲完再做结论。
阿登纳当场窘住。他问我，我兼差担任白宫顾问，花掉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大约是25%的时间。他平静地说：“那我可以假定你告诉我75%的实情。”这句话是当着美国大使道林(Walter C．Dowling)的面冒出来；照阿登纳的算式，道林大使岂非无时无刻不在说谎话？
但是即使在德、美关系陷于如此低潮时，阿登纳还是显示出诚信君子的道德风范。虽然核战略不是他最有兴趣的范围，他深为感谢华府通过我向他简报核实力，由此显示出对他的信赖。我在大约25年以前在15岁上就由德国移民到美国，不以为我的德语词汇足敷商谈核武器这类话题，因此以英语发言。我们的译员是阿登纳的一名幕僚。事隔25年，这位译员已经相当上了年纪，且已退休，他写信给我说，他曾经把那次核实力简报做成纪录，呈交给阿登纳。阿登纳的反应是，他曾经保证对简报内容保密，因此即使在档案里留下一纸谈话记录，也有违承诺。他下令把我们的那段谈话记录全部销毁。
然而，1962年4月，德、美关系还是失控。4月21日，美国有一项计划，想成立一个国际交通管理局( International Access Authority)控制进出柏林之一切交通。这个管理局将有五个西方理事（三个西方占领国，加上联邦共和国、西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五个东方理事（苏联、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以及三个中立国理事（瑞典、瑞士和奥地利）。至于统一问题则由东、西德各派出等量的代表，组成一系列委员会去磋商、推动。
一点也不意外，阿登纳强烈反对成立一个交通管理局，尤其是东、西德在其中地位平等。甚至，东、西柏林都派出官员参加进来，更会削弱柏林原本已经脆弱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更强化东德的角色。由于共产阵营的代表人数与民主国家的代表人数相同，届时三个并不强大的中立国家在苏联挟制下，岂非有了决定性的声音？阿登纳认为这是糟糕的方案。
阿登纳决心刺破水泡，采取他前所未有的措施，公开抨击他的主要盟国。1962年5月7日的记者会上，他强烈指斥国际交通管理局的构想：
“在我看来，这整个计划无法推行。你们都知道，由于东、西方代表的票数可能势均力敌，到头来，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就会有决定性的声音。我可要请教诸位，如果这些国家被问到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角色，他们会给予肯定的答案吗？我可不以为会。”
为了强调他的不痛快，阿登纳特地讽刺肯尼迪政府把发展中国家置于施政优先位置的做法：
“我也反对殖民地，并且全心支持开发援助。但是我亦要求（东德）一千六百万德国人能被允许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告诉我们的友人和敌人。
这些歧见从来没获得解决。1962年7月17日，肯尼迪还对苏联新任大使多勃雷宁( Anataly Dobrynin)说：“或许还有其他议题，我们愿意再对德国人施压，譬如说，交通管理局的结构。”由于阿登纳已经公开详述他反对这个管理局的组成与功能，赫鲁晓夫应该已经知道，他把握着可以让大西洋同盟内部爆发重大危机的关键。
奇怪的是，就在苏联的成功已经在望之时，赫鲁晓夫又转变行进方向。为了把过去三年苦苦追求的突破能够毕全功于一击，赫鲁晓夫把苏联的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境内。他显然估算到，如果部署成功，他在迟早要进行的柏林会谈上的交涉地位，就会强大莫比。基于同样的理由，肯尼迪也不能容许苏联的战略武力深入到西半球来。肯尼迪大胆、技巧地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不仅迫使赫鲁晓夫撤回苏联导弹，也在这个过程中，让赫鲁晓夫的柏林外交手法仅余的可信度，彻底破灭。
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失去所有的有利因素，于1963年1月宣布柏林墙的“成功”，已经使得为柏林问题单独达成和约一事，不再有必要。柏林危机终于过去，它整整持续了五年。整个过程里，盟国在所有最基本问题上坚守立场——虽然有许多次踌躇摇摆。就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成就无非是垒了一堵围墙，使得不情愿被共产党统治的东德人民，无法逃出东德这个乌托邦罢了。
西方国家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赫鲁晓夫竟然玩过头而失手，因为盟国已经危险到濒于瓦解的边缘。美国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位总统任期内的立场，都是以美国传统信念为基础，美国反对以武力要挟去改变，但并不反对改变。作为学理上的表述，这是不许有例外的，前提是要有一共同理解：危机的结果要以实质去判断，不是以方法去评断。
就实质内容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内部斟酌的种种不同方案，都极具危险。它们全都有个缺陷，即是依照苏联的方向去变更现有架构。当然不可能不这么做，毕竟苏联发动这个危机也不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地位。每一种交换条件的方案都是以苏联放弃它原本就不应发出的胁迫，换得东德附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对既有的柏林交通程序之修正。阿登纳的两个梦魇，一个是东德共产政权可能得到方法可以利用柏林的脆弱性施压，另一个是在波恩对盟国的义务和其渴望国家统一的目标之间，可能会产生差距。这两者都潜伏在每一个谈判方案中。
艾奇逊对这个局势有清楚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参与创建”了战后同盟体制。1961年9月21日他致函杜鲁门，预测西方国家在柏林失败受辱，“却装出新秩序时期的政治家风范”。艾奇逊认为，如果失败不可避免，西方同盟的前途就坐视谁来为此混乱负起责任。他在1962年1月致函克莱将军说：“最好是让追随者跟着领袖而去，别让领袖跟着追随者走。谁来收拾残局？谁来受命领导，重新出发？”这是和戴高乐策略完全不同的主张。
柏林危机的过程中，德国的重点优先秩序变了。战争结束以来，阿登纳主要唯美国马首是瞻。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一年之后，情势完全变了。1959年8月26日国务院有一份情报指出，阿登纳为盟国之间缺乏共识忧愁。根据这份报告，阿登纳仍然希望盟国恢复团结。但是，如果“美、英的结合显示出倾向于与赫鲁晓夫取得谅解，阿登纳将被迫把他的主要后台转向法国”。
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起手势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研读外交记录后，我们很难了解为何赫鲁晓夫对于被提议、辩论、且经常暗示的种种谈判方案，却毫无试探动作。这些方案包括交通管理局、两个和约，以及“受保障城市”观念等等。最后，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在自己订的截止时限有所动作，或者按照种种方案让西方盟国来坐下来谈判。经过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垒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赫鲁晓夫陷入自己编织的罗网里，他发现不动武没有希望达成他的要求，要战他又从来没有十足的准备，可又不敢接受西方提议的和谈，怕被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和中共责备，接受太低的让步。赫鲁晓夫乏力于引导“鸽派”走上更加强悍对峙之路，又对自己的地位太没把握，不敢对“鹰派”的要求让步，两难之下就尽量延宕不决，然后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冀图孤注一掷。
柏林危机，加上作为高潮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当时人们未这么认为而已。如果民主国家未因内部争端而分散注意力，他们可能就能正确诠释柏林危机的意义——证明苏联潜在的弱势。到头来，赫鲁晓夫必须接受西方有个据点深入在苏联阵营里的事实，也未能达成他发动危机之初扬言的任何目标。因此，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再次获得确认，犹如匈牙利1956年革命一般。此后双方都抱怨局势，却再也不试图以武力改变版图。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除了1973年中东战争末期一度碰撞出火花之外。虽然苏联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远程导弹兵力，克里姆林宫从来不觉得他们可以发动直接威胁，向美国的既得权益挑战。苏联军力转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等发展中世界，去支持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苏联此后十年，未再阻碍柏林对外交通，柏林继续照原有程序与外界交通。在这期间，东德政权逐渐得到外交承认，这是出于西德的决策，且获得西德所有主要政党支持，并非由美国发起。盟国利用苏联渴望东德获得承认的心理，坚持苏联必须遵循几个先决条件：确认柏林交通程序，承认柏林四强分治地位。苏联在1971年的四方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条件。直到1989年柏林墙倾覆，德国实现统一，柏林或其对外交通都没有再受到挑战。遏制政策终于奏效！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大西洋共同体面临观点整合
柏林危机象征着两大势力过去近20年沿着欧洲大陆分界线的相互碰撞，进入最后的稳定期。这对峙碰撞过程的第一阶段(1945—1948年)，斯大林建立苏联势力范围，把东欧国家化为卫星附庸国家，隐藏着对西欧的威胁。第二阶段（1949~1956年），西方国家以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对策，把他们的占领区统合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且发起西欧整合的过程。
在整合期间，每个阵营间或都有企图打破对方势力范围的动作。但是这些计谋都没有成功。斯大林1952年提出和平通告，企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阵营，却铩羽而归——部分原因是斯大林去世，政策无以为继。杜勒斯的“解放”东欧策略，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中证实纯属空话。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柏林最后通牒，代表着再一次企图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西方分化的努力。但是到最后，苏联必须罢手，尽量牢牢紧握住东德卫星政权。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集中力量渗透发展中世界。结果导致欧洲两极稳定。1958年，法国大哲学家、政治学家雷蒙·阿兰( Raymond Aron)曾经这样概述这个矛盾的性质：
“欧洲现状是不正宗，或荒谬的，但是它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人都知道分界线在哪里，没人太害怕会有不测后果。如果在铁幕的另一边发生事故——我们一年前即经验及此——这一边可没事！因此，欧洲清清楚楚的分立，莫辨对错地被认为比起其他安排来较少危险。”
也正好就是这种稳定感，使得所谓大西洋共同体( Atlantic munity)内部潜在的歧见得以浮现出来。紧接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关于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问题彼此相异的观点。
麦克米伦：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
麦克米伦是英国第一位必须面对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的痛苦事实的首相。丘吉尔在和美国、苏联打交道时是平起平坐。即使他的地位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均势情形，丘吉尔以他的才具以及英国战时的英勇奋战，能够弥补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当丘吉尔在二次大战刚告结束，以英国在野党领袖身份呼吁盟国与莫斯科谈判，以及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又以英国首相身份主张对苏谈判，他是以一个大国发言人身份讲话。英国虽然不再是前排老大，依然能够影响其他所有国家的评估。整个苏伊士危机事件中，艾登依然以一个相当能自主的大国政府首长身份，周旋于国际间，也有能力单方面行动。到了麦克米伦面临柏林危机时，英国本身仍有能力改变超级大国战略思考的假象已经无法维持。
麦克米伦是一位温文尔雅、气质高尚的怀疑论者，代表最后一代的老式保守党人。他生长在英王爱德华时代，当时英国是全球第一霸权，英国国旗在世界每个角落都飘扬。虽然麦克米伦具有狡黠的幽默感，他亲眼见到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由强权巅峰逐步式微的历史，却又不免有几分挥不去的忧愁。麦克米伦曾伤感地回忆在牛津大学教堂里同班同学只剩下四人还活着的校友重逢情景。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麦克米伦辞去公职已经将近20年，他告诉我说：他虽然非常敬重撒切尔夫人，也能理解她的做法，他却绝对做不到与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派上战场、舍身奋战的战士之子弟，做殊死决战。
麦克米伦是在英国强权式微的分水岭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被推选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麦克米伦以极度的矜持与华饰来扮演其首相角色。以财政大臣的出身，他十分明白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走下坡，英国的军力也永远赶不上核超级大国的庞大实力。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刚创议时，就拒绝加入。张伯伦1938年提到捷克时，称之为一个遥远的小国家，英国对它所知不深，正是精确道出英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在世界另一端大打殖民战争，却对仅有数百英里路之遥的欧洲的那份生疏、不相干的漠然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再也不能以远距离观察欧洲，视欧洲为英国军队偶尔必须干预以制止一个暴君崛起的地方。麦克米伦因此一反过去漠不关心欧洲的政策，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munity）。并且，尽管苏伊士事件令英国神伤，麦克米伦的最大关切仍是培养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英国并不自认为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却来自大西洋的彼岸。麦克米伦不接受戴高乐的立论，戴高乐认为欧洲与美国不要结盟，安全度才会加强。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英国可能至少也和法国一样愿为柏林而战，但是其动机可能未必出于为盟国占领权这个模糊观念辩护，而是出于支持美国认为全球均势已受到威胁的评估。
苏伊士事件之后，法国与英国对于遭到美国羞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加速它的独立，英国则选择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英、美结盟的观念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也受到鼓舞，早在1935年，英国首相鲍德温( Sfanley Baldwin)就在艾伯特大厅的演说中提出这个概念：
“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是欧洲或东方，抵御战争最大的安全将是大英帝国与关利坚合众国的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达致期待的目标，机会也可能永远不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梦想，我展望未来，看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合作，我不禁想起，即使人类不能公开拥护它，将来的某日某时，追随我们的人将可以看到它。……”
美梦成真并没有花100年的时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和美国就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需要是通过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积累而成的。
两国能够铸成坚强的结合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英国具备配合变动环境而调适的不寻常能力。艾奇逊的评语或许没错，他指出：英国紧抱帝国的幻象太长久，未能替自己当前在欧洲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在它与华府的关系上，英国几乎是每天都展现出，虽然是个老大帝国，决不在基本问题上自欺。英国领袖仔细评估过他们不再能够以传统的利益、风险平衡法去影响美国政策，选择（尤其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以缓和方式扩大影响力。英国两党领袖设法使得美国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倚重他们的意见，不仅不认为咨询伦敦的看法是对较弱的盟国示惠，还认为是自己统治上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
然而，英国并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以哲学观而言，英国领袖大体上都认同霍布斯的性恶论。明白人类的罪恶，就很少会对人性失望。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
要具备这样的观念，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心以及天生高人一等的感觉。19世纪，有一位法国外交官告诉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说，法国已经习惯帕默斯顿在最后一分钟才由袖里掏出外交牌，这位勇气十足的英国首相竟然答说：“上帝把牌摆在那儿！”不过，英国把国家自我本性置于实务运用时，却直觉地以温和态度去做，因此它自认可以代表一般利益，倒也经常没错。
在麦克米伦执政时期，英国完成了由实力变为影响力的过渡。他决定把英国政策依附在美国政策之上，并且技巧地处理对华府的关系，以扩大英国的选择范围。麦克米伦从未争辩哲学论点或观念性论点，也很少向美国主要政策公开挑战。他把中央舞台让给美国，退到幕后试图操控整出戏的内容。戴高乐经常吵吵闹闹，让人不理会他会有痛苦；麦克米伦则使美国轻轻松松地来征求英国意见，以致不这么做反倒不好意思。
麦克米伦在柏林危机时期的战术就接近这种手法，他认为不值得为柏林交通问题打一场核战争；另一方面，丢失和美国的关系可就十分严重了。他愿意与美国站在同一边，即使面对核战大摊牌也无怨无悔，这就远胜过其他盟国所作的保证。然而，在他必须面对这个最后大抉择之前，麦克米伦决心试探是否尚有其他对策。他义无反顾地以西方鼓手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制止美国鲁莽行事，也向英国民众显示“他们领袖已竭尽全力去促成了解与协议”。
手段很快就变成目的。麦克米伦对自己的手腕灵活极具信心，自认有把握以纯熟的技术掌控谈判来拔除挑衅的针刺。在麦克米伦看来，外交程序本身可能可以卸解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胁迫，一个接一个没有结论的谈判能使冲动的赫鲁晓夫把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延再延。在阿登纳极端恼火的情况下，麦克米伦于1959年2月底3月初到苏联访问11天，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数度重申他最早的最后通牒。麦克米伦此行并未获致具体成效，赫鲁晓夫却借着他在场重复胁迫言词。但是，麦克米伦依然不屈不挠地追求安排一系列会议的目标，认为这是避过赫鲁晓夫期限最务实的手段。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忧心忡忡地推动以一系列会议，一点一点稳步走向‘和平共处’（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话来说）的观念，即使不是和平，至少和平共处也能在世界不受挑衅。”
然而，当和谈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只能听任有心破坏谈判的一方的牵制，或起码摆出随时可以不谈的姿态也能占了上风。因此，赫鲁晓夫发现他能够界定什么事“可以谈判”。为了让对话能持续，麦克米伦用尽心智想在苏联的议程上找出若干项目，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交涉。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收到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正式通牒的翌日，麦克米伦曾致函其外相劳埃德( SelwynUoyd)说：
“我们不能回避谈判，如何去执行它？这一定会导致谈判统一的德国之前途，以及脱离计划( Disengagement Plans)吗？”
各种不同的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在中欧建立有限度武装的地区（指的是德国、波兰和捷克），并且核武器由这些国家撤出。就麦克米伦而言，以及较低程度下就美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主要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核战略必须仰赖的核武器实力（绝大多数的美国核武器并未部署在欧洲大陆），与苏联讨论脱离计划，在麦克米伦看来乃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无害的方法。
阿登纳反对所有这些办法，因为一旦美国核武器撤出德国，它们势必撤回到美国境内，这势必中断阿登纳认为的欧、美核防务极其重要的政治关联。他的推理，或至少他的国防专家的推理是，只要这些核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苏联必然投鼠忌器，不摧毁核武器，就不敢冒险进攻中欧。加上要进攻中欧就得发动核攻击，美国必定会加以反击。
然而，如果美国撤回核武器，德国就有可能受到传统武器的攻击。阿登纳不敢确定，一旦德国受到毁灭性打击，美国领袖是否将以发动核战争做反应。因此就柏林问题探索出谈判方案，就代替了继续争辩大西洋同盟的军事策略。
每当麦克米伦或艾森豪威尔两者之一采取任何具体的外交主动，另一方的反应就必然印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虚荣心，彼此要互别苗头。虽然两人私交甚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为了麦克米伦径赴莫斯科访问，甚为恼火；同年秋天，麦克米伦获悉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戴维营进行会谈，大大发作一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了吻合美国要集中控制核战略的条件，英国同意把这五艘潜水艇“指派”交给北约组织调度指挥，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之际则不在此限。
英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却变成徒具虚文的规定。由于只要基于“国家最高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潜水艇，加上由于照定义而言，除非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根本不会考虑用到核武器，拿骚协定实质上是把法国人极力以对峙企图争取的行动自由，给了用咨商方式来交涉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对于核武器态度的差异在于，英国预备牺牲形式、只要内容，可是戴高乐却极力要重振法国声威，把形式和内容等同来看待。
当然，法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它一点也没想要获取和英国相同的对美国决策之影响力。因此，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提起大西洋合作的性质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总要争取欧洲的盟主地位，至于美国却要借此重新认识欧洲外交的历史作风。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以过去其他国家未曾得有的方式，主导世界事务。美国人口并不算多，却产出全世界1/3的物品和服务，加上它在核科技上享有极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远胜过任何可能的敌手。
数十年来，美国由于得天独厚，她的领袖忘记了，受战祸蹂躏、暂时无力且软弱的欧洲曾独领风骚主导世界事务历两百年的那份叱咤风云的威势。他们忘记了欧洲生龙活虎地发起工业革命，也忘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忘记了欧洲式外交的繁复的权力均衡体制运作了近三百年。欧洲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复苏，它的若干传统外交模式就会再生，尤其是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现代统治术即源生于法国。
戴高乐：重振欧洲雄风
没有人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振欧洲雄风之意识。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与美国争端迭出最高潮之际，流行的看法是指责这位法国总统仍然偏执自大。殊不知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法国不像美国那样日益超级强大，也不像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是整体的、学习的经验。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和平并未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的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有稳定的政府、全面战胜更强化了她的自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其价值认定的任务。戴高乐则统领着一个遭受一个世代的冲突、数十年的败战羞辱的国家，他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