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01节
美国把它定位于一种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宣称它将与妨碍欧洲复兴的任何政府或组织对抗。马歇尔指的是共产党及其外国组织，他说：
“任何政府、政党或团体，试图让人间沦于永远悲惨以便借以获取政治或其他利益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
只有像美国这样一个具备理想主义、拓荒精神，又相对经验稚嫩的国家，才会仅靠其本身资源就要提出全球经济复兴计划。然而，也正是这项远见激发出全国承诺，支撑着整个冷战时代并获得最终胜利。马歇尔说：这项经济复兴计划“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以对抗饥馑、贫穷、绝望和混乱为目标。”与大西洋宪章公布时一样，号召全球为反饥馑、反绝望而战，比诉诸自利或势力均衡，更能打动美国民心。
在这些或多或少随机的方案之后，出现了一份文件，在今后一个世代成为遏制政策的圣经，实际上遏制政策也是因这份文件而得名。美国战后种种思想统统汇总在《外交》1947年7月号的这一篇鸿文内。文章作者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仅以“X”为名；不过，后来查明他是当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 Head of the Policy PlanningStaff)的乔治·凯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数千篇文章中，凯南这篇《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Soviet Conduct)可谓最为突出。这篇文章行文清晰、论说有力、辞藻华丽，自其“长电”进一步发挥，凯南把苏联的挑衅提升到历史的层面来探讨分析。
凯南文章出现之时，苏联的强悍作为已经是美方政策文件中的重要主题。凯南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对民主仇视乃是苏联国内结构中与生俱来的，也说明了为何这个结构即令西方采取求好缓和政策亦不为所动。
与外在世界的紧张可谓是内在于苏共哲学中的本质，而且也是苏联国内制度运作的本质。就其国内而言，党是唯一有组织的团体，社会的其他部门为散布的未发展的群体。因此苏联对外在世界难以平抑的敌意，乃是企图把国际事务转为吻合其内部脉动。苏联政策的重点是：
“确保在世界权力大势中每一个角落和隙缝，它都有一份。但是，如果它发觉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也能在哲学上接受它们，自我调适。且我们见不到苏联心理上有任何痕迹透露这些目标必须在任何特定时间去达成。
要击败苏联的策略就是，坚定“遏制的政策，在苏联显示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每一个点上，都以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俄国人对峙”。几乎和当代每一篇外交政策文件一模一样，凯南这篇X论文不屑详细阐述确切的外交目标。他所描绘的是美国的古老梦想：和平可以因敌人受到转化而获致；只不过他的文词较时人的文章高尚，观察较锐利深刻而已。凯南与其他专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指出，迟早会有类似权力斗争的机制出现，把苏联的制度彻底改变。由于苏联制度从未有过“合法统的”( Legitsiate)权力移转，凯南认为很可能在某一时刻，不同的权力竞逐者会有所动作：
“深入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发生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妥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于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
没有任何一篇文件如它预料得这么精确。仿佛预卜到戈尔巴乔夫出现后苏联发生的种种事实现象。在苏联彻底土崩瓦解之后，再谈凯南加诸美国人民肩上的职责有多么艰巨，似乎也太过吹毛求疵。他要求美国在苏联广大周边地区，包括亚洲、中东和欧洲种种不同文化的地域中，在不知何时方止的时间里，独任抗拒苏联压力的重担。甚至，克里姆林宫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点，只要它发现可以得到最大利益，即可任意进袭，真是防不胜防。日后发生的种种危机中，美国的政治目标就是力图维持现状，但其全盘努力仍在于通过一系列表面上未有结果的冲突，求取专制主义的最终崩溃。也就是出于美国的国家乐观心态及坚定的自信心的表现，以致像凯南这样老练的观察家，会要求他的国家承担起如此全球性、如此严酷，同时也如此反动的角色。
这项严酷、英勇的主张，要求与专制主义永久对抗斗争，使美国人民承诺不断地竞争，并且把主动权交给敌方，美国的角色亦局限于强化业已站在分界线这边的国家——这乃是典型的利益范围政策。遏制政策由于放弃谈判手段，浪费了美国相对实力最强的宝贵时机——美国依然拥有原子独占优势的时机。的确，以遏制的假设前提——实力阵地尚待建构——而言，冷战变成以军力为主，也予人西方居于相对弱势的不正确印象。
苏联的救赎因而成为政策的终极目标；世局的安定只有在邪恶扫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无怪乎凯南文章的结论，昭示他那缺乏耐心、爱好和平的同胞，要尊重耐心，并且把美国的国际角色解释为是对美国是否值得敬重的一种考验：
“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是否值得被认为是各国领袖的问题。……对俄、美国有深刻观察的人士，将发现对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挑衅，无从抱怨，他反倒对这份天意有些许感恩之情。因为天意让美国人民遭遇这一艰巨的挑战，使得美国的整体安全端赖他们能否团结一致，也端视他们能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道德与政治领袖的责任而定。”
这个高尚的情操有一项特质，就是它们兼具喜恶交织的心情。它们让美国入团结起来承担环球使命，又让这项工作艰巨到令美国人全力以赴仍犹恐力有未逮。然而，对遏制政策又喜又惧的感情，似乎对美国政策有着格外的推动力。虽然对苏外交本质是被动的，遏制政策谈到要在军事与经济范畴建构“实力阵地”时，倒会激出坚强的创造力。这是因为遏制政策之中已经融合纳入美国上一世代经验衍生的两项重要经验教训和信仰：由新政体会到，对政治稳定之所以产生威胁，主要是来自经济、社会期望与现实之间教化差距，因此提出马歇尔计划，以求矫正；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体会到对抗侵略的最佳保障是，具备强大的优势力量，还得有意愿用上它，因此产生出大西洋联盟。马歇尔计划旨在让欧洲在经济上自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以安全为职志。
遏制理论四十年
北约组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承平时期缔结的军事同盟，它的即时影响就是捷克在1948年2月爆发共产党夺权政变。马歇尔计划公布之后，斯大林加速共产党对东欧的控制。他对东欧国家是否效忠莫斯科变得即令不算偏执，也是非常僵硬。一辈子信服共产主义的人，只要被怀疑带有一丝民族感情，都立遭清算。在捷克，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崛起，成为最强大的政党，控制了政府。即使如此，斯大林还是不放心。选举产生的政府遭到推翻，捷克共和国国父之子、非共产党籍的外交部长马沙里克( Jan Masaryk)几乎可以肯定被共产党人亲手由办公室窗口推出，坠楼摔死。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布拉格成立1
10年之内这是第二次，布拉格又成了号召抵抗极权统治的象征。1939年纳粹占领布拉格，使得英国忍无可忍起而抵抗；9年之后，共产党政变亦导致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抵抗同样的命运被强加给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捷克共产党政变的残酷，重新唤醒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担心它会发动支持另一个类似的夺权政变——例如，鼓励共产党政变，承认新的共产党政府，而且利用军力去替它撑腰。因此，若干西欧国家在1948年4月签订了布鲁塞尔公约——旨在击败任何强力推翻民主政府企图的一个防御公约。然而，对于相对实力的每一项分析，都显示出西欧根本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击败苏联的进袭。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运而生，把美国与西欧的防务结合在一起。北约组织可谓史无前例，背离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加入西欧国家的军力，一起置于国际性的北约指挥部统率之下。结果造成了两个军事同盟的对峙，以及沿着整个中欧分界线划分出两个势力范围。
然而，这里不是在美国所见到的过程。威尔逊主义深入人心，无法允许美国称呼任何一个维护欧洲领土现状的安排为同盟。因此，杜鲁门政府的每一个发言人，都刻意把北约组织描绘成与传统保护势力均衡的同盟不一样的安排。如果联想到他经常宣称的构造“独力阵地”的目标，这么做还真需要相当的创造力。政府官员的表现十分卖力。由参议员转任联合国大使的沃伦·奥斯汀( Warren Austin)于1949年4月代表北约组织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他以宣布势力均衡已经不复存在来解决这个难题：
“势力均衡这个老兵，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已经退役解甲。联合国承诺要通过国际组织结合力量，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基于此一目标，要采取有数的集体措施，因此正式引进优势力量，追求和平；老兵势力均衡遂告结束。”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说辞。代表大西洋同盟作证的绝大多数人士都大量引述国务院一份文件的说辞，这份报告题目是《北大西洋公约与传统军事同盟之不同》 (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它声称对上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七个同盟作了历史的评估研究，上及1815年的神圣同盟，下至1939年的纳粹与苏联的条约。它的结论是，北约“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与它们殊异，而“绝大多数传统的同盟‘假惺惺’地否认‘侵略或扩张主义的意图’，它们经常具有不仅只限于防御的目标。”令人惊讶的是，国务院这份文件坚称北约组织的宗旨不在保护欧洲现状；这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才真是新闻。它说，大西洋同盟维护原则，不是维护领土；它不反对改变，而是反对以武力去促成改变。国务院的分析因此有个结论，认为北约“不针对任何人，仅只是反对侵略。它不追求影响‘势力均衡’，而只追求强化‘原则的均衡…。这份文件赞誉北约，以及与它同时期的保障西半球的里约热内卢公约，是“集体安全理念的大发展”，也支持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 Tom Connally)宣称北约并未构成军事同盟，“只是反战同盟”的说法。
历史系的研究生做出这样的分析报告，一定得不到及格分数。历史上，同盟绝少指名道姓标举出它是针对某某国家而来。它们只指出在某些条件之下，同盟才会发动生效——这和北约组织做法一样。自从1949年以来，苏联就是欧洲唯一的潜在侵略者，根本不需要像以往还要指名道姓。坚称美国只是保护原则，而非领土，是道道地地的美式作风，但是很难让心惧苏联扩张领土的国家放心。声称美国只反对以武力求变，而不反对改变本身的说法，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在欧洲长久的历史中，我们不难举出许多领土变更的事例，大抵皆出于武力的结果。
不过，的确也很少有国务院的文件像这份文件一样，受到一向慎重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如此全力的赞同。康纳利参议员极力阐发政府的说辞，认为北约组织意在反对侵略的观念，不是针对某特定国家而来。我们摘录艾奇逊国务卿的一段证词，就可以证明康纳利的热诚有多高：
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国务卿先生，你很清晰地陈述——我亦不妨再稍做重述——这个条约不是针对某特定国家而来。它只针对考虑或已着手对签约会员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国家。这样的说法对吗？
艾奇逊国务卿：正确，康纳利参议员。它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只针对武装侵略而来。
主席：换句话说，除非签字国以外的国家考虑、计划针对他国侵略或武装攻击，它没有理由害怕这个条约。
艾奇逊国务卿：不错，康纳利参议员。我认为，任何国家声称这个条约是针对它而来，应该记得圣经上的忠告：“没人追，罪人也要逃逸。”
一日委员会接纳了这个精神，它实际上已经替所有的见证人做证词——例如，在国防部长路易·约翰逊( Louis Johnson)作证时的对话如下：
主席：事实上，这个条约不具任何军事同盟的意味，它仅限于防卫武装攻击。
约翰逊部长：是的。
主席：它与军事同盟恰恰相反。
泰丁斯( Tydings)参议员：完完全全防御性质。
主席：完完全全防御性质。如果你要称它是同盟，它也只是一个和平的同盟。
约翰逊部长：我很喜欢你的说法。
主席：这是反对武装攻击的同盟，也是反对战争的同盟。并没有丝毫吾人熟悉的军事同盟所规定的主要义务在内。这样的说法对吗？
约翰逊部长：没错。
总之，大西洋同盟实质上不是同盟，而是具有道德的普遍性。它代表世界的多数，对抗惹是生非的少数。换言之，大西洋同盟的角色是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和平与安全”之前，有所举措。
艾奇逊是位熟谙历史、十分老练的国务卿。我们可以想象，他让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进行着问答质询时，眼中闪烁的嘲讽意味。艾奇逊非常明白势力均衡的必要性，这在许许多多对地缘策略议题的分析中已举证历历，毋庸赘言。但是他也有十足的美国思想，他的外交策略确信，欧洲已经在势力均衡这个策略上弄出一团乱局，要让美国人了解均势的观念，就必须以更高尚的理想来加以衬托。在北大西洋公约批准通过许久以后，艾奇逊在向哈佛同学会演说时，依然以道地的美国风格来替大西洋同盟辩护，这也正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它可以实行结盟的历史政策，前提是行动可以用集体安全的理论来解释和交代；这也正是威尔逊最初提出来代替同盟制度的构想。因此，欧洲式的势力均衡观念，以独特的美式修辞复活了！
与北约组织同样重要，但并不受到美国民众注意的另一件大事是，把美、英、法占领区合并起来，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方面，这个新国家代表着俾斯麦的杰作瓦解了，因为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德国将一直分裂。另一方面，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也意味着针对苏联在中欧出现的持续挑战，因为联邦共和国决不会接受在东德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也在其占领区成立东德政府）。此后20年，联邦共和国拒绝承认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何国家若是承认后者，它就不惜与之断绝外交关系。1970年以后，联邦共和国放弃了所谓的“霍尔斯坦理论”( Hallstein Doctrine)，并且与这个东德卫星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并不放弃代表全体德国人发言的权利主张。
美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填补欧洲权力真空的决断作为，让极力支持遏制政策的人士不禁也吃了一惊。丘吉尔日后回忆说：
“我在1944年年底很难想到国务院，在美国民意大力支持下，会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不仅接纳、执行我们开头的路线，并且还激烈地、不惜耗费地、甚至带有军事意义地、促使其实现。”
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四年之后，国际秩序出现许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相同的因素：两个僵硬的同盟互相对峙，彼此之间少有外交运作的回旋空间，而且现在更是在全世界各地均相互对抗。然而，这里头至少有一项重大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同盟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每一方都担心本身阵营里的伙伴一旦易帜，就会瓦解他们认同其安全的基础。事实上，最好战的伙伴会把大家拉入深渊浩劫。至于在冷战期间，每一个阵营都有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它强大到众人非依附它不可，它也不愿让每个盟国轻易把大家带上战争之路。况且，核武器的出现也阻止了1914年7月的幻想再出现——战争不再可能是短促、不痛苦的事。
美国领导的同盟，保证了国际秩序将以道德，甚至偶尔以弥赛亚的方式去维持。美国的领导人代表了为基本价值和彻底地解决，做出和平时期同盟前所未有的努力和牺牲，而不再斤斤计算国家安全和均势，如同往昔欧洲外交局势一般。
日后，批评家强调这种道德论调过分高调。但是，熟识遏制政策规划人的人士，都不能怀疑其诚心诚意。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历40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为这个说法作见证。
国家安全会议第六八号文件( NSC 68)出现在1950年4月，是美国对冷战策略的正式文件，它可以作为例证。NSC 68文件大体上以道德原则的词语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认为，道德挫败比起物质上受挫可能更加危险：
“自由体制在任何地方失败就是处处皆失败。捷克覆亡，我们所遭受的震撼决不能以捷克对我们在物质上有何重要去加以衡量。就物质意义而言，捷克的能量早已在苏联支配下。但是当捷克体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时，也就是在这个无形的价值指标上，我们测度到的损失，远比我们业已遭受的物质损失，伤害大多了。”
一旦重大利益等同道德原则，美国的战略目标就被摆到是否受到敬重，而不是从权力大小的角度来考虑——“要让我们本身强大，不但在引导国家生活时重申价值信念，而且也要发展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美国开国先贤的理论是，以美国作为全体人类自由的灯塔，它弥漫在美国的冷战哲学之中。”NSC 68文件的主笔人摒弃了约翰·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反对的“跨出国门，除恶务尽”的美国思想，它选择以美国做十字军这另一种思想，它说：
“只有在实践上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国内、国外皆然，我们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与正直，而这正是挫败克里姆林宫真正的根本。”
因此，冷战的目的是要感化敌人，“造成苏联制度的彻底改变”，它的意义即是：
“苏联接受了国际社会特定、有限的条件，准许自由体制发展，俄国人民也有机会能自己定出其命运走向。”
虽然NSC 68文件继续叙述有关建立实力的种种军事、经济措施，它的主论调既非传统外交关系的“取予论”( give and take)，也不是启示录中的彻底解决。当美国独占原子武器优势之际，却不愿运用或威胁要运用核武器。美国有一套理由：任何一场核战争的胜利将是过渡的结局，因而乃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至于由谈判而得到的结果，“唯一能获致解决的基础，就是划分势力范围，也就是毫无影响力——因为这样的‘解决’，克里姆林宫势必立刻运用它求取其最大利益。”换言之，美国不肯考虑赢得一场战争，或甚至获致彻底解决，却让敌人不背弃其信仰与主义。
NSC 68文件以其表面冷静的现实主义口吻，开宗明义高唱民主，结论亦坚信历史将站在美国这一方。这份文件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普遍主张和放弃武力结合起来。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揭示其目标时，如此投入自身资源，而且除了传布其国家价值观外，并不期待其他国家回报。这一切都将通过全球改革去达成，而不是十字军惯用的全球征服的手段。因此，为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实力在某一段短暂时期空前的强大，不过事实上美国却自认它的军力相当弱势。
美国走上遏制之路的初期阶段，没有人能够想象美国对冲突抱持的最高目标，即促成敌人内部改变，对它有多大的压力；也无法想象没有任何评估标准可用以评估每一中期步骤的成败良窳。所有这些自信心极强的美国领袖，无法想象美国在四十年之内，会需要小心驶航，经过艰巨的自我怀疑和国内冲突的考验之后，才能实现苏联阵营的瓦解。在此一时刻，他们已经忙于承担起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以及抵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革命性大转弯的批评，无暇再顾及其他。
遏制逐渐形成，它亦遭遇到三种不同学派的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以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为首的“现实主义派”，他认为遏制政策导致心理和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以致耗竭了美国的资源。第二种说法的代言人是丘吉尔，他反对要等到建立实力阵地之后再进行谈判的主张。丘吉尔的论证是，西方国家的实力以冷战开始之际最为强盛，此后即不复有如此盛况，因它的相对谈判力量只会日趋缩小。最后，则是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他根本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假定双方在基本道德上相等，华莱士认为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乎法统，美国反对它，只会加剧双方紧张。他力主回复他认为的罗斯福之政策：即美国以片面决定来结束冷战。
作为现实主义派最雄辩有力的代言人，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衰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不能当做美国政策的基础。
“X先生的估计并没有未雨绸缪，没有给厄运、受理不善、错误和未可预见的因素留出安全空间。他要求我们假设苏联力量已经衰退，他劝告我们相信我们对自身的最高希望即将可以实现。”
李普曼认为，遏制会把美国带到苏联广袤的周边地区荒僻的内陆，以他的看法，这些地区包括许多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在内。远离本土的军事纠缠，不仅不会加强美国的安全，还会削弱美国的决心，按照李普曼的看法，遏制将使得苏联能选择最能令美国狼狈的挑衅，同时还保持外交主动，甚至军事主动。
李普曼强调亟需建立评估标准，以界定在何种地区抵抗苏联扩张行动，攸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没有这一套标准，美国将被迫拼凑组织“一堆卫星、客户、附庸、傀儡的杂牌军”，也会使得美国这些新盟友利用遏制谋取本身利益的情况发生。美国将被迫陷入支持未能存活的政权的泥淖，使得华府只得在“姑息、挫败、丢脸或以不可估算的代价支持（美国盟友）之间”去做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的确是对美国究竟会遭遇何种情况的先知性的分析，不过李普曼提议的补救之道却与普救论的美国传统不相吻合；美国传统较接近于凯南预料的启示录式的结果。李普曼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以个案分析是否合乎美国的利益，而不依据一般原则来一视同仁运作。他认为，美国政策应该减少针对推翻共产制度做出的努力，多注意恢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欧洲势力均衡。遏制意味欧洲的分裂了无尽期，而美国在欧洲的真正利益应该是把苏联势力摒逐出欧洲大陆中心：
“一百多年以来，历代俄罗斯政府无不寻求扩张图谋东欧。但是只有在红军抵达易北河，俄罗斯统治权方才能够实现俄罗斯帝国的野心，以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宗旨。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该以和解为其最高目标，促成俄国退出欧洲……美国的力量必须明确，不是在散布各处的诸点去‘遏制’俄罗斯人，而是制压住整个俄国军事机器，施加重大压力，以支持追求‘和解，亦即撤军’为具体目标的外交政策。”
命运可谓独厚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期赐给它济济的人才。美国的政治领袖是杰出的、经验丰富的人物，在他们背后有著名的麦克劳( John McCloy)、罗福特(Robert Lovett)、布鲁斯(David Bruce)、彭克( Ellsworth Bunker)、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等饱学之士，轮番出壁，不分党派，为历任总统献策定计。
而且美国有幸能自知识分子之中，汲取李普曼和凯南那极有深度的思想。凯南正确地了解到共产主义潜在的弱点；李普曼则精确地预言，基于遏制思想，本质上属于反动的外交政策之挫折。凯南呼吁以耐心允许历史去呈现不可避免的走势；李普曼则呼吁在美国仍占上风之时，采取外交主动谋求欧洲和解。凯南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有较好的直觉了解；李普曼则比较了解，忍受似乎无止境的僵局，压力较大，而且遏制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所支持的路线，相对模糊不清。
最后，李普曼的分析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不过主要都是反对与苏联对峙的人士，他们的支持仅限于李普曼论点的一部分，只强调它的批判，忽略它的建议对策。他们注意到李普曼主张目标要有限制，却忽视了他建议要采取攻势外交。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最有力的替代遏制理论的策略，却来自当时的英国在野党国会领袖丘吉尔。
丘吉尔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而知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都力图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希望增强民主国家在战后的谈判力量。丘吉尔支持遏制政策，但是他决不以遏制为目标。他不愿消极坐待共产主义溃败，寻求创造历史，而非静候历史发展。他追求的是以谈判求和解。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仅只略为暗示应展开谈判。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威尔士的兰都诺( Landudno)演讲，又重谈其论调，认为西方国家的谈判地位决不会比当前更好。他在这项不太受到重视的演说中提到：
“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得到原子弹，也囤积了不少原子弹，情形将是如何？你可以由今天发生的情况来预知来日将发生何种情形，绝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会相信我们仍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必须正视问题，寻求最后解决。我们不应毫无远见地等候事态发展；我指的是坐以待毙。西方国家如果能形成正当要求，趁着他们仍具有原子力量，抢在苏俄共产党也掌握原子弹之前，应该更加可能不必流血就能达成持久的和解。”
两年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作同样的呼吁，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力量谈判，迁延只会自挫实力。1950年11月30日，他发表演说辩护北约组织重新武装的做法，他也提出警告说，西方即使武装起来也不会改变其谈判力量，谈判力量终究还得仰仗美国独占原子实力：“虽然迅速建立我们的军力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提到的这个时期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俄罗斯在目前的所称的传统武器上拥有的优势。这一切种种只会让我们增强欧洲团结，扩大反侵略的威慑力量。因此我赞成只要时机适当，可以尽量与苏俄达成和解，并且在美国原子弹的优势十分强大，足可抵消苏联在其他军力的绝对优势之际，迅速谋求和解。”
丘吉尔认为，实力地位早已建立，但是美国领袖却认为它仍待建立。丘吉尔认为，谈判是把力量用到外交上的方法。他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却在公开声明中极力暗示，他已见到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某种外交最后通牒，美国却一味退缩，不敢运用其原子弹独占优势，即使只用为威胁也不敢。丘吉尔希望能逼迫苏联势力范围缩小，但也预备在缩小后的范围内与苏联力量和平共存。美国领袖却近乎沉沦地厌恶势力范围这套策略。他们希望摧毁，而不是缩小敌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宁愿等候全面胜利、共产主义覆亡，不论它有多么遥远，期待能以威尔逊式的方案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两者的差异归根结蒂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别所致。丘吉尔的社会非常习惯不完美的结果；杜鲁门和其顾问亲信却生长在一个传统里，一旦确认问题存在，通常都运用广大资源加以克服。因此，美国倾向最后的解决，也不信赖英国人最拿手的折中妥协。丘吉尔在理念上没有困难，能够接受一方面建立实力，一方面又积极着手外交运作，迫使和解的双管齐下手法。美国领袖却把这些做法视为分阶段循序而进——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么做，日后在朝鲜战争、越战时，也是如此做。美国的主张得以施行，是因为美国比英国强大，也因为丘吉尔此时只是在野党领袖，没有办法强力推动其策略。
最后，对美国政策最大声、最持续的挑战，既不是自李普曼这一派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丘吉尔这一派势力均衡论者，而是来自根源深植在美国激进思想的传统。李普曼和丘吉尔接受杜鲁门政府的前提，认为苏联扩张主义是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对如何抵御它的策略，有不同的主张；激进派的批评者根本就摒弃遏制政策。亨利·华莱士是罗斯福第三度担任总统时的副总统，曾任农业部长，也是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他是这一派的主要发言人。
华莱士体现着美国平民传统，天生带有北方佬不信赖英国的本性。和杰斐逊以后的多数自由派一样，他坚信“私生活上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同样也该在国际事务上予以遵行”。华莱士认为，美国已经失去道德的指南针，他在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时宣称，美国正在实行“马基雅维里式欺骗、暴力和猜谜式”的外交政策。由于偏见、仇恨和恐惧是国际冲突发生的根源，美国没有道德权力在国外实行干预做法，除非它已自本身社会中摒弃这些祸害。
新激进主义重申美国作为自由守望台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过程中却以它来反对自身。假设美国和苏联的行径在道德上相埒，成为激进派在整个冷战时期批判的特征。主张美国具有国际责任，在华莱士看来，是权力傲慢的明确证据。他认为，英国人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
“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华莱士认为，杜鲁门把美苏冲突看成民主与独裁的对峙，纯属虚构。1945年，苏联战后高压统治越来越明显，集体化的残暴不仁也广受注意之际，华莱士却宣布：“俄国人今天享有的政治自由比以往大多了。”他也发现苏联境内“宗教信仰宽容的迹象大增”，并且宣称“基本上美国和苏联之间并没有冲突”。
华莱士认为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出于恐惧的成分大于扩张主义。1946年3月，还在杜鲁门内阁担任商业部长的华莱士，上书给杜鲁门说：
“过去几个月的事件又让苏联跌回1939年之前担心‘资本主义包围’的噩梦，并恢复其错误的想法，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无可避免地一致敌视苏联。”
6个月以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华莱士直接向杜鲁门挑战，使得杜鲁门动了肝火，要求他递出辞呈，华莱士说：“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
角色在此发生奇异的倒错现象。自命维护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之华莱士，务实地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他所责备的言行不一、耍弄权力政治的政府，却以道德理由斥责苏联的势力范围。
根据华莱士的见解，美国没有权力在世界各地单方面实行干预。防卫只有在联合国认可批准下才算合法（他却不顾苏联在联合国握有否决权），经济援助则应该通过国际机构去分配。由于马歇尔计划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华莱士预料它最后将让美国受到世人仇视。
华莱士的挑衅，在捷克共产党政变、柏林封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土崩瓦解。1948年他出马竞选总统，只得到100万票（大部分得自纽约州）；杜鲁门当选连任，得到2400万票。华莱士落居第四名，得票数还不及另一位参选人，代表南方民主党参选的瑟蒙德( StromThurmond)。
不过，华莱士发表的论调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这个论点强调美国道德上有所不足，它所支持的友人未必符合道德标准；美国和其共产党对手之间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轩轾之分；美国没有义务防卫世界上那些只遭遇到想象中的威胁的地区；世界舆论比地缘政治观念更适合拿来当外交政策指南。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议案初提出来之时，华莱士就力主杜鲁门政府把它提到联合国讨论。如果“俄国动用其否决权，道义重担将由他们负起；当我们独自行动，道义重担就要落在我们身上”。在道义上有理，比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来得重要。
虽然华莱士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激进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击败，它的基本主张反映出美国理想主义的深刻色彩，依然触动着美国人的心理。赋予美国的国际承诺如此能量的同样的道德信念，也有可能因为对外在世界失望或者美国本身的不完美而内向化。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因为孤芳自赏，使得美国由世界局势退回国内；华莱士运动则重新主张美国自扫门前雪，退回国内，理由却是它不足以领导世界。
当美国发动其第一次和平时期国际参与行动时，系统性地自我怀疑还远远未曾发生。开创新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代，对本身拥有极大信心，对美国企业的广阔空间也信心十足。美国的理想主义很适合来处理两强并立的世界，因为传统势力均衡外交的微妙组合并不尽然妥适。只有对其成就和未来有极大信心的社会，才会号召起决心和资源去建立世界秩序，与它击败的敌人媾和、协助残破的盟国复建，并追求敌人转化。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
遏制政策还有一项结果，美国在它势力最鼎盛的时期却把自身摆在基本上消极被动的外交地位上。这也是为何遏制政策日益受到另一派人士攻击的原因。这一派以杜勒斯为最激烈的发言人。他们乃是保守派，接受遏制的前提，却质疑它欠缺紧迫意识。这一派批评者认为，即使遏制终究成功地影响了苏联社会，它的时间也未免太久、成本亦嫌太高。不论遏制能有何成就，解放策略必能加速进程。杜鲁门任期将届之前，遏制政策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抨击，华莱士这一派人士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
争议上升，是因为竟如李普曼所预言的，国际危机日益转移到全球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道德议题混淆不清，对美国安全是否构成直接威胁又难以证明。美国发现自己被牵扯到盟国未予保护的地区之战争中，代表着模糊不清的目标，往往结果亦无定论。由朝鲜战争到越战，这些事件一直让激进派可以批评攻讦，继续质疑遏制政策的道德效力。
“任何政府、政党或团体，试图让人间沦于永远悲惨以便借以获取政治或其他利益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
只有像美国这样一个具备理想主义、拓荒精神，又相对经验稚嫩的国家，才会仅靠其本身资源就要提出全球经济复兴计划。然而，也正是这项远见激发出全国承诺，支撑着整个冷战时代并获得最终胜利。马歇尔说：这项经济复兴计划“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以对抗饥馑、贫穷、绝望和混乱为目标。”与大西洋宪章公布时一样，号召全球为反饥馑、反绝望而战，比诉诸自利或势力均衡，更能打动美国民心。
在这些或多或少随机的方案之后，出现了一份文件，在今后一个世代成为遏制政策的圣经，实际上遏制政策也是因这份文件而得名。美国战后种种思想统统汇总在《外交》1947年7月号的这一篇鸿文内。文章作者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仅以“X”为名；不过，后来查明他是当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 Head of the Policy PlanningStaff)的乔治·凯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数千篇文章中，凯南这篇《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Soviet Conduct)可谓最为突出。这篇文章行文清晰、论说有力、辞藻华丽，自其“长电”进一步发挥，凯南把苏联的挑衅提升到历史的层面来探讨分析。
凯南文章出现之时，苏联的强悍作为已经是美方政策文件中的重要主题。凯南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对民主仇视乃是苏联国内结构中与生俱来的，也说明了为何这个结构即令西方采取求好缓和政策亦不为所动。
与外在世界的紧张可谓是内在于苏共哲学中的本质，而且也是苏联国内制度运作的本质。就其国内而言，党是唯一有组织的团体，社会的其他部门为散布的未发展的群体。因此苏联对外在世界难以平抑的敌意，乃是企图把国际事务转为吻合其内部脉动。苏联政策的重点是：
“确保在世界权力大势中每一个角落和隙缝，它都有一份。但是，如果它发觉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也能在哲学上接受它们，自我调适。且我们见不到苏联心理上有任何痕迹透露这些目标必须在任何特定时间去达成。
要击败苏联的策略就是，坚定“遏制的政策，在苏联显示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每一个点上，都以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俄国人对峙”。几乎和当代每一篇外交政策文件一模一样，凯南这篇X论文不屑详细阐述确切的外交目标。他所描绘的是美国的古老梦想：和平可以因敌人受到转化而获致；只不过他的文词较时人的文章高尚，观察较锐利深刻而已。凯南与其他专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指出，迟早会有类似权力斗争的机制出现，把苏联的制度彻底改变。由于苏联制度从未有过“合法统的”( Legitsiate)权力移转，凯南认为很可能在某一时刻，不同的权力竞逐者会有所动作：
“深入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发生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妥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于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
没有任何一篇文件如它预料得这么精确。仿佛预卜到戈尔巴乔夫出现后苏联发生的种种事实现象。在苏联彻底土崩瓦解之后，再谈凯南加诸美国人民肩上的职责有多么艰巨，似乎也太过吹毛求疵。他要求美国在苏联广大周边地区，包括亚洲、中东和欧洲种种不同文化的地域中，在不知何时方止的时间里，独任抗拒苏联压力的重担。甚至，克里姆林宫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点，只要它发现可以得到最大利益，即可任意进袭，真是防不胜防。日后发生的种种危机中，美国的政治目标就是力图维持现状，但其全盘努力仍在于通过一系列表面上未有结果的冲突，求取专制主义的最终崩溃。也就是出于美国的国家乐观心态及坚定的自信心的表现，以致像凯南这样老练的观察家，会要求他的国家承担起如此全球性、如此严酷，同时也如此反动的角色。
这项严酷、英勇的主张，要求与专制主义永久对抗斗争，使美国人民承诺不断地竞争，并且把主动权交给敌方，美国的角色亦局限于强化业已站在分界线这边的国家——这乃是典型的利益范围政策。遏制政策由于放弃谈判手段，浪费了美国相对实力最强的宝贵时机——美国依然拥有原子独占优势的时机。的确，以遏制的假设前提——实力阵地尚待建构——而言，冷战变成以军力为主，也予人西方居于相对弱势的不正确印象。
苏联的救赎因而成为政策的终极目标；世局的安定只有在邪恶扫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无怪乎凯南文章的结论，昭示他那缺乏耐心、爱好和平的同胞，要尊重耐心，并且把美国的国际角色解释为是对美国是否值得敬重的一种考验：
“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是否值得被认为是各国领袖的问题。……对俄、美国有深刻观察的人士，将发现对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挑衅，无从抱怨，他反倒对这份天意有些许感恩之情。因为天意让美国人民遭遇这一艰巨的挑战，使得美国的整体安全端赖他们能否团结一致，也端视他们能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道德与政治领袖的责任而定。”
这个高尚的情操有一项特质，就是它们兼具喜恶交织的心情。它们让美国入团结起来承担环球使命，又让这项工作艰巨到令美国人全力以赴仍犹恐力有未逮。然而，对遏制政策又喜又惧的感情，似乎对美国政策有着格外的推动力。虽然对苏外交本质是被动的，遏制政策谈到要在军事与经济范畴建构“实力阵地”时，倒会激出坚强的创造力。这是因为遏制政策之中已经融合纳入美国上一世代经验衍生的两项重要经验教训和信仰：由新政体会到，对政治稳定之所以产生威胁，主要是来自经济、社会期望与现实之间教化差距，因此提出马歇尔计划，以求矫正；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体会到对抗侵略的最佳保障是，具备强大的优势力量，还得有意愿用上它，因此产生出大西洋联盟。马歇尔计划旨在让欧洲在经济上自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以安全为职志。
遏制理论四十年
北约组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承平时期缔结的军事同盟，它的即时影响就是捷克在1948年2月爆发共产党夺权政变。马歇尔计划公布之后，斯大林加速共产党对东欧的控制。他对东欧国家是否效忠莫斯科变得即令不算偏执，也是非常僵硬。一辈子信服共产主义的人，只要被怀疑带有一丝民族感情，都立遭清算。在捷克，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崛起，成为最强大的政党，控制了政府。即使如此，斯大林还是不放心。选举产生的政府遭到推翻，捷克共和国国父之子、非共产党籍的外交部长马沙里克( Jan Masaryk)几乎可以肯定被共产党人亲手由办公室窗口推出，坠楼摔死。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布拉格成立1
10年之内这是第二次，布拉格又成了号召抵抗极权统治的象征。1939年纳粹占领布拉格，使得英国忍无可忍起而抵抗；9年之后，共产党政变亦导致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抵抗同样的命运被强加给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捷克共产党政变的残酷，重新唤醒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担心它会发动支持另一个类似的夺权政变——例如，鼓励共产党政变，承认新的共产党政府，而且利用军力去替它撑腰。因此，若干西欧国家在1948年4月签订了布鲁塞尔公约——旨在击败任何强力推翻民主政府企图的一个防御公约。然而，对于相对实力的每一项分析，都显示出西欧根本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击败苏联的进袭。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运而生，把美国与西欧的防务结合在一起。北约组织可谓史无前例，背离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加入西欧国家的军力，一起置于国际性的北约指挥部统率之下。结果造成了两个军事同盟的对峙，以及沿着整个中欧分界线划分出两个势力范围。
然而，这里不是在美国所见到的过程。威尔逊主义深入人心，无法允许美国称呼任何一个维护欧洲领土现状的安排为同盟。因此，杜鲁门政府的每一个发言人，都刻意把北约组织描绘成与传统保护势力均衡的同盟不一样的安排。如果联想到他经常宣称的构造“独力阵地”的目标，这么做还真需要相当的创造力。政府官员的表现十分卖力。由参议员转任联合国大使的沃伦·奥斯汀( Warren Austin)于1949年4月代表北约组织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他以宣布势力均衡已经不复存在来解决这个难题：
“势力均衡这个老兵，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已经退役解甲。联合国承诺要通过国际组织结合力量，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基于此一目标，要采取有数的集体措施，因此正式引进优势力量，追求和平；老兵势力均衡遂告结束。”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说辞。代表大西洋同盟作证的绝大多数人士都大量引述国务院一份文件的说辞，这份报告题目是《北大西洋公约与传统军事同盟之不同》 (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它声称对上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七个同盟作了历史的评估研究，上及1815年的神圣同盟，下至1939年的纳粹与苏联的条约。它的结论是，北约“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与它们殊异，而“绝大多数传统的同盟‘假惺惺’地否认‘侵略或扩张主义的意图’，它们经常具有不仅只限于防御的目标。”令人惊讶的是，国务院这份文件坚称北约组织的宗旨不在保护欧洲现状；这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才真是新闻。它说，大西洋同盟维护原则，不是维护领土；它不反对改变，而是反对以武力去促成改变。国务院的分析因此有个结论，认为北约“不针对任何人，仅只是反对侵略。它不追求影响‘势力均衡’，而只追求强化‘原则的均衡…。这份文件赞誉北约，以及与它同时期的保障西半球的里约热内卢公约，是“集体安全理念的大发展”，也支持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 Tom Connally)宣称北约并未构成军事同盟，“只是反战同盟”的说法。
历史系的研究生做出这样的分析报告，一定得不到及格分数。历史上，同盟绝少指名道姓标举出它是针对某某国家而来。它们只指出在某些条件之下，同盟才会发动生效——这和北约组织做法一样。自从1949年以来，苏联就是欧洲唯一的潜在侵略者，根本不需要像以往还要指名道姓。坚称美国只是保护原则，而非领土，是道道地地的美式作风，但是很难让心惧苏联扩张领土的国家放心。声称美国只反对以武力求变，而不反对改变本身的说法，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在欧洲长久的历史中，我们不难举出许多领土变更的事例，大抵皆出于武力的结果。
不过，的确也很少有国务院的文件像这份文件一样，受到一向慎重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如此全力的赞同。康纳利参议员极力阐发政府的说辞，认为北约组织意在反对侵略的观念，不是针对某特定国家而来。我们摘录艾奇逊国务卿的一段证词，就可以证明康纳利的热诚有多高：
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国务卿先生，你很清晰地陈述——我亦不妨再稍做重述——这个条约不是针对某特定国家而来。它只针对考虑或已着手对签约会员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国家。这样的说法对吗？
艾奇逊国务卿：正确，康纳利参议员。它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只针对武装侵略而来。
主席：换句话说，除非签字国以外的国家考虑、计划针对他国侵略或武装攻击，它没有理由害怕这个条约。
艾奇逊国务卿：不错，康纳利参议员。我认为，任何国家声称这个条约是针对它而来，应该记得圣经上的忠告：“没人追，罪人也要逃逸。”
一日委员会接纳了这个精神，它实际上已经替所有的见证人做证词——例如，在国防部长路易·约翰逊( Louis Johnson)作证时的对话如下：
主席：事实上，这个条约不具任何军事同盟的意味，它仅限于防卫武装攻击。
约翰逊部长：是的。
主席：它与军事同盟恰恰相反。
泰丁斯( Tydings)参议员：完完全全防御性质。
主席：完完全全防御性质。如果你要称它是同盟，它也只是一个和平的同盟。
约翰逊部长：我很喜欢你的说法。
主席：这是反对武装攻击的同盟，也是反对战争的同盟。并没有丝毫吾人熟悉的军事同盟所规定的主要义务在内。这样的说法对吗？
约翰逊部长：没错。
总之，大西洋同盟实质上不是同盟，而是具有道德的普遍性。它代表世界的多数，对抗惹是生非的少数。换言之，大西洋同盟的角色是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和平与安全”之前，有所举措。
艾奇逊是位熟谙历史、十分老练的国务卿。我们可以想象，他让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进行着问答质询时，眼中闪烁的嘲讽意味。艾奇逊非常明白势力均衡的必要性，这在许许多多对地缘策略议题的分析中已举证历历，毋庸赘言。但是他也有十足的美国思想，他的外交策略确信，欧洲已经在势力均衡这个策略上弄出一团乱局，要让美国人了解均势的观念，就必须以更高尚的理想来加以衬托。在北大西洋公约批准通过许久以后，艾奇逊在向哈佛同学会演说时，依然以道地的美国风格来替大西洋同盟辩护，这也正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它可以实行结盟的历史政策，前提是行动可以用集体安全的理论来解释和交代；这也正是威尔逊最初提出来代替同盟制度的构想。因此，欧洲式的势力均衡观念，以独特的美式修辞复活了！
与北约组织同样重要，但并不受到美国民众注意的另一件大事是，把美、英、法占领区合并起来，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方面，这个新国家代表着俾斯麦的杰作瓦解了，因为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德国将一直分裂。另一方面，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也意味着针对苏联在中欧出现的持续挑战，因为联邦共和国决不会接受在东德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也在其占领区成立东德政府）。此后20年，联邦共和国拒绝承认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何国家若是承认后者，它就不惜与之断绝外交关系。1970年以后，联邦共和国放弃了所谓的“霍尔斯坦理论”( Hallstein Doctrine)，并且与这个东德卫星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并不放弃代表全体德国人发言的权利主张。
美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填补欧洲权力真空的决断作为，让极力支持遏制政策的人士不禁也吃了一惊。丘吉尔日后回忆说：
“我在1944年年底很难想到国务院，在美国民意大力支持下，会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不仅接纳、执行我们开头的路线，并且还激烈地、不惜耗费地、甚至带有军事意义地、促使其实现。”
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四年之后，国际秩序出现许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相同的因素：两个僵硬的同盟互相对峙，彼此之间少有外交运作的回旋空间，而且现在更是在全世界各地均相互对抗。然而，这里头至少有一项重大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同盟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每一方都担心本身阵营里的伙伴一旦易帜，就会瓦解他们认同其安全的基础。事实上，最好战的伙伴会把大家拉入深渊浩劫。至于在冷战期间，每一个阵营都有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它强大到众人非依附它不可，它也不愿让每个盟国轻易把大家带上战争之路。况且，核武器的出现也阻止了1914年7月的幻想再出现——战争不再可能是短促、不痛苦的事。
美国领导的同盟，保证了国际秩序将以道德，甚至偶尔以弥赛亚的方式去维持。美国的领导人代表了为基本价值和彻底地解决，做出和平时期同盟前所未有的努力和牺牲，而不再斤斤计算国家安全和均势，如同往昔欧洲外交局势一般。
日后，批评家强调这种道德论调过分高调。但是，熟识遏制政策规划人的人士，都不能怀疑其诚心诚意。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历40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为这个说法作见证。
国家安全会议第六八号文件( NSC 68)出现在1950年4月，是美国对冷战策略的正式文件，它可以作为例证。NSC 68文件大体上以道德原则的词语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认为，道德挫败比起物质上受挫可能更加危险：
“自由体制在任何地方失败就是处处皆失败。捷克覆亡，我们所遭受的震撼决不能以捷克对我们在物质上有何重要去加以衡量。就物质意义而言，捷克的能量早已在苏联支配下。但是当捷克体制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时，也就是在这个无形的价值指标上，我们测度到的损失，远比我们业已遭受的物质损失，伤害大多了。”
一旦重大利益等同道德原则，美国的战略目标就被摆到是否受到敬重，而不是从权力大小的角度来考虑——“要让我们本身强大，不但在引导国家生活时重申价值信念，而且也要发展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美国开国先贤的理论是，以美国作为全体人类自由的灯塔，它弥漫在美国的冷战哲学之中。”NSC 68文件的主笔人摒弃了约翰·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反对的“跨出国门，除恶务尽”的美国思想，它选择以美国做十字军这另一种思想，它说：
“只有在实践上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国内、国外皆然，我们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与正直，而这正是挫败克里姆林宫真正的根本。”
因此，冷战的目的是要感化敌人，“造成苏联制度的彻底改变”，它的意义即是：
“苏联接受了国际社会特定、有限的条件，准许自由体制发展，俄国人民也有机会能自己定出其命运走向。”
虽然NSC 68文件继续叙述有关建立实力的种种军事、经济措施，它的主论调既非传统外交关系的“取予论”( give and take)，也不是启示录中的彻底解决。当美国独占原子武器优势之际，却不愿运用或威胁要运用核武器。美国有一套理由：任何一场核战争的胜利将是过渡的结局，因而乃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至于由谈判而得到的结果，“唯一能获致解决的基础，就是划分势力范围，也就是毫无影响力——因为这样的‘解决’，克里姆林宫势必立刻运用它求取其最大利益。”换言之，美国不肯考虑赢得一场战争，或甚至获致彻底解决，却让敌人不背弃其信仰与主义。
NSC 68文件以其表面冷静的现实主义口吻，开宗明义高唱民主，结论亦坚信历史将站在美国这一方。这份文件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普遍主张和放弃武力结合起来。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揭示其目标时，如此投入自身资源，而且除了传布其国家价值观外，并不期待其他国家回报。这一切都将通过全球改革去达成，而不是十字军惯用的全球征服的手段。因此，为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实力在某一段短暂时期空前的强大，不过事实上美国却自认它的军力相当弱势。
美国走上遏制之路的初期阶段，没有人能够想象美国对冲突抱持的最高目标，即促成敌人内部改变，对它有多大的压力；也无法想象没有任何评估标准可用以评估每一中期步骤的成败良窳。所有这些自信心极强的美国领袖，无法想象美国在四十年之内，会需要小心驶航，经过艰巨的自我怀疑和国内冲突的考验之后，才能实现苏联阵营的瓦解。在此一时刻，他们已经忙于承担起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以及抵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革命性大转弯的批评，无暇再顾及其他。
遏制逐渐形成，它亦遭遇到三种不同学派的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以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为首的“现实主义派”，他认为遏制政策导致心理和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以致耗竭了美国的资源。第二种说法的代言人是丘吉尔，他反对要等到建立实力阵地之后再进行谈判的主张。丘吉尔的论证是，西方国家的实力以冷战开始之际最为强盛，此后即不复有如此盛况，因它的相对谈判力量只会日趋缩小。最后，则是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他根本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假定双方在基本道德上相等，华莱士认为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乎法统，美国反对它，只会加剧双方紧张。他力主回复他认为的罗斯福之政策：即美国以片面决定来结束冷战。
作为现实主义派最雄辩有力的代言人，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衰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不能当做美国政策的基础。
“X先生的估计并没有未雨绸缪，没有给厄运、受理不善、错误和未可预见的因素留出安全空间。他要求我们假设苏联力量已经衰退，他劝告我们相信我们对自身的最高希望即将可以实现。”
李普曼认为，遏制会把美国带到苏联广袤的周边地区荒僻的内陆，以他的看法，这些地区包括许多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在内。远离本土的军事纠缠，不仅不会加强美国的安全，还会削弱美国的决心，按照李普曼的看法，遏制将使得苏联能选择最能令美国狼狈的挑衅，同时还保持外交主动，甚至军事主动。
李普曼强调亟需建立评估标准，以界定在何种地区抵抗苏联扩张行动，攸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没有这一套标准，美国将被迫拼凑组织“一堆卫星、客户、附庸、傀儡的杂牌军”，也会使得美国这些新盟友利用遏制谋取本身利益的情况发生。美国将被迫陷入支持未能存活的政权的泥淖，使得华府只得在“姑息、挫败、丢脸或以不可估算的代价支持（美国盟友）之间”去做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的确是对美国究竟会遭遇何种情况的先知性的分析，不过李普曼提议的补救之道却与普救论的美国传统不相吻合；美国传统较接近于凯南预料的启示录式的结果。李普曼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以个案分析是否合乎美国的利益，而不依据一般原则来一视同仁运作。他认为，美国政策应该减少针对推翻共产制度做出的努力，多注意恢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欧洲势力均衡。遏制意味欧洲的分裂了无尽期，而美国在欧洲的真正利益应该是把苏联势力摒逐出欧洲大陆中心：
“一百多年以来，历代俄罗斯政府无不寻求扩张图谋东欧。但是只有在红军抵达易北河，俄罗斯统治权方才能够实现俄罗斯帝国的野心，以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宗旨。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该以和解为其最高目标，促成俄国退出欧洲……美国的力量必须明确，不是在散布各处的诸点去‘遏制’俄罗斯人，而是制压住整个俄国军事机器，施加重大压力，以支持追求‘和解，亦即撤军’为具体目标的外交政策。”
命运可谓独厚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期赐给它济济的人才。美国的政治领袖是杰出的、经验丰富的人物，在他们背后有著名的麦克劳( John McCloy)、罗福特(Robert Lovett)、布鲁斯(David Bruce)、彭克( Ellsworth Bunker)、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等饱学之士，轮番出壁，不分党派，为历任总统献策定计。
而且美国有幸能自知识分子之中，汲取李普曼和凯南那极有深度的思想。凯南正确地了解到共产主义潜在的弱点；李普曼则精确地预言，基于遏制思想，本质上属于反动的外交政策之挫折。凯南呼吁以耐心允许历史去呈现不可避免的走势；李普曼则呼吁在美国仍占上风之时，采取外交主动谋求欧洲和解。凯南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有较好的直觉了解；李普曼则比较了解，忍受似乎无止境的僵局，压力较大，而且遏制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所支持的路线，相对模糊不清。
最后，李普曼的分析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不过主要都是反对与苏联对峙的人士，他们的支持仅限于李普曼论点的一部分，只强调它的批判，忽略它的建议对策。他们注意到李普曼主张目标要有限制，却忽视了他建议要采取攻势外交。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最有力的替代遏制理论的策略，却来自当时的英国在野党国会领袖丘吉尔。
丘吉尔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而知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都力图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希望增强民主国家在战后的谈判力量。丘吉尔支持遏制政策，但是他决不以遏制为目标。他不愿消极坐待共产主义溃败，寻求创造历史，而非静候历史发展。他追求的是以谈判求和解。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仅只略为暗示应展开谈判。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威尔士的兰都诺( Landudno)演讲，又重谈其论调，认为西方国家的谈判地位决不会比当前更好。他在这项不太受到重视的演说中提到：
“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得到原子弹，也囤积了不少原子弹，情形将是如何？你可以由今天发生的情况来预知来日将发生何种情形，绝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会相信我们仍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必须正视问题，寻求最后解决。我们不应毫无远见地等候事态发展；我指的是坐以待毙。西方国家如果能形成正当要求，趁着他们仍具有原子力量，抢在苏俄共产党也掌握原子弹之前，应该更加可能不必流血就能达成持久的和解。”
两年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作同样的呼吁，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力量谈判，迁延只会自挫实力。1950年11月30日，他发表演说辩护北约组织重新武装的做法，他也提出警告说，西方即使武装起来也不会改变其谈判力量，谈判力量终究还得仰仗美国独占原子实力：“虽然迅速建立我们的军力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提到的这个时期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俄罗斯在目前的所称的传统武器上拥有的优势。这一切种种只会让我们增强欧洲团结，扩大反侵略的威慑力量。因此我赞成只要时机适当，可以尽量与苏俄达成和解，并且在美国原子弹的优势十分强大，足可抵消苏联在其他军力的绝对优势之际，迅速谋求和解。”
丘吉尔认为，实力地位早已建立，但是美国领袖却认为它仍待建立。丘吉尔认为，谈判是把力量用到外交上的方法。他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却在公开声明中极力暗示，他已见到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某种外交最后通牒，美国却一味退缩，不敢运用其原子弹独占优势，即使只用为威胁也不敢。丘吉尔希望能逼迫苏联势力范围缩小，但也预备在缩小后的范围内与苏联力量和平共存。美国领袖却近乎沉沦地厌恶势力范围这套策略。他们希望摧毁，而不是缩小敌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宁愿等候全面胜利、共产主义覆亡，不论它有多么遥远，期待能以威尔逊式的方案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两者的差异归根结蒂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别所致。丘吉尔的社会非常习惯不完美的结果；杜鲁门和其顾问亲信却生长在一个传统里，一旦确认问题存在，通常都运用广大资源加以克服。因此，美国倾向最后的解决，也不信赖英国人最拿手的折中妥协。丘吉尔在理念上没有困难，能够接受一方面建立实力，一方面又积极着手外交运作，迫使和解的双管齐下手法。美国领袖却把这些做法视为分阶段循序而进——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么做，日后在朝鲜战争、越战时，也是如此做。美国的主张得以施行，是因为美国比英国强大，也因为丘吉尔此时只是在野党领袖，没有办法强力推动其策略。
最后，对美国政策最大声、最持续的挑战，既不是自李普曼这一派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丘吉尔这一派势力均衡论者，而是来自根源深植在美国激进思想的传统。李普曼和丘吉尔接受杜鲁门政府的前提，认为苏联扩张主义是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对如何抵御它的策略，有不同的主张；激进派的批评者根本就摒弃遏制政策。亨利·华莱士是罗斯福第三度担任总统时的副总统，曾任农业部长，也是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他是这一派的主要发言人。
华莱士体现着美国平民传统，天生带有北方佬不信赖英国的本性。和杰斐逊以后的多数自由派一样，他坚信“私生活上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同样也该在国际事务上予以遵行”。华莱士认为，美国已经失去道德的指南针，他在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时宣称，美国正在实行“马基雅维里式欺骗、暴力和猜谜式”的外交政策。由于偏见、仇恨和恐惧是国际冲突发生的根源，美国没有道德权力在国外实行干预做法，除非它已自本身社会中摒弃这些祸害。
新激进主义重申美国作为自由守望台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过程中却以它来反对自身。假设美国和苏联的行径在道德上相埒，成为激进派在整个冷战时期批判的特征。主张美国具有国际责任，在华莱士看来，是权力傲慢的明确证据。他认为，英国人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
“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华莱士认为，杜鲁门把美苏冲突看成民主与独裁的对峙，纯属虚构。1945年，苏联战后高压统治越来越明显，集体化的残暴不仁也广受注意之际，华莱士却宣布：“俄国人今天享有的政治自由比以往大多了。”他也发现苏联境内“宗教信仰宽容的迹象大增”，并且宣称“基本上美国和苏联之间并没有冲突”。
华莱士认为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出于恐惧的成分大于扩张主义。1946年3月，还在杜鲁门内阁担任商业部长的华莱士，上书给杜鲁门说：
“过去几个月的事件又让苏联跌回1939年之前担心‘资本主义包围’的噩梦，并恢复其错误的想法，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无可避免地一致敌视苏联。”
6个月以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华莱士直接向杜鲁门挑战，使得杜鲁门动了肝火，要求他递出辞呈，华莱士说：“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
角色在此发生奇异的倒错现象。自命维护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之华莱士，务实地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他所责备的言行不一、耍弄权力政治的政府，却以道德理由斥责苏联的势力范围。
根据华莱士的见解，美国没有权力在世界各地单方面实行干预。防卫只有在联合国认可批准下才算合法（他却不顾苏联在联合国握有否决权），经济援助则应该通过国际机构去分配。由于马歇尔计划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华莱士预料它最后将让美国受到世人仇视。
华莱士的挑衅，在捷克共产党政变、柏林封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土崩瓦解。1948年他出马竞选总统，只得到100万票（大部分得自纽约州）；杜鲁门当选连任，得到2400万票。华莱士落居第四名，得票数还不及另一位参选人，代表南方民主党参选的瑟蒙德( StromThurmond)。
不过，华莱士发表的论调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这个论点强调美国道德上有所不足，它所支持的友人未必符合道德标准；美国和其共产党对手之间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轩轾之分；美国没有义务防卫世界上那些只遭遇到想象中的威胁的地区；世界舆论比地缘政治观念更适合拿来当外交政策指南。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议案初提出来之时，华莱士就力主杜鲁门政府把它提到联合国讨论。如果“俄国动用其否决权，道义重担将由他们负起；当我们独自行动，道义重担就要落在我们身上”。在道义上有理，比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来得重要。
虽然华莱士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激进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击败，它的基本主张反映出美国理想主义的深刻色彩，依然触动着美国人的心理。赋予美国的国际承诺如此能量的同样的道德信念，也有可能因为对外在世界失望或者美国本身的不完美而内向化。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因为孤芳自赏，使得美国由世界局势退回国内；华莱士运动则重新主张美国自扫门前雪，退回国内，理由却是它不足以领导世界。
当美国发动其第一次和平时期国际参与行动时，系统性地自我怀疑还远远未曾发生。开创新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代，对本身拥有极大信心，对美国企业的广阔空间也信心十足。美国的理想主义很适合来处理两强并立的世界，因为传统势力均衡外交的微妙组合并不尽然妥适。只有对其成就和未来有极大信心的社会，才会号召起决心和资源去建立世界秩序，与它击败的敌人媾和、协助残破的盟国复建，并追求敌人转化。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
遏制政策还有一项结果，美国在它势力最鼎盛的时期却把自身摆在基本上消极被动的外交地位上。这也是为何遏制政策日益受到另一派人士攻击的原因。这一派以杜勒斯为最激烈的发言人。他们乃是保守派，接受遏制的前提，却质疑它欠缺紧迫意识。这一派批评者认为，即使遏制终究成功地影响了苏联社会，它的时间也未免太久、成本亦嫌太高。不论遏制能有何成就，解放策略必能加速进程。杜鲁门任期将届之前，遏制政策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抨击，华莱士这一派人士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
争议上升，是因为竟如李普曼所预言的，国际危机日益转移到全球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道德议题混淆不清，对美国安全是否构成直接威胁又难以证明。美国发现自己被牵扯到盟国未予保护的地区之战争中，代表着模糊不清的目标，往往结果亦无定论。由朝鲜战争到越战，这些事件一直让激进派可以批评攻讦，继续质疑遏制政策的道德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