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 第7节
入清以后，由于清代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便逐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加速了道教衰落的进程。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从宠络汉人的需要出发，对道教仍沿明例加以保护，到乾隆时期，即一再加以贬抑。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记载：乾隆四年（1739），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限制天师只能率领本山道众。五年，规定正一真人嗣后不许入朝臣班行。十二年，"复准张氏真人名号……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
……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正一真人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明清之际，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又呈复盨之势。清初，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自任，采用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并得清廷的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⑨一时南北道派纷纷来京求戒。康熙二年（1669），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授戒。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带亦颇有影响。在甘肃，龙门第十一代道士刘一明，著书阐发内丹之道，流传甚广，亦卓然成家。在广东，清末有龙门派道士陈铭珪，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为研究全真道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万历时扬州之陆西星和道光时乐山之李西月，并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书立说，在道教修炼方面各自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前者为"东派"，后者为"西派"。各地龙门派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多少差别，表明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全真一系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末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但其教团素质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称者越来越少，个别上层道士亦日益腐化，终于不能不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落的同时，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演化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间宗教组织，而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苦难中支撑的民国道教
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爱国的。
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民国初年，道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曾企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央道教总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观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说是全真道的全国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以上海为总机关部，参加其成立大会的尽管有数千人，还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场，但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龙虎山企图重建其权威的正一道的全国组织。两个全国组织都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的计划，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也未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因此，两个组织都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
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未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道教界也没有涌现出有远见卓识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一般认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作为这二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是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并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陈樱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他认为仙学是一种独立的专门学术，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与某道友论阴阳工夫》一文中说：
"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并且公开提出"你若救国，请先研究仙学"的主张，因此，这里的"仙学"，与其说是鼓吹"离尘出世"，不如说是在沦为亡国奴隶的情势下，追求不染污浊、独善其身的一种曲折的表现。陈樱宁称其"仙学"不同于释、儒，与道家和道教虽有联系而有区别。不过，其"仙学"内容只是传统"炼丹术"的"内丹"，即道教方术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
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粗具轮廓的简要综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述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另有专门论述。
注：
①《明太祖文集》卷十
②③④⑤⑥⑦⑧《明史》第1册160页，第26册7882页，7885页，7897页，7897页，7897页，78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白云观志》
概述
道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最早是东汉顺帝（126～144）时出现的五斗米道，灵帝建宁、熹平之际（168～177），又有太平道的建立。这是世人最初认识的道教。时至东晋南北朝，又产生了上清、灵宝、楼观等派别。道教的派别渐多，影响也逐渐扩大。至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及其前后，北方又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新道派；南方则出现了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道等诸多符箓新派；是为道教发展史上宗派繁衍最盛的时期。在整个道教发展史中，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一些宗派衰亡了，另一些宗派又繁衍了；在某种条件下，若干小宗派联合成一个大宗派，在另一种条件下，一个大宗派又分化为若干小宗派。这种宗派兴衰分合的现象，与道教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相始终，是道教发展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尽管道教各宗派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也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大都出现在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产生于东汉末政治腐朽黑暗、经济危机深重的年代；上清、灵宝派则出现于东晋羸弱、十六国分争时期；北方三个新道派和南方诸符箓新派，则于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南宋孱弱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先后面世。究其原因，除了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手段以外，更在于人民处于苦难倍于往昔的境地时，往往想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暂时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于是各个道派就随所处的时代应运而生了。
道派创建之初，大多数创教人皆以神降经书相张扬，借以耸动听闻，吸引群众。太平道创建时，宣扬张角获得了神人于曲阳泉水上降授给于吉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五斗米道创建时，宣扬太上老君亲降鹤鸣山授张陵新出正一盟威之道；上清派创建时，宣扬魏夫人和诸仙真降授杨羲、许谧以《上清真经》；灵宝派创建时，宣扬葛巢甫获得了元始天尊降授给葛玄的《灵宝经》。如此等等。因此这些道派都以自称神授的经书之名称其派，张角据《太平经》称太平道，张陵据正一盟威之道称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皆为俗称），杨羲、许谧据《上清（大洞）真经》称上清派，葛巢甫据《灵宝经》称灵宝派。这种自造经书而托名神授的创教方式，为其后许多年代的创教者所沿用。如饶洞天于北宋时宣称，在地下掘得神书《天心经正法》而肇建天心派；王文卿、林灵素于北宋末宣称，汪君火师降授飞神谒帝之道和赵升（张陵弟子）降授《神霄天坛玉书》而建神霄派；刘德仁于金初宣称，一须眉皓白的老人（隐喻老子）亲授《道德经》要言和一支笔而创大道教（后改名真大道）；何真公、刘玉相继在南宋和元代宣称，许逊降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和《中黄大道》《八极真诠》而创净明道。连注重内丹修持的全真道，在初建时也宣扬王喆在甘河遇仙，亲授内丹口诀。以上各派创教祖师的神授经书故事，虽然皆属神话传说，但却容易引起苦难群众的内心共鸣，故而都能成功地建起各自的道派。
除很多以道教经书命名的道派以外，还有不少以创教地区命名的道派，如楼观道、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以及后来的龙门派等。另外还有根据教义主旨命名的道派，如全真道以实行真功、真行为"全真"，故因以名其派。太一道如以传太一法箓命名，仍属据经书命名的一类，如以信仰太一神命名，则与全真道相类。又有据祖师之名命名的道派，如三丰派、萨祖派等。
尽管道教诸派出现的时间不同，名称各异，但其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标则是大体相同的。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终极目标是长生成仙。老子的"道"，原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道教从宗教立场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变成道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和指导修炼的理论。同时把它和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构成道教追求的理想世界的图景，得道、成仙成为个人理想归宿的实现。因此，信仰老子的"道"和追求长生成仙，是各个道教宗派的共性，舍此不得谓道教宗派。
与此同时，各个宗派又各有其个性。这种个性源于对基本信仰和目标的不同理解，和实现基本目标所采取的不同手段与途径。在早期道教，各派在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上，没有区别，只是在实现此目标的途径上各有不同。大略言之，一种是企图借助符箓咒术、祈禳、斋醮，辅以行气、导引、存神、守一等炼形手段，以期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一种是企图借助服食外丹，修炼内丹等途径，达到成仙得道的目的。主修前一类道术的道派，被称为符箓派，主修后一类道术的道派，被称为丹鼎派、炼养派。实际上，外丹术很早即为符箓派所修习，随着内丹术的发展，外丹术逐渐被视为邪道而排除于炼养派之外，只称修内丹者为炼养派。一般说来，早期道教各派，无论是主修符箓的符箓派，或主修内、外丹的丹鼎派，所追求的长生成仙的目标，皆以肉体与精神共存、肉体不死为特征。所修方术虽有各种名目，皆不外为了炼神和炼形，以期达到形神共存，即"形神俱妙"，而"肉体飞升"。
但经过若干年代的努力，各种方术都达不到肉体不死的目的。
于是许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目标上作出修正，即不再强调"形神俱妙"、"肉体飞升"，而只追求成仙证道的笼统目标。后起的全真道更干脆抛弃这个目标，批评"肉体不死"为"大愚，不达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把不死的意义缩小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这是道教后期在信仰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却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尽管道教诸派在基本信仰上大体相同，但如五斗米道、太平道、帛爱道、李家道等前期出现的一批道派，却与后期道派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别。一方面，这批道派处于道教初创时期，教义教规很不完备，在发展方向上，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它们都起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群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加上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来不及用封建礼法对它们进行思想约束，加强组织管理，因而每当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激化时，这些道派往往成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如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张修领导的一支五斗米道在汉中加以响应。汉末三国间出现的帛家道、李家道，也时刻准备待机而动，至东晋初，终于发生了李脱弟子李弘在安徽霍山的起义。此后托称李弘（据说李弘是老君应世的化名）的起义，在东晋南北朝期间，更是"岁岁有之"。五斗米道在三国时期，更被张鲁利用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割据巴、汉近三十年。张鲁政权覆灭后，陈瑞领导的五斗米道又企图在蜀中起义而未果；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却在蜀中五斗米道首领范长生的帮助下，占领成都，建立起成汉政权，立国四十余年。当五斗米道传入江南后，在晋末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孙恩、卢循起义，加速了东晋的灭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史书具载的重大事件，也是早期道教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汉末以后出现的小道派和起义事件，远不止此。葛洪《抱朴子·道意篇》载："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又称："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据考，柳根（似即刘根）、王歆、李申等，和张角一样，都是汉末起义领袖。可见早期道教出现的许多道派皆具有较强的叛逆性，使道教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之中，而不能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这便严重地影响当时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至南北朝初，如寇谦之、陆修静等一些出身士族的道士，相继对早期道派进行改造。他们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则，去除其叛逆性和可能被起义者利用的思想因素，增加其封建伦理内容，以期达到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目的。经过寇、陆等人改造后的五斗米道（天师道），虽在宗教内容上得到了充实，但在性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具有叛逆性的民间宗教变成为适合封建制度需要的士族宗教。与此同时，原由士族知识分子在东晋中期创建的上清派、灵宝派，以及受上清派影响的楼观道等，亦在教义教规中充实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从此道教各派完全被纳入封建制度的轨道。尽管此后仍有一些道士在民间继续从事反苛政等等活动，但以教派为旗帜的武装起义，已不见史传了。
道教各派在理论、教义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各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只在修习方术上互有贬斥；相反，各派之间的互相汲取，却是比较突出的。不仅符箓派之间互相汲取，符箓派与炼养派之间也互相汲取。这种现象在南宋以后特别明显。如南宋时期出现的神霄派、清微派以及当时的龙虎宗都十分重视内丹修炼，甚至强调内炼是行法的基础，使之和符箓咒术结合起来。全真道至后期也兼习符箓斋醮。这样互相汲取的结果是各派特点的进一步融合。这也是后期道教各派能互相联合为两大派的原因之一。
道教各派善于兼收并蓄，除各派彼此汲取外，又多汲取儒、释思想（与儒释又有斗争的一面，但主要集中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虽未汲取佛教思想，但却汲取儒学。其后各派则既汲取儒学，又汲取佛教。而且在唐宋盛行的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其汲取融合儒释就更为广泛而深入。无论在教理教义、教制教规，以及斋醮科仪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汲取，从而使道教各派无不被打上三教合一的烙印。后期的全真道、净明道表现尤为突出。三教合一思想实际成为全真道立教的主旨，其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尤具禅宗特色。净明道用儒家忠孝伦常思想阐发教义，更带浓厚的理学色彩。
道教各派在组织建设上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后期出现的道派，其组织制度较前期更完备。据称，张陵创五斗米道时，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教民组织和传教点。其后，张鲁统治汉中时，实行政教合一的祭酒制度，祭酒既是宗教首领，又是政权首领，在巴、汉那块独立王国里，自不失为较好的道教组织形式。但当汉中政权被消灭、五斗米道北迁以后，条件变了，祭酒制度就日益松弛而难以继续维持。东晋末，上清、灵宝派出，创造了道馆（观）制度，以所建道馆（观）为道士集中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道士之间仅有师徒传承的宗教关系，而无祭酒制的官民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道馆（观）的管理制度和戒律制度。此道馆（观）至隋唐改名宫（观之大者）、观，逐渐定型化为道教的基层组织。
大约在南北朝中后期，统治阶级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南朝梁设大、小道正，以掌道教；北齐太常寺设崇虚部函，掌道士簿帐，北周有司玄中士、下士掌道们之政。后历经唐宋的发展，至金代，"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箓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择人"（《大金国志》卷三十六）。至元代，从上到下的领导体制更趋严密，元室中央设集贤院总领道教各派，各派首领则分级管理本派教务。各派皆按元代的行政区域，路设道录司，掌其事者为道录、道判；州设道正司，掌其事者为道正、道判；县设威仪司，掌其事者为威仪；最基层为宫观，设住持、提举、提点。各级道官皆以道士任之。明代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对道教的管理，京师设道录司以领天下道教，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明中叶后，道教衰落，全真、正一两大派的组织制度也无发展。
下面介绍的五斗米道等二十二十道派，其中既有大派（如全真道、正一道），也有一些小派（如帛家道、李家道），还介绍了一些支派（如玄教、龙门派、天心派等），目的是想从较多的角度勾划出道教宗派的发展变化。其次，五斗米道、龙虎宗、正一道，本是一个道派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可以合为一个道派来阐述，但因它们各个阶段各有特色，区别较大，分派（分阶段）介绍，脉络可能更为清晰。上清派和茅山宗，灵宝派和阁皂宗，同属这种情况。最后，还有一些道派，如武当道、崂山派、三丰派、萨祖派，以及自全真道中分衍出来的龙门、随山、南无、遇仙、华山、嵛山、清静七个支派，除龙门派外，皆因资料不足，只能暂付阙如，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同读者见面。至于明代出现的陆西星内丹东派，清代出现的李西月内丹西派，皆是从内丹学说上加以区分的称谓，尚不足构成一个宗派，故只在《全真道》篇中涉及，未另撰专文。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创始人张陵（34～156），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学道，并造作道书（或称符书）以教百姓，倡言天人下降，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以为人治病开始传教，据称"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他为了统率教民，设立二十四个传教点，称"二十四治"，以其中的阳平治（在今四川彭县）、鹿堂治（在今四川绵竹）、鹤鸣治（在今成都市大邑）为传教中心，因入道者需交纳信米五斗，故俗称"五斗米道"。又因创教之初，曾受巴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巫术色彩浓厚，时人或称"米巫"。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衡殁、孙张鲁继之。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张陵称"天师"，张衡称"嗣师"，张鲁称"系师"。张衡事迹未见记载，张鲁《三国志》有传，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建设者。史载，刘焉为益州牧时，曾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初平二年（191），命其与别部司马张修率部共同进取汉中。后刘焉之子刘璋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东汉政府无力征讨，乃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遂以政权、教权首领的双重身份，在巴、汉地区大力推行五斗米道，在教义、教仪、方术以及组织建设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第一，在他统治的区域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入道者初名"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号"祭酒"，任统辖教民之职；统领教民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这样，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由鬼卒--祭酒--
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制度渐趋完备。
第二，教民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为此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并设"鬼史"，主为病人请祷。
"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文书），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①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载，张鲁又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作为为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其斋法虽较简陋，但却为制订道教斋醮仪式开创了先例。
第三，设奸令祭酒，向教民宣讲《老子》，张鲁并为之作注，名《老子想尔注》。他从宗教立场出发，在注解《老子》时，阐述了五斗米道的信仰与教义。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他把老子的"道"人格化为有意志、能创生天地、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②其基本教义是通过守一、守道诫，达到长生不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③
第四，《老子想尔注》表明，五斗米道除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以祈禳斋醮为人谢罪除灾外，还行守一、行气、房中等道术。谓"守诫不违，即为守一"；"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④
此外，他还在境内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及实施宽刑，禁酒等利民措施，史称"民夷便乐之"。因而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张鲁统治的巴、汉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那里得到较大发展，与这种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张鲁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是五斗米道在政教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下兴旺发达时期。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张鲁降曹，这一发展阶段遂告结束。此后，五斗米道虽面临若干严重问题，但却继续向民间，且向上层社会发展，并从巴蜀的狭小范围传播到北方和江南广大地区。
张鲁政权覆亡后，巴蜀地区五斗米道曾有过短暂（三国时期）的沉寂。但入晋以后，又渐趋活跃。西晋初，犍为人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⑤
……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正一真人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明清之际，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又呈复盨之势。清初，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自任，采用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并得清廷的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⑨一时南北道派纷纷来京求戒。康熙二年（1669），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授戒。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带亦颇有影响。在甘肃，龙门第十一代道士刘一明，著书阐发内丹之道，流传甚广，亦卓然成家。在广东，清末有龙门派道士陈铭珪，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为研究全真道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万历时扬州之陆西星和道光时乐山之李西月，并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书立说，在道教修炼方面各自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前者为"东派"，后者为"西派"。各地龙门派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多少差别，表明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全真一系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末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但其教团素质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称者越来越少，个别上层道士亦日益腐化，终于不能不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落的同时，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演化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间宗教组织，而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苦难中支撑的民国道教
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爱国的。
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民国初年，道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曾企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央道教总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观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说是全真道的全国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以上海为总机关部，参加其成立大会的尽管有数千人，还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场，但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龙虎山企图重建其权威的正一道的全国组织。两个全国组织都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的计划，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也未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因此，两个组织都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
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未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道教界也没有涌现出有远见卓识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一般认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作为这二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是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并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陈樱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他认为仙学是一种独立的专门学术，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与某道友论阴阳工夫》一文中说：
"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并且公开提出"你若救国，请先研究仙学"的主张，因此，这里的"仙学"，与其说是鼓吹"离尘出世"，不如说是在沦为亡国奴隶的情势下，追求不染污浊、独善其身的一种曲折的表现。陈樱宁称其"仙学"不同于释、儒，与道家和道教虽有联系而有区别。不过，其"仙学"内容只是传统"炼丹术"的"内丹"，即道教方术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
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粗具轮廓的简要综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述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另有专门论述。
注：
①《明太祖文集》卷十
②③④⑤⑥⑦⑧《明史》第1册160页，第26册7882页，7885页，7897页，7897页，7897页，78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白云观志》
概述
道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最早是东汉顺帝（126～144）时出现的五斗米道，灵帝建宁、熹平之际（168～177），又有太平道的建立。这是世人最初认识的道教。时至东晋南北朝，又产生了上清、灵宝、楼观等派别。道教的派别渐多，影响也逐渐扩大。至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及其前后，北方又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新道派；南方则出现了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道等诸多符箓新派；是为道教发展史上宗派繁衍最盛的时期。在整个道教发展史中，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一些宗派衰亡了，另一些宗派又繁衍了；在某种条件下，若干小宗派联合成一个大宗派，在另一种条件下，一个大宗派又分化为若干小宗派。这种宗派兴衰分合的现象，与道教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相始终，是道教发展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尽管道教各宗派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也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大都出现在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产生于东汉末政治腐朽黑暗、经济危机深重的年代；上清、灵宝派则出现于东晋羸弱、十六国分争时期；北方三个新道派和南方诸符箓新派，则于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南宋孱弱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先后面世。究其原因，除了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手段以外，更在于人民处于苦难倍于往昔的境地时，往往想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暂时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于是各个道派就随所处的时代应运而生了。
道派创建之初，大多数创教人皆以神降经书相张扬，借以耸动听闻，吸引群众。太平道创建时，宣扬张角获得了神人于曲阳泉水上降授给于吉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五斗米道创建时，宣扬太上老君亲降鹤鸣山授张陵新出正一盟威之道；上清派创建时，宣扬魏夫人和诸仙真降授杨羲、许谧以《上清真经》；灵宝派创建时，宣扬葛巢甫获得了元始天尊降授给葛玄的《灵宝经》。如此等等。因此这些道派都以自称神授的经书之名称其派，张角据《太平经》称太平道，张陵据正一盟威之道称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皆为俗称），杨羲、许谧据《上清（大洞）真经》称上清派，葛巢甫据《灵宝经》称灵宝派。这种自造经书而托名神授的创教方式，为其后许多年代的创教者所沿用。如饶洞天于北宋时宣称，在地下掘得神书《天心经正法》而肇建天心派；王文卿、林灵素于北宋末宣称，汪君火师降授飞神谒帝之道和赵升（张陵弟子）降授《神霄天坛玉书》而建神霄派；刘德仁于金初宣称，一须眉皓白的老人（隐喻老子）亲授《道德经》要言和一支笔而创大道教（后改名真大道）；何真公、刘玉相继在南宋和元代宣称，许逊降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和《中黄大道》《八极真诠》而创净明道。连注重内丹修持的全真道，在初建时也宣扬王喆在甘河遇仙，亲授内丹口诀。以上各派创教祖师的神授经书故事，虽然皆属神话传说，但却容易引起苦难群众的内心共鸣，故而都能成功地建起各自的道派。
除很多以道教经书命名的道派以外，还有不少以创教地区命名的道派，如楼观道、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以及后来的龙门派等。另外还有根据教义主旨命名的道派，如全真道以实行真功、真行为"全真"，故因以名其派。太一道如以传太一法箓命名，仍属据经书命名的一类，如以信仰太一神命名，则与全真道相类。又有据祖师之名命名的道派，如三丰派、萨祖派等。
尽管道教诸派出现的时间不同，名称各异，但其基本信仰和追求的目标则是大体相同的。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终极目标是长生成仙。老子的"道"，原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道教从宗教立场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变成道教教义的思想基础和指导修炼的理论。同时把它和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构成道教追求的理想世界的图景，得道、成仙成为个人理想归宿的实现。因此，信仰老子的"道"和追求长生成仙，是各个道教宗派的共性，舍此不得谓道教宗派。
与此同时，各个宗派又各有其个性。这种个性源于对基本信仰和目标的不同理解，和实现基本目标所采取的不同手段与途径。在早期道教，各派在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上，没有区别，只是在实现此目标的途径上各有不同。大略言之，一种是企图借助符箓咒术、祈禳、斋醮，辅以行气、导引、存神、守一等炼形手段，以期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一种是企图借助服食外丹，修炼内丹等途径，达到成仙得道的目的。主修前一类道术的道派，被称为符箓派，主修后一类道术的道派，被称为丹鼎派、炼养派。实际上，外丹术很早即为符箓派所修习，随着内丹术的发展，外丹术逐渐被视为邪道而排除于炼养派之外，只称修内丹者为炼养派。一般说来，早期道教各派，无论是主修符箓的符箓派，或主修内、外丹的丹鼎派，所追求的长生成仙的目标，皆以肉体与精神共存、肉体不死为特征。所修方术虽有各种名目，皆不外为了炼神和炼形，以期达到形神共存，即"形神俱妙"，而"肉体飞升"。
但经过若干年代的努力，各种方术都达不到肉体不死的目的。
于是许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目标上作出修正，即不再强调"形神俱妙"、"肉体飞升"，而只追求成仙证道的笼统目标。后起的全真道更干脆抛弃这个目标，批评"肉体不死"为"大愚，不达道理"；而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把不死的意义缩小为"真性"不死，即精神不死。这是道教后期在信仰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却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
尽管道教诸派在基本信仰上大体相同，但如五斗米道、太平道、帛爱道、李家道等前期出现的一批道派，却与后期道派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别。一方面，这批道派处于道教初创时期，教义教规很不完备，在发展方向上，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它们都起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群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加上当时的统治阶级还来不及用封建礼法对它们进行思想约束，加强组织管理，因而每当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激化时，这些道派往往成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如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张修领导的一支五斗米道在汉中加以响应。汉末三国间出现的帛家道、李家道，也时刻准备待机而动，至东晋初，终于发生了李脱弟子李弘在安徽霍山的起义。此后托称李弘（据说李弘是老君应世的化名）的起义，在东晋南北朝期间，更是"岁岁有之"。五斗米道在三国时期，更被张鲁利用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割据巴、汉近三十年。张鲁政权覆灭后，陈瑞领导的五斗米道又企图在蜀中起义而未果；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却在蜀中五斗米道首领范长生的帮助下，占领成都，建立起成汉政权，立国四十余年。当五斗米道传入江南后，在晋末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孙恩、卢循起义，加速了东晋的灭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史书具载的重大事件，也是早期道教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汉末以后出现的小道派和起义事件，远不止此。葛洪《抱朴子·道意篇》载："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又称："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据考，柳根（似即刘根）、王歆、李申等，和张角一样，都是汉末起义领袖。可见早期道教出现的许多道派皆具有较强的叛逆性，使道教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之中，而不能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这便严重地影响当时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至南北朝初，如寇谦之、陆修静等一些出身士族的道士，相继对早期道派进行改造。他们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则，去除其叛逆性和可能被起义者利用的思想因素，增加其封建伦理内容，以期达到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目的。经过寇、陆等人改造后的五斗米道（天师道），虽在宗教内容上得到了充实，但在性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过去具有叛逆性的民间宗教变成为适合封建制度需要的士族宗教。与此同时，原由士族知识分子在东晋中期创建的上清派、灵宝派，以及受上清派影响的楼观道等，亦在教义教规中充实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从此道教各派完全被纳入封建制度的轨道。尽管此后仍有一些道士在民间继续从事反苛政等等活动，但以教派为旗帜的武装起义，已不见史传了。
道教各派在理论、教义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各派之间几乎没有理论上的纷争，只在修习方术上互有贬斥；相反，各派之间的互相汲取，却是比较突出的。不仅符箓派之间互相汲取，符箓派与炼养派之间也互相汲取。这种现象在南宋以后特别明显。如南宋时期出现的神霄派、清微派以及当时的龙虎宗都十分重视内丹修炼，甚至强调内炼是行法的基础，使之和符箓咒术结合起来。全真道至后期也兼习符箓斋醮。这样互相汲取的结果是各派特点的进一步融合。这也是后期道教各派能互相联合为两大派的原因之一。
道教各派善于兼收并蓄，除各派彼此汲取外，又多汲取儒、释思想（与儒释又有斗争的一面，但主要集中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虽未汲取佛教思想，但却汲取儒学。其后各派则既汲取儒学，又汲取佛教。而且在唐宋盛行的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其汲取融合儒释就更为广泛而深入。无论在教理教义、教制教规，以及斋醮科仪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汲取，从而使道教各派无不被打上三教合一的烙印。后期的全真道、净明道表现尤为突出。三教合一思想实际成为全真道立教的主旨，其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尤具禅宗特色。净明道用儒家忠孝伦常思想阐发教义，更带浓厚的理学色彩。
道教各派在组织建设上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后期出现的道派，其组织制度较前期更完备。据称，张陵创五斗米道时，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教民组织和传教点。其后，张鲁统治汉中时，实行政教合一的祭酒制度，祭酒既是宗教首领，又是政权首领，在巴、汉那块独立王国里，自不失为较好的道教组织形式。但当汉中政权被消灭、五斗米道北迁以后，条件变了，祭酒制度就日益松弛而难以继续维持。东晋末，上清、灵宝派出，创造了道馆（观）制度，以所建道馆（观）为道士集中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道士之间仅有师徒传承的宗教关系，而无祭酒制的官民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道馆（观）的管理制度和戒律制度。此道馆（观）至隋唐改名宫（观之大者）、观，逐渐定型化为道教的基层组织。
大约在南北朝中后期，统治阶级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南朝梁设大、小道正，以掌道教；北齐太常寺设崇虚部函，掌道士簿帐，北周有司玄中士、下士掌道们之政。后历经唐宋的发展，至金代，"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箓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择人"（《大金国志》卷三十六）。至元代，从上到下的领导体制更趋严密，元室中央设集贤院总领道教各派，各派首领则分级管理本派教务。各派皆按元代的行政区域，路设道录司，掌其事者为道录、道判；州设道正司，掌其事者为道正、道判；县设威仪司，掌其事者为威仪；最基层为宫观，设住持、提举、提点。各级道官皆以道士任之。明代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对道教的管理，京师设道录司以领天下道教，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明中叶后，道教衰落，全真、正一两大派的组织制度也无发展。
下面介绍的五斗米道等二十二十道派，其中既有大派（如全真道、正一道），也有一些小派（如帛家道、李家道），还介绍了一些支派（如玄教、龙门派、天心派等），目的是想从较多的角度勾划出道教宗派的发展变化。其次，五斗米道、龙虎宗、正一道，本是一个道派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可以合为一个道派来阐述，但因它们各个阶段各有特色，区别较大，分派（分阶段）介绍，脉络可能更为清晰。上清派和茅山宗，灵宝派和阁皂宗，同属这种情况。最后，还有一些道派，如武当道、崂山派、三丰派、萨祖派，以及自全真道中分衍出来的龙门、随山、南无、遇仙、华山、嵛山、清静七个支派，除龙门派外，皆因资料不足，只能暂付阙如，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同读者见面。至于明代出现的陆西星内丹东派，清代出现的李西月内丹西派，皆是从内丹学说上加以区分的称谓，尚不足构成一个宗派，故只在《全真道》篇中涉及，未另撰专文。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创始人张陵（34～156），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学道，并造作道书（或称符书）以教百姓，倡言天人下降，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以为人治病开始传教，据称"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他为了统率教民，设立二十四个传教点，称"二十四治"，以其中的阳平治（在今四川彭县）、鹿堂治（在今四川绵竹）、鹤鸣治（在今成都市大邑）为传教中心，因入道者需交纳信米五斗，故俗称"五斗米道"。又因创教之初，曾受巴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巫术色彩浓厚，时人或称"米巫"。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衡殁、孙张鲁继之。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张陵称"天师"，张衡称"嗣师"，张鲁称"系师"。张衡事迹未见记载，张鲁《三国志》有传，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建设者。史载，刘焉为益州牧时，曾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初平二年（191），命其与别部司马张修率部共同进取汉中。后刘焉之子刘璋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东汉政府无力征讨，乃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遂以政权、教权首领的双重身份，在巴、汉地区大力推行五斗米道，在教义、教仪、方术以及组织建设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第一，在他统治的区域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入道者初名"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号"祭酒"，任统辖教民之职；统领教民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这样，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由鬼卒--祭酒--
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制度渐趋完备。
第二，教民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为此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并设"鬼史"，主为病人请祷。
"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文书），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①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载，张鲁又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作为为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其斋法虽较简陋，但却为制订道教斋醮仪式开创了先例。
第三，设奸令祭酒，向教民宣讲《老子》，张鲁并为之作注，名《老子想尔注》。他从宗教立场出发，在注解《老子》时，阐述了五斗米道的信仰与教义。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他把老子的"道"人格化为有意志、能创生天地、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②其基本教义是通过守一、守道诫，达到长生不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③
第四，《老子想尔注》表明，五斗米道除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以祈禳斋醮为人谢罪除灾外，还行守一、行气、房中等道术。谓"守诫不违，即为守一"；"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④
此外，他还在境内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及实施宽刑，禁酒等利民措施，史称"民夷便乐之"。因而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张鲁统治的巴、汉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那里得到较大发展，与这种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张鲁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是五斗米道在政教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下兴旺发达时期。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张鲁降曹，这一发展阶段遂告结束。此后，五斗米道虽面临若干严重问题，但却继续向民间，且向上层社会发展，并从巴蜀的狭小范围传播到北方和江南广大地区。
张鲁政权覆亡后，巴蜀地区五斗米道曾有过短暂（三国时期）的沉寂。但入晋以后，又渐趋活跃。西晋初，犍为人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