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 第6节
忽必烈即位之前，便与太一道四祖萧辅道有交往，即位之后，对五祖李居寿更是尊崇备至，眷顾频繁。至元元年召赴阙，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至元十一年，为其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主领祠事。甚至连皇太子是否应参预国政之类的大事，也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行事。《秋涧集》卷三十八《清跸殿记》称："居寿等遭际圣明，显异家教，其临幸之荣，又为前代希阔之遇。"
对真大道六祖孙德福也异常器重。至元五年，赐号通玄真人，命其统辖诸路真大道。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也都受其宠遇。据虞集《岳祖碑》的记载，到岳德文掌教时，"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甚至江南亦有"三千余人，庵观四百"，说明真大道已传到全国各地。忽必烈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一年决定大举伐宋，并加紧争取江南道教的支持。至元十二年七月，便遣使去江南搜访僧、道。次年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后，即确定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祀者，江西玉隆宫即居其一，净明道士在此时受到很高的礼遇。此后，又亲自召见武当派道士叶云莱和茅山宗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及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等，委以道职。因龙虎山天师道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特别得其关怀。据《元史·世祖本纪》载：
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四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领江南诸路道教，仍赐银印。次年，张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十五年五月，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并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诏张留孙居之。十六年诏谕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从而使天师道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成为龙虎宗的一个支派，称为玄教。此后，又多次召张宗演赴阙。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他又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阁皂、三茅设醮，表示他对三山符箓派的顶礼。忽必烈不仅对南北新旧道派的首领十分尊重，对其他不甚知名的道教人物也给予礼遇。如中统二年（1261）七月，曾为炼师王道妇筑道观于真定，赐名"玉华"。在位期间，与道教有关的各种醮事活动十分频繁，建造或培修的宫观亦甚多。事实表明，忽必烈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的发展。
成宗铁穆耳"承天下混一之后"而"善于守成"，继续奉行忽必烈的崇道政策，对江南天师道特别重视。他即位伊始，便于元贞元年（1295）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并赐嗣汉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等十三人玉圭各一，以表示他"不忘祖天师之遗烈"。元贞二年正月，又授张与材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大德五年（1301），召见张与材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这对江南符箓各派的融合起了促进作用。成宗对张留孙特别尊宠，大德（1297～1307）中，加号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为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大德十一年又授吴全节为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
成宗在给天师教徒授封赐物的同时，还于大德七年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又加封许逊为"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此外，与道教有关的一些民俗神也受到了他的加封。
武宗海山在位时间很短，登极之后立即召见张留孙，升他为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又赐吴全节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并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日荣禄、里曰具庆。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崇尚儒学，对道教亦继续尊崇。即位之后，特赐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以宝冠及组织文金之服。延皊三年（1310）张与材去世，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号，继续主领三山符箓，并掌江南道教事。玄教宗师张留孙加授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赐玄教大宗师玉印。
英宗硕德八刺在位仅三年余，即为其臣下所弑，元代统治亦到了盛极而衰，急转直下，难以收拾的地步。对道教仍实行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除对嗣汉天师张嗣成继续加以尊宠之外，至治二年（1322）五月，又以吴全节为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但在尊宠的同时，也有一定限制。同年十二月，"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兰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⑥特别是对道士中有图谋不轨或敢于犯上作乱者，如济南道士李天祥、郃阳道士刘士先、凤翔道士王道明等，则予以坚决镇压。这种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直维持到元代灭亡。
总之，元代统治者对道教也是十分尊崇的。其所尊崇的重点则前后略有不同。在灭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争取和利用，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这是由于全真道的影响远在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别是在山东地区，成为蒙、金、宋三方争夺的对象。在灭南宋以后，其重点转为争取南宋统治区内最有影响的天师道。这种前后重点的不同，是从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出发的。而道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崇奉下也获得很大发展。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则在江南有较大发展。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则逐渐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师道之后统称为正一派，从而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以后继续流传。在南宋与金、元对峙及元统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士入道者较多，形成汉族士人与道士的结合，许多道教领袖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道教的教理、教义在道教内部各派相互融合以及道、儒、释融合的基础上，以内丹学说为主流，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在元末，道教也逐渐暴露出教徒发展过滥、素质有所下降、上层日趋腐化的弱点，这在全真道方面更为明显。
注：
①《续资治通鉴》第10册4897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宋史》第38册13470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③《金莲正宗记》卷四
④《金史》第1册216、21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⑤⑥《元史》第15册4525页，第3册626页，中华书局，1976年
明清民国道教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已进入了末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演变，道教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由盛转衰的明代道教
明代统治者和唐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样，在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利用道教为他们服务。因而在明中叶以前，道教仍继续处于兴盛时期，到嘉靖（1522～1565）年间达到高潮。
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时，便利用道教制造舆论。先是宣扬道士之说，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继称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同时还说他在贫病无依之时，常有神人为之护理。在起兵征战过程中，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常为他出谋划策。洪武（1368～1398）中，他亲自撰写了《周颠仙传》以纪其事。
朱元璋还在即位的头年自称他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并撰写《御制纪梦》大肆宣扬。
在元代的中后期，由于正一道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统大将亲取江南"之际，便积极争取正一道首领的支持，命有司访求招聘正一教主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张正常遂"遣使者上笺，陈'天运有归'之符"，以示臣顺之意，朱元璋又立即"以手书赐答"。至正二十五年，张正常亲自去朝觐朱元璋，朱元璋一见甚欢，下诏褒美，一再赐宴，赠以金缯。明洪武元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张正常入贺，朱元璋赐宴于便殿，即日降制书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仍命其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并设僚佐赞教、掌书。陛辞之日，赐白金十二镒。以后几乎每年均有召见和赐赠。洪武三年特敕吏部改赠其父嗣成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其母胡氏为"恭顺慈惠淑静玄君。"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此后，直至明末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洪武十年夏，张正常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觐，朱元璋赐宴于午门之城楼，举杯祝酒，敕内侍出示其亲自所撰《历代天师赞》，并说："他日当书以赐卿"。
及张正常去世，朱元璋闻之，不胜嗟悼，亲制文一通，遣使吊祭，仍令其长子张宇初袭掌教法，并于洪武十三年二月，授以"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之号，领道教事，恩宠如故。除正一道的首领外，其他如宋宗真、邓仲修、张友霖、黄仲理、王默渊、刘渊然等，均受到朱元璋的礼遇。朱元璋在优宠道士的同时，亦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以示推崇。他还撰有《释道论》《三教论》等著作，其中明确指出：
"三教之立，虽持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这既阐明了他利用和扶植道教的指导思想，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其后继者具有重大的影响。
鉴于元末道教的发展较滥，致有道士腐化堕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在京师设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关，隶属于礼部，下设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
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在地方政权中，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管府、州、县道教事，均归道录司统辖。此外，在龙虎、阁皂、三茅、武当等道教名山，均设有不同的道官，分掌各山道教事。各机构的道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其任务是编制道士的户籍，任命道观的住持，发放度牒，管理道士的日常生活等等。同时还制定了对道士的种种管理制度。他的这些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备，虽然不少措施到后来成了一纸空文，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理道教仍起了一定作用。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权的。他在夺权过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颤士、袁珙、袁忠彻、金忠等人为他制造舆论，出谋划策。在夺得皇位之后，仍利用道徒方士如故。正一道首领张宇初继续受到尊重，常被召见，命他举行各种斋醮祈祷。张宇初卒后，朱棣即制授其弟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领道教事。他在永乐元年（1403）、十四年两度赐缗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宫，十三年在龙虎山敕建真懿观。他还亲自撰写玄教乐章，以示向道之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对于玄武的崇奉。据《鸿猷集》卷七载：在朱棣将举兵"靖难"时，屡与僧人道衍商讨举兵日期，道衍均言未可。直至举兵之前一日，道衍始称：
"明日午召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甲兵，其帅玄武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此与李渊举兵时的所谓"霍山神使"之类的神话相似。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便特别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庙碑》以歌颂其功德，并于京城及武当山营建宫观供奉，其中武当山的营建规模最为庞大。从永乐十年开始，动用了丁夫三十余万人，费以百万计，修造了玄天玉虚宫、太玄紫霄宫、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十一年八月，这些宫观尚未完工，即任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为南岩宫住持，又命四十三代天师张宇清为其他三个宫观选拔出色的道士任住持。十六年，武当山宫观建成，赐名曰大岳太和山，于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供奉玄武像于其中；
选道士二百余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
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设官铸印以守，并亲制碑文以纪之。通过这些措施，从而大大促进了武当道派的发展。
在太祖和成祖之后，明朝的历代统治者均一直奉行三教并用和对道教的优宠政策。关于道书的修纂，成祖虽十分积极，但终于功未就即崩殂。仁宗、宣宗相继嗣位，为期甚短，对此未暇顾及。及英宗朱祁镇即位，明代的统治由于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海内富庶，朝野清晨"，②英宗乃继承成祖遗志，于正统九年（1444）命邵以正督校，始重加订正，增所未备，刊板流布，至正统十年告成，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称《正统道藏》，颁赐天下。这对于道书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宪宗朱见深统治期间，僧道常因统治者的优宠而躐等超擢，道士李孜省等权倾一时，"缙绅进退，多出其口。"
以至"僧道滥恩泽者数千"，③"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④
在明代诸帝中崇道最笃者，乃世宗朱厚熜。在他入承大统之后，毁佛寺，逐僧人，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其崇道行为日甚一日，老而弥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除正一道的首领张彦頨、张永绪仍然受到尊重之外，其他受其宠信的道士甚多，其中最突出者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08）邵元节被召入京，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石、银、象牙印各一，班二品。后又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租赋。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嘉靖十五年，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嘉靖十八年（1539）元节逝世，追赠为少师，溢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其后，又宠信邵元节推荐之道士陶仲文。嘉靖十八年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以其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壻吴濬、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十九年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后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⑤以后又续有封赠晋爵，并恩及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三十九年陶仲文卒。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其子孙及门徒皆受恩宠。
第二，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虽"谏官屡以为言"，均拒而"不纳"。甚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斋醮为事。他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奸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⑥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第三，建宫筑室，不惜劳民伤财。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用陶仲文言，建皊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按其意旨，务宏侈，工程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上疏："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明史》卷十八称：世宗崇尚道教，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第四，爱好青词。举行斋醮需用青词，世宗因"益求长生，日夜祷祀"的需要，便"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⑦顾鼎臣、夏言、严嵩等，皆先后以青词获宠，甚至有"青词宰相"之称。
第五，迷信丹药。千方百计地四处寻觅。于是道徒佞倖遂以进仙方丹药而获宠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数十人。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等道教名山广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进献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报上，但他仍嫌不足，"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更有甚者，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此外，世宗还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明史·陶仲文传》载称：嘉靖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王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比宋徽宗赵佶有过而无不及。
世宗逝世之后，其子穆宗朱载篨继位，在徐阶的辅助下，崇道暂时有所节制，曾去正一道首领的"真人"号，降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改给铜印。但到神宗朱翊钧统治期间，又全面恢复了崇道政策。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仍予金印，又赐玉刻"宗传"之印及金冠玉带，并敕修朝天宫内赐第，御书"真人府"额，奉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配。三十七年张国祥死后，赠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间，对道书的整理和传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敕张国祥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称为《万历续道藏》。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此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虽处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但对道教仍甚推崇。
综上可知，从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并用的基本政策开始，后继者均按照这一旨意行事。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于两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尤其在宪宗、世宗当政期间，一些道士位极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终身，且其廕子孙，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⑧其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宠的道士，绝大多数皆属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如故。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处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
对真大道六祖孙德福也异常器重。至元五年，赐号通玄真人，命其统辖诸路真大道。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也都受其宠遇。据虞集《岳祖碑》的记载，到岳德文掌教时，"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甚至江南亦有"三千余人，庵观四百"，说明真大道已传到全国各地。忽必烈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一年决定大举伐宋，并加紧争取江南道教的支持。至元十二年七月，便遣使去江南搜访僧、道。次年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后，即确定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祀者，江西玉隆宫即居其一，净明道士在此时受到很高的礼遇。此后，又亲自召见武当派道士叶云莱和茅山宗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及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等，委以道职。因龙虎山天师道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特别得其关怀。据《元史·世祖本纪》载：
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四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领江南诸路道教，仍赐银印。次年，张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十五年五月，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并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诏张留孙居之。十六年诏谕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从而使天师道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成为龙虎宗的一个支派，称为玄教。此后，又多次召张宗演赴阙。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他又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阁皂、三茅设醮，表示他对三山符箓派的顶礼。忽必烈不仅对南北新旧道派的首领十分尊重，对其他不甚知名的道教人物也给予礼遇。如中统二年（1261）七月，曾为炼师王道妇筑道观于真定，赐名"玉华"。在位期间，与道教有关的各种醮事活动十分频繁，建造或培修的宫观亦甚多。事实表明，忽必烈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的发展。
成宗铁穆耳"承天下混一之后"而"善于守成"，继续奉行忽必烈的崇道政策，对江南天师道特别重视。他即位伊始，便于元贞元年（1295）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并赐嗣汉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等十三人玉圭各一，以表示他"不忘祖天师之遗烈"。元贞二年正月，又授张与材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大德五年（1301），召见张与材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这对江南符箓各派的融合起了促进作用。成宗对张留孙特别尊宠，大德（1297～1307）中，加号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为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大德十一年又授吴全节为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
成宗在给天师教徒授封赐物的同时，还于大德七年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又加封许逊为"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此外，与道教有关的一些民俗神也受到了他的加封。
武宗海山在位时间很短，登极之后立即召见张留孙，升他为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又赐吴全节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并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日荣禄、里曰具庆。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崇尚儒学，对道教亦继续尊崇。即位之后，特赐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以宝冠及组织文金之服。延皊三年（1310）张与材去世，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号，继续主领三山符箓，并掌江南道教事。玄教宗师张留孙加授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赐玄教大宗师玉印。
英宗硕德八刺在位仅三年余，即为其臣下所弑，元代统治亦到了盛极而衰，急转直下，难以收拾的地步。对道教仍实行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除对嗣汉天师张嗣成继续加以尊宠之外，至治二年（1322）五月，又以吴全节为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但在尊宠的同时，也有一定限制。同年十二月，"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兰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⑥特别是对道士中有图谋不轨或敢于犯上作乱者，如济南道士李天祥、郃阳道士刘士先、凤翔道士王道明等，则予以坚决镇压。这种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直维持到元代灭亡。
总之，元代统治者对道教也是十分尊崇的。其所尊崇的重点则前后略有不同。在灭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争取和利用，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这是由于全真道的影响远在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别是在山东地区，成为蒙、金、宋三方争夺的对象。在灭南宋以后，其重点转为争取南宋统治区内最有影响的天师道。这种前后重点的不同，是从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出发的。而道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崇奉下也获得很大发展。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则在江南有较大发展。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则逐渐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师道之后统称为正一派，从而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以后继续流传。在南宋与金、元对峙及元统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士入道者较多，形成汉族士人与道士的结合，许多道教领袖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道教的教理、教义在道教内部各派相互融合以及道、儒、释融合的基础上，以内丹学说为主流，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在元末，道教也逐渐暴露出教徒发展过滥、素质有所下降、上层日趋腐化的弱点，这在全真道方面更为明显。
注：
①《续资治通鉴》第10册4897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宋史》第38册13470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③《金莲正宗记》卷四
④《金史》第1册216、21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⑤⑥《元史》第15册4525页，第3册626页，中华书局，1976年
明清民国道教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已进入了末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演变，道教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由盛转衰的明代道教
明代统治者和唐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样，在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利用道教为他们服务。因而在明中叶以前，道教仍继续处于兴盛时期，到嘉靖（1522～1565）年间达到高潮。
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时，便利用道教制造舆论。先是宣扬道士之说，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继称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同时还说他在贫病无依之时，常有神人为之护理。在起兵征战过程中，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常为他出谋划策。洪武（1368～1398）中，他亲自撰写了《周颠仙传》以纪其事。
朱元璋还在即位的头年自称他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并撰写《御制纪梦》大肆宣扬。
在元代的中后期，由于正一道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统大将亲取江南"之际，便积极争取正一道首领的支持，命有司访求招聘正一教主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张正常遂"遣使者上笺，陈'天运有归'之符"，以示臣顺之意，朱元璋又立即"以手书赐答"。至正二十五年，张正常亲自去朝觐朱元璋，朱元璋一见甚欢，下诏褒美，一再赐宴，赠以金缯。明洪武元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张正常入贺，朱元璋赐宴于便殿，即日降制书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仍命其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并设僚佐赞教、掌书。陛辞之日，赐白金十二镒。以后几乎每年均有召见和赐赠。洪武三年特敕吏部改赠其父嗣成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其母胡氏为"恭顺慈惠淑静玄君。"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此后，直至明末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洪武十年夏，张正常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觐，朱元璋赐宴于午门之城楼，举杯祝酒，敕内侍出示其亲自所撰《历代天师赞》，并说："他日当书以赐卿"。
及张正常去世，朱元璋闻之，不胜嗟悼，亲制文一通，遣使吊祭，仍令其长子张宇初袭掌教法，并于洪武十三年二月，授以"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之号，领道教事，恩宠如故。除正一道的首领外，其他如宋宗真、邓仲修、张友霖、黄仲理、王默渊、刘渊然等，均受到朱元璋的礼遇。朱元璋在优宠道士的同时，亦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以示推崇。他还撰有《释道论》《三教论》等著作，其中明确指出：
"三教之立，虽持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这既阐明了他利用和扶植道教的指导思想，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其后继者具有重大的影响。
鉴于元末道教的发展较滥，致有道士腐化堕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在京师设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关，隶属于礼部，下设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
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在地方政权中，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管府、州、县道教事，均归道录司统辖。此外，在龙虎、阁皂、三茅、武当等道教名山，均设有不同的道官，分掌各山道教事。各机构的道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其任务是编制道士的户籍，任命道观的住持，发放度牒，管理道士的日常生活等等。同时还制定了对道士的种种管理制度。他的这些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备，虽然不少措施到后来成了一纸空文，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理道教仍起了一定作用。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权的。他在夺权过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颤士、袁珙、袁忠彻、金忠等人为他制造舆论，出谋划策。在夺得皇位之后，仍利用道徒方士如故。正一道首领张宇初继续受到尊重，常被召见，命他举行各种斋醮祈祷。张宇初卒后，朱棣即制授其弟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领道教事。他在永乐元年（1403）、十四年两度赐缗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宫，十三年在龙虎山敕建真懿观。他还亲自撰写玄教乐章，以示向道之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对于玄武的崇奉。据《鸿猷集》卷七载：在朱棣将举兵"靖难"时，屡与僧人道衍商讨举兵日期，道衍均言未可。直至举兵之前一日，道衍始称：
"明日午召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甲兵，其帅玄武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此与李渊举兵时的所谓"霍山神使"之类的神话相似。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便特别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庙碑》以歌颂其功德，并于京城及武当山营建宫观供奉，其中武当山的营建规模最为庞大。从永乐十年开始，动用了丁夫三十余万人，费以百万计，修造了玄天玉虚宫、太玄紫霄宫、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十一年八月，这些宫观尚未完工，即任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为南岩宫住持，又命四十三代天师张宇清为其他三个宫观选拔出色的道士任住持。十六年，武当山宫观建成，赐名曰大岳太和山，于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供奉玄武像于其中；
选道士二百余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
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设官铸印以守，并亲制碑文以纪之。通过这些措施，从而大大促进了武当道派的发展。
在太祖和成祖之后，明朝的历代统治者均一直奉行三教并用和对道教的优宠政策。关于道书的修纂，成祖虽十分积极，但终于功未就即崩殂。仁宗、宣宗相继嗣位，为期甚短，对此未暇顾及。及英宗朱祁镇即位，明代的统治由于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海内富庶，朝野清晨"，②英宗乃继承成祖遗志，于正统九年（1444）命邵以正督校，始重加订正，增所未备，刊板流布，至正统十年告成，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称《正统道藏》，颁赐天下。这对于道书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宪宗朱见深统治期间，僧道常因统治者的优宠而躐等超擢，道士李孜省等权倾一时，"缙绅进退，多出其口。"
以至"僧道滥恩泽者数千"，③"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④
在明代诸帝中崇道最笃者，乃世宗朱厚熜。在他入承大统之后，毁佛寺，逐僧人，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其崇道行为日甚一日，老而弥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除正一道的首领张彦頨、张永绪仍然受到尊重之外，其他受其宠信的道士甚多，其中最突出者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08）邵元节被召入京，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石、银、象牙印各一，班二品。后又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租赋。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嘉靖十五年，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嘉靖十八年（1539）元节逝世，追赠为少师，溢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其后，又宠信邵元节推荐之道士陶仲文。嘉靖十八年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以其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壻吴濬、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十九年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后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⑤以后又续有封赠晋爵，并恩及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三十九年陶仲文卒。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其子孙及门徒皆受恩宠。
第二，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虽"谏官屡以为言"，均拒而"不纳"。甚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斋醮为事。他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奸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⑥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第三，建宫筑室，不惜劳民伤财。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用陶仲文言，建皊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按其意旨，务宏侈，工程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上疏："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明史》卷十八称：世宗崇尚道教，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第四，爱好青词。举行斋醮需用青词，世宗因"益求长生，日夜祷祀"的需要，便"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⑦顾鼎臣、夏言、严嵩等，皆先后以青词获宠，甚至有"青词宰相"之称。
第五，迷信丹药。千方百计地四处寻觅。于是道徒佞倖遂以进仙方丹药而获宠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数十人。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等道教名山广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进献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报上，但他仍嫌不足，"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更有甚者，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此外，世宗还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明史·陶仲文传》载称：嘉靖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王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比宋徽宗赵佶有过而无不及。
世宗逝世之后，其子穆宗朱载篨继位，在徐阶的辅助下，崇道暂时有所节制，曾去正一道首领的"真人"号，降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改给铜印。但到神宗朱翊钧统治期间，又全面恢复了崇道政策。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仍予金印，又赐玉刻"宗传"之印及金冠玉带，并敕修朝天宫内赐第，御书"真人府"额，奉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配。三十七年张国祥死后，赠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间，对道书的整理和传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敕张国祥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称为《万历续道藏》。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此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虽处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但对道教仍甚推崇。
综上可知，从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并用的基本政策开始，后继者均按照这一旨意行事。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于两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尤其在宪宗、世宗当政期间，一些道士位极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终身，且其廕子孙，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⑧其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宠的道士，绝大多数皆属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如故。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处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