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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 第5节

  注:

  ①④⑦MDMFNE《道藏》第11册1页,第6册862页,第17册855页,第9册346页,第11册7页,第32册16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②⑧⑩⑿⒁⒃⒅ME《旧唐书》第16册5089页、5089页,第1册17页,第3册918页,第1册112页,136、137页,214页,第2册606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③ML《册府元龟》第10册9768页,第1册609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⑤MI《隋书》第1册94页,第6册1837页,中华书局,1973年

  ⑥NC《资治通鉴》第12册5650页,第19册9137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⑨《续高僧传·释慧乘传》

  ⑾《唐大诏令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

  ⒀《全唐文·改元宏道大赦诏》

  ⒂《唐会要·僧道主位》

  ⒄⒇《唐大诏令集·玄元皇帝临降制》

  ⒆《唐会要·杂记》

  MG《唐六典》卷三

  MH《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MJ《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九:《本论》

  MK《二十五史》第6册5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ND《新五代史》第3册792页,中华书局,1974年

  NFNINLOCOD《续资治通鉴》第2册677页,678页,第5册2401页,2403页,2417页,中华书局,1957年

  NGNHNJNK《宋史》第1册172页,第8册2541~2542页,第39册13528页,13529页,中华书局,1977年

  南宋金元道教

  南宋以后至明代中叶,道教在封建王朝扶持下仍然继续发展。但由于出现了南宋偏安,形成与金、元南北对峙的局面,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道教内部宗派纷起,互争领导权,从而形成了与上一阶段显著不同的特点,这是道教史上又一个转折时期。

  南宋偏安时期的道教

  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和北宋基本一致。由于这时国力羸弱,递受金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为求消灾免难,保国延祚,更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估。故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后,即积极营建宫观,延揽羽流,并常去宫观参拜。他在战败之余,惊魂未定,即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以处羽流。绍兴十七年(1147)又再度重修,并派专人主管教门公事,复赐缗钱,为之置田产以增斋供之费。建炎元年(1127)五月,在他即位之日,即效法宋真宗下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及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于十三年二月,在都城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次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朝真君。绍兴十六年,高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以奉佑陵神御。十七年十月,诏建太一宫于行在。

  次年,又增建了明离殿。住宫道士每岁给粮五百斛,其后又诏市嘉兴田三十顷,以为道粮。二十五年,高宗奉皇太后之命,调动军队修复临安洞霄宫,建昊天殿、钟楼、经阁;修建三茅观,并派道士蔡大象专门管理观事。高宗还常亲自召见道流,或赐钱物,或赠封号,或授官爵,或书写道经以赐。

  他还任命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宫观提举。这一作法又为南宋诸帝所承袭。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志》甲集卷二记载:"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1176)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蓋肖上御容也。"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光宗赵惇在位时间很短,他登极之后,即急忙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务求宏大,工艺务求精致。宁宗赵扩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继孝宗之后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颁布《诰词》以宣扬其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

  在理宗赵昀当政时,蒙古已统一了北方,并向南方步步逼近,南宋王朝处于"疆土日蹙"、"国势阽危"之中,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在崇尚理学的同时,仿效其前代君主加强崇道措施。其办法也不外乎为一些神仙人物和道派祖师以及死去的重要道士赐赠封号,对于当时健在的一些道派首领,除赐赠封号外,还委以官职,以示崇敬。如嘉熙三年(1239)召见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命其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赐号"观妙先生"。对茅山道士易如刚特赐"妙宝先生"等等,并不顾民穷财匮,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

  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特别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负责刊印,理宗亲自书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并由名儒真德秀代作序和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当与此直接有关。

  度宗赵禥即位之后,赵宋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而度宗仍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咸淳六年(1270)八月,蒙古军攻围襄樊甚急,宰臣贾似道仍"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①而道士安世通、徐通明、饶松等,则在此危亡关头挺身而出,以捍卫赵宋王朝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甚至不惜以身殉国。他们斥责当时那些屈膝求荣的"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②他们的忠义行为自然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道教上层化以后与封建统治者的血肉联系。

  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天师、茅山上清、阁皂灵宝等三山符箓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南宗者。入元以后,分别与金真道和正一派相合并。

  金代道派的纷起

  金人属女真族,本来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同时也从事农业。公元1115年,金太祖阿骨打即皇帝位,正式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国号大金。紧接着,金太宗完颜晟于天会三年(1125)灭辽,天会五年灭北宋。随着其统治地区的扩大,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汉族人民反奴隶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面对这种形势,金统治者一面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一面大力倡导女真族学习汉文化,通用汉语言,允许女真族与汉族通婚,使女真族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间融合。他们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兴办学校,以科举取士,把大批汉族士人吸收到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去,担任朝廷的重要官职。但是,也有一些汉族士人既不愿在皇朝作官、在政治上与金统治者合作,又不去参加抗金斗争,而是走上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于山东、河北一带由汉族士人所创立的新道派,如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等,便相继产生,并受到了在野汉族士人的拥护和向往而纷纷参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在谈到这一情况时称:"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木衣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八《奉圣州永昌观碑》亦称:隐逸清洁之士"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牖,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由此可见,这些新道派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也是一些在野汉族士人相互联络的组织,一经建立,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引起金朝统治者的密切关注。金统治者为了争取在野汉族士人的支持,便千方百计地对这些道派的首要人物进行笼络,对他们表示亲善,并对他们所代表的道派也给予扶植。

  金熙宗完颜閒于皇统八年(1148)亲自召见了太一道祖师萧抱珍,并为他的道观赐额。世宗完颜雍即位不久,便于大定(1161~1189)初,将真大道祖师刘德仁召居京城天长观。大定九年又为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立万寿额碑于他所住的道观。十四年因天长观灾,命有司修复,并率领太子和百官前往庆贺,作道场三日夜。二十八年,他两次召见全真道的首领之一王处一,并为他建立修真观,赐金书篆额及金帛巨万。同年又多次召见邱处机,问以至道,赐钱十万,并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其所居之宫庵正位。世宗还曾召见道士郭志空,并为其徒所创庵赐额曰"栖真观"。

  章宗完颜璟"尊玄重道"更甚,他与太一道三祖萧志冲往来甚密。明昌(1190~1195)间,尝请其醮于太清宫,又在中都为其兴建太极宫。他与全真道的交往更多。明昌元年(1190),邱处机东归栖霞,大建琳宫,章宗敕赐其额曰"太虚"。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见王处一于便殿,问以养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国和边境之事,对其表示钦佩。次年,王处一乞还侍养其母,章宗赐观额及"体玄大师"之号,赏赐甚厚。承安二年(1197)冬,又召刘处玄赴阙,敕寓天长观,问以玄旨,并赐以"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应"等五观额。次年又遣使征之,"以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宫,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屦,无时不盈。明年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③他还十分重视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即位伊始,即命天长观提点孙明道主持搜访天下遗经,编印《大金玄都宝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经过两宋之际道书遭受毁损之后,这次的搜集整理对道教的继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新道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下层群众中的发展,也引起金统治者的猜疑,故章宗曾对这些道派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

  次年十月,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④元遗山的《紫微观记》在谈到全真道的发展时即指出:"故惰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陈垣先生认为,所谓"著令绝之,即指明昌禁令。"可实际上不但"禁"而不止,却反而更加发展了。正如姚牧庵《重修玉清万寿宫碑》所说:"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却"势如风火,逾扑愈炽",以至"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金代道教之兴盛,可想而知。

  卫绍王完颜永济嗣位以后,金朝统治已处于急转直下之势,他在位时间很短,但金代敬道之制犹存。如受到章宗宠遇的道士李大方,到卫绍王执政期间仍然活跃于朝廷。大安(1209~1211)初被召,赐云锦衣,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宣宗完颜珣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对道教仍十分关心,为一些宫观赐名,以资保护,对道士仍给以礼遇,向他们赐号封官。但他在征召邱处机、李处静时,邱、李等人眼见金朝统治大势已去,均拒不奉召。哀宗完颜守绪在位仅十年,便被元太宗窝阔台所灭(1234),国破身亡。

  元代的全真道与正一道

  入元以后,元统治者同样面临如何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问题,故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首领邱处机,邱处机当时已先后拒绝金、宋的邀请,正在山东观望形势。接到成吉思汗的召命之后,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领弟子赴召。他在见到成吉思汗之后,即积极为其统一天下献策,从而受到殊宠,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下诏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更名为"长春",并遣使劳问:"朕常念神仙(按指邱处机),神仙毋忘朕也。"⑤元太宗窝阔台在即位之前,便于公元1229年七月在乾楼辇接见了全真道士李志常。同年八月窝阔台即位之后,李志常便一直受其尊宠,屡被征聘,赐号"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并为他修建终南山祖庭重阳宫以及其他许多宫观。

  在宪宗蒙哥执政期间,更加频繁地召见李志常,令其掌道教事,咨以治国保民之术,前后赏赐甚多,彼此亲密无间。

  而且李志常周围的其他道士如綦志远、王志坦、李克柔等,皆受到宠信。

  由于从成吉思汗以来,全真道一直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到宪宗蒙哥时便已有较大的发展。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盛称:"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极;教徒蕃衍,道门增广,未有如今日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由此可见,在蒙古统一全国之前,全真道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

  真大道教的五祖郦希诚,亦见知于宪宗,被授以"太玄真人"之号,令其领道教事。据《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记载:"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自戊戌(1238)

  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表明此时真大道也有很大的发展。

  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对北方新道派继续予以尊崇。

  至元六年(1269),下诏增封全真道崇奉的神仙人物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皆赐"真君"之号,王重阳的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均封为"真人"。对其他一些道教徒亦不断地赐赠封号,如中统二年(1261),诏赠全真道嗣教六祖尹志平为"清和妙道广化真人";追赠清贫道人夏志诚为"抱道素德真人";特赠全真道宗师王栖云为"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李志常为"真常上德宣教真人"。中统三年,赠玄门掌教真人张志敬为"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并赐金冠云罗法服一套,仍命翰林词臣作《瑞应记》,勒石立碑。至元十年,又召王志坦袭教,加号真人。至元二十二年,赐徐志根为"崇玄诚德洞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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