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 第4节
由于玄宗的崇道，当时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太子宾客贺知章清为道士，诗人李白也加入道教。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所之多。王公大臣对他的"尊道教"，"表贺无虚月"，道士升官进爵者颇不乏人。
安史之乱一度波及"仙山琼阁"，遂使"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MD许多"洞天福地"，也被侵占。尽管如此，唐代的崇道政策并未根本动摇。在肃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僖宗李儇，无不继续"尊祖"、"崇本"，采取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继续发展。其中，尤以武宗李炎在位时最为突出。
武宗李炎是继玄宗之后又一个热烈崇道者。他"在藩时"即"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是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至三殿于九天玄坛受法箓，以归真为师。会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一作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三年夏，作望仙观于禁中。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五年又迎罗浮道士邓元起（一作超），复造望仙楼于禁中，同时还建降真台，均极尽奢侈豪华。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表明他的废佛，是为了扶持道教。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ME时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是唐代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与盛唐时期相比，道教也相对由盛而衰。但唐玄宗以后的统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继续扶植道教，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
据杜光庭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MF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唐代许多道教学者汲取儒释的一些思想，对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对当时和以后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曹魏时道士孙登"以重玄为宗"解释《道德经》以来，道教中逐渐形成一个重玄派。发展到唐初，经成、李等人的系统论述并汲取佛教中观思想，遂成为当时《老子》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该派阐释《老子》有两大特征：一是援《庄子》入《老子》，二是援佛学入《老子》。因此，重玄派也给佛教思想以影响，如佛教三论宗著作中即多次提到"重玄"的概念。唐玄宗注疏《老子》吸收了重玄派的某些观点；王玄览的《玄珠录》明显受重玄派思想方法影响；孟安排《道教义枢》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其中多为重玄派阐说的义理；重玄派阐释《老子》的一些哲学范畴如"理"、"心"、"性"等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经重玄派和其他道教思想家的阐发，唐代道教思想更为思辨化，更富哲理性。
道教科仪，在唐代也有较系统的发展。随着大量宫观的兴建和道士人数的增多，对斋醮仪式和科律的需求日增，《全唐文》中所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斋词、醮词、青词、叹道文、忏文等，正是当时道教科仪繁荣的记录。唐玄宗时，道士张万福编撰科仪经文《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是继陆修静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张万福大致同时的玉清观道士朱法满则编《要修科仪戒律抄》十六卷，摘抄五十余种道书，实为当时道教科仪戒律的缩影。唐末五代的杜光庭著《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全，他制定的道门科范，至今仍为道教所沿用。当时道教界十分注重宗教戒律的传授，斋醮仪式也更趋完备和规范化。
唐代对宫观经济也予以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MG可见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规定："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后改为"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MH除口分田外，对一些著名宫观还别有赏赐。武德二年（619）赐楼观台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弘道元年（683），诏叶法善天师，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玄宗赐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使宫观占有了一定量的田产。另外，宫观还通过继承遗产、购置、"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等方式获得田庄。贺知章记述龙瑞宫周围方圆几十里都为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宫观拥有的田产十分可观。但当局对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对多占的土地，则予以收回。宫观除经营田庄而外，还通过营构宫观建置房产。有的以敕赐财物造宫观，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监在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有的将香灯斋醮所得财施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这些房地产成为宫观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宫观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之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不解之缘。
当时不少著名隐士实为"道隐"，虽未正式隶身道流，实则行径与道士无异，多以道教思想、方术自慰自娱。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陈子昂"早爱赤松游"，颜真卿"德惭好道"；李白、贺知章干脆受箓入道。在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
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
道教的影响还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MI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无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的兴盛景象。
承唐余绪的五代道教
五代十国是晚唐藩镇割据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MJ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MK的局面，各国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袭唐代风气，崇信道教者。如后唐明宗李嗣源，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并给上清宫崇道观重制牌额。
长兴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后晋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屡召道士张荐明，问以治国之道，请其宣讲《道德经》，并拜他为师。
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ML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毁佛的同时，又亲切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闽主王瞞（原名延钧），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造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并拜之为师，亲自受箓，取道名玄锡。
其子昶即位后，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赐号洞真先生，对其更为宠信，"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NC天福二年（937）四月，造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皇宫。天福四年（939）四月，又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由宝皇命决之。前蜀王建，拜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
其子王衍继位后，更是大修宫殿，仿效李唐尊老子为圣祖，于乾德五年（923）"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ND其他如吴王杨行密，宠信道士聂师道，尊为"问政先生"。卒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吴越王钱霮，亲往余杭大涤洞拜访道士闾丘方远，并为其筑室宇居住。广顺二年（952），吴越钱弘俶在位，为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用以收藏道经，并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三清铜像。南唐李癉对道士王牺霞，李煜对道士谭紫霄，均甚表崇敬。李煜曾召谭紫霄至建康，赐以道号，阶以金紫，紫霄皆让而不受。燕主刘守光曾以道士刘哲（即刘海蟾）为相。
事实说明，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之中尽管自顾不暇，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们尊宠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继续维系和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宋的崇道
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后，又归于统一。北宋的封建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时期是前后两个高潮，然而这一政策的奠基者，乃是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兄弟。
太祖赵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也曾利用"符命"为其制造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曾以此帮助他积极争取群众。称帝以后，尽管尚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对发展道教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亲自召见道士苏澄（一作苏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赐赠封号财物。他还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并斥退品学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作了整顿，这些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大有好处。太宗赵光义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并对黄白等术颇感兴趣。在他统治时期，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宠。他还不断地兴建宫观，又积极搜集道书，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复部分，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写演分赐宫观。本来由于五代之乱，造成"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NE的衰败局面，经过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后，遂使道教得以逐渐恢复，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真宗赵恒时，便把这种崇道政策推向了一个高潮。
真宗时，赵宋王朝的统治已日益巩固，社会经济也比较繁荣。"澶渊之盟"以后，外部威胁暂告缓和，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来扶持道教。他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赵，不便奉老子为圣祖，于是从道教中另立一位赵姓者作为圣祖，由此天神降临并赐语以维护赵宋王朝统治之类的神话故事迭出。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于崇政殿之西序，告诉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他忽见神人星冠绛袍来告之曰："来月三日，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此后，他接到皇城司的报告：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视，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之天书。王旦等听后，皆再拜称万岁；并同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取书，由王旦跪奉进。真宗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王旦等步导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同年四月，又称天书复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八日，又有天书下降于泰山。真宗备法驾诣殿拜受之后，仍授陈尧叟启封宣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史称："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NF以至"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NG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赵恒又告诉辅臣：他梦见原先降临的那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传天尊言：
"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睹灵仙仪卫天尊至。天尊就坐后，命真宗前，语曰：
"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言罢，即离坐乘云而去。NH真宗讲完之后，立即召王旦等至延恩殿，指示他们参观天尊降临之所，并以此布告天下。闰十月，真宗遂上圣祖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圣母号曰："元天大圣后"，并下诏："圣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NI于是一个道教神人、赵氏始祖便这样有名有姓地产生了。为了避赵玄朗之讳，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又将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称号改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九月，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就此将道教与赵宋王室紧密地连在一起。
由于"天书下降"，真宗更热衷于兴建宫观。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便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并任命丁谓为修宫使，林特为副使，专总其事。每天役使的军民工匠达数万人，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建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令宰相王旦为玉清昭应宫使。此外，大中祥符二年十月（一说七月）又昭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七年十二月，又于京城左承天门天书下降处建元符观。至于所谓赵氏"圣祖"，除了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已决定以玉清昭应宫玉皇后殿为圣祖正殿和天下州府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之外，同时还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莲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同年十二月又决定在京城择地再新建景灵宫以奉圣祖，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修景灵宫使，权三司使林特副之，并以宰相向中敏为景灵宫使。天禧二年（1018）闰四月，奏称皇城拱圣营西南真武祠侧出"灵泉"，病者饮之多愈。真宗即命于其地建祥源观。在大兴宫观的同时，又铸造玉皇、圣祖等"圣像"，并制定许多节日：（一）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左承天门之日。规定休假五天，两京及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建道场设醮，断屠宰，节日中，士庶特令宴乐，京师燃灯。（二）六月六日为天贶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泰山之日，令兖州及其余诸州皆建道场设醮，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三）四月一日为天祯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大内功德阁之日，其庆祝活动的规定与天贶节同。宋仁宗后因避仁宗赵祯之讳而改称"天祥节"或"天祺节"。（四）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即托称"圣祖"赵玄朗下降日。（五）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即托称"圣祖"降临延恩殿之日。
此外，真宗还亲自制定了有关朝拜圣祖、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敬神乐章，造作道书。
真宗召见道流的活动也特别多，或赠诗，或赠送钱物，或赐名封号，或授以官爵，或为之兴建道观，诸如此类，史不绝书。如赵自然、秦辨、赵抱一、贺兰棲真、柴通玄、郑荣、张无梦、王鼎、张正随等，均曾受到他的恩宠。天禧三年八月，他还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建道场，参加者达一万三千余人。他非常重视对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命王钦若领校道经，任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张君房又撮其精要，辑成《云笈七》一百二十二卷。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令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将加严惩，即对道教继续进行整顿。
由于真宗兴修宫观，大搞崇道活动，远近不堪其扰，加以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已成"国用不足"的原因之一。当时朝臣如孙奭即对真宗提出批评："天何言哉？岂有书也？"以后仁宗继位，将"天书"陪葬真宗，在崇道活动上稍有节制，但对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并无根本改变。宫观的兴建与道场斋醮仍甚频繁；宠信道士如故，封官赐号不绝。神宗赵顼于熙宁（1068～1077）中，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又补道职，差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仍试斋醮科仪祝读。
徽宗赵佶即位后，是北宋第二个崇道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和真宗一样，也托称"天神下降"而兴道。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记载：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曾梦见老君面谕："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又宣称他看见玉津园东有天神降临，并亲自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示天下。道士林灵素迎合旨意，于政和七年二月，称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及火龙神夜降内宫，"假帝诰、天书、云篆"。徽宗乃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俾灵素宣谕其事。林灵素又宣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NJ于是，徽宗便以道教教主自居，同年四月授意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令天下归于正道"，道教几成国教。
（二）为了发展道教，徽宗不顾国家财力的匮乏，大兴宫观。崇宁元年（1102）七月，建长生宫于京师，以祠荧惑。大观元年（1107）九月，在赵匡胤举兵反周的陈桥建显烈观。政和三年四月，在他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后因他自称为神霄玉清王下凡，于政和七年五月又改名玉清神霄宫。政和五年四月，于京师建葆真观。六年四月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并于城上作复道使与皇宫相通，以便他经常前往作斋醮和授箓等事。又铸神霄九鼎，以奉安于该宫之神霄殿。
同年九月，又令天下洞天福地普遍修建宫观，塑造圣像。七年，又令将全国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仍于殿上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神像。凡改建"不虔"或执行不力者，均先后受到惩处。宣和元年（1119）八月，京师神霄宫建成，徽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神霄玉清万寿宫记》，令京师神霄宫刻于碑，以碑本赐天下摹勒立石。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在崇宁、大观年间，还于茅出建元符万宁宫，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阉、灵宝观等。继唐代之后，宫观又盛极一时。
（三）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政和六年九月，加封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次年五月，又上地*徽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宣和元年六月，又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此外，对三茅兄弟（茅盈、茅固、茅衷）、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翊圣、真武、关羽等或赐"真人"、"真君"，或加封二字；并对岳渎、城隍、山神、龙神以及江河神等神也大加封赐。
（四）仿照朝廷官吏的品秩，设立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1118）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等，相当于朝廷的待制、修撰、直阁等官吏。其中职位最高者为"金门羽客"，身带金牌，出入禁闼。
（五）徽宗多次下诏令天下郡县搜访知道法、有道术的道士。当时如刘混康、魏汉津、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张虚白、王文卿、张继先、王允诚等均受到徽宗的亲切召问与封赐，其中尤以林灵素权势最为显赫，以至"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他与王允诚被称为"道家两府"。NK为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除了给道士以各种封赐之外，大观元年（1107）二月，徽宗还下诏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
政和三年十月，下诏规定凡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为前导。政和七年正月，令天下道士免阶墀迎接衙府，与郡官监司相见，依长老法。宣和元年三月，又诏令天下知道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徽宗本人在接见道士时，也常以客礼相待。当时一些道教首领的实际地位已超出一般大臣之上。许多道士不仅授有道官道职，均享有傣禄，而且每一斋施，动辄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
（六）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子》《列子》并行。又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又下诏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经，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NL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学之预备学校，或称"外学"）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又令道录院选择道经数十部，镂板颁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后又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官兼充。"OC通过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OD
（七）编修道教历史。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
其体制仿照《史记》《汉书》分为纪、志、传三部分。据《混元圣纪》卷九记载："道纪断自天地始分，以三清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后列于纪。以天地、宫府、品秩、舆服、符箓、仪范、禁律、修炼、丹石、灵文、宝书等为十二志。男真自风后、力牧而下，女真自九灵元君而下，及臣庶之得道者，各以世次先后为传。"又谓《道史》起自龙汉（道教年号），止于五代，宋代部分则称为《道典》。这当是我国官修的第一部全面叙述道教历史的巨著。今已失传。
（八）访求道经和编修《道藏》。崇宁（1102～1106）中，徽宗即诏令天下搜访道教遗书，令道士校定，至崇、观间，大藏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三年十二月，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编修《万寿道藏》，总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镂板完毕，即进板于东京。将全藏刊板刷印，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北宋统治者的崇道，原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但正当崇道之事方兴未艾之际，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徽宗这位自称天神下凡的教主道君皇帝连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以及全家妇孺，被金人"悉虏以去"，成为金人阶下囚。但他犹常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保持道士装束，表明他的崇道思想始终未变。
综上表明，隋唐至北宋，道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道教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是道教史上的兴盛时期。南北道派在互相交融的基础上，茅山宗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楼观道在隋唐之际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其教义方术亦颇受茅山宗的影响。这一时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尤其突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之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大多出自茅山宗。他们或著书立论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其中许多著作不仅对当时道教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道教的"重玄"之学，经过隋唐诸多道教学者的阐发，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形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对于推进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隋唐时代，道教的外丹术特别兴盛，著名的炼丹术士和创作的外丹经诀特别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特别大，故被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但在晚唐、五代以后，以钟吕为代表的内丹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为南宋金元金丹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一度波及"仙山琼阁"，遂使"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MD许多"洞天福地"，也被侵占。尽管如此，唐代的崇道政策并未根本动摇。在肃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僖宗李儇，无不继续"尊祖"、"崇本"，采取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继续发展。其中，尤以武宗李炎在位时最为突出。
武宗李炎是继玄宗之后又一个热烈崇道者。他"在藩时"即"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是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至三殿于九天玄坛受法箓，以归真为师。会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一作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三年夏，作望仙观于禁中。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五年又迎罗浮道士邓元起（一作超），复造望仙楼于禁中，同时还建降真台，均极尽奢侈豪华。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表明他的废佛，是为了扶持道教。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ME时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是唐代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与盛唐时期相比，道教也相对由盛而衰。但唐玄宗以后的统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继续扶植道教，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
据杜光庭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MF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唐代许多道教学者汲取儒释的一些思想，对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对当时和以后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曹魏时道士孙登"以重玄为宗"解释《道德经》以来，道教中逐渐形成一个重玄派。发展到唐初，经成、李等人的系统论述并汲取佛教中观思想，遂成为当时《老子》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该派阐释《老子》有两大特征：一是援《庄子》入《老子》，二是援佛学入《老子》。因此，重玄派也给佛教思想以影响，如佛教三论宗著作中即多次提到"重玄"的概念。唐玄宗注疏《老子》吸收了重玄派的某些观点；王玄览的《玄珠录》明显受重玄派思想方法影响；孟安排《道教义枢》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其中多为重玄派阐说的义理；重玄派阐释《老子》的一些哲学范畴如"理"、"心"、"性"等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经重玄派和其他道教思想家的阐发，唐代道教思想更为思辨化，更富哲理性。
道教科仪，在唐代也有较系统的发展。随着大量宫观的兴建和道士人数的增多，对斋醮仪式和科律的需求日增，《全唐文》中所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斋词、醮词、青词、叹道文、忏文等，正是当时道教科仪繁荣的记录。唐玄宗时，道士张万福编撰科仪经文《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是继陆修静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张万福大致同时的玉清观道士朱法满则编《要修科仪戒律抄》十六卷，摘抄五十余种道书，实为当时道教科仪戒律的缩影。唐末五代的杜光庭著《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全，他制定的道门科范，至今仍为道教所沿用。当时道教界十分注重宗教戒律的传授，斋醮仪式也更趋完备和规范化。
唐代对宫观经济也予以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MG可见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规定："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后改为"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MH除口分田外，对一些著名宫观还别有赏赐。武德二年（619）赐楼观台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弘道元年（683），诏叶法善天师，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玄宗赐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使宫观占有了一定量的田产。另外，宫观还通过继承遗产、购置、"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等方式获得田庄。贺知章记述龙瑞宫周围方圆几十里都为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宫观拥有的田产十分可观。但当局对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对多占的土地，则予以收回。宫观除经营田庄而外，还通过营构宫观建置房产。有的以敕赐财物造宫观，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监在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有的将香灯斋醮所得财施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这些房地产成为宫观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宫观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之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不解之缘。
当时不少著名隐士实为"道隐"，虽未正式隶身道流，实则行径与道士无异，多以道教思想、方术自慰自娱。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陈子昂"早爱赤松游"，颜真卿"德惭好道"；李白、贺知章干脆受箓入道。在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
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
道教的影响还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MI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无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的兴盛景象。
承唐余绪的五代道教
五代十国是晚唐藩镇割据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MJ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MK的局面，各国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袭唐代风气，崇信道教者。如后唐明宗李嗣源，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并给上清宫崇道观重制牌额。
长兴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后晋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屡召道士张荐明，问以治国之道，请其宣讲《道德经》，并拜他为师。
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ML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毁佛的同时，又亲切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闽主王瞞（原名延钧），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造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并拜之为师，亲自受箓，取道名玄锡。
其子昶即位后，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赐号洞真先生，对其更为宠信，"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NC天福二年（937）四月，造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皇宫。天福四年（939）四月，又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由宝皇命决之。前蜀王建，拜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
其子王衍继位后，更是大修宫殿，仿效李唐尊老子为圣祖，于乾德五年（923）"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ND其他如吴王杨行密，宠信道士聂师道，尊为"问政先生"。卒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吴越王钱霮，亲往余杭大涤洞拜访道士闾丘方远，并为其筑室宇居住。广顺二年（952），吴越钱弘俶在位，为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用以收藏道经，并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三清铜像。南唐李癉对道士王牺霞，李煜对道士谭紫霄，均甚表崇敬。李煜曾召谭紫霄至建康，赐以道号，阶以金紫，紫霄皆让而不受。燕主刘守光曾以道士刘哲（即刘海蟾）为相。
事实说明，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之中尽管自顾不暇，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们尊宠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继续维系和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宋的崇道
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后，又归于统一。北宋的封建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时期是前后两个高潮，然而这一政策的奠基者，乃是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兄弟。
太祖赵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也曾利用"符命"为其制造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曾以此帮助他积极争取群众。称帝以后，尽管尚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对发展道教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亲自召见道士苏澄（一作苏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赐赠封号财物。他还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并斥退品学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作了整顿，这些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大有好处。太宗赵光义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并对黄白等术颇感兴趣。在他统治时期，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宠。他还不断地兴建宫观，又积极搜集道书，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复部分，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写演分赐宫观。本来由于五代之乱，造成"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NE的衰败局面，经过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后，遂使道教得以逐渐恢复，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真宗赵恒时，便把这种崇道政策推向了一个高潮。
真宗时，赵宋王朝的统治已日益巩固，社会经济也比较繁荣。"澶渊之盟"以后，外部威胁暂告缓和，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来扶持道教。他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赵，不便奉老子为圣祖，于是从道教中另立一位赵姓者作为圣祖，由此天神降临并赐语以维护赵宋王朝统治之类的神话故事迭出。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于崇政殿之西序，告诉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他忽见神人星冠绛袍来告之曰："来月三日，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此后，他接到皇城司的报告：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视，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之天书。王旦等听后，皆再拜称万岁；并同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取书，由王旦跪奉进。真宗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王旦等步导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同年四月，又称天书复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八日，又有天书下降于泰山。真宗备法驾诣殿拜受之后，仍授陈尧叟启封宣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史称："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NF以至"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NG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赵恒又告诉辅臣：他梦见原先降临的那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传天尊言：
"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睹灵仙仪卫天尊至。天尊就坐后，命真宗前，语曰：
"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言罢，即离坐乘云而去。NH真宗讲完之后，立即召王旦等至延恩殿，指示他们参观天尊降临之所，并以此布告天下。闰十月，真宗遂上圣祖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圣母号曰："元天大圣后"，并下诏："圣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NI于是一个道教神人、赵氏始祖便这样有名有姓地产生了。为了避赵玄朗之讳，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又将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称号改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九月，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就此将道教与赵宋王室紧密地连在一起。
由于"天书下降"，真宗更热衷于兴建宫观。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便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并任命丁谓为修宫使，林特为副使，专总其事。每天役使的军民工匠达数万人，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建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令宰相王旦为玉清昭应宫使。此外，大中祥符二年十月（一说七月）又昭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七年十二月，又于京城左承天门天书下降处建元符观。至于所谓赵氏"圣祖"，除了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已决定以玉清昭应宫玉皇后殿为圣祖正殿和天下州府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之外，同时还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莲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同年十二月又决定在京城择地再新建景灵宫以奉圣祖，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修景灵宫使，权三司使林特副之，并以宰相向中敏为景灵宫使。天禧二年（1018）闰四月，奏称皇城拱圣营西南真武祠侧出"灵泉"，病者饮之多愈。真宗即命于其地建祥源观。在大兴宫观的同时，又铸造玉皇、圣祖等"圣像"，并制定许多节日：（一）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左承天门之日。规定休假五天，两京及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建道场设醮，断屠宰，节日中，士庶特令宴乐，京师燃灯。（二）六月六日为天贶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泰山之日，令兖州及其余诸州皆建道场设醮，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三）四月一日为天祯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大内功德阁之日，其庆祝活动的规定与天贶节同。宋仁宗后因避仁宗赵祯之讳而改称"天祥节"或"天祺节"。（四）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即托称"圣祖"赵玄朗下降日。（五）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即托称"圣祖"降临延恩殿之日。
此外，真宗还亲自制定了有关朝拜圣祖、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敬神乐章，造作道书。
真宗召见道流的活动也特别多，或赠诗，或赠送钱物，或赐名封号，或授以官爵，或为之兴建道观，诸如此类，史不绝书。如赵自然、秦辨、赵抱一、贺兰棲真、柴通玄、郑荣、张无梦、王鼎、张正随等，均曾受到他的恩宠。天禧三年八月，他还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建道场，参加者达一万三千余人。他非常重视对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命王钦若领校道经，任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张君房又撮其精要，辑成《云笈七》一百二十二卷。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令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将加严惩，即对道教继续进行整顿。
由于真宗兴修宫观，大搞崇道活动，远近不堪其扰，加以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已成"国用不足"的原因之一。当时朝臣如孙奭即对真宗提出批评："天何言哉？岂有书也？"以后仁宗继位，将"天书"陪葬真宗，在崇道活动上稍有节制，但对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并无根本改变。宫观的兴建与道场斋醮仍甚频繁；宠信道士如故，封官赐号不绝。神宗赵顼于熙宁（1068～1077）中，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又补道职，差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仍试斋醮科仪祝读。
徽宗赵佶即位后，是北宋第二个崇道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和真宗一样，也托称"天神下降"而兴道。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记载：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曾梦见老君面谕："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又宣称他看见玉津园东有天神降临，并亲自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示天下。道士林灵素迎合旨意，于政和七年二月，称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及火龙神夜降内宫，"假帝诰、天书、云篆"。徽宗乃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俾灵素宣谕其事。林灵素又宣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NJ于是，徽宗便以道教教主自居，同年四月授意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令天下归于正道"，道教几成国教。
（二）为了发展道教，徽宗不顾国家财力的匮乏，大兴宫观。崇宁元年（1102）七月，建长生宫于京师，以祠荧惑。大观元年（1107）九月，在赵匡胤举兵反周的陈桥建显烈观。政和三年四月，在他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后因他自称为神霄玉清王下凡，于政和七年五月又改名玉清神霄宫。政和五年四月，于京师建葆真观。六年四月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并于城上作复道使与皇宫相通，以便他经常前往作斋醮和授箓等事。又铸神霄九鼎，以奉安于该宫之神霄殿。
同年九月，又令天下洞天福地普遍修建宫观，塑造圣像。七年，又令将全国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仍于殿上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神像。凡改建"不虔"或执行不力者，均先后受到惩处。宣和元年（1119）八月，京师神霄宫建成，徽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神霄玉清万寿宫记》，令京师神霄宫刻于碑，以碑本赐天下摹勒立石。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在崇宁、大观年间，还于茅出建元符万宁宫，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阉、灵宝观等。继唐代之后，宫观又盛极一时。
（三）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政和六年九月，加封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次年五月，又上地*徽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宣和元年六月，又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此外，对三茅兄弟（茅盈、茅固、茅衷）、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翊圣、真武、关羽等或赐"真人"、"真君"，或加封二字；并对岳渎、城隍、山神、龙神以及江河神等神也大加封赐。
（四）仿照朝廷官吏的品秩，设立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1118）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等，相当于朝廷的待制、修撰、直阁等官吏。其中职位最高者为"金门羽客"，身带金牌，出入禁闼。
（五）徽宗多次下诏令天下郡县搜访知道法、有道术的道士。当时如刘混康、魏汉津、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张虚白、王文卿、张继先、王允诚等均受到徽宗的亲切召问与封赐，其中尤以林灵素权势最为显赫，以至"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他与王允诚被称为"道家两府"。NK为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除了给道士以各种封赐之外，大观元年（1107）二月，徽宗还下诏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
政和三年十月，下诏规定凡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为前导。政和七年正月，令天下道士免阶墀迎接衙府，与郡官监司相见，依长老法。宣和元年三月，又诏令天下知道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徽宗本人在接见道士时，也常以客礼相待。当时一些道教首领的实际地位已超出一般大臣之上。许多道士不仅授有道官道职，均享有傣禄，而且每一斋施，动辄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
（六）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子》《列子》并行。又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又下诏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经，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NL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学之预备学校，或称"外学"）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又令道录院选择道经数十部，镂板颁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后又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官兼充。"OC通过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OD
（七）编修道教历史。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
其体制仿照《史记》《汉书》分为纪、志、传三部分。据《混元圣纪》卷九记载："道纪断自天地始分，以三清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后列于纪。以天地、宫府、品秩、舆服、符箓、仪范、禁律、修炼、丹石、灵文、宝书等为十二志。男真自风后、力牧而下，女真自九灵元君而下，及臣庶之得道者，各以世次先后为传。"又谓《道史》起自龙汉（道教年号），止于五代，宋代部分则称为《道典》。这当是我国官修的第一部全面叙述道教历史的巨著。今已失传。
（八）访求道经和编修《道藏》。崇宁（1102～1106）中，徽宗即诏令天下搜访道教遗书，令道士校定，至崇、观间，大藏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三年十二月，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编修《万寿道藏》，总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镂板完毕，即进板于东京。将全藏刊板刷印，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北宋统治者的崇道，原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但正当崇道之事方兴未艾之际，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徽宗这位自称天神下凡的教主道君皇帝连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以及全家妇孺，被金人"悉虏以去"，成为金人阶下囚。但他犹常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保持道士装束，表明他的崇道思想始终未变。
综上表明，隋唐至北宋，道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道教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是道教史上的兴盛时期。南北道派在互相交融的基础上，茅山宗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楼观道在隋唐之际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其教义方术亦颇受茅山宗的影响。这一时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尤其突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之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大多出自茅山宗。他们或著书立论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其中许多著作不仅对当时道教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道教的"重玄"之学，经过隋唐诸多道教学者的阐发，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形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对于推进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隋唐时代，道教的外丹术特别兴盛，著名的炼丹术士和创作的外丹经诀特别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特别大，故被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但在晚唐、五代以后，以钟吕为代表的内丹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为南宋金元金丹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