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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 第49节

  第二,注意医药的简、廉、验。孙思邈长期深入民间行医,深知民众生活困苦,无钱求医服药,故力求医方之简易有验和药物之廉价,往往以贱药代贵药。如卷三十二《伤寒方·伤寒杂治第一》说:"今诸疗多用辛、甘姜、桂、人参之属,此皆贵价难得,……而苦参、青葙、葶苈、艾之属,所在尽有,除热解毒最良,胜于向贵价药也。"如此之例甚多,表明他关心劳动群众疾苦的崇高精神。

  第三,重视妇儿科。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故在医论之后,首列"妇人方"三卷,以述妇人诸病的治疗。特别是妊娠期、分娩前后诸病的治疗。继列"少小婴孺方"二卷,以述婴儿的护理及诸种疾病的治疗。在他看来,养育幼儿是生民之大事,"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

  第四,将养生与治病相结合。认为有病求医,不如及早进行身心修养及锻炼,求得无病或少病,故专列"养性"三卷以述养生之道。包括按摩法、调气(服气)法、服食法,以及房中补益和杂忌等。实行这些方法,确可疏通血脉,去除小病,增进健康,体现出孙思邈有明确的预防医学意识。在注意身体锻炼时,又不忘心性修养,且认为是更重要的修养,指出:"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要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足,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第五,注重针灸与汤药相结合。主张"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有的时候,"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故专列"针灸"七卷以述针灸疗法。在针灸穴位上,因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多误,乃据甄权新撰《明堂经图》,重新绘制《明堂三人图(仰人、背人、侧人)》,明确了针灸穴位。卷中对多种疾病的针灸穴位、疗法作了详明叙述,丰富了祖国传统针灸学的内容。

  第六,在药物学上的贡献。卷一中专列《论用药》等数论,以述药物的性质、分类、合和(配制)、熬煮、服食,以及药物的采集、贮藏等。指出用药的先决条件是弄清药物的性质,书中对近二百种药物的性质作了判别,今天亦具参考价值。众多药物中,有些只宜单用,有些可以合用,有些药合用时,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些药合用时,可以毒攻毒,去其害,而有些则反是。种种情况,十分复杂。指出: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之时,用意审视,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之。"又指出熬药要注意节度,服食要注意方法。采集药材要注意产地,某些产地所出某种药质量优于其他产地。药物贮藏时要注意干燥、密封、防鼠耗等。由于孙思邈精通药理、药性,在药学上成就很大,故被后世誉为"药王"。

  此外,又重视食疗,指出"药性刚烈"、"食物性平和","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又注意对营养缺乏性疾病的防治,如甲状腺肿大的瘿病、缺乏维生素C的足气病等,皆提出有效的治疗药方。

  总之,《千金要方》是我国古代的医学巨著,它不仅是中国道教医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典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坐忘论》

  《坐忘论》,一卷。唐道士司马承祯撰。《通志》所录《坐忘论》为三卷,另有吴筠所撰一卷;《续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则不著卷数;《新唐书·艺文志》《茅山志》《文献通考》《道藏目录详注》皆为一卷;《正统道藏》太玄部亦为一卷。此外,《全唐文》卷九二四全文收入,《道枢》卷二摘录。

  《坐忘论》集中讲坐忘收心、主静去欲的道教修炼理论和方法,为司马承祯神仙道教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七部分,即修道的七个步骤、层次:

  第一,敬信。认为信是道之根,敬为德之蒂,根深则道可长,蒂固则德可茂;故修道的首要功夫是敬信。

  第二,断缘。就是要断有为俗事之缘,要求弃事、无为、心安,旧缘渐断,新缘莫结。这样才能心弥近道,至圣至神。

  第三,收心。认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所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只有这样,才能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与道合。在坐忘收心的修炼过程中应避免四种偏差,即:心起皆灭,入于盲定;任心所起,不加收制;不知守根,心无指归;于言甚善,于行极非。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偏向,真正收束身心,才能进入下一步修炼阶段。

  第四,简事。认为修道者应处事安闲,应物而不为物累。

  修道者应"知其闲要,较量轻重,识其去取,非要非重,皆应绝之"。这是对坐忘收心的进一步保证。

  第五,真观。即要善于洞察事物,不为外物所迷,不为尘世所累。其关键是无欲,不生得失之心。做到"有事无事,心常安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故无忧;不积,故无失。迹每同人,心常异俗。"指出,此乃"实行之宗要",应"力为之。

  第六,泰定。就是"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是在私欲俗念完全消尽之后所达到的境界。此时,"疾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前而无惧,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若溃痈。"司马承祯称达到这个地步为"出俗之极地,致道之初基",去"得道"不远了。

  第七,得道。得道的标志是形神统一,修成长生不老的"真身"。

  在这七个修道阶次之后,司马承祯又附以"枢翼",提纲挚领地综述其坐忘思想的主旨。认为心归至道须先受三戒,即:简缘、无欲和静心。提示修道的具体方法,指出得道之人心有"五时",身有"七候",否则都算不上得道。

  所谓坐忘,初见于《庄子·大宗师》,魏晋玄学家解庄进一步发挥此说,后为道教所承袭和发展。如《道教义枢》卷二引《洞神经》《本际经》都对此有所阐说。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灭动心不灭照心"条引《洞玄灵宝定观经》时指出:司马承祯《坐忘论》取此。曾慥《道枢》卷二引司马承祯话说,"吾近见道士赵坚造《坐忘论》七篇,其事广,其文繁,其意简,其词辩。"《正统道藏》中有赵志坚(即赵坚)《道德真经疏义》,卷五论及真观。这表明赵坚在司马承祯之前也曾作《坐忘论》,其真观一说或对后者有影响。曾慥在《道枢》卷二中又称:"吾得坐忘之论三焉,莫善乎正一"(正一,指司马承祯)。可见道教中讲说坐忘不止一家,而以司马承祯为善,他借鉴别家,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简要化,因而在诸家中独得以流传至今。《坐忘论》也受到佛教思想方法特别是天台宗"止观"学说的影响。书中具有道、释、儒三家的思想因素。

  在当时道教修炼外丹的风气中,司马承祯以老庄思想为依据,汲取佛教止观方法,力倡坐忘说,对道教修炼术由外丹转向内丹,起了重要的理论推进作用,实开宋元内炼家风气之先。直至近代道教气功诸家对此书仍十分推崇。此外,其"主静"说对周敦颐、程颢、朱熹等宋代理学家也颇有影响。

  《玄纲论》

  《玄纲论》一卷。唐开元至大历间道士吴筠撰。《正统道藏》收入太玄部。《通志·艺文略》著录《玄纲论》为三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则录为一卷。《道藏》本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三十三章。上篇《明道德》,九章;中篇《辩法教》,一十五章;下篇《析凝滞》,九章。吴筠有上唐玄宗的《进玄纲论表》,说明作此论的由来:"重玄深而难赜其奥,三洞秘而罕窥其门,使向风之流浩荡而无据,遂总括枢要,谓之《玄纲》"。此表和《玄纲论后序》及《化时俗》章、《明道德》章等收入《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五、九百二十六,但《道藏》本缺载。

  《玄纲论》上篇反映作者的宇宙生成论,修养论和社会政治观。吴筠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道德章第一》),即"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它具有生成性。道生成万物是个自然的过程,所以"自然"是道德之常,天地之纲。这是他对老庄自然无为哲学的发挥。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源为自然之道,而其所以具备千姿百态的形状则由于元气。他说:清通澄朗的气浮而成为天,浊滞烦昧的气积而成为地,平和柔顺的气结而成为人伦,错谬刚戾的气散而成为杂类。"自一气之所育,播万殊而种分",故生天地人物之形者是元气(《元气章第二》)。他进而又从"有无"、"动静"等范畴来论道的生成性以及修道的方法。认为若做到"有"同于"无",则"有"不灭,也就是神仙长生;

  只有"道"能自无生有,化有为无,学道就是要具备道的这一特性,如此方可解脱生死之累。修道者还须超越动静,最终与至静至虚的"道"契合。他的宇宙观和修道论是一体的。

  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表现出天人合一观,从天道阴阳变化推究人世治乱的终极原因。主张以道家政治观为"心灵",以儒家政治思想为"容饰",一本一末,结合运作,可使天下垂拱而化。从宇宙、人生和社会的宏观角度肯定了道德的价值和功用。

  中篇则从微观角度具体讲解修道的种种方法。大体包括:

  (一)"道在至精,靡求其博",当"周览以绝疑,约行以取妙,则不亏于修习"(《神道设教章第十》);(二)"道虽无方,学则有序"。其序为:"始于正一,次于洞神,栖于灵宝,息于洞真"(《学则有序章第十一》);(三)"心静"。心应物而不为物累,不动念,特别是要做到"无为",无为则心理,有为则心乱(《形动心静章第十五》);(四)"宝神"。不知宝神的人,即使寿同龟鹤,终不能成仙。宝神的关键是"阳胜",因为"阳胜则阴销而仙"(《阳胜则仙章第十二》);(五)"制恶兴善","立功改过"。他将伦理与仙道相联系,发挥了《太平经》、《抱朴子内篇》中同类的思想。

  下篇用问答体回答了世人的疑问,进一步申述前两篇的思想。如有人问:人心久任之则浩荡而忘返,顿栖之则超跃无垠,修道者怎样才能得静呢?答曰:心将躁时制之以宁,将邪时闲之以贞,将求时抑之以舍,将浊时澄之以清;优哉游哉,不欲不营,以玄虚为境域,以寂照为日月,惟精惟微,不废不越。照此长久坚持修习,则物冥于外,神鉴于内,不思静而已静,不求泰而更泰,即动寂两忘而天理自会。进一步阐明了上中篇的守静去躁思想。

  《玄纲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吴筠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唐礼部侍郎权德舆所撰《宗玄集序》称,吴筠献《玄纲论》三篇,得到唐玄宗的"优诏嘉纳";并称此论"总论谷神之妙"。权德舆《吴尊师传》称其"尤为达识之士所称"。可见《玄纲论》在唐代便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吴筠为唐代道教茅山宗重要学者之一,其思想与司马承祯较接近,《玄纲论》与司马承祯《坐忘论》一样,体现了唐代茅山宗的理论水平。

  《铅汞甲庚至宝集成》

  《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是外丹黄白术书之汇集。《正统道藏》收入洞神部众术类,未著编纂人。全书五卷。卷一收"涌泉匮法"、"圣鼎长生涌泉匮法"等。卷二收"虚源九转大丹朱砂银法"、"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九转出尘糁制大丹"等。

  卷三收"子午灵砂法"、"日华子口诀"、"太微帝君长生保命丹"等。卷四收"丹房制炼药材"、"丹房镜源"、"白雪圣石经"等。卷五收"黄芽大丹秘旨"、"石中青取紫庚法"等。

  此书所收诸多外丹黄白法,为后世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丰富资料。其中最可宝贵的是留下了中国发明火药的最早记录。卷二《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列有"伏火矾法",记云:"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

  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上面所开药单:硫黄二两、硝石二两、炭(马兜铃三钱半燃烧而成),实即黑色火药之配方。此法为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清虚子所记,表明中国火药的发明至迟在此年。

  卷四《丹房镜源》又记载了水法炼铜。其记载云:"今信州铅山县有若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天然硫酸铜--引者注),即成铜。煮胆矾铁釜,久久亦化为铜矣。"

  《丹房镜源》成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年),表明至迟在唐中期已发明了水法炼铜。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所记,认定北宋始发明水法炼铜,据《丹房镜源》所记,可断此说为误。

  此外,卷四《丹房制炼药材》中有《金二十种论》,列举了唐中期所制作的二十种"药金",如"雄黄金"、"雌黄金",……等。指出其中十五种皆"假","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金"。所谓"真假",盖指药金之物理性质,与真金相近者为真,与真金相去远者为假。

  由此可知唐中期不仅能炼出许多种药金,且能对之进行较为细密的技术鉴定,表现出中唐炼丹术的发展水平。

  《古文龙虎经》

  《古文龙虎经》简称《龙虎经》《龙虎上经》,或称《金碧龙虎经》。古代许多丹家认此书为先于《周易参同契》的最古之丹经。如五代道士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云:魏伯阳"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即认为《周易参同契》是体会《古文龙虎经》的妙旨之后作出的。南宋朱熹对此提出相反看法,认为《周易参同契》并非据《古文龙虎经》而作,恰恰相反,"盖是后人见《魏伯阳传》有'龙虎上经'一句,遂伪作此经。大概皆是体《参同》而为,故其间有说错了处。"①元初俞琰续申此说,谓"魏公之作《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发明作丹之秘,非推广《龙虎经》之说。若果推广《龙虎经》之说,则当曰《龙虎参同契》,不得谓之《周易参同契》也。"②朱熹、俞琰虽然指出了《龙虎经》之伪,但尚未对它的来历作进一步考察。近人王明将此书与《云笈七箓》卷七十三之《金丹金碧潜通诀》相校读,"校读之下,仅有讹异之文,无出入之句"。始发现"此《诀》即《龙虎经》文所自出"。③从而断定此书是借《金丹金碧潜通诀》之文,而改易其书名的冒名书。

  陈国符、王明又经过考证,断定《金丹金碧潜通诀》的作者是隋唐人羊参微,④而将此丹诀易名为《古文龙虎经》之"作伪年代,约当唐五代间"。⑥此书虽称名《古文龙虎经》,而其文字确全袭《金丹金碧潜通诀》(只在少数字句上小有改动),甚至连"诀不辄造,理不虚拟","丹术既著,不可更疑,故演此诀以辅火记焉"之文句,也仍《潜通诀》之旧。上文二"诀"字自然指《潜通诀》,它更表明《龙虎经》文是抄袭《潜通诀》之文而来。

  《金丹金碧潜通诀》是为演说《参同契》而作,且其演说,并非对其兴理之阐释,而仅是对其文句作演绎。如《参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古文龙虎经》则曰:"神室者,丹之枢纽,众石之父母,砂汞别居。"《参同契》云:"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

  《古文龙虎经》则曰:"变化既未神,终能复更始,初九为期度,阳和准旦暮,周历合天心,阳爻毕于已,正阳发离午,自丁终于亥。"《参同契》云:"天地设位,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古文龙虎经》则曰:"神室设位,变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设位者,列雌雄相合之密也。"《参同契》云:"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古文龙虎经》则曰:"诀不辄造,理不虚拟,约文伸奥,扣索神明。"如此等等,几乎逐句对《参同契》作了类似的演绎。如此演绎《参同契》,虽然能为人们阅读《参同契》提供一种理解角度,但终究不能给它增加新的内容,因此它的价值不高。此外,朱熹、惠栋等学者还指出此书在演绎《参同契》时,尚有乖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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