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 第48节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据俞琰解释："参，三也；同，相也；契，类也。谓此书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学，而又与炉火之事相类，三者之阴阳造化殆无异也。"①尽管《参同契》将方士炼丹、黄老养性、和《周易》卦爻三者相掺合，说明炼丹、养性的情理，但各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清人董德宁认为，《参同契》"三篇之作，总叙大易、内养、炉火之三道，是以上篇言易道为多，而次之以内养，其炉火则间及之；中篇则内养为多，而易道次之，炉火则又次之；下篇乃炉火为多，而内养为次，易道更为次也。此三篇之中，其三道之详简有不同也如此。"
关于《参同契》对《周易》的运用，彭晓曾作这样的概括："（魏）公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论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铅汞；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系以始终；合以夫妇，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
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故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真铅为药祖，以玄精为丹基，以离坎为夫妻，以天地为父母，互施八卦，驱役四时，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运五星二十八宿，环列鼎中。乃得水虎潜形，寄庚辛而西转；火龙伏体，逐甲乙以东旋。《易》曰：'至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②说明魏伯阳将炼丹的鼎器，方位，药物，火候，时辰，变化等，都用《周易》卦爻词义来表述。朱熹则认为："按魏书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通岁功，其所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③这是说，《参同契》用《易》卦，除象征鼎器（乾、坤）药物（坎、离）的四卦以外，其余六十卦和纳甲六卦以及十二辟卦，系用在表明炼丹用功、进退及其时间之掌握上。彭晓和朱熹从不同角度指明了《参同契》用说明天地造化的《易》理，解释炼丹、内养的情状。
《参同契》既谈外丹炉火，又讲内养修炼。它认为，只有服食金丹、内养精气和配以服食，才能达到"变形而仙"、长生久视的目的；同时指斥当时流行的存思、食气、房中术以及祭祀鬼神祈福寿等皆为邪门歪道。因此，为道教丹鼎派的重要著作，被尊为"万古丹经之祖"，④在中国道教史与古代科技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参同契》运用《周易》的卦爻和隐喻手法解说炼丹、内养术，使得本来就比较复杂的修炼功夫，变得更加神秘难解。朱熹称之为"词韵皆古，奥雅难通"。他曾试图予以解释，如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神丹，其说甚异"⑤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历来颇多歧异。葛洪认为是东汉魏伯阳撰。他在《神仙传》中称："魏伯阳者，吴人（实为会稽上虞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其后，托名阴长生所注《周易参同契》之序云："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文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续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玄光先生则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伯阳）；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⑥直认《参同契》上中下三篇，为徐从事、魏伯阳，淳于叔通师徒三代相继完成。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则根据《神仙传》称：
魏伯阳"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补塞遗脱》一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认为魏伯阳根据《古文龙虎经》结合《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徐从事为之作注，淳于叔通为之传世。此与前说又有所不同。宋曾慥《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注称："世传汉娄敬著《参同契》，自号草衣子云"。表明当时还有草衣子娄敬著《参同契》的传说。曾慥也多引草衣子的话，作为该卷所集《参同契中篇》的内容。
而他在同书卷三十四《参同契下篇》则云："云牙子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作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自注云："魏翱，字伯阳，自号云牙子。"又注："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然而虽有上述种种歧异，但基本倾向还是肯定《参同契》为魏伯阳所著。
唐宋以来，注解《参同契》者甚众，见仁见智，互有发挥。《正统道藏》收录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及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等。
注：
①②③④⑤⑥《道藏》第20册259页，131～132页，131页，122页，192页，73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系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为主体，加上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合编而成。由金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于皇统四年（1144）编成刊行。《正统道藏》正一部题名葛仙翁（葛玄），实误。
前有序五篇。称葛洪《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共八十六首，三卷（或作四卷）。陶弘景加以补充，成《补阙肘后百一方》，共一百一首，三卷。杨用道加上《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以成此书，分为八卷，六十八篇。
此书既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之补遗书为主体，自不失为我国较早的医学著作之一。不少医例，确开我国医学记录之先声。如以水渍青蒿汁治疟疾；以狂犬脑敷被咬者之伤口治狂犬病；对"尸瘵"（肺结核病）传染性的描述；对"虏疮"（烈性传染性天花）、"黄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恶脉病"（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急性淋巴结炎）、"瘰疠病"（颈淋巴结炎）、"熛疽"（干、湿性坏疽）、"乳痈"（急性乳腺炎）的病因、症状、治疗的记载等，都是医书记载中最早的。
作为我国古代医书，它在临床医学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一，广泛运用炙法和热熨。东晋前医书详于针而略于炙，此书则多用炙术，举凡猝死、中恶、尸蹶、霍乱、寒热症、身面浮肿、咳嗽等，皆采用之，被誉为保存炙法最丰富的文献。
热熨法即原始的物理疗法，多用于心痛、心腹症结、伤寒、虚损、乳痈、蛇螫等方面。如治毒肿急痛，以"柳白皮酒煮，令热，熨上，痛止"。
二，重视症状鉴别与描述。如区别"死亡"和"尸蹶（假死）"时指出："脉犹动"，"股间暖"，"耳中如啸声"者，当以"尸蹶"救之。又如"癫狂病"："凡癫疾发则仆地，吐涎沫，无知，强掠起，如狂"，乃癫痫，系发作性精神异常疾病；而"若或悲泣呻吟者……非狂"，表现沉默呆痴，抑郁不宁，则为癫症，系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凡狂发，则欲走，或自高贵称神圣"，表现喧扰不宁，动而多怒，则为精神失常之"狂病"。从当今医学观点看，上述鉴别语均较正确。与此相联系，又重视症状表征的描述。如论足气病："或微觉疼庳，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关于尸瘵的症状："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默默，不知其所若，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又记黄虏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重视症状鉴别和描述，尤其是阶段性的描述，在古代急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特殊意义，医学家们认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史上光辉的成就。
三，鉴别症状的客观指标。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者"即足气病。"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蘖染者"为黄虏病。又如记大腹水："水病之初，先目上肿起，如老蚕色"；"股里冷，胫中满，按之没指，腹内转侧有节声"；"须臾身体稍肿，肚尽胀，按之随手起，则病已成"。这是从大量临床观察中总结出来的感性素材，是向实验医学迈进的一个起点，可惜在尔后医学中未得到发扬。
四，注意食饮，讲究食疗，以及根据炼丹实践，重视金石类药物的应用，也不乏其例。如"大腹水"者忌盐，愈后应节食勿饮酒等。又据炼丹化学反应的特性，以盐水引吐，清洗伤口；利用雄黄抑菌、杀虫和解毒的作用治疥癣、痈肿，以烧矾石末装入囊中置腋下治狐臭等，都有相应的疗效。此外，针、炙、散、汤、酒、渍、丸等综合并用，以及内外科急救单方，也是该书记载疗病的特点之一。
此书在医学或药学上都有很大成就，特别是它照顾广大下层群众经济负担能力，力求处方的简易实效和药物的大众化，使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为历代医家所重视，被广泛引用于他们的医学著作中。书中所载的许多医理、医方、药方，时至今日，仍有实用价值。此书曾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也有一定影响。
《太上洞渊神咒经》
《太上洞渊神咒经》简称《神咒经》。二十卷。不著撰人。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则称太上道君"昔在杜阳宫（按其地在今陕西凤翔县杜阳山--引者注）中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等，使其流布，以救于人"；①西晋末，复授予金坛马迹（蹄）山道士王纂，"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纂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生民康乂，疫毒消弭，自晋及今蒙其福者，不可胜记"。②杜称《神咒经》为太上道君所传，自是道教传说，由西晋末道士王纂编辑成书一事，亦难凭信。按该经各卷的体例不尽相同，特别是前十卷与后十卷的体例颇不一致；恐非一时一人之作。据该经内容判断，其初出于两晋之际，王纂为较早的撰人之一，或许比较符合实际。
《太上洞渊神咒经》是乱世思治在道教著述上的反映。它以"遵道、奉经、学仙"和"拯护万民"为中心内容。它所述"西晋之末，中原乱罹，饥馑既臻，瘟疠乃作"，"毒瘴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席"③的情况，与该经《誓魔品》所说"世人积恶不信道法，但闻有哭尸之音，不闻有仙歌之响，人民垢浊，三洞壅塞，百六之灾，刀兵疫疾，魔王纵毒，杀害良善，门门凶衰，哀声相寻，众生相残，自作苦恼，相率而死，怀愚受苦，了不知出"是一致的。而造成这一苦厄的原因，该经《杀鬼品》称："大劫垂至，国主贪残，不恤下民，民皆困穷，使役无道，人民苦厄，哭声盈路，死亡盖野，男女失时，不好道法，出门奔亡，六夷纷纭，大贼纵横，以气相伐，父子相疑"。王纂自称"于静室飞章告天，三夕之中继之以泣"，托神意出此《神咒经》，构想出一个"真君出世"，改天换地，建立"道法"兴隆的太平盛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乱世思治的愿望。
关于这个太平盛世的情景，《杀鬼品》写道："真君垂出，恶人不见，天遣杀鬼来诛之，荡除天地，更造日月，布置星辰，改弦易调，神人治法，仙人为佐五方，万劫不死，无有刀兵，地皆七宝，衣食自然，无有六畜，男女悉圣，无有恶人之类也。"《誓魔品》也称，"真君出世，无为而治，无有刀兵刑狱之苦，圣人治世，人民丰乐，不贪钱财，无有鸡豚犬鼠牛马六畜也，凤凰白鹤为家鸡，麒麟狮子为家畜，纯以道法为事，道士为大臣，男女贞洁，无有淫心，人民长大"。这个"真君"是谁？它接着说："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三千岁。"木子口弓即当时民间盛传的为数甚多的农民起义领袖李弘。《神咒经》塑造的李弘及其太平世界的构想，成为鼓舞农民起义的号角，自东晋太宁元年（323）开始，曾出现了多次李弘起义。直到隋大业十年（614），"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④为止的两百多年中，以李弘之名起事者，彼伏此起，遍及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湖北、四川各地，其中又以东晋至南北朝早期为多。由此可见《神咒经》当时在民间所产生的影响。
《太上洞渊神咒经》充满道君、仙人，鬼神符咒语言，属道教符箓派典籍，后世称信奉此经者为洞渊派，并以王纂为此派之创始人，《道藏》中凡标有"洞渊"字样为篇目的经籍，即为洞渊派道书。
注：
①②③皆见《道藏》第6册1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④《隋书》第1册87页，中华书局，1973年
《养性延命录》
《养性延命录》，《正统道藏》收入洞神部方法类。题华阳陶隐居（即梁道士陶弘景）集。前有序，言此书编集之由来，谓此书是据前人所撰《养生要集》删节而成。该书收有"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诸家养生要语，内容繁多，陶弘景"删弃繁芜，类聚篇题，分为上下两卷，每卷三篇，号为《养性延命录》"。
上卷三篇：《教诫篇》《食诫篇》《杂诫忌禳害祈善篇》。
《教诫篇》引《神农经》《庄子》《列子》《混元妙真经》及其他道书，总论养生的必要性。谓"人所贵者，盖贵为生"。但"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要使人却病延年，以至长生，就必须"养神炼形"，使神、形得到合理的保养与锻炼。从而引录诸书关于修养身、心的诸多要语。其中心思想是"游心虚静，息虑无为"，使神不劳；去声色，远名利，善摄养，使体不疲；加上服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食诫篇》讲饮食卫生。谓"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
……为益亦多，为患亦切"。因声色可绝之逾年，而饮食却是不能一日或缺。有了好的饮食习惯，对身体有莫大益处，而坏的饮食习惯和方法，则会有损健康且引起诸多疾病。特别强调饮食有节，食不过量；提倡多用素食、淡食、熟食；饭后散步等。《杂诫忌禳害祈善篇》讲日常起居的注意事项及禁忌。包括行住坐卧及沐浴等方面。提出不宜久视、久卧、久立、久行、久坐。夜卧不覆头，勿以湿头卧，宜屈膝侧卧。主张冬季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大汗勿脱衣，湿衣、汗衣不可久著。醉饱、远行归还，大疲倦，不可行房事等。
下卷三篇：《服气疗病篇》《导引按摩篇》《御女损益篇》。
讲用行气、导引（加按摩）、房中等方术以养神、炼形。《服气疗病篇》讲行气术，记录其法十余条，包括调身、调意、调息等"三调"内容。特别提出行气治病之法："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时气中冷，可闭气以取汗，汗出，辄周身则解矣。"又提出了吹、呼、唏、呵、嘘、呬等"六字诀"，谓"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极。"《导引按摩篇》讲导引按摩术，记录其法近二十条。
包括摩面、熨眼，搔目四眦、揩摩身体（干浴）、扣齿、漱津等。其中还记述了华陀"五禽戏"，谓行此法，"消谷气，益气力，除百病，能行之者，必得延年"。华陀弟子吴普行之，"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牙齿坚完，吃食如少壮"。《御女损益篇》讲房中术，记录其法十余条。指出男女房室不可不有（阴阳不交，则致病），又不可不慎。谓"房中之事，能生人，能煞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可尸矣"。强调"凡养生，在于爱精"，"精少则病，精尽则死"。故要讲求房中节欲，注意交合方法，还要遵行房中禁忌。
只有如此，才有益无害。特别强调节宣之道，以之"还精补脑"。
这是一本采摭前人养生言论，加以系统归纳提炼而成的养生著作，引录之书，多达三十余种，是汉魏时期养生学之精华。其所谈养生理论和方法，虽出于长生不死的宗教要求，难免有不少糟粕，但其中许多内容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具有某些科学成分，值得今人借鉴。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九十三卷。唐初道士孙思邈撰。他在书前自序中解释此书之命名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原书本三十卷，《正统道藏》析为九十三卷，载于太平部。
卷一《医学诸论》，总论医理、药理。凡九条：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论治病略例，论诊候，论处方，论用药，论合和，论服饵，论药藏。以下各卷分列各科各病之处方，有：妇人方，少小婴孺方，七窍病，风毒脚气，诸风，伤寒方，肝、胆、心、脾，肺、肾、胃、小肠、大肠诸病方，消渴、丁肿、痔漏、解毒诸方，以及食治、针灸、养性等法。凡内、外、妇、儿诸科百病之处方，无不备载。孙奇等上奏书中，对全书的内容，作了如下概括："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始妇人而次婴孺，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疴，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性之术，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百三十首。"可见此书之规模，不愧为集唐前医药学之大成的巨著。
全书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医学、药学皆有重大贡献，且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重视医德。首列"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二论，告诫医家"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瞩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芥蒂之心。要求"省病诊候，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勿得参差。"
关于《参同契》对《周易》的运用，彭晓曾作这样的概括："（魏）公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论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铅汞；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系以始终；合以夫妇，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
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故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真铅为药祖，以玄精为丹基，以离坎为夫妻，以天地为父母，互施八卦，驱役四时，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运五星二十八宿，环列鼎中。乃得水虎潜形，寄庚辛而西转；火龙伏体，逐甲乙以东旋。《易》曰：'至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②说明魏伯阳将炼丹的鼎器，方位，药物，火候，时辰，变化等，都用《周易》卦爻词义来表述。朱熹则认为："按魏书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通岁功，其所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③这是说，《参同契》用《易》卦，除象征鼎器（乾、坤）药物（坎、离）的四卦以外，其余六十卦和纳甲六卦以及十二辟卦，系用在表明炼丹用功、进退及其时间之掌握上。彭晓和朱熹从不同角度指明了《参同契》用说明天地造化的《易》理，解释炼丹、内养的情状。
《参同契》既谈外丹炉火，又讲内养修炼。它认为，只有服食金丹、内养精气和配以服食，才能达到"变形而仙"、长生久视的目的；同时指斥当时流行的存思、食气、房中术以及祭祀鬼神祈福寿等皆为邪门歪道。因此，为道教丹鼎派的重要著作，被尊为"万古丹经之祖"，④在中国道教史与古代科技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参同契》运用《周易》的卦爻和隐喻手法解说炼丹、内养术，使得本来就比较复杂的修炼功夫，变得更加神秘难解。朱熹称之为"词韵皆古，奥雅难通"。他曾试图予以解释，如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神丹，其说甚异"⑤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历来颇多歧异。葛洪认为是东汉魏伯阳撰。他在《神仙传》中称："魏伯阳者，吴人（实为会稽上虞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其后，托名阴长生所注《周易参同契》之序云："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文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续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玄光先生则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伯阳）；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⑥直认《参同契》上中下三篇，为徐从事、魏伯阳，淳于叔通师徒三代相继完成。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则根据《神仙传》称：
魏伯阳"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补塞遗脱》一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认为魏伯阳根据《古文龙虎经》结合《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徐从事为之作注，淳于叔通为之传世。此与前说又有所不同。宋曾慥《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注称："世传汉娄敬著《参同契》，自号草衣子云"。表明当时还有草衣子娄敬著《参同契》的传说。曾慥也多引草衣子的话，作为该卷所集《参同契中篇》的内容。
而他在同书卷三十四《参同契下篇》则云："云牙子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作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自注云："魏翱，字伯阳，自号云牙子。"又注："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然而虽有上述种种歧异，但基本倾向还是肯定《参同契》为魏伯阳所著。
唐宋以来，注解《参同契》者甚众，见仁见智，互有发挥。《正统道藏》收录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及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等。
注：
①②③④⑤⑥《道藏》第20册259页，131～132页，131页，122页，192页，73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系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为主体，加上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合编而成。由金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于皇统四年（1144）编成刊行。《正统道藏》正一部题名葛仙翁（葛玄），实误。
前有序五篇。称葛洪《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共八十六首，三卷（或作四卷）。陶弘景加以补充，成《补阙肘后百一方》，共一百一首，三卷。杨用道加上《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以成此书，分为八卷，六十八篇。
此书既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之补遗书为主体，自不失为我国较早的医学著作之一。不少医例，确开我国医学记录之先声。如以水渍青蒿汁治疟疾；以狂犬脑敷被咬者之伤口治狂犬病；对"尸瘵"（肺结核病）传染性的描述；对"虏疮"（烈性传染性天花）、"黄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恶脉病"（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急性淋巴结炎）、"瘰疠病"（颈淋巴结炎）、"熛疽"（干、湿性坏疽）、"乳痈"（急性乳腺炎）的病因、症状、治疗的记载等，都是医书记载中最早的。
作为我国古代医书，它在临床医学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一，广泛运用炙法和热熨。东晋前医书详于针而略于炙，此书则多用炙术，举凡猝死、中恶、尸蹶、霍乱、寒热症、身面浮肿、咳嗽等，皆采用之，被誉为保存炙法最丰富的文献。
热熨法即原始的物理疗法，多用于心痛、心腹症结、伤寒、虚损、乳痈、蛇螫等方面。如治毒肿急痛，以"柳白皮酒煮，令热，熨上，痛止"。
二，重视症状鉴别与描述。如区别"死亡"和"尸蹶（假死）"时指出："脉犹动"，"股间暖"，"耳中如啸声"者，当以"尸蹶"救之。又如"癫狂病"："凡癫疾发则仆地，吐涎沫，无知，强掠起，如狂"，乃癫痫，系发作性精神异常疾病；而"若或悲泣呻吟者……非狂"，表现沉默呆痴，抑郁不宁，则为癫症，系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凡狂发，则欲走，或自高贵称神圣"，表现喧扰不宁，动而多怒，则为精神失常之"狂病"。从当今医学观点看，上述鉴别语均较正确。与此相联系，又重视症状表征的描述。如论足气病："或微觉疼庳，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关于尸瘵的症状："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默默，不知其所若，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又记黄虏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重视症状鉴别和描述，尤其是阶段性的描述，在古代急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特殊意义，医学家们认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史上光辉的成就。
三，鉴别症状的客观指标。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者"即足气病。"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蘖染者"为黄虏病。又如记大腹水："水病之初，先目上肿起，如老蚕色"；"股里冷，胫中满，按之没指，腹内转侧有节声"；"须臾身体稍肿，肚尽胀，按之随手起，则病已成"。这是从大量临床观察中总结出来的感性素材，是向实验医学迈进的一个起点，可惜在尔后医学中未得到发扬。
四，注意食饮，讲究食疗，以及根据炼丹实践，重视金石类药物的应用，也不乏其例。如"大腹水"者忌盐，愈后应节食勿饮酒等。又据炼丹化学反应的特性，以盐水引吐，清洗伤口；利用雄黄抑菌、杀虫和解毒的作用治疥癣、痈肿，以烧矾石末装入囊中置腋下治狐臭等，都有相应的疗效。此外，针、炙、散、汤、酒、渍、丸等综合并用，以及内外科急救单方，也是该书记载疗病的特点之一。
此书在医学或药学上都有很大成就，特别是它照顾广大下层群众经济负担能力，力求处方的简易实效和药物的大众化，使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为历代医家所重视，被广泛引用于他们的医学著作中。书中所载的许多医理、医方、药方，时至今日，仍有实用价值。此书曾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也有一定影响。
《太上洞渊神咒经》
《太上洞渊神咒经》简称《神咒经》。二十卷。不著撰人。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则称太上道君"昔在杜阳宫（按其地在今陕西凤翔县杜阳山--引者注）中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等，使其流布，以救于人"；①西晋末，复授予金坛马迹（蹄）山道士王纂，"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纂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生民康乂，疫毒消弭，自晋及今蒙其福者，不可胜记"。②杜称《神咒经》为太上道君所传，自是道教传说，由西晋末道士王纂编辑成书一事，亦难凭信。按该经各卷的体例不尽相同，特别是前十卷与后十卷的体例颇不一致；恐非一时一人之作。据该经内容判断，其初出于两晋之际，王纂为较早的撰人之一，或许比较符合实际。
《太上洞渊神咒经》是乱世思治在道教著述上的反映。它以"遵道、奉经、学仙"和"拯护万民"为中心内容。它所述"西晋之末，中原乱罹，饥馑既臻，瘟疠乃作"，"毒瘴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席"③的情况，与该经《誓魔品》所说"世人积恶不信道法，但闻有哭尸之音，不闻有仙歌之响，人民垢浊，三洞壅塞，百六之灾，刀兵疫疾，魔王纵毒，杀害良善，门门凶衰，哀声相寻，众生相残，自作苦恼，相率而死，怀愚受苦，了不知出"是一致的。而造成这一苦厄的原因，该经《杀鬼品》称："大劫垂至，国主贪残，不恤下民，民皆困穷，使役无道，人民苦厄，哭声盈路，死亡盖野，男女失时，不好道法，出门奔亡，六夷纷纭，大贼纵横，以气相伐，父子相疑"。王纂自称"于静室飞章告天，三夕之中继之以泣"，托神意出此《神咒经》，构想出一个"真君出世"，改天换地，建立"道法"兴隆的太平盛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乱世思治的愿望。
关于这个太平盛世的情景，《杀鬼品》写道："真君垂出，恶人不见，天遣杀鬼来诛之，荡除天地，更造日月，布置星辰，改弦易调，神人治法，仙人为佐五方，万劫不死，无有刀兵，地皆七宝，衣食自然，无有六畜，男女悉圣，无有恶人之类也。"《誓魔品》也称，"真君出世，无为而治，无有刀兵刑狱之苦，圣人治世，人民丰乐，不贪钱财，无有鸡豚犬鼠牛马六畜也，凤凰白鹤为家鸡，麒麟狮子为家畜，纯以道法为事，道士为大臣，男女贞洁，无有淫心，人民长大"。这个"真君"是谁？它接着说："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三千岁。"木子口弓即当时民间盛传的为数甚多的农民起义领袖李弘。《神咒经》塑造的李弘及其太平世界的构想，成为鼓舞农民起义的号角，自东晋太宁元年（323）开始，曾出现了多次李弘起义。直到隋大业十年（614），"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④为止的两百多年中，以李弘之名起事者，彼伏此起，遍及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湖北、四川各地，其中又以东晋至南北朝早期为多。由此可见《神咒经》当时在民间所产生的影响。
《太上洞渊神咒经》充满道君、仙人，鬼神符咒语言，属道教符箓派典籍，后世称信奉此经者为洞渊派，并以王纂为此派之创始人，《道藏》中凡标有"洞渊"字样为篇目的经籍，即为洞渊派道书。
注：
①②③皆见《道藏》第6册1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④《隋书》第1册87页，中华书局，1973年
《养性延命录》
《养性延命录》，《正统道藏》收入洞神部方法类。题华阳陶隐居（即梁道士陶弘景）集。前有序，言此书编集之由来，谓此书是据前人所撰《养生要集》删节而成。该书收有"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诸家养生要语，内容繁多，陶弘景"删弃繁芜，类聚篇题，分为上下两卷，每卷三篇，号为《养性延命录》"。
上卷三篇：《教诫篇》《食诫篇》《杂诫忌禳害祈善篇》。
《教诫篇》引《神农经》《庄子》《列子》《混元妙真经》及其他道书，总论养生的必要性。谓"人所贵者，盖贵为生"。但"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要使人却病延年，以至长生，就必须"养神炼形"，使神、形得到合理的保养与锻炼。从而引录诸书关于修养身、心的诸多要语。其中心思想是"游心虚静，息虑无为"，使神不劳；去声色，远名利，善摄养，使体不疲；加上服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食诫篇》讲饮食卫生。谓"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
……为益亦多，为患亦切"。因声色可绝之逾年，而饮食却是不能一日或缺。有了好的饮食习惯，对身体有莫大益处，而坏的饮食习惯和方法，则会有损健康且引起诸多疾病。特别强调饮食有节，食不过量；提倡多用素食、淡食、熟食；饭后散步等。《杂诫忌禳害祈善篇》讲日常起居的注意事项及禁忌。包括行住坐卧及沐浴等方面。提出不宜久视、久卧、久立、久行、久坐。夜卧不覆头，勿以湿头卧，宜屈膝侧卧。主张冬季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大汗勿脱衣，湿衣、汗衣不可久著。醉饱、远行归还，大疲倦，不可行房事等。
下卷三篇：《服气疗病篇》《导引按摩篇》《御女损益篇》。
讲用行气、导引（加按摩）、房中等方术以养神、炼形。《服气疗病篇》讲行气术，记录其法十余条，包括调身、调意、调息等"三调"内容。特别提出行气治病之法："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时气中冷，可闭气以取汗，汗出，辄周身则解矣。"又提出了吹、呼、唏、呵、嘘、呬等"六字诀"，谓"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极。"《导引按摩篇》讲导引按摩术，记录其法近二十条。
包括摩面、熨眼，搔目四眦、揩摩身体（干浴）、扣齿、漱津等。其中还记述了华陀"五禽戏"，谓行此法，"消谷气，益气力，除百病，能行之者，必得延年"。华陀弟子吴普行之，"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牙齿坚完，吃食如少壮"。《御女损益篇》讲房中术，记录其法十余条。指出男女房室不可不有（阴阳不交，则致病），又不可不慎。谓"房中之事，能生人，能煞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可尸矣"。强调"凡养生，在于爱精"，"精少则病，精尽则死"。故要讲求房中节欲，注意交合方法，还要遵行房中禁忌。
只有如此，才有益无害。特别强调节宣之道，以之"还精补脑"。
这是一本采摭前人养生言论，加以系统归纳提炼而成的养生著作，引录之书，多达三十余种，是汉魏时期养生学之精华。其所谈养生理论和方法，虽出于长生不死的宗教要求，难免有不少糟粕，但其中许多内容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具有某些科学成分，值得今人借鉴。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九十三卷。唐初道士孙思邈撰。他在书前自序中解释此书之命名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原书本三十卷，《正统道藏》析为九十三卷，载于太平部。
卷一《医学诸论》，总论医理、药理。凡九条：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论治病略例，论诊候，论处方，论用药，论合和，论服饵，论药藏。以下各卷分列各科各病之处方，有：妇人方，少小婴孺方，七窍病，风毒脚气，诸风，伤寒方，肝、胆、心、脾，肺、肾、胃、小肠、大肠诸病方，消渴、丁肿、痔漏、解毒诸方，以及食治、针灸、养性等法。凡内、外、妇、儿诸科百病之处方，无不备载。孙奇等上奏书中，对全书的内容，作了如下概括："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始妇人而次婴孺，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疴，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性之术，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百三十首。"可见此书之规模，不愧为集唐前医药学之大成的巨著。
全书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医学、药学皆有重大贡献，且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重视医德。首列"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二论，告诫医家"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瞩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芥蒂之心。要求"省病诊候，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勿得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