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 第3节
开始主要在上层士族中流传，到其弟子孙泰时，便在下层群众中广收徒众。东晋末，孙恩、卢循利用这个组织发动了起义，并提出了"诛杀异己"的口号，诛杀了高级士族中"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表明虽同为道教信徒，也会因阶级利益不同而互相对抗，可见这时道教内部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对民间早期道教改造的成功是在南北朝。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年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拓拔焘和宰相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授以天师之位，赐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⒅寇谦之所谓"专以礼度为首"，就是要严格奉行封建的道德伦常，不许犯上作乱。他特别仇视当时各地以李弘、刘举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指责他们是一些"诳诈万端"、"惑乱万民"的"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愚人"和"恶人"；诬蔑他们所聚集的是一些"逋逃罪逆之人"和"奴仆隶皂"之类的贱民；甚至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们为"下俗臭肉，奴狗魍魉"，"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⒆可见"以礼度为首"，无非就是要求道教徒必须做到父慈、子孝、臣忠，作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是寇谦之改革道教的总纲，目的在于杜绝农民利用道教号召起义。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这种北天师道果然得到了魏太武帝的尊崇，"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⒇又在魏都平城特为他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邀其新经之制"，MD集道士120人，每日祈祷六次，"月设厨会数千人"ME，又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MF复以寇谦之为国师，许多军国大事，都先征求他的意见之后方作决定。这样一来，魏太武帝既是国君又是"太平真君"，寇谦之既是天师又是国师。几乎使北魏政权变成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宋，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尽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经典，遂"总括三洞"，汇归一流，并编制了《三洞经书目录》，这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为编制道教经典创立了体例和原则，这对以后整理和保存道教经典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总结自天师道以来原有各种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的修持仪式和儒家的封建礼法，为道教广制斋醮仪范，以适应对道教进行改革的需要。他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愆，赦见世过，救厄拔难，消灭灾病，解脱死人忧苦，度一切物，莫有不宜矣"。MG因此，"圣人以百姓奔竞五欲，不能自定，故立斋法，因事息事，禁戒以闲内寇，威仪以防外贼。礼诵役身口，乘动以反静也；思神役心念，御有以归虚也。能静能虚，则与道合"。MH可见，他是从修身与治国相统一的观点出发，以"劝善戒恶"为宗旨，使斋醮仪范既成为整顿道教使之合于封建礼法的要求，又是得道成仙的根本。他在《道门科略》中还就组织制度方面对天师道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和健全"编户著籍"和"三会日"的制度以严密组织，扭转已经涣散的组织状况；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废除父死子系的陈规，禁止道官自行署职，以对道官祭酒进行认真的整顿，改变当时道官祭酒良莠不齐的局面，强调必须"精察施行功德，采求职署，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为了巩固道教内部的等级制度，他还用服装样式的不同，把封建等级制的一套服式制度应用到道教中来，提出"夫巾褐裙帔制作长短，条缝多少，各有准式，故谓之法服，皆有威神侍卫。""道家法服犹世朝服，公侯士庶各有品秩，五等之制以别贵贱。"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其目的是"意在王者遵奉"。经过陆修静所改革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道教的教规教戒、斋醮仪范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修订之后，便逐步定型，各种规章制度更为健全，道教组织也较为严密了。在此基础上，齐梁时茅山道士陶弘景继续接收儒、释两家的思想以改造和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
他又"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
……埒其高卑，区其宫域"，MI撰写了《真灵位业图》，仿照人间的等级制度构造了道教的神仙谱系，认为"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MJ又通过编著《真诰》一书，对道教的传授历史作了整理。通过以上各种改造，使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团体得以逐步成熟，教理教义、科仪规范等也更加完备，从而改变了早期道教那种比较原始的状态，并由民间宗教转化为上层化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士族贵族道教。
注：
①②《三国志》第1册263页，同页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
③《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1151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④⒆MGMHMIMJ《道藏》第18册238页，211页，第9册824页，822页，第3册272页，272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⑤⑥⑦⑧⒄《晋书》第5册1602页，1603页，1618页，第4册1257页，第10册3040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⑩⑾⑿⒀⒁⒂⒃《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53页，125页，126页，53～54页，76页，346页，173页，172页，中华书局，1985年
⒅⒇MDMEMF《魏书》第8册3051页，3052～3053页，3053页，3053页，3053页，中华书局，1974年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
自从民间道教逐步演变为上层的士族道教以后，道教就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隋唐到北宋，道教便进入兴盛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在，这个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道士人数大增，道教组织更为强大，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特别是由于这个时期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虽然有过五代十国的分裂，但为时不久，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在唐宋时期也较为繁荣，这就为整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道教在经过南北朝与儒、释之间的大辩论之后，进一步汲取儒释各家的思想来充实其理论；道教内部的南北不同派别亦互相交融，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使对道教的研究蔚然成风；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修持方法特别是道教在理论上的大发展，为唐宋道教的一大显著特征。
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它的统治时间很短，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隋书·来和传》称："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隋书·律历志》又称：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①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②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③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④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⑤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朝罢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白白白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⑥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箓"、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
唐代道教的勃兴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
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⑦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⑧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
'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
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欲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佇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
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以维护李唐"绵系"。
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五月，以玄奘为首的佛教徒要求调整道先佛后的关系，李治于次年六月召集二教代表对此进行辩论，朝中大臣也有附和佛教者。到上元元年（674）八月，李治只好下诏宣布："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⒂道佛二教平起平坐。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⒃但中宗李显也是庸懦无能之辈，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玄宗李隆基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量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热。首先，他本人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宝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再次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并给其庙改名。开元十年（722），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玄元庙，其建筑也极其富丽堂皇。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仁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加倍敦劝，使有成益。诏书又令："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于邦家，庆宜均于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且准此。"⒄他不仅图写"真容"，而且还于天宝三载三月，令两京及天下诸州于开元观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躯。太清宫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为玄元圣容，又以白玉作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宝八载又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从而树立了老君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⒅玄宗即派人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灵坊，并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改元"天宝"，又改桃林县为"灵宝县"，晋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宝符为同秀所作，而玄宗却大加赞赏。此后，人称亲见玄元皇帝者不绝。正如范祖禹《唐鉴》所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尝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
第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首先，他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其次，他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及还山，玄宗赋诗相赠。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为之建阳台观，玄宗亲自题额，并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赠赐。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宠。天宝四载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书征之入京，馆于禁中，每欲咨询，必先斋沐。含光还山，乃敕杨、许故宅紫阳观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宝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经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经箓之期，遥礼度师，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礼。
第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屠宰。"⒆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天宝七载又下令规定："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屠杀。"并且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为"道举"。另外又"降制"："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⒇天宝元年二月又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分别号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和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次年正月，又将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并规定大学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
第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自为之作注，颁示天下。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二十三年又修《义疏》。天宝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于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为了突出《道德经》的地位，天宝四载十月下诏规定：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宝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
第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玄宗在即位之初，即先天元年至二年（712～713），命太清观主史崇玄及昭文馆、崇文馆学士崔"，湜，卢藏用、沈佺期、员半千、薛稷等修《一切道经音义》及《妙门由起》等共约150卷，玄宗亲自为《一切道经音义》作序。开元中，又发使搜求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谓五千七百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编纂的《道藏》。为了使道经广为流布，天宝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馆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太一观持诵。天宝十载又命写《一切道经》五本（部），颁赐诸观。
第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旧唐书·礼仪志》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迹，滋于岁月。
因为玄宗崇尚斋醮，故特别爱好各种斋醮乐曲，并组织创作。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九年，玄宗命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含光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及天宝四载，他还先后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送仙之曲》等奏于太清宫。天宝十载还在内道场亲自教诸道士步虚声韵。
对民间早期道教改造的成功是在南北朝。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年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拓拔焘和宰相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授以天师之位，赐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⒅寇谦之所谓"专以礼度为首"，就是要严格奉行封建的道德伦常，不许犯上作乱。他特别仇视当时各地以李弘、刘举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指责他们是一些"诳诈万端"、"惑乱万民"的"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愚人"和"恶人"；诬蔑他们所聚集的是一些"逋逃罪逆之人"和"奴仆隶皂"之类的贱民；甚至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们为"下俗臭肉，奴狗魍魉"，"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⒆可见"以礼度为首"，无非就是要求道教徒必须做到父慈、子孝、臣忠，作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是寇谦之改革道教的总纲，目的在于杜绝农民利用道教号召起义。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这种北天师道果然得到了魏太武帝的尊崇，"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⒇又在魏都平城特为他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邀其新经之制"，MD集道士120人，每日祈祷六次，"月设厨会数千人"ME，又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MF复以寇谦之为国师，许多军国大事，都先征求他的意见之后方作决定。这样一来，魏太武帝既是国君又是"太平真君"，寇谦之既是天师又是国师。几乎使北魏政权变成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宋，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尽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经典，遂"总括三洞"，汇归一流，并编制了《三洞经书目录》，这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为编制道教经典创立了体例和原则，这对以后整理和保存道教经典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总结自天师道以来原有各种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的修持仪式和儒家的封建礼法，为道教广制斋醮仪范，以适应对道教进行改革的需要。他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愆，赦见世过，救厄拔难，消灭灾病，解脱死人忧苦，度一切物，莫有不宜矣"。MG因此，"圣人以百姓奔竞五欲，不能自定，故立斋法，因事息事，禁戒以闲内寇，威仪以防外贼。礼诵役身口，乘动以反静也；思神役心念，御有以归虚也。能静能虚，则与道合"。MH可见，他是从修身与治国相统一的观点出发，以"劝善戒恶"为宗旨，使斋醮仪范既成为整顿道教使之合于封建礼法的要求，又是得道成仙的根本。他在《道门科略》中还就组织制度方面对天师道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和健全"编户著籍"和"三会日"的制度以严密组织，扭转已经涣散的组织状况；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废除父死子系的陈规，禁止道官自行署职，以对道官祭酒进行认真的整顿，改变当时道官祭酒良莠不齐的局面，强调必须"精察施行功德，采求职署，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为了巩固道教内部的等级制度，他还用服装样式的不同，把封建等级制的一套服式制度应用到道教中来，提出"夫巾褐裙帔制作长短，条缝多少，各有准式，故谓之法服，皆有威神侍卫。""道家法服犹世朝服，公侯士庶各有品秩，五等之制以别贵贱。"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其目的是"意在王者遵奉"。经过陆修静所改革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道教的教规教戒、斋醮仪范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修订之后，便逐步定型，各种规章制度更为健全，道教组织也较为严密了。在此基础上，齐梁时茅山道士陶弘景继续接收儒、释两家的思想以改造和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
他又"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
……埒其高卑，区其宫域"，MI撰写了《真灵位业图》，仿照人间的等级制度构造了道教的神仙谱系，认为"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MJ又通过编著《真诰》一书，对道教的传授历史作了整理。通过以上各种改造，使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团体得以逐步成熟，教理教义、科仪规范等也更加完备，从而改变了早期道教那种比较原始的状态，并由民间宗教转化为上层化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士族贵族道教。
注：
①②《三国志》第1册263页，同页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
③《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1151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④⒆MGMHMIMJ《道藏》第18册238页，211页，第9册824页，822页，第3册272页，272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⑤⑥⑦⑧⒄《晋书》第5册1602页，1603页，1618页，第4册1257页，第10册3040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⑩⑾⑿⒀⒁⒂⒃《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53页，125页，126页，53～54页，76页，346页，173页，172页，中华书局，1985年
⒅⒇MDMEMF《魏书》第8册3051页，3052～3053页，3053页，3053页，3053页，中华书局，1974年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
自从民间道教逐步演变为上层的士族道教以后，道教就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隋唐到北宋，道教便进入兴盛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在，这个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道士人数大增，道教组织更为强大，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特别是由于这个时期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虽然有过五代十国的分裂，但为时不久，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在唐宋时期也较为繁荣，这就为整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道教在经过南北朝与儒、释之间的大辩论之后，进一步汲取儒释各家的思想来充实其理论；道教内部的南北不同派别亦互相交融，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使对道教的研究蔚然成风；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修持方法特别是道教在理论上的大发展，为唐宋道教的一大显著特征。
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它的统治时间很短，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隋书·来和传》称："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隋书·律历志》又称：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①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②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③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④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⑤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朝罢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白白白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⑥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箓"、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
唐代道教的勃兴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
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⑦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⑧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
'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
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欲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佇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
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以维护李唐"绵系"。
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五月，以玄奘为首的佛教徒要求调整道先佛后的关系，李治于次年六月召集二教代表对此进行辩论，朝中大臣也有附和佛教者。到上元元年（674）八月，李治只好下诏宣布："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⒂道佛二教平起平坐。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⒃但中宗李显也是庸懦无能之辈，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玄宗李隆基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量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热。首先，他本人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宝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再次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并给其庙改名。开元十年（722），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玄元庙，其建筑也极其富丽堂皇。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仁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加倍敦劝，使有成益。诏书又令："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于邦家，庆宜均于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且准此。"⒄他不仅图写"真容"，而且还于天宝三载三月，令两京及天下诸州于开元观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躯。太清宫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为玄元圣容，又以白玉作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宝八载又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从而树立了老君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⒅玄宗即派人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灵坊，并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改元"天宝"，又改桃林县为"灵宝县"，晋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宝符为同秀所作，而玄宗却大加赞赏。此后，人称亲见玄元皇帝者不绝。正如范祖禹《唐鉴》所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尝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
第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首先，他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其次，他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及还山，玄宗赋诗相赠。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为之建阳台观，玄宗亲自题额，并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赠赐。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宠。天宝四载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书征之入京，馆于禁中，每欲咨询，必先斋沐。含光还山，乃敕杨、许故宅紫阳观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宝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经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经箓之期，遥礼度师，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礼。
第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屠宰。"⒆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天宝七载又下令规定："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屠杀。"并且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为"道举"。另外又"降制"："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⒇天宝元年二月又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分别号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和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次年正月，又将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并规定大学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
第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自为之作注，颁示天下。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二十三年又修《义疏》。天宝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于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为了突出《道德经》的地位，天宝四载十月下诏规定：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宝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
第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玄宗在即位之初，即先天元年至二年（712～713），命太清观主史崇玄及昭文馆、崇文馆学士崔"，湜，卢藏用、沈佺期、员半千、薛稷等修《一切道经音义》及《妙门由起》等共约150卷，玄宗亲自为《一切道经音义》作序。开元中，又发使搜求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谓五千七百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编纂的《道藏》。为了使道经广为流布，天宝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馆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太一观持诵。天宝十载又命写《一切道经》五本（部），颁赐诸观。
第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旧唐书·礼仪志》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迹，滋于岁月。
因为玄宗崇尚斋醮，故特别爱好各种斋醮乐曲，并组织创作。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九年，玄宗命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含光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及天宝四载，他还先后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送仙之曲》等奏于太清宫。天宝十载还在内道场亲自教诸道士步虚声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