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选 第8节
在汉末逐渐发展起来的骈体文，至六朝而盛极一时。骈体文讲究堆砌词藻典故，内容空虚，是带有形式主义倾向的，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描写山川景色，文笔秀丽清峻。清人许槤说它“烟云变灭，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句句锤炼无渣滓，真是精絶”（《六朝文絜》）。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用生动犀利的文笔，揭露批判那种盗名欺世的伪隐士的丑态，十分淋漓尽致。 〔1〕 其他如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顾章书》，也都是骈体文中写景的妙品，而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则更是被传诵的名句。
魏晋六朝的赋，突出地增加了抒情的成分，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已有所表现，到汉末魏初如王粲、曹植等人的赋里，抒情的成分便更为浓厚。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以及后来向子期的《思旧赋》、陶渊明的《闲情赋》等，都是一时名作，而其抒情的特色也尤为显著。梁代江淹的《恨》、《别》二赋与庾信的《哀江南赋》，其成就尤为突出。《别赋》以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的语言，铺叙描写古代社会离别之苦，感情凄恻，音调缠绵，其中如：
春草碧色，春水緑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完全是诗的语言。当然这篇文章情调低沉，感情缠绵哀怨，我们今天需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读它，但是它不同于那种形式主义的作品，又有较成熟的技巧，所以我们还应该批判地肯定它。
庾信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赋家，他的不朽名作是《哀江南赋》。这篇赋，实际上是一首史诗，作者通过切身的经历，历叙侯景之乱、王僧辩讨伐之功，梁代统治者内部斗争之烈，梁代覆亡之因，江陵沦陷后人民流离之苦，以及自身流寓异国的乡关之思等等。他通过这许多具体描写，揭露了梁代统治者的腐败和侯景的残暴，申诉了人民的痛苦，感情十分沉痛，虽然用了许多典故，但语言仍很流畅，没有一般骈俪文的呆板堆砌的毛病。倪璠说庾信的文章，“虽是骈体，间多散行，比如钟（繇）、王（羲之）楷法，虽非八体之文，而意态之间，便已横生古趣”。倪璠看出庾信能从骈偶的句法中求变化，使文章于整齐的排偶中仍具有流利生动的特色，这是很确切的评论。庾信的其他作品，如《小园赋》、《枯树赋》也都是优秀的作品。当然，庾信早期的作品是有浮艳虚华的毛病的，影响也不好，应该与上述后期的作品区别开来，不能一概肯定。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的作品。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文学史上一个变化发展的时代，也是散文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发展的时代；在魏以前的文章，一般是质胜于文，风格朴实凝重，着重辨析事理；在魏以后的文章，一般是文胜于质，或文质相副，风格渐趋清峻通脱，而较重于抒情，学术文章和文艺性的文章的区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 * *
唐宋两代，是散文发展的重要时代，在这两代，都先后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家，对散文的创作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里，有必要稍稍叙述一下历史背景。唐代初期的文风，基本上还是六朝文风的继续，赋和骈体文，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对于这种文风远在隋唐以前，即不断有人出来反对，到了唐代，更有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元结等人起来反对，但并未成为一种文学运动。直到韩愈、柳宗元的时代，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政治愈益腐败，国势衰落，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鋭，因此政治改革便愈加成为当时人们的要求。在这种社会条件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恢复儒家道统，用孔孟之道来整顿当时的社会秩序的主张，他们大力提倡的古文，就是宣传这种主张的工具。因为这种语言，流利生动，明白易晓，易于为大家所接受，而没有骈体文堆砌词藻典故，弄得晦涩难懂的缺点。由于这个缘故，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地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形成了一个有声有势的文学运动，而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十分成功的散文，用事实来证明了古文的长处。
韩愈一方面举起了复古主义的大旗，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主张文章要师法三代两汉，但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他说学古文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应该“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他说“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等。实质上韩愈在这里是触及到文学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而他的见解，在当时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韩愈的散文，有一部份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他强调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主张劳动人民应该被剥削而统治者则要注意不能剥削过甚，这样才好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的安定。另外一些文章，有的揭露了一些社会的矛盾，有的则批判了当时一些不合理现象，而且还提倡“物不平则鸣”。这一类的文章，其积极意义要比较大一些。
韩愈是司马迁以后的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文章，除碑志墓铭中有一部份文字比较古奥典雅外，一般的文章，无论是说理、叙事、抒情，都能做到文笔曲折自如，明朗条畅。例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说理文，就具有这种特色。而他的《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一篇叙事文中的杰作，文章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也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各种写法穿插点染，融成一体，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特色。特别是在描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的忠勇慷慨，直斥应该弃城而遁的论调实质上是为投降派张目的谬论时，则更是大义凛然，痛快淋漓。而作者提到张巡杀妾饷士等情节，我们则必须历史地批判地看待。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等文章，则又有一种盘旋曲折、一唱三叹的特色，前者揭露批判封建社会里那些争名逐利之徒，入木三分，后者于送别董生之时，又婉曲地表达了挽留董生之意，行文有欲擒故纵之妙。他的《祭十二郎文》，于琐屑叙事中写呜咽梗塞之情，文笔浩荡流转。感情凄切沉痛，是祭文中的名作。他的《进学解》，则又是运用对话的形式，句法整齐，显然是赋体的变化。韩愈还有一些精妙的寓言文字，如《杂说一》、《杂说四》等，托物寓意，含义深刻，是先秦寓言文学的继续。
韩愈大力提倡三代两汉之文，却大量地吸收和提炼了唐代的口语，丰富了自己的散文语言，避免了先秦散文“佶屈聱牙”的缺点。韩愈大力批判了六朝的骈俪文，但却又适当地吸取了骈俪文的整齐句法以增强文章的气势。例如在《张中丞传后叙》这篇散文中，“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等句，完全是工整的对句，然而在这里非但没有呆板堆砌的缺点，相反却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于此可见，韩愈在散文创作特别是在语言的锤炼上，是善于吸取遗产的精华而避免了它的某些缺点的。
总的来说，韩愈的文章具有雄健浑厚、气势磅礴和明快犀利、曲折自如的特色。苏洵说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书》）。这几句话颇能说出韩文包罗万象、雄健浑厚的风格特色。
柳宗元的散文，思想内容比韩愈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批判，对人民的同情要比韩愈强烈得多。他在《封建论》里指出封建的形成是由于客观的“势”，即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即非天意，也不是圣人的意旨。同时他又指出封建制规定封建领主对土地的“继世而理”的不合理，因而造成了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柳宗元的这些分析，显然是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而发的，是对现实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批判以他的《捕蛇者说》最为强烈。作者通过捕蛇者的现实生活，生动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揭露了安史乱后六十年间人民的痛苦生活，为人民发出了呼吁。他的《段太尉逸事状》，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沉着机智、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段秀实的英雄形象，表现了柳宗元描写人物的卓越技巧；另方面，又尖鋭地揭露和鞭挞了悍将暴卒们专横残暴、鱼肉人民的暴行，充分显示了柳宗元向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敢精神。柳宗元所写的《蝜蝂传》、《三戒》等寓言小品，也是具有尖鋭的批判精神或讽刺意义的优秀作品，为人们所传诵。他的《愚溪诗序》，则用一种自嘲自讽的笔法，表达了自己满怀孤愤郁结的牢骚，文章忽而写景，忽而抒情，忽而议论，转换变化，情文相生，显示了他圆熟灵脱的卓越的语言艺术。他的另一类文章，就是著名的山水游记，其中尤以《永州八记》最为后世所传诵。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善于状物写景著称，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之写石，《小石潭记》之写鱼，都能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而这一类文章，风格冷峻，意境幽邃，语言峭刻精炼，具有一种瘦硬挺拔的特色。自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里，仍然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的忧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单纯的写景小品看待，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水经注》的山水文字不同。《水经注》主要是写景（指它写景部份），所以文章清新而开朗，没有深隐的含意。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寓情于景，具有托物寄兴的意味，所以文笔于清新幽峭之外，还有一层味外之味，言外之言，因此文境深幽，别开生面。这里，我们从《水经注》的山水文字的基础上，看到了柳宗元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的古文运动，由于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也由于这两位散文大师的倡导，和他们辉煌的创作业绩，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在韩、柳影响下的散文家有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人，但成就不高。晚唐时期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显示了强烈的战斗精神，为唐代的散文放射了最后的光彩。
唐代前期的赋和骈体文，曾占当时创作的重要地位，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作品，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都是一时名作。前者用华丽精炼的词藻，铺叙描写了滕王阁壮丽的建筑、阁外的胜景以及胜友如云的宴会，同时也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后者假托对古战场的凭吊，用藉古喻今的方法，对天宝时期统治阶级对外穷兵黩武的罪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文章感慨悲凉，凄恻动人。当然这篇文章把战争写得过于凄惨，情调低沉，我们应该注意批判。晚唐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同样是藉古讽今，藉用秦始皇兴建阿房宫的暴行，来揭露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广求声色的罪恶。 〔2〕 作者用前后强烈对照的办法，指出了秦始皇亡国的根源，在于不爱惜天下的人民和物力，文章的结语，含有无穷的感慨。后人评这篇作品说“古来之赋，此为第一”，可见它的思想意义是很突出的。
唐代的文风至晚唐时期，又重新趋于奢靡，到宋初而愈演愈烈，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为首的“西昆派”风行一时，仿佛是六朝唐初文风的复辟。起而反对的有王禹偁、石介、柳开、孙复、穆修等人，但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直到大散文家欧阳修出来，才像唐代的古文运动中出现了韩愈一样，局面为之一变。欧阳修等人反“西昆派”的古文运动，自然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曲折反映。概括说来，就是当时在政治上逐渐上升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大官僚地主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北宋初年，虽然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官僚机构特别臃肿庞大，统治阶级普遍的奢侈浪费，因此对人民的剥削日益惨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鋭，很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对外方面，西北的边患不断紧张，因此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上的开明派，就积极主张改革政治，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就与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展开了斗争，与这一斗争相联系的，就是文学上反“西昆派”的古文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取得初步的胜利，一方面是上述政治上的原因，另方面也是与欧阳修有密切关系的。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任翰林学士，后来做到参知政事），大力提倡古文，特别是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了科举考试，规定应试的人一律要用古文来写文章。虽然遭到一部份人的反对，但他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因此使这一运动终于继续发展了下去，并取得了胜利。当然词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西昆体”的流弊，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因此也愈来愈为人们所抛弃；而欧阳修等人清新流畅的散文创作本身，也有力地证明了古文比浮艳的“西昆体”好。这些也是这个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欧阳修的文学观点，基本上是继承韩愈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不过他对文的一面较为重视。晚唐以来渐渐不为人所知的韩愈的文集，也是经过欧阳修的补缀校订，宣传提倡，才逐渐为人所知，最后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的。
欧阳修的散文，语言比韩愈更为平易流畅，疏朗自然，没有韩愈古拙艰深的毛病。在风格方面，韩文重气势，欧文重风神；韩文雄放，欧文绵邈，极跌宕唱叹之致。欧阳修的散文，在叙事、议论、抒情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议论文，如《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是最好的政论文。有强烈的战斗性，有严密的逻辑性，后者在驳斥高若讷对范仲淹的诬蔑毁谤时，言词锋利，嬉笑怒骂，皆成妙文。他的《祭石曼卿文》，感情悲凉凄怆而语言苍劲挺拔，有突兀峥嵘之感。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前者于描写全亭风景之后，忽然插入五代干戈之际一段，低徊往昔，感慨无穷，风神卓絶。后者写滁州醉翁亭的山水景色以及游人之乐，文笔旋转跳脱，清新圆熟，忽而山，忽而亭，忽而醉翁，忽而游人，而一齐归结到太守之乐上，暗示了作者与民同乐之意，使抒情写景融成一体。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者传论》这类文章，吊古伤今，感慨遥深，而就史论事，时见警句。宋代的李涂说：“欧阳永叔《五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文章精义》）他的《秋声赋》虽然还保留着铺叙的方法和对话的形式，却完全是散文的格调，语言精炼，描写秋声秋色，充满着凛冽肃杀之气，可以说是一首具有浓厚的诗意的散文赋。
总之，欧阳修的散文，在韩愈散文的基础上，语言更趋于平易清新，文章更具有抒情的色彩和诗的素质，所以人们常常把他与韩愈并称。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挺拔劲峭，简洁明净，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有这种特色。
宋代另一位伟大的散文家是苏轼。他是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优秀的继承者。他的世界观比较复杂，儒道两家的思想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佛家思想给他的影响也很深刻。他的政治立埸比较保守，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他又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因而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主张，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更曾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苏轼的一生是不得意的，曾几次遭贬，最后一次被贬到海南岛。
在散文的创作上，他一方面重视散文的内容，另方面，他更重视散文的艺术价值。他的散文，深受《孟子》、《庄子》、《战国策》等书的影响，因此他长于议论，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曾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但他的叙事、写景、抒情文章，更为精美。他自己曾说：“某生平所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3〕 又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这些话，说明了他对语言艺术的精辟见解。
苏轼的议论文章，大都是评议古人、史事及时政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揭露了当时政治的弊端，如《决壅蔽》、《教战守》、《省费用》等策论，这些都是政论性的文章。
苏轼另一类文章是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这类文章，艺术性很高，常被后世人们作为散文的典范作品来诵读。如他的前后《赤壁赋》，描写江山如画的胜景，境界开阔，充满着诗情画意，而作者俯仰古今，感慨平生之状，也宛然可见。他的《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追忆往事，悼念故旧，情深意真，语言恻恻动人，流转自如，真有“行云流水”之妙。他的《游沙湖》、《记承天寺夜游》、《游定惠院记》等，文笔清丽秀逸，诗意盎然，是小品文中的精品。他的《凌虚台》、《超然台》、《放鹤亭》诸记，即景抒情，而又间之以议论，前二记于写景叙事之中忽入“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和“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两段，怀古慷慨，高情绵邈，与《前赤壁赋》中“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数语，出于同一机轴，引人无限遐想。当然，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超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很显然的，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苏轼的《答谢民师》、《上梅直讲》两书，前者通过评谢民师的诗，讲述了自己作文的经验和见解，其“行云流水”、“系风捕影”之说，说明了他的语言艺术的经验；后者在称颂欧阳修、梅圣俞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抱负，文章气象峥嵘，词采挺拔，足见他少年时的胸襟。苏轼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方山子传》、《郭忠恕画赞》等（后者实际上是一篇人物传记），描写人物，形象生动，呼之欲出，确有“系风捕影”之妙。明代的焦竑说：“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快心也。”（《百三十二家评注三苏文范》）焦氏的评论，不免有过当处，但也足证苏轼散文创作成就之高了。
与苏轼同时，还有他的父亲苏洵和他的弟弟苏辙，也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世称“三苏”，但其成就都不如苏轼高。
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鋭，所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散文里有了突出的反映。岳飞的《五岳祠盟记》、胡铨的《上高宗封事》以及宋末文天祥的《指南録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唐宋时代的散文，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的优良传统，重视文章的内容，重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并且继承了它们叙述事件、描写人物的技巧；另方面，唐宋时代的散文家，他们虽然发动了反对六朝文风和反对“西昆派”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骈俪浮华的文风展开了尖鋭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文风打倒了；然而，在实际上六朝文学的某些优点，例如抒情写景的技巧，词藻的修饰，对散文的艺术性的重视等等，他们也加以批判地吸取了。所以唐宋时代的散文，实际上是在先秦两汉散文和六朝散文的基础上的融合、发展和提高，所以这一时期的散文显得特别丰富多彩，而艺术性也有显著的增强。
* * *
元代的戏剧创作盛极一时，而散文方面却显得十分落寞。李孝光的《大泷湫记》、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是这时期较好的作品。钟嗣成的《録鬼簿序》，以冷峭之笔，作刺世之文，也是小品中的佳作。
明代开国之初，刘基、宋濂是当时散文的主要作家。其后社会稍见安定，经济渐趋繁荣，而文字狱屡兴，文人遭到杀戮，因此文坛上开始流行了一种专门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台阁体”。起而反对的有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所倡导的复古主义运动。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台阁体”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经前后七子的努力，终于被扫除了。然而却带来了另一种模拟抄袭的风气，这是前后七子的消极影响。起而反对的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又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等竟陵派。
明初的刘基，是当时比较优秀的散文家，他的《郁离子》里，有着很多泼辣的小品文。他的《卖柑者言》，是一篇优秀的作品。他通过卖柑者的议论，尖鋭地批判了统治阶级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
与刘基同时的宋濂，也是明初较为著名的散文家。他长于写传记和记叙文，文笔简洁，刻画人物生动，《秦士録》和《送东阳马生序》是他的代表作品。
前后七子主要是诗歌创作，散文的成就不大，前七子中李梦阳的《禹庙碑》、李攀龙的《太华山记》，后七子中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都是较好的作品。
明代散文中，成绩较好的是归有光，他善于用朴素简洁的文笔叙述屑细的事件和刻画人物。他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都是感情深厚、真挚动人的作品。其次公安三袁的散文也颇有生气，尤其是他们的山水游记，如袁宏道的《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都是一时佳作。
晚明小品，除三袁外，如徐渭、李流芳、钟惺、谭元春、王思任、祁彪佳等，也都是一时作手，而成就较高的是明末的张岱。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是很好的小品专集。作者以清丽的文笔，追忆故乡山水园林，寓国亡家破之痛，感情真挚动人。其中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前二篇富有浓厚的诗意，可作为最好的散文诗看。后者用极其简凈的文笔，刻画柳敬亭的说书艺术，能于三言两语中逼真地传达出柳敬亭说书的声态，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当然作者清高出世的态度和消极颓废的思想，也常常从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我们需要批判地对待。
晚明的小品文，是反复古主义斗争中的产物，同时也是六朝以来小品文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有的寄托故国之思，有的讽刺现实，有的刻画自然景色和风俗人情，显示了作者们各具特色的艺术技巧，同时也反映这一时期的士林风尚和他们的精神面貌。
明末清初，是民族矛盾特别尖鋭的时代，因此爱国主义思想在清初的诗文里，有了突出的表现。散文方面，如顾炎武、归庄、屈大均、侯方域、魏禧、邵长衡等，都是主要作家。其中如归庄的《与季沧苇侍御书》，侯方域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李姬传》、《任源邃传》，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长衡的《阎典史传》等都是优秀的作品。特别是《阎典史传》，生动地描写了民族英雄阎应元坚守江阴城的英雄事迹和江阴人民壮烈的斗争精神，文章写得真实动人，可歌可泣。比他们稍后一些的全祖望，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梅花岭记》，描写史可法扬州殉难的事迹，充满着对民族英雄崇敬悼念的感情，对洪承畴，则进行了极其辛辣的讽刺。
清代沿袭明代八股取士的制度，又迭兴文字狱，大量屠杀具有反清思想的爱国文人，对文化界实行专制统治的政策，因此在康熙、乾隆的时代，就产生了桐城派的古文，他们以古文“义法”相号召。所谓“义”，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所谓“法”，就是文章的表现方法。而桐城派所提倡的文章的思想内容，仍然是过去古文家所提倡的儒家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也就是方苞在《古文义法约选序》里所说的“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他们的所谓法，主要是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雅洁，由于这种思想内容适合于清代统治者的要求，又由于它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写作理论，使人容易执法以试，因此它竟能风行于时，直到清代末年。所以对桐城派的实质，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和批判；不过在桐城派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写得较好的作品，不能一概抹煞，例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就是比较优秀的散文。在桐城派风行的时候，较早地冲破桐城派“义法”束缚的是龚自珍、魏源等，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是一篇反对清代统治者的思想统治，寓意深长的作品。晚清时期，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维新运动，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对当时桐城派古文所宣传的陈腐的思想内容，无异于一次有力的冲击。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语言流畅，笔势雄放，行文浩荡奔腾，若决江河，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的《少年中国说》，就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不过，对桐城派的彻底廓清，彻底打倒，在康、梁的时代还没有办到。一直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一方面打倒以孔孟为代表的两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白话文，号召打倒“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 〔4〕 ，这样才把桐城派彻底打倒，而散文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呈现了自己全新的面貌。
以上，概括地叙述了我国三千年来散文发展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轮廓，从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我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现实生活、阶级斗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政治思想的斗争等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它的题材的扩大和形式的多样化，是人们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化和反映现实的艺术技巧不断提高的标志。从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尽管有的着重于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揭露，有的着重于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和描绘，然而，积极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直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的散文中，不乏对客观的自然景色的描写，重要的是作家们即使是在描写这种客观的自然景色的时候，也总是怀着热爱祖国的壮丽景色的心情来描写的，有的还常常藉景抒情，托物寓意，使写景的作品也具有较深的思想意义。那种对社会现实和自然景色无动于衷的纯客观的消极态度，一直是为我国的优秀的散文家们所摒弃的。
二、散文是一种语言艺术，在我国的散文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散文大师，除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同情人民，对阶级社会的黑暗现实具有批判精神以外；他们在语言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善于继承前代的书面语言和善于提炼、吸取当代的口语以丰富自己的散文语言。这种情况，无论是司马迁，无论是韩愈、柳宗元，也无论是欧阳修、苏轼，都不例外。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一方面大量地吸取并改造了秦以前的书面语言，使之流畅通俗，适合于同代人诵读；另外，又多方面地提炼并吸取了当时的口语，以便生动地刻画人物和叙述史事。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的语言，做了一番伟大的整理、提炼的工作，使书面语言接近于当时的口语。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丰富了当时的书面语言，提高了语言的表现能力。唐代的韩愈，一方面提倡古文运动，大力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也就是反对愈趋于僵死的书面语言；另方面，又努力继承六朝以前的具有生命力的书面语言，同时又吸取和提炼了当代的口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适合于当时社会的流畅生动的散文语言。这也就是说，韩愈对六朝以来的语言，也做了一番艰巨的整理、提炼的工作，使当时的书面语言比较接近口语，从而进一步地丰富和提高了当时书面语言的表现能力。韩愈在散文语言上的贡献，其功是不下于司马迁的。宋代的欧阳修，继承韩愈的精神，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发展了宋代的散文。从散文语言的发展提高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应该过低地估价他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和后来的韩、柳、欧、苏，是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以他们对散文语言方面的贡献，特别能显著地为人们所认识。事实上，我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对语言艺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贡献有成就的，而这种成就，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他们善于向传统学习散文语言，向生活学习新鲜的生动活泼的口语的缘故。
魏晋六朝的赋，突出地增加了抒情的成分，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已有所表现，到汉末魏初如王粲、曹植等人的赋里，抒情的成分便更为浓厚。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以及后来向子期的《思旧赋》、陶渊明的《闲情赋》等，都是一时名作，而其抒情的特色也尤为显著。梁代江淹的《恨》、《别》二赋与庾信的《哀江南赋》，其成就尤为突出。《别赋》以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的语言，铺叙描写古代社会离别之苦，感情凄恻，音调缠绵，其中如：
春草碧色，春水緑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完全是诗的语言。当然这篇文章情调低沉，感情缠绵哀怨，我们今天需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读它，但是它不同于那种形式主义的作品，又有较成熟的技巧，所以我们还应该批判地肯定它。
庾信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赋家，他的不朽名作是《哀江南赋》。这篇赋，实际上是一首史诗，作者通过切身的经历，历叙侯景之乱、王僧辩讨伐之功，梁代统治者内部斗争之烈，梁代覆亡之因，江陵沦陷后人民流离之苦，以及自身流寓异国的乡关之思等等。他通过这许多具体描写，揭露了梁代统治者的腐败和侯景的残暴，申诉了人民的痛苦，感情十分沉痛，虽然用了许多典故，但语言仍很流畅，没有一般骈俪文的呆板堆砌的毛病。倪璠说庾信的文章，“虽是骈体，间多散行，比如钟（繇）、王（羲之）楷法，虽非八体之文，而意态之间，便已横生古趣”。倪璠看出庾信能从骈偶的句法中求变化，使文章于整齐的排偶中仍具有流利生动的特色，这是很确切的评论。庾信的其他作品，如《小园赋》、《枯树赋》也都是优秀的作品。当然，庾信早期的作品是有浮艳虚华的毛病的，影响也不好，应该与上述后期的作品区别开来，不能一概肯定。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的作品。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文学史上一个变化发展的时代，也是散文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发展的时代；在魏以前的文章，一般是质胜于文，风格朴实凝重，着重辨析事理；在魏以后的文章，一般是文胜于质，或文质相副，风格渐趋清峻通脱，而较重于抒情，学术文章和文艺性的文章的区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 * *
唐宋两代，是散文发展的重要时代，在这两代，都先后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家，对散文的创作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里，有必要稍稍叙述一下历史背景。唐代初期的文风，基本上还是六朝文风的继续，赋和骈体文，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对于这种文风远在隋唐以前，即不断有人出来反对，到了唐代，更有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元结等人起来反对，但并未成为一种文学运动。直到韩愈、柳宗元的时代，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政治愈益腐败，国势衰落，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鋭，因此政治改革便愈加成为当时人们的要求。在这种社会条件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恢复儒家道统，用孔孟之道来整顿当时的社会秩序的主张，他们大力提倡的古文，就是宣传这种主张的工具。因为这种语言，流利生动，明白易晓，易于为大家所接受，而没有骈体文堆砌词藻典故，弄得晦涩难懂的缺点。由于这个缘故，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地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形成了一个有声有势的文学运动，而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十分成功的散文，用事实来证明了古文的长处。
韩愈一方面举起了复古主义的大旗，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主张文章要师法三代两汉，但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他说学古文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应该“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他说“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等。实质上韩愈在这里是触及到文学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而他的见解，在当时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韩愈的散文，有一部份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他强调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主张劳动人民应该被剥削而统治者则要注意不能剥削过甚，这样才好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的安定。另外一些文章，有的揭露了一些社会的矛盾，有的则批判了当时一些不合理现象，而且还提倡“物不平则鸣”。这一类的文章，其积极意义要比较大一些。
韩愈是司马迁以后的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文章，除碑志墓铭中有一部份文字比较古奥典雅外，一般的文章，无论是说理、叙事、抒情，都能做到文笔曲折自如，明朗条畅。例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说理文，就具有这种特色。而他的《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一篇叙事文中的杰作，文章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也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各种写法穿插点染，融成一体，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特色。特别是在描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的忠勇慷慨，直斥应该弃城而遁的论调实质上是为投降派张目的谬论时，则更是大义凛然，痛快淋漓。而作者提到张巡杀妾饷士等情节，我们则必须历史地批判地看待。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等文章，则又有一种盘旋曲折、一唱三叹的特色，前者揭露批判封建社会里那些争名逐利之徒，入木三分，后者于送别董生之时，又婉曲地表达了挽留董生之意，行文有欲擒故纵之妙。他的《祭十二郎文》，于琐屑叙事中写呜咽梗塞之情，文笔浩荡流转。感情凄切沉痛，是祭文中的名作。他的《进学解》，则又是运用对话的形式，句法整齐，显然是赋体的变化。韩愈还有一些精妙的寓言文字，如《杂说一》、《杂说四》等，托物寓意，含义深刻，是先秦寓言文学的继续。
韩愈大力提倡三代两汉之文，却大量地吸收和提炼了唐代的口语，丰富了自己的散文语言，避免了先秦散文“佶屈聱牙”的缺点。韩愈大力批判了六朝的骈俪文，但却又适当地吸取了骈俪文的整齐句法以增强文章的气势。例如在《张中丞传后叙》这篇散文中，“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等句，完全是工整的对句，然而在这里非但没有呆板堆砌的缺点，相反却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于此可见，韩愈在散文创作特别是在语言的锤炼上，是善于吸取遗产的精华而避免了它的某些缺点的。
总的来说，韩愈的文章具有雄健浑厚、气势磅礴和明快犀利、曲折自如的特色。苏洵说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书》）。这几句话颇能说出韩文包罗万象、雄健浑厚的风格特色。
柳宗元的散文，思想内容比韩愈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批判，对人民的同情要比韩愈强烈得多。他在《封建论》里指出封建的形成是由于客观的“势”，即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即非天意，也不是圣人的意旨。同时他又指出封建制规定封建领主对土地的“继世而理”的不合理，因而造成了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柳宗元的这些分析，显然是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而发的，是对现实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批判以他的《捕蛇者说》最为强烈。作者通过捕蛇者的现实生活，生动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揭露了安史乱后六十年间人民的痛苦生活，为人民发出了呼吁。他的《段太尉逸事状》，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沉着机智、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段秀实的英雄形象，表现了柳宗元描写人物的卓越技巧；另方面，又尖鋭地揭露和鞭挞了悍将暴卒们专横残暴、鱼肉人民的暴行，充分显示了柳宗元向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敢精神。柳宗元所写的《蝜蝂传》、《三戒》等寓言小品，也是具有尖鋭的批判精神或讽刺意义的优秀作品，为人们所传诵。他的《愚溪诗序》，则用一种自嘲自讽的笔法，表达了自己满怀孤愤郁结的牢骚，文章忽而写景，忽而抒情，忽而议论，转换变化，情文相生，显示了他圆熟灵脱的卓越的语言艺术。他的另一类文章，就是著名的山水游记，其中尤以《永州八记》最为后世所传诵。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善于状物写景著称，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之写石，《小石潭记》之写鱼，都能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而这一类文章，风格冷峻，意境幽邃，语言峭刻精炼，具有一种瘦硬挺拔的特色。自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里，仍然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的忧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单纯的写景小品看待，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水经注》的山水文字不同。《水经注》主要是写景（指它写景部份），所以文章清新而开朗，没有深隐的含意。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寓情于景，具有托物寄兴的意味，所以文笔于清新幽峭之外，还有一层味外之味，言外之言，因此文境深幽，别开生面。这里，我们从《水经注》的山水文字的基础上，看到了柳宗元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的古文运动，由于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也由于这两位散文大师的倡导，和他们辉煌的创作业绩，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在韩、柳影响下的散文家有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人，但成就不高。晚唐时期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显示了强烈的战斗精神，为唐代的散文放射了最后的光彩。
唐代前期的赋和骈体文，曾占当时创作的重要地位，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作品，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都是一时名作。前者用华丽精炼的词藻，铺叙描写了滕王阁壮丽的建筑、阁外的胜景以及胜友如云的宴会，同时也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后者假托对古战场的凭吊，用藉古喻今的方法，对天宝时期统治阶级对外穷兵黩武的罪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文章感慨悲凉，凄恻动人。当然这篇文章把战争写得过于凄惨，情调低沉，我们应该注意批判。晚唐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同样是藉古讽今，藉用秦始皇兴建阿房宫的暴行，来揭露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广求声色的罪恶。 〔2〕 作者用前后强烈对照的办法，指出了秦始皇亡国的根源，在于不爱惜天下的人民和物力，文章的结语，含有无穷的感慨。后人评这篇作品说“古来之赋，此为第一”，可见它的思想意义是很突出的。
唐代的文风至晚唐时期，又重新趋于奢靡，到宋初而愈演愈烈，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为首的“西昆派”风行一时，仿佛是六朝唐初文风的复辟。起而反对的有王禹偁、石介、柳开、孙复、穆修等人，但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直到大散文家欧阳修出来，才像唐代的古文运动中出现了韩愈一样，局面为之一变。欧阳修等人反“西昆派”的古文运动，自然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曲折反映。概括说来，就是当时在政治上逐渐上升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大官僚地主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北宋初年，虽然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官僚机构特别臃肿庞大，统治阶级普遍的奢侈浪费，因此对人民的剥削日益惨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鋭，很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对外方面，西北的边患不断紧张，因此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上的开明派，就积极主张改革政治，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就与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展开了斗争，与这一斗争相联系的，就是文学上反“西昆派”的古文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取得初步的胜利，一方面是上述政治上的原因，另方面也是与欧阳修有密切关系的。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任翰林学士，后来做到参知政事），大力提倡古文，特别是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了科举考试，规定应试的人一律要用古文来写文章。虽然遭到一部份人的反对，但他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因此使这一运动终于继续发展了下去，并取得了胜利。当然词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西昆体”的流弊，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因此也愈来愈为人们所抛弃；而欧阳修等人清新流畅的散文创作本身，也有力地证明了古文比浮艳的“西昆体”好。这些也是这个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欧阳修的文学观点，基本上是继承韩愈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不过他对文的一面较为重视。晚唐以来渐渐不为人所知的韩愈的文集，也是经过欧阳修的补缀校订，宣传提倡，才逐渐为人所知，最后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的。
欧阳修的散文，语言比韩愈更为平易流畅，疏朗自然，没有韩愈古拙艰深的毛病。在风格方面，韩文重气势，欧文重风神；韩文雄放，欧文绵邈，极跌宕唱叹之致。欧阳修的散文，在叙事、议论、抒情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议论文，如《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是最好的政论文。有强烈的战斗性，有严密的逻辑性，后者在驳斥高若讷对范仲淹的诬蔑毁谤时，言词锋利，嬉笑怒骂，皆成妙文。他的《祭石曼卿文》，感情悲凉凄怆而语言苍劲挺拔，有突兀峥嵘之感。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前者于描写全亭风景之后，忽然插入五代干戈之际一段，低徊往昔，感慨无穷，风神卓絶。后者写滁州醉翁亭的山水景色以及游人之乐，文笔旋转跳脱，清新圆熟，忽而山，忽而亭，忽而醉翁，忽而游人，而一齐归结到太守之乐上，暗示了作者与民同乐之意，使抒情写景融成一体。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者传论》这类文章，吊古伤今，感慨遥深，而就史论事，时见警句。宋代的李涂说：“欧阳永叔《五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文章精义》）他的《秋声赋》虽然还保留着铺叙的方法和对话的形式，却完全是散文的格调，语言精炼，描写秋声秋色，充满着凛冽肃杀之气，可以说是一首具有浓厚的诗意的散文赋。
总之，欧阳修的散文，在韩愈散文的基础上，语言更趋于平易清新，文章更具有抒情的色彩和诗的素质，所以人们常常把他与韩愈并称。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挺拔劲峭，简洁明净，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有这种特色。
宋代另一位伟大的散文家是苏轼。他是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优秀的继承者。他的世界观比较复杂，儒道两家的思想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佛家思想给他的影响也很深刻。他的政治立埸比较保守，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他又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因而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主张，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更曾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苏轼的一生是不得意的，曾几次遭贬，最后一次被贬到海南岛。
在散文的创作上，他一方面重视散文的内容，另方面，他更重视散文的艺术价值。他的散文，深受《孟子》、《庄子》、《战国策》等书的影响，因此他长于议论，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曾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但他的叙事、写景、抒情文章，更为精美。他自己曾说：“某生平所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3〕 又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这些话，说明了他对语言艺术的精辟见解。
苏轼的议论文章，大都是评议古人、史事及时政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揭露了当时政治的弊端，如《决壅蔽》、《教战守》、《省费用》等策论，这些都是政论性的文章。
苏轼另一类文章是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这类文章，艺术性很高，常被后世人们作为散文的典范作品来诵读。如他的前后《赤壁赋》，描写江山如画的胜景，境界开阔，充满着诗情画意，而作者俯仰古今，感慨平生之状，也宛然可见。他的《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追忆往事，悼念故旧，情深意真，语言恻恻动人，流转自如，真有“行云流水”之妙。他的《游沙湖》、《记承天寺夜游》、《游定惠院记》等，文笔清丽秀逸，诗意盎然，是小品文中的精品。他的《凌虚台》、《超然台》、《放鹤亭》诸记，即景抒情，而又间之以议论，前二记于写景叙事之中忽入“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和“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两段，怀古慷慨，高情绵邈，与《前赤壁赋》中“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数语，出于同一机轴，引人无限遐想。当然，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超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很显然的，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苏轼的《答谢民师》、《上梅直讲》两书，前者通过评谢民师的诗，讲述了自己作文的经验和见解，其“行云流水”、“系风捕影”之说，说明了他的语言艺术的经验；后者在称颂欧阳修、梅圣俞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抱负，文章气象峥嵘，词采挺拔，足见他少年时的胸襟。苏轼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方山子传》、《郭忠恕画赞》等（后者实际上是一篇人物传记），描写人物，形象生动，呼之欲出，确有“系风捕影”之妙。明代的焦竑说：“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快心也。”（《百三十二家评注三苏文范》）焦氏的评论，不免有过当处，但也足证苏轼散文创作成就之高了。
与苏轼同时，还有他的父亲苏洵和他的弟弟苏辙，也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世称“三苏”，但其成就都不如苏轼高。
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鋭，所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散文里有了突出的反映。岳飞的《五岳祠盟记》、胡铨的《上高宗封事》以及宋末文天祥的《指南録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唐宋时代的散文，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的优良传统，重视文章的内容，重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并且继承了它们叙述事件、描写人物的技巧；另方面，唐宋时代的散文家，他们虽然发动了反对六朝文风和反对“西昆派”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骈俪浮华的文风展开了尖鋭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文风打倒了；然而，在实际上六朝文学的某些优点，例如抒情写景的技巧，词藻的修饰，对散文的艺术性的重视等等，他们也加以批判地吸取了。所以唐宋时代的散文，实际上是在先秦两汉散文和六朝散文的基础上的融合、发展和提高，所以这一时期的散文显得特别丰富多彩，而艺术性也有显著的增强。
* * *
元代的戏剧创作盛极一时，而散文方面却显得十分落寞。李孝光的《大泷湫记》、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是这时期较好的作品。钟嗣成的《録鬼簿序》，以冷峭之笔，作刺世之文，也是小品中的佳作。
明代开国之初，刘基、宋濂是当时散文的主要作家。其后社会稍见安定，经济渐趋繁荣，而文字狱屡兴，文人遭到杀戮，因此文坛上开始流行了一种专门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台阁体”。起而反对的有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所倡导的复古主义运动。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台阁体”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经前后七子的努力，终于被扫除了。然而却带来了另一种模拟抄袭的风气，这是前后七子的消极影响。起而反对的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又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等竟陵派。
明初的刘基，是当时比较优秀的散文家，他的《郁离子》里，有着很多泼辣的小品文。他的《卖柑者言》，是一篇优秀的作品。他通过卖柑者的议论，尖鋭地批判了统治阶级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
与刘基同时的宋濂，也是明初较为著名的散文家。他长于写传记和记叙文，文笔简洁，刻画人物生动，《秦士録》和《送东阳马生序》是他的代表作品。
前后七子主要是诗歌创作，散文的成就不大，前七子中李梦阳的《禹庙碑》、李攀龙的《太华山记》，后七子中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都是较好的作品。
明代散文中，成绩较好的是归有光，他善于用朴素简洁的文笔叙述屑细的事件和刻画人物。他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都是感情深厚、真挚动人的作品。其次公安三袁的散文也颇有生气，尤其是他们的山水游记，如袁宏道的《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都是一时佳作。
晚明小品，除三袁外，如徐渭、李流芳、钟惺、谭元春、王思任、祁彪佳等，也都是一时作手，而成就较高的是明末的张岱。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是很好的小品专集。作者以清丽的文笔，追忆故乡山水园林，寓国亡家破之痛，感情真挚动人。其中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前二篇富有浓厚的诗意，可作为最好的散文诗看。后者用极其简凈的文笔，刻画柳敬亭的说书艺术，能于三言两语中逼真地传达出柳敬亭说书的声态，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当然作者清高出世的态度和消极颓废的思想，也常常从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我们需要批判地对待。
晚明的小品文，是反复古主义斗争中的产物，同时也是六朝以来小品文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有的寄托故国之思，有的讽刺现实，有的刻画自然景色和风俗人情，显示了作者们各具特色的艺术技巧，同时也反映这一时期的士林风尚和他们的精神面貌。
明末清初，是民族矛盾特别尖鋭的时代，因此爱国主义思想在清初的诗文里，有了突出的表现。散文方面，如顾炎武、归庄、屈大均、侯方域、魏禧、邵长衡等，都是主要作家。其中如归庄的《与季沧苇侍御书》，侯方域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李姬传》、《任源邃传》，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长衡的《阎典史传》等都是优秀的作品。特别是《阎典史传》，生动地描写了民族英雄阎应元坚守江阴城的英雄事迹和江阴人民壮烈的斗争精神，文章写得真实动人，可歌可泣。比他们稍后一些的全祖望，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梅花岭记》，描写史可法扬州殉难的事迹，充满着对民族英雄崇敬悼念的感情，对洪承畴，则进行了极其辛辣的讽刺。
清代沿袭明代八股取士的制度，又迭兴文字狱，大量屠杀具有反清思想的爱国文人，对文化界实行专制统治的政策，因此在康熙、乾隆的时代，就产生了桐城派的古文，他们以古文“义法”相号召。所谓“义”，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所谓“法”，就是文章的表现方法。而桐城派所提倡的文章的思想内容，仍然是过去古文家所提倡的儒家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也就是方苞在《古文义法约选序》里所说的“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他们的所谓法，主要是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雅洁，由于这种思想内容适合于清代统治者的要求，又由于它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写作理论，使人容易执法以试，因此它竟能风行于时，直到清代末年。所以对桐城派的实质，我们应该有所认识和批判；不过在桐城派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写得较好的作品，不能一概抹煞，例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就是比较优秀的散文。在桐城派风行的时候，较早地冲破桐城派“义法”束缚的是龚自珍、魏源等，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是一篇反对清代统治者的思想统治，寓意深长的作品。晚清时期，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维新运动，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对当时桐城派古文所宣传的陈腐的思想内容，无异于一次有力的冲击。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语言流畅，笔势雄放，行文浩荡奔腾，若决江河，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的《少年中国说》，就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不过，对桐城派的彻底廓清，彻底打倒，在康、梁的时代还没有办到。一直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一方面打倒以孔孟为代表的两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白话文，号召打倒“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 〔4〕 ，这样才把桐城派彻底打倒，而散文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呈现了自己全新的面貌。
以上，概括地叙述了我国三千年来散文发展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轮廓，从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我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现实生活、阶级斗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政治思想的斗争等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它的题材的扩大和形式的多样化，是人们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化和反映现实的艺术技巧不断提高的标志。从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尽管有的着重于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揭露，有的着重于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和描绘，然而，积极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直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的散文中，不乏对客观的自然景色的描写，重要的是作家们即使是在描写这种客观的自然景色的时候，也总是怀着热爱祖国的壮丽景色的心情来描写的，有的还常常藉景抒情，托物寓意，使写景的作品也具有较深的思想意义。那种对社会现实和自然景色无动于衷的纯客观的消极态度，一直是为我国的优秀的散文家们所摒弃的。
二、散文是一种语言艺术，在我国的散文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散文大师，除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同情人民，对阶级社会的黑暗现实具有批判精神以外；他们在语言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善于继承前代的书面语言和善于提炼、吸取当代的口语以丰富自己的散文语言。这种情况，无论是司马迁，无论是韩愈、柳宗元，也无论是欧阳修、苏轼，都不例外。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一方面大量地吸取并改造了秦以前的书面语言，使之流畅通俗，适合于同代人诵读；另外，又多方面地提炼并吸取了当时的口语，以便生动地刻画人物和叙述史事。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的语言，做了一番伟大的整理、提炼的工作，使书面语言接近于当时的口语。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丰富了当时的书面语言，提高了语言的表现能力。唐代的韩愈，一方面提倡古文运动，大力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也就是反对愈趋于僵死的书面语言；另方面，又努力继承六朝以前的具有生命力的书面语言，同时又吸取和提炼了当代的口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适合于当时社会的流畅生动的散文语言。这也就是说，韩愈对六朝以来的语言，也做了一番艰巨的整理、提炼的工作，使当时的书面语言比较接近口语，从而进一步地丰富和提高了当时书面语言的表现能力。韩愈在散文语言上的贡献，其功是不下于司马迁的。宋代的欧阳修，继承韩愈的精神，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发展了宋代的散文。从散文语言的发展提高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应该过低地估价他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和后来的韩、柳、欧、苏，是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以他们对散文语言方面的贡献，特别能显著地为人们所认识。事实上，我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对语言艺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贡献有成就的，而这种成就，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他们善于向传统学习散文语言，向生活学习新鲜的生动活泼的口语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