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选 第7节
《庄子》一书对于儒家所代表的封建道德的批判是尖鋭的，儒家所标榜的“仁”、“义”，他认为即使是强盗也是有“仁”、“义”的（见外篇《胠箧》）。如《外物》篇中的《诗礼发冢》，对儒家的诗、礼批判得十分辛辣，它生动地描绘了两个嘴里哼着《诗》、《礼》，却在半夜里偷盗别人坟墓的儒者的形象。至于《胠箧》篇里骂统治者“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等，这是早就传诵的了。《庄子》书中对那些消极对抗封建社会的隐士，也作了热烈的歌颂。这可以拿《让王》篇中对曾参的描写为代表：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麻袍已经没有了面子），颜色肿哙（浮肿），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把帽子戴正）而缨絶（帽带就断了），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鞋后跟就裂断了）。曳縰（拖着破鞋）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这里，曾子艰苦卓絶的生活和傲岸不屈的精神，是写得十分成功的。
《庄子》的文章，具有长江大河浩荡奔腾的气势，而又波澜重迭，变化生姿。这可以拿《逍遥游》为代表。这篇文章是在宣掦他的絶对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自然是应该彻底批判的。然而这篇文章却写得汪洋恣肆，变化莫测。林云铭说：“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庄子因》）作为对这篇文章的艺术方面的评论，这几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这书的汪洋恣肆的风格相适应的，是它那丰富而新奇的语言。鲁迅说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这是很切当的评论。
《庄子》的文章，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的文人，很多都受它的影响，宋代的苏轼，也是受《庄子》影响很深的一位散文家。
其他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其较著者，还有《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墨子本人是不主张文学的，所以他的文章质朴无华，纯是说理。然而他十分重视论辩的逻辑性，创立了“三表”法，这就是立论时，一要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要揣度民情，了解现实；三要检验效果，观察实际的应用。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议论透彻，行文条畅明快。这种特色，以他的《非攻》上最为显著。《墨子》的文章，虽然不能说有鲜明的文学性，但它对后世论辩文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他的时代早于孟子，所以他的长篇大论的论辩文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对于孟子及以后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荀子是战国后期的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识鸿博，因此他的散文朴实浑厚，说理透辟而又取譬精警，是学者之文。《荀子》集中还有赋篇，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短赋，以四言为主，间用杂言，有韵，是对话的形式，文体介乎骈散之间，对后来的汉赋有一定的影响。
韩非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严峻峭刻，抉剔世情，深入隐微，具有法家的特色。另外，韩非处于他的祖国（韩国）危亡之际，而自己又不得任用，韩王遣他入秦以后，即为李斯所害。所以他的《孤愤》、《说难》诸篇，充满着愤怨的情绪。明代的茅坤说韩非的文章“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韩子评选后语》）。韩非也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理，所以在他的集子中，还保留着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而且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概括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能够叙述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许多头绪纷繁的故事情节，它也初步能够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的形象。从诸子散文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现实和历史认识的深度，他们对人生作了广泛的探究，总结了某些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别人物以外（如庄子），这些作家，他们对现实大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因此他们在反映现实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是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而是对现实有所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对人民有所同情的。第二，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各个不同作家或作品的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看到他们掌握语言的不同的技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在叙事或说理中，已经注意到了文采，或者说，注意到了语言的艺术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学的性质。第三，开始确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这就是史传文（也可说叙事文）和议论文，后世的散文，自然还有许多发展变化，但和以上两种形式都是有密切关系的。第四，我们应该注意到散文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被人们注意到的，还是它的实用的价值。即使是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艺术性相当高的庄子的散文，也仍然是作为一种哲理文出现的，作者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文与史，或者说文与理还没有区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作品，还有待于以后历史的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不能看到纯粹是抒情或写景等类的文章。
* * *
秦代为时很短，在文学上没有能像在历史上一样，显示出它的划时代的功绩。然而它却产生过比较优秀的散文家李斯。他在战国末期写的著名的《谏逐客书》是代表作。他在这篇文章里，广泛地引证史实，驳斥秦始皇横蛮逐客的错误措施，说明逐客一事在政治上对秦国的严重不利，终于使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这篇文章，排比铺张，结构整齐，笔势緃横，词藻丰腴，在风格上有战国时緃横家文章的余风，在结构和语言上，又开启了后来汉赋铺叙藻饰的特色，可以看出是从先秦散文到汉代散文和汉赋的一个桥梁。此外，李斯还为秦始皇写了纪功的几篇刻石文，这种刻石文字，实际上是先秦青铜器铭文的发展。
两汉的散文，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叙述：一是赋，二是政论文，三是史传文。
从我们现在来看，大部份的汉赋实在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然而在汉代，它却是盛极一时的一种文学形式。它讲究铺叙，讲究词藻，运用对话的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东西。它的独立的形式，应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和班固的《两都》，张衡的《两京》等赋为代表。汉赋的发展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因为汉代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有显著的增加，国力强盛，统治阶级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需要一批文人来为它歌功颂德，因此他们提倡写作辞赋；另方面赋是一种新起的文体，它适宜于作铺张扬厉的描写，在这种情况下，赋的写作，便成为一时的风气。初期的汉赋作家，主要是贾谊、淮南小山、枚乘、孔臧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一篇藉屈原以自吊的抒情作品。赋中对于时代的黑暗，作了颇为尖鋭的揭露，如说：
遭世罔极（无道）兮，乃陨厥身（乃丧其生）；乌呼（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小人）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倒悬）兮，方正倒植。
这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从文体上看，这是在《楚辞》影响下的作品，所以人们把它叫做骚体赋。与此相类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则是运用对话的形式，文中洋洋洒洒，夸张地描写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具有暴露批判现实的作用。这篇作品，与贾谊的《鵩鸟赋》、孔臧的《谏格虎赋》一样，都是运用散文的形式而在中间或句末用了韵，所以它的散文化的特色是很明显的。
初期的赋虽然没有定型，但它的思想内容却比较好，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后来那种主要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它在形式上也还没有趋于僵化。汉赋鼎盛的时期，是自汉武帝到汉安帝的时代，这也是司马相如和扬雄、班固等人的时代。司马相如是奠定汉赋形式的主要赋家，后来扬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子虚赋》是写楚使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盛夸楚国云梦之事（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事），乌有先生说他言过其实，不应该夸耀这种淫乐侈靡之事。《上林赋》则是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两人的对话以后，认为齐楚之事，皆不足道，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天子的上林苑，于是就洋洋洒洒地铺叙描写起上林苑来，最后又归之于劝诸侯节俭，略寓讽谏之义。这两篇赋实际上是一篇，形式上完全是对话体，对事物的描写则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挨次铺叙，极尽堆砌雕饰之能事，这就是典型的汉赋的特色。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国势衰弱，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强盛安定的局面，因此反映到文学方面，汉赋也就由过去铺张排比的大赋，转变为抒情、咏物或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赋。这一时期的作家，以蔡邕、赵壹、祢衡等人为代表。蔡邕在《述行赋》里说：“贵宠扇以弥炽兮（权贵们的气焰越来越盛），佥（皆）守利而不戢（息）。前车覆而未远兮（指梁冀新诛），后乘驱而竞及（指徐、左等权贵）。穷变巧于台榭兮（府第造得越来越奢侈），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禽兽吃着好的谷子），下糠秕而无粒（人民连糠秕都没有吃）。”在这篇赋的叙文里，作者说他写这首赋是因为“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蕃）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根据这段叙文，可证这首赋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上面所引的文句，也可以看出作者同情人民，尖鋭地抨击统治阶级的思想。可见这时期的赋，与司马相如的那些赋，已经确有不同了。这种批判性，以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最有代表性，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真是作了最尖鋭的揭露。这首赋，可以说是汉末社会现实的写照。另外，祢衡的《鹦鹉赋》也是一首愤世疾俗的作品。
总之，汉赋到了后期，确实有了许多变化，从形式方面来说，它变得短小精悍，同时也不再是那种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了。从内容方面说，则更是叙事、抒情、咏物、说理各方面都有所发展，而它们的总的精神，则常常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揭露。所以对于汉赋，我们也应该仔细地鉴别，批判地吸取它的精华，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
汉代的政论文，是比较发达的。这是因为汉代统一以后，经过了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一方面社会财富逐渐增加了，而另方面，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也越来越残酷了。因此社会阶级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同时由于汉初分封诸王，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割据局面，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面对着这种现实情况，汉代的政治家们纷纷对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不断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意见，所以汉代的政论文，大都是奏疏表策这一类的作品。
西汉比较优秀的政论文作家，首推贾谊和鼌错。贾谊的代表作品是他的《治安策》、《过秦论》等。前者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后者检讨秦始皇覆亡的原因，引为鉴戒，具有藉古喻今的作用。《过秦论》的文章，气势磅礴，笔锋犀利，义论深切，是一篇（包括上中下三篇在内）杰出的政论。鼌错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建议削减诸侯封地而被杀。他对于当时边防的空虚，政治的腐败，以及日益尖鋭的社会阶级矛盾，都有深切的认识和积极的措施。他在《论贵粟疏》里，剀切地陈述了重农贵粟、抑制商人剥削、安定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绪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的主张。鼌错是一位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语言朴实而简练。贾、鼌的政论文，可以说是汉代政论文的代表。
西汉时期桓宽的《盐铁论》也是一部出色的政论文。他改造和发展了汉赋对话的形式，生动地描写了汉昭帝时期政府所召集的一次盐铁会议的大辩论。其他，如刘向的《新序》和《说苑》，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实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也都是优秀的政论文或哲理性的散文。
汉代政论文的特色，是语言朴实，说理透彻，针砭深刻，而其思想内容，则一反汉赋的基本特色，不是对统治者以及这个时代的赞美歌颂，而恰恰是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当然作者的目的，大都还是为了向统治者献策救弊），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特色来说，可以看出，汉代的政论文是《战国策》中“书说”一类作品和先秦诸子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汉代的史传文，是有突出成就的。因为这个时代，诞生了伟大的历史散文家司马迁，后来，又出现了优秀的历史散文家班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鲜明的人民性的伟大的文学性著作。它对历史上的暴君，特别是对汉代的统治阶级以及那些酷吏，作了十分尖鋭的揭露和批判，对汉代的社会矛盾也有真实的反映，而对社会上的那些被压抑的人物则寄予了同情。从文学的角度看，《史记》的成就是杰出的。首先，它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举凡帝王、后妃、将相、官吏、文学家、侠士以及怀有一技之长的技艺人员，它都有十分成功的描写。司马迁十分善于抓住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某些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历史人物，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多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的。例如他写项羽，则有一种狂飙突起、喑恶叱咤的精神和拔山盖世的气概；写刘邦则活画出一个豁达大度、善于用人而又有点流氓气质的皇帝；写李广，则充分刻画了他的才气无双、猿臂善射、长于治军而又身先士卒的名将本色；写荆轲，则又充满了那种悲壮的、慷慨激烈的情调；至于廉颇的鲁莽忠勇，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忍让宽容，信陵君的谦逊仁厚、礼贤下士，也都各各表现得恰如其分，真实感人。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不仅善于具体地刻画描写，而且深知文章章法结构的重要。因此他的人物传记，各篇的结构各不相同，他根据各种人物的具体特点（也即是文章的具体内容），创造性地安排了各种不同的结构。例如《项羽本纪》这篇文章的结构，是以项羽为中心，以当时军事进退的路线为线索，以各个重大的战役和政治事件为描写的重点；这样从八千人渡江而西起，通过召平、陈婴、黥布、蒲将军、范增的归附；通过对杀宋义、战巨鹿、降章邯，以及鸿门之宴、分封诸侯、彭城大战、荥阳之围、广武相持、鸿沟划界、垓下之围等一系列的战役和政治事件的描写，项羽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便愈来愈鲜明突出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结构上，项羽的行动，当时进退的军事路线，便是贯穿这篇文章的一条主线，而各个战役的描写，就成为这条主线上的一座座层峦迭起的高峰，因而形成了这篇文章单线发展和峰峦起伏的结构特色。文章开始时，项羽自东而西，一路上各地的起义军纷纷归附，如百川之归大海，这样就展示了当时四海纷扰、风起云涌的混乱局面，同时也写出了项羽乘时崛起、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分封诸侯以后，项羽的军事路线便自西而东，而他的力量，又通过一系列的战役，愈来愈土崩瓦解，如山崩雪消，不可收拾，终至于最后灭亡。显然，这篇文章的结构，是经过司马迁的匠心经营的。
《魏其武安侯列传》也是一篇具有显著的结构美的作品。为了充分地揭露窦婴、灌夫和田蚡之间的也即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作者采用了与《项羽本纪》完全不同的网式的结构。一开始他采取了将魏其、武安这两个矛盾的主要人物并列的写法，中间又插入了一个灌夫，这样使三个人的事情，互相纠缠在一起，矛盾发展到尖鋭的时候，则连武帝、王太后都卷了进去，最后是田蚡获胜，灌夫灭族，窦婴弃市。而当田蚡刚刚获胜以后，忽然又暴病而死，这样，矛盾着的三个人，便同归于尽，文章也就结束。司马迁运用这种网式的结构，使这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充分展开，让他们互相揭露，从而充分地暴露出他们的丑恶面目。
研究司马迁文章的结构特色，对我们的散文写作，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巨匠，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雕塑感。他所描写那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有一些确实使你有一种几乎可以用手指触摸的感觉，这是因为他善于描摹客观事物，善于精确地使用语言的缘故。例如《项羽本纪》里的“鸿门宴”、“垓下之围”等节的描写；《魏其武安侯列传》里的“灌夫使酒骂座”、“魏其武安廷辩”等节的描写，就是具有鲜明的雕塑感的文字。
司马迁的语言，还具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感和气势，例如《项羽本纪》里描写巨鹿之战的这段文字：
项羽乃悉引 兵渡 河，皆沉 船，破 釜甑，烧 庐舍，持 三日粮，以示 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絶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在这第一个长句里，作者一连用了七个动词，表现了一连串连续性的行动，使文章具有势如破竹的气势，这样，就有力地表现了楚兵“无一还心”的战斗意志。自然，《史记》文章的节奏感和气势，是随着不同文章的不同内容而有所变化的，我们无需一一列举。
司马迁的语言，还有一种于疏散自然中显出整齐严密的美的特色。他不喜欢用偶句，常常避免对称的句法，因此文气流畅疏朗，曲折自如，所以前人说司马迁的文章“雄深雅健”、“逸气緃横”。
司马迁的文章，应该说是我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给予后人的启示和影响是深远的，唐宋以后各代古文家的文章，都是受过司马迁散文的影响的。
班固的《汉书》，也是汉代散文的一大成就，它虽然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在体制上也多有因袭《史记》的地方，特别是在武帝以前的文字，大都是袭用《史记》旧文改制而成的，不能算作全是班固的文章。但是除开了这些，《汉书》毕竟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班固是赋家，因此他的语言比较整饰，比较带有骈偶的特色。同时，他又是一个史家，他的《汉书》是受诏而作的，他又曾批评过《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汉书·司马迁传》），因此他的文章比较严谨。所以从《汉书》的文章来看，它的语言具有一种整齐藻饰和严谨详赡的特色，它同样丰富了我国的散文语言的风格。另外，《汉书》在描写人物和叙述史事方面，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一方面通过对客观的史实的实録，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另方面，它也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歌颂了一些优秀的人物，如《苏武传》，刻画苏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写得十分深刻感人。所以《汉书》也是一部优秀的给予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历史散文著作。
两汉的散文，总的来说，是有很高的成就的。一方面，它出现了像司马迁这样的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自己的个性特色的文体，给后世以无比深刻的影响；而另方面，它又产生了汉赋这样的新的文学形式，虽然汉赋总的文学成就并不大，但在当时、特别是到后来，这种文体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汉代的政论文，也是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散文。它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散文，无论在叙事或说理方面，还是在塑造历史人物或反映社会现实方面，都较先秦时代的散文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它表明了两汉散文作家在认识现实和反映现实的思想和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表明了我国散文的新成就。
* *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价值逐渐重视了，文学的观念也逐渐明确了，他们把朴素的实用的文章叫做“笔”，把词藻华美、抒发感情的文章叫作“文”。这种分法，虽然并不科学，但大体上是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文学的看法，对文艺性的重视的。这一时期散文的题材扩大了，过去很少被人们注意的山水景色，成了一时竞相描写的新内容，而文章中抒情的成分，也有明显的增加。同时汉赋旧有的形式，那种对话体，也不再被作者们普遍采用，而更多地是发展那种抒情的直接描写的方式，而且是以短赋为主。与此同时，在汉代开始发展起来的骈偶的句法，也逐渐形成为骈体文，在六朝的文坛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这些变化发展，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根源。总的说来，是由于汉末以来社会的动乱，儒家思想的衰落和老庄思想的流行，北方士族的南迁和南朝君主为了点缀和美化自己淫靡奢侈的剥削生活而对唯美文学的提倡等等，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详加叙述。
魏代的散文，在汉代散文的基础上渐向清新通脱的方面发展，首先开其端绪的是曹操。刘师培说：“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读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叙怀抱，那种进退两难的情势，坦率披露，毫不顾忌掩饰，于勤恳中寓悲凉慷慨之意，文章确实呈现了一种新鲜气息。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或倾诉友情，或品评文章，或叙述怀抱，语言很宛转，感情很真挚，鲜明地呈现出这一时期文章抒情的特色。魏晋之交，嵇康、阮籍，愤世疾俗，佯狂避世，嵇康《与山巨源絶交书》，汪洋恣肆，对当时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有緃横家的气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揭露礼法之士的丑恶面目，尖鋭深刻，“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如《解嘲》之属）”（《中国中古文学史》）。
东晋初年王羲之的散文，疏爽自然，不事修饰而情味隽永。这种文风，是晋代士大夫崇尚清谈，爱好自然，留连山水的那种生活和思想的反映，较之魏代的文风，更显出清新通脱的特色，其缺点是对现实采取消极退避的态度。他的文章，以《兰亭集序》为代表，俯仰古今，怅触万端，清而实丽，已开后来陶潜文风之端。其所作书帖，亦简净洒脱，为小品中的佳作，如：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书法要録》）
在短幅中，叙事抒情，颇具有余不尽之意。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更发展了这种文风，但比王羲之更朴实而接近生活，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用清新朴素的语言，曲折自如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的人生态度，不掩饰，不做作，“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自然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他的这些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我们今天都应该批判地对待。
这一时期北朝的散文，有三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即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水经注》内容很丰富，它记述了河道的源流和历史古迹、人物故事以及风俗习惯，偶尔也叙述些神话传说。特别是风景描写，作者用精美的文字，描写了祖国各种不同的雄奇秀媚的山川，文笔十分清丽秀逸。《洛阳伽蓝记》描写了北魏时期洛阳的许多寺庙，联系当时许多史事文物以及园林风景、人物活动和社会面貌，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鋭的揭露。它所描写的许多壮丽宏大的寺宇，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卓越的建筑艺术才能。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著作，文笔于朴实浑厚中寓有冷峻辛辣的讽刺意味。《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身经丧乱，流寓在北朝，将他一生的经验和他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不满，用朴素的文笔写成这书，语言平易亲切，真实动人，对于后世也颇有影响。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麻袍已经没有了面子），颜色肿哙（浮肿），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把帽子戴正）而缨絶（帽带就断了），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鞋后跟就裂断了）。曳縰（拖着破鞋）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这里，曾子艰苦卓絶的生活和傲岸不屈的精神，是写得十分成功的。
《庄子》的文章，具有长江大河浩荡奔腾的气势，而又波澜重迭，变化生姿。这可以拿《逍遥游》为代表。这篇文章是在宣掦他的絶对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自然是应该彻底批判的。然而这篇文章却写得汪洋恣肆，变化莫测。林云铭说：“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庄子因》）作为对这篇文章的艺术方面的评论，这几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这书的汪洋恣肆的风格相适应的，是它那丰富而新奇的语言。鲁迅说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这是很切当的评论。
《庄子》的文章，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的文人，很多都受它的影响，宋代的苏轼，也是受《庄子》影响很深的一位散文家。
其他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其较著者，还有《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墨子本人是不主张文学的，所以他的文章质朴无华，纯是说理。然而他十分重视论辩的逻辑性，创立了“三表”法，这就是立论时，一要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要揣度民情，了解现实；三要检验效果，观察实际的应用。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议论透彻，行文条畅明快。这种特色，以他的《非攻》上最为显著。《墨子》的文章，虽然不能说有鲜明的文学性，但它对后世论辩文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他的时代早于孟子，所以他的长篇大论的论辩文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对于孟子及以后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荀子是战国后期的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识鸿博，因此他的散文朴实浑厚，说理透辟而又取譬精警，是学者之文。《荀子》集中还有赋篇，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短赋，以四言为主，间用杂言，有韵，是对话的形式，文体介乎骈散之间，对后来的汉赋有一定的影响。
韩非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严峻峭刻，抉剔世情，深入隐微，具有法家的特色。另外，韩非处于他的祖国（韩国）危亡之际，而自己又不得任用，韩王遣他入秦以后，即为李斯所害。所以他的《孤愤》、《说难》诸篇，充满着愤怨的情绪。明代的茅坤说韩非的文章“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韩子评选后语》）。韩非也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理，所以在他的集子中，还保留着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而且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概括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能够叙述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许多头绪纷繁的故事情节，它也初步能够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的形象。从诸子散文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现实和历史认识的深度，他们对人生作了广泛的探究，总结了某些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别人物以外（如庄子），这些作家，他们对现实大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因此他们在反映现实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是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而是对现实有所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对人民有所同情的。第二，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各个不同作家或作品的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看到他们掌握语言的不同的技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在叙事或说理中，已经注意到了文采，或者说，注意到了语言的艺术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学的性质。第三，开始确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这就是史传文（也可说叙事文）和议论文，后世的散文，自然还有许多发展变化，但和以上两种形式都是有密切关系的。第四，我们应该注意到散文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被人们注意到的，还是它的实用的价值。即使是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艺术性相当高的庄子的散文，也仍然是作为一种哲理文出现的，作者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文与史，或者说文与理还没有区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作品，还有待于以后历史的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不能看到纯粹是抒情或写景等类的文章。
* * *
秦代为时很短，在文学上没有能像在历史上一样，显示出它的划时代的功绩。然而它却产生过比较优秀的散文家李斯。他在战国末期写的著名的《谏逐客书》是代表作。他在这篇文章里，广泛地引证史实，驳斥秦始皇横蛮逐客的错误措施，说明逐客一事在政治上对秦国的严重不利，终于使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这篇文章，排比铺张，结构整齐，笔势緃横，词藻丰腴，在风格上有战国时緃横家文章的余风，在结构和语言上，又开启了后来汉赋铺叙藻饰的特色，可以看出是从先秦散文到汉代散文和汉赋的一个桥梁。此外，李斯还为秦始皇写了纪功的几篇刻石文，这种刻石文字，实际上是先秦青铜器铭文的发展。
两汉的散文，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叙述：一是赋，二是政论文，三是史传文。
从我们现在来看，大部份的汉赋实在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然而在汉代，它却是盛极一时的一种文学形式。它讲究铺叙，讲究词藻，运用对话的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东西。它的独立的形式，应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和班固的《两都》，张衡的《两京》等赋为代表。汉赋的发展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因为汉代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有显著的增加，国力强盛，统治阶级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需要一批文人来为它歌功颂德，因此他们提倡写作辞赋；另方面赋是一种新起的文体，它适宜于作铺张扬厉的描写，在这种情况下，赋的写作，便成为一时的风气。初期的汉赋作家，主要是贾谊、淮南小山、枚乘、孔臧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一篇藉屈原以自吊的抒情作品。赋中对于时代的黑暗，作了颇为尖鋭的揭露，如说：
遭世罔极（无道）兮，乃陨厥身（乃丧其生）；乌呼（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小人）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倒悬）兮，方正倒植。
这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从文体上看，这是在《楚辞》影响下的作品，所以人们把它叫做骚体赋。与此相类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则是运用对话的形式，文中洋洋洒洒，夸张地描写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具有暴露批判现实的作用。这篇作品，与贾谊的《鵩鸟赋》、孔臧的《谏格虎赋》一样，都是运用散文的形式而在中间或句末用了韵，所以它的散文化的特色是很明显的。
初期的赋虽然没有定型，但它的思想内容却比较好，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后来那种主要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它在形式上也还没有趋于僵化。汉赋鼎盛的时期，是自汉武帝到汉安帝的时代，这也是司马相如和扬雄、班固等人的时代。司马相如是奠定汉赋形式的主要赋家，后来扬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子虚赋》是写楚使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盛夸楚国云梦之事（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事），乌有先生说他言过其实，不应该夸耀这种淫乐侈靡之事。《上林赋》则是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两人的对话以后，认为齐楚之事，皆不足道，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天子的上林苑，于是就洋洋洒洒地铺叙描写起上林苑来，最后又归之于劝诸侯节俭，略寓讽谏之义。这两篇赋实际上是一篇，形式上完全是对话体，对事物的描写则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挨次铺叙，极尽堆砌雕饰之能事，这就是典型的汉赋的特色。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国势衰弱，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强盛安定的局面，因此反映到文学方面，汉赋也就由过去铺张排比的大赋，转变为抒情、咏物或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赋。这一时期的作家，以蔡邕、赵壹、祢衡等人为代表。蔡邕在《述行赋》里说：“贵宠扇以弥炽兮（权贵们的气焰越来越盛），佥（皆）守利而不戢（息）。前车覆而未远兮（指梁冀新诛），后乘驱而竞及（指徐、左等权贵）。穷变巧于台榭兮（府第造得越来越奢侈），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禽兽吃着好的谷子），下糠秕而无粒（人民连糠秕都没有吃）。”在这篇赋的叙文里，作者说他写这首赋是因为“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蕃）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根据这段叙文，可证这首赋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上面所引的文句，也可以看出作者同情人民，尖鋭地抨击统治阶级的思想。可见这时期的赋，与司马相如的那些赋，已经确有不同了。这种批判性，以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最有代表性，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真是作了最尖鋭的揭露。这首赋，可以说是汉末社会现实的写照。另外，祢衡的《鹦鹉赋》也是一首愤世疾俗的作品。
总之，汉赋到了后期，确实有了许多变化，从形式方面来说，它变得短小精悍，同时也不再是那种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了。从内容方面说，则更是叙事、抒情、咏物、说理各方面都有所发展，而它们的总的精神，则常常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揭露。所以对于汉赋，我们也应该仔细地鉴别，批判地吸取它的精华，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
汉代的政论文，是比较发达的。这是因为汉代统一以后，经过了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一方面社会财富逐渐增加了，而另方面，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也越来越残酷了。因此社会阶级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同时由于汉初分封诸王，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割据局面，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面对着这种现实情况，汉代的政治家们纷纷对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不断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意见，所以汉代的政论文，大都是奏疏表策这一类的作品。
西汉比较优秀的政论文作家，首推贾谊和鼌错。贾谊的代表作品是他的《治安策》、《过秦论》等。前者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后者检讨秦始皇覆亡的原因，引为鉴戒，具有藉古喻今的作用。《过秦论》的文章，气势磅礴，笔锋犀利，义论深切，是一篇（包括上中下三篇在内）杰出的政论。鼌错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建议削减诸侯封地而被杀。他对于当时边防的空虚，政治的腐败，以及日益尖鋭的社会阶级矛盾，都有深切的认识和积极的措施。他在《论贵粟疏》里，剀切地陈述了重农贵粟、抑制商人剥削、安定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绪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的主张。鼌错是一位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语言朴实而简练。贾、鼌的政论文，可以说是汉代政论文的代表。
西汉时期桓宽的《盐铁论》也是一部出色的政论文。他改造和发展了汉赋对话的形式，生动地描写了汉昭帝时期政府所召集的一次盐铁会议的大辩论。其他，如刘向的《新序》和《说苑》，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实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也都是优秀的政论文或哲理性的散文。
汉代政论文的特色，是语言朴实，说理透彻，针砭深刻，而其思想内容，则一反汉赋的基本特色，不是对统治者以及这个时代的赞美歌颂，而恰恰是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当然作者的目的，大都还是为了向统治者献策救弊），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特色来说，可以看出，汉代的政论文是《战国策》中“书说”一类作品和先秦诸子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汉代的史传文，是有突出成就的。因为这个时代，诞生了伟大的历史散文家司马迁，后来，又出现了优秀的历史散文家班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鲜明的人民性的伟大的文学性著作。它对历史上的暴君，特别是对汉代的统治阶级以及那些酷吏，作了十分尖鋭的揭露和批判，对汉代的社会矛盾也有真实的反映，而对社会上的那些被压抑的人物则寄予了同情。从文学的角度看，《史记》的成就是杰出的。首先，它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举凡帝王、后妃、将相、官吏、文学家、侠士以及怀有一技之长的技艺人员，它都有十分成功的描写。司马迁十分善于抓住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某些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历史人物，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多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的。例如他写项羽，则有一种狂飙突起、喑恶叱咤的精神和拔山盖世的气概；写刘邦则活画出一个豁达大度、善于用人而又有点流氓气质的皇帝；写李广，则充分刻画了他的才气无双、猿臂善射、长于治军而又身先士卒的名将本色；写荆轲，则又充满了那种悲壮的、慷慨激烈的情调；至于廉颇的鲁莽忠勇，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忍让宽容，信陵君的谦逊仁厚、礼贤下士，也都各各表现得恰如其分，真实感人。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不仅善于具体地刻画描写，而且深知文章章法结构的重要。因此他的人物传记，各篇的结构各不相同，他根据各种人物的具体特点（也即是文章的具体内容），创造性地安排了各种不同的结构。例如《项羽本纪》这篇文章的结构，是以项羽为中心，以当时军事进退的路线为线索，以各个重大的战役和政治事件为描写的重点；这样从八千人渡江而西起，通过召平、陈婴、黥布、蒲将军、范增的归附；通过对杀宋义、战巨鹿、降章邯，以及鸿门之宴、分封诸侯、彭城大战、荥阳之围、广武相持、鸿沟划界、垓下之围等一系列的战役和政治事件的描写，项羽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便愈来愈鲜明突出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结构上，项羽的行动，当时进退的军事路线，便是贯穿这篇文章的一条主线，而各个战役的描写，就成为这条主线上的一座座层峦迭起的高峰，因而形成了这篇文章单线发展和峰峦起伏的结构特色。文章开始时，项羽自东而西，一路上各地的起义军纷纷归附，如百川之归大海，这样就展示了当时四海纷扰、风起云涌的混乱局面，同时也写出了项羽乘时崛起、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分封诸侯以后，项羽的军事路线便自西而东，而他的力量，又通过一系列的战役，愈来愈土崩瓦解，如山崩雪消，不可收拾，终至于最后灭亡。显然，这篇文章的结构，是经过司马迁的匠心经营的。
《魏其武安侯列传》也是一篇具有显著的结构美的作品。为了充分地揭露窦婴、灌夫和田蚡之间的也即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作者采用了与《项羽本纪》完全不同的网式的结构。一开始他采取了将魏其、武安这两个矛盾的主要人物并列的写法，中间又插入了一个灌夫，这样使三个人的事情，互相纠缠在一起，矛盾发展到尖鋭的时候，则连武帝、王太后都卷了进去，最后是田蚡获胜，灌夫灭族，窦婴弃市。而当田蚡刚刚获胜以后，忽然又暴病而死，这样，矛盾着的三个人，便同归于尽，文章也就结束。司马迁运用这种网式的结构，使这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充分展开，让他们互相揭露，从而充分地暴露出他们的丑恶面目。
研究司马迁文章的结构特色，对我们的散文写作，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巨匠，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雕塑感。他所描写那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有一些确实使你有一种几乎可以用手指触摸的感觉，这是因为他善于描摹客观事物，善于精确地使用语言的缘故。例如《项羽本纪》里的“鸿门宴”、“垓下之围”等节的描写；《魏其武安侯列传》里的“灌夫使酒骂座”、“魏其武安廷辩”等节的描写，就是具有鲜明的雕塑感的文字。
司马迁的语言，还具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感和气势，例如《项羽本纪》里描写巨鹿之战的这段文字：
项羽乃悉引 兵渡 河，皆沉 船，破 釜甑，烧 庐舍，持 三日粮，以示 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絶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在这第一个长句里，作者一连用了七个动词，表现了一连串连续性的行动，使文章具有势如破竹的气势，这样，就有力地表现了楚兵“无一还心”的战斗意志。自然，《史记》文章的节奏感和气势，是随着不同文章的不同内容而有所变化的，我们无需一一列举。
司马迁的语言，还有一种于疏散自然中显出整齐严密的美的特色。他不喜欢用偶句，常常避免对称的句法，因此文气流畅疏朗，曲折自如，所以前人说司马迁的文章“雄深雅健”、“逸气緃横”。
司马迁的文章，应该说是我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给予后人的启示和影响是深远的，唐宋以后各代古文家的文章，都是受过司马迁散文的影响的。
班固的《汉书》，也是汉代散文的一大成就，它虽然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在体制上也多有因袭《史记》的地方，特别是在武帝以前的文字，大都是袭用《史记》旧文改制而成的，不能算作全是班固的文章。但是除开了这些，《汉书》毕竟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班固是赋家，因此他的语言比较整饰，比较带有骈偶的特色。同时，他又是一个史家，他的《汉书》是受诏而作的，他又曾批评过《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汉书·司马迁传》），因此他的文章比较严谨。所以从《汉书》的文章来看，它的语言具有一种整齐藻饰和严谨详赡的特色，它同样丰富了我国的散文语言的风格。另外，《汉书》在描写人物和叙述史事方面，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一方面通过对客观的史实的实録，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另方面，它也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歌颂了一些优秀的人物，如《苏武传》，刻画苏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写得十分深刻感人。所以《汉书》也是一部优秀的给予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历史散文著作。
两汉的散文，总的来说，是有很高的成就的。一方面，它出现了像司马迁这样的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自己的个性特色的文体，给后世以无比深刻的影响；而另方面，它又产生了汉赋这样的新的文学形式，虽然汉赋总的文学成就并不大，但在当时、特别是到后来，这种文体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汉代的政论文，也是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散文。它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散文，无论在叙事或说理方面，还是在塑造历史人物或反映社会现实方面，都较先秦时代的散文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它表明了两汉散文作家在认识现实和反映现实的思想和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表明了我国散文的新成就。
* *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价值逐渐重视了，文学的观念也逐渐明确了，他们把朴素的实用的文章叫做“笔”，把词藻华美、抒发感情的文章叫作“文”。这种分法，虽然并不科学，但大体上是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文学的看法，对文艺性的重视的。这一时期散文的题材扩大了，过去很少被人们注意的山水景色，成了一时竞相描写的新内容，而文章中抒情的成分，也有明显的增加。同时汉赋旧有的形式，那种对话体，也不再被作者们普遍采用，而更多地是发展那种抒情的直接描写的方式，而且是以短赋为主。与此同时，在汉代开始发展起来的骈偶的句法，也逐渐形成为骈体文，在六朝的文坛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这些变化发展，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根源。总的说来，是由于汉末以来社会的动乱，儒家思想的衰落和老庄思想的流行，北方士族的南迁和南朝君主为了点缀和美化自己淫靡奢侈的剥削生活而对唯美文学的提倡等等，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详加叙述。
魏代的散文，在汉代散文的基础上渐向清新通脱的方面发展，首先开其端绪的是曹操。刘师培说：“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读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叙怀抱，那种进退两难的情势，坦率披露，毫不顾忌掩饰，于勤恳中寓悲凉慷慨之意，文章确实呈现了一种新鲜气息。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或倾诉友情，或品评文章，或叙述怀抱，语言很宛转，感情很真挚，鲜明地呈现出这一时期文章抒情的特色。魏晋之交，嵇康、阮籍，愤世疾俗，佯狂避世，嵇康《与山巨源絶交书》，汪洋恣肆，对当时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有緃横家的气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揭露礼法之士的丑恶面目，尖鋭深刻，“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如《解嘲》之属）”（《中国中古文学史》）。
东晋初年王羲之的散文，疏爽自然，不事修饰而情味隽永。这种文风，是晋代士大夫崇尚清谈，爱好自然，留连山水的那种生活和思想的反映，较之魏代的文风，更显出清新通脱的特色，其缺点是对现实采取消极退避的态度。他的文章，以《兰亭集序》为代表，俯仰古今，怅触万端，清而实丽，已开后来陶潜文风之端。其所作书帖，亦简净洒脱，为小品中的佳作，如：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书法要録》）
在短幅中，叙事抒情，颇具有余不尽之意。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更发展了这种文风，但比王羲之更朴实而接近生活，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用清新朴素的语言，曲折自如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的人生态度，不掩饰，不做作，“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自然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他的这些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我们今天都应该批判地对待。
这一时期北朝的散文，有三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即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水经注》内容很丰富，它记述了河道的源流和历史古迹、人物故事以及风俗习惯，偶尔也叙述些神话传说。特别是风景描写，作者用精美的文字，描写了祖国各种不同的雄奇秀媚的山川，文笔十分清丽秀逸。《洛阳伽蓝记》描写了北魏时期洛阳的许多寺庙，联系当时许多史事文物以及园林风景、人物活动和社会面貌，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鋭的揭露。它所描写的许多壮丽宏大的寺宇，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卓越的建筑艺术才能。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著作，文笔于朴实浑厚中寓有冷峻辛辣的讽刺意味。《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身经丧乱，流寓在北朝，将他一生的经验和他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不满，用朴素的文笔写成这书，语言平易亲切，真实动人，对于后世也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