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三百首全解 第8节
词发展到这一时期，作者既多，词体渐渐不依附于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倾向也就自然产生了。同时，打破词只写绮语艳情、限于狭隘题材的传统观念而用来反应更广阔、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及感受的革新想法也随之而产生了。苏轼以他非凡的天才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尝试。他放笔挥洒，诙谐谈笑，深沉感慨，把咏怀古迹诗的内容写入词中，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此外，如围猎、记游、述梦、咏物、感慨人生、隐括唐诗、唱和古人、酬答朋友，以及描写农村风物等等，都一一入词。诗与词的界线被冲破，词的传统婉约风格被改变，词的题材内容得到了解放，苏轼被称为词豪放派的代表。在东坡之前，范仲淹曾以《渔家傲（塞下秋来）》写过边塞征戍事，可谓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但终究只是偶作。东坡词虽对词的传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倒是招来了一些讥议，说他“长短句中诗也”、“不协音律”、“要非本色”等等。只是到了南渡后，他的影响才显示出来。
苏轼的实践证明：词是可以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当时社会上对合乐的歌词的需要并没有减低，仅仅把词当作一种新诗体来创作的人难免会被人讥为不能歌、不懂协律，即便他才名高如苏轼。这样，到北宋末期，词风就又回到讲求音律的路子上去了。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大晟府”，相当于汉代的乐府机关，延请了一批精通音律的人来整理乐曲，制作歌词。“好音乐，能自度曲”的周邦彦和“元祐诗赋科老手”万俟咏就成了大晟府的主持者，他们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凡所制作，都成为典型而被人所效仿。周邦彦也确是一位天才。他既精音律，又善辞章，能写出保持传统风格、投合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侩妓女各阶层人的口味的音律优美的词曲来。所以旧时被推崇为宋词的集大成作家，也被人称之为“格律派”。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天才的女词人。她的词清新婉约，但不绮靡浮弱，有一部分已是南渡后感叹身世不幸之作，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与周邦彦等人的词风并不一样，但也极讲究声律。在创作上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与诗相混；又自视极高，对诸多前辈词家包括苏轼在内，都有过尖锐的批评。
宋室南渡后，由于国土大半沦丧，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人愤慨痛心。他们要表达内心的不平，除著文赋诗外，也就利用起这已十分流行的词体来了。词既用来写家国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苏轼当年播下的词体革新的种子，埋藏了一段时间，终于到这时候开花结果了。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还有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在抒写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词这个“武器”。其中最突出的自然就是辛弃疾。他不但与苏轼并称“苏辛”，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可算得上是宋词中成就最高的真正的集大成者。他不但存词数量最多（六百多首），题材风格也最为多样。他不但能用词直接记述重大史实，如写金主完颜亮欲投鞭渡江，至瓜洲受阻，被哗变金兵所杀，恰值辛氏奉表南归，得以亲见的情形：“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也能用香草美人手法写出“肝肠似火，色笑如花”合乎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来，如《摸鱼儿（更能消）》之类，还能作《祝英台近（宝钗分）》、《粉蝶儿（昨日春如）》一类“暱狎温柔”之词。他的农村词更是活泼清新，一派生机。他擅长使事用典，也能信手白描；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文为词”，如《沁园春·将止酒》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人谓此词是《毛颖传》（见《七颂堂词绎》），即是一例。总之，稼轩是大才，能无所不容。这样，词体又一次突破了倚声的局限而得到了解放。
慷慨悲歌和爱国情怀只是南宋时代闪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也普遍得多：习于苟安，追求声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那些人当然不会欣赏革新派词人的作品。也还有些不同程度对现实感到失望的人，他们躲进了艺术王国，在专心制曲填词上寄托自己的生活乐趣，竭力追求词在声律格调上的严谨与完美。这样，周邦彦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效法的对象，而词则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典雅化。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长于音律又艺术感觉敏锐的白石道人姜夔，后来则有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他们被人称之为格律派，也有人说，他们是典雅派、风雅派。他们的艺术风格其实也不尽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故人称“清空”；史达祖风格虽说与之相近，却涉尖巧而多勾勒；吴梦窗则绵密秾丽，才情横溢，被人比作李长吉或李商隐，张炎讥其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苛刻之论，未免皮相。咏物词在这一时期特盛，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寄托亡国之痛。宋亡入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
徐调孚云：“（宋词选本）总在数十种以上。有名的如宋人的《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清人的《词综》、《词选》、《词辨》等，不是有时代的偏见，就是有个人的主观，加以有的选得太宽，有的太严，因为选者和作家的宗派不同，遂失平允。这在初学的人是不易辨别的，所以不适宜读它们。比较起来最平正无疵的，大家都推民初朱祖谋所选的《宋词三百首》。”（《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第九十九页，中华书局版）徐先生的归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他还将这一节标题为：“《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如此推重，也并不为过。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古微，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幼年颖慧，既长，雅擅文学。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二十年（1894）大考二等，迁侍讲。时王鹏运任御史，举办词社，邀之入。值义和团倡扶清灭洋，被清廷召为团练，横行京津间，焚教堂，杀教士，掘铁路，剪电线，凡物之洋式者悉毁之。清廷又召甘军董福祥率部入京与之合，同时下令攻使馆，向各国宣战。祖谋与张亨嘉等议事慈禧太后前，力言义和团不可恃，董福祥不可用，外衅不可开。大忤慈禧意。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遁，祖谋偕修撰刘福姚就王鹏运以居。既而困危城中，发愤呼叫，因赋《庚子秋词》以自遣。历迁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等职，任满乞休归，不复出仕。宣统即位，授顾问大臣，不赴。辛亥革命后，隐居沪上、专心研究词学，勤探孤造，独步一时，即以此终身，卒年七十五。祖谋洁身远名，秉性耿介，所作词精雅峭丽，音律缜密，风格略似姜白石、吴文英，人称一代宗匠。亦能诗，尤精校雠。民国六年（1917）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为《彊村丛书》。“彊村”是祖谋的别号，因其世居归安埭溪渚上彊山麓，遂自号“上彊村民”，又号“沤尹”。除选编《宋词三百首》外，又辑有《湖州词征》二十四卷，《国朝湖州词征》六卷；自著则有词集《彊村语业》三卷、《遗文》一卷。
《宋词三百首》虽说“最平正无疵”，那是与当时其他选本比较下相对而言的，若以当今认识来看，自然不无可议之处。首先，朱氏对词的看法，仍不脱传统观念。此书编次上仍循帝王后妃最前、僧侣妇女最末的旧例即是。他选词的标准，以浑成为归，典雅为上，侧重于格调声律，所以选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特多。我们对入选词数作部分统计：吴文英二十五首，位居榜首，其次是周邦彦二十二首，然后姜夔十七首，晏几道十五首，柳永十三首，辛弃疾十二首，贺铸十一首，晏殊、苏轼各十首。美成、梦窗之作多出苏、辛一倍以上。这除了选者所尚本在周、吴二家外，或者多少也有“力破邦彦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谰言”（吴梅为唐圭璋本所作《笺序》）的用意在。范仲淹之《渔家傲（塞下秋来）》与苏轼之《念奴娇（大江东去）》未被入选，原因大概就是他们以诗为词、非词之本色吧。苏、辛清新可喜的农村词之被忽略，或许还因为非典雅之作。这些都不足为奇，《唐诗三百首》不是也没有选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吗？可仍不失为普及唐诗功劳极大的好选本。时代不同，人的观点也有差别，我们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前贤，求全责备。唐圭璋曾作《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其自序称：“大抵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录，即次要作家如时彦、周紫芝、韩元吉、袁去华、黄孝迈等所制浑成之作，亦广泛采及，不弃遗珠。”实平允之论，非溢美之辞。
彊村所选，虽称三百，实入录二八三首。然而后来有的本子不止此数，如三秦出版社出的《宋词三百首注析》为三○○首整；又据该书介绍尚有岳麓书社出的同名书，竟多至三一○首。岳麓本未见，翻看三秦本，其“前言”称是以陕西省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的；藏本是“经过重新整理”的，“前有吴昌硕的题签”云云。我粗略地加以对照，发现它比原选增加了好些作家，如聂冠卿、黄庭坚、张耒、查荎、蔡幼学、萧泰来等，都是原选本中所没有的。作品除须增加十七首以凑足三○○之数外，又更换了一些词，所以实际上新增了二十余首，像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等豪放词都已补上了。当然，整理者有自己的想法，无非是认为有些词不应漏选，有些词可以不选，所以动了这番手术，以为增删后可更加完美。但这一来，朱孝臧被改变了，教人认不出来了，已面目全非了。我想，与其如此，整理者何不自己另选一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看法强加在朱孝臧头上呢？所以我还是采用了唐先生笺注的未经增删的本子，以存原貌。
原书李重元《忆王孙》一首误作李甲，无名氏《青玉案》一首误作黄公绍，已经唐先生指出，今从其考改正之。遇有文字上需校改处，多在注释中说明。诗词语译而要保持原意不走样，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只有认真对待、细心体察、反复推敲，谨慎落笔。撰写书稿之费事费时，大大出乎我的预计，又不敢存丝毫草率应付之心，因而完稿的时间竟比原约超过一倍以上，这就只好向出版社表示歉意了。
此书撰写过程中，得苗洪和小女蔡宛若的协助，节省我不少时间。其中吴文英词及所附作者小传，基本上都是由苗洪起稿，我再作修改的。我妻李月玲，则替我包揽了一切后勤工作，给我以大力支持。李梦生为减少我的疏失，提高书的质量，认真审读了书稿，做了不少工作，特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此书有谬误失当处，还祈读者批评指正。
暑退凉至，夜风习习，出书斋，立阳台眺望，市喧已静，窗灯俱灭，惟月色微茫、星宇晶明而已，此寓居北京东皇城根南街八十四号时也。
蔡义江
宴 山 亭
徽宗皇帝
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① ，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② 。新样靓妆③ ，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④ 。易得凋零⑤ ，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⑥ ，何曾会人言语⑦ ？天遥地远⑧ ，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⑨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⑩ 、新来不做。
【注释】
①冰绡：轻而薄的绢。 ②燕脂：即胭脂。匀注：均匀涂抹。 ③靓妆：脂粉的妆饰。 ④蕊珠宫：道家的仙宫。 ⑤易得：容易。 ⑥者：同“这”。这一句又有作“者双燕何曾”五字断句的。 ⑦会：领会，懂得。 ⑧天遥地远：一作“蝴蝶梦惊”。《词律》十五：“各刻载徽宗‘裁剪冰绡’一首，于‘蝴蝶梦惊’句作‘天遥地远’，误也。宜作‘天远地遥’乃合。此即同前段之‘新样靓妆’句。”意思是说，这四字字声应是“平仄仄平”。 ⑨知：不知；古代诗词中多有这样的用法。如古诗“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即是。 ⑩和：连。
【语译】
杏花好像是用薄薄的细绢剪裁而成，轻柔地叠了好几重，淡淡地抹着一层均匀的胭脂。她像一位装束时髦的美人，用脂粉打扮起来，光彩四溢，香气融融，连蕊珠宫中的仙女见了，也自惭形秽，羞愧不已。娇好的花儿本容易凋谢，更何况还要经受多少风雨的无情摧残啊！想到这些，我心情愁苦极了。试问像这样的春残花落、庭院凄凉，已经过几回了呢？
我想依仗双飞的燕子，将我诉不尽的离愁别恨捎给远方，可是燕子又哪里能懂得人的语言呢！天远地遥，相隔万水千山，也不知昔日的宫殿今在什么地方。故国的种种怎不令人思念呢？除非梦里，有时还能再回去一趟。可是梦境毕竟是虚幻无据的。近来倒好，索性连那样的梦也不做了。
【赏析】
宋徽宗赵佶与南唐后主李煜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荒淫昏庸导致国破家亡的倒霉皇帝，京城陷落时，都当了敌人的俘虏，最终远离故国，惨死于敌手。同时他们又都是杰出的文艺天才，都能填写绝妙好词来抒发亡国之痛。李煜是唐五代词中成就最高的大家；赵佶虽以书画著称于世，但他这首词也历来被推为绝唱，且与李后主的亡国词情调相仿，我们不难从中听出与“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等等颇相类似的哀音。所以旧时有宋徽宗是李后主的后身的说法。
徽宗赵佶禅位给长子钦宗赵桓才一年，他们父子双双便成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八日，徽、钦二帝被胁迫北行，经两个多月，于五月二十一日到达金国都城燕京。他们离开汴京的时候，正是北方春光明媚的季节，赵佶在途中见到杏花正开，喷火蒸霞似的，不免枨触万端，愁思难禁，于是写下了这首哀情哽咽的词作。词调《宴山亭》，亦写作《燕山亭》。《词律》十五：“此调本名《燕山亭》，恐是‘燕国’之‘燕’。《辞汇》刻作《宴山亭》，非也。”
词是见物兴感的写法，与咏物寄情略有区别：不是整首词自始至终都写杏花，在咏物之中同时有所寄寓；而是只用上阕来描写所见到的杏花，从花开时的美好姿容，想到花落时的凄凉情景，想到春光短暂，好景不常，人生大都如此，触动自己的悲苦情怀。然后用下阕来写故国不堪回首之感，已完全脱开杏花，直接抒写自己抛家离国、被掳北行的哀伤。
上阕先以工细彩笔描绘杏花。以造化用巧手将冰清玉洁的细绢裁剪成花瓣，重叠起来，均匀地晕染上淡淡的胭脂的奇妙想像，来比杏花之形。接着又进一步写花的格调，将她比作打扮别致的绝色美人，说她艳光四溢，清香和融，连天宫仙女也自愧弗如。夸张的赞美，增强了反跌的效果。然后转为名花易零落、红颜多薄命的感叹。表面说的仍是花是景，联想之中已是世事人情，词语双关，文情凄惋。这里的“院落”，已为后面的“故宫”作引，且上阕询问句式的结语，正好与下阕“过片”相接，启后半首抒亡国之痛的内容。
下阕多层次地抒写离恨，一步一转折，层层递进，使内心的悲哀愈转愈深，愈深愈痛。先是见春日双飞燕而产生请它将自己的无尽离恨捎去给远方的愿望。接着就一转说，鸟儿不可能懂得自己想要倾诉的话。随后再翻进一层说，故宫已远隔万水千山，现在连它在哪儿都不知道了。然后又说无奈思量难禁，只是无法前往；去不成而偏说能去，原来是只在“梦里”。但刚说“有时曾去”，又立即生疑，因为梦本虚幻“无据”。最后连这么可怜的“一晌贪欢”的幻情也加以否定：连梦也“新来不做”了。写愁肠千回百折，心灰情伤，已至极点。下阕的构思，颇似受李煜词句“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的启迪。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人间词话》）赵佶之词留存不多，而此首伤心词竟代代传诵，也许就因为它是掺和着作者自己血泪写成的缘故罢。
木 兰 花
钱惟演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① 。昔年多病厌芳尊② ，今日芳尊惟恐浅。
【注释】
①鸾镜：传说罽宾（汉朝西域国名）王获一鸾鸟，三年不鸣。听说鸟见了同类才鸣，就悬一镜让它照。鸾见影，悲鸣冲天，一奋而死。（见《艺文类聚》引范泰《鸾鸟诗序》）后世因称镜子为鸾镜。 ②芳尊：盛着美酒的酒杯。“尊”同“樽”。
【语译】
城上眺望，风光大好，黄莺儿的叫声乱成一片。城下湖面上烟波浩渺，春水不断地拍打着堤岸。这令人伤怀的青青杨柳如绵绵芳草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呢？我眼中充满泪水，愁绪袭来，先就使我肝肠寸断了。
我觉得自己的情怀已渐渐像个老人，没有生气了。还吃惊地发现镜子中昔日红润的容颜，在不知不觉中改换了，已变得如此憔悴苍老了。往年，我体弱多病，讨厌去碰那美酒金杯，如今杯儿在前，却唯恐酒斟得不满。
【赏析】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三十九引《侍儿小名录》说：“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每酒阑歌之则泣下。”这里所说的《玉楼春》词也就是《木兰花》词，这一词调有许多别名。由此可知作者填此词，与他仕途受挫、自伤身世有关。只是从此词所创造的意象看，很难确定它的这种创作背景，倒像是仕女因春伤怀，在悲嗟华年的逝去。这实在与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的题材和表现方法有关。填词与写诗、为文不同，一般不直接抒写重大的严肃的题材或人生感慨，而总是以婉约的风格，表现“花间”、“尊前”的内容；即便作者真有政治性的身世之感需要借词表达，也多半只用寄托的手法，犹“楚辞”中之有“香草美人”。这在唐五代到北宋初的词中尤其如此。明乎此，才不会以为此词所述，只不过是作者的无病呻吟。
此词上阕以写景为主，对景伤怀。春日的明媚景象，在词中被描绘得十分动人。群莺乱啼，春水拍岸，绿杨摇曳，芳草如茵。面对这令人心神陶醉的大好风光，作者却一反常情地提出“几时休”的诘问，其因愈增感触而不愿见美好景物的心情，可与“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诗）、“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虞美人》词）相比。这样，词情急转为哀痛，说出“泪眼愁肠”句来，就顺理成章了。同时，有第四句也自然地过渡到下阕。
下阕全用抒情。一句说情怀改变，一句说容颜改变。情怀变为衰暮消极，是能自我体会到的，故用“渐觉”；容颜变得憔悴枯槁，是偶尔留意镜中自我形象才突然发现的，所以用一“惊”字。“鸾镜”一词用在这里，或者也有寄寓离愁别恨的用意在。末两句以今昔对待酒的截然相反态度，来写出自己的烦恼和颓伤已到了只能借酒浇愁的地步。对于这末两句，评词者多有不同的褒贬。赞之者说：“妙处俱在末结语传神。”（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芳樽恐浅，正断肠处，情尤真笃。”（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有保留者说：“不如宋子京‘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更委婉。”（杨慎《词品》）杨升庵的话，虽则似乎苛严了一点，但他提出“委婉”二字来，结合我们上述词在发展中形成的婉约特点来看，也不是没有见地的。的确，钱惟演的这首词结语虽然写得不错，但似乎嫌稍稍直露了些，不够委婉，它更近乎诗而非词的语言。
苏 幕 遮
苏轼的实践证明：词是可以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当时社会上对合乐的歌词的需要并没有减低，仅仅把词当作一种新诗体来创作的人难免会被人讥为不能歌、不懂协律，即便他才名高如苏轼。这样，到北宋末期，词风就又回到讲求音律的路子上去了。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大晟府”，相当于汉代的乐府机关，延请了一批精通音律的人来整理乐曲，制作歌词。“好音乐，能自度曲”的周邦彦和“元祐诗赋科老手”万俟咏就成了大晟府的主持者，他们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凡所制作，都成为典型而被人所效仿。周邦彦也确是一位天才。他既精音律，又善辞章，能写出保持传统风格、投合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侩妓女各阶层人的口味的音律优美的词曲来。所以旧时被推崇为宋词的集大成作家，也被人称之为“格律派”。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天才的女词人。她的词清新婉约，但不绮靡浮弱，有一部分已是南渡后感叹身世不幸之作，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与周邦彦等人的词风并不一样，但也极讲究声律。在创作上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与诗相混；又自视极高，对诸多前辈词家包括苏轼在内，都有过尖锐的批评。
宋室南渡后，由于国土大半沦丧，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人愤慨痛心。他们要表达内心的不平，除著文赋诗外，也就利用起这已十分流行的词体来了。词既用来写家国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苏轼当年播下的词体革新的种子，埋藏了一段时间，终于到这时候开花结果了。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还有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在抒写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词这个“武器”。其中最突出的自然就是辛弃疾。他不但与苏轼并称“苏辛”，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可算得上是宋词中成就最高的真正的集大成者。他不但存词数量最多（六百多首），题材风格也最为多样。他不但能用词直接记述重大史实，如写金主完颜亮欲投鞭渡江，至瓜洲受阻，被哗变金兵所杀，恰值辛氏奉表南归，得以亲见的情形：“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也能用香草美人手法写出“肝肠似火，色笑如花”合乎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来，如《摸鱼儿（更能消）》之类，还能作《祝英台近（宝钗分）》、《粉蝶儿（昨日春如）》一类“暱狎温柔”之词。他的农村词更是活泼清新，一派生机。他擅长使事用典，也能信手白描；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文为词”，如《沁园春·将止酒》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人谓此词是《毛颖传》（见《七颂堂词绎》），即是一例。总之，稼轩是大才，能无所不容。这样，词体又一次突破了倚声的局限而得到了解放。
慷慨悲歌和爱国情怀只是南宋时代闪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也普遍得多：习于苟安，追求声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那些人当然不会欣赏革新派词人的作品。也还有些不同程度对现实感到失望的人，他们躲进了艺术王国，在专心制曲填词上寄托自己的生活乐趣，竭力追求词在声律格调上的严谨与完美。这样，周邦彦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效法的对象，而词则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典雅化。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长于音律又艺术感觉敏锐的白石道人姜夔，后来则有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他们被人称之为格律派，也有人说，他们是典雅派、风雅派。他们的艺术风格其实也不尽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故人称“清空”；史达祖风格虽说与之相近，却涉尖巧而多勾勒；吴梦窗则绵密秾丽，才情横溢，被人比作李长吉或李商隐，张炎讥其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苛刻之论，未免皮相。咏物词在这一时期特盛，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寄托亡国之痛。宋亡入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
徐调孚云：“（宋词选本）总在数十种以上。有名的如宋人的《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清人的《词综》、《词选》、《词辨》等，不是有时代的偏见，就是有个人的主观，加以有的选得太宽，有的太严，因为选者和作家的宗派不同，遂失平允。这在初学的人是不易辨别的，所以不适宜读它们。比较起来最平正无疵的，大家都推民初朱祖谋所选的《宋词三百首》。”（《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第九十九页，中华书局版）徐先生的归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他还将这一节标题为：“《宋词三百首》——一部最精粹的词选”，如此推重，也并不为过。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古微，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幼年颖慧，既长，雅擅文学。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二十年（1894）大考二等，迁侍讲。时王鹏运任御史，举办词社，邀之入。值义和团倡扶清灭洋，被清廷召为团练，横行京津间，焚教堂，杀教士，掘铁路，剪电线，凡物之洋式者悉毁之。清廷又召甘军董福祥率部入京与之合，同时下令攻使馆，向各国宣战。祖谋与张亨嘉等议事慈禧太后前，力言义和团不可恃，董福祥不可用，外衅不可开。大忤慈禧意。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遁，祖谋偕修撰刘福姚就王鹏运以居。既而困危城中，发愤呼叫，因赋《庚子秋词》以自遣。历迁礼部侍郎、广东学政等职，任满乞休归，不复出仕。宣统即位，授顾问大臣，不赴。辛亥革命后，隐居沪上、专心研究词学，勤探孤造，独步一时，即以此终身，卒年七十五。祖谋洁身远名，秉性耿介，所作词精雅峭丽，音律缜密，风格略似姜白石、吴文英，人称一代宗匠。亦能诗，尤精校雠。民国六年（1917）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为《彊村丛书》。“彊村”是祖谋的别号，因其世居归安埭溪渚上彊山麓，遂自号“上彊村民”，又号“沤尹”。除选编《宋词三百首》外，又辑有《湖州词征》二十四卷，《国朝湖州词征》六卷；自著则有词集《彊村语业》三卷、《遗文》一卷。
《宋词三百首》虽说“最平正无疵”，那是与当时其他选本比较下相对而言的，若以当今认识来看，自然不无可议之处。首先，朱氏对词的看法，仍不脱传统观念。此书编次上仍循帝王后妃最前、僧侣妇女最末的旧例即是。他选词的标准，以浑成为归，典雅为上，侧重于格调声律，所以选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特多。我们对入选词数作部分统计：吴文英二十五首，位居榜首，其次是周邦彦二十二首，然后姜夔十七首，晏几道十五首，柳永十三首，辛弃疾十二首，贺铸十一首，晏殊、苏轼各十首。美成、梦窗之作多出苏、辛一倍以上。这除了选者所尚本在周、吴二家外，或者多少也有“力破邦彦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谰言”（吴梅为唐圭璋本所作《笺序》）的用意在。范仲淹之《渔家傲（塞下秋来）》与苏轼之《念奴娇（大江东去）》未被入选，原因大概就是他们以诗为词、非词之本色吧。苏、辛清新可喜的农村词之被忽略，或许还因为非典雅之作。这些都不足为奇，《唐诗三百首》不是也没有选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吗？可仍不失为普及唐诗功劳极大的好选本。时代不同，人的观点也有差别，我们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前贤，求全责备。唐圭璋曾作《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其自序称：“大抵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录，即次要作家如时彦、周紫芝、韩元吉、袁去华、黄孝迈等所制浑成之作，亦广泛采及，不弃遗珠。”实平允之论，非溢美之辞。
彊村所选，虽称三百，实入录二八三首。然而后来有的本子不止此数，如三秦出版社出的《宋词三百首注析》为三○○首整；又据该书介绍尚有岳麓书社出的同名书，竟多至三一○首。岳麓本未见，翻看三秦本，其“前言”称是以陕西省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的；藏本是“经过重新整理”的，“前有吴昌硕的题签”云云。我粗略地加以对照，发现它比原选增加了好些作家，如聂冠卿、黄庭坚、张耒、查荎、蔡幼学、萧泰来等，都是原选本中所没有的。作品除须增加十七首以凑足三○○之数外，又更换了一些词，所以实际上新增了二十余首，像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等豪放词都已补上了。当然，整理者有自己的想法，无非是认为有些词不应漏选，有些词可以不选，所以动了这番手术，以为增删后可更加完美。但这一来，朱孝臧被改变了，教人认不出来了，已面目全非了。我想，与其如此，整理者何不自己另选一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看法强加在朱孝臧头上呢？所以我还是采用了唐先生笺注的未经增删的本子，以存原貌。
原书李重元《忆王孙》一首误作李甲，无名氏《青玉案》一首误作黄公绍，已经唐先生指出，今从其考改正之。遇有文字上需校改处，多在注释中说明。诗词语译而要保持原意不走样，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只有认真对待、细心体察、反复推敲，谨慎落笔。撰写书稿之费事费时，大大出乎我的预计，又不敢存丝毫草率应付之心，因而完稿的时间竟比原约超过一倍以上，这就只好向出版社表示歉意了。
此书撰写过程中，得苗洪和小女蔡宛若的协助，节省我不少时间。其中吴文英词及所附作者小传，基本上都是由苗洪起稿，我再作修改的。我妻李月玲，则替我包揽了一切后勤工作，给我以大力支持。李梦生为减少我的疏失，提高书的质量，认真审读了书稿，做了不少工作，特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此书有谬误失当处，还祈读者批评指正。
暑退凉至，夜风习习，出书斋，立阳台眺望，市喧已静，窗灯俱灭，惟月色微茫、星宇晶明而已，此寓居北京东皇城根南街八十四号时也。
蔡义江
宴 山 亭
徽宗皇帝
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① ，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② 。新样靓妆③ ，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④ 。易得凋零⑤ ，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⑥ ，何曾会人言语⑦ ？天遥地远⑧ ，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⑨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⑩ 、新来不做。
【注释】
①冰绡：轻而薄的绢。 ②燕脂：即胭脂。匀注：均匀涂抹。 ③靓妆：脂粉的妆饰。 ④蕊珠宫：道家的仙宫。 ⑤易得：容易。 ⑥者：同“这”。这一句又有作“者双燕何曾”五字断句的。 ⑦会：领会，懂得。 ⑧天遥地远：一作“蝴蝶梦惊”。《词律》十五：“各刻载徽宗‘裁剪冰绡’一首，于‘蝴蝶梦惊’句作‘天遥地远’，误也。宜作‘天远地遥’乃合。此即同前段之‘新样靓妆’句。”意思是说，这四字字声应是“平仄仄平”。 ⑨知：不知；古代诗词中多有这样的用法。如古诗“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即是。 ⑩和：连。
【语译】
杏花好像是用薄薄的细绢剪裁而成，轻柔地叠了好几重，淡淡地抹着一层均匀的胭脂。她像一位装束时髦的美人，用脂粉打扮起来，光彩四溢，香气融融，连蕊珠宫中的仙女见了，也自惭形秽，羞愧不已。娇好的花儿本容易凋谢，更何况还要经受多少风雨的无情摧残啊！想到这些，我心情愁苦极了。试问像这样的春残花落、庭院凄凉，已经过几回了呢？
我想依仗双飞的燕子，将我诉不尽的离愁别恨捎给远方，可是燕子又哪里能懂得人的语言呢！天远地遥，相隔万水千山，也不知昔日的宫殿今在什么地方。故国的种种怎不令人思念呢？除非梦里，有时还能再回去一趟。可是梦境毕竟是虚幻无据的。近来倒好，索性连那样的梦也不做了。
【赏析】
宋徽宗赵佶与南唐后主李煜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荒淫昏庸导致国破家亡的倒霉皇帝，京城陷落时，都当了敌人的俘虏，最终远离故国，惨死于敌手。同时他们又都是杰出的文艺天才，都能填写绝妙好词来抒发亡国之痛。李煜是唐五代词中成就最高的大家；赵佶虽以书画著称于世，但他这首词也历来被推为绝唱，且与李后主的亡国词情调相仿，我们不难从中听出与“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等等颇相类似的哀音。所以旧时有宋徽宗是李后主的后身的说法。
徽宗赵佶禅位给长子钦宗赵桓才一年，他们父子双双便成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八日，徽、钦二帝被胁迫北行，经两个多月，于五月二十一日到达金国都城燕京。他们离开汴京的时候，正是北方春光明媚的季节，赵佶在途中见到杏花正开，喷火蒸霞似的，不免枨触万端，愁思难禁，于是写下了这首哀情哽咽的词作。词调《宴山亭》，亦写作《燕山亭》。《词律》十五：“此调本名《燕山亭》，恐是‘燕国’之‘燕’。《辞汇》刻作《宴山亭》，非也。”
词是见物兴感的写法，与咏物寄情略有区别：不是整首词自始至终都写杏花，在咏物之中同时有所寄寓；而是只用上阕来描写所见到的杏花，从花开时的美好姿容，想到花落时的凄凉情景，想到春光短暂，好景不常，人生大都如此，触动自己的悲苦情怀。然后用下阕来写故国不堪回首之感，已完全脱开杏花，直接抒写自己抛家离国、被掳北行的哀伤。
上阕先以工细彩笔描绘杏花。以造化用巧手将冰清玉洁的细绢裁剪成花瓣，重叠起来，均匀地晕染上淡淡的胭脂的奇妙想像，来比杏花之形。接着又进一步写花的格调，将她比作打扮别致的绝色美人，说她艳光四溢，清香和融，连天宫仙女也自愧弗如。夸张的赞美，增强了反跌的效果。然后转为名花易零落、红颜多薄命的感叹。表面说的仍是花是景，联想之中已是世事人情，词语双关，文情凄惋。这里的“院落”，已为后面的“故宫”作引，且上阕询问句式的结语，正好与下阕“过片”相接，启后半首抒亡国之痛的内容。
下阕多层次地抒写离恨，一步一转折，层层递进，使内心的悲哀愈转愈深，愈深愈痛。先是见春日双飞燕而产生请它将自己的无尽离恨捎去给远方的愿望。接着就一转说，鸟儿不可能懂得自己想要倾诉的话。随后再翻进一层说，故宫已远隔万水千山，现在连它在哪儿都不知道了。然后又说无奈思量难禁，只是无法前往；去不成而偏说能去，原来是只在“梦里”。但刚说“有时曾去”，又立即生疑，因为梦本虚幻“无据”。最后连这么可怜的“一晌贪欢”的幻情也加以否定：连梦也“新来不做”了。写愁肠千回百折，心灰情伤，已至极点。下阕的构思，颇似受李煜词句“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的启迪。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人间词话》）赵佶之词留存不多，而此首伤心词竟代代传诵，也许就因为它是掺和着作者自己血泪写成的缘故罢。
木 兰 花
钱惟演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① 。昔年多病厌芳尊② ，今日芳尊惟恐浅。
【注释】
①鸾镜：传说罽宾（汉朝西域国名）王获一鸾鸟，三年不鸣。听说鸟见了同类才鸣，就悬一镜让它照。鸾见影，悲鸣冲天，一奋而死。（见《艺文类聚》引范泰《鸾鸟诗序》）后世因称镜子为鸾镜。 ②芳尊：盛着美酒的酒杯。“尊”同“樽”。
【语译】
城上眺望，风光大好，黄莺儿的叫声乱成一片。城下湖面上烟波浩渺，春水不断地拍打着堤岸。这令人伤怀的青青杨柳如绵绵芳草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呢？我眼中充满泪水，愁绪袭来，先就使我肝肠寸断了。
我觉得自己的情怀已渐渐像个老人，没有生气了。还吃惊地发现镜子中昔日红润的容颜，在不知不觉中改换了，已变得如此憔悴苍老了。往年，我体弱多病，讨厌去碰那美酒金杯，如今杯儿在前，却唯恐酒斟得不满。
【赏析】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三十九引《侍儿小名录》说：“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每酒阑歌之则泣下。”这里所说的《玉楼春》词也就是《木兰花》词，这一词调有许多别名。由此可知作者填此词，与他仕途受挫、自伤身世有关。只是从此词所创造的意象看，很难确定它的这种创作背景，倒像是仕女因春伤怀，在悲嗟华年的逝去。这实在与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的题材和表现方法有关。填词与写诗、为文不同，一般不直接抒写重大的严肃的题材或人生感慨，而总是以婉约的风格，表现“花间”、“尊前”的内容；即便作者真有政治性的身世之感需要借词表达，也多半只用寄托的手法，犹“楚辞”中之有“香草美人”。这在唐五代到北宋初的词中尤其如此。明乎此，才不会以为此词所述，只不过是作者的无病呻吟。
此词上阕以写景为主，对景伤怀。春日的明媚景象，在词中被描绘得十分动人。群莺乱啼，春水拍岸，绿杨摇曳，芳草如茵。面对这令人心神陶醉的大好风光，作者却一反常情地提出“几时休”的诘问，其因愈增感触而不愿见美好景物的心情，可与“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诗）、“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虞美人》词）相比。这样，词情急转为哀痛，说出“泪眼愁肠”句来，就顺理成章了。同时，有第四句也自然地过渡到下阕。
下阕全用抒情。一句说情怀改变，一句说容颜改变。情怀变为衰暮消极，是能自我体会到的，故用“渐觉”；容颜变得憔悴枯槁，是偶尔留意镜中自我形象才突然发现的，所以用一“惊”字。“鸾镜”一词用在这里，或者也有寄寓离愁别恨的用意在。末两句以今昔对待酒的截然相反态度，来写出自己的烦恼和颓伤已到了只能借酒浇愁的地步。对于这末两句，评词者多有不同的褒贬。赞之者说：“妙处俱在末结语传神。”（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芳樽恐浅，正断肠处，情尤真笃。”（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有保留者说：“不如宋子京‘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更委婉。”（杨慎《词品》）杨升庵的话，虽则似乎苛严了一点，但他提出“委婉”二字来，结合我们上述词在发展中形成的婉约特点来看，也不是没有见地的。的确，钱惟演的这首词结语虽然写得不错，但似乎嫌稍稍直露了些，不够委婉，它更近乎诗而非词的语言。
苏 幕 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