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233节

　　“把工作组的核查结论形成一份正式的、可以作为决策依据的书面报告。”

　　“把叫停发布会的方案和善后预案做得滴水不漏，以及，把这件事的信息和应对方案，通过适当渠道，向中央做一个报告。”

　　说到最后一条时，赵贤之的语速放慢。

　　“向中央报告？”李乾坤表情没有变化，但目光在赵贤之的脸上多停留了一秒。

　　“对。”赵贤之点头，“这是我跟您碰的核心问题。”

　　“元亨集团不是一家南岳的地方企业，它的业务和债务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

　　“我们在南岳这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叫停发布会这件事本身，如果处理得好，可以控制在南岳省内，不产生太大的外部效应。”

　　“但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消息走漏，市场解读为元亨集团即将崩盘，那么其他省份的银行和投资机构一定会恐慌性收缩。”

　　“到那个时候，问题就不是南岳一个省的事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在正式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由省委向中央做一个情况报告，把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采取的措施、以及面临的风险和困难，如实地向上反映。”

　　“一方面，这是向中央尽到了信息报告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是争取中央层面的协调和支持，避免我们单打独斗，处置过程中出现跨省的真空地带。”

　　李乾坤听完赵贤之这番话，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他没有立刻表态。

　　赵贤之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向中央报告，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支持，更重要的是……上了保险。

　　在体制内处置重大风险事件，最怕的不是问题本身有多大，而是处置过程中出了偏差，事后被追责时，上面说一句“你当时为什么不报告”。

　　这句话的杀伤力，比任何风险事件本身都大。

　　提前报告，等于把决策的风险和责任，从省级层面向上做了一次分摊。

　　中央知道了，中央同意了，中央支持了，那么后续不管结果如何，省里的决策就有了最坚实的靠山。

　　但反过来，向中央报告也有另一层考量。

　　一旦报告上去，南岳省在这件事上的自主决策空间就会缩小。

　　中央可能会派人来，可能会另有部署，可能会调整处置的节奏和方向。

　　到那个时候，主动权还在不在南岳省手里，就不好说了。

　　李乾坤放下茶杯：

　　“贤之同志的考虑很周全。向中央报告，这一步是必须走的。”

　　“但我认为，报告的时机和内容，需要把握好。”

　　赵贤之微微点头，等他继续说。

　　“报告太早，我们手里的信息还不够完整，给中央一个半生不熟的结论，反而会增加决策难度，报告太晚，万一市场上提前出了风波，就被动了。”

　　“我的想法是，再给工作组两天时间，把核心的账务数据和资金流向查清楚，形成一份能够站得住脚的书面结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份完整的省委情况报告，一并向中央呈送。”

　　“报告内容，不仅要写问题，更要写我们的处置方案和风险预判，让中央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麻烦，还有解决麻烦的思路和能力。”

　　赵贤之听完，缓缓点头：

　　“时机把握上，我同意乾坤书记的判断，两天之内出结论，然后一并报上去。”

　　“但有一个前提，发布会的时间窗口只剩四天，两天之后出结论，再写报告、走流程，至少还要一天，那就只剩一天的缓冲期了。”

　　“也就是说，如果在发布会前一天，中央的反馈还没有下来，我们是等，还是不等？”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

　　李乾坤沉默了几秒：

　　“不等。”

　　他语气很平静，但态度很清楚：

　　“如果到了最后时刻，中央的反馈还没有下来，我们照常按既定方案执行。”

　　“理由很简单，时间不等人。”

　　“发布会一旦举行，就等于南岳省在知情的情况下，默许了一场可能误导市场的大型商业路演，这个责任，我们担不起，中央也不会让我们担。”

　　“所以，向中央报告是必须的，但不以中央的回复为行动的前提条件。”

　　“我们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决策、自己的责任，不能因为等一个批复就搁置。”

　　赵贤之微微抬了抬眉毛。

　　他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习惯了层层请示、逐级审批的决策模式。

　　李乾坤的这种风格，果断，担当，但也意味着承担了更大的个人政治风险。

　　不过赵贤之很快就理解了李乾坤的逻辑。

　　南岳省的一把手，敢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决断，这本身就是中央看重的品质。

　　如果事事都等中央拍板，那要他干什么？

　　“好。”赵贤之说了一个字，表示他接受了这个方案：

　　“那今天下午，我们是不是需要再开一次会，把相关的人都叫上，把方案定下来？”

　　李乾坤看了一眼桌上的日程表：

　　“今天下午两点我有一个中心组学习，推不掉。”

　　“这样，你先跟志远同志碰一下，把工作组那边的进度再催一催，两天内必须出结论。”

　　“晚上七点，我们在这里碰头，范围还是上次那几个人，加上你。”

　　“好。”赵贤之站起身来，将文件袋重新放回公文包。

　　“乾坤书记，还有一件事。”赵贤之停了一下，“许成功那边，目前是什么态度？”

　　“志远同志没跟你说吗？”

　　“他说了一些，但我想听听您的判断。”

　　李乾坤想了想：

　　“许成功是个聪明人，工作组入驻三天了，他表面上全力配合，但实际上一直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和真实意图。”

　　“据志远同志反馈，许成功这几天频繁地打电话、见客人，应该是在做两件事。”

　　“一是安抚他的那些投资人和合作伙伴，告诉他们一切正常，二是在找门路，看能不能通过什么渠道，把这件事压下来。”

　　赵贤之皱了皱眉：

　　“如果他在找门路，那我们的保密工作就要更加注意。”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李乾坤语气平淡，“工作组的所有成员，手机统一保管，通讯录定期检查，与外界的联络一律通过工作组的统一渠道。”

　　“许成功找谁的门路都没用，因为这件事的知情范围，到目前为止，就我们七个人。”

　　赵贤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拿起公文包，离开了省委书记办公室。

　　他回到省政府后，立刻把周志远叫了过来。

　　两人在省长办公室里碰了半个小时的头。

　　赵贤之转达了李乾坤关于工作组核查进度的要求，两天之内必须出正式结论。

　　同时，他还交代了另一件事：

　　“志远同志，你让工作组在核查的同时，同步做好一件事。”

　　“什么事？”

　　“风险评估。”

　　赵贤之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纸，上面写了几个问题：

　　“元亨集团目前在南岳省内的在建项目清单、每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已售出的期房涉及多少购房者、上下游供应链企业有多少家、集团在省内的员工总数和社保缴纳情况。”

　　“这些数据，工作组要在两天之内一并摸清。”

　　“不管最终怎么处置元亨集团的问题，有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已售出的住宅必须交付，在建的民生配套项目不能烂尾，工人工资不能拖欠，社会面不能出现群体性事件。”

　　“这条底线，是所有决策的前提。”

　　周志远将赵贤之列出的几个问题记在了本子上：

　　“赵省长放心，我今天下午就把要求传达给工作组，让他们加派人手，核查和风险摸底同步推进。”

　　“好，去忙吧。”

　　周志远离开后，赵贤之拿起电话，拨通了省住建厅厅长的电话：

　　“万海同志，你手里有没有元亨集团在省内的房地产项目数据？包括项目数量、总建筑面积、已售面积、已交付面积、待交付面积？”

　　“赵省长，大致数据我有，但精确到每个项目的明细可能需要一两天时间从各地市汇总。”

　　“一天之内给我。”

　　“……好的赵省长，我马上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