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234节

　　挂了住建厅的电话，赵贤之又拨通了省人社厅厅长的电话：

　　“朱源同志，元亨集团在南岳省内的用工情况，包括直接雇佣和劳务派遣的总人数、社保缴纳情况、有没有历史欠薪记录，你能不能在明天之内给我一个初步数据？”

　　“赵省长，我尽量。”

　　“不是尽量，是必须。”

　　赵贤之挂断电话后，将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画了一个框架图。

　　框架图最顶端写着“元亨风险处置”四个字。

　　下面分出了三条线。

　　第一条线，金融风险线，对应银监系统的调查和银行信贷收缩的防控。

　　第二条线，企业经营线，对应元亨集团的真实经营状况和资产处置。

　　第三条线，社会稳定线，对应购房者、员工、供应链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保障。

　　三条线的交叉点，就是决策的核心难点。

　　如何在依法查处违规问题的同时，防止风险失控外溢，保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赵贤之盯着这个框架图看了一会儿，然后在三条线的旁边，又加了第四条线。

　　跨省协调线，对应元亨集团在其他省份的业务、债务和风险传导。

　　这一条线的尽头，他写了两个字——中央。

　　……

　　当天晚上七点。

　　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被沈云从外面轻轻带上。

　　办公室里，坐了六个人。

　　省委书记李乾坤、省长赵贤之、省委专职副书记黄伟松、常务副省长周志远、省银监局局长刘定远、省政府金融办主任何宏。

　　比上一次的会议多了一个赵贤之，少了一个省委秘书长方谨怀。

　　方谨怀没有出现，是因为李乾坤今天下午专门交代沈云，让方谨怀留在省委办公厅值班，负责处理当天的其他日常公务，不必参加晚上的碰头会。

　　这不是有意冷落方谨怀。

　　省委秘书长的核心职能是统筹协调省委日常运转，属于“管家”角色。

　　在涉及具体政策领域的专题研究时，如果议题与秘书长的职责范围关联不大，不通知参加是正常的。

　　而且，李乾坤此前强调过保密纪律，知情范围越小，泄密风险越低。

　　六个人落座后，没有人寒暄。

　　李乾坤看了一眼表，七点零三分：

　　“开始，定远同志先说，银监系统那条线，最新进展是什么。”

　　刘定远打开随身带来的文件夹：

　　“乾坤书记、赵省长、各位领导。”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我们从银监会机关得到的信息如下。”

　　“银监会银行检查局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内涉及元亨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信贷数据的初步筛查。”

　　“筛查结果显示，元亨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的十九家商业银行中均有信贷往来，涉及的分行遍布十五个省份。”

　　“全国范围内的表内银行贷款余额合计约四千六百亿元。”

　　这个数字一出来，办公室里安静了两秒。

　　四千六百亿。

　　之前南岳一省的数据是一千六百亿，已经让人触目惊心。

　　全国的盘子是四千六百亿。

　　而这还只是表内的银行贷款，不含表外融资。

　　刘定远继续说道：

　　“银监会已经在上周五，启动了对全国涉及元亨集团信贷业务较为集中的六家国有大行和三家股份制银行的同步核查。”

　　“核查重点与南岳这边的华信银行案相同，授信流程是否合规、关联方是否隐匿、资金流向是否真实。”

　　“目前，银监会尚未对南岳省的下一步行动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或协调要求。”

　　“但银监会已经准备在近日向国政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报送一份关于元亨集团金融风险的专题报告。”

　　刘定远说完这些，合上了文件夹。

　　李乾坤问了一个问题：

　　“银监会向金稳委报送报告这件事，有没有确切的时间？”

　　“据我了解，报告草稿已经在起草中，预计两到三天内完成，具体的报送时间取决于银监会赵主席的审定进度。”

　　李乾坤微微皱眉。

　　两到三天。

　　银监会报告和南岳省委的报告，几乎是同一个时间窗口。

　　如果银监会的报告先一步送到金稳委，而南岳省委的报告还没有到中央，那么中央对这件事的第一手信息就来自银监系统，而不是地方。

　　这种信息时序上的落后，会让南岳省在后续处置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定远同志，谢谢。”李乾坤转头看向周志远，“工作组那边的情况。”

　　周志远将一份纸质简报递到茶几中央，每个人面前各一份：

　　“工作组入驻三天的核查发现，各位领导手里都有。”

　　“核心问题是三个，财务报表双轨制、生产线进度虚报、资金池混同操作。”

　　“我还交代工作组做了一件事，同步摸底元亨集团在省内的社会面影响，初步数据已经回来了一部分。”

　　周志远翻开简报的第三页：

　　“元亨集团在南岳省内的在建房地产项目共十一个，分布在粤州、港城、鹏州、佛城、惠城五个城市。”

　　“总建筑面积约两千八百万平方米，其中已售未交付面积约八百六十万平方米，涉及购房户约七万三千户。”

　　“在建项目的施工队和劳务人员约四万两千人，加上元亨集团自身雇佣的员工约六万人，合计在省内直接涉及的劳动者超过十万人。”

　　“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包括建材供应商、工程分包商、设备租赁商、物业服务商等，初步统计约两千六百家。”

　　数字铺开，沉甸甸的。

　　七万三千户购房者。

　　十万以上的劳动者。

　　两千六百家供应链企业。

　　这不是抽象的金融风险数据，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家庭，实实在在的饭碗。

　　赵贤之接过话头：

　　“这些数据说明一个问题，元亨集团在南岳的体量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

　　“不是说它不能倒，而是它倒下去的方式如果不可控，代价会大到无法承受。”

　　“所以我们的处置思路，必须在查清问题、依法处置和防范风险外溢、维护社会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李乾坤没有接话，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直没有开口的黄伟松：

　　“伟松同志，你怎么看？”

　　黄伟松在沙发上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

　　他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已经把所有材料看了两遍，也跟赵贤之在下午通过电话交换了意见。

　　“我同意贤之同志的判断，但我想补充一个角度。”

　　黄伟松语速不快，但条理很清楚：

　　“目前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近期问题，是元亨汽车的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四天后就要举行，必须在四天之内做出最终决定，到底是叫停，还是放行。”

　　“远期问题，是元亨集团的整体风险处置。”

　　“这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性工程，可能要持续数月甚至一两年。”

　　“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处理逻辑也不同，不能混在一起谈。”

　　“先说近期的发布会问题。”

　　“我的判断是，基于工作组目前掌握的证据，特别是生产线进度虚报和财务报表双轨制这两条，这场发布会如果如期举行，它的性质就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商业推广活动，而是一场对投资者和公众的系统性误导。”

　　“省委省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允许它发生，就是失职。”

　　“所以，叫停是必须的。”

　　“问题只在于怎么叫停，以及叫停之后如何控制市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