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合成系文豪 第688节
“江弦放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叙述方式，可见他摒弃了传统生活的价值观念，选择了对世界的批评而不是批判。
这既指他对世界阴暗面的不满其表达不成体系，亦指他对社会的鄙夷不带有大字报般的火气。
他就是写一个小人物的辛酸和喜悦。
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有着小机智小聪明的年轻人，有血气，有幽默。
有人评价道：‘作者用的是一种粗轮廓勾画人物面貌，细轮廓勾画人的内心的手法。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的写意画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浓烈。’
诚哉斯言。
于是乎，《无主题变奏》便给了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假大空高大全拼命装腔作势也给不了的感觉，江弦没有用说教而是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给予了我们一种切身的体会，主人公对诗人‘现在时’的调侃、对作协老头子们的嘲讽和与老Q无疾而终的爱情，以及对自己最冷酷最幽默的自嘲，像贝多芬交响曲戛然而止的音符颤抖在字里行间。”
除了雷达，文艺界地位举足轻重的阎纲也撰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
“现代社会过着的是一个散文的生活，而非史诗的生活，这是一个平庸之世。
然而平庸不代表庸俗，尽管在平庸之世会有种种庸俗的行为出现。
一个人过着平庸平淡不被激情搅扰的生活，并没有需要恐惧的地方，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益，人的平庸化其实是在慎思之后，收敛自己拳脚，放弃不切实际的激情，安安静静一个人自顾自美丽的生活。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我们没有经过理性来思考我们过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就盲目追随其他人的生活，这就是庸俗”
在高度评价过这篇小说以后，阎纲又提到了《围城》这篇小说。
他觉得《无主题变奏》之中嬉笑怒骂的“我”愤世嫉俗，笑骂种种市侩，附庸风雅的行为，非常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
只是方鸿渐最终也将自己给绕进围城当中，而“我”似乎还看不出迹象。
《围城》最初在40年代开始连载，当时在上海、香港曾经有人发表评论，不过解放以后，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围城》这样风格的作品，几乎没人问津。
所以别看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小说在后世声名斐然。
其实在现在，钱钟书和《围城》在大陆仍旧是默默无声。
但近些年，这部小说忽然在世界产生了影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香港那边儿不断盗印。
国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把《围城》看作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品，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阎纲提到《围城》，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
这部小说真正再次翻红，还要等到电视剧《围城》的播出。
而在提到《围城》之后，阎纲又提到了一个困扰了中国作家一个世纪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
第500章 江弦的“青年三部曲”
1923年，鲁迅在京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稿
——《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演讲稿里的娜拉，源头来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里，女主角娜拉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绅士又爱她的丈夫和一群可爱的孩子。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娜拉可能会一直活在这种表象祥和的生活里。
但是故事总要把真相揭开给人来看。
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女性并没有作为贷款签字人的权利。
然而女主人公娜拉为给自己的丈夫海尔茂治病，于是瞒着丈夫，伪造了一份父亲的签名向柯洛克斯泰贷款，这就犯下了伪造字据罪。
在丈夫度过生命危险之后，她又扛下了借贷的后果，做着繁重的抄写工作还债。
之后，娜拉的丈夫痊愈后升职做了经理，娜拉请丈夫为她的朋友林丹太太找一份工作，娜拉的丈夫因为忌惮下属柯洛克斯泰已久，便开除了柯洛克斯泰，顺势让林丹太太顶替了柯洛克斯泰的工作。
柯洛克斯泰气不过，直接掏出了当年娜拉伪造借债的字据作为要挟。
故事的冲突由此展开。
在娜拉伪造签字一事暴露之前，丈夫海尔茂是一位绅士、疼爱妻子的好丈夫，他对妻子满是甜言蜜语，甚至说出：“娜拉，你不知道，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
讽刺的是，事发之后海尔茂立刻变了嘴脸。
他在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
相比于娜拉对爱情的忠贞守护，海尔茂做出的只有辱骂对方和想办法甩脱责任。
他并没有去想，娜拉这么做是为了自己才以身犯险，这样的丈夫担不起娜拉的爱。
娜拉非常失望，她的丈夫原来并不是她以为的高尚且有担当的人，他因为忌惮下属的能力而借机开除下属，又因为一己私欲打发走垂危的医生好友，如今面对危险连夫妻的情分都不顾，说到底这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娜拉这样真诚勇敢的女性，是不能容忍曾经崇拜的丈夫原来是个虚伪市井的小人的，自此，丈夫海尔茂的伟岸形象在娜拉心中轰然倒塌。
即便当危机解除后，海尔茂又立刻恢复了对娜拉的甜言蜜语。
但娜拉不能欺骗自己装作什么也没看清，也不再把丈夫当做心灵的支柱。
她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最终断然出走。
《玩偶之家》在这里落幕。
门一摔，剧终了。
而娜拉出走以后会怎么样呢？
易卜生没有留下答案，他甚至轻描淡写：“我写那篇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在鲁迅看来，易卜生这种作诗的人，他写东西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代为解答，而是像是黄莺那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鲁迅先生分析说，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由先生这次演讲开始，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们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
而阎纲不愧为文学大师，看文章一针见血，从江弦的这篇《无主题变奏》之中，不仅看到了《围城》的方鸿渐，还敏锐的捕捉到江弦在“娜拉”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江弦的思考是放弃革命的激情，以放荡对抗已经逝去的激情和普遍出现的庸俗，又以平庸取代放荡，以对抗庸俗。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这是中国小说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面貌。
阎纲的这一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花城》的编辑们读的那叫一个叹为观止。
“原来江弦这篇文章之中还藏着这样的深意，读的时候竟然没有看出来。”
“对啊，《围城》，这小说我也曾经读过，我说这篇《无主题变奏》里怎么有种熟悉的味道，这份渊源原来是来自这里。”
编辑部的小张一脸诧异，“看完这些大师们的文学评论，我感觉这这篇小说都白读了，你们说，我自己读的时候怎么没读出来这些？”
“那多正常。”
年纪大一些的老同志笑了笑，“是因为江弦这篇小说的层次写的太深了，这就跟挖矿似得，要一层一层的往下深挖，越挖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就越多，但凡是优秀的小说，都有这样子的特点。”
“精彩！”
一名编辑忍不住鼓起了掌，“我真觉得江弦现在写东西，真的都是带着一份鲁迅先生的思考在里面的。”
“是啊。”
另一名编辑也赞同，“之前我在一篇评论里，就看到有人提出过，江弦所写的这个老Q的形象，是想将其塑造成一个和阿Q一样经典的角色。
看了阎纲同志的评论以后才发现，他还和鲁迅先生一样，对‘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进行了思考，假以时日的话，江弦未必不能成为咱们当代的又一个‘鲁迅’。”
“当代鲁迅”这话虽然说的惊世骇俗，但还是得到了在场很多编辑的赞同。
“你们这么说，但人家江弦老师可没想用‘鲁迅先生’的名号来标榜自己。”
一名编辑开口道：“喏，这是江老师刚寄来的创作谈。”
“创作谈？”
“怎么不早说。”
“我看看。”
一句话好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般，在编辑部里掀起巨大轰动。
老周眼疾手快，第一个拿到这份江弦寄来的创作谈，铺在桌上一看。
“‘无主题变奏’创作始末！”
在文章一开始，江弦先讲了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巴拉巴拉。
说自己出生在京城，是地道的京城人。
后来去插队，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吃土豆，因为没别的可吃，在那儿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没法再吃了。
回来以后，就成了“待业青年”，四处叮叮当当揽活儿，有活儿干几天，没活儿歇几天。
江弦说这样的工作也挺自在的，可是渐渐地，他受到了刺激，刺激来自一些朋友，“发小”。
因为那时候没人歇着，不是考大学，就是上夜校，好像不上学就对不起谁似得。
朋友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干这个？一点儿不求上进？就当一辈子待业青年？
可江弦没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好。
“人各有各的生存价值，何必要和大家一个样？为什么要用别人的价值来判断我的？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作.这就是堕落吗？这就低人一等？非要把三教九流分成三六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