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朱元璋 第59节

　　姜老师从铁皮书柜的底层翻了翻，找到了一个磨破皮了的黑色笔记本。

　　“看你对张居正改革很感兴趣，课堂上有些东西不能讲，毕竟是互联网时代了，被人发到网上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麻烦，这是我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一些关于张居正改革的笔记，其中有些观点可能当时还不太成熟，但不管怎样，现在用不上了，扔了又觉得可惜，既然你感兴趣，那就送给你参考吧。”

　　朱雄英接过笔记喜出望外，这正是他需要用的。

　　“谢谢姜老师！”

第97章 马戛尔尼进自来火鸟枪

　　翌日，周五。

　　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暖意。

　　朱雄英心情格外舒畅，他终于考下了驾照，此刻正载着沐锦月驶向城市的另一端，那边要举行一场冬季拍卖会，这场拍卖会的规格很高，有不少清代的珍品古董上拍，因此备受瞩目。

　　车内，两人都颇为期待，尤其是朱雄英，资金充足到终于交得起保证金的他，手中持有的《快雪时晴帖》也即将在这场拍卖会上寻找新的主人。

　　拍卖会的场地选在了城市的一处古典风格的建筑内，虽然建筑是西式风格，高耸的拱形门廊上雕刻着精致的图案，但与周围的环境并不违和。

　　检验了邀请函，两人走进建筑内部，会场内部布置得既典雅又考究，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各式古董，散发出“一看就很贵”的光泽。

　　参与拍卖会的人显然来自四面八方，或者说，这次拍卖会作为今年重量级的拍卖会，不光是省内，整个南方对此有兴趣的富豪们，都派人过来了。

　　而除了代拍的，也有不少正主亲自前来，他们或低声交谈，或仔细端详着展台上的拍品，这些古董爱好者、收藏家们，虽然看起来大多数外表平平无奇，甚至跟巷子里那些左手俩核桃右手仨手串的老大爷相比，更不像是对古董感兴趣的人，不过既然能来到这里，对古董的鉴赏能力和财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朱雄英和沐锦月穿过拍卖会熙熙攘攘的大厅，沿着一条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来到了为他们准备的贵宾包厢。

　　包厢的门被一位穿着制服的侍者推开，一股淡雅的香气迎面扑来，让人顿感心旷神怡，而包厢内部的装饰风格跟整座建筑的风格也很统一，墙上挂着油画，与周围的木质装饰相得益彰，柔软的地毯上摆放着舒适的沙发，中间是一张大理石的茶几，上面摆放着几盘点心。

　　朱雄英和沐锦月落座后，侍者恭敬地为他们送上了咖啡而后离开。

　　窗外的拍卖会现场逐渐热闹起来，很快，拍卖会就开始了。

　　而跟常规拍卖会里贵重物品要压轴甚至最后上拍不同，这次拍卖会一开场就是王炸，直接将整场的气氛点燃了起来。

　　当拍卖师宣布第一件拍品为《快雪时晴帖》时，会场内顿时涌起了一阵骚动，而每个人手里的平板电脑，也显示出了这副《快雪时晴帖》的详细资料。

　　经过多位权威鉴定师联合鉴定，这件问世的书法作品虽非原作，没有洪武朝以后的题跋和印章，但作为明代的高仿之作，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同样不可小觑。

　　毕竟，对于书法古董而言，很多所谓的“真品”，根本就不是历史上的真品，绝大多数唐宋时期的仿品，传到了现在，都是当做真品来拍的。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快雪时晴帖》展示在拍卖台上，那古朴的纸张在灯光下呈现出淡淡的黄色，仿佛诉说着它历经的岁月，笔触流畅而有力，虽然只有四行二十八个字，但每一个字都显得那么生动，仿佛能够感受到书法家在挥毫时的韵味，尽管被认定为是仿作，但其神形兼备的书法依旧令人为之赞叹。

　　说实话，其实朱雄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真迹，但不管怎样，此时他的脑海里都冒出了“恭喜王羲之在王羲之书法模仿大赛中荣获第二名”的画外音。

　　拍卖师开始详细介绍这件作品的背景与特点，他的声音在会场内回荡，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喊价，气氛逐渐升温。

　　竞拍者们纷纷举牌，他们的眼神开始逐渐热切了起来，包厢内朱雄英的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他期待着《快雪时晴帖》能够拍出一個好价钱。

　　上次上拍卖会的王羲之作品，还是四年前拍出的《平安帖》，当时是3.08亿元的价格，打破了书法作品的最高成交记录，这副《快雪时晴帖》的明初仿品肯定到不了这个价格，但也绝对是开局王炸了。

　　竞拍价开始飞速攀升，两千一百万、两千五百万、三千三百万

　　最终，这幅《快雪时晴帖》以五千万的最高价成交！

　　当拍卖师落下拍卖槌的那一刻，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对这件作品价值的认可。

　　而卖掉了《快雪时晴帖》以后，朱雄英也终于开始底气充足地扫货了。

　　朱雄英对饰品、书画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拍卖会上的那些金属机械结构的古董。

　　因为书籍和笔记是由密度较小的纸张构成的，不需要太多年头就可以通过回溯轻松地穿越时空虫洞，但诸如密度其实不算大的无线电台，就必须要老古董了。

　　因此，想要把密度更大的金属物品送到时空虫洞的另一头，肯定还得是这些古董，尤其是清朝中后期的古董。

　　这些东西或许跟现代相比技术还不够先进，但给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明朝用肯定足够了。

　　“银质天文望远镜，镜身为银质，筒身嵌烧蓝珐琅为底，上嵌银圆形、椭圆形花草纹及孔雀尾羽纹，19世纪英国伦敦制造，长160cm，筒径12cm，物镜径9.5cm，目镜径4cm，目镜孔径1cm。

　　其消色差物镜由2块玻璃透镜组合而成，凸透镜在前，凹透镜在后，一块为普通玻璃的凸透镜，中心厚，周边薄，边缘厚0.4cm，磨制考究，镜身透亮；另一块为火石玻璃的凹透镜，一面平，一面凹，边缘厚1cm，镜色微黄。

　　此外，在镜筒靠近目镜的左上方还附设一架小型望远镜，长25cm，镜头内附有十字丝，观测目标时呈倒像，用于天文观测，称为寻星镜。”

　　既可以用于天文观测，又可以来当望远镜，拿下！

　　“嵌料石六角星式表，星体为大理石质，正面边沿镶有相间排列的白、绿两色料石，中央镶嵌白珐琅圆形表盘，表盘周围有六条放射线，19世纪法国制造，直径17cm，厚5.5cm，表背面有折叠的支架及挂钩，既可支撑置于桌上又可悬挂。”

　　明朝这时候应该还在用漏壶报时吧？拿下！

　　在间歇性的买买买中，拍卖会很快就要结束了，而最后一件让朱雄英感兴趣也颇感意外的藏品，终于出现。

　　——马戛尔尼使团进贡自来火鸟枪同款走私品。

　　所谓“鸟枪”，又称鸟铳、鸟嘴铳，是明清两代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最早由戚继光《练兵实纪杂记》命名，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而这支十八世纪由英国制造的燧发枪，长一米六，枪通体金碧辉煌，枪管铁质嵌在木槽内，下为木托，枪管下部附通条一根，扳机上嵌一木质军人半身像，其帽钉、腰带、扣袢均以黄金装饰。

　　这支枪原本应该是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率团来华时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只不过，燧发枪不止一支，使团成员中也显然有人干了走私的勾当，因此流落民间，最终被当做古董上拍。

　　实际上，这件英国使团送的燧发枪，乾隆皇帝只试射过几次后就束之高阁了，除了当时清朝技术水平不太行，燧发枪的结构远比火绳枪复杂、精细，难以制造这种客观因素以外，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就是清朝害怕火器的进步和普及，会极大增加统治成本。

　　朱雄英问沐锦月道：“燧发枪虽然原始，但也是枪械吧？这东西能拍卖吗？”

　　“赫尔曼拍卖会每年都拍这种古董枪，这些古董枪早已无法发射，修也不可能修得好，只能当做收藏品，所以不禁止，但是如果时间再近一些，到了清朝末期的近代古董枪械，就不能上拍了。”

　　“原来如此。”

　　朱雄英点了点头，也不客气，这玩意虽然对于现代来说落后无比，但燧发枪比起明朝时期的火绳火铳来说，那可是真正有代差的热武器了，拍下来送给爷爷防身也好。

　　毕竟，爷爷送来的一幅《快雪时晴帖》，就已经拍了五千万，钱多的根本花不完，花一部分反馈给爷爷也是应该的。

　　很快，朱雄英就拿下了包括望远镜、钟表、燧发枪在内的几件古董，等到拍卖会结束以后，把这些古董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车上，朱雄英准备直接回到海岛，等待下一次时空虫洞开启。

　　而他并没有等待多久，很快，在这周的周日，时空虫洞时隔数周就再次开启了。

第98章 洪武二十年！

　　洪武二十年的正月，朱元璋站在皇宫的华盖殿内，目光凝视着前方的一面精致的屏风。

　　华盖殿内的屏风，除了装饰作用，原本摆在这里是为了遮挡不必要的视线，因为华盖殿的规制不如奉天殿和谨身殿，在三大殿中处于中间，反而是面积最小的，其主要用途是让皇帝在举行仪式时到此地进行换装，然后再前往前面的奉天殿接见群臣。

　　然而这屏风却并非寻常遮挡之物，除了上面描绘的山河以外，还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未来的官员，或是武将，或是文臣。

　　武将之中，张玉、谭渊、朱能、盛庸、丘福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这些人日后都是身经百战、威震四方的骁勇之将，不过现在，还都寂寂无名的很，要么是起于行伍的草根将校，要么是世袭的中层军官。

　　而文臣方面，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人，虽然在永乐朝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才华横溢，要么智谋过人，但此时他们的笔还是用来考科举的，并不能在内阁挥毫泼墨左右朝廷的政策，影响天下的民生。

　　这些名字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他精心挑选、密切关注的对象，他要根据这些人战场上的表现，或是科举成绩以及出仕后的作为，来决定未来是否任用或重用他们。

　　而对于那些出现在残页上，却并没有写在这面屏风上的人，他们或许已经在朝中六部占据了一席之地，或许还在地方上默默准备，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朱元璋已经认识或了解的人。

　　其中，铁铉是最特殊的存在，其人性情刚决，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就熟通经史，成绩相当卓著，因此由国子生被选授礼部给事中，后调任五军都督府断事，很能断案，而且很多陈年旧案，铁铉都能做出合理的判决，再加上他是色目人后裔，容貌俊伟，朱元璋对他印象很深，在得到这张残页之前，就曾亲自赐字“鼎石”给他，寓意他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知道了此人在日后能够以一介文臣之身通晓军务，筹备军需，且忠贞不屈后，朱元璋对其印象更佳，已经准备将其派往陕西按察使司进行历练了，若是铁铉在地方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表现，那么下次调回京城的时候，就是他真正在朝堂上登堂入室之时了。

　　而黄子澄、齐泰等人，则是前年洪武十八年那一届科举中的佼佼者，因为对名字有印象，所以殿试的时候朱元璋重点考了考他俩，他们的才华学识也都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不过具体能力还需要考校，至于宋濂的门生方孝孺，如今已经是浙东学派的领头羊，虽未入仕，但因为其卓越的文学造诣早就名扬天下了，可这人是个醇儒，性子又有些迂腐，故而朱元璋对其不甚喜欢。

　　赴京访友时与朱元璋有一面之缘的解缙，则目前还在备战江西乡试，江西是明初科举难度最高的地区，所谓“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不是开玩笑的，哪怕是解缙这种天才中的天才，也得好好准备，当然，不出意外的话，解缙马上就要高中解元了，并且在明年正式在下一届会试中登进士第。

　　洪武二十年，看起来只是平平无奇的一個年份，然而却如万历十五年之于明末一般，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的车轮已经来到了新老交替的时期，下一代的将星文胆们，已然有了崭露头角的趋势，只不过，大部分人还都被命运的洪流所裹挟着茫然前行。

　　而正如命中注定一般，朱雄英也将在不久之后，与这些被他直接影响了命运轨迹的人，产生交集。

　　总体而言，这些在残页上能登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无论阵营，肯定都是有些能力的，所以朱元璋把这些人作为下一代的人才储备，准备重点培养，但重点培养不代表现在就要用，朱元璋深知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对于人才的选用，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经过必要的锻炼和考验才能够担当重任，如果未经锤炼就将其置于高位，那么无异于揠苗助长，最终只会害了这些人才。

　　所以，朱元璋并不急于将这些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而是准备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锻炼他们、考验他们，再决定他们在屏风上的去留。

　　看着看着屏风，朱元璋的思绪，就跑到了别的地方。

　　前不久，临近去年年底的时候，各布政使司、府、州、县，按照级别将今年夏秋两税的总和纷纷逐级上报，十三布政使司将最终的统计数据上报朝廷，经过反复确认后，确定洪武十九年全年的税收折合总数超过了三千五百万石，创下了洪武开国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朱元璋多年来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当然了，其中朱雄英送来的土豆、玉米、红薯、黑麦、木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也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高产作物在经过试验后，就被迅速推广到适宜种植的全国各地的新开垦地上。

　　目前从辽东到河北、山西的广大北方地区，卫所兵新屯垦的耕地上都广泛种植了黑麦，这种作物不仅产量高而且适应性强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它们的推广种植使得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义非常大，不仅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军户税收来源，而且还减少了朝廷对于开中法的依赖，朝廷不再需要付出大量的盐引给商人，换取商人运输粮食到北方边境。

　　从政治上讲，重新完成了华夏统一的大明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放弃沦陷于异族之手数百年的北方，哪怕大量陈兵驻守北方漫长的边界线是一件亏本的买卖，大明也要做，因为此时的大明君臣，绝不是南宋君臣那样短视，很多事情，如国土、民心，是不能讲性价比的，这不是做生意。

　　但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当然也要考虑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给北方输血、移民、备边，让已经胡化严重的北方汉人重新产生对于大明的归属感没有问题，可如果这个成本能够降低，那自然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大明既然已经剪除了云南和辽东这两块北元在华夏最后的地盘，那么发动对北元的总攻，也被提上了日程，傅友德、冯胜、蓝玉等将领，已经在北方边境开始厉兵秣马。

　　而高产作物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北地汉人的人心，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土司统治下的土民也因为木薯的种植而受益匪浅，木薯作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作物，它可以在稍加开垦的山沟里、山坡上生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源，对于生活在贫瘠山区的土民来说，木薯这种神奇的作物简直就福音。

　　要知道，土司跟流官不同，知府、知州、知县这些流官，如果把下面的百姓搜刮的太狠，百姓起来闹事或者造反，那这些流官的前途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丢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流官对于百姓都是相对“温和”的，而云贵等地的土司却是代代世袭，有的诸如播州杨氏，甚至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王朝不断更迭，他们的统治却从来都未曾被动摇过，土民们不敢也无法反抗他们，因此很多云贵山区里的土民，在土司眼里跟商周时期的奴隶也没什么区别，土司才不管他们的死活。

　　而有了木薯，虽然这东西吃多了会烧心，但土民在歉收的年岁，也终于能够勉强填饱肚子，不再受到饿死的威胁，木薯的推广种植，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这些地区的民心，尤其是对于刚夺回没几年的云南，更是让云南百姓见到了立竿见影的生活改变，这无疑为大明在西南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竟，对于吃不饱肚子的百姓来说，没什么比多一口吃的更重要的事情了，而能不能吃饱肚子，就决定了他们到底会不会起来造反。

　　而因为朱雄英的提醒，本该在洪武二十年发生的两件关于海禁的事情，事情走向也同样出现了变化。

　　面对倭寇的袭扰，朱元璋没有选择像历史上一样，迁移宝岛军民至漳、泉二州并撤销澎湖巡检司。

　　反而加大了对于福建一线海防的投入力度，不仅向澎湖巡检司增兵，而且派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练兵备倭，周德兴根据福、兴、漳、泉等地的地形，筑海上十六城，增置了四十五个巡检司，将亭角巡检司移于更靠海岸的蛤沙地区建堡，同时迁移了荻芦巡检司。

　　同时，对于浙江一线的海防大明也没闲着，信国公汤和被派到了浙江，着手整饬海防，汤和根据浙江沿海的倭寇袭扰情况，建立了五十九座城池，并从卫所军户和民户中征募了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进行分城驻守。

　　如此一来，浙江、福建的海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因为南北朝战乱而产生的大量倭寇无法像以前一样随意掳掠大明沿海百姓。

　　正当朱元璋陷入沉思之际，华盖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已经升任锦衣卫从三品指挥佥事的蒋瓛，匆匆穿过了层层宫门，他的脸上难掩激动之色，仿佛带着什么重大的消息。

　　蒋瓛跪倒在朱元璋面前，行礼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禀报道：“陛下，大喜之事！派往日本的锦衣卫传回来了消息，他们在佐渡国和石见国分别发现了金山和银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