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58节

如果银行的信用良好，例如得到国民军的官方背书，那么它的票据就为人们接受，流通就广。相应的，流通越广、接受的人越多，这种票据的信用也越好。

就像黄少通说的那样，福建民间发行的这种台伏票可以承兑，就是说可以拿台伏票直接去钱庄换成相应的白银，所以它并非“法币”，没有强制通行的效力，是以保证兑换的承诺为信用基础，因此理论上必须拥有相当的准备金以应付兑换。

黄少通又说：“福建只有旧式的金融业，也就是厦门人所说的所谓银钱业，只有旧式的票号钱庄，没有现代化的银行。通行的货币也很杂乱，甚至广东的毫洋铜元都能占据福建的货币流通市场。

总队长欲比照外国官办银行之例，与陈嘉庚及南台钱庄合办官办银行，以此发行通货是很好的主张。

但福建市面上已流通有旧式的台伏票和清廷发行的银两票、银元票及广东发行的毫洋。以国民军的财力，短时间根本无力收回这些货币，只有采取渐进方式回收旧币。”

黄少通的这番讲解，也让对金融行业并不算多么了解的林淮唐，稍稍加深了对于现在福建货币市场的理解。

黄少通一边说着，还一边用林淮唐桌上的纸笔写写画画起来：“信用货币必须以真实票据为依托，国民军的财政收入就是兴闽票的‘真实票据’，只要允许一切钱粮商税用兴闽票的纸币缴纳，军饷官俸也用它支付，则民间买卖物品当然会倾向于使用兴闽票交易。

统一金融市场以后，再行废两改元的举措，都可以为国民军带来不菲收入，如此名正言顺获得铸币权后，又可以为大范围推广国民军的新金融秩序扫清障碍。”

第一百章 兴闽银行

黄少通越说越兴奋，让林淮唐连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总队长，废两改元无论对民众来说，还是对先锋队政权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策略，若我参与经营兴闽银行的话，请总队长一定同意尽快推行废两改元的措施。

福建平码银色，参差不一，于公于私都非常不利。如此，富有信用的兴闽票兑换法定银币，每百元升水二三元都不在话下。”

升水，指的就是纸币兑换硬币时的升值，黄少通有信心让一百元兴闽票兑换银元时，被市场接受为一百零二元甚至一百零三元的价值。

升水可以让兴闽银行赚取更大铸币税的利润，不过黄少通又认为福建省因为长期的钱荒缘故，虽然使兴闽票升值可以取得相当大的利润，但就不利于全省的商业流通，也加大了一般国民的接受难度。

这样不如采取主动贬值的方式，可能还更容易占领货币的流通市场。

“官办银行垄断发行权，所以我不建议让私人资本占有过大比例。总队长，兴闽银行若作为政府货币的发钞行，它就必须承担起金融监管的责任。否则各种金融机构各自为政，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任意出品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就没有稳定可言。”

黄少通的意思，就是反对南台那几家私人钱庄在未来的兴闽银行中占据过大比重。林淮唐连连点头，他虽然对金融行业了解不深，但直觉上也觉得发钞权不应该受到私人资本的影响。

林淮唐立即答道：“好！这样，我们直接向陈嘉庚先生借钱，这件事他是同意的。再由国民军用这笔现金直接收购那三家南台的钱庄，而后完全由国民军自己的资本来经营兴闽银行，将南台钱庄和兴闽银行的关系分开。”

当然，实际上国民军不可能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将所有金融机构扼杀。独木不成林，一家银行不可能撑起一个金融市场，较为合理的办法是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监管，并帮助他们发展，一个活泼的有序竞争的市场对大家都有好处。

黄少通的建议是这样的：

“在国民军的直接管控区内，凡是开设钱庄换铺，将来都需要兴闽银行审查登记，并由政府发给营业执照，如此方准营业，并且还要按其资本缴纳保证金百分之二十，所兑硬币的数量、种类也要由兴闽银行核定，不准超越兑换或拒绝兑换，所收手续费不能超过我们制订的标准。如有违反，当然要加以按照交易额计算的罚款，特别严重的还要没收其货币和执照。”

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黄少通提出的监管方法过于垄断，在这样的规定下小的钱庄很难生存，但非常之时，必用重典，早期的奠定过程中，不用这种方式也是难以维持福建金融秩序稳定的。

黄少通在纸上把他自己提出的建议一条一条写下以后，其实已经堪称是一部福建银行法的草案。

这个见识过英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年轻人，还向林淮唐强调说：“福建省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当可观，兴闽银行必须掌握国币与外币的汇兑业务，否则汇兑业务旁落，便极度危险。

总队长可知道，一旦未来兴闽票的币值有大的波动，从事汇兑的外国银行就可以故意拨高汇价，甚至拒绝兑换。这样，人们就不愿意再持有兴闽票，银行就必然要出现挤兑。更有甚者，势力大的汇兑银行还可以恶意操纵汇价，有意制造波动，以便从中渔利。”

黄少通长长叹了口气，他在上海时亲眼见识过汇丰银行是怎样耍弄清廷，收割了天下人的韭菜，所以更对清廷去年的金融应对措施无方，特别感到失望。

“总队长，东方汇理银行、日本台湾银行，在福建都是这样做过。他们通过对外汇的操纵助长了金融危机，我们要自己控制外汇，就要控制汇兑市场，要满足汇兑市场的需要，就必须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同时还必须有稳定的外汇来源。

福建的外汇以茶叶出口和华侨汇款为主，今后华侨之汇款，都应该通过兴闽银行的渠道进入省内，出口商人所得外汇款也要尽量如此操作。”

如此控制外汇，说起来简单，但以黄少通对于金融商人的了解，自然知道事情绝不可能如此容易结束。

黄少通接着介绍说：“金融投机者或可将所购远期外汇充分售出，并将汇价逐渐降低，如此利争汇者日众，兴闽银行必定不能按照交付，则商人肯定会转向港沪交易，福建金融则将遭到灭亡的危机。”

黄少通说的这番话，林淮唐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慢慢消化，才稍微有点理解。大概就是强力的外汇监管政策，由于国民军的监管力量不足，也由于外汇储备额度不足，结果可能弄巧成拙，反而使得资本大幅度外流。

黄少通提出的解决方式，是跟单押汇。

跟单押汇是在银行每日挂出的汇兑牌价，如不低于其他商业银行时，则出口商有义务将他的运货单交给兴闽银行，同时有权从兴闽银行取得国币贷款。出口商货物出口后可优先取得贷款，也可以在省外保留一部分或全部外汇，但如果出售其外汇兑成兴闽票时，兴闽银行有以市价购买的优先权。

跟单押汇的具体操作方式，比较复杂，因为涉及非借入性基础货币和贴现贷款的概念，黄少通也只是简单提了一下，没有再和林淮唐做更具体的论述。

但是相信等到将来兴闽银行真的面临外资银行的冲击和挑战时，林淮唐自然会被迫使用到跟单押汇的解决方式。

话谈到这里，林淮唐对黄少通提出的一揽子兴闽银行金融方案已经非常满意。

目前国民军的力量有限，还不能在乡村地区建立起完善的信用社体系，又因为对军费的巨大需求，只好先用建设兴闽银行解决这个口子，并在银行中培养起属于先锋队自己的金融人才梯队。

福州原来的台伏票，发行范围到底是只局限福州周边地区，流通有限。目前福州还是以郑祖荫的同盟会系统和许崇智的闽军势力为主，国民军的力量更多是以厦漳泉的闽南地区为中心。

以后兴闽银行，自然也要以闽南为中心，和福州的台伏票进行竞争。但台伏票政出多头，各家钱庄之间虽然有同业公会协同，毕竟不像兴闽银行那样是一家，又没有国民军的官方背书，体制又守旧落后，和平竞争中被兴闽票渐渐取代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林淮唐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常用的钢笔都拿了过来，全部塞到黄少通的手里：“你好好去做，一定要将我们自己的金融队伍建立起来！你现在就是兴闽银行的总经理，将来信用社的事业，也要由卓知你来牵头办理！”

黄少通这种眼高于顶的人，对物质上的待遇毫无感觉，但对别人欣赏他的才华，却有十足的满足感。

用老话来说，就是“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他接过林淮唐赠送的钢笔，最后一次敬了军礼：“我一定完成执委会和总队长交代的任务。”黄少通也知道，接下这项任务以后，他可能就要永远离开国民军的队伍，从此弃武从文，但这不也正是他希图金融强国的理想吗？

如果能够亲手带出属于先锋队自己组织内的一支金融队伍，那么黄少通也有理由相信，在那个新世界的金融史上，他自己将会具备多么卓越崇高的地位。

这种留名历史的信念感，对黄少通来说，或者说对许许多多的革命者来说，就比金钱、物质要更重要万分。

“对了。”林淮唐又叫住黄少通，“银行的名义，不要直接使用国民军的名义。国民军可以给以兴闽银行信用背书，但不应该直接由军人、军队办银行，不然恐怕给人造成口实和不良的印象。”

“总队长的意见是什么呢？要以总队长的私人名义吗？这恐怕更不合适！”

林淮唐对黄少通的直言不以为意，说：

“就由农会、工会，还有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和福建商会联合会打对台的那个小商户联合会的名义。

使用这个名义组织董事会， 这样安排，卓知认为合适吗？”

黄少通想了想说：“既然国民军要为兴闽银行做信用的背书，那么国民军也应该在董事会派驻代表。兴闽银行的经营应当以国民军占优势的闽南地区为优先，那么就以闽南地区的农会、厦门工会及福建商户联合会名义进行投资，董事会也由这三方派代表组织。”

“好，我在你身边，你就放手去做吧！”

林淮唐坐回到了他的位置上，术业有专攻，特别是金融领域这种复杂的问题，还是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办。

他自己要负责的，更多还是创造机会、提供资本，为先锋队培养起更多可靠的专业人士来。

第一百零一章 斗争策略

其实国民军最大的优势，还是作为福建产米区的闽北一带，完全被国民军控制，而且多数在基层上已经建立起了农会。

这就让林淮唐有了控制福建省粮价的能力，他很快就决定在龙岩成立闽西南粮食总局，让各县的农会控制住秋收大米，这样就具备了和厦门、福州等地大商人谈判的能力。

当时国民军一部分军队也把饷银改成了直接发放军粮，这又解决了一部分军费问题，让林淮唐向各地绅商待价而沽的底气更足。最终不仅打垮了一部分囤积居奇的大商人，又在平抑闽南米价的过程里既赚了一笔钱，又博得了民间的大声喝彩，许多不了解内情的市民也把粮食总局当成一个特别好的救济组织。

也是在省军突袭海丰县的几天后，福州方面也收到了海丰大捷的电报，林淮唐放下心地暂时搁置了这个问题。

他和林时爽都认为，此战以后，省城方面总该安静一段时间；就是最亲近胡汉民的姚雨平，也说这场大捷后，胡汉民肯定会清醒过来，同盟会的元老们不可能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来。

林淮唐笑说：“胡汉民和陈炯明脑子没有坏掉的话，就该知道目前形势最重要的还是北伐。”

“据说孙先生快到上海了。”姚雨平说，“若如此北伐可能将以上海为大本营北伐，因为上海已经让陈其美光复了。”

林时爽则问道：“君汉在福州一直不同荪公和许师长争地盘，是为了和衷共济以图北伐吗？”

林淮唐摊开双手说：“阿文你高看我啦！我不和许崇智争地盘，是因为目前国民军的力量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你要知道，若国民军的建制规模一味追求迅速地扩大，先锋队哪里有如许多优秀的队员去各连做指导员？若我们控制的地盘也一味追求大和快，先锋队也是哪里有如许多优秀的队员可以去各县做农会工作？

不先培植起工农的革命势力，夯实我们的基础，现在去追求一个省会大都市，或者去追求一省两省的地盘，根本无益于革命事业。”

姚雨平介入先锋队中虽然时间已经不短，但他还很难完全理解到林淮唐这番话的涵义。

林时爽则说道：“所以你急着在福州聘人去办农会讲习所和县政人员训练所？”

“对，县政人员训练所不是我的独创，慈禧太后开始新政以后，清廷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他们是空头的，或者训而不用，或者用而没有保障，结果等于不训练，也起不到抑制胥吏的作用。”

林时爽连连点头：“这是对的，我看现在先锋队办的县政人员训练所，是把训练和使用联系起来，对口做训练，训练完后就可以到闽西和梅州（光复以后，嘉应州已改名为梅州）各县直接任职，这做法很好。”

县政人员训练所的一个学期时间比农会讲习所长些，一般是两个月，长点的是三个月。

学员半数是先锋队过去有施政经验的老人，回炉接受一些专业知识的再教育；另外半数是在汕头、厦门和福州募来的高等学校学生。

由于福建刚刚光复，教师和学员都以新事初办，虽然缺乏经验，却有创新图进之心，因此教与学都很严肃认真。

大家带着革命时期特有的那股子乐天式的热情，学习效率便相当高。

虽然因为讲义教材还不完善，这些课程的实际效果很成问题，但是学员总能学到许多知识，又能习惯先锋队的组织纪律，到任职时，抱着讲义来应付具体任务，比起没有受过训练的同志总好一些。

林淮唐目前心心念念的还是去一趟厦门，福州是国民军和闽军共享的城市，厦门才是完全由国民军占领的城市，他还非常挂念厦门工会的发展情况。

厦门的工商业比汕头还发达得多，工厂数量在目前国内的各大都会里，也能够排到前十名之内。

扣除福州马尾的船厂，其实作为省会的福州工业尚不如厦门发达，产业工人的数量也没有厦门多。

所以厦门理所当然，被林淮唐视为工会建设的最主要一块实验田。

“我想回厦门一趟看看，但目前福州局势还没有完全巩固，阿文，看来还是得劳烦你走一趟。”

林时爽脸上挂着和煦的笑意，说：“那我先去厦门给你打个底，先将闽南安抚使署的框架搭起来。”

林淮唐又提醒他：“除了工会的组织是重中之重以外，先锋队的人员补充也要提上日程。厦门有那么多归国华侨学生，都是思想开明又单纯上进的好青年，一定要做好这群人的工作，把他们吸收进先锋队，培植成未来革命的储备力量。”

厦门工商业发达，历史上前往南洋经商的华侨数量也非常多，而且相当一部分生活较好，已经跻身富裕阶层。

可是即便如此，厦门工人的具体生活条件，其实也并不比其他地方好到哪里去。

闽南一带有句歌谣，唱的就是：“都说厦门好弄钱，一去就是两三年。回家想看老阿嬷，身上没有盘缠钱。”

除了老板掌柜们拼命压低工资外，工人，特别是厦门数量最多的码头苦力工，还要被工头、职员吸血吃肉。

第一种吸血的方式是克扣、拖欠工资。按照规定，工人每天工资一角八分钱，可是实际只拿到八分钱，余钱被扣住往往年底才能拿到手。若遇到工厂效益不好的时候，可能年底老板跑掉，这笔钱便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