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40节

“尊敬的主席阁下，欧洲已经通过凡尔赛和会与哥本哈根和会两场会议，解决了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之间绝大多数的历史遗留矛盾，在欧洲的和平实现以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大可以期待。”

哈豪森大使深谙林淮唐的性格，说话便也直白：“有一部分媒体把欧战又称之为世界大战，也不无意义。我们若将欧陆战局扩延至全球，就能发现欧洲的战后和平已经实现，但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还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林淮唐直勾勾地盯着哈豪森大使看了一会儿以后，才放松的说道：“大使阁下分析得很好，我也赞成欧战的另一个名称——世界大战。”

哈豪森大使继续说道：“主席阁下，欧战扩大到亚洲的表现，就是德中两国作为事实上的军事同盟一起参与的青岛战争。这场战争一样对东亚和太平洋的领土归属造成很大的变迁，包括青岛被我国转交给贵国，也包括太平洋上属于德国的一系列岛屿先被日本侵略占领，再被美国以武装中立的名号非法夺走……”

其实对德国政府而言，日本和美国夺取的那一系列德属太平洋岛屿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都不大，全加起来也没有一个青岛重要。

可是青岛现在已经被中国完全控制，还成为了东亚联盟的总部所在地，德国当初又是自己出于一时的军事战略需求考虑，主动把青岛交还中国，现在再想声索回来，于情于理都很不合理。

德属太平洋岛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日本在欧战之初是以现在已经战败的协约国集团名义占领的岛屿，在欧战结束以后理应就该吐出来还给德国。至于日本革命期间，美国海军打着武装中立的旗号强占这些德属太平洋殖民地，那就更加缺乏合法性了。

俾斯麦群岛、德属马绍尔群岛、德属萨摩亚……这几座太平洋小岛正因为没有多少经济和战略价值，所以才更适合作为德国人在柏林会议上对协约国和美国施压的工具。

林淮唐和林时爽相视一笑，林淮唐很清楚德国政府和英国人都只能达成不割地、不赔款的“光荣和平”，那又有什么实力从未受战争直接打击的美国嘴里咬回这块肉呢？结果只能是在其他方面进行利益交换，换继续扯皮。

林淮唐答道：“中国支持通过一场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来解决亚太地区的大战遗留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将事关中国国防根本的俄国内战问题，也交付大会讨论解决。据我所知，贵国与当前的俄罗斯白卫政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贵国政府是完全有能力让俄国白卫当局坐到谈判桌上来的。”

林时爽又为林淮唐补充道：“中国政府可以尽力说服法兰西公社政府参与柏林会议，也可以尽力说服日本政府参与柏林会议，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全部主要大国均参会的情况下，美国置身事外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降低。只有这样办，才能确保会议达成一个世界各国都比较能接受的新秩序……您知道的，就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至少可以给全世界带来一百年的和平。”

哈豪森大使还没有获得威廉二世或兴登堡、鲁登道夫元帅那么高的授权，但林淮唐所提出的几个要求并没有触及德国的核心利益，应该属于可以谈一谈的条件。

哈豪森大使犹疑后回道：“涉及到更高级别的问题，我需要向柏林方面报告以后才能做出答复。但从我个人意见出发，我认为贵国的要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德国召开柏林会议的最重要立场，就在于希望为全世界缔造永久或尽量长期的和平。”

林淮唐自是不相信在德国战胜协约国集团以后形成的世界秩序能维持多长时间，这种秩序简直比另一个时空一战结束后战间期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要脆弱上十倍。

和平到最后能维持多久，只是要看俄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力恢复需要多长时间而已。

林淮唐含笑道：“我个人也同样持此立场，那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哈豪森先生。”

不管怎么说，1921年年初的中国，形势已经是和另一个时空截然不同。林淮唐派人送走哈豪森大使以后，又很快和林时爽接见了法国大使傅乐猷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林淮唐还是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给法国公社政府表明了德国政府目前的外交态度，他希望值此关键时刻公社政府能够早做准备。

法国人不聋也不瞎，傅乐猷大使对德国方面想要召开柏林会议的风声早就有所耳闻，他静观其变道：“主席先生，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一定是你的敌人。作为德国长久以来的主要对手，同样没有谁能比我们法国人更了解德国上层统治者的心态和德国的政治传统、外交战略……也没人会比我们法国人更了解威廉二世是一个什么样的凯撒。”

傅乐猷大使虽然是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外交官，但他现在已经完全为公社政府的利益而行事：“威廉二世或者德国现在的首相贝特曼，军队的独裁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亦或者是德国海军和海外战略的执行者提尔皮茨，他们都拥有比俾斯麦更胜一筹的雄心壮志，却没有俾斯麦的耐心。俾斯麦召开的1878年柏林会议上，德国政府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这才获得了仲裁者的地位，今天德国政府想要重演一边俾斯麦的外交胜利，可在我看来这场新柏林会议的结果只会是给德国人脆弱的霸权埋下彻底毁灭的种子，他们要的越多、得到的越多，毁灭就会来的越快、来的越彻底。”

中国政府对欧洲战略形势的预判肯定不如法国的职业外交家，林淮唐自己虽然有把握确信德国人不可能缔造出什么长期和平来，但在具体细节上他也难以做出像傅乐猷大使这样鞭辟入里的精湛分析。

“大使先生您的分析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帮助……”林淮唐坦言，“看来是中国政府多虑了，相信法国公社在柏林会议上绝不会吃什么亏。”

傅乐猷大使笑道：“主席，中国人不是有一句俗语吗？吃亏是福！德国越是肆无忌惮的扩大其利益范围，就越会引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全力反对。在我看来，协约国也不会那么愚蠢，当德国直截了当摆出要和中国、日本、美国联手瓜分日不落帝国势力范围的时候，您到时候就看看吧，英国人难道会坐以待毙吗？德、英的持续对抗，最有利于我们。”

林淮唐大笑：“是的！德国和英国最好继续像战前那样大搞造舰竞赛，花上几十亿几百亿去造巨舰大炮，我们就可以好好发展国力了。”

第八十章 先锋派

林淮唐还没有亲自去过欧洲，他个人确实一度产生过想法，想要亲自代表中国去参加柏林会议，但中央这边肯定是极力反对，到最后还是决定让林时爽、唐绍仪和顾维钧到时候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柏林参会。

在这件工作之前，林淮唐又陆陆续续接待了来自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新闻记者，到最后由中央秘书处拍板决定，效仿辛亥革命时的经验，组织一个世界记访问团，由政府安排他们在灾区情况大致稳定以后，到海原县和固原县去做新闻访问。

除了媒体人员以外，来自日本、朝鲜、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等国的救援队人员也多达数千人，其中尤以日本派出的一千四百余人救援团队规模最为庞大。

外国救援队的人员大多数都在过年前奔赴灾区，一部分医生则被留在太原和西安的医院主刀，因为那时候灾区的医疗条件过于恶劣，还时不时发生余震，极其不利于外科医生们做精细的手术，因此政府最后才决定尽量多把伤员运到太原、西安等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进行治疗。

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近千名志愿者和专家顾问被留在北京，当时北京的外宾接待能力还很弱，符合标准的宾馆，就算加上红军的招待所最多也只能接待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中还要留一部分用于正常的公务接待，最后就由林时爽出面请不少国外来的专家和访问者住到北京一些市民家中一段时间，才算解决问题。

救援队到中国国内以后的经费问题，包括日常生活的经费和前往灾区的路费等等，都是按照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一半由中国政府负担，剩下一半由志愿者个人或国外其他愿意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帮忙解决。

外国赴华志愿者里年龄最小的人，是日本宝冢少女歌剧团的一位小演员田中绢代，只有十来岁；救援队里年龄最大的人则来自法国，是因《灰姑娘》、《圣女贞德》、《贵妇人的失踪》、《月球旅行记》等影片在战前就名声大噪的法国导演乔治梅里埃，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高龄。

乔治梅里埃被誉为法国的戏剧电影之父，他在电影的拍摄技术方面取得了大量突破，这次到中国来也携带了许多新式的电影拍摄器材。考虑到中国的电影事业这时候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林淮唐就亲自嘱咐刘师复从中央美术大学和中央美术研究所里抽调一批人出来，跟着法国这位乔治梅里埃导演一起到灾区去拍摄救灾片段，顺便和人家学习学习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技法，之后最好能弄出一部电影出来，拿给全世界看一看。

刘师复随即就从上海找来了张石川、郑正秋等有过拍摄电影经验的中国人，跟乔治梅里埃一起合作拍摄海原大地震的救灾纪录片。

张石川、郑正秋在1913年创办的新民公司，曾经承包过美国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制片业务，拍摄过十多部无声电影，在电影拍摄方面有不少经验，只是缺少独立完成大制作或有声故事片的能力和经验，现在加上乔治梅里埃的指导，还有来自北京的一群技术人员支持，要拍一部足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救灾努力和成果的纪录片电影，应该不是难事了。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有非常雄厚的文艺基础，就算德国的工业实力和经济增长在近代迅速超越了法国，可在文艺领域法国还是欧洲当仁不让的领头羊。何况电影本来就是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出来的，两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放在放整个人类电影的发展史上，都相当于是开天辟地一般的存在。

在欧战爆发以前，法国电影就已经以其创造性，艺术性和多样性而称霸世界，百代公司设置的舞台纪录片，喜剧片，控制整个电影市场。就算在欧战期间遭到了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挑战，其霸权有所削弱，但法国影片总产量仍然居世界首位，并且在海外市场上相对美国也仍然占有优势。

革命以后，法国电影人抛却了旧时代的枷锁，获得了完全的创作自由，整个文艺领域更是在这两年来赢得了爆炸式的发展。德吕克、冈斯等几位电影导演从印象主义的绘画中获得启发，电影中不着重表现主题和情节，而是强调表现电影的摄影画面，由此创立出印象派电影。

德吕克拍摄的《红色狂热》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使用深焦镜头，冈斯导演拍摄的《罗伯斯庇尔》则创造性的在电影里运用了加速蒙太奇的技法，电影里罗伯斯庇尔、穷苦的法国贫民、因饥饿偷盗面包而被鞭打的乞丐小孩、骄奢淫逸的法国贵族和教士，还有一座座断头台前的处刑，都被冈斯导演按照希腊悲剧的“黄金分割率”的格式做了交叉剪辑，……那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画面、极具戏剧张力的镜头，也随着中国引进这几部影片，给这一代中国人造成了对法国革命历史的深刻印象。

林淮唐在海原大地震爆发之前，也在北京看过冈斯拍摄的《罗伯斯庇尔》，据说美国的电影同行把法国1919年革命以后的新式电影艺术风格，统称为先锋派。

单就先锋派来说，还不止是电影，而是在法国的各类艺术表现形式里都出现了所谓的先锋派艺术的说法，比如音乐、绘画、建筑乃至于是服装设计等等……林淮唐不太了解艺术领域，但他从自己的经验角度出发，是直观感觉法国现在流行的这种先锋派艺术还挺符合下一个世纪的审美，简洁又不单一，在排除繁琐的情况下保留了简约的美，给林淮唐的感觉就是很“现代”，当然值得1921年的中国艺术行业劳动者们去学习学习。

林淮唐也记得，在另一个时空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诞生的《战舰波将金号》就对现代电影行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还有像埃尔 利希茨基的画作《以红色楔形敲击白色》、弗拉基米尔 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等等，也都是那种对古典主义艺术造成巨大冲击的作品。

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在思想上既然要走到全世界的最前列，那么不管是绘画、雕塑、版画、书籍、电影作品、摄影作品还是平面设计作品，革命者也自然而然要用最前卫的诗歌、电影和蒙太奇语言，表达出最激进的想法。

在另一个时空，二十世纪的国际共运革命，最后是在极为严酷的军事环境下，激进、抽象的色彩被迫向保守、务实的一面让步，并在最后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完全夺走了在艺术方面的话语权。

可在林淮唐的眼前，他想这个世界大概是会有所不同，也许新生的艺术会站稳脚跟，也不会屈服于资本操作和金钱的游戏，比起另一个时空，人类将看到更多或精彩、或恢弘、或诙谐、或精致、或离奇、或细腻的艺术作品。

这个时代会有更多精神上的食粮，在通向新世界的道路上喂饱所有人。

第八十一章 赤柬

海原大地震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林淮唐原来的许多计划和安排都被打乱，包括最重要的越南解放战争和俄国革命两大任务，现在也必须要为救灾的重担让让步。

“越南还是小问题，我们咬咬牙，勒紧裤腰带是可以继续打下去的。”林淮唐也跟林时爽、蔡绮洪、刘师复讨论道，“但俄罗斯的问题就难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以中国现在的情况再想支持苏俄红军打回莫斯科，难，太难了。”

林时爽也有些无奈：“我们是眼睁睁错过了干涉俄国革命的最佳时机，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用国际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许也不失为一种见好就收的法子。”

蔡绮洪赞同道：“至少可以保住俄国现有的革命成果，如果远东苏维埃共和国能跟白俄以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为界，对中国来说北方边防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白俄正日益完成内部的整合，俄国最主要的人口聚居区和工业区都处在欧俄地区，就算没有发生海原大地震，苏俄红军想靠远东的力量短时间内打回欧洲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除非中国愿意直接向远东苏维埃共和国派遣多达几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规模的志愿军，才可能较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可是且不说中国有没有这个物质能力，有没有这么大的意愿和决心，一旦中国向欧洲方向投入如此之多的军队，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革命输出，那位于欧洲的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最终说不定还会出现德国和英国一起大力援助白俄的情况，中间再有什么大的摩擦，说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会直接爆发。

很显然，不管是中国、东亚联盟还是法兰西公社，就连第三国际都还在筹建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没有做好再打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林淮唐和其他三位书记一起回到新修的书记局办公楼，他们去年从颐和园搬出来以后就把办公地点转移到故宫附近，这里正处在北京市中心附近，交通比较方便，新式的办公楼外表上看起来朴实无华，没有多余的装潢和修饰，也比较符合林淮唐的喜好。

林淮唐沉声道：“中国要维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时爽，我们是要有战略上的定力。”

林时爽点点头：“接下来几年外交部门要准备切实调整对德、对美、对英的关系，我想我们首先是要认清楚德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德国拉开一个适当的距离，以保持中国外交的独立性。现在德国对我国示好，是他们出于拉我们来对付英国的战略考虑，德国根本上的反动立场没有本质的改变，长远来看德国一定还是除美国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大本营。”

“时爽说得对，现在英德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即便英德关系进一步激化，德国和我们关系最好的情况也况不会超过欧战爆发之初时的那种情况。”林淮唐重申道，“我们可以和德国人打交道，但不能对德国希望过头了，将来要失望。”

书记局意见基本一致，林述庆虽然还在西安指挥救灾不在北京，但他也通过无线电报和中央通了气，基本表达了支持中国参与柏林和会的意见。

只有刘师复神情复杂：“柏林会议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强国重新瓜分世界的一个分赃大会，如果中国也去参加，会不会让我们失信于全世界人民？人家要以为东与西，皆一丘之貉了。”

林淮唐扫了刘师复一眼，道：“今年要再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时间要在柏林会议的事情确定以前……还有东亚联盟理事会也是，我们争取把朝鲜、日本、越南兄弟党的同志都召集到青岛，也再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些问题。”

刘师复回道：“柏林会议一旦召开，越南和俄罗斯就很难再继续打下去了。我们如果要让俄国兄弟党、越南兄弟党接受他们国家分裂的现状，人家能接受吗？人家会不会觉得是中国出卖了他们，换取中国自己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奠边府和河内战役以后，整个越南北方和老挝地区均已获得解放。”林淮唐敲着桌子上的地图说道，“越军已经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英法联军按方声洞通报的情况来看，只有大约一万八千人的部队还算有一定战斗力。并且英法联军现在只能占据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大城市、港口和交通线，对乡村地区基本上丧失了控制。”

中国援越志愿军配合越军正规军和长山游击队作战，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完全解放了整个印支地区的北方，英国派遣到西贡登陆的海峡殖民地军现在也只能退守少数几座大城市，至于法属印支当局的殖民地军更是士气低落，战斗意志无限趋向瓦解，没有多大的威胁可言。

方声洞多次向中央请求再多派部队进入越南作战，如果允许华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和柬埔寨地区作战，方声洞有把握在三个月内结束越南战争。

林淮唐直言道：“我们是一定要参加柏林会议的，对中国而言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还是要为国内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则是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争取一个难得的活动场所，使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士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完全理性且倾向和平政策的国家……这绝对有利于今后十几二十年间我国的发展。”

林淮唐的话当然是站在中国本国的利益角度出发，若从远东苏维埃共和国和越南的角度出发，他们自然希望中国不要参与柏林会议，最好是一直帮助他们把战争打到彻底、完全的胜利为止。

“越南是小问题。”林淮唐接着说，“会后大家可以看看子明写的报告，他既然有把握三个月解决越南全部战事，那我以为就可以让华南野战军放开手去干，大可以派上两三个军或者四五个军直接到越南南方参战，在柏林会议召开以前就造成印支全部解放的既成事实。”

林时爽强调一句说：“英国和国民法国肯定会在会议上提出越南问题。”

蔡绮洪则提到另一个问题：“老挝和柬埔寨呢？这两个国家在法国殖民以前就已经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可现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完全是被越南的党和军队控制。要是确定让华南野战军到越南南方作战，那我建议现在就要开始帮助老挝和柬埔寨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革命政权。”

老挝和柬埔寨两地都深受越南影响，一旦越南战事完全结束，越南社会党肯定希望越南、老挝、柬埔寨最差在战后也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林时爽平常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温和，特别是他处理国际外交问题，也一贯秉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可在涉及到中国根本利益的时候，林时爽的态度就又要比林述庆、方声洞这些人都还要来得强硬：“在越南的抗法战争中，越南获得的实际援助超过百分之九十九都来自中国。越南红军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我国直接按照越军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越南同志没有理由在印支半岛上搞地区霸权主义。奠边府战役以后，就应该立刻让老挝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进东亚联盟理事会里面来。”

第八十二章 印支联邦

其实林淮唐本人在印支问题上，还相对比较偏向于国际主义的方向一些。他并不觉得越南社会党希望建立印支三国联邦的想法，存在多大问题。

毕竟老挝和柬埔寨都是相当穷困的小国，与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国来生存，还不如直接整合到印支联邦里来，那样更适宜三国的经济一体化发展，也有利于工业方面的建设和贸易往来。

但中国社会党从辛亥革命以后建立，到现在也不过十年时间，党内的民族主义基础还是十分雄厚的，何况林淮唐难道就能保证印支联邦里不会存在越南人的大越南主义吗？林淮唐难道能够保证老挝和柬埔寨加入联邦以后，一定就能获得比他们作为独立国家参与东亚联盟更好的经济建设前景吗？

这也很难说吧。

林淮唐自己的想法是基于东亚一体化的前提，既然整个东亚地区在将来的十年二十年内都要慢慢走向更深度的一体化，那他当然就不在乎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地区之间是三个国家的关系还是一个联邦的关系。

可林时爽他们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既然我们今后要不断加强东亚联盟的一体化程度，那老挝和柬埔寨直接参与进东亚联盟不就好了？何必要在中间多一层印支联邦的关系，反而节外生枝。”

实际上林时爽虽然平常给人的感觉非常鸽派，但在上一次处理琉球危机的时候，林时爽就已经表现出了相对林淮唐更激进的外交观点——林时爽当时可是坚决主张保留琉球共和国的名义，并且极力希望在解决日本海军的叛乱以后，直接让琉球共和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东亚联盟。

这个观点当时在中央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就连党内最看重国际主义的刘师复都对此颇为赞同。

最后计划没有成型，主要是考虑片山潜新政府的威信问题。那时候日本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在国内的威望也还不是很高，之前朝鲜的独立和台湾的回归，还可以归结到旧日本藩阀政府的头上，现在琉球要是独立，那就完全是新政府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