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411节

在那读报的青年人座旁，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留威廉胡的中年学究，他领子上别了一副眼镜，看起来教授模样十足，很有气派。

“徐校长。”读报青年站起身来，语气十分尊敬，“亚东四党合并，有智识的人都以为这是二十世纪石破天惊的一桩大好事。从全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角度来看，也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经济的发展来看，唯独在亚东地区，最适合将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一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对内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革命洪流。”

马尚德很快就感觉这人话里话外，似乎是在讥讽自己为“无智识之人”，马上脸色就不大好看起来。但他脾气虽然火爆，却一贯与人为善，只有遇到不公之事时才会发一发暴躁的脾性，绝不会因为几句话说不到一起便迁怒他人。

车厢另一排的胖商人双手抬起自己鼻梁上的圆框眼镜，眯起眼仔细观察了“徐校长”几眼，顿时惊呼：“他不是湖南人民大学的校长徐特立先生吗！”

之前不爱理那胖商人的洋学生也吃了一惊：“湖南人大？那可是副部级的大学，你不是认错了吧。”

“我就是从湖南过来的，报上常常看到他的照片，怎会认错？”

湖南人民大学是由清末民初的长沙师范学校改办而来，社会党夺取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以后，很早就提出了每个省份至少要建设一所人民大学的计划。

这些人民大学都是由文教委和教育部直辖办理，当地省、市政府协办，学校的办校和教育经费也大多由中央直接拨款，所以在师资和财力上都比较宽裕，普遍被认为是这时候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更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由于人民大学的经费多来自于中央拨款，所以对学生除了收取少量的课本费用以外，几乎完全不收取任何学费。

不过人民大学虽然几乎不收任何学费，却经常性要求学生参与实习工作，从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开始，学生差不多就是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一半时间在国营的企业和工厂参与职业性的工作。各省人民大学都会和本省或外省的行业性工会、大型国营企业和工厂签订协议，提出除极个别特殊工厂外，所有企业必须提供各种实习工作岗位，确保有充分的实习岗位来支撑这一体制。

双元制的教育模式对学生来说，占用了相当多的学习时间，但也可以与就业实现无缝对接，还有实习工资可拿。对于企业和行业协会来说，通过实习，可提前挑选合适的人才进行定点培养。

这种模式最大的缺点，可能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科研实力，而且这种模式需要建立在工人地位较高的社会风气之上，否则大学生是很难接受到工厂进行职业培训的。

徐特立就是湖南人民大学的校长，但他今年已经调任为吉林人民大学校长，此行出关北上，就是要到长春去。

“四党组织成东亚社会党联盟，这件事从去年年底一直谈到今年下半年，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开了七八次峰会，其他大小会议更是不计其数，林主席还为此专程去东京待了三个多月时间，你说重要不重要？”

徐特立说起话来声音很有磁性，面带笑容又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好感。马尚德的怒发冲冠，到这位徐校长面前也发作不起来，只是犹自不快道：“东北老百姓都很不解林主席的做法，特别是大家听说不少打了败仗的日本人，还要被林主席请回东北做什么顾问、做什么教官，更加不能理解。这帮手下败将，不说红军打去日本，怎么也不该允许日本人再回来东北啊。”

四党联盟是中国社会党党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直到今年也就是1919年的7月1日才正式谈妥，日本社会党、朝鲜劳动党、越南社会党三党的领导人在林淮唐亲自出面邀请之下，齐聚浙江嘉兴签署了《社会党联盟理事会章程》，此后在7月2日直到7月31日为止，又召开了共有五百多名代表参加的社会党联盟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除了通过基础的章程以外，还陆续讨论了若干更为复杂的细节问题。

例如在联盟理事会这个四党协调机关名单的问题上，是以类似两院制的形式，有40%的代表是按原中国社会党人员占30%、原日本社会党党员占30%、原朝鲜劳动党党员占30%，只有本土尚未解放，目前主要还是在中国境内活动，党员数量和影响力都还比较小的越南社会党占10%。余下的60%代表，则是按照四党总党员流量，采取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形式选出。

以中日彼时的实力对比，更遑论以朝鲜的实力地位，四党联盟理事会名单的比例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党方面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让步，以此争取事实上吸收日本社会党和朝鲜劳动党的合并。

但在中国国内也好，还是在日、朝两国，四党合并一事还是激起无限波澜。在中国，特别是在刚刚结束战争只有一年一多时间的东北，老百姓们普遍不能理解昨天还在打生打死的日本人，怎么转眼间就成了他们最信任和敬爱的“党”的盟友了呢？

在朝鲜，也有不少独立志士认为中国人的做法和日本没什么区别，什么社会党联盟，无非就是中国社会党吞并了朝鲜劳动党，下一步或许就又是当年日韩合并的重演。

在日本，当初北一辉镇压秋山好古的二次政变时，西园寺公望在犹豫不决之间选择了倒向日本社会党一方，使日本社会党事实上主导了日本新政府，平成女天皇也站在日本社会党一方，但陆军、华族、官僚和财阀的叛乱还是此起披伏。

虽然片山潜正在大力推进《农地解放法案》，在土地买卖方面规定全国平均水田的出卖价格为地租的40倍，旱田为地租的48倍，允许农民既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也可以选择分期24年付款的方式买回土地，希图用和平方式完成土地革命。但这种做法当然不能得到地主阶层的谅解，农村叛乱愈演愈烈，一般农民对这种折中政策也很不满，特别是在了解到中国的武力土改的情形以后，日本国内农民更激烈希望尽快像中国一样推行武装土改。

第一次《农地解放法案》只有在推广以货币缴纳地租一项上，比较成功，在另一项重要的改革计划限制地主保留土地在5町步以内这方面，就十分失败。

地主阶层普遍不愿意接受这种限制，农民则认为地主保留5町步土地都未免太多，何况在关东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农村里，土地超过5町步的地主寥寥无几，如果目前的农地改革方案得不到修改，那么这两县的佃农、自耕农基本无人能够受惠。

同时期，林淮唐也针对台湾和朝鲜现状提出了中国社会党版本的和平土改方案：在收买地主土地时，3町步以内者给全价，3至6町步的部分给半价，6町步以上者无偿收回。政府所购土地优先出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售地价格也只为买地价格的一半，并且不允许购买者和地主直接进行交易，而要通过政府机关进行买卖。

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国内以后，一般农民阶层就都很拥护四党合并一事，在千叶县和埼玉县甚至还有农民修建了所谓的君汉神社，用于供奉君汉大明神。

对于日本社会党党内而言，四党联盟一事无疑有做“日奸”的嫌疑。可日本社会党如今在兵运问题、和平土改问题、米骚动问题和财政整理问题上都面临危机，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陆军政权、海军政权自灭的覆辙，因此也急于在各方面得到中国社会党的鼎力支持。

特别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

日本社会党虽然赞成将台湾和旅大归还中国，也赞成朝鲜恢复独立，但现在日本社会党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实际上的执政党，那就必须面临日本丧失韩、台以后的经济体系崩溃问题。

一旦朝鲜独立、台湾归华，那么日本经济赖以维持的铁矿、煤矿、大米、糖等等原料都将丧失来源，自“满韩战争”末期以来行将瓦解的国民经济也会一口气崩溃。

这时候，林淮唐提出的四党合并的附属条款，就很值得片山潜、北一辉等人考虑了。

四党联盟理事会成立以后，中国、朝鲜、日本和将来独立的越南四国间，将按照《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条约》相互开放国境线，创造共同市场，取消四国间的关税，允许四国间人员、商品、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这也就意味着，对日本来说哪怕在政治上失去了朝鲜和台湾，但只要实现四党合并，就可以继续在经济上和朝鲜、台湾处于同一个共同市场内。

第三章 联盟国大（修改）

任谁都知道四党联盟已经如此石破天惊，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派里都必然引起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更遑论是在此基础上更大跃进了不知道多少步的“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

“我们好好的一个政府，明明是战胜国，凭什么要让日本人插手进来？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凭什么能靠混进党内来得到？”

马尚德的质疑也代表了中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社会党党内汹涌澎湃的反对之声不说，像进步党的梁启超、国民党的廖仲恺，这些人虽然总体上赞成林淮唐提出的“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这一前景蓝图，但普遍都认为真要做到这步，长远来说至少也需要五十年的时间，就算按最快的进程来算，起码也要三十年以上时间吧！

更何况，进步党、国民党可以接受在中国社会党的领导下作为参政党和在野党活跃，但凭什么这些日本人、朝鲜人可以靠着联盟理事会一下子就得到了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呢？这对进步党、国民党这些中国国内的参政党、在野党来说，已经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简直是要挖断命根子的程度。

至于其他细节问题，诸如社会党联盟理事会内部更加具体的人员比例问题，联盟理事会几个关键机要职位的人选问题，跟党内外声势浩大的反对之声比起来，就都是很次要的问题。

具体在东亚社会党联盟理事会的人员比例问题上，林淮唐也自有其用意所在。四党联合不是中国社会党要吞并日本、朝鲜、越南的社会党，而是要真正使四党合并为一体，在初始的一大中委上，中国社会党实在没有必要流露出什么沙文主义的倾向来。

何况即便按照现在双重代表制度的比例，考虑到朝鲜劳动党完全是由中国社会党派出人员手把手建立起来的，越南社会党更是至今还主要是在中国境内活动并以中国籍的党员为主，这百分之四十的票数其实都可以算在中国社会党的头上。林淮唐不说稳稳掌握理事会70%的人头，但要保证中国社会党的意志占据中委的半数以上，确有十足的把握。

此外，占60%的党员普选代表里面，以中国社会党的党组织规模，也毫无疑问可以得到这部分代表中绝大部分的席次。

更不要说在一大以后，后续理事会代表的任免上将不再考虑旧党出身，而是完全参考党员本身的威望、能力。中国社会党拥有最多的党员、最丰富的军政经验，在后续任免上相对日朝越出身的党员优势就太大了。长期来看，联盟社会党内肯定会出现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林淮唐要确保中国社会党的执政意志贯彻全联盟也绝非难事。

何况在联盟理事会之外，还有联盟监察委员会和联盟国民大会的双重保险。联盟理事会的会议上，仅仅用比例制指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名单，剩下三分之二的名单都将采取普遍差额选举的方式从党内选出，只要是普选方式，中国社会党的优势当然就最大，完全可以确保中央监察委员会内的简单多数。

联盟国大作为将来可能是全联盟最高的权力机关，具体到代表如何选举，采取什么样的代表和组织方式，则还在讨论阶段，即便按照林淮唐最理想的计划，估计也要到20年代中期才能完全敲定。

自然，四党联盟一事，有人反对也就会有人支持。

徐特立只和读报的青年叹道：“润寰，从康南海首倡中日合邦之说，再到孙先生主张大亚细亚主义，则冀其速祛狭隘国家种族之见，而扩充其亚洲人民一视同仁之说，勿任此疆彼界，有尊卑贵贱之差，于中国而言断非无理之说。”

名叫“润寰”的读报青年，面向马尚德又说道：“小同志，你恨的日本人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日本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日本人呢？说来打仗的那时候，旧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进攻太子河之前，还有日本社会党的党员连夜游过冰河，把日军的进攻消息通知给红军呢，这个日本人，你也一样恨吗？”

马尚德略有愤愤道：“先生，您说的道理我岂会不明白。但道理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像您口中的道理，到底能说服多少老百姓，咱们自走着瞧吧！”

“润寰”一时失笑，又颇被马尚德说的话折服了几分，觉得这又不是一个寻常的中学生，于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马尚德伸出手来做握手状，道：“鄙人蔡和森，小同志……马同学吗？我也是要到沈阳去工作的，咱们今后可以多聊一聊。”

蔡和森与马尚德两人握手言和，林徽因则和伍中豪拉着行李箱提前离开座位走到了车门附近。他们两人不是要去沈阳，而是准备去大连，所以和徐特立、蔡和森、马尚德一行人路线不同，很快便要下车。

随着火车头上鹏腾的白烟消失，林徽因便和伍中豪一起在今年新扩建的锦州火车站下车，准备换乘一班经班营口开往大连的列车。崭新的锦州站月台上人来人往，乘客如织，中间不时还能听到操着朝鲜语和日语交谈的旅人，伍中豪刚准备帮忙提起林徽因放满乐器和素描本的皮箱下车，就看到林徽因一手一边，自己就把几只行李箱都提了下来。

“你真有劲儿！”伍中豪呵呵笑了起来，“听说大连那边日本人更多。”伍中豪侧起耳朵倾听，他也对战争结束以后东北还能见到数量不少的日本人而感到心情微妙。

“二十年前，日本军队在旅大一带实行过惨无人寰的大屠杀。”

林徽因在家的时候，经常听林淮唐讲这些晚清以来中国受外国列强侵略压迫和凌辱的历史往事，所以刚在车站看到写着旅顺、大连车站的时刻表，心情就显得十分低落起来。

“我爸爸讲过日本侵略者是蒙着文明皮肤，却具野蛮筋骨的怪兽。”林徽因微微轻咬着单薄的嘴唇沉痛道，“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军队在旅顺不分男女老幼，杀戮了整整三昼夜，可能杀了都不止两万中国老百姓……现在，为什么又让很多日本人回到大连来，我也想不通。”

伍中豪很感兴趣的东乡平八郎，如果细细算起来，当年甲午战争的时候也担任过浪速号巡洋舰舰长，和中国的北洋水师交过手，而且还曾经违反战争法，把满载中国士兵、已经解除武装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击沉，如果要翻旧账严格清查，完全也能算作战争罪犯。

“我看报上说日本政府提议要和中国一起组织战争历史审查委员会什么的。”伍中豪想到旅顺大屠杀的往事，也有些闷闷不乐，“阿因听过秋山好古的名字吗？他在日本据说也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现在不也被抓了起来，据说还要送到沈阳来审判吗？这个秋山好古好像就是跟旅顺大屠杀有些瓜葛，如果日本政府真能办成此事，那或许他们便是真心悔改了吧？”

林徽因的神色稍稍活跃一些：“你叫我阿因啦！”她又微微雀跃道：“在北京的时候，梁伯伯常到我家讲他以前流亡日本时的故事，你知道吗？我爸爸以前也在日本读书，所以我想日本人也未必多半都是坏人。”

1919年的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的感情确实十分复杂且微妙，可总体而言双方还没有产生完全不能化解的血仇。

日本在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和十年前的日俄战争都大大伤害了中国，可是辛亥革命前后，还是有不少老同盟会对日本寄予厚望，在日本国内也不乏有像北一辉和宫崎滔天这样的大亚细亚主义者积极支援中国的辛亥革命。

在另一个世界，直到日本趁火打劫，悍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中日之间那股复杂、微妙且好坏并存的感情，才开始转向了完全对立的仇恨，巴黎和会上日本人对山东的巧取豪夺，则彻底毁灭了中日和解的任何可能性。

像原本历史上的北一辉，就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才骤然发觉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已经完全指向日本，也骤然发现以前北一辉引以为同志的许多人也站在反日运动的前列，“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政治思想出现重大转变，从此开始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鼻祖。

在没有“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的这个世界，在有着红军已经干脆利落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这个世界，亚洲可以存在一条人们设想过、但即便最大胆的前人也不敢奢望其成功的道路吗？

第四章 联盟框架（修改）

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大概是民国类网文里还没人写过的路线吧……动笔之前宇文也想过读者的争议肯定会非常大。像这样一个在历史上缺乏参考物的新设定，宇文想的就是既然要YY就YY一个爽，既然要世界革命，本书就没考虑过写冷战的部分，二战就要赤化全球，林淮唐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做完所有事情。当然因此势必会大开时间加速齿轮的金手指，毕竟要把共运的历史都集中在比较紧凑的一段时间上，才比较方便小说剧情的展开。

总之，大家对于这个设定有什么意见，欢迎来提议和讨论，读者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加群839427012来讨论。像这样一个介于苏联和欧盟之间的新设定，好像这类民国网文或者援共文都很少探讨过，读者有自己的想法就都来群里讨论吧，宇文也很想听听大家对这个新设的意见

大连分别受到了沙俄和日本两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城市街头充满异域风光，东正教教堂和带有鸟居的日式神社对门屹立。往事如烟，东乡平八郎穿着一身蓝咔叽布的中礼服，怀揣黑色公文包，刚刚从金刚号战列巡洋舰下来，军港的码头上还残留着一年多前战争留下的痕迹，几枚硕大的弹坑引人注目，正对着码头的大街上则悬挂着一条横幅

“庆祝大连联合海军指挥学院成立”。

东乡平八郎身上立刻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大连联合海军指挥学院的校址，就是沿用了过去关东州总督府的旧址。自从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几年来东乡平八郎来过这里好几次，总督府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非常熟悉，可现在总督府却摇身一变为“大连联合海军指挥学院”，建筑内一切带有旧日本军队风格的装潢和标志物都被清扫一空。

物是人非。

“听说秋山好古没有通过审查，要被送到奉天……要被送到沈阳审判。”

和东乡平八郎一起回到大连的，还有当年对马大海战时联合舰队第三舰队司令官片冈七郎。他在日本海军里是出了名的语言天才，除了英语以外，还能熟练运用中文、德语和法语，现在片冈七郎也和东乡平八郎一样，穿着件蓝咔叽的中礼服，怀揣特赦证，一起回到了他们都很熟悉的大连。

“片冈，我们在巢鸭监狱待了多长的时间？”

“三个半月。”

在东乡平八郎的记忆里，自陆军的二次政变失败以后，日本国内的局势就越发失控，日本社会党很快就通过戒严令掌握了政府的实权，海军、陆军的大批高级将领被责令转入预备役，位于本土的一批后备师团也被下令遣散，戒严治安的大权落入到了以赤卫队准军事组织为首的一班社会党人手里。

经过“满韩战争”和两次政变，首当其冲的陆军元气大伤，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在日本本土反对社会党人。唯一有力的关东军，也在红军的团团包围下无法行动，多达二十万陆军的生力部队，几乎都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二月的时候被解除武装、遣散。

海军呢？西园寺公望和山本权兵卫的犹豫不决毁掉了一切翻盘的可能，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一部分海军高级将领以紧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冒险发动了海军的第二次政变，希望劫持天皇、首相摆脱社会党人的控制。但结果海军的第二次政变也由于缺乏足够的串联，未能获得海军内部少壮派的支持，以及没有争取到西园寺公望等人的公开站台宣告失败。

“那些少壮派。”东乡平八郎落魄的垂下头去，“农民出身的军官都站到了社会党一边。”

海军里流传着“聪明的人容易赤化”的逸闻，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海军多数中坚军官都来自于贫苦的农村，日本社会党全力推进的第一次“农地解放”虽然尚不能满足农民的全部需求，比起军阀、官僚、华族、财阀来说，毫无疑问大大争取到了农民的支持。

海军第二次政变失败以后，东乡平八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紧急救国委员会的行动，也因为坐观成败，没有积极组织镇压而被逮捕到巢鸭监狱，接受了长达三个多月时间的历史审查。

“审查结束以后，不少人都放弃了军职。”片冈七郎感慨道，“阁下您还记得彦之丞吗？”

“上村将军吗？我记得他。日露战争的时候，他下令营救俄舰留里克号的落水乘员，当时在海军里引发不小的争议啊。”

上村彦之丞在对马海战中积极行动，挽救了东乡平八郎的指挥失误，果断抉择的拦住了俄国舰队的退路，只是由于上村彦之丞积极营救俄军俄伤员，甚至因此贻误战机，造成日本举国哗然，还有浪人把上村彦之丞的家宅放火烧毁，不少报纸当时也蔑称上村彦之丞是“露探”，也就是俄国间谍。

“彦之丞以后就放弃了军职。”

“啊，他现在在做什么？”

片冈七郎摸了摸自己那颗没剩多少头发的光头，带着几分戏谑苦笑道：“阁下还记得吗？联合舰队的军乐团就是彦之丞一手操办的。他现在去了宝冢歌剧团，据说是要重新完成做指挥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