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60节

当然，若纯粹从生育的角度出发，毫无疑问一夫一妻制的生育率是要远远高于一夫多妻制的。因为一夫多妻制在多数时候，不仅意味着有产阶级的多子多福，也意味着贫穷无产者普遍性的绝育，或者更干脆一点来说，所谓的一夫多妻制就是对贫民男性最残酷的剥削，将直接导致绝大部分贫民男性断子绝孙。

即使用最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吻来说，一夫多妻制就意味着富裕阶层可以无止境地霸占性资源，富裕基层不可能使他所有的妻妾都充分生育，但绝对有能力将所有的新资源从贫民男性手中夺走。

所有对底层男性来说，一夫一妻制绝对是在捍卫他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权利。

但这样复杂的理论，即便社会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大多数人的想法。毕竟更多人在一夫多妻制的想象里，只会把自己放在广纳妻妾的富裕阶层的位置上，而很少会想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断子绝孙的贫民男性位置上。

新《婚姻法》和禁娼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极其轰动性的争论，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有反动武装打着什么“社会党要让中国人断子绝孙”的旗号掀起叛乱，其声势比较过去这群人打“反分田”、“反退押”的旗号时还要更大。

也可见到在某些方面，性焦虑对人的刺激比财产焦虑更胜一筹。

为了这些由于“性问题”而引发的争论，分管参与国大立法问题的林时爽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频频来找林淮唐谈话商量。

在曹凝南下上海，掀起更大规模的禁娼风暴以后，林时爽为了研究问题方便，就干脆借住在了林淮唐家中。

社会党内地位最高的两个领袖人物，多半时间就是穿着宽松的居家睡衣，坐在林宅小院子的菜田前，一边翻着文件，一边讨论着将要决定四万万人命运的国家大事。

“据我所知，国际纵队里有很多法学专家都对咱们的新《婚姻法》提出了意见？”

林淮唐淡淡问出这个问题，国际纵队的革命者中法学家的数量可是相当之多，毕竟研究法律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反体制运动的常见参与者。

以西欧地区的法学家志愿者们为主，国际纵队里很有些人对目前全国国大的立法工作提出了大量意见——更准确来说，是大量极为尖锐的批评。

林时爽高强度参与了国大的立法工作，他在日本留学时学的就是法科，专业的法学履历出身。日本在方方面面虽然都以英国为师，但明治时期的日本法律还是主要参考了法国为主的大陆法系，林时爽在日本学习法学，自然也是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比较大。

他跟国际纵队里的法学家们意见同样有些冲突，但整体上来说立场还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林时爽对新《婚姻法》和最近出台的与禁娼相关的一系列条例都觉得有些不满。

但林时爽当然不是保守反动之人，他是觉得即便是目前出台的新《婚姻法》也还是太落后了些。

林时爽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柯伦泰女士在瑞典知道了我们中国准备重新修订《婚姻法》的事情以后，专门托朱加什维利同志给我带来了一封万言书啊，我看她讲得很好，革命政权需要靠革命的婚姻法来创造革命的新人，所以婚姻法事关我们革命事业的前途……君汉，我是觉得你在这方面太保守了些。”

林时爽不是第一次跟林淮唐谈这件事，所以林淮唐也不觉得奇怪，他只是笑了笑说：“咱们这一版《婚姻法》你都嫌保守咯？全国上下的男女同志们可是揪住中央这一点，骂我是要让中国人断子绝孙噢！”

林时爽凝视林淮唐双眼，直言道：“我们搞革命还怕别人反对吗？要是遗老遗少反对什么，咱们就不干什么，当初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咱们就应该去两广总督府自首，还闹什么革命？我只是在想，君汉，我对你在革命立场上的进步性毫无疑义，但不管是禁娼的问题，还是婚姻法的问题，我都感觉到有一点问题很大，那就是你似乎并不打算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出发，直接消灭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而只是想用一种清教徒式禁欲的办法来给它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林时爽和第二国际最著名的女权运动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近来交从甚密，两人有很频繁的书信往来，林时爽的观点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柯伦泰的影响。

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林淮唐就算真是铁打的超人，他那无限的精力也不可能真的就能顾及到革命工作的所有方面。

而中国社会党本身党内的理论家数量实在太少，由于党的成长极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林淮唐个人，所有中国社会党本身在理论方面，只要是林淮唐没有直接下过定论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受到第二国际那些相比中国党内理论水平高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

像林淮唐很少著书立论的女权、婚姻、工会制度等等方面，中国社会党人就势必很大程度上是跟着第二国际这批理论家的旗子走。

毕竟社会党党内，不算林淮唐，那除了还在成长中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寥寥数人以外，也就只有刘师复在工会方面能提出一些理论来，然后就是林时爽本身也能算半个理论家，其余则无一个半个人可言。

柯伦泰的主张是什么？

她在妇女问题上跟随第二导师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婚姻制度就是合法的卖淫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

但这种像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那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使柯伦泰这样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满足，所以她在恩格斯对婚姻制度看法的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提出了“一杯水主义”的观点。

什么叫一杯水主义？

在革命者看来，性关系就像喝一杯水一样简单，无关于任何物质和社会问题，只是简单满足一个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它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跟口渴时喝一杯水没有任何差别。

第十四章 书报检查令

其实会参与革命的人，必然是在各方面的思想都处于较时代更前卫的位置上。例如在封建时代，男女婚姻完全被宗族大家长所支配，那么革命者大多数自然更倾向于提倡自由恋爱，在资本主义时代，男女婚姻被物质、金钱和社会地位所支配，那么革命者当然也就更提倡男女关系回归到纯粹生理和精神的方面。

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听来，柯伦泰的“一杯水”主义何止是石破天惊，简直是毁天灭地，灭绝人伦那都是轻的了，根本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荒淫至极的大妓院了。

性关系是人伦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不仅神圣神秘，而且庄严肃穆，更令人感到羞耻至极，轻易不能提在嘴上，怎么可能能同喝一杯水相提并论？

还好柯伦泰写给林时爽的信件，只在两人私下交流，没有公开登载在社会党的机关报上，不然这在许多人看来岂非是要坐实了反对派对社会党“共产共妻”的污蔑？

林时爽对林淮唐在男女婚姻问题上的保守姿态，多少就有些不满意：“只有完全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理学老夫子们，在面对资本主义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冲击时，才会想要用清教徒式的禁欲来解决问题，他们只想应该重新建立家庭的旧基础，并加强那些朽气可闻的性道德。我们革命者怎么能这样做呢？禁娼我完全支持，但跟着禁娼出台的许多条例，还有君汉你之前对新《婚姻法》写的那份意见书，实在都有些太过于保守了！”

林淮唐发动禁娼战争的同时，也重新加强了辛亥革命特别是解放战争和反干涉战争结束以来，社会上愈加开放的男女交往风气。

自社会党掌握中央政权以后，党的各类机关书报已经陆陆续续翻译介绍了不少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文章，其中很多鼓励自由恋爱、自由交往的内容迅速在青年人中间风行起来。

林淮唐觉得支持自由恋爱，但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革命者就连封建的婚姻制度都还没有完全打倒，一下子就跳到破除资产阶级婚姻制度，这步子就实在太大了一些。

更别说像柯伦泰夫人这样在革命者里都算前卫分子的人，他们的理论对今日的中国而言，在道德上迈的步子未免太大。

就算在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一般中国人可能都接受不了“性关系就像喝一杯水”的观点。

林淮唐放下手里的茶杯，低声说：“不错，我是在意见书里建议了，希望加强对各级学校内男女学生恋爱交往的控制……我也可以公开向阿文你讲明了，我是反对杯水主义的。”

左翼价值观最强调的就是自由、开放、反传统等理念，只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左翼革命者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包围城市”因素的影响，不得不极力统战团结农民阶层，导致了中国的左翼革命者在生活方式和婚恋伦理方面都不得不向农民的乡土传统和军队的军事禁欲需要大幅让步。

但林淮唐领导的社会党革命，同中国历史原来的红军革命相比，虽然也有很长的一段农村革命时期，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以农会为党最强大的基层组织，但很明显中国社会党由于很快就夺取大量城市，现在更入主中央，受农民传统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

反而由于中国社会党在理论方面过于依赖林淮唐造成的孱弱，使得党在价值观上很大程度是受到国际革命者的影响，所以社会党人在生活方式、男女关系这方面肯定要比中国历史上原本的红军开放得多。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典，在伦理上可说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国际上的共运革命者，在性、婚姻、艺术等等方面，也基本上都是以先锋派面貌示人。

比如那些让一般人看着只觉得莫名其妙的种种现代主义艺术，其源头先锋派艺术的大本营就是苏联。

“有些同志也写信跟我谈过，观点和你一致。”林淮唐悠悠说道，“他们觉得我在意见书里提的建议，对结婚、离婚的限制太多，是压制了妇女权利。还有对社会风气的限制，也有人觉得我的作风太保守，不够革命。”

“但是啊……阿文。”

林淮唐两手握在一起说：“党的一大基础依然是农会，太过于先进的婚姻法和男女交往风气真的能那样容易地移植于中国社会之上吗？当然，我明白你想说什么，革命一定是困难的，我们搞土地革命不是更困难，搞合作化不是更困难，还不是一样搞下去了？且慢，你听我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吧，在性问题上我并不觉得男女交往保守或开放有什么差别，但性病如何解决？避孕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我所关心的重点所在。”

林淮唐一手拍在林时爽肩膀上慢慢说：“性病问题的背后是我们国家近现代医学的发展问题，就算性关系真像一杯水那样简单，但治疗性病呢？还能够像喝一杯水一样简单吗，我看可不行了。更别提避孕问题，英国和法国现在已经在用天然乳胶生产避孕产品，但中国的橡胶工业还一点都没发展起来，什么避孕产品也生产不了，这样的工业基础，能经受得住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吗？”

林时爽还想说点什么解释的话，但又被林淮唐直接打断：“第二国际的那些志愿者对我们帮助很大，但他们的不少观点未必适合中国革命的现状。他们的思想是伴随欧洲工运斗争而起，也不一定就适合中国的土壤，你想想，西欧的工业比我们中国现在的工业到底发达多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本本主义生搬硬套可不是好事情。这样吧，你和国际纵队的那些朋友打交道比较多，还是跟他们多谈一谈，他们有的话放在中国不仅是不适合，而且很可能还会起反作用！”

林淮唐靠近林时爽，沉声说：“阿文呐，你要跟我们的国际朋友多谈谈，让他们最好对中国有更多了解以后再去放大炮。”

林淮唐这几句话，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他甚至隐隐想到一个问题，社会党今后要不要限制第二国际那些理论家的影响力？不说考茨基、伯恩斯坦那些社民派的人，就算是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饶勒斯、蔡特金、柯伦泰……这些亲自跑到中国参加革命的第二国际左派革命家们，对他们文章在中国书刊上的发表和翻译要不要做一些限制？

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林淮唐自己亲自写文章正本清源来说服所有人。但说实在的，像罗莎卢森堡或柯伦泰这样的人，就连列宁都无法彻底驳倒其理论，光靠纸面上的争论大概率是得不出任何结果的。

可是限制反动派发表文章那也就算了，连左派共产主义者这样根正苗红的革命家发表文章都要限制？又是不是有些缺乏道路自信了……

林淮唐想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又对林时爽说：“限制翻译和发表国际朋友们文章的事情先缓一下，唉，这方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党自己的理论工作做的太差。”

林时爽的表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我还以为你想设立一个审查书报的部门……我多考虑一下又觉得这么想未免太可笑，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性可是批评透顶，也很说明了普鲁士的书报审查制度除了显露出自己的脆弱以外毫无实际上的用处，君汉，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吧？”

林淮唐直勾勾地看着林时爽，没有再继续说话了。

第十五章 天赐良机

德国驻守在青岛的军队在战争结束以后，也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由于中国政府已经向同盟国阵营宣布了断绝外交关系的政策，因此青岛守军都是以俘虏的身份在中国居住。

不过这实际上只是用于搪塞协约国的名目而已，像东亚舰队的那些德国籍海军官兵，绝大部分都被革命政府留用，只有像施佩伯爵这样的海军首领以及各舰舰长等高级军官，被林淮唐设法调到了福州、厦门等地控制了起来，剥夺了德国人对东亚舰队真正的领导权。

林淮唐也没有把事情做绝，中国政府给施佩伯爵这批德国海军高级将领的待遇依旧十分优厚。他们在福州和厦门虽然是战俘身份，但实际上做的还是诸如福州船政局造船厂总顾问一类的工作，享受的津贴也都是比对同等职务最高级的待遇。

青岛的陆军官兵，则被分批调往徐州、郑州、洛阳、成都和沈阳等地，除了帮助红军训练新部队以外，也参与了各地初级军事院校的建设工作。

像德国人在青岛战役里陆军部队的指挥官福尔贝克中校，就是先到徐州给红军上了将近半年的课以后，又被调到了成都，以他长年在西南非洲“剿匪”的经验给西南红军的学员们介绍一些丛林、山地作战的战术。

由于协约国的要求，福尔贝克中校在中国境内不能再穿着德军军服，也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但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限制，说是俘虏，其实生活完全和正常的外国顾问没有区别。

这天福尔贝克中校刚刚结束了他在凤凰山红军军营的课程，回到成都城区内的独栋住宅以后，马上就又伏案写作，把自己对于青岛战役的作战总结和经验教训都记录了下来。

福尔贝克中校除了记录下德军和日军的情况以外，也把自己大半年来对中国红军的观察总结也都写进这份报告书里——他对红军的评价极高，认为这支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虽然很差，但军队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普鲁士军队相似，特别是其士官基层，也就是红军自己所说的基层指战员基层，是同普鲁士军官团一样采用任务式指挥方式，拥有高度的独立自主作战能力。

“……缺乏自动武器时，手榴弹是更可靠的武器，面对拥有纵深的战壕防线时，必须配置火力强劲的突击队，只有这样才可能突破复杂的坑道和密集的机枪堡垒……”

“……在战场上轻机枪的作用比重机枪更大，机枪应该可以跟随步兵班一起前进，即使是普通的步枪也应该截断其枪管，就像马枪一样，步兵必须拥有适于近战的武器……”

“……在突击小组里配属充分的轻迫击炮和37mm步兵炮，要远比一整个集团军大炮的弹幕轰炸有效得多……”

不仅在青岛战场上，此时在欧陆战场上严密的堑壕和铁丝网也向世人展现了恐怖的威力。福尔贝克中校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德法边境上残酷的堑壕战，但他通过青岛作战的经验，还有从报刊上了解到的信息，很快就凭借普鲁士军人卓越的战术嗅觉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

“……连续的战壕意味着没有敞开的侧面，这意味着传统的操作和战术机动都将化为泡沫，进攻方发起的所有攻击都不得不从正面发起，为了改变这一困境，德军指挥官必须从更高的层面进行创新，我们必须汲取来自全世界的智慧，西南非洲赫雷罗人的游击战术，布尔人的灵活伏击战术，中国红军的渗透穿插和四组一队战术，德军必须切实掌握这些战术，才能破解欧陆战场的困局……”

福尔贝克中校在徐州和红军的那些指战员朝夕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对红军将领的评价也都很高，陈更新是个冷静至极犹如冰山一样沉默的统帅，拥有着超乎超人想象的战略定力，他的参谋李济深则是个很有才气的战术家，还有姚雨平，一位相当合格的后勤大管家，方声洞充满热情的进攻精神虽然已经逐渐不适应战争形式的演化，但在东亚战场上依旧很有作用……

同这些人的交往和学习，就让福尔贝克中校更快洞察到了近代战争形式的演化，已经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了。

福尔贝克中校准备把这份充满他心血结晶的报告书，通过无线电报加密的形式，一点一点传递回柏林去。由于技术和设备上的限制，在中国使用无线电发电报的价格极为高昂，为此福尔贝克中校便怂恿了同样在中国做“战俘”的华德克总督，让他设法从中国人支付给德国侨民顾问的薪水里设法克扣下来一笔钱。用作发电之用。

这，也是为爱国发电了。

福尔贝克中校最后在报告书上总结道：“在步兵之前，装备有钢丝钳和大量手榴弹的尖兵组会先行一天在军属炮兵的弹幕掩护下穿过沟渠并开辟一条小道，用手榴弹回敬那些试图干扰他们工作的敌人。随后，步兵会以松散的三、四人小组前进，迅速展开突破，当突击队打开缺口以后，大部队再采取大炮跟随突击的战术占领敌人的阵地……

德国军队需要用机枪、轻步兵炮、迫击炮、炸药包、火焰喷射器、手榴弹等一切手段如暴风一般席卷敌人的阵地，这样的战术我想也可以称之为暴风突击队战术。”

福尔贝克中校完成他的作战经验总结报告以后，首先拿给老朋友华德克看了看，不过总督并非专业的陆军战术指挥官，也提不出太多有价值的建议来。福尔贝克本来还想把报告书的副本寄给他在中国认识的几位朋友陈更新、李济深等人看看，但想了想便又放弃了这一决定。

但中校并不知道，在他把报告书拿到电报局的时候，一直对这群德国军人重点关注的政保局，就已经把福尔贝克报告书的复印件送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负责总参谋部工作的林述庆和姚雨平，也把这份报告书的完整版专门拿去给林淮唐看了一遍。

林淮唐对福尔贝克中校的先见之明极感佩服，这份报告书恐怕真的能够大大提高德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林述庆和姚雨平大概也是看出了这点，所以都有些迟疑，姚雨平直接问道：“主席，我们要不要把报告书扣下来？报告书里的内容确实写的鞭辟入里，让德国人发回柏林未必是一桩好事。”

但林淮唐却不以为然：“无妨，让他发嘛。同盟国和协约国对比起来，最大的问题绝不在于一两个战术的革新上，而是两个阵营之间在国力上就有绝对的差距。更何况，不管德国怎么刷新其步兵战术，只要协约国控制住制海权，英国人就迟早能拉美国下水，同盟国是不可能赢得大战胜利的。”

林淮唐似乎想到了些什么，又微笑起来：“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不论是协约国集团还是同盟国集团，不论哪一方都毫无正义性可言，就让他们打起来吧！打得越激烈，打得规模越大，那就越好，战争继续升级下去，迟早可以粉碎帝国主义秩序链条里最薄弱的一环。我本来就担心德国实力不济，太快被协约国打垮，到时候洋人们可就又要回来嘞，咱们中国的日子能像现在这样好过吗？”

林述庆和姚雨平对视一眼，低声道：“德国革新其步兵战术以后，就能把协约国集团一直拖住吗？”

林淮唐拍了两下手掌：“我不指望德国人能拖住英法俄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多长时间，但德国人拖得越久，对我们中国革命的好处就越大。按我的设想，如果德国人能拖住协约国集团三四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先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期的经济基础建设，再长的时间，那就是能多拖住英法一天，就对我们更多的有利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