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59节

反而是国际纵队的这些志愿者，像李卜克内西、饶勒斯和罗莎卢森堡他们在理论方面考虑的更多。

两人上车以后，电车很快就在叮叮当当的声音里开过北京一条又一条的小胡同。李大钊指着车窗外说：“过去很多普通职员从银行取钱以后，步行往返胡同，在胡同巷道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抢劫杀害。现在北京通了电车，有重要的事情都直接坐车，安全性是大大提高了。”

罗莎卢森堡摇头笑道：“这更主要还是政保局和公安总队对犯罪的打击得力吧！”

虽然中央革命政府还保留着北洋时期京师警察厅的架构，但治安实权早已由公安总队逐步接管，如果遇到特别严重和恶性的治安犯罪事件，那么政保局往往也会参与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政保局和公安总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不是一般性质的维护治安，而是和过去红军在南方时执行的三大任务一样，依旧是以黄赌毒也就是禁赌、禁烟和禁娼为最重要的任务。

禁赌是最容易做到的，红军早在闽粤时期时力行禁赌便已经卓有成效。甚至都不需要强大的红军支持，就连廖仲恺和陈炯明在广东建设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时，他们的禁赌措施便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禁烟就难得多了。

北京市政府和华北国大委员会已经颁布了华北大区的禁烟暂行办法，办法严令禁止种植、制造、买卖及贩运任何烟土，对不服管理者进行严厉处罚，同时也设立了数量不少的戒烟所对烟土吸食者进行治疗。

为了禁绝烟土的流害，维护国民的健康，早在全国国大举行补选以前，林淮唐就在国大选举法中加入了“吸食烟土者不得参与国大的选举和被选举”这条规则，全国国大补选结束以后，全国国大委员会则又颁布了吸食烟土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军职的法令。

这两条法律不仅能极大引导国民戒掉烟土，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骑墙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内。

当然对林淮唐而言，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全国国大补选和组织正式的中央革命政府以前，就把那些封建落后、保守反动的人全部清理到新中国政权的权力核心之外。

毕竟在清末民初的这个时间点上，反动派们基本上就没有几个人能够摆脱大烟的束缚，甚至就算是进步阵营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里，也不乏吸食大烟的人。

例如蔡锷，就是因为尚未戒烟所以未能在中央革命政府里担任任何公职，也未能在红军里获得任何军职，只有等他完全戒掉吸食大烟的毛病以后，蔡锷才能有资格进入军队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市政府也出台了《北京特别市查禁烟土办法》：要求存有烟毒者或从事烟毒之制造、贩运、买卖，及设具供客吸食注射者，应在期限内向公安机关登记，交出烟毒和吸食用具。吸烟毒嗜好之烟民也应在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报告登记，进特设的禁烟所进行戒烟，凡是逾期仍不登记者，都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

禁烟的战争刚刚开始，但最棘手和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禁烟，而是禁娼。

妓院和旧社会遗留的糟粕，也是比起赌博和烟土来说更为根深蒂固的事物，是摧残妇女精神和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最为兽性、最为野蛮的一种制度。

禁娼的战争，要远比禁赌和禁毒的战争更困难百倍。

北京的娼妓主要集中在八大胡同，数量已经很是不少，但跟上海比起来则又小巫见大巫了，至于全国范围之内，则娼妓数量已经多到难以统计的地步，嫖客的规模则又数倍数十倍以至于百倍其上。

第十一章 新方向

林公馆。

林淮唐还是住在林长民一家留下的那栋小洋楼里，没有搬去中央部委统一工作和生活的大院区。他习惯了轻车简从的生活，本身也对大院式的生活很不感冒，甚至对干部大院这种事物带有不小的反感。

从洋楼乘坐电车，两站距离就能到达林徽因现在上学的地方。所以林淮唐一般都是早晨三点多钟或者四点钟的时候醒来，先办理公务，到七八点钟时再去送林徽因上学，有时候公务繁忙，就会托秘书和警卫去送林徽因上学，接着就会乘车前往部委机关和其他中央同志一起办公，中午时也是在部委食堂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样一直工作到傍晚六点钟时，再回家买菜给林徽因做饭。

“新楼今后肯定得建。”

林淮唐和梁启超、谢葆璋两人一起坐在公馆前的小庭院里，他一边蹲在菜田前摘菜，一边和梁启超说：“不然部委难道几十年如一日都住四合院吗？但在旧城改建新楼，需要大规模拆迁，劳民伤财，与直接在旧城外有规划地建新楼相比，事倍功半啊。”

梁启超对北京城区改造的工程非常关心，他穿着长袍，不便蹲下跟林淮唐说话，但还是俯低下身子道：“君汉以为怎么样呢？城外派的方案强调的就是经济帐、民生帐，强调少花钱、少动迁，毕竟住建部的专家们也都指出旧城改建新楼最起码要花掉百分之二十的经费作为拆迁费用。”

“北京事变打平了不少地方，方便一部分拆迁。”林淮唐从院子里的菜田抓起一把韭菜，“但拆迁费最少最少也要占到百分之十几。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央各部委机关都是使用我们没收的前清公房做办公地，机关职工家属则围绕这些公房形成东一个大院西一个大院的格局，交通上极不方便，到处搞干部大院也很不讨喜，说白了，你干部大院势必影响到普通市民的生活，到时候人家恨屋及乌，影响一定会变坏。”

在城区内圈起一片片宛如古代禁苑宫殿一般的大院区，不仅会隔阂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恶化军民关系，而且成片禁止一般人通行的大院区，在将来也会严重影响到北京的交通状况，所以林淮唐自是十分反对“圈大院”式的部委办公用地。

谢葆璋的女儿谢婉莹，现在也被他带到了北京，跟林徽因上同一个学校。不过林淮唐选的学校不算特别好，只是谢婉莹跟林徽因本来就又是同乡又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所以他也乐见两个小女孩一起上学。

倒是梁启超千方百计把他儿子也安排进这所很普通的小学堂内，就让林淮唐有些不大高兴了。

谢葆璋现在担任海军次长，实际上权力远在海军部部长萨镇冰之上，可以说是红海军真正的实权一把手。过去红海军军舰数量很少，力量很弱，也没人觉得海军部有什么话语权，但自从反干涉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将他们的东亚舰队半送半卖给中国政府以后，红海军便鸟枪换炮，舰队规模骤然提升数倍，谢葆璋的工作也因此忙碌了不知道多少倍起来。

他跟林淮唐住的很近，谢家和福州林觉民家族也沾亲带故，谢葆璋在中央的话语权自然也是越来越强。他时不时就带着女儿谢婉莹一起到林宅串门，中间一有机会就会在林淮唐面前设法为红海军争取更多的资源。

不过也确实，红海军现在舰队的吨位暴增数倍，还拥有了两条战列舰和战巡以下最强的装甲巡洋舰，但红海军的人员却大多还是由前清时代的闽系海军军官组成，不管是技术人员的数量，还是海军军官和水兵们的受训练程度，都有些匹配不上红海军现在所拥有的一系列新锐军舰了。

所以谢葆璋每每找林淮唐、找中央争取资源的时候，谈的就都是扩大海兵学校规模的事情。

在谢葆璋的努力下，中央终于下令抽调福州船政学堂的设备和烟台海校的师资力量，在青岛合并组建为初、中、高三级的中华民国海军院校，即红海军海兵学校、红海军舰艇学院和红海军指挥学院。

“自从红军进京以来，从前年年底开始，到今年，主席，您知道北京的房租涨了多少了吗？”谢葆璋苦笑道，“短短一两年间，因为大量机关迁入北京，北京房租竟然翻了将近五倍，一般房屋的购置价格也都涨了两三倍的样子。”

大量部委机关临时安置在旧城里，然后在旧城同时拆旧房子建新的办公楼，进一步挤占旧城的居住空间，给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压，房租再涨，普通民众可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

而且还得把被拆迁了的居民迁出去，并且给他们建新的住宅楼，铺新的水电，准备新的通勤电车或起码是铺设马路，一样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钱。

梁启超说：“城外派的方案，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要在西郊建新城，就是在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选出政府行政机关的用址，它的西面是行政人员住宅跟附属建筑，北京城东郊就留下来用于建设工业区。这样无论是工业、文教还是行政一方面能够与老城相呼应，可以彼此呼应，而且产业和住宅相互毗邻，就地解决就业解决通勤的问题……”

林淮唐笑道：“任公是支持城外派的方案吗？”

梁启超点点头：“新建行政中心确实要花钱，但是定在旧城就不花钱吗？环境且不论，行政中心迁入后进人要地，原来的市民到何处去？如果行政中心迁入老城，要建造行政建筑及其配套设施，势必要拆除原先的民房迁移居民，因此还要建造大量人民住宅，然后才能拆除旧屋。

君汉，我为中央算了一笔账，迁入老城要增加四种费用——购买民房地产费、被迁移居民的迁置费、被迁移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的费用、拆除旧有住房及清理地址的工费及运费，一来一去，不仅相当于多建了一批拆迁房，多付了一笔款子，而且还滞后了行政建筑的建造效率。

所以我认为拆了建还不如出去建，直接在城外干干净净直接建个新的，比城内建得有效率、更科学，还可以兼顾社会发展和文物保护。同时工业、文教、行政三中心的建设，能够逐步把城中的人口疏解出来，进入到三中心中完成工业化，而城中已经一塌糊涂的基建可以有机会逐步改观，岂不美哉。”

改建旧城区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拆迁与安置居民的问题。旧城内大部分地区建筑密度与人口密度过高，改建时需拆除建筑物与迁移居民的数目很大。这不仅要解决迁移居民的居住问题，而且要影响其中许多人的职业问题和生活问题，所以在历史上北京的扩建又多于改建，所谓的旧城改造方案如果算上拆迁安置费用，那就真的未必能比新城方案便宜多少钱了。

谢葆璋则说：“但中央还不确定首都位置，我们现在考虑这些问题也是太早了些！”

社会党党内的元老们多为南方人，而像进步党、国民党等民主党派的人士，也以南方省份出身为多，他们从继承辛亥革命果实的角度出发，当然更倾向于定都南京，而不是定都于满清遗老和北洋余孽大本营的北京。

过去林淮唐率领社会党人和红军进入北京，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尽快夺取中央政权、控制国家机器。在当时社会党以北京为暂时首都，也可以起到迅速接管北方各省区的效果，红军还可以很便利地进取形势十分危急的东三省地区。

但现在反干涉战争已经结束，日本人虽然在东北还存有极其强大的势力，但明眼可见，三四年内日本人是暂时不会有什么冒进动作。

这样看来，再以北京为临时首都的意义，似乎也就不大了。

林淮唐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来，梁启超若有所悟，换了一个话题说道：“我听说政保局、京师警察厅和北京公安总队最近联合行动，出动了好几千名警士把全北京二百多家妓馆全都查封了，这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但查封妓馆容易，要救济娼妓，解决娼妓的生活问题可就困难了呀。”

第十二章 妇女解放

“所有妓馆老板、领家分别审查以后，按其罪行大小依法处理，妓馆的全部财产则予以没收，用作救济娼妓之用。”

林淮唐淡淡给出答案，他说的简单，但这过程中势必十分血腥，经营娼妓行业的老板们都不会是小人物，多数背后还有金主支持，又往往和各类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要把他们彻底清除干净，这场仗的规模就不会小。

梁启超不以为然：“许多娼妓沉沦下流，已经习惯了那种淫糜堕落的生活，就算中央革命政府取缔明面上的妓馆，甚至给娼妓们发钱解决生活问题，但时间一久，这些惯于沉沦的妓女我以为迟早还会自己重操旧业。这样明面的妓馆被取缔了，暗娼的数量却会大大增加，政府越是大力打击公开的妓馆，越是竭力帮助娼妓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暗娼的数量越是会增加。”

其实早在红军刚刚接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时候，各地的国民法院就在报纸上发表过“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要赎身费违法”的法律问答，指出:“妓女要求脱离卖身生涯，是很好的表现。‘龟门’没有要求妓女给卖身费的权利，妓女的衣服及其他东西，均可以带出来。”“假使‘龟门’阻止妓女脱离卖淫生涯的火坑，那就是妨碍人身自由，妓女可以向国民法院控告。”“革命政府不仅赞成妓女脱离卖淫生涯，而且要积极协助她们跳出这样的火坑。”“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有身体自由和婚姻自由，妓女要求结婚，完全合法。但在选择配偶时，应十分慎重，要忠实可靠。鸨母如不准妓女结婚的话，可以诉请国民法院依法处理。”

这虽然使社会风气一时有些好转，可是很多甘心沉沦的娼妓反而觉得政府限制了妓院老板和领家对她们的剥削，那她们不就可以自己接客赚更多的钱吗？也不用再受妓馆、鬼门的抽水提成，那么卖身的行业岂非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娼妓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政府大力打击妓院主，“优化”了行业环境，使得个体经营的暗娼数量逆势增长。

梁启超在这点上，说的确实不错。

梁启超说：“妓院易于消灭，妓女也难以消灭。政府若用强力压制之，则是水里按葫芦，此起彼落啊。”

“任公不相信我们能办到这点吗？”林淮唐问。

梁启超起而答道：“我完全相信君汉的能力，过去社会党的历史也一次次证明了只要你们想要办成的事情，似乎就没有什么是办不下来的。但我担心的是强行压制娼行，会令无数本来生活就十分悲惨的娼妓处境更加糟糕。政府的想法，到底是为了消灭娼妓行业而去消灭娼妓行业，还是为了挽救妓女悲惨的生活而去消灭娼妓行业呢？”

林淮唐放好手里摘好的一把韭菜，靠在竹编的躺椅上说：“中央已经委派监察委员曹凝同志前往上海，担任妇女工作特派专员，任公看着吧，上海中国娼妓行业的中心，也是妓女数量最多、暗娼生活最悲惨的地方，而且华洋杂处，租界林立，情况比北京还复杂得多！但任公您等段时间再看看，我相信曹凝同志一定能在上海掀起一场空前的风暴，把娼妓行业这种封建残余里最恶劣、最野蛮和最残暴的人身依附关系彻底消灭干净。”

梁启超眯起眼睛：“主席既然这样说了，我便静观之。”

正在这几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工作特派员曹凝也已经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她留着一头和男子相差无几的毛寸短发，只在头皮上留下短短一两寸的发根，看起来英气凛冽非常，但还是难以掩盖住姣好五官带来的清秀感。

曹凝是社会党著名烈士萧枳的遗孀，一直是社会党内女干部的代表人物，工作能力非常强，而且性格极坚韧强硬，由她来解决上海娼妓问题，也证明着中央对她的无限信任。

在火车上和曹凝一同南下的，还有政保局的许多干部，以及公安方面派来的许多老练干警，林林总总也有近百人了。

不过更惹人眼球的，则是曹凝身边的一群青年女学生。

她们多是干部学校和各类速成班毕业的知识青年女性，大部分人年纪都很轻，最小的才只有十八岁，总共约有六十人左右。

妓女这个名称，对每一个正派的女子来说都意味着一种耻辱。现在，这些妇女干部要去从事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还必须白天黑夜都和许多的妓女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万一传染上性病怎么办，而且，就这么一群年纪轻轻、手无寸铁的女同志，能对付得了一批又一批已习惯了卖淫生活的女人吗？开始接到通知时，不少人顾虑重重，畏缩不前，都怕招惹到不干不净的东西。

不少年轻姑娘刚开始受到调令的时候，光是想想要去同那些涂脂抹粉、妖怪形状的“野鸡”打交道，就顾不得什么组织原则，直接是一屁股坐在办公室的楼梯口前放声大哭起来，说什么也不肯去报道了。

曹凝挨个和这些青年女同志做工作，消除她们各方面的顾虑，竭力鼓励，才勉强带出了这么一支愿意前往上海工作的妇女队伍来。

但就算有这些准备，上海禁娼的工作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执行吧……

就连曹凝自己都带着一些疑虑，历朝历代都有妓女，为什么到社会党这里就必须要去把娼妓行业消灭掉？但她旋即就想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想到了她在故乡被宗族中那些大家长欺辱强暴的经历，也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夫就是为了消灭许许多多过去人们已经视为天理自然的旧制度而英勇牺牲，是啊，历朝历代都有娼妓，正如历朝历代都有层层的压迫和剥削，但为什么到了社会党手上就还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呢？

很多革命者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做的一切都很好都很正义，但这些事情那样危险那样困难，总有人要去做，为什么要由你来做呢？

革命很好，但为什么要由你来呢？

革命很好，那为什么不由我来呢？

“上海禁娼将为全国的全面禁娼打响第一枪，我们站到了这个位置来今后就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大家的名字也都会留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上。更何况和血淋淋的战争相比，我们面临的困难已经轻松了无数倍，过去数年以来那许多烈士的牺牲，为的不正是如此吗？用鲜血去拼杀的革命战争结束了，革命军终于拥有在全中国都拥有了优势的武力，我们的步伐就更不应该停下来，而应该将所有应做而未做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改造这个世界。”

曹凝深深吸了一口气：“大家都别担心，到上海后我们是秋风扫落叶，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比过去烈士们牺牲的战争更困难啊。”

第十三章 一杯水主义

禁娼战争打响的同时，全国国大在一切选举事宜结束以后，也开始了修订新中国法律的问题，首当其冲者便是《婚姻法》。

新《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或者多妾制的合法性，已经轰动全国，引发各界激烈的争论。虽然林淮唐在全国国大内强行划出相当比例席次，专门用于指定女性国大代表，可是即便是知识青年出身或者革命党人出身的女同志里，也有很多人支持一夫多妻制的糟粕，至于男性国大代表，对新《婚姻法》的批评攻击就更不绝于耳了。

这也是为什么新《婚姻法》虽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但无论是《婚姻法》还是新《刑法》，都并没有明文规定重婚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仅仅是沿海地区和一些较发达城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禁止重婚暂行办法》，靠行政力量而非立法对重婚进行了若干不同的限制。

新《婚姻法》虽然明文提出了婚姻是一种“无偿的合作关系”的定义，但这部在立意上极为先进甚至可以说是过于先进的法律，毫无疑问在1915年的中国势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禁娼对中国人而言，毕竟还有一个道德层面上教化的意味存在，对大部分人来说禁娼虽然很难接受，但完全能够理解。

但废除一夫多妻制呢？

对于追求多子多福这样传统生育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就算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甚至是一位社会党的党员，一般人也极难接受，甚至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新《婚姻法》到底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