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61节

姚雨平怀疑道：“欧洲鏖战正急，协约国的确在国力上有优势，但战争又不是纯粹靠国力来决定胜负的。这一年以来，德国人在战场上还是处于上风，万一最后结果是德国打败了协约国集团呢？”

林淮唐失笑道：“哪有这种好事！如果德国人真能打败协约国集团，那简直就是老天爷给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一个大奖啊。你们想，协约国集团如果战败，英、法还能维持得住他们在东方庞大的殖民地吗？殖民地独立势必成为风潮，而德国人的海军实力不比英法，又要忙着在欧洲接收英法等老牌列强的遗产，哪里有功夫管得到帝国主义在亚洲殖民体系的崩塌啊。”

“真要是德国打赢了欧战，那就是我们红军放眼四海的天赐良机！”

第十六章 米麦大出口

极少有欧洲人意识到欧战会成为一场如此漫长且持久的战争，谁也没有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更不用提打几年的仗了，大战刚进行了几个月，德国和奥匈帝国就都出现了食品短缺的现象。

1914年10月，维也纳杀了一万匹马，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农名拒绝执行不给牲口喂粮食的政府禁令，于是柏林的官僚命令屠宰所有公猪，整整九百万头牲畜被杀，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先是猪肉价格大跌，然后是剧烈上扬，而且是持久地居高不下，已经没有足够的供应了。

战前，德国每年必须进口200万吨硝酸盐、磷酸盐肥料，必须有600万吨谷物做饲料，必须有100万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当这些生产要素减少了后，农业生产率开始下降；谷物的产量在1914年至1917年间下降了一半。军队的需求必须优先满足，这个需求的数量巨大，而且缺少弹性，德军每周的需求量是：1700万磅的肉，6000万磅的面包，1.3亿磅的马铃薯。

今年5月份时，维也纳爆发第一次食品骚乱，秋天后柏林也跟着爆发了粮食骚乱。柏林的食品价格在大战第一年里增长了130%，两年后增长了600%。即使是产业工人，他们工资的增长也难以跟上价格上扬的步伐。

而且大雨、过早的霜冻、缺少肥料、缺少人工等等问题，也使得即将到来的1916年将成为一场属于欧洲文明的大灾难。

正如这一百年来欧洲人在世界各地进行征服运动时，制造的种种灾难一般，天启骑士在践踏了整个地球以后，终于将饥荒和瘟疫带回了文明灯火近乎熄灭的欧陆。

由于极度缺少肉食和牛奶，所以马铃薯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但是，德国的马铃薯产量下降了一半，奥匈下降得更多。上千人每天只能排队喝汤。纺织品用纸和植物的纤维制成，鞋用纸盒木头制成，咖啡用树皮制成。数万赤贫的战争寡妇带着孩子们，要排上几天的队领取可怜的定量。

为了生存，德国人越来越依赖一种平时人类不爱吃的蔬菜，粗陋的甘蓝。

柏林一家主要医院的内科医师主任报告，大约有8万名儿童在今年死于饥饿。

在奥地利，一个家庭只允许烧热一个房间，这导致冻伤流行和管道爆裂。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人们用狗拉车，后来，狗拉车也没有了，因为人们把狗吃掉了。匈牙利原来农业产量较高，后来，人们因缺粮而吃马和狗。德国因缺少燃料而关闭学校。大战前，估计每个成人每天平均要摄入3400卡路里；大战期间，下降到1200卡路里。妇女肺病死亡率从每10万妇女14人增加到23人。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患佝偻病、骨畸形、关节畸形的人普遍增多。

欧洲的民众都受到大战的影响，协约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同样不容乐观。

法国人的生活受影响最小，生活质量比敌人和盟友都要高。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运输货物的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港口，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为了抑制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把食品进口置于最高优先级作为手段之一。

但对法国人而言，问题在于煤炭，由于德军已经占领了法国主要的煤炭产区，这就导致了法国人的供暖能力被极大削弱了，1914年的冬天还能勉强支撑，而1915年的冬天则注定了巴黎街头上将出现无数被活活冻死的可怜人。

而英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本来就远远不如法国，在战前英国本土六成的食品就是依赖进口，大战爆发后，英国一开始试图推行资源配额制度，施行结果证明无效，于是实施强制性的措施控制短缺原材料的分配。营养水平下降的结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肺结核死亡率上升了25%，婴儿死亡率也上升了。

卫生保健水平也变差了：成千上万的医生跟随英国远征军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英国国内许多病人和伤员得不到救治，许多人只是患了小病结果就因为缺乏良好的治疗而死去。

俄国就更不用说了，俄国在许多方面都遭受了失败，糟糕的粮食管理仅是其中一例。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养其人口，在大战期间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可是几百万吨的剩余谷物滞留在黑海的港口，准备输送到国外，但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另外，俄国在粮食配送上越来越失败，无法把粮食运送进城市里，俄国城市里有大量的难民，包括几百万被俄军在1915年从波兰赶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铁路运输能力被军队占用，剩余的运输能力处于混乱之中。在大城市中，粮食价格的增幅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彼得堡的婴儿死亡率在1914年和1915年成倍增长。

俄国内地的城市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市民骚乱和工人罢工活动，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多数军队拒绝对骚乱的民众开枪，由于大敌当前，沙俄当局也不敢强令军队进行镇压，因此只能对这些骚乱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

据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欧洲的情况如此危急，这就让农产品的国际市价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商船船队规模也正在与日俱增，每天都有数十条轮船满载米麦驶向西欧，由于需求大增，社会党政府就可以用相对较高的价格征购各地农村自耕农和合作社生产的粮食。

即便征购价格相对较高，但由于英、法都愿意支付高额价格，英国政府甚至授意了驻华公使朱尔典亲自拜访林淮唐，向林淮唐表示必有情况下英国甚至可以直接用黄金这样的硬通货来采购粮食，所以社会党政府以很高的征购价格向农村统一收购粮食后，还是可以获得充足的用于投资工业建设的资金。

一般而言，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工农业剪刀差”理论，指的就是由革命政权彻底掌控农村的基层政权以后，建立起完全的统购统销体制，禁止农民私自出售粮食，只能由政府以极其低廉的征购价收购粮食以后再对外出口或者用作城市工人口粮之用，这样来换取对工业建设的投资。

但现在因为欧洲各个参战国危在旦夕的饥荒，各国都愿意承受极高的粮食价格，这当然大大利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和合作化革命的中国社会党政权。

革命政府手上掌握的资金将成倍增长，而较高的征购价也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也有能力在农业生产条件良好的地区规划更大规模的国营农场。

而且，由于英国、法国这两个最主要的买家都急需小麦，小麦的生产相对水稻的生产更适合于大规模的农业协作，所以这点也有利于山东、淮海等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农村合作社能够迅速站稳脚跟。

仅仅1915年上半年的六个月间，中国的小麦出口就扭转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局面。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由于中国的小麦正日渐成为对英法而言极重要的救命口粮，所以中国也自然在关税谈判里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位。

第十七章 酸碱工业

农业国来剪工业国的剪刀差，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战的大背景下，把全部产能用于自相残杀的两大军事集团，除了花费高价从海外进口口粮以外，也别无其他选择。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霸权，建立在首先确立了金本位的金融霸权之上。但欧战爆发后，英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只能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作为日不落帝国根基的金本位制度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

为了一些从加工链上来说只是最初级原材料的小麦、大豆、牛肉和鸡蛋，英国政府不得不竭尽其宝贵的黄金储备。除了中国得以从这场欧战引发的国际粮食贸易景气中获利外，诸如美国、阿根廷等国，也大多分享了英国、法国疯狂外流的黄金储备，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也由于英国拼命对外放出硬通货而持续下跌。

国际金价的下跌，自然又有利于中国正在推进的全国信用纸币统一改革。

目前的国际局势极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对革命政府正在同外交团进行的关税谈判也有极大帮助。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关税收入逐渐和田赋收入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的最大部分，每次借款都要用关税担保。同时中国也丧失了关税的定价和征收权，值百抽五使的中国关税几乎是世界最低，但实际过程中连这个数也达不到。

中国海关也被外国人所把持，关税主权也完全落入帝国主义列强的支配之中，以赫德为首的海关总税务司虽然用近代化、制度化的财政手段帮助清廷续命多年，但对革命后的新中国而言，像海关总税务司这样太上皇般的国中之国就已经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了。

早在解放战争前后，社会党人就通过在广东组织的省港大罢工运动，虎口拔牙，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粤海关的主权。但是多数海关的主权和管理权依然操于洋员之手，总税务司月薪4000两白银，各关税务司月薪也都在1000两以上，副税务司月薪至少500两，住房、休假、花红等等尚在其外，海关洋员每年耗费总计达2000万两之巨，足可以用于武装、训练红军的十几个野战师了。

而且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丧失了关税政策的制订权力，列强们长期以来都把中国关税压低到了仅有5%这样的象征数字，这就使得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但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地位简直比殖民地还要低，至少像法国、德国之类的国家，他们的产品倾销到本国殖民地时要收取的税率都是高于百分之五的。

英国即便在实行帝国特惠制以后，输入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货物税率也一律以百分之十为基础税率，还要根据货物分类情况来另外征收附加税。

可以说中国自晚清以来百分之五的关税，是比欧美列强向本国殖民地倾销货物时面临的税率还要更低，所谓的公共殖民地简直都是夸大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实际上所处的地位。

要按林淮唐的话来说，百分之五的关税，中国政府自己还无权修改，这叫什么公共殖民地？连公共厕所都不如吧！

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已经丧失了海关关税的征收权，但是海关关税的保管权和使用权是在中国政府手里的。

可辛亥革命时，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以种种理由先将南方地方的关税保管权纳入自己手中，所征收税款划入汇丰银行，而不是以往清政府的海关银号，同时逼迫清政府将北方的关税收入也如法办理，说是暂时办法，等待中国统一与和平后，重新归还，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归还，而是被总税务司挪用，用于支付庚子赔款和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

除了关税以外，海关总税务司还取得了对中国盐税的管理权，这两笔钱在扣除了支付庚子赔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债息以后，剩下的部分就称之为关余和盐余，两笔钱合计到现在恐怕也不下于一亿数千万元。

海关管理权和治外法权，可以说是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最为切实的一种体现，也是最直接伤害到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一种体现。

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已经发生了剧烈分化，今年年初中国宣布对德、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向协约国集团提出的一大要求就是立刻恢复袁世凯时期即已中断的关税谈判会议，至少要在短期内通过二五附加税的要求。

由于在社会党的控制区内，林淮唐早已着手全面裁撤厘金，以货物税取而代之，所以英、法、美三国都大体承认中国关税可以在百分之五的基础上再附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奢侈品则可以附加百分之五的附加税，只有日本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和反对意见。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几次表达异议，他认为在中国内地的厘金全面裁撤以前，外交团不应该承认中国擅自修改关税税率，也不应该承认中国有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

唐绍仪领导的外交部正忙于和英、法、美等国分别进行谈判，准备重新修订一系列关税条约，对于日本的抗议问题，则是由林淮唐亲自处理。

林淮唐的解决办法……那就自然是非常有社会党的色彩了。

当年社会党人就在山东发起过声势浩大的排德运动，但说实在的，德国货主要集中在军工和重工业方面，一般中国人是较少购买德国商品的，有时候即使像抵制也无从下手。

但日本可就截然不同了，日本对华出口即便在欧战景气中，也占到了日本出口额相当高的比重。而且日本对华出口的产品，几乎都是以味精、条纹布、染料、肥皂、水泥、石灰、大豆油、酒精和火柴这样的一般日用品为主，还很少有像德国那样对华大规模出口机器设备和重化工产品，可以说一般中国人是很容易进行抵制的，而且也很容易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寻求到代替品。

例如味精，去年轻工业部就已经派遣了原来在汉阳厂成功试制矽砖和锰砖的制砖厂厂长吴蕴初，前往天津筹办氯酸钾、盐酸和烧碱工厂。

在一战爆发以前，全世界化工业的中心就是德国，大名鼎鼎的法本公司引领了全世界化工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工、 制药及染料集团。

在青岛，德国人原本就计划投资建设一家用于生产炸药原料硝酸钾的工厂，但在日军对青岛发动攻击以前，这座工厂尚未落成，战争结束以后，工厂的原料、设备，最重要的还有一批来自法本集团旗下拜耳公司的化学工程师，也都被红军“俘虏”。

氯酸钾除了可以用来制造炸药以外，也是火柴的原料，盐酸则是用于生产味精，当时在中国的食品市场上，到处充斥着日本的“味之素”味精产品，获利惊人。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贵，增鲜的调味品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本轻利重，生产较易，而且借此可以发展中国的食品化工工业，挽回利权，所以轻工业部方面第一时间就把德国那群专家截留了下来，并派吴蕴初到天津牵头设厂。

第十八章 豆麦

日本“味之素”的主要化学成分是谷氨酸钠，最早也是由一个德国化学家从植物蛋白质中提出的。这在当时的世界化工界是个专利发明，德国工程师们出于技术保密的缘故，即便担任了天津盐酸工厂的技术顾问，也没有将廉价生产谷氨酸钠的办法直接告诉给吴蕴初。

最后还是吴蕴初自己花了四角银洋从市场上买回一瓶“味之素”，他和一批革命政府刚刚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员们一起在工厂宿舍里日夜不停地分析研究，持续几天几夜没有休息，所有人轮流值班，观察反应，写记录、做分析、反复实验，瓶瓶罐罐加上酒精灯，经常通宵达旦，这才试制成功。

新厂的味精产量一开始仅有3000公斤，但因为日本政府反对中国争取关税主权的努力，新的排日运动便开始酝酿了起来，日产“味之素”一落千丈，中国自产的味精销路大增，不仅占领了国内的南北货市场，而且也正在逐步把“味之素”赶出中国，甚至还可以反向出口到南洋各地。

新厂的年产量，也迅速从3000公斤攀升到了一万公斤以上。

盐酸的产量则更大，酸、碱都是化工业的基础原料，用途极为广泛，中国还不能自行生产盐酸厂的机器设备，只能活用德国人在青岛留下的工厂设备，同时也利用着欧战中英、法许多盐酸厂转型生产氯酸钾的机会，从西欧采购到了不少生产酸碱的化工设备，这样不仅味精可以直接替代日产的味之素，而且就连味精生产最基本的面精、盐酸等原料，也完全取代了日货。

在中国市场如此压力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稍作退让，暂时同意了中国要求增添海关二五附加税的要求，但是对于中国政府希望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权的要求，还是百般杯葛为难。

不过林淮唐也很清楚，要在目前帝国主义列强宰制的中国关税体系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小调整是很容易的，但要想彻底夺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那么没有一场真正能够打败日本的战争则是不可能的。

这场战争不能像反干涉战争那样，只是依靠外交压力和局部战场的优势，令日本人在审时度势以后放弃侵略行径。

而是要排开车马炮，用一场百万规模的全面战争，彻底击败日本，令其无条件投降，才能彻底解除自晚清以来限制在中国身上的一系列枷锁。

林淮唐在书记局蔡绮洪和刘师复两位同志，以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陪同下，刚刚结束了在天津的关税特别会议。

几人一同乘坐火车抵达山海关附近的秦皇岛，辽西走廊的冬日让人口中的呼吸都变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热气，朱尔典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好多年，但这个英国外交官还是很不适应关外的天气。

他穿着厚厚的貂裘大衣，手上也戴着手套，头上则顶着一顶有护耳的熊皮帽，但还是忍不住打起哆嗦。

“林主席，我国政府以及法国盟友、意大利盟友、比利时盟友，都已经准备在明年年内将我们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上升到大使级别。那么，林主席，贵国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对同盟国集团宣战？”

朱尔典搓了搓手说：“中国已经和德国、奥匈帝国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将近一年时间了，正式宣战的时机应当快要成熟了吧！”

在几人的面前，就是辽西那道连接着关内和关外地区的“狭窄”走廊。但“狭窄”只是从山川格局角度而言，在林淮唐的眼前，他所能见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白色原野。

在山海之间，鹅毛状的大雪片片落下，盖住了这片明末以来不知道流干了多少壮士鲜血的土地。在那些和着英灵血水因而散发神光的肥沃土壤上，正有数不清的豆苗和小麦被播下种子，明年的春天以后它们就将茁壮成长，把苍莽原始的东北大地变成又一个壮阔的大粮仓。

东北的土壤、气候条件都很适合大豆和小麦的种植，而且在清末以来的移民生产中，人们已经逐渐摸索出了新的轮作习惯，东北南部是按高梁——谷子——大豆的次序换茬种植，东北北部是按大豆——谷子——小麦——高粱的次序换茬种植。这种轮作制补偿了地力的消耗，保持了土壤肥力，使各种作物每年都有相当的产量，由此形成高粱、谷子、大豆、小麦四大粮食作物同时并举的种植结构。

仅宣统年间，由中东铁路运输的粮食就高达二十亿公斤以上，经由松花江输往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粮食则高达二百万石。

林淮唐没有直接回答朱尔典的问题，而是指着众人眼前广袤的雪地说道：“公使，我国明年将要在东北三省地区增加一百万公顷以上的大豆种植面积，小麦则会增加二百万公顷以上。过去的中国农民大多是采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模式，所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粮食也都是由农民家庭自身消化掉。

但东北新开垦的大量农场，都采用了全新的近代农场经营模式。不仅引进了产量更高的良种，而且在农业技术上面也派遣了许多农学专家对农民进行专门的培训，同时在工具方面，我国虽然还没有引进大型的收割机器，但比较关内地区的农村，东北这些农场的生产工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提升了。

公使，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中国的粮豆出口可以挽救协约国人民于饥荒之中。”

朱尔典先是有些沉默，他对新政权日益强势的外交态度还很有些不适应。这么多年来朱尔典在英国虽然算亲华派，但他更习惯了对中国人的颐指气使，也习惯了英国外交部的任何政策都可以直接作为针对中国政府的命令。

“林主席，贵国政府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朱尔典问道，“关税自主权的问题必须在欧战结束以后才能付诸讨论，但中国若参战的话，协约国集团可以设法用补充条款的方式增加中国政府在关税上的收益。”

林淮唐、蔡绮洪、刘师复三人听了这话都大笑起来，几人行走在雪地上长久没有说话。目前来说中国对参加协约国集团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毕竟德、奥两国的在华资产，现在都已经被威廉二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移交给了中国政府，再接着参战也没有什么更多好处，至多不过是改善一下同英国、法国的外交关系而已。

但在林淮唐看来，一个没有参战的中国，显然比一个已经参加协约国集团的中国，更值得英法在各项修约谈判上进行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