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58节

刘师复这番话马上就让李大钊皱起了眉头，但刘师复的党内地位远高于李大钊，现在又是在这些国际友人面前，所以李大钊也不便出言反对或者说些什么辩驳的话。

只是罗莎卢森堡直接反对说：“我反对工人直接管理工厂，工人可以参与管理，但这应该是通过职工代表的形式，绝不应该由工人直接进行管理。刘书记，你们党经历了那么多具体的战斗，难道还不明白缺乏代表制度下的直接民主一定会被僭主所利用吗？”

刘师复又喝了好几口茶，他有自己的一套观点，所以对罗莎卢森堡的反驳只当她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工人一定要直接管理工厂，工会一定要接管劳务市场，就违反劳动行业任何工人的雇佣合同或相关劳动法规的各类现象，工会应有自行司法立案权，惟有征得全部由一线工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的同意，厂方才可对各种内部事务做出决定。类似事务包括厂内章程、招工解雇、休假工资、废品率、劳动能力与技能的等级评估、解除雇佣合同的理由、与厂行政方的争执及其它内部问题。此外，工厂委员会应拥有撤换厂内任何行政人员的权利。

在刘师复看来，目前社会党在徐州钢铁厂、贾汪煤矿和石景山钢铁厂等大企业里构建起来的工厂委员会制度，根本都还不配叫工厂委员会，充其量只能叫做职工监督代表会什么的而已。

这个权力已经很有限的职工监督会，实际掌握的监督权力也还是太小，而且还必须和地方工会一样，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怎么能体现产业民主呢？完全就成为了党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嘛。

“现在的工厂委员会嘛，还有太多需要革命掉的资本主义残余！依我看，不仅顾问们不能参加和列席工厂委员会，就算是厂长、副厂长和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这些人，也不该列席工厂委员会的会议。”

李大钊突然间问道：“那谁该列席呢？除了一线工人以外，还有谁？党委书记呢？”

刘师复摇摇头：“工会主席要列席会议的嘛，至于党，党应该通过职工代表和工会里的党员来对工厂委员会实施影响，而不是不走民主流程，直接通过行政手段空降一个党委书记过去，那工厂委员会还有什么民主性质而言，完全成了一个听上层指挥棒行事的行政部门了嘛！这怎么行！要这样，还不如干脆把工厂委员会取消掉算了，平白留着一堆不能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的人干嘛，让他们组织相亲还是发月饼啊？”

第八章 党内左派

说到这里，饶勒斯也补充了一个较赞成的发言，他颇有深意地讲道：“党的领导当然是正确的，党的用意当然也是善意的，但只要存在这种直接的行政统辖关系，那么就必然存在官僚主义。受这种官僚主义的影响，党原来正确的领导、善意的决定，发展到基层的时候，也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就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党中央不是在提倡‘以出口为纲’的口号吗？扩大出口规模是好事，现在欧洲战事如此激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当然应该有策略地利用这种国际局势，来巩固革命政权的经济发展形势。但据我所知，自从中央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发展到下面各个工厂那里就有点变了味儿。

很多工厂一味强调出口、一味强调产量，为了不仅降低了安全规章的标准，而且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增加工人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有的工厂说什么响应上级号召，干脆把每个月四天的假期直接减少一半多。

在这个过程里工厂委员会发生什么作用了吗？他们不仅不能出面抵制官僚主义、保障工人的正常权益，反而是为了所谓贯彻上级领导的要求，喊起了促生产的口号，一样是把产量放到了工人权益之上。如果工厂委员会必须接受行政领导、行政管理，那它又怎么可能发挥工人监督的作用呢？产业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饶勒斯的话多少和刘师复的意思雷同，但他似乎又另外意有所指。

李大钊赶紧给两人沏茶，从中打圆场说：“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革命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起码还要有好几年的过渡时期呢，关于两位谈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讨论、慢慢讨论嘛。”

饶勒斯耸了耸肩微笑起来，也不再多言，只是刘师复深深看了李大钊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但有一点李大钊也认为饶勒斯说得很对，那就是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都是以出口为导向。但按照李大钊通过阅读马克思原典所理解到的社会主义，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难道是能够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口之上吗？

可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又确实极有利于中国的出口，似乎没人能反对林淮唐提出的“以出口为纲”的发展战略。

更何况就算有人心怀反对意见，也不可能拗得过林主席那崇高的威望。

现在山东省、淮海省、福建省和广东省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土地革命，其他省份也都在进行着规模空前壮阔的减租退押运动，在减租退押运动全部完成以后，土地革命势必将推广到全国所有省区。

而等到土地革命结束以后，全国范围内都会像现在的淮海省那样，开始推行起合作化运动，把分散的小农重新组织成一个又一个的农村合作社。

可李大钊忧心忡忡的问题，那就是在“以出口为纲”的大方针下，真能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与合作化革命吗？土地革命和合作化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民的生活，还是为了提高田地的产出和农产品的出口量呢？

李大钊又想起了此前林主席在全国国大上雄心勃勃的讲话——“同志诸君呀，我们准备用四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层面上的积累期，为了这一目标，就必须充分利用对我有利的国际局势，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出口额，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以最快速度完成经济上的初步积累……”。

国内、党内真正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数量还是太少了，因此林淮唐在大会上公然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搞积累这种话来，居然也没有在党内引发什么震动。

大部分党员都已经习惯了林淮唐的领导，绝大部分人都是纯粹的执行者，似乎林淮唐说出的每一句话、提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

这有什么奇怪呢？

过去的历史，已经强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跟着林主席走、只需要跟着林主席走，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今天先谈到这里吧。”刘师复摇了摇手，“等到改天再有时间，我再和饶勒斯先生认真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守常啊，你和卢森堡女士住的近，你带她一起回去吧，车费方面回来还是交给我来报销，从我的薪水里扣就好。”

李大钊擦了擦手上的污渍，说：“票钱也没有几个钱，这我自己来出就好，书记，那我们路远先回去，你们几位在这里再接着谈谈也行。”

红军刚刚入主中央不久，革命以后的新政府确实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令李大钊感到和从前的清廷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为不同。

虽然因为受战争影响的缘故，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差，像北京市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搬进市府大院里李大钊才发现那里面只有一座大空院子，连桌椅家具都没有。

市政府的委员们都算高级领导人了，大家也都同样地打地铺，睡稻草，喝菜汤，啃馒头，开小会就坐在地铺上，开大会就坐在院子地上或者台阶上，这样连续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才给市政府调拨来一批家具。

那种一点不在乎生活物质条件的景象，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那最激烈的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就极为罕见了。

以后虽然物质条件逐步改善，但所有人革命热情依旧，工作轮着干，每天三班，虽然政府有规定一个月四天的假期，但很少有人休星期天。

而且所有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坦诚又真挚，尤其是年轻干部，没有等级观念，不论职务高低，都平等相待。特别是市府机关，对各级领导都不称官呼，相互直呼其名。有的出于尊重，才称为某某同志。

干部之间更是叫老张小李，或者就叫绰号。学习讨论时，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顾虑。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事后照常协同工作。过组织生活，都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给上级领导提意见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处于一种十分宽松、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里，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

李大钊自己因为是社会党的地下党员出身，又一直做文职工作，没有参与过红军的军旅生涯，所有一开始就不太了解组织工作的严格程序，也缺乏组织纪律观念，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就算是刘师复找他谈过好几次相关的问题，刘师复的口吻也非常亲切，真正做到了像父兄一般的关怀和温暖。

北京党部和市政府都直接受刘师复的领导，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大钊就算对刘师复一些过于“左”的言论很不以为然，他也从不会拿这一点说事。

社会党各机关的工作人员，要给家人朋友寄信，通常也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领导同志讲话、作报告，很少有念稿子的，都经过本人精心准备。

去年初冬，市府在故宫前的露天剧场举办青年讲座，李大钊也是请了刘师复来讲革命人生观。当时市府准备派车去接刘师复，但刘师复说路不远，坚持要自己走着来，在寒冬季节里站着连续讲了两三个小时，最后离开时还是穿着―身灰棉衣，就戴一条薄薄的围巾，一个人在寒风中缓缓走回家去。

像这样一个人，绝对是一位无比坚定和忠诚的革命者。

第九章 北京电车公司

李大钊带着罗莎卢森堡一起返回住处，中央革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各机关使用的建筑物，以及跟随社会党中央进京的一大批军人、干部居住的房屋，基本都是使用了北京事变时被宗社党复辟武装严重破坏的残屋以及在几次反奸排查运动里依托转型正义条例收缴的公屋。

北京事变对于北京这座城市今后的发展无形中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三支军队在皇城内外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无论是蔡锷领导的兵变部队，还是冯玉祥指挥的北洋军，亦或者是日本人和宗社党武装，他们都没有多少保护北京市面和古建筑的思想，开战以后为了取得胜利，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使尽一切办法。

这之中犹且以复辟武装的手段最为残忍，他们在形势窘迫时大肆在皇城根附近纵火焚城，对北京市区的街道、建筑格局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大破坏。

也正是因为北京城已经在事变中遭到很大破坏的缘故，林淮唐对于是否要定都北京的问题才迟迟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社会党入京以后，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修复这座饱受战争创伤的古城，甚至在一年以前，城内就连交通问题都难以解决。

即便红军入京以后，北京载人运物的交通工具还是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落后，绝大部分北京人出行的代步工具还是人抬的轿子和骡马拉的轿车以及人力的黄包车。

轿子自不用提，明清以来一直都是北京最流行、最重要的代步工具。但这种封建、落后的交通工具，既不可能符合社会党政府极力宣传的人人平等原则，本身效率也极其低下，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意义。

至于轿车，其实就是骡车，是骡子驾辕的一种载人车辆，骡车较高，多为篷车，其样式大半是开旁门，是清末以来北京最主流的交通工具，直到宣统年间西洋式的公共马车传入北京，轿车的数量才逐渐开始减少，但到民初轿车的减少主要还是为人力车所取代。

人力车是清末时从日本传入中国，人力车的车把是两根直杆，车厢用竹条做成，周边用三道白铜箍卡住，后面装有铜制扶手，车篷前有车帘。车的左右各有一盏六棱形白铜玻璃灯，用电石气作燃料发光。为防止车厢翘起，车的后面还安有三角支子。

民国以后，人力车厢改成半圆形，胶皮车轮逐渐代替木制牯辘。由于人力车坐者舒服，拉者轻快，价格低廉，很快取代畜力车，成了当时北京城内一种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人力车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是美国教士高伯尔在日本发明的。最初在日本试用，后来才传到中国，因而说人力车是中国的“国粹”，那不仅可笑，而且是张冠李戴了，其实人力车是美国人在日本发明的东西。

不过人力车就和轿子一样，效率低下，也完全不符合社会党推行社会革命的种种基本原则，只要林淮唐想要维护革命的合法性，就必须大力废黜像传统轿子和人力车这样写满了封建落后和剥削压迫的事物。

但废除旧的事物很简单，创造新生的代替品才是困难的事情。

好在这些旧式交通工具都是依靠人力、畜力运行，速度很慢，很难满足近代化工业都市里人们的需求。从这点来说，工业化本身就包含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从剥削人力转向剥削机器本身也是一种进步，用机械的力量来取代人力、畜力，这也是列宁为什么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了。

电车就是这样被林淮唐大量引入北京、上海、青岛和徐州等大城市内的。

有轨电车是城市近代意义的公共交通系统的起源。所谓电车就是以电力驶行之车，即电车沿着地面铺设的铁轨行驶，铁轨上空架设单根电线通直流电源，机车顶部有一个集电器，将电流引到电车内，使车内电动机运转，从而带动电车行驶。电流的回路是铺设在地面上的两条铁轨，金属车轮通过铁轨把电流送回发电机。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出现在美国，1856年美国旧金山出现了马拉的有轨公共交通工具，1882年西门子公司研制成世界上第一辆有轨电车。随后，电车在世界范围进入大发展时期，逐渐成为公共交通的利器，是许多国家广泛使用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各国的首都大都有电车，但直到20世纪初电车才传入中国。

国内第一个拥有电车的城市是天津，1904年天津和比利时签订《天津有轨电车公司章程》，由比利时商人梅雅德承办天津有轨电车公司。1906年2月16日天津第一条有轨电车举行通车典礼，观众人山人海，孩子们乘不起车，就跟着电车跑。天津电车线路全长21.63公里，全路线行驶机车77辆，附挂拖车200辆左右。

上海是继天津之后第二个拥有电车的城市。上海通行电车，始于光绪年间，1907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成立。1908年3月5日由英商经营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从静安寺至上海总汇正式通车。营业当天，自静安寺至外滩，沿途观看的人很多，有的人还带着照相机拍照。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有电车 65辆，共辟线路八条，营运范围西从静安寺、东至杨树浦、北抵虹口公园。

但和徐州的电车系统比起来，上海和天津的电车公司不仅都为外国资本控制，而且规模也小得多。

徐州的电车公司是社会党依靠胜利折实公债的资金建设起来的，从建设之初就是围绕着徐州新兴的工业规划蓝图进行设计，所以线路铺设远比天津、上海要合理，规模也更大，里程数为天津一倍以上，行驶的机车数辆更高达120余辆。

虽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国营的徐州电车公司也是向英国联华银公司购买机车车辆，但公司的控制权完全在中国人手上，所以徐州电车当然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经营的电车公司。

天津电车是1902年由比利时人创办的，上海电车建筑公司于1905年由英国人创办，法国上海电车公司于1906年由法国人创办，1909年日本人创办了大连电车。

但目前的北京电车公司和正在筹划建设当中的南京和青岛电车公司，都是大量借调徐州电车的人员，制度上也是基本沿袭徐州电车公司的制度规章，投资和经营也完全为国营。

而且虽然最重要的机车头、锅炉机器、发电机和整流设备都是是从英国采购，但其余诸如洋灰电线杆、电车车厢本身、车台、电线、钢轨和其他一些零件，只要是中国能够自产自办的，那么即便成本上吃亏，国营的电车公司也都是从国内生产制造和采购的。

新式的北京电车车身两侧开有玻璃窗，车门为横拉的栅栏门。机车两侧前后都有上下乘客的门，拖车只有中间有门。车体上部漆红色，下部漆黄色。机车两端都有操纵台，可以两头行驶，不用掉头。电车到达终点后，司机改用另一端的操纵台回程驾驶。司机站在车头的前端左侧，站立着开车，左手扶电闸，右手持手闸，脚踏着脚铃，发出铛铛铛的声音，提醒行人注意避让。

在司机的身后有一道栏杆，将司机和乘客隔开。机车内部没有按照外资电车公司那样区分头等、二等的差别，也没有木架隔断，车厢内所有座位一律平等，虽然简陋，但所有座位也一律采用漆布装饰，座椅中间用旧棉及滑秸等做椅垫，同时安装站立时使用的藤拉手，尽力达成使乘客舒适的效果。

这几点虽然非常简单，但李大钊带罗莎卢森堡上车以后，第一次乘坐北京电车的罗莎卢森堡还是觉得相当新奇，在这简陋的车厢内，不少设计却比之柏林的电车头等座位还要令人舒适。

李大钊笑了笑，用很不熟练的德文说：“林主席很强调工业设计啊，重工业部里工业和装饰设计局的地位高得很呢。人们都说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很弱，那在工业设计上就一定要发挥我们许多工匠那鬼斧神工的巧手力量，把过去为了服务封建地主阶级而产生的各种设计运用到近代化的工业制成品里来。”

第十章 三禁运动

工业设计是一种颇带点玄学意味的东西，它的背后当然也存在着对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套标准，但即便在中国尚且没有像样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也未必不能做出良好的工业设计来。

特别是假如有人能够做出英明的领导，指出正确的方向来，那么工业设计的进步肯定要比工业生产的进步来得快。毕竟设计是一种比较形而上层面的东西，而工业生产那就是必须硬砸钱才行，有多少的投资才能有多少的生产能力出来，不论这种投资是人力上、物力上还是资本上的。

林淮唐那超人一般的精力，在战争暂时结束的和平年代里，很大一部分就是消耗在了这种不起眼的工作里。

自然，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精通一切事务的林淮唐，又给社会党内部本来就已经极为强大的领袖神话增添了更多光环。

工业设计这种东西，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比如同样一个搪瓷杯，在工业生产的角度而言，搪瓷杯的手柄弯曲角度不管是多少度都没有区别，但在工业设计层面来讲，搪瓷杯手柄不同的角度都会给使用者具体的抓握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而这种手柄角度，其实不一定需要中国先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而更多是要有人去思考、去总结经验出来。

高级的工业设计，当然需要你先能生产出更好的材质、染料，也需要你拥有更加强大的纹理和打磨加工产量，但很多更普通些的工业设计，就对产能没有多大要求，对材料技术也没有太多标准。就比如说电车上的抓手，抓手的高度要设计在多少，这就是一个经验总结的问题，不管抓手设在一米八还是一米九的位置上，它本身对工业产能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但很显然，一个位置更准确、更适宜人伸手就能很舒适抓到的抓手，相比同样产能下没有做过工业设计的抓手，市场一定更好。

所以工业设计也是面向市场的产物，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下当然也存在工业设计，但更多是面向生产端而非消费端了。

只是当下的中国，为了利用欧战发展经济的需要，仅有的工业产能绝大部分本来就是面向出口，所以这就导致了社会党控制下的各类国营工厂和合作社，在建立之初时的生产思路就带上了一定的市场元素。

这对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国家，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计划经济工业体系、刚刚起步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国而言，又究竟是一条有石头可摸的正确道路，还是一条将带歪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邪路呢？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党内除了林淮唐以外，就只有刘师复、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最优秀的理论家思考过这些问题，其余党员几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考虑到这么深远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