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22节
林淮唐强调:“对社会党而言,我们现阶段参与国会的前提,是国会必须通过革命的国家纲领、革命的土地纲领。但如果国会滑落到反动方向呢?我们也应当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去反对国会。”
在林淮唐看来,社会党在国会中如果争取不到一党的绝对多数,就应当争取到使其他任何单一政党都不能获得绝对多数。
除此以外,社会党还必须为国会大选结束以后更为尖锐的军事斗争做充分准备。
此前黎元洪入京时,林淮唐就曾提出过从江北调一个师国民军入京护卫。但是进步党、共和党和国民党,都认为此举可能过分刺激到北洋军,因此极力反对。
林淮唐又问负责上海政权的庄文统和刘师复:“据我所知冯如先生的广东飞行器公司已经迁到了上海?”
第七章 全党全军,预备作战
冯如是1911年时从美国归国的海外华侨,他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制造飞机的工厂,辛亥革命以后还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陆军飞机长。
但南北议和以后,南京临时政府自行解散,冯如的工厂无人操办,他提出的飞机侦察队计划也再无人关注,一时间还产生了返回美国经商的想法。
直到去年,社会党实行一年计划建设工程以后,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不少招商引资的项目,冯如也在当时被吸引到上海。
刘师复回答:“不错,广东飞行器公司去年已经被市政府收购,改名为上海航空机器制造公司,冯如先生受我们聘请为上海航空学校总教官。”
“这些才是社会党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当做应对军事斗争的更多准备。”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和平局面里,许多党员都会对林淮唐的话产生满腹疑虑。可林淮唐也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一定会证明他的正确性现阶段,林淮唐则不得不依靠消耗自己权威的办法,来推动大家做军事抗争的准备。
光是用嘴来辩论,林淮唐固然有无数雄辩之词,可其他党员内心有了成见,也很难完全被说服。
这种情况,只能依赖权威。
这是革命形势下,不得已而行之的威权主义。
林淮唐缓缓道:“你们久在南方,对北京近段时间的形势可能了解少……进步党一直是我们的盟友,但近一段时间据我了解,进步党内已经分化成两派,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支持我们,但蔡锷为首的稳健派对继续留在人民革命联盟内并不感冒。”
梁启超和蔡锷是一对师徒,而且私交感情好到了不下于亲朋至交的地步。
但在不同的政治观点面前,感情这种东西是不起作用的。
何况即便没有蔡锷,进步党内反对梁启超亲附社会党的声潮也足够大到另成一派。
“进步党随时有分裂的可能性,一旦进步党分裂,我们依靠国会来掌握中央政权的希望就会很渺茫。”
除了进步党以外,共和党也未必可靠,黎元洪为保住自己的总统大位,最后是一定会投靠国会中的优势党派。
所以社会党若想靠国会大选来掌握政权,就必须在没有进步党帮助的情况下,单独赢过国民党。
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这种仿佛赌博般的事情上,可不是林淮唐的作风。
他一番严厉的斥责,让中委会的代表们都有些坐立难安,另一位中执委——与国民党关系很密切的前同盟会元老姚雨平低声说:“军事准备,君汉是已决定好一旦大选结果不利,就发起内战吗?”
林淮唐反对这种说法:“我从无主动挑起内战的念头……但现在国民党在各省区的舞弊愈演愈烈,大量选举完全演变为了团练和农会自卫军的血腥战争,你们应该也有所耳闻吧?大的武斗死伤数百人,小的武斗也动辄有几十人被杀,这种情形,难道不是内战已经开始了吗?”
中委会代表们多在南方负责事务性工作,他们比林淮唐更清楚现在农村地区支持国民党的乡绅和支持社会党的农民中间,对峙形势已经到了多么千钧一发的地步。
刘师复终于说道:“我们控制的南方多省,特别是江北地盘,已经陆续开始分田分地,一部分地区甚至搞起了初级的农业合作化。如果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然后宣布这些分田分地和农业合作化的法令都不合法呢?我们难道也要附和?如果那样才是尊重民主,这种民主我看不要也罢。”
姚雨平被说到要害后,终于承诺:“如果国民党不承认社会党辖区的治理现状,我也赞成采取武力手段进行斗争。”
连姚雨平这样的前同盟会元老态度都转向了,其他代表也再没有反对的声音,大家都伸起手表示支持林淮唐的意见主张。
林时爽也表示之后要通过通信手段,进一步说服中央委员会其他不在北京的成员同意表决结果。
林淮唐是勉强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些无奈。北京街头的暴力冲突还算比较少,可中委代表们工作的南方各省,特别是江南一带,工人纠察队、农会自卫军与支持国民党的乡绅团练,早已发展到了大规模武斗的地步。
都闹成这样,大半党员还认为国会大选结果一出来,就能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实在有些荒唐。
但其实也不必苛责,毕竟就算是教员,在1945年时也还准备把党中央搬迁到靠近南京的淮阴,认为党是时候转入和平斗争的阶段,要准备靠选举和国民党竞争了。
林淮唐重新清点了一番社会党目前控制的军事力量:在北方
由北方教导团扩编来的草原骑兵集团,现在林淮唐正向陆军部争取第一骑兵师的番号,草原骑兵集团实际上已经发展为约一个正规骑兵师的战力;河南方面,蓝天蔚任河南都督以后,从豫东地委抽调不少力量,表面上社会党是配合冯国璋围剿白朗起义军,实际上则是向白朗起义军通风报信,放任其在豫西一带坐大,河南方面由蓝天蔚直接掌握的武装则是河南都督府所辖的河南陆军第一独立旅和郑州铁路工人武装纠察队一个团,白朗起义军里暗中被社会党人控制的武装估计也有一个团规模;山东方面,徐州驻扎有华东野战军主力的陈更新整编第一师和方声洞整编第二师,烟台驻扎有公安总队两个团;在南方
江北驻扎着华东野战军的杨若钧整编第三师,另外公安总队主力的八个团也分驻安徽、江苏各要隘;上海驻扎着华东野战军的卫队旅,还包括数量惊人的工会民兵武装;华南方面,华南野战军拥有新建的整编第四师和整编第五师,分别驻扎在汕头和厦门,此外华南地区的工会、农会及公安总队民兵武装也有数万人。
总的计算下来,社会党拥有的正规野战军为五个整编师(其中两个新编师战斗力较弱,采取的是八千人的小师编制,另三个整编师经过两次精兵简政运动后皆采取万余人的大师编制)、一个独立旅和十一个独立团,总兵力为八万余人。
除此以外,社会党麾下还拥有大量民兵武装,初步动员的民兵兵力约为七万人。
这样,社会党的主要作战部队人数大概就在十五万左右。这和一年前林淮唐预计的二十万部队相差较大,主要是因为社会党将多数预算投入到一年计划的建设中,几次削减军费预算,再加上蒙疆问题也影响了社会党的原定建军方案。
但即便如此,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规模也已经不下于北洋军,只是如若北洋军和国民党等派系联合,则社会党的实力还是稍处下风。
“但我们的革命军队,在士气、技战术、组织编制和新式武器方面都具备一定优势,整体核算,革命力量是要超过反动力量的。”
林淮唐喝了一口茶,终于说道:“到三月以后,全党全军必须取消一切休假安排,停止全部预订的复员计划,已经复员军人中的技术兵种应当重新动员起来,各随营学堂、陆军军官学校、海兵学校应届学员应当提前进行毕业考试,并安排进部队,铁路工会方面要预留好一定数量的机车以应对突发事态。”
第八章 铁路事业
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时,袁世凯在南北达成和议以后,为南方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安排了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位高权重的闲职,例如给黄兴安排了一个权小事多的南京留守,给章太炎安排了一个光棍领导的东北筹边使,还给孙中山安排了一个放在前清算得上是位极人臣的全国铁路督办。
晚清新政时的川汉铁路大臣、粤汉铁路大臣,都是极品的官职。而孙中山的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职权远在川汉铁路大臣、粤汉铁路大臣之上,有权管理全国铁路和沿线地区一切事务。
但落在实际上,则由于袁世凯时期政府并不批给经费,什么事情都落实不了。
袁世凯下野以后,接班上位的代总统黎元洪和摄行内阁职权的段祺瑞,都为了争取国民党的支持,这才转而开始向孙中山表露友好的态度。
今年开春以后,政府连续批下三笔多达二十万元大洋的经费,顿时就让孙中山的口袋阔绰不少。
孙中山收到欠款以后,马上拉上老朋友詹天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视察铁路,准备真正实行他那套“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连连看计划。
也亏得詹天佑能一直陪着孙中山,中间还不断为孙中山提出种种建议,努力修正这套过于理想以至于到达离谱地步的实业救国方案。
“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
火车在京汉线上呼啸而去,孙中山、詹天佑二人在车厢内对桌而坐,孙中山振臂雄呼的慷慨激昂给詹天佑留下了很深印象。
孙中山一手拍着车厢里的小桌板,使一套放在桌板上面还未写完的《建国方略》微微跳动,另一手则高举着美国公使赠送的机车模型,道:“詹博士,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发达,并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孙中山虽然对于修筑铁路的工程技术问题一窍不通,但能够如此重视铁路的修建,还是令詹天佑听得频频点头。
辛亥革命以后詹天佑被任命为汉粤川铁路会办,他一直希望能将晚清新政时未能修完的京汉铁路粤汉延长线及川汉延长线修完,使这条贯穿华中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能够进一步延伸到四川和广东去,使得整个关内地区的铁路交通形成一体化的网络。
原本清廷是有过修筑川汉线和粤汉线的计划,然而操之过急引发的保路风潮,却最终葬送了这个生于不义的异族王朝。
想到这里,詹天佑又不禁叹了口气,但他想到民国的光明未来,想到有孙中山这样的伟人领导中国的铁路实业建设,又不禁对中国铁路的明天充满信心
詹天佑大约想不到京汉线和津浦线将会是新中国以前中国铁路的最后巅峰,整个民国时期,除了陇海铁路和浙赣铁路等少数成就,其余铁路建设实在乏善可陈,詹天佑一生心之所念的粤汉铁路直到1936年才建成通车,而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连通,则要一直等到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方才实现。
你以为才是开始,其实竟是巅峰,这才是最让那一代中国工程师们倍感悲凉的苦痛。
孙中山爽朗地笑道:“詹博士啊,我计划十年内修南、中,北三 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总资本定为六十亿元,这计划怎么样?”
詹天佑忍住自己想笑的冲动,还是认真解释说:“我国西部山区地势复杂,修筑铁路的工程技术难度也很高,造假更是不菲,十年内修完的希望或许较小……此外据我所知,目前政府一年岁入不过一亿元左右,偿清每年必须要还的外债及利息以后,所余无多,六十亿元投资实在无从谈及。”
孙中山哈哈大笑起来:“民国欲急求发达,就要采取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借款修路,一年借外债三亿元,自筹一亿元,再以铁路、建筑、沿路物产抵押借二亿元,十年即可筹得六十万万费用。”
若林淮唐听到这番话,脑子里肯定得冒出一句“金融鬼才”来,可惜詹天佑听完只觉得孙中山是在说笑。
詹天佑揉着额头,对孙中山的天真有些头疼:“若外国利用借债提出置兵保路的要求呢?”
孙中山笑道:“这些问题,我早有方案。将来订约,当然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我国借款时,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即可。我国国幅员如此广大,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实在是至小之计划。”
詹天佑渐渐明白过来他在广东都督府帮助廖仲恺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时候,为什么广州人谈及孙中山时常冠以“孙大炮”这样的一个雅号。
以孙先生的理想之过高,实然给人以“放大炮”的说空话之感啊……
孙中山还在乐呵呵地向詹天佑介绍他的实业蓝图,快速行驶中的火车却突然停了下来,守在车厢门口的几名警卫很快流露出警戒的神色。
“发生什么事情了?”
詹天佑拉开窗帘,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大吃一惊:“孙先生,是铁轨上有人!好多工人把轨道堵住了!”
孙中山也探出头去,火车头前方的铁轨上卧着十七八个人,铁路两旁还有更多工人聚在一起,人山人海向前涌动着,到处都是红色和黑色的旗帜在风中舞动。
“废除考工”、“解放郑州机车厂”、“打倒黑工头”的惨红色大字标语,好像道道血淋淋的伤痕展露在孙中山的面前。
“那是……社会党人吗?”
孙中山一看到那么多罢工的口号标语,很快就反应过来此事肯定和社会党有关系。保护他们这一节车厢的警卫,则已经持枪下车同罢工工人们沟通了起来,詹天佑也走到车门外向工人们解释这是孙先生的专列,大家罢工有什么要求,可以和孙先生讲,但是不要使用暴力手段,也不应该阻碍正常的交通秩序。
外面的铁路工人数量非常多,粗略估算不下于三四百人,人数远在孙中山卫队之上,警卫们都反对孙中山冒险下车,但他挣扎两下,还是跟着詹天佑走出了车门。
“工人兄弟们!”孙中山大喊道,“兄弟我就是孙中山,你们在此阻拦火车是有什么要求?我将要去北京,可以帮你们向政府和国会说明情况,但请大家让开道路,不要妨碍交通!”
拥堵成一团的京汉线铁路工人里面很快推举出了一个代表,他高举着一面写有“支持社会党就是支持老百姓”的黑赤旗,三步并作两步小跑到孙中山面前,敬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军礼后才说:“孙先生,是孙先生!孙先生您好呐!我们是郑州机车厂的工人,堵路罢工,实在是黑工头欺人太甚,我们读了林君汉先生写的小册子,决心要为劳工们的尊严做斗争!”
孙中山问:“你们是有什么问题想反应?请和我说。”
京汉铁路招工的第一关叫考工,考工就是考查应考者的体质,这本来是一道很正常的程序。然而郑州机厂的考工方式就极为苛刻,要求应考者必须扛起一个100公斤重的机车配件,往返行走100多米。
尤其令人愤然的是,途中,工头会冷不防地往应考者腿弯处猛踢两脚,腿不颤、身不晃才算过了第一关。接着还要找担保,立契约,才能上工。然而,工人们一个个家里一贫如洗,哪有商号、店铺愿意为他们担保呢?于是,有的工人被白白地折腾了一场,最后被拒之门外,还有的为此负债累累。
为首的这名代表是郑州郊区老鸦陈村的陈福荣,他生得膀大腰圆,体能体格均非常出众,是相当难得的铁路工人好材料,按理说要通过考核是非常简单的。但就算是他,也要借大笔钱给工头送礼,才能进厂做工。
苛刻的考工制度,如同一条无形的枷锁,紧紧地套在铁路工人们的脖子上。
工人们的处境如此艰难,但那些没心没肺的工头还在挖空心思地榨取劳工们的血汗。郑州机厂有个叫张世荣的工头。每逢爹娘生日或端午、中秋、春节时,都要想方设法逼迫工人送礼,工人们拿不出钱来,张世荣就强行从工人的工资中扣下礼钱。
京汉线的铁路工人们听说津浦线铁路工会已经在管辖范围内完全废除了这种不合理的考工制度,大批随意打人,甚至于是欺辱工人妻女的黑工头也都被开除和绳之以法。
京汉铁路的工人受到很大鼓舞,京汉线郑州段附近又有许多社会党党员在做宣传工作,工人们受他们影响很深,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定用卧轨断路和大罢工的方式来打倒黑工头。
除了孙中山遇到的这一小股卧轨工人以外,在整个京汉线的郑州段,还有另外好几千名铁路工人在搞罢工活动,工人们到处关闸停电、放水熄火、拆埋机件,郑州段铁路交通已经半数瘫痪,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旅停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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