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23节

第九章 血火之始

铁路工人浩大的声势令孙中山大受震动，他勉强用“上京为工人们讨说法”的理由清退了堵路的人群，刚回到车厢内就几乎站立不住。

直到火车重新恢复行驶，孙中山才擦着额上的冷汗和詹天佑说：“这就是社会党所主张的工运吗？我不知声势浩大如斯！”

火车继续开到郑州以后，由于黄河北岸部分路段也被罢工工人截断，所以孙中山和詹天佑只能暂时在郑州火车站休息。

他们都没想到中国居然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孙中山又想起此前汪精卫、林森等人和他说的“社会党持暴民主义”的说法，禁不住心惊道：“我和林淮唐有数面之缘，素知他是个主张急进的革命者，却不知道急进到如此地步，稍有不慎，黄钟必与釜瓦片一同毁去啊。”

郑州火车站内外都还有不少工人在示威，而且郑州不同于孙中山刚刚经过的郊区路段，这里的罢工活动显然是有社会党人和相关工会组织的领导，整个行动还要再严密许多，但同样不可能完全避免一些打砸的情况。

孙中山看得后怕不已，他本人主张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一项，是带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然而亲眼见到罢工工人的“破坏”后，孙中山的想法不能不有所变化。

反而是詹天佑，坐在那里喝着茶，好像无动于衷。

“先生，我在德宗朝时就主持着中国的铁路建设，听过也见过不少事例，铁路工人的条件待遇确实是差了些。”

孙中山不悦道：“此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缘故，又岂止铁路工人的待遇差？难道农夫、长工待遇就好吗？若大家都这样破坏一遭，中国还谈什么建设。”

詹天佑摇头：“先生知天佑曾在美国留学吧？彼时美人修筑两洋铁路，亦用华工，由于工人生活待遇条件极差，华工中十人即死一人。我回国筑路，虽吸取教训，可总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部分路段工人的生活待遇甚至不及数十年前之美国铁路华工。”

孙中山还是忧心忡忡：“我看见工人多树社会党的旗帜，实在为林君汉担心，自古操弄民意者都没有好的下场。他挟民气以自雄，短时间内是显得声势浩大，可长此以往……实令人担心。”

詹天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放弃和孙中山继续争论，只是从地上捡起了一本不知道哪位罢工工人掉落的《激进社会主义ABC》，随手翻了两页后莞尔一笑，便收入手提包里。

坐在他对面的孙中山则按着太阳穴，神情很是焦灼：“这样吧，詹博士你继续去北京，我要留在河南去见一位朋友。”

“朋友？先生在河南还有朋友吗？”

孙中山长叹一声：“一位好对手，也是一位好朋友——我要去项城找袁世凯。社会党现在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担心，如果林淮唐不承认国会大选的结果，又闹出其他事情来怎么办？工人再起来闹事，国将不国。不管袁世凯中俄交涉上犯了多少错，他毕竟是个老成持重的爱国者，要维护中国局面，必须要得袁世凯相助。”

自打南北议和告成以后，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几乎算是退出政坛。这以后他虽然还保持着国民党内的职务，可基本没有参与过国民党的改组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央理事会的任何一场会议，算是完全放手给宋教仁去做了。

直到现在，他在郑州铁路上亲眼目睹着社会党造成的种种乱象，孙中山才终于恢复了参与政治的想法。

使孙中山为中国前途感到担心的不是社会党的势大，而是那些罢工工人眼里的火焰，他怕这股火焰会将新生的中华民国吞噬，也会将好不容易焕发出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推向另一个深渊！

詹天佑大为惊愕：“袁世凯丧权辱国，为天下人所唾骂。先生身为缔造民国的元勋，应当爱惜清誉。”

孙中山微笑说：“为国家计，何惜此一副名誉！”

詹天佑在晚清时曾长期在北洋系统内的开平矿务局和京张铁路工作，他和袁世凯共事过，对这只老狐狸有所了解，深知袁世凯的下野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术手腕，一旦给袁世凯机会，北洋势力就很可能卷土重来。

和袁世凯相比，这些罢工工人又算什么一回事呢？

但面对孙中山的神情，詹天佑又说不出什么劝告的话语——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用，根本不可能劝得动孙中山。

孙中山站起来，面向火车站的大门，喃喃道：“社会党都是一些在政治上缺乏休养的少年人，让他们主国政，就如眼前郑州的乱象一般，是要坏事的……”

几名警卫赶紧跟上前去，簇拥着保护好孙中山，月台站道的另一旁，则有大队罢工工人手持标语和旗帜汹涌而过，中间还有些人随手将车站内的座椅擅自搬走，只留下一片狼藉混乱。

詹天佑很想阻止孙中山去项城拜见那个正在老家“养疴”的袁世凯，但又实在缺乏理由。何况他自己只是一个工程专家，少有政治上的观点，更没有立场劝说孙中山。

车站四面人声鼎沸，孙中山在卫兵们的保护下离开了车站，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与潮水似的工人队伍正处在相反的方向上。

两队人流，一队人多得多，一队人则只有孙中山等少数人，终于擦肩而过，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离开，好像预示着那曾经用鲜血凝结在一起的革命情谊，终将分化为全然相反的道路。

只剩下詹天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中央，罢工队伍冲天的声浪与孙中山离开的决绝落寞，都与詹天佑这么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没有关系，但在时代的浪潮下，又真有人能够置之事外吗？

谁也没想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一切血火，会从郑州的火车站内最先点燃。

春风吹拂，三月和煦的春光是如此灿烂，鸟语花香，莺飞燕舞，小草也发芽了，河岸边久已冻结的滔滔黄河水重新流动，浮冰沉入地下，只残留着清澈的痕迹，鱼虾涌动，树木也长得葱葱茏茏。火车站外，路两边的梧桐树枝繁叶茂，它可以吸收火车排出的烟气，不少工人罢工之余还会靠在树下的阴凉地休息。

许多标语和旗帜落在地上，车站外的建筑墙面则都被漆上了红色的大字，两队官兵守在马路中央，可由于他们接到了来自河南都督蓝天蔚与驻节洛阳的五省剿匪督办冯国璋完全相反的命令，实在不知道要听谁的命令才好，迟迟无法行动起来。

市民们的脸上都挂着茫然、混乱、愤怒或兴奋的神情，老的老、少的少，所有人引颈远眺，注目着“所有人对所有人之战争”的开始。

第十章 翻身

上海附近的青浦等县城，差不多每天都有支持社会党的进步青年与支持国民党的乡绅发生冲突的事件，武斗情况非常普遍，两党的支持者也都各自拉来纠察队、自卫军和团练等民兵武装，有些规模较大的武斗甚至还会出动土炮乃至于机关枪。

“你们听说了吗？”

今天上午青浦附近的一处村庄，又发生了农会自卫军和团防局械斗的事件，双方共有七八十人被打伤。好事的农夫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这件事情，当大家歇晌的时候，他们仰卧在树荫下，遥望着长江那边的，憧憬和向往着江北正在发生的一切。

“社会党当真会为穷人翻身吗？但江北有钱的人确实倒霉了。”

青浦县的农民们屈指数着江北那边有名的土豪名字，当他们从往来商旅或社会党的宣传干事那里听到某某豪强被惩罚的时候，当他们听到去分散那些坏人家财的时候，他们并不掩藏他们的愉快，甚至于还流露出十足的兴奋与期待。

“咱们村也有过两次……对！还是辛亥年的事情，按社会党的说法叫转性子。”

另一个农民奚落道：“什么转性子？那叫转型正义。老二不懂别瞎说，真丢人。”

辛亥年北伐军在他们的村庄上用“转型正义”的名义，在一群中外记者的簇拥下清算了几个土豪劣绅，有些人复了仇，有些人分得一点浮财，但更多人并不满意，他们很羡慕江北那边的状况——听说那里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一天都能杀几十上百的恶霸。

很多农民叹着气，也有人埋怨上海这边的社会党干部，说他们欠公平，有私心，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清算，希望真真能见到青天，他们爱谈这些事，有时也讨论真要清算以后，浮财要怎么分、土地要怎么算的事。

一伙一伙的人不觉的就聚在一团，白天在地里，在歇晌的时候，晚上在街头巷尾，蹲在那里歇凉的时候。同时也还有一些另外的集团，他们带着恐惧，这些人都是属于生活比较宽裕一点的，他们怕的是打倒了劣绅打富农，打倒了富农就可能轮到自己，他们也常三五成群，互相交换些新闻，盼望得到一些较好的消息。

“天呐，只不要闹得太厉害就成……拥护，我当然拥护林先生，人们都说林先生是大好人，我怎么不拥护林先生？只不要闹得太厉害就成。”

他们总是小声的谈话，一看见有戴社会党红色袖标的人出现，便扭过头去敲烟锅，默不作声。

只有朱文贵敢当着社会党和青浦县农会干部的面，指责他们工作上过于激进或其他不好的地方。朱文贵是原来上海老工党党魁朱志尧的一个亲戚，马日事变以后朱志尧被社会党清算，但社会党不搞连坐，朱文贵反而靠着受教育程度高，在社会党的青浦县政权内混上了一个处长的差事。

他听到树荫下聚着一班闲汉在讨论杀人夺财的事情，怒不可遏，但在女婿的劝说下没有发作，回到家里以后朱文贵才同他女婿说：“……赤戟报你看了没有？”

“这……没。泰山，您不是最恨农会那些穷鬼办报吗？干嘛还看赤戟报。”

朱文贵恨铁不成钢：“蠢东西！你不看赤戟报，怎么了解人家？不了解农会，怎么跟人家斗啊！愚不可及。你知不知道，赤戟报最近又登了这号子新闻，落款是蔡绮洪。”

女婿困惑：“蔡绮洪？谁啊？没听说过。”

朱文贵啪的一把打在女婿脑门上，骂道：“蔡绮洪！社会党党内排名前几名的人物，你都不知道？还瞧不起人家穷鬼啊，哪天让人砍了头，让人把咱家田地和浮财还有我闺女都抢走你还搁那傻乐呢！”

朱文贵用两个指头捻着他的胡须，全然是清末师爷的做派：“蔡绮洪在社会党内是农业部门的一把手，他在赤戟报上连发几篇文章，连篇累赘地讲北魏时的计户均田，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形势是要危险了。江北那边据说闹得差不多了，搢绅大户都被整得没有活路，田契泰半都交了出来，咱青浦虽然在江南，可离上海这么近，将来是很难逃脱社会党这套东西的。”

朱文贵眼睛眯成一条缝：“社会党的办法，不……是叫政策！和孙大炮一样，叫做耕者有其田。唱得不知道有多好听，你叫那些穷骨头听了哪有不上套的！嗯，很好，很好……可我看近来大选，社会党不一定得势。”

女婿还是苦闷着：“孙大炮不也一样吗？都是长毛余孽，孙大炮也唱耕者有其田的戏。”

“你傻啊，孙大炮只放空炮，他唱他的、咱们过咱们的，有何可惧？林淮唐不一样，按我观察，社会党这群人都是蛮干派，他们说了什么就真干什么，能一样吗？常州的屠老，还有不少人都串联了起来，准备在大选里把社会党选出去，咱们要把社会党从江南赶走，说什么也得保住华夏文脉，不能让流氓无赖得了势，否则如何对得起曾文正公、李文忠公？”

女婿拍手道：“是呀！嗯，社会党总是说为穷人、为国民，其实还不是唱点好听的词，将来肥的还不是他们自己？就和洪杨一样，还不知道要杀多少人嘞。”

朱文贵抖了抖他的袖子，鼻子里笑了一声说：“本来么，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大选走着瞧，可最近社会党到处拉农会的人起来，还发给枪弹，我就怕有个什么万一……你在南京不是有个铺子吗？你要到南京一趟，把咱们这边许多人串联起来支持国民党的事情，跟他们的人汇报清楚，特别是要讲明青浦县这边的农会种种异动，一定要让国民党有些防备。”

朱文贵大袖一挥，冷笑道：“朱家耕读传家多少代人啊，咱们原也不看重几个铜臭钱，社会党要让穷人翻身也不算过错，偏偏他们到处杀人、暴乱，隐然有破坏大选的动静，我近来也读宋渔父先生的《宪政论》，这宪政啊，就是对付社会党的利器。”

“那阿明怎么办？”

朱文贵摇摇头：“如今又是武人世界，穿长褂子的人吃不开，我才送阿明去社会党的军校念书。他现在在华东野战军第三师做了个班长，不是他送信回来警示我，我差点反应不到社会党快要动手了。”

朱文贵的大儿子朱亚明清末时在上海读书就剪了辫子，也参与过秘密的反清活动，北伐军横扫江淮时目光长远的朱文贵就把儿子送去当兵。

他儿子驻扎在江北一带，发现社会党在那里到处杀人分地以后，就连续送了好几封信回老家，提醒家里人千万小心，一旦形势有变最好是躲去南京避祸。

但朱文贵可不是胆小怕事之人，他不仅没打算躲去南京，而且还想留在青浦掌控大局。

“如果社会党真赢了大选，还能摆平天下人，那算我输。你等着瞧吧，你以为就让这批泥浆腿坐江山？县农会那个黑脸，他现在算个官，大小事都找他做主，哼，这就是社会党提拔出来的好干部！谁还不认识呀？以前咱们家的一个长工，早前看见我都是点头哈腰，现在在农会当个主任就威风起来。社会党手里都是这种浑人，我不信能得天下。

如今他们仗着的就是枪杆。还有，人多。为什么农会、工会老是要闹斗争？清算来清算去，弄个没完？嘿，要这样才好拢住穷人嘛。说分地，分粮食，穷人还有几个不眼红，不欢喜的？其实，这些人也不过是些傻瓜，等社会党把他们利用完，得了天下，钱财土地还不是全归那几个姓林的？

史书上早就写得清楚明白，无非黄巢李闯之辈，得势一时罢了，近的还有长毛，我当年可亲眼瞅着李文忠公是怎么杀尽长毛的。社会党跳不了多久，咱们多串联一些人来对付社会党，保境安民，也算一桩功德。”

女婿听了这些话终于完全明悟过来，他保证一定把事情办好，而且绝对保密不会让社会党人知道。

朱文贵大笑：“真让红袖标知道，咱们翁婿还能站在这里吗？不早就掉脑袋了嘛。”

两人都笑了笑，随后朱文贵的女婿就准备离开青浦，把青浦县这边许多士绅暗中串联反对社会党的画押签名拿去南京。

他们都没注意到朱文贵家那条街上的药铺闪过几个人影，两个伙计似的人聚在一起谈话。

“还不到动手的时机——政保局二级以上监控名单里的人，都要等统一指令再行动。”

“……党中央的新指令，党内、军队内和政府内的动摇分子要另外安排职务，都控制起来……”

第十一章 四川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形势非常复杂，当初领导保路运动的蒲殿俊在成都光复以后不久就因为兵变垮台，平乱后，由军官和士绅共推新军军人尹昌衡为新任都督。

尹昌衡上台以后，则先以煽动兵变的理由杀掉了前清的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了反动势力，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

但尹昌衡并非同盟会的人，当时同盟会的力量主要集结在重庆起义，所以四川就形成了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经过协商以后，双方决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

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尹昌衡即改编川军为五个师，尹昌衡在四川武备学堂时的同学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全部力量，形成了四川武备系势力但去年尹昌衡被袁世凯以奖励为名骗到北京，改任虚职，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同为武备学堂出身的胡景伊则靠拢北洋，接替独立性很强的尹昌衡成为四川武备系的首脑，也使川军力量被反动势力控制。

而重庆方面的同盟会势力，则跟随宋教仁改组为国民党，依旧保存了不少力量，夏之时还在尹昌衡被软禁以后控制了川军五个师里的第五师，使其成为了一支国民党控制的武力。

社会党方面，则在去年派遣了喻培伦、熊克武、但懋辛、饶国梁等人前往四川建立了西南大区特委。

经过一年的发展，同样掌握了不少力量。

西南大区特委现在还是一个半公开的地下组织，特委会机关也设有两套班子，一套公开，一套则设在民居中做秘密工作。

表面上西南大区特委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围绕国会大选展开，但自从年初，特委就已经收到了来自中央执委会的指令，开始把工作重心向运动军队方面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