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221节

公馆内还烧着火炉，林时爽搓了搓手：“徐州煤？还是淮南煤？”

“淮南煤，我就想试试看现在咱们淮南煤的成色怎么样。”

淮南煤炭的开采利用，可上溯到13世纪初的南宋和元代，但较成规模的开采，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寿春镇游击杜兴远以“货弃于地”未免可惜，遂生发出投资采煤、发财致富的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他投资3000银元雇佣100余名工人，来到赵家大山北麓的倪家瓦房前面动工开采。

由于缺乏科学常识，又没有任何采矿的经验，他们把井筒挖成平坡，巷道虽伸进很远，但纵向挖掘不深虽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仅挖掘到浅层的煤渣，不能用作燃料。迨至次年夏春之交，将筹措的经费用尽，不得不宣告开采失败。

寿春镇营务处兼巡防营统领徐吉忠认为杜兴远半途而废十分可惜，于是又筹措2000银元，雇来数十名工人，在原坑上以土法采掘，结果不到1年，也因资金耗尽、仍无收获，导致计划再次落空。

民国元年年初，北伐结束以后，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局势趋于和缓，社会党便首先恢复了大通矿生产，并建成了第一座近代化矿井，还聘请了曾为清廷考察欧美各矿的矿学专家陶运仓到舜耕山复行查勘，在100余里地区进行测绘、预算，并作出了详细的记录、图表。

所以后来社会党中央财经委员会制订一年计划时，就把淮南煤矿作为重点项目之一，矿区范围东起陈家巷，西至安顿铺，东西长计20余里，除从枣庄和贾汪煤矿调来工人八百余名外，还从华南海运公司名下调来了两艘轮船作运输之用。

一年计划对淮南煤矿的投资，先后总额打到了七十五万银元之多，再加上技术和设备上大量利用了山东枣庄煤矿、贾汪煤矿的资源，采取土洋方法结合，利用徐州的一批旧器材重新休整，在大通矿使用。

淮南煤矿沿袭了徐州的工业生产经验，移植了相关的生产安全规章制度以及工会管理方式，煤矿工人们同样采取固定时间工作制，也可以享受工会供销社、俱乐部和夜校的种种福利，不仅工伤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比清廷官督商办的中兴煤矿时期高得多。

经过不到一年的经营，淮南煤矿产煤量不断骤增，并且由于大通矿的煤炭蕴藏量极丰，有利条件很多，越向下挖，煤质越好，至今年年初时已经达到了日产煤近二百吨的成绩。

淮南煤的声名，一时大振。

第五章 工业建设的成果

社会党的地方建设在这一年中已经取得了斐然成绩，最直接的表现不在于这些已经销售到北京的初级工业产品，而在于它“制造”出了更多革命立场坚定的工人群体。

这些产业工人，就是社会党最巩固和可靠的力量源泉。

代表团成员共有二十多人，大家一起坐到林公馆的客厅内便显得空间立时逼仄起来，林淮唐自己站在客厅中间，连一个座位的位置都没剩下。

公馆内的帮佣包括一名厨师和一名做卫生的阿姨，林淮唐从自己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的稿费里抽出一部分作为两名帮佣的薪水。

日常更多的起居家务，则还是由林淮唐自己解决。

卫队的几名卫兵只是守在门外，他们有时也想帮书记长处理一些琐碎的生活杂务，但往往都遭到林淮唐的严词拒绝。

林时爽坐下以后，待众人全部安静下来便说道：“苏北地区的滩涂地垦屯事业，已经取得巨大进展，我们建设了十一个国营模范农场，安置了七万余户复员军人家庭，本地的分田户也超过了五十万户，恢复生产的抛荒田地和参与初级劳力、牲畜合作社的耕地则达到了四百八十余万亩。”

即便是在社会党最巩固的老根据地潮梅地区，多数农村的合作化也仅仅发展到互助组的程度——所谓互助组，是指农民们在个体经济基础上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

但在江北地区，作为一年计划中农业建设方案的重中之重，再加上江北地区的人文、历史、自然条件都更适合发展合作化农业，所以现在在海门、东台、盐城等地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的初级合作化，在淮安、扬州等地也正在依靠盐城经验进一步推广农业的初级合作化。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由个体农民自愿组织，它的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由社实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之后，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分配。

当然，这是原则上，实际运行中合作化程度则还没有那么高。

现在初级合作社发展最好的盐城地区，最多的就是劳力、牲畜和供销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对社员私有的大型农具、牲口和运输工具，基本还是采取租用形式，很少有直接折价归为社产的，农田也还很少有交社统一管理和经营的，主要是对社员成片林木，如果园、茶园、桑园、桐山、竹林等，在盐城地区是已经开始普遍合作社统一经营，但仍保留私人所有权，由合作社付给合理报酬。

社会党对农业的初级合作化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毕竟社会党党员虽然现在已经增长到了四万余人之多，然而分散到广阔的全国范围内，依旧是有入不敷出之感，各方面都倍觉人力资源的不敷使用。

林时爽又介绍说：“海州第一农场去年率先引进了美国棉花，并在海州沿海滩涂区推广美棉种植，我们统计了一下，到近年美棉种植总面积已经超过了十九万亩，棉花分由海陆两途运输至徐州、上海，作为棉纱生产之用。”

民国以前，中国农村种植的棉花，虽然有早熟性好，抗逆性强等优势，但产量比较低，而且纤维粗短不能适应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需求。

从美国引进的新品种棉花，除了产量更高以来，其种种特性也更适于发展棉纱工业。

在江北滩涂区内的作物，除了棉花以外，社员们还零星的种点小麦、蚕豆、金花菜等粮食作物和棉花轮作或套作，以此解决他们的粮食需要。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领导，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和厦门接受过近代农技培训的初小学历干部，他们的农业实践经验虽然不如普通社员，但却可以指导普通农民进行农技改良。

滩涂区的土质、土壤条件本来就非常复杂，如果纯粹让农民自己指导自己的生产，那么光是一个土地盐碱化问题就能让全部自耕农破产。合作社的干部们，会对盐分较重的土壤组织进行改良，他们利用种稻洗盐、种植绿肥、选种耐盐作物等农业技术改良及铺生、盖草等传统改良措施对滩涂区内土壤进行大规模改良﹐从而使土壤的利用率不断提高。

这样在具备专业农技技术的社会党党员指导下进行生产，也是江北滩涂区获得了惊人丰收成绩的原因所在。

如果放在过去，如果没有社会党的领导，仅仅依靠普通农民自己承包单干，绝对是不可能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也很难实行因地制宜的种植策略，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种植稻米罢了，结果又必然促使土壤进一步退化，那样用不了几年时间滩涂区多数土地就不得不被抛荒。

这也是前清时朝廷组织官屯、军屯的多数结局，基本上都是头几年丰收，然后过个五年左右就由于土壤退化而欠收，再过个两三年时间土地就会大规模抛荒，参与垦屯的农民也会相继逃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最后朝廷又要组织军队围剿镇压。

林淮唐听着林时爽的汇报，宽慰地拍起手来：“这是我们党留给中国历史的一项重要财产，我们算是打破了一种旧的历史循环，财经委和农业部门的成绩值得夸奖，应该鼓励、应该表扬。”

民初中国纺织工业还非常落后，只有上海拥有寥寥几家的民族资本纺纱厂。社会党在上海、厦门分别投产了一零一棉纱厂和一零二棉纱厂以后，纱锭数量就占到了全国民族资本纱厂的五分之一，江北滩涂区的国营植棉中心，则占到了全国棉田数量的八分之一。

这成绩一方面令人感到震撼，一方面也说明着1913年的中国民族轻工业都还是如此落后，显示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是一个实力上极弱小的群体，绝不能和另一个世界中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

说实在的，就这一点点轻工业规模，如果社会党完全控制了全国政权，林淮唐也没多大兴趣把这些轻工业都收为国有。

毕竟规模实在太小，而且技术、设备普遍落后，全国的民族资本工厂全部加起来，有没有个一亿银元工业产值都不好说。

林时爽笑了笑，又回忆起来：“……年初我刚到垦区视察，现在江北一带整个垦区内整个垦区沟河道路纵横交错。一切井然有序，房屋定点建设，一线成行﹐条田方正，阡陌连片，绿色棉海，一望无边，堤旁路边植树防风，郁郁葱葱﹐新兴市镇，满目琳琅，买卖兴隆﹐黄海之滨，想来也处处都是一片新鲜气象。”

社会党中央前段时间还邀请了许多记者、文人，到垦区内游览视察，当地的盛景就连许多前清翰林出身的旧文人也津津乐道。

自然，滩涂区的垦屯开发会造成江北野生动物栖息地大面积减少，也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但这时代恐怕还没有多少人能有余力考虑到这些方面。

对国人而言，江北滩涂区现今的开发成就，绝对是一项足够惊艳的成绩。

要知道，这一切才不过发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第六章 国会组织法

“没能在参议院发起弹劾案，实属一大憾事。”

在社会党内素以反袁著称，且坚持主张武力解决南北国事的林述庆，又重新提起了去年年底的那场政治风波。

林淮唐沉默了一会儿，道：“袁世凯与黎元洪把国家元首的名器私相授受，共和党获得总统宝座以后便反对提出弹劾案，进步党那边梁启超个人附和我们的意见，但进步党多数也不赞成提出弹劾案，国民党方面则认为对袁世凯赶尽杀绝可能造成北洋军的困兽之斗。”

双十二运动以后，北洋集团的声势一度跌落谷底，但社会党主张的总统弹劾案依旧受到多数参议员反对，结果袁世凯虽然辞职下野，却不是被参议员赶下台，而是自己辞职退让。

这种程序上的差异，就让北洋军保存了更多力量。

一时因反袁团结起来的四党——林淮唐派之社会党、宋教仁派之国民党、梁启超派之进步党、黎元洪派之共和党——也因此重新分化，特别是社会党和国民党渐渐形成了并驾齐驱的两大党，围绕国会竞选问题展开了从内阁到街头的激烈政潮斗争。

“三月份大选就将落幕，段内阁已经公布了国会大选开幕典礼的具体时间——就是今年的四月八日。”

袁世凯下野以后，黎元洪即在人民革命联盟三党的支持下赴京出任代总统。然而黎元洪发表的一条总统政令，却是承认了段祺瑞摄行国务院职权的现实，这又一次帮助北洋集团保存了一部分实力。

虽然段祺瑞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再作妖，基本上只是做着过渡时期的分内之事，对于参议院方面提出的种种要求也是一概接受，甚至最近连梁启超要求蔡锷出任陆军总长的要求都接受了。

但这种妥协行为，还是导致了政府成员泰半与北洋集团有渊源。

林时爽温言道：“按照《国会选举法》，总统由省议会选举、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举、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并且第一届正式国会将先定宪法再定总统。所以现阶段无论是黎元洪的代总统还是段祺瑞的摄行国务总理，到四月后都要取消，让位于国会选举出来的真正大总统和真正国务总理。”

这套《国会选举法》，还是大半年前袁世凯和国民党互相妥协下的结果。当时谁都没想到一年以后的政治形势，会发展到今天这地步，因此单纯从选举法的条例上来看，其实是颇有利于社会党的。

省长由省议会选举，这可以帮助社会党取得广东、福建、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六省的政权。而且按照林时爽等有法学履历的人估计，参众两院中社会党也较容易在众议院取得优势，所以当初国民党争取来的众议院权力更大的国会结构，现在反而是有利于社会党。

林淮唐面无表情：“但前提是我们能确保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优势。”

参众两院的议员全额为870人，按《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的规定，非两院有总议员3/5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2/3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因此社会党至少要争取人民革命联盟的三党赢下参众两院五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席位。

负责竞选宣传工作的中央委员陈独秀、陈翼龙、徐企文三人都发言说：“目前的竞选形势对我党很有利，多方预测都认为我党能够独占五分之二议席，人革联三党绝对可以确保五分之三以上的议席。”

中委会的代表们普遍比较乐观，但林淮唐认为进步党和共和党都还难信得过，只有社会党能够单独确保五分之三以上的议席才是最稳妥的。

然而对于这点……众人面面相觑，都觉得很难做到。

无论如何，国民党的前身还是从前全国第一大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同盟会，历史、声望放在那里，短时期内地位还很难动摇。

社会党光是联合三党来超过国民党，都还难说有十足把握，更何况是以一党之力。

而且《国会选举法》在不动产方面的种种条款限制，把许多倾向社会党的底层工农群众排斥在选举资格以外，也对国民党更为有利。

林淮唐满脸严肃，沉吟道：“万一……万一我党在大选中失利，中央委员会需要做好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准备。”

这句话无疑是给乐观非常的代表团以一盆冷水，毕竟从双十二运动以后，全国上下多有以社会党为民国第一大党的看法，气氛使然，多数中央委员也自然觉得国会大选全胜在望。

很多人都将林淮唐的《十二月提纲》抛之脑后，甚至认为这份政策上过于“激进”的提纲只会给大选添乱。

包括现在，在座的二十多位代表，也不乏有人对林淮唐的话怀有意见。

“各种统计、多方估计……都是我们占上风。请书记长放心，社会党一定能赢得国会多数。”

林淮唐扫视一周，能很明显感觉到一股缺乏现实基础的乐天情绪弥漫在众人之间，连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都是这种想法，党的中坚阶层、党的基层组织还有拥护党的群众团体，那就更不用说。

林淮唐沉下脸色，一脚用力踏在客厅的地板上，喀啦一声，地盘应声裂开一道长长的疤迹，断开成四分五裂的模样。

“你们！”

林淮唐带着有些愤怒的神情，指着在座的全部代表：“我是说在座的你们——没一个人！你们是否有好好阅读过十二月提纲？这是中执委决议通过的文件，但就我现在来看，似乎在座的诸君没有一人好好通读过十二月提纲！”

林淮唐的行事作风虽然有专断的一面，但他的为人性格却是众所周知的温和，几乎从来未有过这样愤怒的失态模样。

众人讶异中默然以对，只有林时爽说：“君汉，我们读过……但此一时彼一时……”

“不！”林淮唐反驳道，“你们读过，就不会在这里如此乐观地看待国会问题，你们若是好好读过十二月提纲，就该知道现在我们应当讨论国大问题，而不是国会问题！”

有代表在人群里低声说：“全民国都在争国会的席位，现在说国大不是丢西瓜去捡芝麻吗？”

林淮唐很感失望：“一年前制订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时，由于社会党力量还有限，我们几乎说不上话，使得国会根本大法完全有利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不利于我们，我们又为什么要以他人制订规则的国会为决战舞台呢？”

林淮唐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但凛冽冷酷的眼神还是看着众人：“我不反对大家以国会竞选为重要任务的态度，但我要提醒诸君，国会竞选规则非常不利于工农群众，一旦出现人革联不能掌握国会五分之三席位的情况，亦或者是出现了进步党、共和党违反政治诺言的情况，到那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国民大会进行斗争。无论何时何地，一切权力归国民大会的口号都不过时

我请大家到北京来，不仅是为了方便中执委开会，也是希望诸君明白，国会大选的结束不是战争的结束，而只是战争的开始，是中国两种命运相互斗争的解放战争的开始。”

考虑到现在全国气氛普遍乐观，多数人都以国会选举的结束为民国治世的开始，林淮唐的这番话就很有惊世骇俗的意味。

特别是这番话，如果被有心人曲解，就可能被理解为“一旦社会党输掉国会大选，就要用暴力翻桌开战”。

但亦如前言，国会大选的规则完全是袁世凯和国民党制订的，而且由于国会大选中选举资格的限制，事实上也不能真实反映出各党实际上的支持者力量。

相反，林淮唐主张的国大则几乎没有什么选举资格的限制，更为民主，更能真实反映出各党实际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