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8节
他只觉得自己早因为朝廷压制汉人、割地卖国,看透了大清国的腐败无能——却没看透,在大清的国土上,除了满洲人、除了大清朝外,还有路许多的腌臜污秽!
大清国的腐败,林时爽以为只要打倒了满清朝廷,就能清除。
可是曹凝的遭遇,要打倒谁才能清除呢?
林时爽看着曹凝那张被鲜血溅满的狰狞脸庞,看着这个受伤中无比柔弱又无比可怕的少女,头晕目眩,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了。
林淮唐就站在林时爽的身后,默默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走上前来,为萧枳松绑后说:“枪声那么响亮,还想瞒着我?但此事并非萧队委之过,我就不追究了。张云逸,你带曹姑娘到蔡屋去,蔡绮洪那里有大夫,快给曹姑娘好好医治一下。”
“阿文。”林淮唐揽住林时爽的肩膀,和他一起望着天空,低语道,“这恐怖吗?”
林时爽默然不能对,林淮唐此前的长文雄辩不能给他根本的触动。但当他见到曹凝被一乡豪强凌辱至此,仇怨深到如斯地步时,不可能不去多思考一下。
皆为汉人同胞,皆为炎黄后裔,何以至此?
林时爽沉默良久,终于叹了一口气,说:
“阉割我中国民气者,不止满人而已……革命必须打倒这几千年来的恐怖统治,一扫数千年专制空气!”
第二十八章 黄兴(四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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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是华兴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亦是同盟会的创建者之一,被同盟会会员尊称为克公。
黄花岗起义“失败”时,黄兴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并不知道此后林淮唐力挽狂澜,挽救了行将覆没的党人队伍。
黄花岗之役的失败,对黄兴打击巨大,他心灰意冷,又受到当时流行的“拼命主义”感染,便萌生了冒险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复仇的想法。
“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
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拟一死拼杀李准。消息为同盟会同志得知,孙中山、冯自由、美洲致公堂、《少年中国晨报》等纷纷函电劝阻,甚至有人表示愿替黄兴代行暗杀之职。
黄兴精神消沉,流连香港月余却一事无成,革命同志的怀疑抨击更让他感到压力日渐巨大。直到今天宋教仁和谭人凤带着一份电报,送到黄兴宅中,才让他的意志为之振作。
“老先生,林淮唐是何人?你们认识他吗?”
谭人凤年过半百,满头华发,所以常被黄兴呼为“老先生”。他日常做一副名士装扮,风流自得,今天却手抓电报纸,满布皱纹的苍颜上已洒满热泪。
“志士未死、志士未死!”谭人凤且哭且笑,“广州之役并没有功败垂成呀!”
谭人凤的心情过于激动,已很难回答好黄兴的问题。跟他一起到黄宅的宋教仁,一身笔挺贴身的西装、紧系领带,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不紧不慢地说:“林淮唐是同盟会福建支会的成员,由郑祖荫和林森两人介绍入会。这次广州之役,林淮唐也是选锋队的队员。”
黄兴接过谭人凤手里的那张电报纸,摊开到桌子上,一字一句念道:“……克公谨启:
……三二九之役我同盟会志士皆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为职责,同胞梦梦,起义所以醒之也,虽死无悔。杀身成仁,古有明训,幸天佑我党人,开城门以延志士性命……余等与满奴,无可言者,转战千里,至于嘉应……落脚驻足,侥幸于斯……万端仍以聚人为首,特请克公联络,使我同志北朔梅江,积薪五岭,以待天下有变……
同盟会一死士林淮唐,顿首再拜。”
宋教仁解释说:“电报是开明电灯公司的老板高绳芝从汕头发来的,信件由林淮唐交给梅县同盟会会员蔡绮洪,又由蔡绮洪转交给嘉应州同盟会主盟人何子渊,最后由渊公冒性命风险亲手带到汕头交给了高绳芝。”
高绳芝是潮州巨富,也是汕头自来水厂和开明电灯公司的老板,同时还是黄冈起义和惠州起义的赞助人之一,仅惠州起义时高绳芝就一次性给同盟会捐助了二万银元用来购买枪械。
林淮唐在南口镇写下的一封求援亲笔信,经过蔡绮洪、何子渊、高绳芝三条渠道,层层传递,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不知道暗藏多少风险、赌上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历经重重险阻,才终于送到了香港。
黄兴握信踌躇:“有此同志,何愁革命不能成功。”
最让黄兴、宋教仁、谭人凤三人感动的事情,无疑就是七十二志士的得救。特别是黄兴,他一直都认为黄花岗之役的失败,完全是因为自己组织无力、指挥无能所致,几乎产生以死明志的打算。
如今得知志士并没有牺牲,黄兴内心的庆幸和喜悦何其巨大。
谭人凤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看着电报纸都能哭成泪人,毕竟那些被同盟会认为已经全部牺牲的志士里,不乏谭人凤的亲戚、子弟和门生。
宋教仁又说:“克强啊,你看这个林淮唐在信上说的——吾党之所求者,在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事业伟大,断非区区暗杀一二元凶大恶所能有济者,革命党者,必当以大起国民军,组织军队为唯一之方针。
看啊,林淮唐说的多么好、多么正确!行暗杀事业的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如此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我亦不得不敬服。但如此轻易抛掷我同志精华,使诸多新中国的栋梁拼却性命,换来几个贪官污吏的死,这值得吗?克强,你醒醒吧!”
照顾黄兴生活起居的徐宗汉,日前因为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两人志同道合,已成事实上的夫妻。
徐宗汉给三人端来茶水,她参加同盟会闹革命的时间不比黄兴晚多少,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黄花岗之役林淮唐等人所用枪支,就是徐宗汉将自己则扮成染料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的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送至大石街一所秘密机关,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广州各处。
她早对黄兴的意志消沉特为不满,现在啪的一声将茶杯都砸在桌上,叱责道:“黄克强!你还自称是大丈夫吗?哪有这样没出息的大丈夫!既然三二九之役没有失败,你又忧愁什么?快快行动起来,筹款购械、委派同志,快快行动起来帮帮这位林淮唐同志吧。”
林淮唐的信里,除了提出革命党应在梅县山区积累力量、发展国民武装的策略建议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向孙中山和黄兴请求援助,希望他们可以组织一批富有军事经验的正经军校毕业生,携带饷械设法入粤。
其实钱财、枪械还是次要的,毕竟林淮唐从汇丰银行和横滨银行强行借走六万大洋,足够先锋队使用一段时间。
但专业的军事人才,确实是先锋队现在最为稀缺的资源。
林淮唐和林时爽都只是日本陆士预备学校成城学校的肄业生,方声洞亦然;喻培伦卒业于大坂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庄文统毫无新学学历。
只有毕业于长门炮术学校的陈更新,勉强算是一位正经军校生,但其所学知识也主要是关于近代炮兵的战术战法,对现在的先锋队,帮助不大。
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
这次广州起义失败,更造成同盟会员不少人心灰意冷,不再过问会事。就是黄兴和宋教仁,之前也经常郁郁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甚至准备冒险暗杀清吏拼个一死以谢同志,或者干脆遁迹隐居。
如今林淮唐的消息传来,的确使无比消沉的同盟会会员们又重新振作起来。但之前因为广州起义失败,导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之间长期日积月累的矛盾完全爆发。
前几日孙中山更重提当初宋教仁支持章炳麟、陶成章来罢免孙的旧事,“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虽然当时谭人凤从中调停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孙中山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但实际上,孙、宋之间关系已经彻底破裂,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后,唯一一个能够调和各方关系的赵声又病死,宋教仁便打定了抛开孙中山,自己另起炉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大搞长江流域起义活动的决心。
同盟会中部总会是一个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组织,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此外,它并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
宋教仁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宋教仁准备“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待贤。
同时他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准备在中部总会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宋教仁批评孙中山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慕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组织涣散,孙中山行踪无定的情况下,宋教仁准备另起炉灶建设中部总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他的眼光无疑走在众人前面。
但是既然宋教仁和谭人凤的目光都已经北向转移到了两湖三江一带,对于林淮唐在广东的活动又要如何处置为好?
最终是黄兴拍板道:“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起义,全都不能忽视。老先生和渔父继续到湖南、湖北活动,支援林淮唐的事情就交给我办!”
宋教仁犹疑问道:“克强夹袋中,尚有济得大事的军事人物否?”
“姚雨平可堪此任!”
第二十九章 南口镇农会
广东的大雨已经连绵十多天不止,河水暴涨盈尺,侵夺田地还是小事,直接淹没民宅房屋,甚至倒灌入城,汹涌澎湃,如水龙作祟,动摇五羊,这才是让清朝官吏紧张万分的事情。
据说就连沙面租界和粤海关里的洋人,也深受水灾之扰。那些修在高地处的小洋楼里面,积水同样高过膝盖,不要说是住,根本就连个落脚地都无。
嘉应州梅县南口镇,围在梅江盆地中心,四面皆高山,又有梅江、韩江流过,每到雨季,本来就是易受洪水侵害的地形。
更何况今年大雨下得如此猛烈,河湖俱涨,听闻东江水决堤,已淹死了数百上千人!
南口镇房屋多是泥瓦土屋,只有蔡绮洪家的围楼是石灰土构建的,稍坚固一些,其他土房在连日暴雨下,已岌岌可危,顶上茅草瓦片哗哗作响,墙上贴泥更是秫秫秫地往下掉。
林淮唐在南口镇米行,又召开了一次先锋队所有人都要参加的士兵大会。这回除了蔡绮洪和两位南口镇的村民代表意外,林淮唐又请蔡绮洪竭尽所能,设法将南口镇上任何一个说得上话、素有能办事之名或有威信之人,都叫来参加会议。
“三江决堤之势已成,清廷昏庸无能,哪有办法救广东?要救广东,只有靠我们广东人自己了!”(林淮唐系福建人)
林淮唐振臂高呼以后,林时爽、陈更新、方声洞也都站出来发言(皆系福建人):“不唯独南口镇,梅县全邑,乃至于是长乐、兴宁、平远、镇平,嘉应州四属之地,何处不是水没堤坝,冲垮稻田?全州全县已到急不容缓之际,乡亲们谁又曾见到官府来救灾?”
“嘉应州知州、梅县知县,都是外地官,广东淹了也就淹了,人家又没在本地置产,当然不在乎乡亲们的死活。”
“大雨半月,再这样下下去,咱们南口镇就要被淹垮了、淹烂了、淹没了!朝廷的贪官污吏,成日只会收受贿赂吸大烟,何曾将全镇人身家性命放在心上?我们只能自救起来!”
南口镇就在河边,大部分村民自家田产都受到洪水威胁,官府却毫无救灾的举措——即便有,也是以维护珠江流域为主,梅江一带的客家人聚居区,多在抛弃之列。
洪水泛滥,可以想见,今年秋收肯定是毫无成果。许多人光是凭空想象几个月后要怎么度过饥荒时,就感到背脊发凉,全身都淌下冷汗。
蔡绮洪代表全镇村民问道:“官府没有办法,革命党难道就有办法?洪水是天灾,龙王爷发怒,老百姓又能怎么办。”
先锋队占领南口镇以后,先是靠处死曹阿公、赖阿嬷等人获取了镇上小宗百姓的支持。之后马上就遇到了数十年罕见的雷雨天气,道路交通断绝,即便有少数人想找官府告密,出卖革命党,现在也完全没办法前往县城了。
在洪水的威胁下,镇上百姓、革命党人,已经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生死与共,唯有同舟共济,方能渡过难关。
林淮唐说:“泰西有兴农之会,百姓士庶,群策群力,互帮互助。会员每月仅出少量会费,便能得农会于耕牛、农具、种子、青苗各方面协助,一遇旱灾水涝,更有农会出面组织救灾,并为会员垫底。”
自从庚子之变以后,满洲朝廷为了自救也勉强推行了一些新政改革举措。商部成立以后不久,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酝酿成立了直隶农务总会。
直隶农会主要特征有:首先,对申请入会者没有限制,“凡官绅士民,热心农学及富有耕田者,皆可入会”。农务总会中既有地主、官绅和工商界人士,也有很多农民,成分比较广泛。
其次,会务经费主要依靠自己筹措,与官府的联系不像其他组织那样密切,因而自主权更多。
再次,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较其他各省农会更为广泛,主要包括编译农书、农报;开办农业试验场;创办农产制造所;兴修水利;开垦荒地;负责农具的购买及农产品的销售;开办农业、蚕桑各类学堂等。
直隶农会获得成功以后,各省又相继效仿袁世凯设立农务总会,并在府厅州县设立分会,乡镇设立分所,各地农会纷纷设立,很快遍布县及乡以上地区。
此时全国农务总会共19处,分会有276处,南口镇虽然没有农会,但不少村民都知道梅县县城有农会。
林淮唐站到村民人群里,直言:“乡亲们要自救,就必须组织农会——谁赞成、谁反对?”
众人面面相觑,好像既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直到蔡绮洪跳起来高喊“我赞成”后,才陆续又有一些村民发言表示赞成组织农会的事情。
如今清廷颁布的各地农会章程,很多都开始对本地入会资格进行了限制,大多规定农业知识丰富、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才可加入,因此实际上农会成员中多是地主、士绅、商人和“饱学鸿儒”,农民仅仅占很小一部分。
林淮唐却说:“南口镇农会,人人都可以参加。”他拿出一张长达数米的黄纸,摆在了米行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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