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66节
德国自行查证自己的裁军很奇怪。的确盟国曾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但它不具备独立查证权，它想要获得德国违规的资讯，就只能向德国
政府要，这是不太高明的设计。委员会在1926年解散，使查证工作
落到盟国情报单位身上。难怪在希特勒拒绝履行裁军条款以前许久，
德国早已严重违规。
在政治方面，德国领袖很技巧地坚持应实行凡尔赛和约中承诺的
全面裁军，德国裁军只是第一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争取到英国支
持全面裁军，又利用它来作为未能履行其他条款的借口。英国为向法
国施压，便宣布大幅减少地面部队（这向来不是英国国防的主力），
但不减海军（当然这是其安全之所恃）。但是由于德国的工业实力及
人口都超出法国太多，法国国防便完全要仰赖陆军常备军比德国多出
许多才行。会使此种平衡改变的压力，不论是德国重新武装或法国裁
军，实际上都等于使大战的结果逆转。到希特勒上台时，情势已很明
显，和约的裁军条款即将付诸东流，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也明朗化。
赔款问题更加促成英法间的疏离。在凡尔赛和约之前，战败国付
赔款一直是理所当然的。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不觉得需要抬出任
何原则，只因它是胜利者，便要求法国赔偿；1918年它在布列斯特一
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向俄罗斯提出庞大的赔偿数字，也是基于同样理
由。
但在凡尔赛新世界秩序中，盟国却认为赔款还需要有道德上的依
据。这个依据出现在本书第九章提到的第231条款，即战争罪条款
内。它在德国遭到猛烈的抨击，使鼓励德国对和约采取合作态度的有
限吸引力也消失殆尽。
凡尔赛和约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就是起草人既纳入了像战罪条
款这样明确而易招怨恨的内容，却未订定确切的赔款总额。这个数额
要留待将来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去决定，原因是各盟国误导民众对赔偿
期待过高，其金额绝通不过威尔逊那一关，也经不起财经专家严格的
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赔款也跟裁军一样成为德国翻案派( revisionists)
的武器，专家们不但越来越怀疑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也对其可
行性颇有疑问。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所著《论和平之经济
后果》(Treatis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便是一个
主要的例证。还有就是战胜国的谈判筹码总是随时间而递减。在失败
的震撼刚发生时未能确立的事，时过境迁后就会越来越难以争取——
这是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对伊拉克所应记取的教训。
直到1921年，即凡尔赛和约签订两年后，赔款的数字才终于订
出来。其总数高得离谱：1320亿金马克(Goldmark)（约合400亿美
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约高达3230亿美元），这笔钱德国要一直付到
20世纪结束才能全部还清。可想而知，德国表示无力偿付，即使国际
金融体系能够应付如此大规模的资源转移，也没有一个民选的德国政
府胆敢同意接受这个数额。
1921年夏，德国付出头笔赔款，转移了10亿马克（25000万美
元）。但德国是靠大量印制马克纸钞，拿到公开市场上去购买外币来
偿付，也就是大肆膨胀其币值，钱虽付得很多，实际上却没有太多资
源流出。1922年底德国又提议延期偿付四年。
至此，凡尔赛国际体系及它在欧洲的主要支柱法国已十分生气。
赔偿没有执行机构，裁军没有查证制度。由于英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意
见相佐，德国感到愤愤不平，美苏置身事外，结果凡尔赛其实不是建
立国际秩序，反而导致了某种国际游击战。在盟国胜利四年后，德国
反而比法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劳合·乔
治于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国际会议，他很明智地把赔偿、战争
债物及欧洲重建等问题合在一起讨论，跟几十年后的马歇尔计划相类
似。至于要谈欧洲重建势必不可能把欧陆最大的两个国家（刚好也是
两个主要债务国）排除在外，因此德苏这两个欧洲外交的化外之民，
也在战后首度被邀请参与国际会议。但结果不是对劳合·乔治寄予厚
望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却是促成了这两国的结合。
苏德的交集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外交舞台上完全不曾出现过像苏联这样
的国家。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国家公开宣称以颠覆既有秩序为纲
领。法国革命党人志在改变国体，布尔什维克（俄共）更进一步主张
废除国家。照列宁( Lenin)的说法，一旦国家式微，就不再需要外
交或对外政策了。
起先这个主张令俄共及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对象都很不安。早期
俄国共产党人所提出来的理论是，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是引起战争的
原因。但他们从未触及如何在主权国家间执行外交政策的问题。他们
确信共产党在俄国革命成功后，不消几个月，世界革命便会随之而
来，最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不会超过几年。苏联第一任外长托洛茨基
( Leon Trotsky)认为他的职务顶多不过是个事务员，为揭发资本主义
国家的真面目，而将他们就战后分赃所提出的各种密约公之于世。他
自认的角色是“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几个革命宣言，然后就关店”。早
期的共产党领袖都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
数十年。既然几个月或几年后国家就会完全消失，因此苏联早期的想
法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世界革命，而不是处理各国之间
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凡尔赛议和将苏联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理解。盟国
没有意愿邀请一个已与德国单独讲和，且其间谍正企图推翻各国政府
的国家，参与盟国的讨论。列宁与其同志们也无意于参与他们想要打
破的国际秩序。
俄共早年内部无止境的深奥辩论，从未讨论过他们实际取得政权
后所承袭的战争状态。他们没有确切的和平计划，因为他们不把苏联
看成一个国家，而是看做一种理想。因此在他们眼里结束战争与促进
欧洲革命仿佛一体的两面。的确1917年革命后当天所发布的第一个
外交政策法条即所谓的和平法令( Decree on Peace)，其中呼吁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