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39节
不断进行与当时国际争端规模不相称的战备活动。正因为如此积极的
备战却找不出明确的目标，这种行为便被解释为反映着庞大但暖昧的
野心。颇具代表性的是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比洛(Prince von
Bulow)，他赞同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普鲁士众邻邦中，以俄帝之实
力及位置最为危险。”
历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广大疆域与锲而不舍的扩张总感到忐忑不
安。欧洲各国都在以威胁或反威胁手法扩大本身的版图，而俄罗斯仿
佛是不得已非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扩张规律，唯有部署更强大的武力，
且通常要通过战争始能加以制止。在无数次危机中，俄罗斯经常都看
似很有希望达成合理的解决，获得比实际结果更好的安排。可是它总
是宁冒战败的风险也不肯妥协。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1878
年的巴尔干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情形皆是如此。
有一种解释是说俄罗斯因横跨欧亚两洲，因此有这类倾向。在西
方俄罗斯是欧洲协调的一部分，参与复杂的均势运作。但即使如此，
在需求未能获得满足时，俄国领袖对尊重均势往往仍显得不耐烦而且
好发动战争，例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巴尔干战争，及
1885年俄国与保加利亚几乎开战都是如此。在中亚俄罗斯面对的是弱
小的诸侯国，均势原则便不适用；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则如同美国开
拓地广人稀的美洲一般通行无阻，直到遇上日本。
在欧洲的会议桌上，俄罗斯听得进去以均势为主的意见，但不见
得一定遵守其准则。欧洲各国虽一向认为土耳其及巴尔干的命运应由
欧洲协调来决定，但俄罗斯一定是企图以片面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
题，如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33年
安吉阿尔一斯凯莱西条约(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1853年与土耳
其冲突、1875、1878及1885年的巴尔干战争。俄罗斯认为欧洲应该
只管西方的事，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同样的问题又于二
次大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
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
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
某种军事联盟以对抗俄军的推进，解除俄罗斯对邻国的压制。在二次
大战战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
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
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
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在后苏
联时期，当新俄罗斯完全吸收了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后，它会对其历史
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
在亚洲，俄罗斯的使命感更是不受政治或地理障碍所约束。整个
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俄罗斯在亚洲都是独自行动。它是第一个
与日本打交道的欧洲强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俄国
未耗费太多殖民人力，未派出太多军队，便完成在亚洲的扩张，因此
与欧洲列强不起冲突。偶尔与中国发生摩擦也不很严重。中国为了借
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
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
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
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
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
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
“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
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
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
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
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
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
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
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
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
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
的扩张。
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
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
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
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
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
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
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
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
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
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
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
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
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
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
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
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
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
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
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
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
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
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
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
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
备战却找不出明确的目标，这种行为便被解释为反映着庞大但暖昧的
野心。颇具代表性的是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比洛(Prince von
Bulow)，他赞同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普鲁士众邻邦中，以俄帝之实
力及位置最为危险。”
历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广大疆域与锲而不舍的扩张总感到忐忑不
安。欧洲各国都在以威胁或反威胁手法扩大本身的版图，而俄罗斯仿
佛是不得已非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扩张规律，唯有部署更强大的武力，
且通常要通过战争始能加以制止。在无数次危机中，俄罗斯经常都看
似很有希望达成合理的解决，获得比实际结果更好的安排。可是它总
是宁冒战败的风险也不肯妥协。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1878
年的巴尔干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情形皆是如此。
有一种解释是说俄罗斯因横跨欧亚两洲，因此有这类倾向。在西
方俄罗斯是欧洲协调的一部分，参与复杂的均势运作。但即使如此，
在需求未能获得满足时，俄国领袖对尊重均势往往仍显得不耐烦而且
好发动战争，例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巴尔干战争，及
1885年俄国与保加利亚几乎开战都是如此。在中亚俄罗斯面对的是弱
小的诸侯国，均势原则便不适用；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则如同美国开
拓地广人稀的美洲一般通行无阻，直到遇上日本。
在欧洲的会议桌上，俄罗斯听得进去以均势为主的意见，但不见
得一定遵守其准则。欧洲各国虽一向认为土耳其及巴尔干的命运应由
欧洲协调来决定，但俄罗斯一定是企图以片面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
题，如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33年
安吉阿尔一斯凯莱西条约(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1853年与土耳
其冲突、1875、1878及1885年的巴尔干战争。俄罗斯认为欧洲应该
只管西方的事，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同样的问题又于二
次大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
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
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
某种军事联盟以对抗俄军的推进，解除俄罗斯对邻国的压制。在二次
大战战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
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
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
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在后苏
联时期，当新俄罗斯完全吸收了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后，它会对其历史
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
在亚洲，俄罗斯的使命感更是不受政治或地理障碍所约束。整个
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俄罗斯在亚洲都是独自行动。它是第一个
与日本打交道的欧洲强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俄国
未耗费太多殖民人力，未派出太多军队，便完成在亚洲的扩张，因此
与欧洲列强不起冲突。偶尔与中国发生摩擦也不很严重。中国为了借
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
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
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
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
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
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
“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
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
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
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
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
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
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
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
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
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
的扩张。
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
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
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
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
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
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
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
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
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
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
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
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
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
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
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
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
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
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
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
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
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
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
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
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