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35节
发生于英国，即1880年格莱斯顿在英国主要以外交政策为诉求的大
选中击败迪斯累里，然后完全扭转他的巴尔干政策。
格莱斯顿算得上是19世纪英国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他对外交政
策上的看法类似威尔逊总统后的美国人。他以道德而非地缘政治标准
来评断外交政策，因此他认为保加利亚人期待民族复兴是合理的，而
且同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英国理当支持保加利亚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
土耳其。格莱斯顿主张应由列强联合起来教训土耳其，然后负起治理
保加利亚的责任。他提出与日后威尔逊总统“集体安全”相同的概
念：欧洲需要联合行动，否则英国就不应有任何动作。
“务须由欧洲列强联合行动始合乎安全。我国国力固然
庞大：但首要条件在于各国应齐心协力。余在此仅提出六大
国：俄、德、奥、法、英、意。此六国之完整结合对最后之
圆满成功不仅重要且近乎不可或缺。”
1880年，格莱斯顿因不满于迪斯累里强调地缘政治的做法，在苏
格兰中罗西恩郡( Midlothian)展开他关键性的竞选活动，开创首次
在小城镇展开竞选的历史，也是首次将外交政策议题直接诉诸选民公
决。年事已高的格莱斯顿却突然挺身而出走上讲台。他主张道德是正
确的外交政策唯一的依据，并坚持基督信仰的正道及尊重人权，才是
指引英国外交政策的明灯，不应是均势和国家利益。在某一站他曾说
道：
“别忘记，在全能的上帝眼中，阿富汗山村中的生命尊
严与你我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也别忘记，你我有着相同的
血肉，以共同的爱相连接，不限于基督文明世界。”
格莱斯顿为开路先锋，威尔逊步其后尘。威尔逊主张个人道德与
国家道德没有区别。格莱斯顿也跟晚他一辈的威尔逊一样，认为自己
领会到一股在全球民意监督下迈向世界和平的新潮流：
“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
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
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
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至高无上之权威。”
上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出自威尔逊之口，而其含意当然也十分
类似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格莱斯顿在1879年曾
谈到他与迪斯累里在政策上的差异。他强调不会采用均势，而是要致
力于“维持欧洲众强国之团结。然理由何在？乃在于维持整体团结可
中和暨约束其各自之私欲。共同行动乃自私自利之致命伤。未能维持
全欧团结显系紧张持续升高之缘由。德、法或奥、俄间之嫌隙将何从
弥合尚未可知，保加利亚之未来亦然。”
在格莱斯顿之前，英国历任首相从未发表过这类的论调。卡斯尔
雷将欧洲协调视为执行维也纳协议的工具。帕默斯顿视它为维持欧洲
均势的工具。格莱斯顿则完全不把欧洲协调用于强化欧洲现状，而是
赋予它革命性的角色，要借着它来建立崭新的世界秩序。这些理想经
过一个世代之后，要到威尔逊走上台面时才再度被提出。
俾斯麦认为这类主张纯粹是痴人说梦。也就难怪这两位重量级人
物会水火不相容了。俾斯麦对格莱斯顿的态度就相当于小罗斯福总统
对威尔逊总统的态度：他感觉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臣好大言不惭又
令人头痛。铁血宰相于1883年上德皇书中写道：
“若往昔娴熟欧洲政务之英格兰政治大家，其传承尚余
一线生机，则吾之任务当轻易许多。以格莱斯顿氏之无能，
仅好逞口舌之利，则英格兰之立场不可恃，徒增吾国政策之
困扰。”
格莱斯顿对德国对手的看法就更不客气，还曾称俾斯麦为“邪恶
的化身”。
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理念与威尔逊的理念的共同缺陷是，造成其
国人对国际事务更为疏离，而不是更积极地参与。在一般的外交事务
层次上，格莱斯顿于1880年上台后，英国在埃及及苏伊士运河以东
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无多大改变，但确实使英国不再介入巴尔干及整个
欧洲均势。
因此他的第二任期（1880~1885年）也造成反效果，使俾斯
麦——欧陆最温和的政治家——的安全网难以为继，就如同坎宁当年
退出欧洲造成梅特涅投向俄国沙皇。只要帕默斯顿或迪斯累里的观点
主导英国外交政策，当俄罗斯在巴尔干或在向黑海扩张时若做得太过
火，英国总能够成为最后的一股制衡力量。但格莱斯顿在位却使得这
项保障落空，迫使俾斯麦不得不更为仰赖日渐不合时宜的德、奥、俄
三角联盟。
这东方三王国一直是保守势力的堡垒，但到头来却比民主代议政
府更易于受民族主义民意所驱使。德国的内政体制出于俾斯麦的手
笔，以便于他充分利用内政达到均势外交目标，但也极易于导致野心
家的煽动。国会虽是由欧洲最开放的普选制选出，但德国内阁是由德
皇指定，直接向德皇而非国会负责。
于是国会监督的职责被剥夺，国会议员们便肆无忌惮地乱发议
论。而军事预算是每五年表决一次，有一度政府不免每到国防预算的
关键年时便会制造危机。若假以时日，这种体制或可逐渐演变成政府
须向国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可惜在新德国成形的关键年代，历任政
府极其受制于民族主义煽惑性宣传的影响，也习惯于制造国外的危机
以号召国内的选民。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同样受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激烈宣传所左右，这
些人的基本诉求为呼吁俄国在巴尔干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并与德国摊
牌。1879年一位俄国官员曾向连任至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结束时的奥地
利大使作如下的解说：
“本地人民对民族主义报章唯有敬畏二字。此等报章标
选中击败迪斯累里，然后完全扭转他的巴尔干政策。
格莱斯顿算得上是19世纪英国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他对外交政
策上的看法类似威尔逊总统后的美国人。他以道德而非地缘政治标准
来评断外交政策，因此他认为保加利亚人期待民族复兴是合理的，而
且同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英国理当支持保加利亚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
土耳其。格莱斯顿主张应由列强联合起来教训土耳其，然后负起治理
保加利亚的责任。他提出与日后威尔逊总统“集体安全”相同的概
念：欧洲需要联合行动，否则英国就不应有任何动作。
“务须由欧洲列强联合行动始合乎安全。我国国力固然
庞大：但首要条件在于各国应齐心协力。余在此仅提出六大
国：俄、德、奥、法、英、意。此六国之完整结合对最后之
圆满成功不仅重要且近乎不可或缺。”
1880年，格莱斯顿因不满于迪斯累里强调地缘政治的做法，在苏
格兰中罗西恩郡( Midlothian)展开他关键性的竞选活动，开创首次
在小城镇展开竞选的历史，也是首次将外交政策议题直接诉诸选民公
决。年事已高的格莱斯顿却突然挺身而出走上讲台。他主张道德是正
确的外交政策唯一的依据，并坚持基督信仰的正道及尊重人权，才是
指引英国外交政策的明灯，不应是均势和国家利益。在某一站他曾说
道：
“别忘记，在全能的上帝眼中，阿富汗山村中的生命尊
严与你我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也别忘记，你我有着相同的
血肉，以共同的爱相连接，不限于基督文明世界。”
格莱斯顿为开路先锋，威尔逊步其后尘。威尔逊主张个人道德与
国家道德没有区别。格莱斯顿也跟晚他一辈的威尔逊一样，认为自己
领会到一股在全球民意监督下迈向世界和平的新潮流：
“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
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
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
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至高无上之权威。”
上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出自威尔逊之口，而其含意当然也十分
类似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格莱斯顿在1879年曾
谈到他与迪斯累里在政策上的差异。他强调不会采用均势，而是要致
力于“维持欧洲众强国之团结。然理由何在？乃在于维持整体团结可
中和暨约束其各自之私欲。共同行动乃自私自利之致命伤。未能维持
全欧团结显系紧张持续升高之缘由。德、法或奥、俄间之嫌隙将何从
弥合尚未可知，保加利亚之未来亦然。”
在格莱斯顿之前，英国历任首相从未发表过这类的论调。卡斯尔
雷将欧洲协调视为执行维也纳协议的工具。帕默斯顿视它为维持欧洲
均势的工具。格莱斯顿则完全不把欧洲协调用于强化欧洲现状，而是
赋予它革命性的角色，要借着它来建立崭新的世界秩序。这些理想经
过一个世代之后，要到威尔逊走上台面时才再度被提出。
俾斯麦认为这类主张纯粹是痴人说梦。也就难怪这两位重量级人
物会水火不相容了。俾斯麦对格莱斯顿的态度就相当于小罗斯福总统
对威尔逊总统的态度：他感觉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臣好大言不惭又
令人头痛。铁血宰相于1883年上德皇书中写道：
“若往昔娴熟欧洲政务之英格兰政治大家，其传承尚余
一线生机，则吾之任务当轻易许多。以格莱斯顿氏之无能，
仅好逞口舌之利，则英格兰之立场不可恃，徒增吾国政策之
困扰。”
格莱斯顿对德国对手的看法就更不客气，还曾称俾斯麦为“邪恶
的化身”。
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理念与威尔逊的理念的共同缺陷是，造成其
国人对国际事务更为疏离，而不是更积极地参与。在一般的外交事务
层次上，格莱斯顿于1880年上台后，英国在埃及及苏伊士运河以东
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无多大改变，但确实使英国不再介入巴尔干及整个
欧洲均势。
因此他的第二任期（1880~1885年）也造成反效果，使俾斯
麦——欧陆最温和的政治家——的安全网难以为继，就如同坎宁当年
退出欧洲造成梅特涅投向俄国沙皇。只要帕默斯顿或迪斯累里的观点
主导英国外交政策，当俄罗斯在巴尔干或在向黑海扩张时若做得太过
火，英国总能够成为最后的一股制衡力量。但格莱斯顿在位却使得这
项保障落空，迫使俾斯麦不得不更为仰赖日渐不合时宜的德、奥、俄
三角联盟。
这东方三王国一直是保守势力的堡垒，但到头来却比民主代议政
府更易于受民族主义民意所驱使。德国的内政体制出于俾斯麦的手
笔，以便于他充分利用内政达到均势外交目标，但也极易于导致野心
家的煽动。国会虽是由欧洲最开放的普选制选出，但德国内阁是由德
皇指定，直接向德皇而非国会负责。
于是国会监督的职责被剥夺，国会议员们便肆无忌惮地乱发议
论。而军事预算是每五年表决一次，有一度政府不免每到国防预算的
关键年时便会制造危机。若假以时日，这种体制或可逐渐演变成政府
须向国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可惜在新德国成形的关键年代，历任政
府极其受制于民族主义煽惑性宣传的影响，也习惯于制造国外的危机
以号召国内的选民。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同样受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激烈宣传所左右，这
些人的基本诉求为呼吁俄国在巴尔干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并与德国摊
牌。1879年一位俄国官员曾向连任至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结束时的奥地
利大使作如下的解说：
“本地人民对民族主义报章唯有敬畏二字。此等报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