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29节
义，偶尔则出现舍我其谁的救世企图；俄罗斯也因此而充满使命感，
但经常因此而走向军事冒险。
俄籍民族主义宣传家卡柯夫( Mikhail Katkov)对西方与俄罗斯价
值观的差异有如此的分析：“彼处事事讲求契约关系，此地则讲求信
仰；此一对比源自教会于西方与东方所取得之地位。彼处同时存在双
重权威；此地则独一无二。”
俄罗斯族与泛斯拉夫族的作家及知识阶层，异口同声地将所谓的
俄国利他主义归之于其希腊正教的信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热爱俄国
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将俄国的利他
主义解释为一种必须把斯拉夫人自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义务，且
必要时不惜对抗整个西欧的反对。他在1877年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
用兵时写道：
“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上
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词地答以为侍奉基督，
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我国应监督其相互和谐，保护其自
由独立，即便与全欧为敌亦在所不惜。”
俄罗斯虽既钦佩、忌妒，又轻视西欧各国，但它并不像西欧各国
一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自视为一个使命，超出于地缘政治之
外，受信仰所驱使，借武力而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为俄
国的使命仅是解放其他斯拉夫民族，还包括维持他们彼此间的和谐，
这种社会任务很容易便会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统制。在卡柯夫眼里俄
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
“俄皇不仅为其先人之继承者；亦为东罗马诸皇、成立
教会及奠定基督信仰教义之宗教会议主其事者之继承人。拜
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兴起，俄罗斯伟大之一页于兹开始。”
俄国革命后，这殷热烈的使命感转移到共产国际上面。
俄国历史的矛盾在于同时受解救同胞的使命感与普遍的不安全感
两股力量所煎熬，始终挥之不去。到最后终至错乱，成为不扩张就分
裂的恐惧感。因此，在俄罗斯主导瓜分波兰时，一部分是为安全理
由，一部分也为追随18世纪的扩张潮流。一个世纪后，俄国的征服
已成为不由自主的行动。1869年，一位泛斯拉夫官员法德耶夫(Ros
tislav Andreievich Fadeyev)，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东方问题之我
见( 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指出，俄罗斯必须持续西进
以保护既有的征服成果：
“俄国自第聂伯河朝向维斯瓦河（即瓜分波兰）之历史
性举动乃对全欧宣战，东西已分裂不再相属。俄国如今立于
敌方阵营之中，但此仅为一时情况：它唯有击退敌人，否则
便须放弃阵地，若无法将其势力推进至亚得里亚海( Adriat
ic)，则只得再退居第聂伯河以东。”
法德耶夫的分析与凯南( Gee Kennan)大同小异。凯南在其早
期论苏联行为根源的文章中是自战争的另一面加以解析。凯南在文中
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
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
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民国家一样，成为被征服民族在
文化上仿效的对象。俄罗斯帝国也从未被其他社会或其统治的民族视
为榜样。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
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梅特涅尝试过合作路线，在当时大致相当成功。但德、意统一
后，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主伟大理想失去统合的力量。民族主义及
革命式共和思想不再被视为对欧洲的秩序的威胁。一旦民族主义成为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俄、普、奥各国君王合力防卫正统的必
要性便越来越减弱。
梅特涅得以建立一个接近欧洲政府的架构，是基于各国君王公认
共同的价值观是对抗革命不可或缺的防御工事。但到19世纪70年
代，或是对革命的恐惧已消减，或是各国自认为不借外力即可打倒革
命。此时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已过了两个世纪；1848年的自由革命
已大功告成；法国虽已是共和，但也失去感化其他社会的热忱。俄奥
在巴尔干或德法为阿尔萨斯及洛林越演越烈的冲突，如今已没有共同
的价值观可约束。列强相互看待彼此时，眼中不再看到为共同目标合
作的伙伴，而是危险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冲突成为标准的外交模
式。
现实政治已成主流
在更早时英国曾扮演欧洲平衡者的角色，对约束各国有所助益。
即使此时，在欧洲所有强国中，只有英国仍处于可进行均势外交的地
位，不受对另一国有宿仇的束缚。但英国已逐渐无法掌握什么才是最
严重的威胁，要再等数十年才恢复正常。
为英国所熟悉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已完全改观。统一的德国无须外
求正渐渐累积雄霸欧洲的实力。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以征服来达到德国
统一，但大部分英国领袖，迪斯累里除外，认为无理由反对中欧基于
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统合，因为这是英国政治家几十年来都赞成的，更
何况最后完成统一的是拜一场战争之赐，而战争中法国等于是侵略的
一方。
自40年前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
政策使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
绝对的优势。德国在统一后却逐步获得此种能力。而德国又不是以对
外征服而是以发展本身的疆土建立实力，一时之间令人看不出其真正
的意义。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
时，才会插手干预。而德国对均势的威胁要数十年后才看得出来，因
此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在法、俄，法国是因为
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是因为她向达达尼尔海峡与
但经常因此而走向军事冒险。
俄籍民族主义宣传家卡柯夫( Mikhail Katkov)对西方与俄罗斯价
值观的差异有如此的分析：“彼处事事讲求契约关系，此地则讲求信
仰；此一对比源自教会于西方与东方所取得之地位。彼处同时存在双
重权威；此地则独一无二。”
俄罗斯族与泛斯拉夫族的作家及知识阶层，异口同声地将所谓的
俄国利他主义归之于其希腊正教的信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热爱俄国
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将俄国的利他
主义解释为一种必须把斯拉夫人自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义务，且
必要时不惜对抗整个西欧的反对。他在1877年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
用兵时写道：
“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上
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词地答以为侍奉基督，
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我国应监督其相互和谐，保护其自
由独立，即便与全欧为敌亦在所不惜。”
俄罗斯虽既钦佩、忌妒，又轻视西欧各国，但它并不像西欧各国
一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自视为一个使命，超出于地缘政治之
外，受信仰所驱使，借武力而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为俄
国的使命仅是解放其他斯拉夫民族，还包括维持他们彼此间的和谐，
这种社会任务很容易便会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统制。在卡柯夫眼里俄
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
“俄皇不仅为其先人之继承者；亦为东罗马诸皇、成立
教会及奠定基督信仰教义之宗教会议主其事者之继承人。拜
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兴起，俄罗斯伟大之一页于兹开始。”
俄国革命后，这殷热烈的使命感转移到共产国际上面。
俄国历史的矛盾在于同时受解救同胞的使命感与普遍的不安全感
两股力量所煎熬，始终挥之不去。到最后终至错乱，成为不扩张就分
裂的恐惧感。因此，在俄罗斯主导瓜分波兰时，一部分是为安全理
由，一部分也为追随18世纪的扩张潮流。一个世纪后，俄国的征服
已成为不由自主的行动。1869年，一位泛斯拉夫官员法德耶夫(Ros
tislav Andreievich Fadeyev)，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东方问题之我
见( 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指出，俄罗斯必须持续西进
以保护既有的征服成果：
“俄国自第聂伯河朝向维斯瓦河（即瓜分波兰）之历史
性举动乃对全欧宣战，东西已分裂不再相属。俄国如今立于
敌方阵营之中，但此仅为一时情况：它唯有击退敌人，否则
便须放弃阵地，若无法将其势力推进至亚得里亚海( Adriat
ic)，则只得再退居第聂伯河以东。”
法德耶夫的分析与凯南( Gee Kennan)大同小异。凯南在其早
期论苏联行为根源的文章中是自战争的另一面加以解析。凯南在文中
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
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
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民国家一样，成为被征服民族在
文化上仿效的对象。俄罗斯帝国也从未被其他社会或其统治的民族视
为榜样。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
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梅特涅尝试过合作路线，在当时大致相当成功。但德、意统一
后，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主伟大理想失去统合的力量。民族主义及
革命式共和思想不再被视为对欧洲的秩序的威胁。一旦民族主义成为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俄、普、奥各国君王合力防卫正统的必
要性便越来越减弱。
梅特涅得以建立一个接近欧洲政府的架构，是基于各国君王公认
共同的价值观是对抗革命不可或缺的防御工事。但到19世纪70年
代，或是对革命的恐惧已消减，或是各国自认为不借外力即可打倒革
命。此时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已过了两个世纪；1848年的自由革命
已大功告成；法国虽已是共和，但也失去感化其他社会的热忱。俄奥
在巴尔干或德法为阿尔萨斯及洛林越演越烈的冲突，如今已没有共同
的价值观可约束。列强相互看待彼此时，眼中不再看到为共同目标合
作的伙伴，而是危险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冲突成为标准的外交模
式。
现实政治已成主流
在更早时英国曾扮演欧洲平衡者的角色，对约束各国有所助益。
即使此时，在欧洲所有强国中，只有英国仍处于可进行均势外交的地
位，不受对另一国有宿仇的束缚。但英国已逐渐无法掌握什么才是最
严重的威胁，要再等数十年才恢复正常。
为英国所熟悉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已完全改观。统一的德国无须外
求正渐渐累积雄霸欧洲的实力。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以征服来达到德国
统一，但大部分英国领袖，迪斯累里除外，认为无理由反对中欧基于
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统合，因为这是英国政治家几十年来都赞成的，更
何况最后完成统一的是拜一场战争之赐，而战争中法国等于是侵略的
一方。
自40年前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
政策使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
绝对的优势。德国在统一后却逐步获得此种能力。而德国又不是以对
外征服而是以发展本身的疆土建立实力，一时之间令人看不出其真正
的意义。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
时，才会插手干预。而德国对均势的威胁要数十年后才看得出来，因
此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在法、俄，法国是因为
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是因为她向达达尼尔海峡与